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德普勒格 | 新小农阶级：世界农业的趋势与模式

扬·杜威 ·范德普勒格（Jan Douwe van der Ploeg），1950年出生，成长于荷兰北部的弗里斯兰。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教授，意大利农业部部长顾问。曾任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农村社会学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农民研究 amp;nbsp;农业方式、农村发展、土地改革、食品市场、技术变迁等。

导言：世界农业的趋势与模式

当今世界，农业乍看之下是混沌而无序的，然而事实上，世界农业已经清晰地呈现出三种互不相同的发展趋势：一个是发展态势强劲的农业工业化过程；一个是时常隐蔽却又无处不在的再小农化（repeasantization）过程；以及一个尤其发生在非洲的农业失活（deactivation）的过程。尽管影响方式不同，但是，这三种趋势无一不对农业生产本身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就业、产值、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以及食品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这三个过程在不同层面上以多种方式相互作用，致使全球农业呈现出混乱而失序的宏大表象（Weis 2007）。

这三种发展趋势又与世界农业中的三种互不均衡但又相互关联的农业模式密切相关（见图1—1）。第一种是小农农业模式，它通常以生态资本的持久利用为基础，旨在保护和改善农民生计。小农农业往往以其多功能性（multifunctionality）为显著特征，从事农业的劳动力通常来自家庭内部，或者通过互惠关系组织调用农村社区成员，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归家庭所有。生产的目的是服务市场以及满足家庭与农场再生产的需要。 

第二种模式可以称为农业的企业模式——企业农业。企业农业主要建立在信贷、工业投入与技术等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的基础之上。通过扩大规模进行持续扩张是这种模式的一个典型特征。在这种模式下，农业生产高度专门化并完全面向市场。企业农场主主动置身于对市场的依赖之中，尤其是与农业投人相关的市场（而与之相比，小农则会通过采取诸多精明的策略使农业活动远离那些市场）。企业农业的种种形式往往产生于国家推动的农业“现代化”项目之中，并对劳动过程进行了部分工业化改造。很多企业农场主都沿着这一路径来发展企业农业。

第三种模式是大型的公司农业，或可称为资本主义农业。公司农业曾一度在席卷全球的土地改革进程中几近消亡，如今它又在出口型农业的推动之下遍地重生。公司农业由一张延伸极广、易于流动的农业企业网构成，其中的劳动力几乎全部是计薪工人（salaried worker）。公司农业的组织和生产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尽管第三种模式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它已然对食品和农业市场产生了日益深刻的影响。

人们通常会把三种农业模式之间的主要差异归结到规模上。小农农业体现的是微小、脆弱的生产单位，它的存在似乎无足轻重。与之相对的是公司农业：庞大、强健并且举足轻重——至少人们通常是这样假定的。介于二者之间的是企业农业，它的规模介于小型生产单位与大型生产单位之间。成功的企业农场主可能会跻身公司农场主的行列，这也正是一些企业农场主梦寐以求的。

毫无疑问，农业的规模大小与不同的农业模式之间的确存在着实证意义上的相关性。然而，这三种农业模式之间差异的本质并不在于规模，而在于社会与物质资料在三种农业模式中的不同组织方式。例如，小农开垦土地和饲养奶牛的方式就不同于企业农场主和公司农场主。同样，这三种农业模式的形成和构建方式也各不相同。除此之外，小农自身与农业生产过程的关系也不同于其他两种模式。因此，对于小农来说，无论规模大小，其自身都构成了一种社会类型，并在很多方面有别于公司农场主和企业农场主。   

这些不同的农业模式及其组织方式深刻地影响着农业的产值与附加值、分配与再分配，影响着农业生产的性质、质量和可持续性，也影响着生产出来的粮食和食品。

从时间维度来看，通常，人们会认为小农阶级和小农农业属于逝去的时代，而企业农业和公司农业则代表着未来的走向。然而，这种差异从本质上来说仍然与组织方式有关，即：小农生产方式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就时间的社会组织方式而言，与企业农业和公司农业迥然相异（Mendras 1970）。

尽管这三种农业模式在诸多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但是彼此之间的界线并不总是泾渭分明，而且往往还会存在许多重叠与含混。三种农业模式之间的“界线”也是蜿蜒曲折的，图1—1勾勒出的三种农业模式的“外边框”同样远非理想中的那样清楚明确。例如，小农农业稍作改变，就会出现我们时常称作的兼业模式，此时，就会出现无地农民或是很多城镇工人耕种小块土地用于自我消费的情况。工业企业家可能也会对农业进行投资（反之亦然），这样他们就成了一种“混合型的”资本主义农场主。因此，这三种农业模式之间的界线往往是模糊不清的。

这三种农业模式与外部社会的联系存在多种方式，从中我们能够甄别出两种主要方式。一种是以短链的、分散的联结方式，将食品的生产与消费、农业与地方社会联系起来。另一种是高度集中化的、由大型食品加工与贸易公司构成的、在全世界范围内运作的方式，我将其称为“帝国”（empire）。帝国在这里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正在占据主导地位的组织与控制方式。帝国的概念体现在各式各样的、特殊的话语表达中，如农业（企业）集团、大零售商和国家机构，甚至还体现在法律、科学模型和技术之中。这些表达[即食品帝国（food empire）]共同构成了一种体制（regime）：“科学知识、工程活动、生产技术、产品特征、企业利益、计划与控制、资产重组、扩张模式以及对问题的界定方式等，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连贯有序的统一体，其中蕴含着一套特有的规则，这些规则深深地嵌入了制度与结构之中。”（Ripand Kemp 1998）需要说明的是，一方面，食品帝国的体制的确持续不断地保持着它的逻辑连贯性；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充斥着内部争斗与矛盾的竞技场。在食品帝国内部，各个控制中心为夺取霸权而相互竞争，这时某个（些）中心可能会渐渐变得强大，并建立起定序的权威，随后食品帝国便可能会腐化，甚至土崩瓦解。食品帝国不仅是一种内存差异的新生事物，从根本上说，它需要一系列不同要素、关系、利益和组织方式之间的紧密交联与相互强化。这种交联逐渐以一种强制的方式作用于社会：无论在何种层次上，个体或集体的行动都被编列进入食品帝国所主导的规则之中。在一定程度上，食品帝国变成了一种非实体化的组织与控制方式：它超越了自己赖以创生的本源，也超越了自己倚仗的物质载体与话语表述。这些物质载体可能偶有震动爆裂，然而，作为一种组织与控制方式的食品帝国却可能会在这嘶嘶作响的小插曲中得到巩固与强化。

断联（disconnection）是理解食品帝国运作方式的一个关键词。在食品帝国的控制下，食品的生产和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联系愈发被切断，农业生产越来越脱离具体的情境，脱离当地特殊的生态系统和社会属性。今天，食品帝国正一如既往地、疯狂地占领和控制着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食品生产和食品消费（尽管世界上85％的粮食产量是在小区域内以短链的、分散的方式流通的）。在这两种社会联系方式与三种农业模式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明确关系。三种农业模式都以不同的机制和方式与外部社会进行着联系和互动。但是，公司农业和企业农业主要是通过大型的食品加工和食品贸易公司与世界消费相联系（见图1—2），而小农农业则主要通过短链的和分散的方式与当地社会进行联系和流通，虽然这一联系和流通方式同样受到一定的间接控制，但至少逃脱了资本的直接控制和束缚。

工业化

在农业的工业化过程中，尽管企业农业起到了部分推动作用，但这一过程主要是由食品帝国驱动、在公司农业这片试验田上进行的。首先，农业的工业化反映了食品的生产和消费在特定时空维度上的彻底分离。食品生产与消费所处的具体区域不再重要，食品生产地与消费地之间的关联也同样微不足道。在这一点上，可以说食品帝国创造了“非场所”（non-place）（Hardt and Negri 2000，343；Ritzer 2004）。   

其次，农业的工业化意味着农业越来越远离其固有的“整体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在三个层面上的瓦解和重组过程。第一，农业生产被“移除”出地方生态系统，在这一点上，农业工业化意味着将人工要素强加给自然，并因此导致自然的边缘化，乃至最终被彻底剔除。第二，作为有机整体的农业生产过程也被分割成相互孤立的要素和通过对劳动分工、时间和空间的集中控制而要完成的各种任务。众所周知的“地球鸡”（global chicken）（Bonnano et a1．1994）就是一个生动的比喻。第三，也就是食物产品的瓦解与重组，即食品不再是生产和加工出来的——它是工程设计的结果。曾经在农田、谷物和意大利面之间，或者在果园、番茄与意大利面上浇拌的番茄酱之间存在的直接联系被打破。这就导致了今天众所周知的“食物战争”（Lang and Heasman 2004）。  

最后，农业工业化与对食品生产和食物消费越来越直接的“帝国”控制方式相呼应，并成为后者的一种话语表述。在全球范围内，更高收益率的追求、更大范围的占领和更全面的控制已经成为重塑农业生产、农业加工和食物消费的新的主导特征。

当今食品生产与食物消费的工业化过程正在按照一个精心设计的计划来言说和开展：全球化、自由化、完全成熟的转基因食品、宣称全世界从未享用过比今天更为安全的食品等等，这一切都是这个计划中的关键要素。有人甚至声称这一计划将为第三世界的穷苦农民带来光明的前景。农业工业化的鼓吹者还断言，除了进一步深入农业工业化之外，世界农业别无他路。

再小农化

在世界各个角落，农业工业化的进程都给地方和区域的食品生产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并使得对农业的挤压更为剧烈：尽管会有暂时的上涨，但几乎各地的农产品价格总体上都受到了打压。这尤其导致了农业的显著边缘化和强烈的依附性趋势。但与此同时，这一趋势也引发了当今的再小农化过程，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工业化国家，这一过程都十分引人注目。从本质上说，再小农化是对“受剥夺和依附的情境下争取自主与生存”的一种现代表述。农民的处境显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呈现为一股波流，依时而动，高低起伏。就如公司农业会不断演变（量的扩张以及与此同时在质上发生的变化，也就是对生产和劳动过程的进一步工业化）一样，小农农业也在不断变化着。再小农化就是诸多变化之一。   

再小农化意味着一种双重运动。一方面，它涉及以数字为指标的量的增长，即通过外部的加人，或者通过企业农场主向小农的再转换，小农群体的数量在扩大。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质的转变：小农的自主性提高了，支配生产活动的组织与开展的逻辑进一步远离了市场。再小农化可以通过时间和空间的有机结合来实现，无论是在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在欧洲，它都同样显得生机勃勃。

失活

农业失活指的是农业生产水平被遏制或大大降低。在很多情况下，农业失活过程具体表现为：农业所必需的资源被让渡，如被转换成金融资本而投资于其他经济部门和经济活动；同时，农业必需的劳动力也会暂时性或永久性地流出农业领域。在农业失活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具体的原因、机制和后果。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案例就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农业。纵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历史，虽然人口增长的刺激带来了农业的同期增长，但这几十年来，当代非洲已经在人均农业生产水平上呈现出持续而惊人的衰败态势。   

到目前为止，欧洲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和地区出现了农业失活现象。而对于东欧农业，社会主义政权的崩塌以及向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陡然转变导致了暂时性的失活，而在此之后一场广泛的再小农化过程和企业农业与公司农业的浪潮随之而来，其中后两者主要由来自西欧的移民所推动。另外，农业失活现象往往出现在大城市和扩张型城市的附近，因为那里的土地投机远比农业生产更富吸引力。再者，政府机构或欧盟也会强行推动农业的失活，例如，休耕制度、麦克雪利改革方案（McSharry reforms）（有意识地对农业进行粗放经营）、配额制度以及一些区域和环境计划，这些都遏制甚至降低了农业生产水平。可以想见，在未来几年，农业失活会远远超过它现有的程度。全球化和自南化（及其在农业生产的全球分工方面所产生的转变）会引致新的农业失活现象，而且这些农业失活现象将不再是国家干预的结果，而是由卷入其中的农民直接引起的。尤其是对于企业农业来说，失活有时或许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回应策略。当价格水平严重下降以致利润成为泡影的时候，选择退出并将资本投资他处，是显而易见的企业家行为。城市化过程、休闲设施的开发、“自然保护区”的创建以及新型的水资源管理方式，都将进一步加速农业的失活。

农业模式与农业转型

我认为，在现阶段，农业的两种主要发展趋势是工业化和再小农化。到目前为止，农业失活已经不再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过程，但在将来它也可能会再次发生，并对农村地区产生重要影响。农业的三种趋势或三个对应过程之间显然是相互联系的。例如，农业的工业化将实现对更多市场份额的占有，农业企业也必然会或急或缓地遭遇危机，由于贸易条件的恶化，农业企业的再生产会变得越来越艰难。此时，人们会主动寻求和构建新的自主性，包括自主性程度的提高、自主性形式的创新和自主性空间的扩大，这样再小农化便得以发生。为了降低成本水平，一部分企业农业会重新采取更有抵抗力的、类似小农的生产方式。另外，企业农业也可能会通过在内部深化工业化过程或者促进农业失活来回应贸易条件的恶化。再者，小农农业的内部还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再小农化过程。“小农境地”（peasant condition）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像每个社会实体一样，小农阶级仅仅作为一个过程而存在，也就是说，它存在于自己的变化之中”（Shanin 1971．16）。

在前面所述的三种农业发展趋势之间还存在很多相互联系，这些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农业发展的复杂全景。与之相对应的是三个并存的、彼此对立却又相互关联的农业转型过程。在这幅全景当中，至少有一种农业发展与转型过程明显地表露出了其霸权的野心，这就是根植于公司农业和食品帝国中的农业工业化过程。尽管极力掩饰，但农业工业化的脆弱性却无处不在、暴露无遗。   

这三个农业转型过程以一种复杂而又不断变化的方式位于我们之前所勾勒出的三种农业模式之中（见图1—3）。农业工业化的深化以及进一步推动农业工业化的前景已经清晰地体现在了公司农业当中，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了企业农业当中。通过工业化过程，企业农业中的一部分正在向公司农业转变，并被重组为公司农业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尽管有人认为兼业活动（小农农业的一个常见特征）也是一种农业失活现象，但农业失活主要源于并存在于企业农业之中。而对于再小农化来说，它则表现出了多重形式（见图1—3）：如巴西著名的无地农民运动（Movimento dos Sem Terra，简称MST）那样，城镇人口向农业的涌入形成了再小农化；再如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印度那样，随着新的小型农业生产单位的创生而悄然出现的再小农化。另外，再小农化还会在企业农业内部通过重新定位和调整而产生，即为了应对由价格下降和成本上升而对农业形成的挤压，企业农业的运作方式日渐向类似小农的组织方式转变。最后，我们还要注意到小农农业自身所发生的进一步再小农化过程，这通常表现为小农农业模式的深化。   

这些农业转型过程同样与食品帝国捆绑在了一起。食品帝国引发并再造了公司农业，这尤其发生在当前的历史关头。食品帝国还以企业农业作为自己的基础，因为它使任何地方的农业都受制于“外部挤压”，并通过企业农业将这种“外部挤压”转变成“内部挤压”。此外，尽管其中的作用机制有所不同，小农农业也部分受制于食品帝国，然而，小农阶级却代表了对食品帝国的顽强抵抗。这种抵抗有时候以大规模的、公开的方式进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隐蔽却很具体的方式，目的是避开甚至是克服这些挤压。在这方面，那些独立于食品帝国之外、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短链而分散的流通方式，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农业危机

无论在时问与空间中的方位如何变化，农业总是与自然、社会以及那些亲身事农者的利益与前途融为一体（见图1—4）。这些联系之间一旦出现或多或少的长期断联或脱节，农业危机就会产生。

传统的农业危机往往是由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与直接事农者的利益和前途的相互关系破裂所致。在人类历史上也正是这种危机形式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斗争和土地革命。然而，人类（尤其是在近代）也目睹了由于农业和生计实践与自然的关系破裂而引发的农业危机。当农业方式和农业发展是通过对生态系统有计划的破坏，或是对自然环境的日渐污染而得以实现的时候，一场“农业—环境危机”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此外，农业与社会也存在一种关系，在这一关系中，食品的质量尽管不是唯一的因素，至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而当下关于食品的一系列丑闻（尤其是疯牛病、口蹄疫、禽流感、猪瘟和蓝舌病）就是由农业与社会的关系出现危机所致。   

目前，历史上一种前所未见的农业危机正赫然耸现： 

它表现在图1—4中的所有三种联系上：关系到食品的质量以及食品配送的安全；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对农业生产者的生产热情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它是首个全球性危机：它的影响波及整个世界。 

这场多方面、全球化的农业危机逐渐变成了一个难以解开的“戈尔迪之结”（Gordian knot），因为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仅仅减缓某个方面的阵痛只会使其他地方的危机日后更加恶化，或者是将危机转移到其他维度上。

我要论述的是，正是作为一种定序原则（ordering principle）而出现的食品帝国对食品的生产、加工、配送和消费不断强化的主导和控制，才导致了这场在劫难逃的农业危机的耸现。这场危机也源自食品帝国对生态和社会经济的粗暴掠夺，在更为极端的情况下，食品帝国的掠夺还造成了对自然、农民、食品和文化的毁坏。农业工业化也意味着对生态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破坏。更为重要的是，农业工业化所推动的那些生产和组织形式恰恰被证明是极为脆弱的，它们几乎无法适应全球化与自由化的内在需要，四处隐含的新的矛盾和对立也因此浮出水面（Friedmann 2004，2006）。   

我认为，只有通过广泛的并且可能是再度复兴的再小农化过程，才能矫正和化解这场全球性的、多维度的农业危机。

方法论

我始终认为，农业的小农模式、企业模式和公司模式都是相互联系并依时而变的。因此，本书在方法论上以时间维度的纵向研究为基础。通过这种研究方式更能把握那些随时间而变的农业模式的运动轨迹。只有通过对长期趋势的研究，我们才可能理解这三种不同农业模式的性质、变化和影响。

这些时间维度的纵向研究首先关注的是秘鲁北部卡塔考斯（Catacaos）的农村社区。20世纪70年代初期，正是在那个地区我目睹了公司农业的消失。公司农业消失的部分原因是政府主导的土地改革进程，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卡塔考斯社区令人难忘的抗争活动。30年之后，特别是2004年的下半年，我又一次在卡塔考斯社区作了长期的调研。其间，我看到了公司农业又改头换面，以食品帝国的形象卷土重来、无孔不入，与此同时，我还发现，再小农化的过程也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时间维度的纵向研究也恰恰因此变得更为重要，它既振奋人心又使研究者面临很多挑战：日常生活充满诸多矛盾和对立，而且根本不会遵循线性规律，也无法让人一眼洞穿甚至预测它的复杂结果。同时，对卡塔考斯的研究也说明了那些特定的矛盾是如何在时间的长河中被再造和重现的，这使得研究者迫切需要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省思。   

第二个纵向研究关注的是世界知名的帕马森乳酪（Parmigiano—Reggiano）产区的奶牛养殖业。在1979年至1983年间，我和我的同事一起对这个地区从事乳酪和牛奶生产的很多农场进行了深入研究。2001年，我有幸对当年调查过的样本农场进行了回访研究。就我个人来说，这一回访经历如同回到卡塔考斯社区一样令人感到欣喜和温暖，然而，回访研究本身又使我深陷困惑和迷惘。我们起初认定将会持续扩张的农场（也就是那些典型的企业型农场），事实上在2l世纪初期就已经开始了失活的过程，而小农型农场反而在应对全球化和自由化过程对该地区的冲击时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这一鲜明的对比又一次提出了迫切的理论要求，即对什么是农业的小农模式、企业模式和公司模式进行更加彻底的理论思考和理论建构。

小型农场在应对全球化和自由化过程的冲击时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图源：greybrucelaw.com]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世界各地几乎所有的理论观点都预测和宣布了小农阶级的崩塌，我却从未接受和相信过这种预言，但在当时，我并没有充分的资料和工具向这种预言发起实质性的反驳。而现在，30多年之后，我对农业的奥秘（mystery of farming）算是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在这里，“奥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在英语中，“奥秘”既指农业的“谜团”（enigma）或者“秘密”，也指农业中的各种活动和任务。每一项农业活动都有其独特的奥秘。做好一项活动需要掌握人无我有的知识、洞见和经验，或者至少是比他人更丰富的知识、更深邃的洞见和更广泛的经验。  

农业的奥秘同样体现在我的第三个纵向研究中，该研究关注的是荷兰北弗里西亚林区合作社（Northern Frisian Woodlands，简称NFW）的奶牛养殖业。由于它的特殊历史，这个地区的农业生产直到现在一直保持了这样的特征，即相对小型的农场坐落在生物多样性丰富、由人工灌木树篱组成的秀丽乡村之中。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当时的权威专家认为这里的农业活动注定会消亡。当地的景观结构（很多细小的甚至是微小的田块）和大多数农场相对小规模的生产性质看似完全不具备竞争力（这个概念自那些年代开始就变得时髦起来）。然而，这里的农业并没有消失。尽管有不少农场倒闭或是搬到了其他地方，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农场保留了下来，并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在一条极为有趣的轨迹上开始了稳步的发展。在农场层面上，一种低成本的经营方式或者说“节约型农场经营方式”（Ploeg 2000）得到了优化；在整个地区层面上，一种新的区域合作社建立了起来，它使得由农民个体来保持景观、生物多样性和地区生态系统的做法，演变成了由坚实而稳固的农民组织来确保农场生产和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我自己就出生在这片土地上，除此之外，我还通过自己的多学科研究来了解这个地区，我的这些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并持续至今。

这三个纵向研究给我提供了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让我能够尝试从中抽取时空独特性之外的一般规律。在这些农业活动的组织方式中是否存在一些共性?如果是的话，这些共性是什么?面对当前全球化和自由化浪潮下的农业重组，农业有哪些回应策略在悄然浮现吗?同样，在这些新的回应策略以及相关的实践和发展趋势中有哪些相同的模式吗?如同甄别共性一样，我们还能够运用比较方法来详细分析和说明每种农业模式所遭遇的特殊之处。按照这样的分析路径，我们就能够为全球农业这个乍看起来杂乱无序的“混沌”图景描绘出一般性的轮廓和独特性的细节。

*本文节选自《新小农阶级——帝国和全球化时代为了自主性和可持续性的斗争》第一章，扬·杜威·范德普勒格著，潘璐、叶敬忠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文中加粗字/词为原文加着重号的字/词。

**封面图源为：organicconsume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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