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 “恰亚诺夫主义”：成就与质疑——评A.B.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

秦晖，生于1953年12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明清农民战争、明清经济、古代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形态、商品经济史、农业农民史、地域史（关中、云南等）、改革革命与现代化问题的中外历史比较，作为比较对象的古代希腊罗马社会经济、近代俄国与美国史、现代南非史等。著有《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再认识》《传统十论》《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等书。

一、恰亚诺夫：“农民的新马克思”？

恰亚诺夫（A.B.чaянов）（1888—1939）是俄国十月革命前形成的“组织与生产学派”的头号代表、新民粹主义思想家、农业经济学家。他少年成名，25岁时作为俄国农学研究中心彼得罗夫——拉祖莫夫科学院的副教授已发表了13本专著，42岁被捕入狱时已有专著60多种，单篇论文更多得难以统计。早在二十年代，他的思想就已在国际上产生相当影响，尤其在德、日等国，不仅翻译出版了他的许多著作，还由此引发了一场农民问题论战。在俄国国内，他的思想先遭到自由派学者（布鲁茨古斯Б.Д.БРУЧКУС、立托欣科л.н.литошенКо、普罗柯波维奇C.H.проКрпович等）和德国农经学派（曾任帝俄农业—农民问题顾问的一批德国学者及其俄国弟子们发展的思潮）的强烈批评，后又受到革命后居于“官学”地位的布尔什维克“土地学家”（克里茨曼л.Кричмaн等）的猛烈评击，从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由于恰亚诺夫及其学派的影响，莫斯科在二十年代上半期一度成为“国际上农民研究的麦加（圣地）”，而恰亚诺夫本人则以“一般性的、古典的小农理论家”闻名于世。

恰亚诺夫思想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1861年“农民改革”后，俄国农民在形式上成了独立的家庭经济主体，“小农”问题顿时突出起来，作为俄国现代化之路上的关键问题受到知识界的极大关注。俄国传统“知识分子”强烈的人文精神和当时大举输入俄国的西方近代实证科学方法是使这种关注迅速升华的两大动力。前者造成了19世纪七十年代民粹派的“到民间去”运动，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医生、教师、经济学与统计学者纷纷抛弃城市生活而试图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后者形成了八十年代以后著名的“地方自治局农业工作者”群体，开始了有史以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系统性的科学化实证化的农村统计与调研工作，40年间仅出版专著就达4000多种，其中数据信息比重极大，构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农民研究资料库与最活跃的农民研究学派群。

而恰亚诺夫的活动则是这两大动力的合流。作为“自治局农业工作者”学风的传人，他集当时著名的“预算研究”、“动态研究”等学派之大成，在严谨的实证基础上对自治局学者40年的成就进行了理论总结。而作为新民粹主义思想家，他又对自己理想中的“农民乌托邦国”充满热情并积极投身于现实社会变革进程。他认为俄国首先需要的不是技术意义上的农学，而是“社会农学”。这门学问一方面是一个认知性的“社会测量体系”，另一方面又是个“创造新的人类文化、新的人类自觉”的运动。恰亚诺夫抨击工业社会的弊病，认为“都市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此那种“新的人类文化”与“新的人类自觉”是以农民文化的“复新”为基础的，为此他强调“社会农学”家必须是“农学家——组织者”（aгроном-оргaниЭaтор），即既是学者，又是农民社会的组织活动家，学术研究与参与社会改革的实际操作并重。这与民粹派“到民间去”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恰亚诺夫对此身体力行，他作为“全俄地方自治局联合会与合作社联合会”的主要活动家积极参与革命前俄国的改革进程，1917年革命中又创立了农村研究者超党派的大联合组织“农业改革联盟”。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重视发展个体农民经济，因而当局一度颇为倚重恰亚诺夫。然而当“全盘集体化”开始后，“小农理论家”恰亚诺夫的厄运便来临了。1930年苏联宣布破获“劳动农民党”，恰氏与组织——生产学派的所有主要成员均被指为这个虚构的“党”的头头而被镇压，恰亚诺夫本人于1939惨死在劳改营，他的思想一时似乎被遗忘了。

然而随着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凸显，随着典型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这两种“工业社会”积弊日重，探寻“第三条道路”的呼声日高，随着西方文明自我批判与反思进程的发展与后现代主义、绿党思潮的崛起，恰亚诺夫被“重新发现，”并从六十年代起出现了“恰亚诺夫热。”20多年来这股“热”从英语世界而欧陆诸国而第三世界及俄罗斯，从农业经济学而蔓延至其他学科领域，大有方兴未艾之势。恰亚诺夫著作（及多卷本著作集）的各语种译本也在各国纷纷出现，其中一些重要著作甚至在同一国、同一语种有多个译本。1987年前苏联正式为恰亚诺夫及其同仁们平反并称许他为“合作制的大理论家”后，“恰亚诺夫热”又在他的祖国俄罗斯兴起了。

恰亚诺夫在世纪初的“先见之明”无疑是当代人们对他感兴趣的最初原因。尤其是经历了农村改革“奇迹”的中国人，对他的诸多“预言”一定十分惊讶：关于农民家庭农场生命力、稳定性和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相对“优越性”的见解，关于未来农业的主体仍将是小农农场而不是“农业工厂”、农业资本主义化主要靠“纵向一体化”而不是横向的“农民分化”的论点，关于“非资本主义”的未来新农村应走产前产后服务社会化与乡村工业化之路的预言，等等。尤其是他在《农民乌托邦》中描绘的“1984年俄罗斯”，从“小城镇主义”、“离土不离乡”到乡镇企业、从合作制到家族温情与传统社会关系与现代理性化决策程序的结合、从每户均分份地上的家庭耕作到非农产业中的集体经营相结合的“双层”体制，都为今人似曾相识。而恰亚诺夫本人及其学派的思想与经历，也令人想起中国的“乡村建设”派。

晏阳初（1893年10月26日－1990年1月17日），四川巴中人，中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1926年他与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来到定县翟城村（上图右一），推行他的乡村教育计划。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愚、贫、弱、私”四大病，提出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农村改造方案。[图源：Ilishi.blog.sohu.com]

然而恰氏在今日的魅力当然不仅在于这些表层“预言”的应验与否，甚至也不仅在于他为此作出的理论证明（虽然这些证明在农业经济学上的价值是今人公认的）。实际上“恰亚诺夫热”的影响今天已远远超出了农业经济领域。恰氏的思想被一些评论者称为“经济人类学”、“后马克思”或“农民的新马克思”理论、“启蒙与当代发展理论”、“新民粹主义”、农民主义（Peasantism）”等等。“恰亚诺夫主义（Chayanvism）”与“恰亚诺夫的（Chayanovan）”等词汇也出现了。正如本书第二个英译版T.Shain作序指出的：“本书被不同信仰、不同国家和不同学术门派的分析所广泛使用。它引起的误解和它的启蒙作用在效果上常常同样有意义”；“左派、右派、中派都引证此书，恰亚诺夫被欢呼为农民的新马克思、创立激进的新政治经济学的英雄，而旧的思想统治则以同样程度的仇恨来攻击他。”本书“形成了不同的理解，吸引了各方的注意，不但为学界提供了定义、分析模式、语言符号，还常常成为国家或国际间组织的政治纲领的基础”。

那么恰亚诺夫到底作出了什么贡献？我以为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恰亚诺夫的“社会农学”是当代农民学研究的“源头活水”之一，他的一系列见解是如此有生命力，以至今天他仍被认为是当代农民学三大派之一的“实体主义”（经济学中制度学派与农民研究中新民粹主义——后现代主义传统的综合物）的头号代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一门学科的农民学（至少在西方）正是从60年代的“恰亚诺夫热”中奠定的。

第二，由于恰亚诺夫及其所代表的俄国自治局农业工作者首先跳出了以“经济人”的逻辑预设为前提的经济学古典传统，转而从农民本来的心理状态出发去分析其经济行为，同时首创大规模采用“参与观察”的人类学方法对农民社会进行田野调查与微观研究，因而从理论与方法两方面都为经济人类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因此恰亚诺夫如果不是“经济人类学的奠基者”的话，至少也是“对当代人类学思想有很大影响”的人。

第三，在社会—政治思想史上，“民粹主义”，“新民粹主义”的定义问题与恰亚诺夫是否算得上这些“主义”者的问题一样，是极为复杂与界定不明的。但如果不过分拘泥于定义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说，恰亚诺夫是那些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苏联式社会主义、而立志要寻找一条从农民社会传统到现代化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的人们中的佼佼者。在这一点上，他与中国的乡村建设派可有一比，而且客观地说，无论在理论建设还是在社会改革实践方面，在学派延续时间与在国际上的影响方面，前者都远远超过后者。

然而对一个思想家来说，最大的“贡献”往往也易于引起最多的争议。对所有以上三点，人们对恰亚诺夫都是见仁见智的。例如就他的“宏观理论”即经济人类学思想而言，恰亚诺夫明确拒绝了当时势力甚大的两种倾向：德国历史学派否认对经济生活可以进行理论概括的倾向，与古典学派企图以一般理论（实际上即资本主义经济原理）概括所有经济现象的倾向。恰亚诺夫认为每一种经济制度都需要概括出它自己的理论，也只能概括出它自己的理论。建立“农民经济”乃至其他“非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是可能的，但这种理论必须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理论的、自己的基本范畴与逻辑体系，而这正是当代经济人类学赖以建立的方法论基础。

本世纪七十年代后，曾经热极一时的传统经济学中研究不发达经济的分支即发展经济学陷入了危机；它基本上沿用古典与新古典学派的分析方法，多数范畴出自“资本主义中人”的先验假定，因而“如果认真地反思，它没有什么东西是站得住脚的。”这导致经济学的人类学化，即理论上摒弃唯古典主义而趋于多元化，方法上改变纯文献的与客位的角度而采用人类学的“参与观察”，“主位研究”原则，力图搞出不发达社会“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而不仅仅是向发达国家靠拢和“发展”的理论。六十年代对恰亚诺夫的“重新发现”有力地推动了这一趋势，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理论》被看作当代经济人类学中一系列非资本主义社会“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著作中的滥觞之作。这些著作有：波耶克的《二元社会经济学与经济政策》、达尔顿的《部落与农民的经济学》、萨林斯的《石器时代的经济学》、鲍尔丁的《爱与怕的经济》、斯科特的《农民道德经济》、弗里德曼的《食物的政治经济学》等等。

然而，经济人类学在矫“发展经济学”之失的同时，是否也走向了另一个谬误的极端呢？假如一切经济学原理都只具有相对性质，所谓“发达”与“不发达”也就失去了客观尺度而变得无意义，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相对主义”在这里便变成了“经济相对主义”。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经济学（而不仅是有自己的经济发展实践），那还谈得上什么一般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谈得上什么“市场经济”以及趋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许多经济人类学家把农民经济称为“道德经济”、“爱与怕的经济”等等，认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定不适用于农民，建立在此假定基础之上的全部经济学也被认为对农民无效。而在研究这些据说是不想发财而只关心“爱与怕”的人们的经济心理与经济行为的学问中，农民被看成“由宁愿贫困的人组成的亚文化群”，他们的贫困“意味着拒绝成为富人的心理代价”。这样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已经受到当代一些农业经济学家（如T.W.Schultz等）的批评，而且也无法解释诸如中国农村改革这样的经验事实。

二、“微观理论”与劳动—消费均衡说

与恰亚诺夫的“宏观理论”即其经济人类学思想相比，他的“微观理论”即对单个农民农场（“家庭农场”或“劳动农场”）运行机制的静态分析更为精致，影响更大，引起的争议也更多。展开这一理论的《农民经济组织》（OргaниЭaчияКрестъянсКогохоЭяртвa.M.1925）一书因而也被公认为恰氏最重要的著作。本书1923年以《农民经济理论》为名在柏林先出了德文本，两年后经增订补充以现名在苏联出了俄文版，此后译本众多，有日、英、法、荷、西诸文；其中日文、英文都出了两个版本。

恰亚诺夫在本书中指出：农民家庭是农民农场经济活动的基础，而家庭经济（他在此抽掉了产业界定，即并不仅指农民家庭经济为然）以劳动的供给与消费的满足为决定因素，当劳动投入增加到主观感受的“劳动辛苦程度”与所增产品的消费满足感达到均衡时，农场的经济活动量便得以规定。而由于生物学规律，家庭规模与人口构成中的劳动/消费比率呈周期性变化，因而农场经济活动量也随之变化。正是这种“人口分化”而非“经济分化”形成农户间差别的主因。农场经济活动中各种均衡关系的实现依赖于土地、劳动与资本这三要素，这些要素的不同组合制约着农场活动的适度规模的实现与偏离。在农民农场中，这三要素的“组织”方式迥异于资本主义农场，因而两者的运行机制与规律也完全不同。作为国民经济中一分子的农民农场正是以这种独特性质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这可以从对经济地租、土地价格、资本利息、农产品市场、劳动供给等几个宏观经济因素的分析中清楚看到。了解了农民农场的这些特性，就可以正确评价其发展前景——这前景不是“大生产”消灭家庭农场，而是通过合作—服务的“纵向一体化”把无数小农联系起来并使之成为社会化经济的有机细胞。

这一整个分析建立在两个基础上：其一是来源于边际主义的劳动—消费均衡论，其二是来源于“生物学规律”的家庭周期说。而前者又更为关键。可以说，“劳动—消费均衡论”对于这个“农民的新马克思”的重要性，犹如劳动价值论对马克思的重要性。当年批判恰亚诺夫的苏联官方学者正是抓住这个关键，以劳动——消费均衡论的基础是边际主义为由，指责恰亚诺夫是“反动的”奥地利学派的门徒。今天看来这种贴“标签”的做法太不足取，恰亚诺夫对此的反驳是可以成立的。的确，正如人们已指出的：作为一种技术手段的边际分析与分析者所持的社会政治立场是两回事，既便要否定奥地利学派本身，也不能仅以它使用了边际分析方法为由。而对于恰亚诺夫，我们首先要弄清其独创性究竟何在，然后才能评论这种独创是否可取。

奥地利经济学派（Austrian School）源自19世纪末的奥地利，延续至20世纪的美国等地，代表人物包括卡尔·门格尔、欧根·博姆-巴维克、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等。学派名称起源于奥地利经济学家与德国的经济历史学派的辩论，在辩论中奥地利人主张古典经济学着重于逻辑高于观察，而德国人则嘲笑他们为“奥地利学派”以突显他们远离德国主流思想，并且也是嘲笑其思想仅属于地区省份的层次。[图源：zh.wikipedia.com]

关于恰亚诺夫上述理论的渊源可以指出两点：其一，关于农民家庭经济自有其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行为逻辑的论点，恰亚诺夫以前的俄国学者、尤其是民粹派学者早已说过。如先于他40年的n·A·索科洛夫斯基就曾指出：“支配小经济的规律完全不同于大经济，……农民所追求的目标不同于大土地所有者。对后者来说生产利润是首要的，而对农民来说它仅具有次要的意义。……哪怕毫无收入，只要能提供养活家人和牲畜的资料，他就要干。从农民的观点看，可以经营的农业地块的最低限度，并不取决于他的家庭及其牲畜的工作能力，而是取决于其家庭和牲畜的最低限度之需求。……那种不能取得任何纯收入，不能充分利用全家劳力和畜力的独立农民经济之所以可能，原因就在于此”。但显然，这种表述远不如恰亚诺夫的表述更有逻辑性。

其二，尽管恰亚诺夫自己也承认他的分析得益于奥地利学派，但笔者认为劳动—消费均衡论的更加公理化的描述实际上早在该学派之前许久就由戈森提出过。而且戈森的表述比恰亚诺夫更严密更富于逻辑美。恰亚诺夫没有提到戈森关于“劳动的反效用规律及其在最大化享受方面的应用”的学说，但我们知道这一学说当时在俄国学界颇受推崇。因此笔者不能苟同那种把劳动—消费均衡理论的“发明权”归于恰亚诺夫的流行评论。然而，戈森是把劳动—消费均衡论视为普遍规律的，而今人多批评这一法则“不适用于分析雇佣劳动”。在这一点上恰亚诺夫则有先见之明：他明确把这一规律视为家庭劳动经济所专有，并以此区别于雇佣劳动经济。所以说，恰亚诺夫虽未发明劳动—消费均衡论，但他首先指出了此论对于农民经济的专适性，并因此把前人关于“小经济的独特规律”的认识由感性上升到理性，其独创性盖在于此。

然而这种独创是否成功？这就涉及人们对“微观理论”更为要害的一种批评：由于劳动—消费均衡论假定农场的“经济活动量”只受劳动供给的制约而不受其他要素（如土地、资本等）供给的制约，而这一假定很少得到满足，那么这种学说有多少可信性？如果我们姑且认为在“传统农业”范围内资本的作用不大，那么土地呢？当代一些质疑者甚至走得更远，如美国的“半恰亚诺夫主义者”M·萨林斯在其颇有影响的《石器时代经济学》一书中以他对美拉尼西亚等地部落经济的人类学调查为据，力图表明即使在土地供应弹性较大的原始经济中，边际主义分析也是无效的。他因此只承认“微观理论”两个基础中的一个：承认家庭周期的生物学宿命论而否认劳动—消费均衡理论。而更彻底的质疑来自当代最热心的恰亚诺夫宣传者之一T·沙宁，他连生物学宿命论的作用也表示怀疑：生物学的家庭周期太长，与社会变动的趋势相比其作用太缓慢，因而难以说明农户经济的变化。

应该如何对待这些质疑？其实就连恰亚诺夫自己也有些含糊其词。他一方面强调“微观理论”在地广人稀条件下比地狭人稠条件下更起作用，在村社制下比在土地私有制下更起作用，另一方面却又认为这一理论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印度、中国及日本等等；不仅适用于份地制，而且适用于土地租佃与私有制，只有资本主义农场例外（见英译本82—84页）。他还一般性地相信，这种分析是农民研究的“有效工具”（29页）。今天我们怎样评价他的这种自信？无疑，他的分析适用于俄国，尤其是1917年废除土地私有成份后、1930年集体化以前的苏俄村社农民。这是本书以大量统计分析证明了的。特别是他从“动态研究”学派的成果中引用的长达30年的农户跟踪调查具有相当雄辩性。他据此以“人口分化”说来否定当时官方学派的“阶级分化”说，这一否定已被证明是有道理的。不仅地广人稀的村社俄国是如此，笔者认为在一切存在着某种地权平均机制或地权不均限制的传统农村中，“人口分化”都是一种重要因素。至于地广人稀还是地狭人稠，在这里并非关键。因为从恰亚诺夫的论证看，他所谓由劳动—消费均衡所决定的农户“经济活动量”主要是个相关性概念而不是个绝对值概念，即是说“活动量”随C/W比率的变化而变化，而不是说这“活动量”是否足够大。因此例如说，土改后至合作化前中国农村中被大加渲染的“老少组”与“好汉组”之间的差异，用“人口分化”来解释就远比用阶级差异、“两极分化”来解释更为合理。中国农村改革恢复家庭经营后在市场关系尚不发达的地区，乃至历史上中国的名田、占田、均田制时代，“微观理论”也都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人口分化”的因素也是存在的。甚至在地权已经相当“硬化”的传统农业时代，如中国均田制崩溃后的宋明诸朝，由于人身依附与超经济强制因素的羁绊，“经济因素”的作用仍受很大限制，因而“人口因素”在农民经济的“多样性”中仍起着相当作用。明清时形容贫富变迁，常说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宋人有云：“余自识事以来四十年矣，见乡闾之间，曩之富者贫，今之富者，曩之贫者也”。像传统理论讲的那种“阶级分化”是难以解释这种循环现象的。而恰亚诺夫从统计学上归纳出的C/W比率循环周期（在其统计样本中为37年）却接近于上述年限，这恐怕不能仅视为一种巧合。因此笔者认为，恰亚诺夫的“微观理论”至少对于传统农村而言是有价值的。当然它不能解释一切，同时作为一种理论抽象，也不能或不必要求它与感性资料完全吻合。

不过今天应当指出这一理论的重大缺陷。根据“微观理论”，恰亚诺夫认为导致农民分化（用他的话说是农民经济的“多样性”）的有“人口因素”和“经济因素”——后者指“市场条件，价格水平、土地稀缺”等，而“人口因素起着主导性作用。”这一论断会遇到两种危机：第一，正如前引许多质疑者指出的：在市场关系浸润日深的情况下，“经济因素”作用渐增，因此“人口分化”为主流的时代如果说曾经有过，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且多半是永远过去了。”但这个危机对恰亚诺夫理论来说还不是致命的，因为他在提出其理论模式时已经讲到现实的复杂性和“经济因素”随市场化进程而增长的可能。但作为对传统农民经济的一种理论模型，他是有理由把市场因素抽象掉的。问题是第二，倘若在传统条件下市场关系不发达，这一理论可免除“经济因素”的挑战，然而“超经济因素”呢？恰亚诺夫理论的致命缺陷，在我看来，就在于他的模式中影响农户经济变迁的只有“人口因素”与“经济因素”，然而传统农民社会中起重大作用的却是这二者之外的第三因素：身份、权势、等级壁垒、人身依附等超经济力量。而且市场的作用越小，“经济因素”越不活跃，共同体对个性的压抑越强烈，“习俗—指令经济”的色彩越浓，这第三因素的作用也越大；而恰亚诺夫的模式却完全无视它的存在。如果说恰亚诺夫在分析单个家庭农场经济行为内在动因时不提这种因素尚有可说，那么他在论述“单个农场如何形成社会的一部分”、“单个农场通过怎样的社会纽带而结成一定的社会整体”时，在论证“农民农场作为社会构成部分的组织形态学特征”时，不提这一因素就很成问题了。

如前所述，恰亚诺夫反对夸大俄国农民村社中的“两极分化”是有道理的。然而他避而不提的是：这些“无分化”（只有“人口因素”导致的“多样性”）的村社在传统上只是普遍贫穷的灰色背景，而权贵们的穷奢极欲正是以这一背景为条件的。个人（或“家庭”）性质的“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缺乏，在这种条件下常常意味着“剥削者的公社和被剥削者的个人相对立。就在本书俄文版问世时，苏联政府首脑李可夫曾感慨地说：我国的农民倒没怎么“分化”，可是他们穷到这种地步，以致于比利时的贫农按我们的标准就得划为地主！事实上，在由“习俗—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影响农民经济活动的首要因素与其说是从“人口因素”渐变为“经济因素”，不如说是从超经济因素渐变为经济因素更确切。竞争性“阶级分化”不发达常常意味着等级、身份壁垒的严峻，同等级人群中的平均主义往往与等级间的境遇悬殊并存。“朱门”之外有平均，“冻死骨”中无分化，以“经济因素”为基础的分配不仅同“劳动—消费均衡”相对立，而且也“同以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为基础的分配相对立”。恰亚诺夫只谈前一方面显然有片面之虞。

在当时鼓吹竞争汰劣的古典经济学与倡导大生产优越性的苏联官方经济学都一致对小农作出“末日审判”的情况下，恰亚诺夫及其学派独持小农生命力与稳定性之说。70多年过去，事实证明了恰亚诺夫的预见力，这是“恰亚诺夫主义”为世所重的原因之一。然而恰亚诺夫对这一事实的解释仍是可商榷的。第一，恰亚诺夫不是从农业的产业特性、而是从“家庭劳动经济”的形态学特性来解释这一现象。然而在笔者看来，产业特性的作用应当是主要的。因为农业中（不同于工业）“兼并”过程受到的自然限制不仅存在于“家庭农场”经济中，也同样存在于使用雇工的“资本主义农场”经济中。第二，具体就传统农业而论，由于恰亚诺夫关于劳动—消费均衡关系决定农户经济活动量的公式实际上有赖于土地（及劳动以外的其他要素）供给弹性化这一前提（在俄国则具体化为有赖于村社份地分配制这一前提），因而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直接用这一前提解释恰亚诺夫所说的那些现象，即：传统共同体对个人权利及以这种权利为基础的产权刚性化的压抑是自由竞争与“经济分化”难以出现的原因，不是更合乎逻辑吗？换句话说，真正的界限究竟何在——是在恰亚诺夫所说的“家庭劳动”经济与“雇佣劳动”经济之间，还是在农业与工商业的产业畛域之间，或是以传统共同体为基础的制度和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制度之间，——这恐怕是恰氏理论所遇到的最大挑战。

恰亚诺夫极为强调“家庭劳动”与“雇佣劳动”的区别，甚至不仅在经济学、而且在人类学的意义上也把它们看成是异质的。在《非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理论》中，他明确地把自然经济中的与市场经济中的家庭经营、自由竞争中的与依附状态下的个体经济都一锅煮地归纳为“家庭经济”，并把它与“资本主义”截然分开，这就潜伏了许多逻辑混乱。例如，恰亚诺夫认为“家庭劳动”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产生总报酬概念与“均衡”的目标，而“雇佣劳动”则产生净利润概念及使之最大化的追求。然而，如果在自由的市场竞争中经营者出于比较利益的考虑认为大规模生产的盈利率不如小规模生产，并因而缩减雇佣劳动，乃至完全使用家庭劳动（无疑，这种“如果”并不是纯粹的假设，而是实际生活中不乏其例的），那么这里的“经济行为逻辑”究竟发生了什么本质改变？假如一个农场主出于纯利润最大化的考虑而把5个雇工减至3个是可能的，那么他基于同样考虑把雇工数减少到零又为什么不可能？而一旦他这样做了，能说他就会变成只求“均衡”而不知净利润为何物的另一“范畴”中人了吗？

总之，恰亚诺夫留下的思想遗产，无论在人文精神还是在实证的社会科学方面都是丰富的，但他留下的疑团和有待商榷之处亦不少。恰亚诺夫实际上是从农民问题研究入手来探索人类的前途问题，同时又把其民粹主义理想落实到“家庭农场组织”这样一个极为经验性的领域，这是他不同于一般产业经济学家、也不同于一般乌托邦思想家之处。我们可以不是“恰亚诺夫主义者”，但我们不可不谈恰亚诺夫的书。

*本文原载于《中国书评》（香港）1996年第10期，转引自社会人类学中国网。为阅读及排版便利起见，删除了注释，敬请需要的读者参阅原文。

**封面图来源于公众号“人民食物主权论坛”《重读恰亚诺夫：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小农？》一文插图。

○编辑：泓之    ○排版：棱镜

○审核：忽逢/望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