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 | 技术进步与社会的生活世界
技术进步与社会的生活世界
现在，我想用政治意志形成的坐标系（Bezugssystem）再一次重新阐明（技术进步与社会的生活世界）这个问题。下面，我想把“技术”理解为对对象化过程的科学上合理的支配。因此，我说的系统是研究和技术与经济和行政管理赖以构成一种反馈关系的系统。其次，我想把“民主”理解为制度上得到保障的普遍的和公开的交往形式，而普遍的和公开的交往涉及的是这样一个实践问题：在人们支配（自然的）力量不断扩大的客观条件下，如何能够和愿意彼此生活在一起。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技术和民主的关系问题，即如何把人们所掌握的技术力量，反过来使用于从事生产的和进行交谈的公民的共识？
我想先来谈谈（对上述问题所作的）两个彼此对立的回答。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得出第一个回答。马克思批评资本主义采用暴力形式（所维持）的生产关系，这种暴力形式同生产的自由，同生产者是对立的。由于社会所生产的财富的私人占有形式，生产使用价值的技术过程就陷入了生产交换价值的经济过程的异己规律之中。一旦我们把资本积累的这种固有的规律性归因于它的本源——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就能认识到，经济上的压迫就是类从事生产的自由的异化了的劳动，随之也就扬弃这种异化了的劳动。最后,社会生活的再生产，作为生产使用价值的一个过程，可以合理地加以规划：社会从技术上控制这个过程，并且按照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意志和认识，民主地进行这种控制。马克思把政治的公众社会的实践认识，与富有成效地支配技术相等同。同时，我们知道，即使一个能够良好运转的有计划的官僚体制（以及对财富生产和劳动的科学控制），也并不是在享受方面和自由方面获得了解放的社会把统一的物质的和观念的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的充分条件。这就是说，马克思没有预料到，在对物质的生活条件的科学控制和民主的意志形成之间，在所有阶段上都可能出现矛盾，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从哲学上看就是，社会主义者从来不曾想到（后来会出现一种）专制性的福利国家（der autoritaere Wohlfahrtstaat），即会出现社会财富有了相对保障但却排除政治自由的国家。
即使技术上拥有的维持生活和使生活轻松愉快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达到了马克思为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所假设的那样一种规模，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和十九世纪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所说的那种社会解放，也不一定就会自动地随技术所拥有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而一同出现。因为技术——高度工业化的社会发展似乎可以借助于技术得到控制——不能再按照工具模式（Werkzeugmodell）来说明。也就是说，似乎技术是为未加讨论而假设的目的或者为在交往中得到了说明的目的而被组织起来的合适手段。
青年黑格尔派又称黑格尔左派，是指1831年黑格尔死后十年左右的一群普鲁士知识分子。马克思与恩格斯也曾参加过该派的有关活动。卡尔·洛维特认为青年黑格尔派从根本上对现实反感且追求改变世界并着眼于未来。图为黑格尔。[图源：Wikipedia]
弗莱耶尔（Hans Freyer,1887-1969，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和舍尔斯基（Helmut Schelsky,1912年- ，德国社会学家）设计了一个技术的独立性赖以得到承认的对立模式（Gegenmodell）。与技术发展的原始状况相比较，今天，为了某些既定的或者事先所设想的目的而组成的（技术）手段，似乎在向后倒退。可以说，从遵循内在规律的科学研究过程和技术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新方法，是没有计划的。我们是事后才为这种新方法找到用途的。弗莱耶尔认为，我们的抽象能力的增长和更新，是通过自动形成的进步获得的。此外，生活的乐趣和富有内容的幻想必须掌握这种抽象能力，以便用这种抽象能力来达到具体的目的。舍尔斯基进一步明确了弗莱耶尔的这个论点，并且使它更加简练。他认为，技术进步与没有预见到的方法一起甚至还会产生出计划之外的使用目的：技术的可能性同时强迫人们在实践上充分地利用这些可能性。舍尔斯基的这种观点，特别着眼于极其复杂的客观规律性（die Sachgesetzlichkeit）；这些规律性在政治任务中规定了所谓没有抉择余地的解决办法：“科技文明的客观规律性（代替了）政治的规范和法则，但科技文明的客观规律性，不能被作为政治决断，不能被理解为思想规范和世界观的规范。这样，民主的观念也就会失去它的古典的核心和实体：作为科学和劳动本身的人所创造的客观规律性，代替了人民的政治意志。”面对已经形成的独立的研究系统、技术系统、经济和行政管理系统，在新人道主义的教育要求的激励下出现的社会可能管辖技术生活条件的问题，即技术的生活条件一体化于生活世界的实践的问题，看来已毫无希望和过时了。在工业国家中，这类观念至多适宜于对“依据客观上必然的观点，无论如何都要发生的事情的动机操纵”（Motivmanipulationen）。
很明显，技术进步有自身固有的规律性的这种论点是不正确的。技术进步的方向，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社会的投资：在美国，国防部和宇航局是委托科学研究任务的最大的两个部门。我估计，苏联同美国的情况也相同。有人认为，具有重大后果的政治决策可以转化为能够支配的技术的内在的必然规律性（immanenter Sachzwang）的贯彻和执行，因此，这样的决策根本不再可能成为实际思考的话题。这种论点最终只能有利于掩饰自发的兴趣和前科学的决断（vorwissenschaftliche Dezision）。认为技术和民主最终趋向一致的乐观主义观点是不对的。同样，那种认为技术似乎排斥了民主的悲观主义论断也是不对的。
对如何把人们拥有的技术力量反过来使用于进行生产和交往的市民的共识之中的问题的两种回答，都不能令人满意。两种回答中没有一种能够恰如其分地阐明东西方客观上向我们提出的问題：如何采取措施来控制技术进步和社会生活世界之间自然形成的关系。马克思早就诊断的生产力与社会制度之间的紧张状况，在热核武器的时代里，以人们未曾预料到的方式日益加剧，其原因是技术同实践之间存在着一种富有讽刺意味的关系。今天，技术进步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那些从社会生活的强制性的再生产中自发产生出来的社会利益决定的：人们对技术进步的方向本身并没有加以反思，也没有把它与社会集团所宣布的政治的自我理解相对比。因此，新的技术能力不知不觉地闯入到现今的生活方式之中。今天，（技术）所拥有的新的潜力，把最广泛的理性结论和没有加以反思的目的、僵死的价值学说即脆弱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不协调关系公开化了。
现在，在最先进的工业系统中，人们必然进行这样大力的尝试：自觉地掌握住迄今在自然史上已经确立下来的技术进步与大工业社会的生活实践之间的联系。本文不讨论长期的中央科研政策所依赖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条件。一个社会制度（仅仅）具备技术合理性的条件是不够的。即使控制论所梦想的一种近于本能的自我稳定化实现了，在这时，价值体系也会不惜任何代价地缩小成为一些充分扩张的权力和福利的规则（Ma-ximierungsregeln），并成为存活者的基本生物价值的等价物,即缩小成为极端的稳定性（auf Ultrastabilitaet Zusammengeschrumpft）。随着技术进步本身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所造成的意想不到的后果，现在，人类不仅在咒骂自身的社会命运，而且也学会了掌握自身的社会命运。技术（向人类提出的）这种挑战是不可能仅仅用技术来对付的。确切地讲，必须进行一种政治上有效的、能够把社会在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上所拥有的潜能同我们的实践知识和意愿合理地联系起来的讨论。
这样一种讨论一方面能够启导政治活动家们参照着技术上可能的和可行的情况，纠正他们对其利益所持的那种由传统决定的想当然的态度；另一方面，政治活动家们将能够根据讨论中所表达的和得到重新解释的需求的认识，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将来，我们想在哪个方向上和在多大规模上发展技术知识。
能力和意愿的这种辩证关系（diese Dialektik von Koennenund WoUen），今天并没有按照利益的标准进行反思。利益既不要求也不允许人们为它进行公开辩护。只有当我们用政治意识来判断和解决这种辩证关系时，我们才能把握住迄今在自然史上已经确立下来的技术进步同社会的生活实践之间的联系。因为这是反思的事情，所以它不再是专家们权限内的事。统治实体不会只是由于技术所拥有的力量而瓦解。在某种情况下，它却能用技术力量来保护自己。今天，统治的非理性已经成了集体生存的一种危险。统治的非理性看来只有通过政治意志的形成才能被克服，而政治意志的形成受普遍的和自由的讨论的原则的制约。我们只能从保护受对话制约的思想的政治力量的状况中期待统治的合理化。技术上有用的知识的传播不能代替反思的巨大的力量。
1965年
*本文节选自《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三章“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生活世界”第三节，哈贝马斯著，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封面图源为：sputniknew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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