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军 | 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发展社会学的中国观照及其反思

文军，男，1969年生，教授、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社会发展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社会问题与社会发展、城市社会学、全球化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等。

“发展”一直被视为人类社会追求的永恒价值和社会实践。社会学无论是在古典阶段，还是现代或者当代阶段，其理论建设和目标取向都是围绕着发展议题而展开的，其核心主题与根本使命实际上都是可以从如何维护社会“秩序”和推进社会“发展”这两大主题中去寻找的，而维护社会秩序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推进社会发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学的命运与社会发展的变化一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从专门的学科建制角度来看，真正对发展议题展开系统的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是二战之后的事。二战以后，许多刚刚建立的新政府百废待兴，一系列发展问题都亟需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加以解决，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发展社会学的诞生与成长。发展社会学也由此迎来了差不多二三十年的黄金时间，尤其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各种发展思潮、理论研究乃至发展实践极大地促进了发展社会学的学科繁荣与发展，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议题俨然已经成了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的核心，并逐步渗透到了许多学科之中，还直接导致了作为一门专业的“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的兴起。以英国为例，有超过200所大学开设了发展研究的课程或专业，几乎成为发展研究最为热门的国家。发展研究集中探讨人类社会如何发展，尤其是落后国家和地区如何追赶先进国家和地区、实现自我发展的问题，只是其对社会发展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学的范畴之内，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哲学等学科知识纷纷被吸纳进来。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兴起，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心开始步入所谓的“后发展”（post-development）阶段，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发展的主题和重心也产生了变化。人们开始对原来奉为圭臬的发展取向和行为产生了疑问：“发展”是人类必须追求的永恒主题吗？“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客观进程还是一种主观追求？“发展”就一定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线性过程吗？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就没有其他发展类型的社会存在吗？于是，一股世界范围内对发展研究和发展理论的反思和批判甚至导致了“反发展”（anti-development）思潮的形成，这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原有的发展社会学。发展社会学无论是理论研究本身还是发展实践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尽管在这期间，发展社会学的研究者们都尝试着对学科理论进行修正和完善，但最终还是挽回不了发展社会学学科的整体衰退。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社会学的红火场面相比，90年代后期的发展社会学研究变得冷清多了。以最急迫追求发展的中国为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曾一度出现过有关发展问题和现代化理论研究的火热场面，迄今为止，中国大陆介绍和研究发展社会学或者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学术专著差不多都是在那个时候完成的。而后有关发展社会学的相关研究，尽管在发表的论著总数上超过了80年代，但整体上还是延续了80年代对西方发展理论的引介传统和分析路径，整个研究水平似乎并没有明显的提高。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与我们一直局限于对西方发展社会学的“跟踪式”研究有关，可以说，中国的发展社会学研究长期处于西方学术话语的影响之下，以至于很长时间里我们忘却了中国自己特有的发展实践所带来的巨大成功，这种成功已在实践层面上较好地回击了西方传统发展社会学的弊端。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发展社会学研究在经过一系列转变以后，其在整个发展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又开始复归。这种复归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研究者们开始跳出单一的内因论或外因论等，转而将眼光重新放回到发展中国家自身如何真正实现发展的问题上，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发展类型的理论关注和实践探索，重新激发出了发展社会学的活力和转向，笔者认为，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对中国社会转型、转型发展及其相应的转型社会议题的社会学研究，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传统发展社会学的研究范畴，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发展社会学的新发展。

一、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研究在中国的拓展

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不仅在实践层面上为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变迁提供了一种过渡形态的社会发展类型，而且在理论上也有助于我们打破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

“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这一概念，在中国最早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的，现已成为中国学术界普遍使用、且最富有特色和代表性的学术概念之一。但“社会转型”一词并不是最早来源于中国学术界，而是源于西方早期的发展社会学理论。“转型”这个概念实际上蕴含着一种新结构、新物种的诞生，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进化与发展问题，更意味着一种新社会结构的诞生与重构。在当代中国，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学开始恢复重建，中国社会也发生了结构性的巨大变化，“社会转型”这一新的概念对于描述和揭示中国社会结构的一系列深刻变迁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如何针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经验来分析“社会转型”的概念内涵及其学科价值？笔者认为，我们不能仅仅从现代化的视角来认识中国的社会转型实践，尽管“社会转型”一词产生的语义背景是现代化及其在当代社会的生动历史实践，但是，“社会转型”无论是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或观察视角，还是一种新的观念和研究范式，如果仅仅将其理解为特指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这一特殊时期是远远不够的。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只要从一种“社会形态”转向另一种新的“社会形态”，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转型”。比如，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由原始的采猎社会转向农业社会、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由工业社会转向知识社会或后工业社会，其实都经历了一种“社会转型”。

从发展社会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当下的社会转型研究体现了如下特点：一个研究主题，即社会转型议题；两种基本思路，即要么研究社会转型本身，要么把社会转型作为一个研究背景；三种主要态度：怀疑论、推崇论、变革论成为当下对待中国社会转型的三种主要态度；四种学术视角，分别从结构主义视角、制度主义视角、建构主义视角、历史主义视角对社会转型进行解读；五种分析路径：（1）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社会转型”，其在分析中把社会转型看作是一种客观的社会转变过程和一系列社会事实的存在；（2）作为一种价值取向的“社会转型”，其在分析中把社会转型看作是人类追求社会变化与发展的价值观念和行动理念；（3）作为一种社会行动的“社会转型”，其在分析中把社会转型看作是一系列社会行动所组成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实践活动；（4）作为一种方法的“社会转型”，就像发展社会学一样，其在分析中把社会转型看作是促进社会变革与发展的一系列手段和方法；（5）作为一种理论范式的“社会转型”，其在分析中把社会转型看作是一种分析社会变迁的宏观理论范式。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或方法，还是作为一种社会事实、价值观念或社会行动，社会转型最终都会体现在社会实践的整体性层面。“型”是一种整体性的结构状态，“转”则意味着一种变化。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实践结构的变化，是指社会实践中具体结构形式和发展形式的整体性变迁。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就一直处于这样一种不断转型发展的过程，其不仅仅发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领域，也发生在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等各个层面。

电视剧《正阳门下》讲述返城却没有工作的知青乘着改开之风，从摆地摊开始不断创业的人生故事。反映了八十年代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都急剧变迁的社会中，小人物是如何生存的。[图源：知乎网站]

因此，社会转型研究是发展社会学在中国实践背景下一个很好的拓展。但是，“社会转型”并不等于“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包含了发展，但转型决不仅仅是发展。社会转型研究也不完全等同于发展研究或发展社会学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发展”是建立在某种载体之上的一种社会性建构，其在研究上天生地就带有某种社会学的意味。尽管不同时期，社会学家赋予“发展”的含义和理念有所不同，但在对“发展”的理解上，无论是在西方语境还是中国语境中，都暗含着事物逐渐朝向好的方面变化的意思，是事物逐步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过程。而“转型”则强调的是一种整体性的变化，英文世界中则指的是人或事物发生的整体性改变。显然，与社会转型研究相比，发展社会学研究多了一层价值取向上的判断，或者说更强调一种方向性。社会转型研究更强调一种整体性、结构性的变化。从以往发展社会学的传统理论来看，其“发展”取向上的单向度性及其相对固化的发展模式和路径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弊端，而更具备中性取向的社会转型研究则有利于从单向度的趋同化取向中摆脱出来，使其在价值取向上更具差异性和多元化。认为“转型”是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转变过程，“转型社会”就是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性社会类型的观点，仍然是站在“传统—现代”的这种单线条发展思维的角度来思考的，这种观点预设了一个发展目标和思路，那就是从“传统社会阶段”到“转型社会阶段”再到“现代社会阶段”的社会发展路径。难道“传统社会”、“转型社会”和“现代社会”就不能具有空间上的同时共存性？

放眼当今世界，无论是全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还是同一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我们实际上都很容易找到三种社会类型的同时共存，即使像中国这样快速转型中的国家，其内部也依然明显地存在“传统社会”、“转型社会”和“现代社会”三种不同社会样态的区分，只是在不同阶段所呈现出来的主要特征不同而已。所谓“传统”、“现代”及其相应的“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等概念，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概念。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纯粹的“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研究者建构一些这样的概念，完全是出于分析的需要，“转型社会”概念的提出也是如此，它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我们对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的理解，也使原来“传统—现代”的二元分析框架更加多元化、动态化和实践化。

中国自改革开放迄今，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都卷入了急剧的社会转型之中。社会转型的实践特质一般使其更偏向于发展过程中的断裂而非连续性、冲突而非稳定性、差异而非同一性等独特面向，但中国的社会转型却显得更为特别（比如呈现出了某种连续性、稳定性和同一性特征）。随着对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关联的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的逐渐深入，回答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日益成为目前中国社会学特别是发展社会学面临的主要任务，甚至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社会学。笔者认为，当前阶段，我们可以把转型社会学置于更宏大的发展社会学范畴之内，它是对社会转型及其相应的转型发展与转型社会这一特殊的发展类型进行专门研究的发展社会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转型是当代中国改革和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不仅成为了发展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议题，也为发展社会学的新发展或转型社会学的形成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转型社会：当代中国的社会特质及其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社会转型。就像某些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在20世纪后期，世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不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突然崩溃，而是中国戏剧性的快速崛起，并正在成为21世纪世界的主导性力量。中国快速的社会转型正在催生出一个新的社会类型，这一社会类型既不同于以往的传统社会，也不同于现代社会，而是兼具传统与现代双重特性的“转型社会”（transforming society）。

“转型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类型，不仅具有空间形态上的共时性特征，也具有发展时序上的历时性特征：（1）在共时性上，转型社会并不是某个国家或地区所独有的，站在全球化角度来看，世界上很多国家或地区都正在或即将面临着转型，哪怕是发达国家或地区，也一样面临新的转型，尽管不同国家或地区转型的内涵、目标、过程和任务可能不同，但转型社会所具有的一些基本特质应该是一样的，有着不同空间上的共性；（2）在历时性上，“转型社会”介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兼有传统性与现代性双重特征。从“传统”到“现代”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泾渭分明的，作为过渡形态的“转型社会”不仅具有连接传统与现代的重要功能，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形态或社会类型。

作为发展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社会”，往往是指作为现代性产物之一的“民族国家社会”。正因为如此，传统社会学理论研究基本上都预设了“社会”的这种明确边界性和相对封闭性，“社会”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现代性的烙印。因此，我们可以把“转型社会”看作是建立在转型国家多元现代性基础之上并经由社会转型而形成的。从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来看，我们至少可以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来概括“转型社会”的一些基本特质。

一是异质性并存中各种过渡性特征的显现。从静态的角度来看，在转型社会中，各种各样的社会差异大量存在，无论是个体层面的社会行为、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还是社会层面的风俗、制度、规范、法律都同时并存，其混杂度远远超过传统社会甚至现代社会。但同时，这些特征又都具有一定的过渡性，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新的社会类型会逐步显现并趋于定型化，原有转型社会的一些相对固定的特点会逐步消解或者以另外一种形式展现出来。“过渡性”可能成为转型社会难以克服的宿命。比如，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农民工”的大量存在现象就具有较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农民工”是一个“身份”加“职业”的复合词，随着我国身份制的消解，“农民工”将逐步成为历史。再比如，在对当前中国村落转型的研究中，学术界也一直存在着“村落终结论”和“村落再生论”两种完全不同的判断。这种争议本质上是对转型社会的特质缺乏有效把握，站在转型社会的角度来看，无论村落最后走向了终结还是实现了再生，都是转型社会的一种特质，都具有一定的过渡性特征，其最终都会被一种新的村落形态替代。因此，两种现象和趋势都是可以被观察到的，而不是呈现出非此即彼的单一性特征。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7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652万人，比上年增加481万人，增长1.7%，增速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图源：新浪网]

二是渐进性变革中各种冲突不断发生。从动态的角度来看，转型社会本身处于不断转型发展的实践过程之中，是一种渐进性的断裂与冲突进程。比如，原有的一些规章、制度、法律、条文等会逐步失去实际控制功能，而新的法律和规则未必能够马上建立并有效发挥作用，因此，许多新旧规则之间可能存在界限模糊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由此会导致内外冲突现象的发生。当然，这种冲突只要不涉及根本性问题，一般来说并不妨碍转型社会的持续转型，因为冲突本身可以成为一种变革性力量。与苏联、东欧社会转型跟政体的断裂性推进方式不同的是，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在政体连续性、权力连续性和主导性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渐进式推进的，政治权力实际上一直保持着对整个社会转型的掌控，并引导着转型社会的发展方向。因此，各类矛盾和冲突并没有对中国的转型发展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但如果矛盾过于积累，冲突的后果过于严重，不仅会导致转型社会的局部转型难以为继，而且还会导致社会解组现象的大量存在。比如，有数据显示，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反映合法形式公民矛盾的全国民间纠纷受理案件、反映合法形式劳资矛盾的劳动争议受理案件、反映合法形式官民矛盾的行政诉讼受理案件这三个方面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案件的总量和发案率均呈现出了上升态势。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当前中国转型社会的重要特征，即在渐进性变革中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的不断增多，但总体上来看，这些社会矛盾和冲突迄今为止并没有对整个社会制度带来撕裂性的影响。

三、迈向新发展社会学：重构“发展社会学”还是开创“转型社会学”

对于“转型社会学”的学科定位，有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取向认为转型社会学应该是在大的发展社会学之内，既然把“转型”看作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发展过程，转型社会学也当然可以纳入到发展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因此，主要任务不是去创立新的“转型社会学”，而是应该去重构“发展社会学”，通过促进传统“发展社会学”的新发展来拓展以往发展研究的内涵、目标和方式。另外一种取向认为转型社会学应该独立于发展社会学之外，是建立在社会转型尤其是文明转型的理解基础之上，所形成的一个可以相对独立地进行知识积累和研究的领域。转型社会学与发展社会学相比，其最大的学科特色在于价值祛魅，在于不事先预设某一带有价值判断的发展目标作为行动导向。“转型”之“转”可以以一种方向上的改变和不确定性，打破传统与现代之间线性的延续关系，使得转型社会学突破传统发展社会学的局限，从而专注于研究当下融传统与现代于一体的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

无论转型社会学与发展社会学的关系如何，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立足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实践之上的转型社会学的建构，有着特殊的时代意义和现实背景，尤其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而言更是如此。

一是就社会学本身的学科发展而言，转型社会学或新发展社会学不仅可能应对传统发展社会学所面临的各种危机，而且还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较好地平衡社会学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之间的长期论争。因为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的实践本身就具有某种调和性，尤其是中国社会作为“转型社会”的特殊样本在转型社会学或新发展社会学的建设中拥有十分重要的经验支撑。

二是就目前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而言，立足中国社会转型实践的转型社会学研究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和学科自主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发展问题”重要性的再次回归，几乎任何有名的社会学家都不得不花费一些时间来专门探讨第三世界的发展议题，无论是冲突论者还是功能论者都是如此。而立足于中国发展实践的新发展社会学或转型社会学的建构就是要以“转型”这一独特发展视角，去探索和建立一整套能够系统反映具有转型社会特点的社会学理论与实践体系。

无论我们把转型社会学看作是内含于发展社会学还是独立于发展社会学，就研究方式而言，笔者认为需要建立一个不同于传统发展社会学的面向行动者（actor-oriented approach）的新发展社会学分析框架。由于任何社会的发展都是由众多的行动者实践来推动的，因此社会转型实践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转型社会形态毫无疑问会受到身处其中的行动者的强烈影响。这一分析框架涵盖了从事务处理和决策分析模型到符号互动论、现象学分析等。这一框架的一个主要优点就是可以回应和解释在相同结构环境下的不同的行动反应，即使社会发展或转型的结构条件看起来一样，但不同的发展模式实际上是由不同的行动者来共同创造的。这些行动者不是简单的、被动的社会发展类型的接受者或受约束者，而是具有积极行动取向和创造力的行动者。行动者取向的新发展社会学，既质疑了以往认为“发展理性”是个体行动者的本质属性这一论断，同时也驳斥了认为行动者在转型社会中的位置已经被结构化的观点。在具体的社会发展实践中，尤其是一些创造性的转型发展行动选择，个体或组织其实并没有太多现成的发展模式可以去仿效，其更多的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来总结和提炼自己的发展策略和主体意识的。行动者取向的发展社会学研究试图通过关注不同发展场域里不同行动主体对干预活动的理解、诠释、重塑与应对性行动的再造，来展现多元化的转型发展图景和样式。

当然，在一个日益跨越边界的、充满流动性的世界里，社会学不应该只关注那些日益僵化的社会秩序和固化的社会发展路径，而应该更多地去关注“后社会”时代各种跨越社会边界的现象。当前，发展社会学正处于理论突破的边缘，在全球化时代，其必须对行动、制度、知识和权力相关联的各种要素提出一个更具整合性的分析架构。否则，发展社会学就有可能面临走向终结或被替代的危险。所以，我们究竟是重构传统的发展社会学还是去开拓新的转型社会学或新发展社会学，其实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能够有效应对不同类型的社会发展形态，在理论上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解释，并能够在适应社会实践的变化中进一步实现理论或学科的动态发展。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4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除了注释，敬请需要的读者参阅期刊原文。

*封面图为柏林墙的倒塌现场图。[图源：theipinionsjournal网站]

○编辑：二木    ○排版：如幻

○审核：栉沐/老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