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斯坦 | 阶级的复杂性
亨利·伯恩斯坦（Henry Bernstein,1945-），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发展研究系教授，其研究兴趣主要为农政变迁中的政治经济学、社会理论、农民研究、土地改革以及南非乡村经济等。主要著作有《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南非农政问题》等。[图源：A Land Divided]
经济社会学与政治社会学
第七章所强调的阶级分析的复杂性与阶级分化的具体变体可以被视为阶级的“经济社会学”的内容。这些包括在不同程度上的生产与劳动力体制的种种形式、劳动分工、外出务工、城乡的分割与联系、资本与市场的组织形式，以及政府的政策、实践与影响 。第七章还指出， 小农和劳工阶级彼此交叉，而且在其构成和特点上具有高度的异质性，尤其是因为“自我雇用”与雇佣工作之间极富变化的组合形式 。将列宁（Lennin 1964a: 33）的话变换一下措辞， 即这样或那样形式的劳动力组合可以无穷无尽。
这种异质性的基础，就是最普遍的、至此还只是隐约提到的复杂性。如哲学家艾蒂安·巴利巴尔（Etienne Balibar）所言，在资本主义世界，阶级关系是“一个决定性的结构，包含了所有社会实践，尽管它不是唯一的结构”（转引自Therborn 2007: 88.强调部分为引文所有）。总之，阶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实践中无所不在， 但它也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阶级关系与其他种种社会差异（social differences）和社会分隔(social divisions)彼此交叉，相互结合，其中性别是最广泛的一种，还包括人种、种族、宗教与种姓制度等压迫性和排他性的社会关系。
这些社会差异与社会分隔并非必然起源于资本主义社会，他们也并非必然可以用“资本的利益”来解释和说明。我们应该认识到在下面两者之间存在的重要差异，一是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中所存在的一切都是服务于“资本的利益”的（一种“功能主义”解释）；二是探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矛盾与动力如何生产了所存在的一切（包括它们如何重塑了早于资本主义社 会存在的习惯与信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矛盾与动力还包括：其一，资本主义独特的积累方式与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策略带来的未能预期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其二，劳工阶级进行再生产的努力以及对资本统治的“反向运动”的挑战。
我们将从阶级关系与阶级动力的经济社会学，转到关于阶级认同与阶级意识的主题，然后再分析集体政治行动，其中包含了一系列影响政治能动性的深层因素与决定性因素。首先，我们必须强调，资本的经济权力与社会权力植根于产权体系和商品关系之中，它必须通过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统治，并普遍地（也不是只可以）通过政府践行这些统治才能得到保障 。我们不应该假定，通过简单的联合以及因为工具性的目的，就可以实现资本的统治。资本在寻求着自身作为道德秩序在意识形态中的合法性， 这一过程并不必然存在连贯性， 它的政治策略与政治实践也同样如此 。为了追求利润和积累，为了保证（或至少默许）资产阶级的这种追求的合法性．资产阶级必须理解、预测、评价、对抗甚至试图包容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但这一过程也并不必然是团结、连贯和有效的。
其次，关于（碎片化的）劳工阶级的政治社会学中有一个关键议题，马哈茂德·马姆达尼已经观察到了，即“社会现实”为“政治现实”的过程通常是偶发的、难以预测的（Mamdani 1996: 219）。这尤其是因为“当权者有多种手段米分割受压迫者的处境与经历，使其碎片化”(Mamdani 1996: 219.272）。处境的极大差异已经在第七章讨论商品化与农村阶级形成的多种方式以及劳工阶级的异质性时强调过了，这就是阶级的经济社会学的复杂性。对阶级的政治社会学而言，正如马姆达尼所建议的，重要的是人们如何感受这些处境。从人们的经验层面上来说，他们并不是普遍地、明显地、全部地感受到他们是一个受剥削、被压迫的阶级．而是感受到一些特定的身份，如“城市人或农村人、工厂工人或农业劳工、城市手工艺人和女性农民、男人或女人、脑力劳动者或体力劳动者、年轻人或老年人、黑人或白人，以及地区、民族和种族差异，如此等等”。这些是彼得·吉本和迈克尔·内奥科斯莫斯所举的例子（Peter Gibbon and Michael Neocosmos 1985: 190）。而且，某些资本家在他们雇用劳动力、组织生产和对付劳工阶级的抵抗时，常常抓住这些相关的社会差异与社会分隔， 如性别、年龄、 地点（城镇和乡村），还有种族和民族。
因此，芭芭拉·哈里斯·怀特（Barbara HarrissWhite）和南迪尼·古朴特（Nandini Gooptu）重申了阶级的政治社会学中的一个中心话题，即“形成阶级意识的努力”(struggle over class)应该早于“阶级之间的斗争”（struggle between classes)，前者也是后者得以发生的条件（Harriss-White and Gooptu 2000: 89）。在“描绘印度无组织的劳工世界” 时，他们揭示了贫困工人在努力形成“阶级意识”的过程中，如何因为上文所说的性别、种姓、宗教和其他社会差异与社会分隔而发生了变化，并受到了限制。他们总结到，印度的绝大部分劳工阶级“仍然在进行前一种努力”——形成阶级意识，而印度的资产阶级已经开始了第二种斗争——对劳工进行压迫，这一论断显然可以应用在其他地方，并得以验证。
农村的阶级斗争
无疑，南方的农村地区充满了斗争，这体现了不同行动者的政治能动性与彼此间的对抗，这些行动者包括农业企业、国家地主阶级和地方地主阶级、农业资本家以及属于不同阶级的“小农”和碎片化的劳工阶级。所有这些斗争都普遍地受到阶级动力的影响（但这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并以复杂的方式与结构性根源因素和对其他社会矛盾的感受等相结合。对不同规模、不同形态的能动性而言也是如此，下面将对此进行简要说明。
就“规模”而言，第六章提到了当地（如村庄）的“反抗的日常形式”。本内迪克特·克弗列特（Benediet Kerkvliet 2009 :233）强调说， 詹姆斯·斯科特的观点具有长久的意义，即“日常生活中充满了阶级斗争，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才会爆发出来，为人所知”。但是，一般而言，这种日常的“阶级斗争”是与源于其他形式的等级制度的压迫联系在一起的，是由于人们也体验到了这些压迫。例如，对斯科特《弱者的武器》的批判之一就是，它“对性别视而不见”，它忽略了不平等的性别关系的动力与影响，以及女性农民和农场工人的能动性 (Hart 1991)。
詹姆斯·斯科特（1936.12.2 -），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教授，研究兴趣包括政治经济学、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农民政治学、革命、东南亚和阶级关系等。其主要著作包括《国家的视角》《弱者的武器》《不被统治的艺术》等。[图源：thisishell.com]
除了“反抗的日常形式”，还存在更为公开、更为集中的斗争，有时在更大的地区范围内发生。这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普遍的土地冲突的一个特征。人类学家波林·彼得斯 (Pauline Peters) 总结了它们的阶级与非阶级动力，同时指出了后者如何与前者相关联：
为不同目的围绕土地进行的斗争加深了，因为人口增多了，人们要寻求更多、 更好的土地， 或者为了逃离城市骚乱；农民群体试图强化商品生产与粮食生产，同时，规模缩小了的薪水阶层中被裁员的群体也在寻找土地，希望有更多机会获得食物和收入；政府划定了森林和其他保留地的界限，确定了值得保护的区域（通常是迫于捐赠人和国际游说集团的压力）；政府官员和政治精英占有了土地．其手段可疑，也许不合法； 地上和地下的宝贵资源（木材、石油、黄全和其他矿产）引起了一些人的疯狂开采，包括从最本土的无业青年或寻求现全收入的从前的农民，到跨国网络组织（跨国公司、外国政府和非洲政府的官员）……不仅对土地的争夺增加了，而且社会分化也在加深。这种分化有多种形式，包括年轻人与老年人、男人与女人、种族与宗教之间的冲突等，这也可以揭示新的社会分隔，总体上可被视为阶级的形成……代际之间、性别之间、不同的地区、种族和宗教之间的紧张与冲突不断增多，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分隔与排他、结盟与包容的动力，这形成了阶级。( Peters 2004: 279， 291， 305)
让人震惊的是．当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最为邪恶的战争其实是源自长期的土地压力与土地争夺，但这些战争被国际媒体描述为非洲典型的、固有的“部落制”和“野蛮行为”的例证。殖民政治与殖民土地管理的遗留问题使这些冲突发生了变化。这些冲突还受到商品化方式的影响，也因为有些因索而变得更为激烈，这些因素包括：自然资源的开采、气候的变化以及国际政治集团有选择的干预，如在卢旺达和东部刚果（Pottier 2002），以及塞拉利昂、科特迪瓦（Chauveau and Richards 2008）达尔富尔（Darfur）地区（Mamdani 2009)的情况。它们是“被标签化为不同地区、种族或宗教团体之间”的斗争，但也是具有自身的阶级动力的斗争，哪怕这些动力几乎“不可见、不可闻”(Peters 1994: 210)。
还有一些非常本地化的斗争，它们具有更明显的阶级“形态”，特别是考虑到雇佣工人的招募、控制和报酬的情况。一类例子是资本主义种植园和资产阶级地产上的工人与雇主之间的斗争。此外，在印度“农民资本主义”活跃的地区、富农、中衣与他们的雇工之间存在公开的冲突，这些雇工常常遭到有计划的暴力（Banaji 1990）。当他们的阶级动力与其他社会差异相结合或相混合时．这两种类型的衣村阶级斗争都会变得尤其激烈．这些社会差异包括印度农村地区的种姓与性别分隔， 以及在种植园劳动体制中， 在劳动力雇用过程中常常有意采取的种族歧视问题等。
土地上的人们
作为结尾，我将探讨今天有组织的衣民运动的一些问题，这些农民运动呈现在区域、国家甚至国际的范围内，我将特别提及它们在阶级或其他意义上的“形态”。如果说今天有组织的农民运动与过去伟大的农民运动（第六章）在发生的环境、方式或目标上有区别，那么我们能否说它们至少在规模和意义上是彼此接续的呢？埃里克·沃尔夫的《二十世纪的农民战争》把矛头对准了具有“封建”根源的旧制度，如俄国和中国，或具有殖民地根源的旧制度， 如墨西哥、越南、阿尔及利亚和古巴。当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时（第三章），所有这些旧制度都经历着普遍的变化（即便是不均匀的变化）。这些农民运动围绕着土地、地租、税赋、贫穷化、极度压迫和社会不公等问题展开，其发生的背景常常是普遍的社会剧变和战争。通常，它们是更广泛的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运动的一部分，运用了游击战和其他战争形式。它们也有自己显著的历史与本土特征，在阶级组成上具有异质性。例如，沃尔夫的解释中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也是有争议的）部分，就是他强调了“中农”在这些运动中的战略性作用。
今天，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世界里，出现了新形式的农民运动 。在那些支持者看来，这些运动渴望能够包含南方所有的“小”农或“全部的小农和中等规模的农民”（Desmarais 2007: 6），有时候还要包含北方的“家庭”农民，这些都是“土地上的人们”(people of the land)。声援这些支持者的政治行动反对“农业的公司化……这在全球同时发生，对每个地方的农业人口都造成了损害”( Mc Michael2006: 473）。它建议通过发动“全球农民抵抗”运动，“将农村文化和生态作为全球 财产重新估价”。这是一种“农民反向运动” (agrarian counter-movement)，旨在保护或恢复“农民的道路”。在这些农民运动中，“农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 就是其中最知名的运动之一（Mr Michael 2006: 472，474，480）。全球的“农民反向运动”是否真的存在，在何种意义上存在，有什么影响等等，这里都不可能展开来讨论。在这里．我就只提及菲利普·麦克迈克尔的凌云壮志：将所有“土地上的人们”联合起来，形成实际上被公司资本剥削的单一阶级。这使具有长久传统的农业民粹主义的愿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当前条件下重获新生，并得到扩大。但是，任何“土地上的人们”的联合都是不可想当然的，除非它建立在本地、区域和国家层面上异质的“农民”运动基础上，并考虑其农政变迁的特定过程、不同变体、不同农村阶级所处的环境（经济社会学），以及斗争的特定历史、经验与文化（政治社会学）。以下是几个简要的例子 。
2017年，西班牙毕尔巴鄂，“农民之路”的成员在游行抗议。[图源：Global Justice]
巴西拥有广袤的未开垦的私人土地，而且这个国家也从未有过大规模的土地再分配运动。“土地问题” 通过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MST）具有了全国范围的政治意义。MST“侵入” 并占有了未被使用的土地， 在那里建立了农业定居点。它具有明显的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土地属于在土地上工作的人们的共有财产（见引言部分及第二、三两章）。但是，MST也和国家机构联系密切，后者为他们提供资金，用于修建基础设施和建立新的农业企业。MST 的政治渊源、发展路径和运动文化要追溯至 20世纪60年代。那时，MST作为早期的“农民团”（peasant leagues），遭受了军事独裁者的压迫；有些牧师和教会工作者具有激进 的“社会”天主教传统；同时， MST和劳工党（现在是巴西政府的执政党）结成了地方联盟 。MST 利用了将所有成员联合起来的阶级话语，这些成员来自巴西农村，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例如，东北部甘庶种植区的前种植园的工人和南方地区的小农。他们的经历使他们具有不同的期望，而这影响到社区组织和单个家庭之间的关系，包括MST定居点的小商品生产。这些小商品生产常常背离了领导者和运动的支持者所提倡的集体理想。
如果说作为全国性运动的MST反映了工人特定群体和小农之间及其内部的差异，那么在印度有些邦的范围上的“新农民运动”（new farmers’ movements）中，阶级划分就更为明显了。卡纳塔克邦农民协会（Karnataka State Farmer's Association，简称KRRS）因为反对转基因的棉花种子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国际认同，它也是“农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 的成员。但是，该农民协会是由一直剥削和压迫农村劳动力的富衣和中农管理，并为这些富农和中农服务的，他们发起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化肥补贴。简单一点说，从社会和生态意义上来看，KRRS作为“全球农民抵抗”的一个事例并不如它自己和他人宣称的那样坦诚。有趣的是，印度的“新农民运动”明确指出，“城里的人们”是“土地上的人们”的对立面，这至少具有强烈的民粹主义传统，即将农民的问题归咎于“城市偏向”(urban bias)。这是指偏向于城市工业发展的政策，或者更一般而言，是偏向城市居民的政策，例如，牺牲衣民的利益，提供“廉价的食物”。因此，这些运动倾向于关注农业与工业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问题（第四、六章）。它们关注价格和农民可以得到的补贴，从这一方面而言，它们和欧盟、美国的农民组织与游说团体没有什么两样，而它们的批评者也将它们看成是被富裕农民的利益所左右的运动。
小结
最后，我提出五个问题作为全书的总结，这些问题源自一本重要的论文集《跨国衣民运动抗击全球化》（Transnational Agrarian Movements Confronting Globalization）(Borras et al 2008)中的引言部分， 这些问题也适用于所有农民斗争的“反向运动”。
(1)发生了（或没有发生）农民运动的农业社会结构具有哪些特征？
(2)农民运动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它们声称自己代表了哪个社会阶级和社会群体？这些宣言的可信性如何得到检验？
(3)这些运动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或需求？这些需求从何而来？有哪些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推动或限制了这些需求？
(4)有什么问题团结了或分隔了农民运动，为什么？
(5)在改变它们所挑战的农业社会结构中， 它们采取的行动的有效性如何？这些行动是为了谁的利益？为什么有些农民运动比其他运动更有成效？
此外，我必须增加另一个关系到本书开始时提到的“大背景”的问题： 农民“反向运动” 的主张有多少可信度？它们倡导回到“低投入”的小规模家庭农业的方式，即“再农民化”(re-peasantization)，这样做是否能够养活全世界的人口？要知道，相比于过去（当“农民” 是世界粮食的主要生产者时）， 现在世界人口已经成倍增长，也更加城市化了。
这本书分析了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所呈现的分析上的复杂性表明了，作者努力想要把握住今天资本主义真实世界的某些复杂之处。这个世界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农业公司的总部，蔓延到“农民资本主义”活跃地区的阶级分化，直至引言部分所描述的一些贫苦农民与贫苦工人的挣扎。如果活动家们要建立并维护从最本土到全球范围内有关农政变迁的进步性政治 纲要，那么他们必然在实践中面临复杂性的挑战。据此，一些诱人的口号，加上一张罗列了英雄与恶棍、好人与坏人的单子，是远远不够的。活动家领导的运动需要有效地分析他们试图改造的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与矛盾。在这个资本主义世界里，对阶级动力的解读应该始终是这些分析的出发点和核心要素。
*本文节选自《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第八章，亨利·伯恩斯坦著，汪淳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版。为了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著。
**封面图为2018年10月2日，3万名印度农民在冲进首都新德里的路上与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动用水炮阻止农民前进。[图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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