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福德 | 技术与文明：机器体系的消亡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年），美国社会哲学家、城市规划理论家，美国哲学学会会员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主要作品有《枝条与石头》(1924)《技术与文明》(1934)《生存的价值》(1946)《城市发展史》（1961）。 [图源：新京报]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归根究底，“机器体系”并不是被动依附于技术的副产品，并非是通过各种小聪明和小改进，最终得以扩展到社会活动的全部领域。恰恰相反的是，机器纪律和很多重大发明都是精心刻意地创造一种机器生活方式的结果。背后的动力不是机械效率，而是一种神圣感，或者说是对他人的支配力。机器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拓展了这些目的，而且为实现这些目的创造了物质条件。 

机器意识形态使人们的头脑更关注机械生产，这种意识形态是特殊环境、特殊选择、特殊兴趣和特殊需求的结果。在其他价值观居主导地位的时候，欧洲的技术在长达三四千年的时间里保持着相对稳定和平衡的状态。人之所以制造机器，部分是因为人的思想和行为的高度复杂性和困惑性促使人们寻找一条出路。另外，也是由于厌倦了人与人之间极度的暴力，对支配力的渴望最后转向了没有思想情感的中性物质世界。历史上其他文明也曾经寻求过秩序，比如军事训练、编组管理、僵化的社会规章制度以及等级纪律和风俗习惯。从17世纪以后，这种对秩序的寻求转向外在的工具和手段。西欧人的头脑中构想出了机器体系，是因为他需要秩序、规则和确定性，因为他想把人类和周围环境的行为约束到一个更加确定、更加可预测的范围之内。但从1750年开始，机器体系不仅是实用的工具而且成为欲望的目标。 

达·芬奇设计的扑翼机[图源：凤凰读书]

虽然表面上宣称设计机器只是维持生存的手段，但对于产业家、发明家及其合作阶层来说，机器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目标。在一个无序的、变化的、需要不断去适应的世界里，机器体系成为被牢牢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如果说在过去的两个世纪还有什么为人所坚信、所崇拜的东西（至少对于社会的领导者和掌控者来说是这样），那就是机器了。因为机器和宇宙，已经被数学公式和物理科学所认识，并且联系在了一起。机器体系所产生的效果已经近乎于宗教和信仰，成为人类活动的主要动力和人类物资的主要来源。只有通过宗教情节才能解释机器发展过程中那种强迫症般的、丝毫不顾这种发展对人类关系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的冲动，尽管在一些生产部门里机械化几乎成了灾难。最有头脑的辩护者虽然仍会认为“机器也有发言权”，但他们的意思不是说历史不可逆转，而是说机器体系本身已是不可更改的事实。 

今天，这种对机器体系的盲目信仰已经大大动摇了。机器体系存在的绝对合理性已经被有条件的合理性所取代。施宾格勒曾经鼓励他那一代人成为工程师和尊重事实的人，但即使是他也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工程师的职业其实是一种光荣的自杀，并期待有一天机器文明建立的巨大丰碑将会成为一堆废铜烂铁和空空的混凝土躯壳。而对于我们这些对人类和机器的命运依然抱有希望的人们来说，机器体系已经不再是进步的典范和人类愿望的最终表达。它们只是一系列工具而已，只有当它们能够普遍服务于生活的时候我们才会加以使用：如果机器体系侵害了我们，或者只是为了给资本主义的非必要机构提供支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取消它们。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 1880.5.29 - 1936.5.8），德国历史哲学家、文化史学家及反民主政治作家。代表作《西方的没落》反对将人类历史看作为总是不断进步的一种直线型叙述历史的观点，认为文化是循环的，文明在经历新生、繁荣之后，最终会没落衰亡，而西方文明正处于衰落之中。[图源：Wikipedia]

对机器体系的绝对信仰的崩塌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在工厂和化学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毁灭性武器在没有人性的人手里成了对于有序社会的挥之不去的威胁。出于对敌人的恐惧而制造出来的军备和进攻性武器，只能加重世界各地人民的恐惧。现代科技也许减轻了我们面对自然界的不安全感，但是，由此产生的那些兽性的、醉心于权力的人们给我们带来的不安全感则远远超过了这种好处。如果我们都沦落为肆无忌惮的人的牺牲品，那么征服自然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有保障的食品供应和最好的组织形式都是为了使扭曲的、病态的人性冲动神圣化，那么我们在运输、建设、通信方面的巨大能力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建设一个中性的、没有价值观的科学世界中，在机器体系的适应性和工具性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把巨大能量和机器体系的控制权都交给了人性中那种幼稚的利己主义，而技术的快速发展也魔幻般地成为了现实。在开发机器方面我们走得太快、太肆无忌惮，我们没有能够同化机器，也没有能够把机器和人的能力和需求协调起来。由于社会发展的滞后，以及我们盲目相信机器带来的问题必定能够用机器的方式来解决，我们已经无法控制自己所造成的局面。机器体系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众多的好处，但如果我们把用于准备战争的——且不说已经消耗在过去战争中的——能源、智慧、时间和各种资源扣除，我们会沮丧地发现，最后获得的净收益是如此地微不足道。随着更加高效的屠杀方法的发明，净收益也就愈发渺小了。在这方面的失败是人类社会普遍失败的一个极端例子。 

对机器体系信心的崩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过去机器能够为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是机器能够为资本主义企业带来的好处。我们现在身处的时代中资本主义和技术已经分离了。正如索尔斯坦·凡勃伦指出的，资本主义和技术不仅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而且两者的利益往往是你死我活的。技术为人类带来的福祉被唯利是图的经济无耻地劫掠了。我们还能够看到，很多劳动生长率的提高被资本主义认为是自己的功劳，但真正起作用的却是其他很多因素：集体的思想、合作的行动、寻求秩序的习惯等。而这些品质与资本主义企业并无必然联系。不断拓展、完善机器的性能，而不对社会行动的职能部门和社会的控制权力进行人性化的指导，结果就是在社会结构中造成了危险的紧张因素。正因为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本性，机器体系被过分地扩大了，过分地使用了，过分地压榨了。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使机器和社会融为一体绝不是让社会的运作方式赶上机器发展的步伐。恰恰相反，我们要使机器的天性和节奏与人类的需求相吻合。在过去，人类最精华的智慧、最优秀的头脑都投入到了物理科学之中，但现在最亟待发展的是生物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与产业规划、地区规划和社区规划相关的政治科学。一旦这些科学开始繁荣，它们就会激发技术研究者新的兴趣，让他们去解决新的问题。如果还有人认为机器所导致的困境可以通过发明更多的机器来解决，那么我们只能把他看作是幼稚的，甚至是庸医或骗子。 

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Bunde Veblen, 1857.7.30 - 1929.8.3），生于美国威斯康辛州卡托（Cato），挪威裔美国人，经济学家，被推崇为制度经济学的创始者。著名作品为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及1904年出版的《企业理论》。[图源：商务印书馆]

在机器体系的发展早期，人们对它们有一种绝对的信任。但今天，由于其本身的性质，由于它对战争、采矿业和金融业的先天性的依赖，社会层面已经显示出危机的征兆，于是导致了这种盲目信任的崩溃。 

同时，我们也在技术的发展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里有机的整体观念在机器体系的发展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技术时代初始时期和早期的伟大发明，都是将复杂的自然现象加以简化而完成的。我们现在开始将机器体系复杂化，使其更贴近自然、更整体、更有效，与我们的生活环境更和谐。操作机器已经使我们的技能高度地完善化了，在分析方法和机器制造技能的层面上搞些诸如依靠重复工作来扩大规模的小把戏已经无法引起我们的兴趣。现在应当迈向综合的、更宏大的工程。简而言之，在新生代技术时代，机器体系正在为思想和社会生活的崭新融合作出自己的贡献。 

如果说过去机器发展的滞后是由于受到了有限的历史遗产的制约，受到了不适当的意识形态的制约，受到了否定生命和有机体的倾向性的制约，那么现在这些制约因素都已经不存在了。的确，随着生活中的机器和设备变得更加精妙，随着我们借助于机器获得的知识变得更加精密和深邃，早期物理学家对宇宙所做的机械式的分析已经无法再引起现代科学家的兴趣了，机械式的世界图景正在退出讲台。过去曾经为机器文明的高度繁荣提供条件的环境正在改变，而适合机器发挥作用的社会环境也在经历同样的变化。但这些变化还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它们不可能会自动完成，也不可能注定会完成。但我们现在可以有把握地说，在代表生命的这一边，不断有新生力量加入进来，而在50年前就不能这样说。过去，生命的主张只能通过浪漫主义思潮，以及更关注历史的社会团体和社会制度来表达。现在生命的主张已经能够得到核心技术的支持了。 

*本文节选自《技术与文明》第八章第一节“‘机器体系’的消亡”，刘易斯·芒福德著，陈允明、王克仁及李华山译，中国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 

**封面图为 CCTV报道《蒸汽机引发工业革命 "无论怎样夸也不为过"》

○编辑：棱镜    ○排版：泓之 

○审核：忽逢/望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