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 巴特尔 | 农业政治经济学的新趋势

菲利普·迈克尔（Philip McMichael），康奈尔大学发展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农业社会学、气候变化、食品安全、全球化、历史社会学等。[图左，图源：cornell.edu]

弗里德里克·巴特尔（Frederick Howard Buttel，1948.10.15-2005.1.14），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农业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农业社会学、环境社会学。[图右，图源：archive.is]

一、新的农业社会学和农业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1.早期的重点

自70年代中期开始，作为对19世纪社会思想遗产的补充，一种“新的农业社会学”在美国出现了。19世纪的社会思想认为“农村”现象只是现代工业社会中一种残余状况。这种补充运动的原始动力是重新发现古典理论关于农民发展的分析（如马克思、列宁、考茨基，也包括查亚诺夫[Chayanov]的著作），将其作为工具去分析现代农民结构。回顾这种发展将为我们下面对这一领域状况的分析和重新评价奠定基础。

20年前，农村社会学家很少探讨作为独特课题的农业和粮食体系。北美的农村社会学家中很少有人将他们工作的重点放在农业上。即使关注农业的那些农村社会学家们也强调下述的传统研究观点即农业的发展脉络类似于其它部门如工商企业、社区政府以及其它技术创新机制。

行为主义——微观社会学意义上的农村社会学的霸主地位被以下两类发展变化动摇了。其一是社会的普遍变化，其二是社会学自身的变化。60年代后期行动主义对美国农村的影响促使公众越来越注意“家庭农场”的急剧衰落以及在美国农村许多农民和非农民所经历的社会问题。大多数传统的农村社会学对农业的研究不适于概括家庭农场的危机。确实，创新的采纳和推广的巨大进步是农村和农业人口“现代化”的原因。最终，年轻一代农村社会学研究者中的许多人逐渐感到在《西方社会学面临的危机》一书中提供的新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社会学的新工具更适于用来把握家庭农场危机出现的前因后果。社会学的普遍理论混乱也为批判地考察农村社会学中的行为主义、传统提供了基础。

《西方社会学到来的危机》（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A.W.古尔德纳著。[图源：豆瓣]

“批判的农村社会学家”在批判农村社会学中的行为主义教条的同时详尽阐述了新马克思主义，批判和阐述的方式都对这一新的学术传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这些新的研究思路主要沿着两个方向发展：1.解释为什么尽管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比在非农产业中更缓慢，农业仍然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的支配。2.解释为什么农业的特性对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产生了“阻碍”。这两种研究的主要方面在下面都要讨论到。有意义的是，这两种主要研究都十分独特——事实上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两者都产生了下述两个理论问题：具体化与演绎推导。

2.新的农业社会学和农业政治经济学：其限制和前途

新农业社会学对于古典理论的重新发现不仅是对关于农民研究的社会学理论不足的补充，它也使农村社会学的分支重新指向农业政治经济学，丰富了侧重于农村社区研究的传统。这就造成了两个有趣的结果。首先，农民变迁的古典理论看来好像是与一般社会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演绎推理一致的。新马克思主义农业社会学家中的许多新人给予演绎法以很高的学术评价，例如在这一理论传统的前十年发展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弗里德曼分析了“简单商品生产”这一概念和其它关于农民社会关系的概念（例如“农民特性”）相比所具有的优越性，指出“简单商品生产”是演绎理论范围内的概念。包括了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各种市场在内的市场逻辑顾及了复杂相互关系中所有商品所有者阶级再生产条件的演绎推导。其次，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也包含了克服显然源于演绎图式的目的论和功能主义不足的方法。亦即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农业社会学家们已经开始把顾及农民结构和变迁的多样性的几种有前途的理论策略结合起来。

在这一部分我们关注农业社会学和农业政治经济学所重复的演绎主义的第一个推论。对此有两个相互矛盾的解释：（1）农民变迁的古典理论本质上是演绎性的。（2）当代解释者们作为一种实证社会科学的实践者倾向于在这门学科的框架中排除历史，他们夸大了古典理论中的演绎法成分，而忽略了其中历史的或偶然的细微差别。由于我们还不能适当地在此解决这一矛盾，我们不仅要注意将就农业社会学不同观点之间的张力是如何产生的提出某些看法。同时一般地评价社会学研究的程序。

对主要古典理论的重构遵循其对农民变革的演绎推理，这些变革包括最终由农业对于工业资本日益增长的从属性所决定的发展道路。例如，列宁就论证了随着生产与消费两方面的土地、劳动和货物的商品关系的发展，俄国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总是通过农民和地主经济的解体而出现的。作为对俄国民粹派的反驳，这一分析对于俄国农民及其公社制供给的持久性观念是一个不妥协的挑战。同时，列宁也论述了俄国的发展结合了两种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即容克（普鲁士）式和农场主（美国）式道路。虽然这两条道路最终都归结到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农业上，它们各自仍然具有独特的政治经济运行轨道。

此外，列宁还区别了其它的农业形式，例如已结合进商业资本流通的农民园艺业。生产的多种形式和农民关系是通过农产品形式的普遍发展而联系起来的，在“国内市场”这一概念中已经表明出现了——这种联结。因此，当列宁发展了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理论并夸大了俄国农业的资本主义——强调出现雇佣劳动——的实际范围时（1906年他又收回这一论断），他的研究包括一个对这一线性运动的研究线索。这就是以多种形式出现在现实中的抽象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念”这一概念。也就是说，雇佣劳动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唯一预设，而只是作为资本主义体制下劳动组织的一种现象形式。作为一个概念，“雇佣劳动”隐含着一种通过交换关系而相互联系起来的社会关系的复杂体系。在交换关系中，雇佣劳动和非雇佣劳动形式在经验层次上共存并且互为前提。创造价值的劳动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例如，雇佣劳动、家务劳动、家庭农民农业劳动、佃农劳动、奴隶劳动等等，除此之外，每一种劳动还有许多具体的时空表现形式。尽管存在这一推理线索，列宁被普遍认为是论述农民变化的卓越演绎理论家。

抽象地说，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农业上的应用和家庭农场的“危机”看来似乎是明显的。在马克思和列宁之后，对于西方农业的政治经济学最为重要的研究就是将农民和家庭农场主概括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过渡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之间的细微区别只能依据诸如无产阶级化、资本的集中和积累、阶级分化等传统的范畴才能分辨出来。认为农业和其它部门一样服从相同的运动规律这种资本主义逻辑的研究方法吸引了许多追随者，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弗里德兰德（Friedland）、巴顿（Barton）和托马斯（Thomas）等人。

与列宁相反，古典理论家考茨基修正了和马克思主义演绎图式相联系的发展逻辑。他第一次系统地讨论了使农业从属于资本时所存在的障碍。这些障碍包括农业的特殊性（不可移动的有限的耕地），来自其他地方的农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东方农业和移民农业），有利于“中农”的国家政策。考茨基从理论上论证了在农业中的资本积累过程再生产出了农民的家庭农场，以之补充土地资本和工业资本的劳动力和商品的来源，这样就修正了资本的发展逻辑。与列宁和考茨基都不同，查亚诺夫发展了一种将农民经济看作是完全与资本逻辑相对立的理论。他认为是内在的人口统计学考虑和维持家庭消费水平的主观愿望规定了、而不是由利润和积累等因素决定了农民家庭再生产。这一分析类似于韦伯对于非理性（实用理性）经济行为的概括，穆尼（Mooney）1988年用这种观点来论证美国家庭农场主抵制“无产阶级化”。这些理论都避开了发展逻辑，现代分析家则使用这些公式从非理性的、内在的家庭农业逻辑的角度表明小生产者持续存在的原因，并且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作了重新阐释，莱曼（Lehmann）称这种阐释为“查亚诺夫式的马克思主义”。

卡尔·约翰·考茨基（Karl Johann Kautsky，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活动家，亦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重要人物。考茨基是卡尔·马克思代表作《资本论》第四卷，也就是被冠名以《剩余价值理论》的马克思手稿的编者。关于考茨基的思想，可参考推文。

在考茨基和查亚诺夫之后，新农业社会学和农业政治经济学前十年的另一项主要研究是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为什么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家庭所有的小生产单位仍然能够存在和抵制资本主义的侵蚀。被公认为补充了“查亚诺夫式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有两个主要学派。一个是以曼（Mann）和迪克逊（Dickerson）为代表的一派，从马克思关于小商品生产的著作中，特别是从《资本论》第二卷中大量地引申和发挥。曼和迪克逊论证了以基于作物和禽畜的再生产循环为主要特征的许多农业产品领域的“特殊性”、由此所决定的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不一致以及低利润率的倾向，从而使农业对于资本主义的渗透没有吸引力。

另一类研究是为弗里德曼所发展的理论，主要基于曼德尔（Mandel）的工作，曼德尔将马克思对“简单商品生产”的理论化重新解释为以价值规律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的一种“生产形式”，亦即将包括劳动力和产品在内的全部生产资料商品化，但这对于价值规律的应用不是必需的。弗里德曼认为，家庭农业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简单商品生产的一个实例，能继续存在的原因就是因为在简单商品生产企业中缺少阶级关系。在缺少由工资契约所确立的阶级关系的条件下，简单商品生产缓解了在经济活动中牟取平均利润的竞争规则，因此，即使农业有长期生产过剩和“压低成本价格”的倾向，家庭农场主仍然具有胜过资本主义企业的优越性。和在经济活动中不仅追求绝对利润，而且追求相对利润的资本家不同，没有支付工资约定的家庭农场主只需支付较低的成本，并且可以灵活掌握成本。

二、对关于农民变革的演绎理论的批判

统治新农业社会学和农业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十年的是两个看来相互矛盾的理论，即我们已经提到过的“资本主义逻辑”和“查亚诺夫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两种观点在策略上具有某种显而易见的相同之处，它们共同的弱点都在于对古典理论各取所需的引申。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两点不足：（1）两种观点的共同问题（农民问题）在西方农业中已经不再是中心问题；（2）这两种理论的演绎推理。

1.“农民问题”疑问的失误

我们早就注意到了古典理论关于农民变革争论的中心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或者说是家庭劳力农场的地位问题，即工业资本积累规律是否能够应用于农业部门的问题。换言之，农业发展是否重复工业发展的道路，危害以家庭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单位的生存。

回顾新农业社会学和农业政治经济学出现的社会环境是很有用的，当时家庭农场的“危机”成为经验争论的焦点。这一环境表现了和19世纪90年代后期列宁、考茨基写作他们关于这一问题的著作的一种表面上的连续性。20世纪70年代对家庭农场地位的关注反映出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对于农民命运的偏见。但是这种相似只是一种假象。例如，列宁和考茨基探讨农民命运之时，都拟定了详细的发展日程表，他们希望促进社会主义，他们对俄国民粹派和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和正统的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政治挑战更是有着明显的偏见。这样，在古典理论视野中的农民问题就不仅关注农民的命运，而且也关注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是推进还是阻碍社会主义的未来前景，也就是农村中的现存阶级是否会支持社会主义和共产党。

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古典理论遗产已经成为进化论性的假设，即在资本积累过程中随着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小农场将会消失。更为特殊的是，当涉及到农民问题时，这一遗产毫不妥协地否决了农民作为维护社会主义的基础的前景。关于农民转变状况的讨论由于相反论据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也被构入这种理论观点之中。换言之，这些关于家庭农场始终代表了另一条发展道路的论点也表明，这种与资本逻辑的脱离或者只是表面上的，或者是农业的独特特征所致。此外，我们还认为关于农民社会关系的古典和现代理论的局限之一就是“农民问题”对于理解农民社会结构已经不再是一个主要问题。我们还认为源于农民问题的其它疑问赖以构成的方式已经将学术研究引向了实在论立场，这点我们将在下面讨论。

特别要指出的是：我们认为农民问题主要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论题，它与涉及国家结构在内的一系列问题有密切关系。农民问题在今天的西方已经不再具有重要意义。农民问题的时限并不是它成为当代农民研究中根本问题的唯一限制。我们认为对新农业社会学和农业政治经济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学科出现在西方国家农业结构变革的这样一个时刻，农民资本主义和独立的家庭农业（资本主义逻辑和查亚诺夫式马克思主义对农民问题各自所作出的解释）都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或者可行的未来发展道路而存在。近来我们发现农业社会学正在逐渐从农民问题疑难中解脱出来的征兆（例如古德曼1987年的著作）。正如我们后面所论证的，在农业组织中最迫切的问题是关于农工联合体、农业生产和流通中劳动力的全球配置，以及它们和国家政治进程的关系。

2.演绎理论的局限

我们想区分演绎理论的两个现象。首先，存在一种包括对“必然性”的论证的目的论方法，理论解释预设逻辑发展的结果或结局，因此就把社会过程等同于结果的逐步实现或是结果的功能。典型的是列宁风格的论证，他论证俄国农民的分化事实上是这一社会集团的解体过程，既表明了特定的农民和资本家阶级关系的升级，也表明这些阶级关系加强资本主义整体发展的必然性。这样的研究不重视时间和空间中的变化。时空变化的多样性不符合从模式中演绎出来的发展趋向这一点很容易搪塞，其原因或者是某一特定的“发展阶段”尚未到来，因此不能应用模式，或者是农业的某些外部因素干扰或者阻碍了转变。这种公式化的变种就是断定：与表面看来相反，农民家庭农业和城市工业资本流通的日益增长的结合，导致了以家庭生产形式为中介的“虚假的雇佣劳动”阶级。根据将劳动力按照资本的规范分类，农民和农工就被看作是“雇佣劳动的等价物”。简而言之，必要性在这里限定了解释。被认为不合适的是模型所应用的现象，而不是假定模型符合现实的方法论程序，我们认为，这才是疑问所在。

演绎理论的另一个现象是将多样性视为系统的，但是认为多样性是唯一的，异常的。沿着这些线索，对非雇佣的家庭农场和确实“非无偿劳动”一直存在着大量争论。在这里，分析对象被定义为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终点的雇佣劳动的对立面，其理论分析通过两步来进行：首先，强调在当代农民关系中长期存在简单商品生产者这一经验事实；第二，依据实在论概念对上述经验事实加以理论化。农业生产的自然特征为土地的非再生性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都表现了唯利是图的理性资本投资在农业生产中所受到的限制。至少在“前生物工程”时代，农业生产的自然特征就“抵制”了演绎性资本逻辑理论所预言的简单商品生产的解体。这样，作为自然的堡垒，或者说作为垄断资本补充的一种特殊而灵活的社会形式，简单商品生产的持续存在被概括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异常状况。

我们认为这种研究思路也存在问题。首先，异常这一概念助长了实在论和自然主义的结构，其次，它又通过设定雇佣劳动仅仅是经验概念而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程序，这一思路设定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终点，而非雇佣劳动表示缺乏资本主义发展。但是这一理论忽视了“雇佣劳动”这一概念中隐含着一个复杂的统一体，一个历史地将雇佣劳动和非雇佣劳动相结合的统一体。换句话说，家庭农场并不必然是“自然的”社会形式，可以将它们理解为资本主义制度下被介于小商品生产者、资本和作为世界市场门卫的国家之间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相互关系所支配的一些独特的易变的劳动形式。沙宁（Shanin）认为要详细说明农民的状况，“我们必须从生产的组织单位和过程开始，但是不能仅仅停留在这里。”当然，分析的单元涉及的内容更为广泛。因此，“必须以这种方式（即不是以抽象地分析概念的方式）来理解和分析对更广泛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其意义是毋须置疑的）的反应的特性。对特性的这种肯定并不预设农民经济的永存，但是有助于解释农民经济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已经使那些农民经济将很快退出历史舞台的预言成为笑谈。”

提奥多·沙宁（Teodor Shanin，1930-），曾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莫斯科经济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和农民研究等。著有《农民与农民社会》（1971）《界定农民》（1990）等。[图源：Wikipedia]

这些理论克服了农业的部门概念，使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社会历史关系中的生产者自身。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就避免了将农业具体化（农业组织是在自然过程中一个不断发展的“跨部门”的社会组织）。同样，通过依据雇佣劳动的存在与否而唯一地定义资本主义，通过认识到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并不是对现实的描述，而是将对现实的研究组织起来的一种方法，我们也避免了将资本主义具体化。恰恰是因为理论上的抽象水平，对于价值关系来说理论上不存在特定的自然（有形的）界限，分析家必须建立分析与观察的合适单位。当“观察”单位只是一个直接的生产关系时，“分析”单位就是周围的政治关系和交换关系。只要后一“分析”单位可以忽略不计，“观察”单位就仍然是一个类型学的（和抽象的）结构。例如，在农业方面，雇佣劳动缺乏的经验事实促使使用诸如“自然经济”生产的前资本主义模式、非资本主义模式以及简单商品生产这样的抽象结构。只有当历史关系作为组成部分包括在社会范畴的定义之中时，社会范畴才是具体的。

这一程序遵循的正是马克思关于“雇佣劳动”的概念结构程序。“雇佣劳动”概念也预设了一组复杂的历史过程，例如国家形成，对于某些农民的剥夺、奴隶制度、世界市场的形成等等。换言之，正如雇佣劳动不能具体地定义在这些历史关系之外（这些关系中就包括了非雇佣劳动），所以如果不将农业的当代异常状况放置在一定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就不能恰当地说明这种异常。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目标就是将已经掌握的经验问题放在历史发展的联系和变动之中，给予精确而具体地阐述，而不是通过强迫经验事实去适合某种先验理论来混淆问题。同样，历史地详细说明农业关系就超越了部门分析的抽象，并使人们从更为详尽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抽象的“界限”的构造和重构。这就避免了从资本逻辑出发将农业独立殖民地，或是将其作为资本逻辑障碍的扭曲的逻辑演绎。下面我们将要讨论的是沿着这一思路进行研究的最新成果。

三、农业社会学的新生：可供选择的策略

在这一部分我们要讨论一些能够避开演绎论陷阱并且在农业社会学文献中有代表性的思路，这样的主题有双重作用：（1）说明在特定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包括农民问题在内的一系列疑问；（2）在最广泛的意义上重新思考农业的部门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应用比较历史方法。我们力图突出两种特殊的分析策略，我们相信这两种策略将为问题的概念和定义提供新的出发点。这些策略是：（1）重新考察作为由国家政策（就合法性和／或市场竞争来说）组成和重组的历史部门的农业；（2）依据农业技术的内在变化（包括现代食品综合企业中的“工业化”作用）重新构想作为与工业具有流动而重要的关系的历史部门的农业。讨论这两种策略既要辨别能够提供经验材料的研究细节，也要阐明这种策略能够提供研究思路的潜力。

1.作为一种间接发挥政治作用和由历史条件限定的部门的农业

鉴于“现代”（大约从法国革命以后）农业作为民族和国家结构的组成部分比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所表明的要重要得多，从上述第一种研究农业的策略开始我们的讨论是很有必要的。这种在主导理论中对于农民研究的偏见来源于将城市工业化现象等同于现代化的和发展的动力。但是，莫尔（Moore）通过展示在国家结构基础上农民关系的不同方面使得关于农民变革的政治学领域获得新生。莫尔提供的其它现代化道路（右倾或者左倾专制）被认为与国家民族结构的西方模式在时空上都发生了分离。换句话说，他重新导致了对“农民问题”的古典理论关注。正如我们所说当农业在西方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作为一个部门构建的时代，这种关注是恰当的。但是在部门间关系和国际关系中重新构成的农业和粮食体系中，这种关系就显得多余了。

在有关农民变革的政治学领域，沃勒斯坦（Wallerstein）提供了另一种宏观历史模式。他认为农民结构一般是在各个国家对国际分工进行协商的动态中形成的，这就对农民结构提供了一种世界历史的观察角度，这一观点是对“农民问题”和资本主义发展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的挑战。世界体系模式认为商品生产劳动的状态和形式并不随着时间而改变（麦克米切尔,McMichael）。

伊曼纽·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和当代社会科学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倡导者。著有《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等。[图源：Wikipedia]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重新阐述世界经济中的劳动关系。罗斯伯里（Roseberry）关于委内瑞拉咖啡生产者的分析提供了把“无产阶级化”从世界历史的角度重新概括为一个具有内在异质性和受具体历史条件限制的全球过程，他将“农民研究”重构为“无产阶级化研究”，他认为：“大多数被研究的农民并不是典型欧洲型的，即使在欧洲也是如此。他们只是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沉淀物’，只是国家和生产者适应发展所可能采取的特定方向的‘沉淀物’，这些农民作为只有按照世界历史过程才能被理解的各种不同的需求的反应而出现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状况之中。”同样，托米尔（Tomich）和米切尔论证了19世纪处于资本的全球流通和国家体系中的奴隶种植园也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中心出现的雇佣劳动的组成部分。随着不列颠统一了世界市场，奴隶劳动的强化迫使种植园主服从于竞争压力并导致在“工业化”种植园扩大了向世界资本主义中心提供热带农产品的地方产生了二等奴隶。这就说明，雇佣劳动和奴隶劳动在形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互为条件。

另一个答案就是建立了在国家、资本主义和考虑到国家和国家体系的内容转变的农业之间相互关系的观点。对于移民农业的研究产生了这种观点，因为移民国家的形成将正在衰落的殖民体系和正在崛起的国家－民族体系联结起来，对重建世界经济作出了贡献。弗里德曼对于世界小麦市场的分析第一次着重阐述了移民农业的世界历史性意义。她分析了在更为灵活的家庭经济逻辑（这种逻辑源于查亚诺夫）支配下的北美家庭农民，认为新的生产和流通技术以及移民边疆政策都强化了家庭农业，也压低了欧洲资本主义生产者的价格。在一个其它方面都在进行资本主义扩张的时代，非雇佣劳动者的生存、兴旺，以及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非竞争农业，都为美洲新大陆提供了后备军，为新移民国家奠定了农民基础。弗里德曼精心表述了这样一种观点，欧洲城市工业雇佣劳动本身通过生产和消费的新的全球关系为移民农业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形成第一个“国际粮食体制”，它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其它类型，这些其它类型体制的目的只在于持久的粮食大量生产，其中也包括了支持第三世界工业化而削弱了第三世界农业的美国粮食援助计划。

哈里特·弗里德曼（Harriet Friedmann），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与国际研究中心教授，法国国际农业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主要包括食品与农业的国际规制、农业生态学等。著有《食品体制：食物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图源：Wikipedia]

对这一研究思路更深入的阐述就是把粮食体制的政治条件发展成为一个能够对农业、资本和国家体系之间相互作用进行世界历史分析的概念。正如移民农业为欧洲提供了粮食，它也会向在相互交换关系中形成的国内城市工业部门提供粮食。这就使成熟的、商业化的、特别是与美国相联系的国内市场为在农业和工业之间的部门平衡提供了模式，这种模式表明了20世纪国家发展思想的形成。当移民农业的竞争迫使欧洲国家将农业重组成他们国家的国民经济部门时，这种模式就不再只是一种观念形态。然而，当移民农业的基本工业源泉已经通过划分而被组合进世界范围的农业粮食综合体的特定组成时，这一运动思想体系的缺乏就和现在的农业重组相矛盾，当农业从提供成品变成为工业提供原料的“工业部门”时，农业就被融合进削弱国家农业部门的生产和消费关系的全球性源泉之中。桑德逊（Sanderson）继续了这种分析思路，集中研究农业“国际化”的当代趋势，论证了当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与生产和消费的国际性关系结合起来时，其中许多国家的农业将要经历转变。随着国家刺激“新农业”成为扩展的农工企业和按西方饮食标准而设立的高级消费市场的源泉时，国家的农业部门也就“脱节”了。沿这些思路的农业分析提供了两个新的角度，（1）详细说明了建立在19世纪结构基础上包括“农民问题”的“国家规划”；（2）将农业的发展轨迹历史地置于生产和消费关系的全球综合体中，这一综合体又促进了国家体系的进化。

2.工农业之间的关系以及现代农业食品综合体的工业化作用

尽管世界农业的面貌是由若干世纪的技术进步所塑造的，社会学家们仍需对农业和粮食体系的技术关系提出自己独特的社会学观点。社会学家们习惯于借用造成对农业技术变革的前提和结果简单化的概念，如借用经济学家的“技术单调”。这一缺陷直到现在才被指出，而且是被几种相关现象所引发的。这些相关现象是：（1）生物工程技术的最新发展以及认识到其在根本上重新划定工业和农业的界限和澄清农村与都市的关系时所具有的惊人潜力；（2）世界规模的农业工业联合体的加强，这已经一方面导致了国家农业和民族农业之间的新型关系的形成，另一方面又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3）由此导致的自1973年以来的全球性长期经济衰退和国际技术竞争新策略。

几项最新研究表明这些研究方法取得了成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古德曼，他一直试图将农业并入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模式中。他将其论证建立在一个明显自相矛盾的前提上：一方面，并不存在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自然划分”。另一方面，此为农业生产过程的自然生物特征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不相容，古德曼认为农业代表了一种日益反对转变为工业活动的剩余活动。基于这些观点，古德曼和他的同事们提出了农业技术转变的类型学：（1）“转让”，使科学技术的应用通过新的农业投入的制造和调度来介入农村生产过程；（2）“替代”，利用工业品替代农村农产品从而将科学技术应用于粮食生产体系。

与把农工综合体作为一个基本单元的理论相反，古德曼和他的同事们认为在转让资本和替代资本之间存在着本质的竞争和潜在的冲突。例如，转让资本的兴趣在于保护做为特殊商品的农产品（其目的在于保护特定的生产投入的销路），而替代资本则力图用工业过程排挤农业生产。他们对生物工程技术予以关注，认为这些新的 技术工具将会加速转让和替代，并且会激化相互竞争的农工综合体之间的冲突。他们认为这些冲突在未来所造成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冲突的结果以各阶级力量、国家政策、技术发展的相互作用为基础，古德曼特别强调了国家在构成工业和农业之间劳动力分配中的历史作用。与那种将大萧条之后的农业政策归结为对农民不满的反应或主权国家对于理性化日益增长的接受力的表现的观点相反，他们表明在为工业转让和替代创造条件中国家的作用更为重要。

在近期学术研究中一个有关的重要方向就是一直要把公共农业的研究和技术归结为遵循积累和合法化的矛盾规则的国家干预形式。对于国家政策来说，农业研究包括了若干二律背反。例如尽管农业研究和农业技术对于加强积累来说是必要的，农业生产者却对新的生产技术抱有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由先进技术所造成的产量提高又会使国家增加在农业方面的投资。

生物技术时代的开始为技术策略开拓了更广阔的天地。例如，生物技术提供了提高主要农产品生产率和产量的前景，也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农业生产者反对公共生物技术研究的时代（特别是反对牛荷尔蒙技术的发展，这种技术将会使牛奶产量大大增加，使美国与牛奶有关的生产者减少30%-40%）。

四、结语

本文讨论的主题——80年代农业社会学和农业政治经济学演绎推理的僵局——绝不是虚构的。在这种研究中危机已经相当普遍，五年多来新农业社会学和农业政治经济学内一直存在着一种反省的潮流，而且日见高涨。这种反省刺激了多种可供选择的策略的发展，其中最具有挑战性的就是邦诺和斯旺森（Bonanno & Swanson）建立在葛兰西（Gramsci）和法兰克福学派基础之上的“辩证方法”和穆尼（Mooney）的力图将马克思主义结合进来的“新韦伯学派”。我们认为这些很有发展前途的研究——特别是在“结构—功能”问题上——仍然需要真正把握超越农民问题疑难的迫切需要。在本文中我们一直避免为某种理论辩护，而是力求说明这一受时间限制而现在已经失败的疑难，以及由这一疑难所促成的演绎论，是更为迫切的理论重点。因此，我们对演绎理论的目的论成为一直持这种态度、并且根据新的疑难用非决定论分析观点重新构想农民关系。这种构想将一个普遍化的结构当做出发点。

当然也一直有这样的呼声，要求采取归纳法研究策略建立理论结构。例如吉贝菲德（Djurfeldt）指出，那些接受了古典理论的元预设并且力图将其应用于现代农业的人正在做教条主义的无效劳动。我们认为这样做就是泼洗澡水连孩子也扔出去了。确实，当代社会学倾向于复制对古典理论乏味的、功能主义的具有目的论倾向的演绎论解释。避开了演绎法的陷阱，古典理论还是有用的。例如，当代仍有许多人继续使用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来论证农民和农村现象所逐渐沉积的残余特征。如果经典的理论方法摆脱了对现在已经失效的农民问题的实在论的态度，这些方法对于理解农业和粮食体系重组的深远意义将会继续提供基本的研究材料。

感觉到农业组织这一历史偶然的特征，不论是在国家和国际范围内，还是在进化中的工业体制下，都要求我们要达到两个有意义的目的：（1）要警惕在资本内部和与资本的关系中重新构想农业的现代重组；（2）要一直注意冲出演绎法的陷阱，演绎法总是使我们相信社会变革是由资本积累的不可抗拒的规律所决定的直线性发展道路。第二点特别与社会学有关。反对技术进化的这一告诫也不是虚构的。我们更认为，弗里德曼最近关于家庭农业、农业粮食综合企业以及国际粮食社会体制之间关系的著作就可以作为整个学科的典范。在各种理论和经验研究中，杰出理论家的事业就是致力于建立一个广义的，非决定论的农业政治经济学。这是一种使命。

*本文节选自苏国勋、刘小枫主编《社会理论的知识学建构》“农村社会学”部分，本篇为菲利普·迈克尔、弗里德里克·巴特尔著，李诚译，覃方明校。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封面图图源为mini.east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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