埃斯柯瓦尔 | 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

阿图罗·埃斯柯瓦尔（Arturo Escobar），1952年生于哥伦比亚，美国北卡莱罗纳大学教授，著名人类学家。研究领域为发展人类学、社会运动、拉丁美洲发展与政治等，代表作《政治的文化还是文化的政治：拉丁美洲社会运动的重新审视》《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拉丁美洲社会运动的形成》等。

1949年1月20日，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在其就职演说中向整个世界宣布了他的“公平政策”（fair deal）的想法。此想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向美国和全世界呼吁，要解决全球“欠发达地区”的问题。

全世界半数以上的人口正濒临悲惨的境地，他们食不果腹、疾患缠身。他们的经济生活原始落后、滞缀不振。无论对于他们自己还是对于比较繁荣的地区而言，他们的贫困既是一种阻碍又是一种威胁。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掌握了能够解除这些人苦难的知识和技术。……我认为，为了帮助各爱好和平的民族实现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望，我们应该使他们受助于我们丰富的技术知识储备。……我们构想的是一个以民主的公平交易的概念为基础的发展计划……提高生产是繁荣与和平的关键，而提离生产的关键是更广泛、更积极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Truman（1949）1964]

杜鲁门的声明开启了洞察和管理国际事务——尤其是涉及经济欠发达地区事务——的新纪元。这一声明雄心勃勃，试图创造出必要的条件，从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标志着当时“发达”社会的种种特征：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农业科技化、物质生产和生活水准的快速提高、现代教育和文化价值的广泛推行。在杜鲁门的设想里，资本、科学和技术是实现这一大规模革命的重要因素。只有通过这个方法，美国对于和平与富足的梦想才能被地球上所有的民众分享。   

这个梦想不是美国的独创，而是二战后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短短几年内，世界上的当权者都热烈拥抱这个梦想。但没有人认为实现它很简单。可以预见，也许正是因为前路困难重重，实现梦想的使命感才被进一步加强。这一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文件之一，是由联合国组织专家们撰写的，该文件以制定“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为目标，现引用如下：  

没有痛苦的调整和改变，就没有快速的经济发展。旧的价值体系一定要被摒弃，旧的社会制度一定要被瓦解，种姓、教义和种族的桎梏一定要被打破；大批跟不上发展的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必将化为泡影。几乎没有哪个社会愿意为经济发展付出这样的代价。（联合国社会与经济事务部1951，151）

该报告所建议的无异于将“欠发达”社会整体重建。在我们今天看来，前文所引言论让人讶然，它狂妄傲慢，充满种族优越感，即便用最客气的话来说，也是幼稚无知的。但一个需要确切说明的事实是，人们当时不但这样说，而且认为它合情合理。这些论调体现了人们日益强烈的意愿，即大刀阔斧地改造世界上2/3的国家和社会，以实现物质的繁荣与经济的进步。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这一意愿在各国取得了霸主性的地位。

本书讲述的是关于这个梦想的故事，讲述了梦想如何逐渐演变成一个噩梦。20世纪50年代理论家和政客们许诺的富足之国并未出现，相反，发展的话语和战略带来的是大规模的欠发达和贫穷，是难以言说的剥削和压迫。发展进行了40年，债务危机、萨赫勒地区的饥荒、日趋严重的贫穷、营养不良和暴力反而是其最令人同情的失败标志。从这个方面来看，本书也可以说是一个梦幻破灭的历史，这个梦幻很多人都曾真诚地相信会实现。但首先，该书讲述的是二战后初期，发展的话语和实践如何一出现就创造了“第三世界”。

东方主义、非洲主义与发展主义

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展的本质一直是有关亚非拉地区讨论的主题。正如我们将要读到的，从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发展理论到70年代的“人类基本需求战略”——该战略不仅强调一贯坚持的经济发展本身，也强调增长后的利益分配——寻求一种可以解决世界上这些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发展是理论家和政客们的燃眉之急，即使反对主流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人也不得不委婉地承认，需要发展，需要通过“另一种发展”、“参与式发展”、“社会发展”等理念来进行发展。简言之，人们可以批评某个既有的发展模式，对它做出修正或完善，但发展本身，以及人们对发展的需要，从未被质疑过。发展在社会的想象力中获得了稳固的地位。

确实，用其他词汇来构想社会现实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论往哪个方向看，人们都会发现发展反复出现，无所不在：各国政府在规划和实施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各类机构在城市和农村实施各种发展项目；各类专家都在研究欠发达现象并创造出令人生厌的理论。斗转星移，大部分人的生活条件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这一事实似乎并没有困扰到这些专家，总之，现实已经被发展话语（development discourse）殖民化了。对这个现状不满的人必须在发展话语的内部一点一滴地争取自由的空间，期待着能够逐步构建一个不一样的现实。

但近年来，一些新的分析工具的出现使我们可以对这类“现实殖民”（colonization of reality）进行分析，这些分析工具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些分析工具恰好是为了对这样的一个事实给出解释，即某些表征（representations）如何占据了支配地位，如何永无休止地形塑着现实被构想和被作用的方式。福柯（Foucault）研究了话语和权力在社会现实表征中的生机与活力，这尤其有助于揭示某些机制，通过这些机制，某种话语秩序（order of discourse）能够生成一些被容许的存在与思维方式，同时压制甚至抹杀其他方式。福柯的观点被有些学者采用，用以分析殖民和后殖民时代的情形。这些学者，诸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默丁比（V.Y.Mudimbe）、钱德拉·莫汉蒂（Chandra Mohanty）、霍米·巴巴（Homi Bhabha）等人，开启了思考第三世界表征的新门径。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的自我批评和复兴在这一方面也有重要作用。   

通过将发展看作一种话语，研究者得以继续关注发展的统治地位——正如早期马克思主义分析所做的那样——同时能够更有成效地探索发展的可能条件和普遍效果。话语分析营造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研究者可以“从发展话语后退几步，绕过它那司空见惯的现实，去分析它置身其中的理论和实践的背景”（Foucault 1986，3）。话语分析使我们能够将“发展”分离出来，将它视为一个涵盖其他事物的文化空间，同时，让我们抽身其外，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思辨发展。这正是本书希冀完成的任务。   

将发展看作一种话语，一种历史的产物，就意味着我们要探讨，为什么如此多的国家在二战后初期开始认为自己是欠发达的，“发展”是怎样成为这些国家的首要任务的，最后，他们又是如何通过对社会进行越来越系统、细致和广泛的干预，着手使自己的国家“不再欠发达”。当西方的专家和政客们开始把亚非拉地区的某些情况看作是问题，并将其中大部分问题视为贫穷和落后时，一个新的思维和经验的领域——发展——就此诞生了。处理那些专家和政客们所断言的问题的新战略也随之产生。这一战略起源于美国和西欧，短短几年内就成为影响第三世界的强大力量。   

将发展作为话语的研究和萨义德关于东方的话语研究大有渊源。萨义德写道，“东方主义”（Orientalism）：

是负责处理东方的西方“集体制度”（corporate institution）：对之进行描述、遏制和控制，教授它和研究它、发表有关陈述、授权有关它的某种观点、对它进行统治。简言之，东方主义是西方用以控制、重构和君临东方的方式。……我的观点是，如果我们不把东方主义当作一个话语来研究，我们就不可能了解这个庞大的系统的学科。西方文化正是通过这个学科在后启蒙时代去管控，甚至生成了所谓的东方，无论是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科学的层面上，还是在人们的想象中。（Said 1979，3）

爱德华·瓦迪厄·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1935.11－2003.09），国际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后殖民理论的创始人，也是巴勒斯坦建国运动的活跃分子，由此也成为了美国最具争议的学院派学者之一。[图源：Douban]

自出版以来，《东方主义》一书已经在诸多领域引发了对第三世界表征的研究和探索。这些研究和探索数量众多，且具有创新性，尽管鲜有对于发展的明确论述，但是，其中某些研究所普遍提及的问题，可以被视为一个里程碑。从此，对发展的分析就是对表征体制（regime of representation）的分析。例如，非洲哲学家默丁比在他的杰出著作《非洲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Africa）中，阐明了自己的目标，即“研究关于非洲的话语的基础这一主题……研究在西方话语中，非洲世界（是怎样）被建构为现实而被纳入了知识体系”（Mudimbe 1988，xii）。他所关注的内容超越了在人类学和哲学方面“作为科学学科的非洲主义（Africanism）的‘发明’”，这是为了研究非洲学者对欧洲某些批判思想家，特别是福柯和列维一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著作进行的“引申和详述”。默丁比发现，即便是最为激进的非洲中心主义的观点实际上也脱离不了西方认识论秩序的背景和影响。但尽管如此，他也发现，在有些研究中，欧洲的批判思想还是被运用和推进得非常深远，就连作者本人也没有预料到。默丁比指出，对于这些近期研究来说，重要的是摆脱了既有的“非洲”概念（认识论上、历史上和地理意义上）的束缚，并绕过它们，来对非洲历史进行批判性的再诠释，这恰恰削弱了既有的关于“非洲”的概念。对默丁比来说，这意味着非洲人类学、历史学与观念上的根本突破。   

默丁比坚信，这类批判性的研究可以开辟一条道路，即“在表征内部开始重构和重续被中断的历史”（Mudimbe 1988，183）。换言之，在这条道路上，非洲的人们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去决定自己如何被描绘以及如何建构他们自身的社会与文化模式。这些模式不一定与西方知识界和史书所传播的吻合——哪怕国际化的程度已日益加强。这一观点适用于整个第三世界，因为在西方现代史中，欧洲以外的地区已经按照西方的概念，被系统地改造，被并入了西方模式，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过程。将亚非拉地区表征为第三世界和欠发达，这正是沿袭了西方观念中有名的对亚非拉地区的谱系学（genealogy）。   

谱系学的分析方法，旨在从身体的视角来审视“真实的历史”：它考察某种话语是如何被权力——知识关系在欲望的主体上产生出来并散播的。图为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书影,福柯的话语分析方法及谱系学的分析方法可见于该书。[图源：Douban]

在分析欧洲对其他社会的表征体制时，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揭示了另外一个重要机制。和默丁比一样，米切尔的目标是探索“那些特殊的方洼，因这些方法建立了标志着现代西方特质的秩序与真理”（1988，ix），以及这些方法对于19世纪埃及的影响。蒂莫西认为，这些方法和其政治利益的核心，就是以19世纪世界展览的方式，将世界看成是一幅图画。对于现代（欧洲）国民而言，这意味着他（她）将在与物质世界分离的状况下体验人生，他（她）只是这次展览的访客。参观者不得不将外部世界框入画中，只有这样，才能厘清其含义。而在这一框架过程中，人们所遵照的是欧洲的分类和标准。如此一来，一个客观主义体制出现了。在此体制中，欧洲民众必须服从于双重需要：既要远离现实、保持客观，又要融入当地生活。

一个奇怪的小把戏可以使参与观察成为可能，即把欧洲参观者的身影从图画中抹去（亦可参阅Clifford 1988，145）。具体来说，就是“从一个隐形的、远离的位置”，将（殖民）世界当作一个客体来观察（Mitchell 1988，28）。西方社会得以生活在一个“宛如被一分为二的世界里：一个是纯粹的表征王国，一个是‘真实’世界，一个是一幕幕展览，一个是外在的现实；一个是由样品、描述或复制品构成的秩序，一个是原生秩序或事物自在的秩序”。这个秩序与真理体制（regime of order and truth）就是现代性的精髓。它已经被经济学和发展理论深化了。无论是客观主义者还是经验主义者看来，它都宣告着第三世界及其民众“在那里”（out there），要通过理论和外部的干预来认识和了解。   

现代性的这一特征带来了极大的后果。例如，当钱德拉·莫汉蒂质疑，是谁从什么立场创造了关于第三世界妇女的知识时，她所指的就是这一特征。她发现在大部分关于发展的女性主义文献中，第三世界的妇女被描述为“贫穷的”，她们面临“问题”，但鲜有选择和行动的自由。从这个分析模式中浮现出一个普通的第三世界妇女的形象，这个形象是通过运用统计和某些分类与标准建构出来的。   

因为其女性的身份（意味着：性压抑），也因为她身处“第三世界”（意昧着：无知、贫穷、未受过教育、受传统束缚、主内、以家庭为中心、牺牲品，等等），这个普通的第三世界妇女过着被去菁存芜的生活。我认为，这与西方妇女（含蓄的）自画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西方女性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的，对自己的身体和性有主宰权，并有自我决策的自由。（Mohanty 1991b，56）

这些表征无疑采取了西方的标准去衡量第三世界女性所处的状况。莫汉蒂相信，这导致了西方女性对于第三世界女性持有家长式的态度，更通俗地说，是一直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式的优越感。在这个话语体制（discursive regime）中，诸多关于第三世界女性的研究与著作产生了一致的效果，即加固了那种统治地位。莫汉蒂总结道，“第三世界女性被压迫的状况在话语中不断被同质化和系统化，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近代西方女权主义的话语权得以体现，而这种话语权需要被释义，被命名”。

毋庸置疑，莫汉蒂的批判针对的是那些主流的发展文献。这些文献中存在着一群真正欠发达的主体，他们无权无势、消极被动、贫穷、无知，阳光照不到他们，历来缺乏能动性，他们仿佛等待着（白种的）西方人伸出援手。通常，他们由于自己的顽固，缺乏创新精神和固守传统而忍饥挨饿、愚昧无知、穷困潦倒并遭受压迫。这一形象已经很普遍，并且以一种与历史无涉的形式将第三世界的文化同质化了。这一描述只有从某种西方的视角来看才略有意义，从根本上来说，它更是凌驾于第三世界之上的权力标记，而非对第三世界的真实描述。至此有必要说明，在一个西方支配第三世界的国际体系中，运用发展话语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这些影响值得探讨。

在不平等权力条件下制造话语就是莫汉蒂和其他学者所指的“殖民主义者手段”（the colonialist move）。通过这一手段，殖民地（或第三世界）的主体在话语中或通过话语被特殊地建构起来，其建构的方式使得西方权力能够凌驾其上。在霍米·巴巴看来，殖民话语（colonial discourse），尽管是“理论上最欠发达的话语形式”，但“对固化一系列差异和歧视起着关键作用，这些差异和歧视为话语和政治实践赋予了种族和文化等级化的特征”（Bhabha 1990，72）。巴巴对于殖民话语的定义尽管复杂，却很有启发性：

（殖民话语）如同一台机器，设有承认或否认种族、文化和历史差异的开关。它最显著的功能就是通过创造知识，为受他国支配的“臣民”构建一个空间。根据这些知识，这些臣民被监管着，他们愉悦或忧伤的复杂体验被刺激着……殖民话语的目的，就是根据种族起源，将被殖民者描述为一个不断退化的群体，从而证明征服他们是有道理的，证明建立管理和教导的体系是必要的……我所指的，就是这样一种形式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它划定“附属国”，窃取附属国的财富，指挥和统治着附属国在许多领域的活动。（Bhabha 1990，75） 

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说，上述定义的某些方面在殖民地语境更适用，但发展话语受同样的规则支配。它已经创造了极其有效的机器，以生成关于第三世界的知识，并实现对第三世界的统治。这一机器在1945～1955年间形成。从产生那天起，它就不停地生成新的知识和权力安排、新的做法、新的理论和新的战略，如此等等。总之，它成功地调动着凌驾于第三世界之上的治理体制和“受他国支配的‘臣民’的空间”，以确保对第三世界在某种程度上的控制。

用萨义德的话来说，这个空间也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空间，是一系列虚构的地理。发展话语必然包含着一个地缘政治的构想，这个构想形塑了40多年来发展的含义。这种对地缘和空间权力的构想是发展内涵中最具实质性的要素之一（Slater 1993）。它隐含在这样一些术语中，例如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北方与南方、中心与边缘等，这些术语中隐含了空间的社会生产，与之相关的是差异、主体性和社会秩序的生产。尽管地缘政治中出现了一些调整，倒如世界的去中心化、第二世界的消失、世界城市网络的出现、文化产品的全球化等，但它仍然在人们的想象中起着强大的作用。就第三世界而言，历史、地理和现代性之间存在着不可割裂的联系，尽管后来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催生了后现代地理学的出现（Soja 1989）。   

总之，我建议，应将发展作为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和一个被创造出来的思想和行动领域来考察。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三个维度的特征和相互关系来界定发展的含义：（1）描述发展的知识形式（forms of knowledge），由于这种描述，发展得以产生，并被细化为对象、概念、理论等；（2）控制发展实践的权力体系；（3）由发展话语所创造出来的主体性形式，人们由此认识到自己是发达的或欠发达的。由这三个维度所产生的集合组成了发展话语，借此诞生了一个有效率的机器，它将知识形式和权力技术（techniques of power）系统地结合起来。   

因此，这一分析可以用话语和表征体制（regimes of discourse and representation）的方式来表达。表征体制可以被解析为际遇之场（places of encounter），不同身份在此被建构，暴力由此而源起，并在此被符号化、被处置。哥伦比亚的一位学者建立了这一有用的分析方式，来分析其国内19世纪的暴力现象。这一分析方式基于巴赫金（Bakhtin）、福柯和吉拉尔（Girard）的研究成果，把表征体制看作是语言际遇之场，即语言交汇碰撞的场所，如过去的语言和现在的语言（例如“文明”的语言和拉美独立后“野蛮”的语言）、内部语言与外部语言、自己的语言和他者的语言（Rojas de Ferro 1994）。20世纪40年代晚期，随着发展的出现，一个类似的表征体制的际遇产生了，它的出现伴随着特殊形式的现代暴力。   

表征体制这一概念用以研究和分析通过表征或在表征内部建构第三世界的机制，以及这一建构所产生的后果，它是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决定性原则。要解释发展话语如何创造了第三世界的表征体制，就要尝试着绘制限定了二战后世界格局的知识结构和权力配置的结构图（Deleuze 1988）。莫汉蒂补充道，这些也是抗争之图。尽管它们主要用于理解那些表述和定位第三世界人民生活的某些概念，但它们也揭示了人们斗争的领域，即便在很多时候这种揭示是间接的。本书则提供了一张总图，指引读者在众多话语和实践中穿梭。这些话语和实践能够说明今天第三世界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生产的种种形式。   

本书的目的正是要分析从二战后初期至今，发展话语和发展机器的建立及巩固的过程（第二章）；分析二战后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欠发达这一概念是如何被建构的（第三章），展示发展机器是如何通过特定领域的知识和权力的系统生产来发挥作用的，例如在农村发展、可持续发展、妇女与发展领域（第四和五章）。最后，结论部分探讨如何构想一个后发展时代的表征体制问题，以及如何在今天的第三世界社会运动的背景下，探索其他的替代方案。   

有人也许会说，这是将发展主义看作话语场域的研究。但不同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研究，我更关注话语通过实践得以运用的过程。我想揭示的是，话语导致了某些思维和行动的具体实践，通过这些实践，第三世界被创造出来。为了深入的分析，我选择了20世纪70、80年代在拉美实施的农村发展、健康和营养项目为例证。另一个与《东方主义》的不同之处源于霍米·巴巴的告诫，他说，“萨义德的论述总是暗示，鉴于权力的意向性与单向性，殖民地的权力被殖民者完全掌控”（Bbabha 1990，70）。这正是我努力避免的，相反，我考察了第三世界人民抵制发展干预的多种形式，考察了他们如何尽力打造生存与行动的其他方式。

和默丁比对非洲主义的研究一样，我亦欲发现，将第三世界看作欠发达地区的知识秩序（order of knowledge）和话语体系的基石究竟是什么。可以说，我想绘制发展的诞生之图。但我研究的重心并不是人类学和哲学，而是将发展置于现代性的整体背景，特别是现代经济实践中采考察。从这个方面而言，发展揭开了现代性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modernity）的新篇章，换言之，西方现代性将被视为文化和历史的特定现象来研究。如果真的存在支撑现代秩序和人类科学的“人类学结构”（anthropological structure）（Foucault 1975，198），我们就必须研究在什么程度上该结构导致了发展体制（regime of development）的产生，也许它是作为现代性的特殊变体而产生的。这种现代性的人类学的总体研究方向已经明了，即将西方的文化产品视为“舶来品”，从而看清它们的本质。“我们需要将西方人类学化（anthropologize the West）：从而展现西方所建构的现实曾多么奇异；着重强调那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应该普遍接受的领域（包括认识论和经济学）；尽可能地使他们呈现为历史上特定的事物；揭示他们所宣称的真理是如何与社会实践联系起采的，又是如何成为社会世界中有影响的力量的”（Rabinow 1986，241）。   

现代性的人类学倚重于民族志的方法，将社会形态看作是历史实践、知识和权力共同创造的。我们将努力探究，宣称的真理是如何与创造并控制社会生活的各种实践与符号相联系的。我们将发现，通过知识和权力的结合，第三世界被创造了出来，这点对于发展话语是至关重要的。这并不排除一个事实，从第三世界的很多方面来看，即便是最合理的西方社会文化行为，也可能是相当奇特的，甚至是怪异的。但是，至今，除非使用发展话语提供的那些术语，大部分西方民众（还有许多第三世界的民众）仍很难设想第三世界的情形和人民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些术语，诸如人口过剩、持久性饥荒、贫困、文盲等，是最为司空见惯的标记。这些标记已经被刻板化了，并给发展带来了麻烦。传媒所描述的第三世界的形象是发展主义表征最为清晰的例证，而这些形象很难消散。这就是为什么有必要联系现代的认知、观看、计算和节约等体验来考察发展。

解构发展

发展话语分析始于20世纪80年代晚期，很可能将延续到90年代。它试图发出另一种声音，提出替代的表征和实践体制。但还鲜有研究真正解构发展话语本身。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最近对莱索托的研究是有关解构主义方法的重要代表作（1990）。弗格森对世界银行在该国开展的农村发展项目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莱索托实施的农村发展项目，若与原本设定的目标相比较，项目无疑是失败了，但项目却产生了其他方面的重要结果，包括国家权力的进一步巩固，农村社会关系的重整，西方现代化影响的加深，各种问题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等等。弗格森认为，必须在上述这些结果的层面上评估这一发展机器的有效性。

另外一位运用解构主义方法的学者萨克斯（Sachs 1992）分析了构成发展话语的关键概念或词语，例如市场、规划、人口、环境、生产、平等、参与、需求、贫困等。他简要追溯了每个概念在欧洲文明史中的起源，并分别分析了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每个概念在发展话语中的运用和变化。他的目的是揭示这些概念的武断性，在文化和历史上的独特性，以及在第三世界的背景下运用这些概念所表现出来的危险性。与此相关的是，以“知识体系”（systems of knowledge）为分析思路而组建的一个研究小组坚信，文化的特征不仅包括规则与价值，而且也包括认知的方式。发展已经完全依赖于一种知识体系，即现代西方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占据统治地位，迫使非西方的知识体系处于边缘化和被抹杀的状态。该小组的学者认为，研究者和活动家也许能够在非西方的知识体系中发现不同于经济主义和简化论思维的其他理性，以指导社会行动。   

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发现发展干预“忽略”了女性。这一“发现”在20世纪70、80年代后期引发了一个全新领域的扩张，即妇女参与发展（women in development，简称WID）。“妇女参与发展”被许多女性主义研究者作为表征体制加以研究，其中最为知名的是阿黛尔·穆勒（Adele Mueller 1986，1987a，1991）和钱德拉·莫汉蒂。这些研究对占主导地位的发展机构如何创造并管理他们的服务对象进行了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对于发展的其他方面的类似分析，例如环境与经济学等，也将会继续进行。这类分析对于理解发展作为一种话语如何起作用做出了必要的贡献。   

一批瑞典人类学家致力于研究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社会背景下，人们如何运用、解释、质疑和再生产发展和现代性的概念。一系列与这些概念有关的习惯性用法、运作模式和产生的效果将浮出水面。这些用法、模式和效果都极具本土特色。无论是在巴布亚一新几内亚的村庄，还是在肯尼亚或埃塞俄比亚的小镇，当地版本的发展和现代性都遵循复杂的程序诞生。这些程序包括传统文化实践、殖民历史，以及该地在充斥着商品和符号的全球经济中的即时地位等（Dahl and Rabo 1992）。这些我们急需的有关发展与现代性的民族志是皮格（Pigg 1992）在研究尼泊尔健康项目时首先尝试的。下一章将介绍更多的类似研究。   

最后，还有必要提及那些关注传统学科在发展话语中的作用的一些研究。艾琳·坚吉尔（Irene Gendzier 1985）考察了政治学，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学，在现代化理论形成中的作用，以及它与当时一些议题的关系，例如国家安全和经济需要。之后，凯瑟琳·辛金克（Kathryn Sikkink 1991）也在政治学领域对20世纪50、60年代在巴西和阿根廷出现的发展主义进行了研究。她主要感兴趣的是，在发展主义作为经济发展模式被采纳、实施和巩固的过程中各种观念所起的作用。智利学者佩德罗·莫兰德（Pedro Morande 1984）分析了20世纪50、60年代期间，北美的社会学在拉丁美洲如何被采用并逐渐建立起统治地位，从而形成关于“发展”的纯粹功能论思想，即将发展视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而毫无任何文化上的考虑。一个类似的分析来自凯特·曼索（Kate Manzo 1991），她分析了发展的现代主义方法（如依附理论）的缺陷，并呼吁关注植根于第三世界草根行动者实践中的“反现代主义”（countermodernist）选择。本书的中心正是在对发展的批判分析基础上，呼吁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的回归。   

正如这篇简短的回顾所示，已经有一些研究对发展进行了话语批判，尽管数量不多，但相互连贯。本书将在这方面作全面的分析；致力于对发展和整个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进行整体考察，并用一个特例来说明发展话语是如何起作用的。这些分析的目的是为了话语场域的彻底解放，这样，构想替代方案的工作就可以在一些领域开始（或被研究者认为是一盏新的航灯），这些领域仍然生产着以发展为目的的学术和专家知识。先前所提及的有关本土发展的民族志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有益的元素。在结论部分，我会拓展这些研究所取得的结果，并努力建立起“替代方案”的观点，这一观点既是研究问题也是社会实践。

人类学与发展遭遇

塔拉尔·阿萨德（Talal Asad 1973）在其主编的关于人类学与殖民主义关系的著名文集《人类学与殖民遭遇》（Anthropology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的导言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人们是否仍然没有发现，“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大部分人类学家不愿意严肃思考人类学得以成形的权力结构”，即关于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以及他们的政治经济与政治制度的问题。今天的发展，难道不就如同上一个时代的殖民主义一样吗？它们都形成了“一种人际间的亲密关系，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正是建立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之上”。即使当时的被研究者有所行动，与研究者有所交流，“但这种亲密关系也被确保是单向的、临时的”。此外，如果在殖民时期，“人类学的总体观点和倾向并没有对殖民体系所代表的不平等世界提出挑战”，那么发展体系不也正是如此吗？总之，难道我们不能同样地来谈论“人类学与发展遭遇”吗？   

确实，从整体上说，人类学并没有明确地谈到发生在二战后期的一个事实，即发展话语构建起的穷国与富国之间的际遇。尽管许多人类学家，尤其是代表原住民的人类学家，反对发展干预，但大部分人类学家参与了发展机构的事务，例如世界银行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简称USAID）等。这种惹人生疑的参与在1975～1985年间尤为引人注目，并被其他文献分析过（Escobar 1991）。恰如斯泰西·利·皮格（Stacy Leigh Pigg）所指出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学家要不作为应用人类学家，置身于发展内部，要不就是原住民或“本地人观点”的真正捍卫者，身处发展之外。因此，他们会忽视发展其实是一个文化论战和身份建构的竞技场。但也有少数人类学家研究了抵制发展干预的形式和过程（Taussig 1980；Fals Borda 1984；Scott 1985；Ong 1987；关于在殖民背景下的抵抗亦可参阅Comaroff 1985；Comaroff and Comaroff 1991）。

在将发展作为一种表征体制的讨论中，人类学家缺席了，这令人颇感遗憾，因为殖民主义若果真在许多方面被取代，那么通过发展形成的对第三世界的表征则和殖民表征一样深入有效，也许渗入范围更广，效果更显著。正如萨义德所指出的，在近期人类学中，“几乎没有任何文献将美国的粗横干预作为影响理论探讨的因素”，这实在让人烦扰（Said 1989，214；也请参阅Friedman1987；Ulin 1991）。这种粗横干预发生在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等诸多层面上，通过发展表征交织在一起。萨义德进一步指出，西方学者对于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数量众多、充满激情的批判文献熟视无睹，这也让人困扰。这些批判多集中于殖民主义、历史、传统和统治等方面，也许还要加上发展。第三世界呼吁摧毁全部发展话语的声音正在飞速增多。

斯特拉森（Strathern 1988，4）认为，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为研究人类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即研究人类学如何与“西方创造世界的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及人类学如何与表达了第三世界民众利益的其他可能途经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人类学实践的批判性思考让人们认识到，“没有人再能把他者当作孤立的个体或通过几段文字来描述”。一项新的任务因此慢慢出现：构想“更细致的、更具体的写作与阅读的方式……将文化作为互动的和历史的新概念”（Clifford 1986，25）。在这一背景下人类学写作方式的革新，“将民族志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它拥有了强烈的政治及历史敏感性，改变了文化多样性被描绘的方式”（Marcus and Fischer 1986，16）。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人类学被重新构想。这已经成为人类学家、女性主义者、政治经济学家、第三世界学者、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和反后现代主义者批判、论述或传播的对象。其中有些批判或多或少更具针对性和建设性，在此导言部分无需详述。从这个程度上来说，80年代的“试验期”相当富有成果，且成果的应用也相当多。但重新构想人类学的历程显然还在继续，也还应该进一步深入，并将之带入其他领域和其他方面。在进行了文字上的批判后，人们认为，现在人类学应该“重新进入”真实的世界。为此，人类学需要将它的实践重新赋予历史意义，并认识到自身的实践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已经超出了民族志学者可以控制的范围。而且，它必须愿意更彻底地审视该学科内最为珍视的一些概念，例如民族志、文化和科学（Fox 1991）。

《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书影 [图源：Douban]

斯特拉森呼吁，这种审视必须在西方社会科学的背景下进行，必须在西方社会科学“承认对社会生活的描述中存在某些利益”的情况下进行。斯特拉森的呼吁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西方解构与自我批判存在着局限，这是在学科内部重新确立讨论中心时的关键问题。在解构和摧毁的同时必须构建起新的看待事物和行动的方式，这些，至少对于那些为发出不同声音而斗争的学者来说，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毋庸置疑，在对发展的讨论中这点十分重要，因为人们的生存正面临危险。正如莫汉蒂所坚持的，解构和建构的行动必须同时进行。我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也指出，这一同时进行的行动可以策略性地关注社会运动中的集体行动。这些集体行动不单单为商品和服务而斗争，而且为生活、经济、自然和社会的意义而斗争。简言之，这就是文化的斗争。   

巴巴希望我们了解，解构和其他形式的批判并不会自动导致“对其他文化和话语体系的清楚无误的解读”。它们也许在反对民族优越感上是必要的，“但如果不经过重新建构，它们就不可能代表文化的差异性”（Bhabha 1990，75）。而且，这些批判会有一种倾向，即主要以西方理性为中心来讨论文化的差异性，因而否认了文化的差异性是“隐含在特定的历史和话语条件下的，需要用不同的解读方式来建构”（ Bhabha 1990，73）。在拉丁美洲，人们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即认为后现代主义必须许诺能够带来公正和建立替代的社会秩序，只有这样，才算是富有成效的。这些第三世界的改良倾向正说明了很有必要提出替代的议题和战略来建构反殖民主义的话语（以及通过表征或者在表征之内重新建构第三世界，这些可能发展成为替代的实践）。目前许多当代理论都号召学者们质疑西方自我批评的局限性，这样我们就能预见第三世界民众的“话语革命”了。这种话语革命是默丁比所倡议的，即“我们希望摆脱欧洲思潮的统治”（转引自Diawara 1990，79）。

人类学需要从遭遇发展（或者更一般地来说，即现代性）后的空间里解放出来，这种解放可以通过仔细考察暗含其中的种种方式来实现，这是走向更为自主的表征体制的重要一步。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激发人类学家和其他学者去深入研究第三世界民众所采用的策略。第三世界的民众正是希望在集体政治行动中通过这些策略去重新界定和改变自己的现实。人类学在20世纪80年代间曾经以饱满的热情重新构想过社会现实，学者们现在所面临的这种挑战也许会使这种构想变得更为激进。

*本文节选自《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第一章“导言：发展与现代性的人类学”，阿图罗·埃斯科瓦尔著，汪淳玉、吴慧芳及潘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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