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代尔 | 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8.24–1985.11.25)，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的第二代代表人物。提出了著名的长时段理论。主要著作有《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地区》《法国经济社会史》《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论丛》。
人文科学正经历着全面的危机，这场危机是人文科学自身进步的结果：随着新认识的积累，科学研究已必须是一项集体工作，而明智的组织形式却尚待建立。某些科学进步尤其迅速，它们有意无意地、直接间接地影响其他各门科学；然而，所有的科学都与落后的、乏味的、不能再为它们充当框架的人文主义相冲突。由于古今以来的研究势必将汇合成为一个庞大的整体，各门科学无不关心自己在这一整体中的地位。
再在定义方面作一番努力，或者再发一通脾气，人文科学是否就能摆脱这些困难？有人或许对此抱有幻想，因为他们现在比过去更加喋喋不休和无中生有地去规定人文科学的目标、方法和优点。他们纷纷在相邻科学的界线问题上找岔。其实，每一门科学都想留在或回到自己的领域之内。个别学者正努力牵线撮合：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要“结构”人类学朝语言学程式、“无意识”历史和定性数学的方向靠拢。他主张在所谓“传播科学”的名义下，把人类学、政治经济学、语言学等等联结成一门科学。但是，谁能同意打破学科界限和接受这项改组？答复的是与否将关系到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分家！
但平心而论，这些争执和拒绝并非没有意义。一门科学要肯定自己和否定其他，势必会产生新的好奇，因为否定其他已意味着认识其他。尤其，各门社会科学都不知不觉地互相制约，它们都力图抓住社会整体，都想侵犯邻近科学的领域，而自认为仍留在自身的领域之内。经济学发现了在它四周的社会学，历史学接受了邻近科学的种种忠告，并力图作出反应。由此可见，尽管遇到了沉默、蔑视之类的消极对抗，一个“共同市场”正在形成中；在今后几年内，朝这个方向作些尝试也许是值得的，虽然各门科学最后还是走自己的道路为好。
但首先是要互相靠拢，这已成为当务之急。美国对当今世界各文化区已采用了多学科的集体研究的形式；所谓“文化区”是由“社会科学工作者”组成的一个班子，主要研究现代的政治巨人：中国、印度、俄国、拉美、美国。为了认识这些政治巨人，每个参加者需要付出毕生的精力！在把有关的技术和知识实行汇总的时候，他们还必须不停留在自己独特的领域，不能像以往那样，对别人的言论、著述和思索不闻不问！必须使这一汇总包括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而不厚今薄古。可是，在美国从事的这些尝试中，地理学几乎没有任何地位，历史学的比重盘极其微薄。更何况，他们搞的又是怎样的历史！
其他社会科学对历史学二三十年来经历的危机很少了解，它们忽视历史学家的工作，而且还看不到历史在为社会现实服务的同时，也是社会现实的一个表现方面：作为社会的时限，历史是人类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和矛盾的时间体现，它不仅是过去的实在，而且是当今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在人文科学之间出现大辩论的今天，我们更有理由强调历史的功能和重要。经过反复的历史观察，历史学家发现了关于时限的辩证法，即时刻与时刻之间有着尖锐的、深刻的和反复无穷的对立；我们认为，在社会现实中，再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比这一对立更加重要。无论研究过去或研究现在，都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社会时间的这种多元性，这是人文科学共同的方法论。
长篇大论地谈论历史以及历史的时间，主要不是为了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本刊读者，而是为了人文科学的其他专家：经济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甚至社会数学家或统计学家。很久以来，我们注视着这些相邻科学的经验和研究，因为我们认识到，与它们取得联系或走它们的道路能使历史学耳目一新。在我们这方面，也可能给他们提供一点新东西。通过近年来的摸索：历史学得出了一个越来越明确的概念：时间的多元性和长时段的特殊价值。历史的长时间概念恐怕会比历史本身——五花八门的历史——使邻近的社会科学更感兴趣。
一、历史与时段
任何历史都把过去分成不同的时期，并根据各自的偏爱选择其中的一个时期进行研究。注重短时间、个人和事件的传统史学已使我们习惯了它那仓促、紧张的情节叙述。
新史学把经济和社会的周期性波动放在研究的首位，着重研究波动的时段，从而同时看到物价周期性升降的假象和真相。今天，除了叙述传统的历史事实，还要叙述涉及十年、二十年乃至五十年的历史势态。
在这第二部分的叙述之外，更有以百年计算的长时段和超长时段的历史，这与所谓“事件史”恰恰相反（事件史的名称是保尔·拉孔布最早使用的，弗朗斯瓦·西米昂用得更多）。这些术语是好是坏并不重要，我们已经用习惯了；它们反映了本文所要讨论的时间的两极：瞬时性和长时段。
使用这两个词并非绝对可靠。就我来说，我故意把“事件”一词列入短时段的范围：事件是爆炸，或如16世纪的说法，是“惊人的新闻”。爆炸掀起的烟雾充满了当时人们的头脑，但爆炸本身却很短促，火光一闪即已过去。
哲学家们无疑会对我们说，这是把词的一大部分含义取消了。严格地讲，一个事件可能具有许多连带意义。它有时为一些深刻的运动充当见证，并且通过种种牵强附会的因果推理——以往的历史学家乐此不疲——吞并自身以外的长段时间。它可以被无限延长，自由地或勉强地与一系列其他事件或隐蔽现实相联系，从此再也不可分开。利用这种添加手段，贝内迪多·克罗齐竟声称，历史和个人全都置身于任何事件之中，并且能随意被重新发现。这里无疑有个条件，即要在历史片断中添加它最初没有的内容，因而还要知道这一添加是否正确。让·保尔·萨特最近的思考正是想玩这种聪明而危险的游戏。
说得更清楚一些，事件是短促的时间，是个人接触的日常生活和经历的迷惘和醒悟，是报刊记者报道的新闻。但请注意，报刊不但登载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也披露普通的生活小事：一场火灾、一次铁路事故、小麦价格、一例罪案、一次戏剧演出或一场水灾。由此可见，生活的各种形式——政治、经济、社会、文学、机构、宗教乃至地理（一阵风或一场风暴）都有一种短时间。
1912年4月15日伦敦街头一名报童在叫卖报道泰坦尼克号海难的报纸。[图源：Corbis/视觉中国]
乍眼看来，历史似乎是这类反复无穷的小事（有的引人注目，有的默默无闻）的群体，微型社会学和社会计量学（还有微型历史学）目前正搜集这些琐碎的材料。但这一群体并不构成科学思考所能加工的全部历史实在。社会科学对事件几乎深恶痛绝，这并非没有道理，因为短时间是最任性和最富欺骗性的时间。
一些历史学家因此对传统的事件史持强烈的不信任态度；事件史和政治史的名称被混用并不十分恰当，因为政治史并不注定就是事件史。事实上，近百年来的史学，除人为的断代史和个别的长时段解释外，几乎都是以“重大事件”为中心的政治史，历史研究的内容和对象都是短时间。这也许是近百年来科学家们为进一步掌握必要的研究工具和严格的研究方法所付的赎金。自从大批文献资料被发现后，历史学家以为，全部真理就寓于真实的文献之中。路易·哈尔芬说过：“只要把文献资料按顺序编排起来，历史事实也就几乎自动地对号入座。”这个理想在19世纪末曾导致一种新体裁的纪年史，为了力求精确，它以大使通信或议会辩论为依据，亦步亦趋地记述各重大事件。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历史学家特别重视长时段考察，而在后来，只有米希勒、兰克、雅各布·布尔克哈特和甫斯特尔等少数大思想家才重新发现了长时段。超越短时段，这是近百年来史学研究的最珍贵的财富：如果同意这一点，人们也就容易懂得政治制度史、宗教史和文明史的重要作用，懂得建立在考古成果基础上的古代史研究的先锋作用。正是它们才挽救了我们的史学研究。
与19世纪传统史学形式的决裂，还不是完全与短时间相决裂。大家知道，这一决裂有利于经济史和社会史，而有损于政治史。由此产生的一场大变革无疑也是历史学的一次振兴，它势必要改变研究方法，转移研究重心，计量史开始登上舞台，它的精彩表演还在后面。
尤其，传统史学的时间含义有了变化。在以往的政治史学家看来，一天、一年都是时间的计量单位。时间是许多天的总数，但价格曲线、人口增长、工资运动、利率波动、生产预测、流通分析都要求更加宽广的尺度。
于是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叙述方式，即所谓“势态”、“周期”和“循环周期”的叙述方式，供我们选择的时间可以是十多年，二十五年，甚至是康德腊季耶夫的五十年周期。例如，不考虑短暂的和肤浅的偶然事故，1791至1817年间欧洲物价趋向上升，1817年至1852年间逐渐下跌：这一缓慢的升降运动在欧洲的时钟上表现为一个完整的循环周期。在世界范围内，情况也大致如此，这些时段显然不具有绝对的价值。经济增长、国民收入或国民产值是其他的晴雨表，弗朗斯瓦·费罗曾根据它们的数值提出了另外的标界，也许更有价值。但这些正在进行中的争论并不重要。历史学家肯定拥有一种关于时间的新含义，按照崭新的标界及其曲线和起伏进行分期，使对时间的解释能适应历史的需要。
厄内斯特·拉布鲁斯及其门生于1955年罗马历史学年会后，广泛地展开了以计量为特征的社会史调査。这项调査的最后结果是确定社会的势态（甚至社会的结构）——我想，我这样说并不违背他们的本意——至于这类势态的变化是否与经济同步，我们事先是没有任何把握的。何况我们不应该只注意经济和社会这两大态势而无视其他因素；由于缺少精确的尺度，其他因素的进展很难衡量，甚至不可能被衡量。科学、技术、政治体制、精神工具、文明也有其生活和生长的节奏，新史学只是在其乐队补充完毕后才能开始合奏。
按照逻辑，这种合奏本该通过扬弃而导致长时段，但由于种种原因，扬弃并不形成惯例，我们今天又看到短时段的复归。与其朝未知的方向前进，或许还是把“周期性”历史和短时间的传统历史焊接在一起更加合适（或更加紧迫）。用军事术语说，这叫巩固既得的阵地。厄内斯特·拉布鲁斯于1933年出版的第一部巨著研究18世纪法国的价格运动。1943年，拉布鲁斯又出版了近二十五年来法国最伟大的历史著作，他在该书中因叙述的需要又回到了较短的时间去，并指出1774至1791年间的经济衰退是法国大革命的有力动因或发射架之一，在此他也涉及到长时段，只是半个周期而已。历史学国际代表大会于1948年在巴黎举行，拉布鲁斯作了《革命如何诞生》的报告；他这次却力图把短时段的经济事态与政治事态——革命行动——结合在一起。这就重新陷进短时段的泥坑，而且一直埋到了脖颈。当然，拉布鲁斯的工作本身是有益的和无可非议的，但它又是一个何等重要的征兆！历史学家十分喜欢充当导演，他们惯于在幕后牵线，演出时间短促的戏剧，如今怎能心甘情愿地放弃这一老本行呢？
除了周期和循环周期外，还有经济学家所说的“百年趋势”。经济学家并不全都研究百年趋势，对此感兴趣的至今还只是少数；他们对结构危机的认识尚未为历史事实所证明，只是以粗浅的假设而出现，而且只涉及1929年后的近代，最早也不过到1870年为止。但这些认识为长时段历史指引了方向和提供了第一把钥匙。
第二把钥匙更加有用，这就是“结构”一词。该词在长时段问题中居于首位。在考察社会问题时，“结构”是指社会上现实和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严密的和相当固定的关系。对我们历史学家来说，结构无疑是建筑构件，但更是十分耐久的实在。有些结构因长期存在而成为世代相传、连绵不绝的恒在因素：它们妨碍着或左右着历史的前进。另有一些结构较快地分化瓦解。但所有的结构全部具有促进和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这些阻力表现为人及其经验几乎不可超越的限制（数学术语中的极限）。可以设想，要打破某些地理格局、生物现实、生产率限度和思想局限（精神框架也受长时段限制），这是何等困难的事。
最易接受的例子似乎是地理限制。在几百年内，人们困守一定的气候、植物、动物和文化，以及某种缓慢形成的平衡，脱离这种平衡，一切都会成为问题。例如在山区，山民有按季节易地放牧的习惯；在沿海地带，海上活动总是集中在某些条件比较优越的地点。城市的建立，道路和贸易的通畅，文明地域的范围，都是惊人地持久和固定。
广阔无垠的文化领域也具有相同的稳定性或残存性。厄内斯特·罗伯尔·库尔提斯乌的杰出著作《欧洲文学和拉丁族的中世纪》终于出版了法译本，它研究的那种文化体系同时是下罗马帝国的拉丁文明的变态和延续，而拉丁文明本身却背着遗产的沉重包揪：在13至14世纪民族文学诞生前，杰出知识分子的文明曾经有过相同的题材，相同的类比，相同的陈词滥调。沿着一条类似的思路，吕西安·费弗尔的《拉伯雷和16世纪的非信仰问题》力图说明拉伯雷时代法国人的思维工具，即在拉伯雷以前和以后的长时期内曾左右着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信仰方式的一系列概念，这些概念事先严格地限制了自由思想家的思想探险。阿尔丰斯·杜普隆的论文《十字军的神话》是法国历史学派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一。他认为早在14世纪以前，即在真正的十字军东征开始前，西方已有过这样的打算，这种长时段的打算在不同的社会、世界和心理状态中反复出现和不断延续，甚至在19世纪的人们身上还有最后的反映，弗朗卡斯台尔在《绘画和社会》中指出，从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开始，始终存在一种立体的“几何”图形，这种艺术完好无损地发展为本世纪的立体派油画。科学史也曾造就过几个体系，这些体系对世界的说明都有缺陷，但都维持了几个世纪之久。在伽里略、笛卡尔和牛顿出现前，亚里士多德体系保持主导地位，几乎没有人曾经提出过异议，它的地位被一个具有几何结构的体系所取代；这后一体系面对爱因斯坦的革命，也终于垮台，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史学研究刚在经济学领域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成功，但偏偏在这个领域却很难显示出长时段；表面看来，这似乎有点奇怪，在这里，周期、循环周期和结构危机掩盖了体系（有人用文明一词，指旧的思维习惯和行动习惯，以及不易被打破和消亡的格局）。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欧洲范围内，经济体系遵守几条相当明确的普遍规则：这一体系大致在14至18世纪期间建立，更确切地说，在1750年以前。在那数百年中，经济活动取决于人口的增减，1850至1450年间以及1630至1730年间的大退潮都说明了这一点。在那数百年中，交通领域以水路和船只为主，陆路运输障碍重重，居次等地位。经济髙涨集中在沿海地带，个别的例外只是证实了规律（香巴尼交易会在这个阶段初期已日趋衰落，莱比锡交易会于18世纪没落）。另外的特点是：商人占首要地位；金、银、铜等贵金属起重要作用，贵金属之间的冲突只是在16世纪末随着信贷的发展而减弱；季节性农业危机的反复袭击；经济生活最低水平的脆弱；对外贸易的重大作用(乍眼看来，这一作用很不相称），如12至16世纪期间与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贸易，18世纪的殖民地贸易。
以上列举了西欧商业资本主义的几个主要特点。在这个长达四五个世纪的长时段中，尽管发生了种种显而易见的变化，经济生活却保持一定程度的连续性。这四五个世纪具有共同的和不变的特点；围绕这些特点，在其他连续性中间，又有成千上万次决裂和动乱刷新了世界的面目。
在历史时间种种不同的形式中，长时段是一个棘手、复杂和陌生的概念。把长时段接纳到史学研究中来不是件好玩的事。这不是简单地扩大研究和兴趣的范围，也不是仅仅对史学研究有利的一种选择。对历史学家来说，接受长时段意味着改变作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他们要熟悉的时间是一种缓慢地流逝，有时接近静止的时间。在这个层次上——不是别的层次——脱离严格的历史时间，以新的眼光和带着新的问题从历史时间的大门出入便成为合理合法的了。总之，有了历史层次，历史学家才能相应地重新思考历史总体。从这个一半处于静止状态的深层出发，由历史时间裂化产生的成千上万个层次也就容易被理解了；一切都以半静止的深层为转移。
综上所述，我并不认为已给历史学家的职业下了定义，我只是谈了我的认识。在经历了近年来的风暴后，谁以为我们已找到了真正的原则，划定了鲜明的界限或建立了好的学派，那就未免太天真了。其实，各门社会科学都由于自身或整体的运动而不断在变革，历史学并不例外。现在还望不到任何平静，门生的时代尚未到来。从夏尔·维克多·朗格鲁瓦和夏尔·瑟涅博斯到马克·布洛赫，中间有着很长的距离。在布洛赫之后，车轮还在不停转动。在我看来，历史是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各行各业和各种观点的集合，是各种可能的历史的总和。
我认为，历史学能犯的唯一错误是独尊一家，排斥百家，过去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大家知道，要使所有历史学家明白这个道理很不容易，要说服其他社会科学更不容易，它们竭力把历史拉回到以往的状态去。我们必须花许多力气和时间，才能在“历史”的旧名称下接纳所有这些变化和新事物。一种新的历史“科学”已经诞生，它继续在探索和变革。在我国，《历史综合杂志》（创办于1900年）和《年鉴》(自1929年开始）宣布了新史学的诞生。历史学家从此下决心重视有关人的所有科学。我们的职业无论在界限方面或兴趣方面也从此与以往大有改观。历史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之间不再象以往那样有明显的分界和区别。包括历史在内的种种有关人的科学互有联系和影响，它们有或可能有共同的语言。
如果有人想了解1558年或1958年的世界，他就要先确定力量、潮流和特殊运动的一系列自下而上的层次，然后再取得整体的全貌。在这一研究的每个环节上，必须区分从遥远的过去即已开始的漫长运动和起源于眼下的短促运动。1558年在法兰西上是个毫不起眼的时刻，当时的世界不是从毫无魅力的这一年年初延生的。1958年对法国是个困难的年头，当时的世界也同样不在那一年诞生的。每一件“时事”包含着不同的原始运动和不同的节奏：今天的时间既始于昨天和前天，又始于遥远的过去。
二、短时间的争论
以上这些道理虽然平淡无奇，但社会科学对研究已失去的时间却不感兴趣。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向社会科学兴师问罪，指责它们不肯把历史或时段充当它们必要尺度。社会科学表面似乎欢迎我们：它们在理论上从来都关心历史的贯时性研究。
除此以外，还必须承认，社会科学家的爱好和本能，也许还有素养，决定着他们总是忽视历史的解释，原因要从几乎对立的两方面去寻找。一方面是所谓“事件主义”，或者说，依靠经验社会学的帮助，过分注重“时事”，蔑视历史，使社会科学限于研究短时间的素材和调查现实的情况；另一方面是干脆超越时间范畴，用数学公式表现几乎永恒的结构，也就是所谓“传播科学”。我们的兴趣显然在后一方面，因为它最新鲜。但“事件主义”的拥护者今天还大有人在，因而两方面问题值得分别谈到。
我们已说过我们对纯事件的历史怀有戒心。公正地讲，并非唯独历史犯有“事件主义”的错误，所有社会科学全都有份。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地理学家都把自己的科学分成过去和今天两部分（但分界不很严格）。为求得稳妥，他们本应该使二者保持平衡：这对人口学家是容易做到和必须做到的；这对地理学家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尤其我国的地理学具有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传统）；但经济学家则很少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困守最近的现实，往前追溯不超过1945年，往后的计划和预计一般距今几个月，至多几年。我以为整个经济思想就被这种时间限制卡死了。经济学家们说，研究1945年以前的经济状况是历史学家的事情；他们因此放弃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场所。经济学家习惯为现时服务，为政府服务。
民族学家的立场不是那么鲜明和令人担心。在个别情况有人曾强调历史学既不可能又无必要进入民族学的领域。把历史学拒之门外的立场并未给马林诺夫斯基及其门生带来任何帮助。事实上，人类学怎么能对历史学不闻不问？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说得好，人类学与历史学都是精神的冒险历程。人们通过观察可以看到，任何一个社会，即使是低级社会，都带有“事件留下的痕迹”，没有一个社会的历史能完全被埋没。在这方面，任何抱怨和坚持都无济于事。
相反，在短时间的边沿地带，新史学与社会学的争夺十分激烈；以调查成千上万种社会现实、心理现实和经济现实为内容的社会学根深叶茂地在我国和在外国发展了起来。这些调查反复断言，现时具有“火山般”的热力、丰足的财富和不可取代的价值。而历史时间在沉默的掠夺下已变得十室九空，回过头来重建历史时间究竟有什么用处？但是，历史时间是否真的已遭破坏而需要重建呢？从过去的时代中抽出本质，这对历史学家无疑是太容易的事了，用昂利·皮朗的说法，历史学家不费力气就能抓住“重大事件”，他想说的是“具有一定后果的重大事件”。现实生活因夹杂着种种小事而显得模糊不清，历史的眼光却能简化现实生活而揭露其真相，这正是在现实中生活的人求之不得的东西。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声称，能与柏拉图时代的人谈上一个小时，他对古希腊文明的了解将比所有经典论述要多得多。我十分同意他的说法。不过，历史学家已为他的旅行作好了准备，他多少年来已听到了从沉默中发掘出来的上百个希腊人的声音。如果在今天的希腊停留一个小时，他对现实状况将几乎一无所知。
进一步说，调查现实并不能剖析结构的细微末节，除非人们先用假设和说明去重建现时，也就是说，不能单凭感觉去认识实在，而要经过一个去伪求真、去粗取精的过程，先要离开已知的现实，以便更好地掌握现实。我怀疑社会学对现时的摄影能出历史对过去的描绘更加“真实”，这种摄影离“重建现实”的距离越远就越不真实。
菲力浦·阿里埃斯强调改变环境在历史解释中的重要作用。你对16世纪的一件事感到奇怪，原因就在于你是20世纪的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远离故土是产生的新奇感是认识的重要手段。它能帮助你更好地了解周围的事物（距离太近反而看不清楚）。即使你在伦敦住上一年，你对英国的事仍是一知半解。但在新奇感的启示下，通过比较，你会对法国的某些根本特点豁然开朗，这正是你拼命认识所认识不到的特点。与现时相对而言，过去也是改变环境的一条途径。
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很可能在死材料和活见证、遥远的过去和切近的现时等问题上永远互相踢皮球。我以为这不是主要问题，现时和过去应该互为说明。如果专一地观察狭隘的现实，人们的注意力将转向虚假飘浮的、轰动一时的和转瞬即逝的事件。而要观察社会，他必须注意全部事件，不论这是多么枯燥乏味。人种学家调查波利尼西亚人，只在当地停留了3个月时间；工业社会学家交出最后一次调查的结果就算了事，或者甩几个巧妙的问题拼凑出打洞的卡片，就以为完全摸清某个社会的结构。社会是个特别狡猾的猎物，这样急于求成是不能把它捕获的。
有人就巴黎地区的人口流动作了一次广泛的调查，我们的人文科学对此能感兴趣吗？家住十六区的一个女孩每天去她的音乐教师家里和政治学院，由此可画出一张漂亮的地图；但假如她是学农业学或玩滑浪板，她那三角形的行程就会全部改变。我高兴地看到某个大企业职工居住地的分布图，但如果我没有以往的分布图，如果分布图之间的时间距离不能够汇总成一项真正的运动，调查仍是无的放矢和白费力气。为调查而调查至多能积累资料，而这些资料对未来的研究却未必都有价值。我们对为艺术而艺术应有所警惕。
我还怀疑一般的地方志，无论是欧塞尔、维也纳或多菲内等地的地方志，如果不涉及历史，能否算是社会调查的对象。任何城市都是社会的延伸（包括其必然的危机、割裂、故障和打算），必须在附近城乡的复杂体中，以及在这个复杂体的历史运动中，才能认识该城市的地位。在记录城乡交流、工商竞争这类现象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知道：这种运动是离弦之箭是历史的再现或是简单的反复？我们不能对此无动于衷，而相反应看到这是一个关键性问题。
吕西安·费弗尔在其生活的最后十年中反复说过：“历史既是过去的科学，又是现时的科学。”这也是我的结论。作为时段的辩证法，历史不正是对整个社会现实的解释吗？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教训提醒我们要防止单纯重视事件的偏向，我们不能只思考短时间，不能以为会吵会嚷的演员才是真正的演员，除他们外，还有其他演员，只是保持沉默而已。难道有谁还不明白这个道理？
三、传播和社会数学
我们也许不必在短时间的动荡边界上停留太久。有关这方面的争论意义不大，至少不会得出惊人的结果。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与历史学相邻的其他社会科学的最新经验，即所谓传播和社会数学。
这场笔墨官司确实比较难打，我想说的是，社会科学的某些课题——至少在表面上——绝对地处在历史时间之外，我们很难证明这类研究不能脱离历史时间。
读者如果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参加这场讨论（不论赞成或不赞成我们的观点），最好对每个术语自己先掂一下分量，这些术语并非全都是新词，但在新的讨论中被沿用时具有新的含义。关于事件或长时段，显然没有新的含义可说，结构一词及其含义虽然还有争论，不能完全确定，但分歧并不太大。贯时性和共时性两词也不必多说：它们的定义已不问自明，尽管在研究社会现象的具体课题中，弄清它们的作用并不那么容易。在历史学的语言里，确定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共时性：要让所有的时段在某个时刻一律停止，这本身几乎是荒谬的或十分勉强的事；同样，我们只能设想，时间的长河多不胜数，每次顺水航行仅是无数次航行中的一次而已。
以上简短的提醒和警告暂时已足够了。但对“无意识历史”、“模式”、“社会数学”这类术语，还有进一步加以说明的必要。这些必要的说明在探讨社会科学的共同问题中是迟早会遇到的。
所谓“无意识历史”当然是指无意识的社会形态的历史。“人创造着历史，却不知道自己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的这句话有助于我们认识问题，但还不能说明问题。实际上，这是用一个新词重新提出有关短时间、“微型时间”和“事件历史”的全部问题。人们在生活过程中始终觉得自己能捉摸到时间的流逝。但这种清醒的、有意识的历史是否如许多历史学家所想的那样，竟是欺人之谈？语言学过去以为一切都由词所派生，历史学曾认为一切都由事件所派生。在当代，许多人以为一切来自雅尔塔协定或波茨坦协定，来自奠边府事件或沙基埃-西迪-优素夫事件，或来自另一件更重要的事件——人造卫星的发射。无意识的历史正是在这引人注目的事件之外展示的，就算在事件的一定距离之外有一种社会的无意识，就算这种无意识可被认为比闪闪发光的表面事件有更丰富的科学内容，但要区分光亮的表层和黑暗的深层十分困难，人们没有成功的把握。更何况，无意识的历史一半归结于时机，一半又归结于结构，它往往比人们所承认的更容易被感知。我们每个人都意识到在自己的生命之外还有群众的历史，并且容易承认群众对历史具有强大的推动力，但不容易看到这股力量的方向或规律。这种意识今天正变得日益强烈，虽然它的存在为时已久（例如在经济史方面）。这是思想中的一场革命，人们开始正视事件的模糊部分，赋予它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甚至损害其他部分也在所不惜。
在对无意识的这场考察中，历史并非单枪匹马，它追随着某些新的社会科学，并采用了它们的新观点。新的认识工具和考察工具业已形成，例如“模式”，虽然有的模式比较完善，有的还很粗糙。模式只是以方程和函数形式出现的、互有紧密联系的假设和解释体系：这个决定那个，或者这个等于那个；此实在如无彼实在相伴即不能成立，互相间显然保持紧密的和经常的关系。模式如果定得好，就能在人们所观察的社会环境之外，透过时间和空间，接触到其他的社会环境。这就是模式的循环价值。
根据使用者的气质、打算或目的，这些解释体系可变化无简单的或复杂的，定量的或定性的，静止的或流动的，机械的或统计的。我从列维·斯特劳斯那里接受了这最后一种区分。机械模式的范围较小，只涉及直接被观察的一小群人的实在（例如民族学家对原始社会的研究）。在考察范围广阔、人口众多的社会时，就必须计算平均数，从而得出统计模式。但这些定义并不重要，有时还存在争议。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著名的法国人类学家，与弗雷泽、鲍亚士共同享有“现代人类学之父”美誉。[图源：Sohu.com]
我认为，在制定社会科学的共同纲领前，必须先确定模式的作用和界限，为此，我们应该把模式与时限进行对照，因为在我看来，模式的意义和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有效时段。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就举历史模式为例，我想说的是某些历史学家创造的、相当粗糙的和简陋的模式，它们虽然也是模式，但很少做到如真正的科学法则那样一丝不苟；历史模式从来不想用数学语言作出表述。
我们在前面曾谈到14至18世纪期间的商业资本主义：这是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的许多模式之一。这个模式虽然对各种推理敞开大门，但只对一定时间内的某一类社会才完全适用。
我在《菲力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中制定的模式就不同，它涉及16至18世纪期间意大利城乡的经济发展周期，即从商业资本到工业资本再到银行资本的转化；银行的繁荣最慢，消失也最慢。银行的结构比商业资本主义的结构规模要小，但在时间和空间中却更易延伸。它记录的现象能够在不难找到的许多场合反复出现。法兰克·斯波内和我在《16世纪的货币金属和经济》一文中提供的模式也许属于同样情形：关于16世纪及其前后时期的贵金属的历史，无论是金、银、铜或其替身（信贷），全都“想方设法”要压倒对方。为便于观察起见，我们选择了16世纪这个特别动荡的时代，把这个模式搬到别的时代去，也毫无困难。一些经济学家不是曾试图用今天不发达国家的特殊情况来验证货币的定量理论吗？
这些模式如果与一位名叫希格孟·迪亚蒙的美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模式相比，其存在的有效时限也还是短促的。迪亚蒙设想的模式带有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的双重烙印：内部语言是指美国当时统治阶级(大金融家）内部使用的语言；外部语言是指面对公众进行辩护（为了使人相信金融家的成功是民族致富的条件）时使用的语言。迪亚蒙认为这是统治阶级感到自己的威信和特权蒙受威胁时表现的习惯反应：为了掩盖自己，统治阶级必须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把自己的利益与公众的利益等量齐观。如果需要的话，迪亚蒙将会以同样的模式来解释王朝观念（英王朝）或帝国观念（罗马帝国）的演变。这类模式显然能延续几个世纪。他设想的某些具体的社会条件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因而模式的有效时限也比前面谈到的模式长得多，但它涉及的现实同时却更加具体，更加狭窄。
极而言之，这类模式可与数理社会学家偏爱的、几乎永恒的模式殊途同归。所谓“几乎永恒”实际上也就等于说在超长时段的道路上行进。
前面的解释只能勉强算是模式科学和棋式理论的前导，历史学家在这方面并不遥居领先地位，他们的模式不过是些解释性的光束。其他社会科学家比我们更有雄心壮志，在研究方面也走在我们的前面，他们试图与信息、传播或定性数学的语言和理论相会合，把数学语言引进他们的领域；这个功劳诚然很大，但一不小心，数学语言有摆脱我们的控制和溜跑的危险；至于溜到什么地方，那简直是天知道了！信息传播和定性数学都能集合在社会数学这个含义极广的术语之下。在使用这个术语前，还必须先作一点说明。
社会数学至少包含三种语言，它们可能互相混合，并随之产生新的语言。数学家的想象力至今尚未穷竭。这三种语言是：必然现象的语言，属传统数学的领域；随机现象的语言，属帕斯卡尔以来的概率论领域；既非必然又非随机，但受一定规律支配的条件状语言。由于使用了集合、组合和概率运算的，这些规律后来为定量数学开辟了道路。从此，由观察向教学表述的过渡就不再必须走大量、冗长的统计计算这条艰难的途径。人们可以从分析社会现象直接得出一个数学公式，也就是说，用计算机算。
当然，计算机并不能把所有的材料全都吞下和消化，还必须事先作好必要的准备。信息科学正是为了传播的需要和根据计算机的运算规则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本文作者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他远远地注意着有关翻译机器的研究，并因此而沉浸在遐想当中。他注意到以下两个事实：1.必要的机器和数学可能性已经存在；2.必须为社会数学准备好社会数据，因为社会数学已不再是我们熟知的价格曲线、工资曲线、人口出生率这类老一套的数学。
虽然我们往往不掌握新数学的演算程序，但我们不能不注意为使用新数学而准备好社会实在。我们至今几乎总是要完成相同的准备工作：选择一个范围有限的考察单位（如一个原始部落，一个与世隔离的人口群落），那里的一切几乎都能够被我们直接用手指摸到；随后，在各种不同的要素之间建立一切可能的有机关系。根据这些业已严格确定的关系，人们将列出数学方程，得出各种可能的结论和引伸，最后导致能概括（或不如说考虑到）一切结论的模式。
人类学最初诞生时就是对初民社会的研究，将一个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作为考察单位。图为马林诺夫斯基1918年在特洛布里恩群岛和原住民交谈。[图源：Scientific American Blogs]
在这些方面，能够研究的课题多不胜数。举一个例子也许比发一通长篇议论更加好些。克波德·列维·斯特劳斯自告奋勇为我们引路，我们就跟他走吧。他向我们介绍了其中的一个研究领域，即所谓“传播科学”领域。
列维·斯特劳斯写道：“在任何社会里，传播至少在三个水平上迸行：妇女；财产和劳务；信件。”我们权且承认，在三个不同的水平上有着不同的语言。因此，我们是否有权把每个水平上使用的语言当作不定的，甚至特定的语言？是否有权把它们直接地或间接地同语言学或音位学的惊人进步（列维·斯特劳斯认为，音位学“必将革新整个社会科学，正如核物理革新了整个精确科学一样”）联系起来？这样说未免言过其实，但有时言过其实却是必要的。历史学落入了事件史的陷阱，语言学同样掉在词的陷阱之中（词与客体的关系，词的历史演变），音位学的革命终于使语言学摆脱了困境。语言学从此在词的彼岸依附音位，不再注意词的含义，而重视词的位置，重视伴随着词的音符以及音符组合、亚音位结构和整个隐蔽的、无意识的语言实在。在世界各国语言中都能找到的几十个音位的基础上，奠定了崭新的数学工作；于是，至少一部分语言学在最近二十年来开始脱离社会科学的领域，并越过“精神科学的溢口”。
把语言的意义推广到亲缘的基本结构，推广到神话、仪式和经济交换，这正是寻找通往“隘口”的道路，列维·斯特劳斯首先在夫妻交往——人际交往中最基本的语言——的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在任何社会中，即使是原始社会，乱伦——在狭小的家庭细胞内通婚——无不遭到禁止。这是一种语言。在这种语言下，他寻找一种与音位相应的基本要素，即亲缘的“原子”。列维·斯特劳斯在1949年的论文（《亲缘的基本结构》）中指出，用最简单的表述，“原子”指的是：男人、妻子、孩子，再加上孩子的舅舅。从这个基本要素以及从原始社会大量已知的婚姻系统出发，数学家将寻找各科可能的组合和方案。在数学家安德烈·韦依的帮助下，列维·斯特劳斯成功地把人类学的观察翻译成数学语言。由此得出的模式应该证实体系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并显示该体系包含的具体方案。
人们可以看到这种研究意味着什么：突破观察的表层，进入无意识（或少意识）的深层，再把无意识实在分割成等量的、敏感的和细微的要素，以便精确地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正是在“微型社会学”的这一梯级上，人们可望看到最一般的结构法则，正如语言学家在亚音位梯级上、物理学家在次分子(即原子）梯级上发现了自己最一般的结构法则。这类研究显然可以朝许多其他方向继续进行。于是，列维·斯特劳斯顺理成章迆又开始研究神话，且别发笑，还研究烹饪（这是另一种语言）：他把神话分成一系列基本题材，把各种烹调法分解成味的基本要素（他对此并不十分深信）。他的研究每次都立足在深层的、下意识的水平上：我在讲话时，不关心我的话语中的音位；在餐桌上，除个别例外，我也并不注意烹饪是否包含味的要素。然面，在每种情况下，深层各要素之间都保持确切而细微的关系。社会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难道是要以语言的形式表达这些简单而神秘的关系，从而把这些关系翻译成莫尔斯电码和通用的数学语言吗？这恰恰是社会数学的雄心壮志。我敢认真地说，这种研究决不是历史研究。
我们这里必须考虑时限。我曾说过，模式的时限有长有短：模式的有效时间是它记录的实在的有效时间。在观察社会时，这一时间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因为同生活的内在结构相比，这些结构在各种矛盾压力下出现的断裂（突然的或缓慢的）意义更加重要。
我有时把模式比作船只。一旦船只已经建成，我就要让船只下水，看它是否飘浮，然后沿着时间的长河顺流而下或逆流而上。船只失事始终是最意味深长的时刻。可见，斯波内和我本人为说明贵金属之间的争夺而提出的假设，对15世纪以前的世界并不适用。在15世纪后，贵金属间的冲突表现十分激烈，这种激烈冲突随后又见不到了。我们需要寻找其中的原因。由于这里必须向下游航行，而到了18世纪，随着信贷的急剧膨胀，我们的船只便遇到了困难，过于简单的模式已不能成立。照我的主张，研究应该从社会实在中得出模式，再从模式回到社会实在，多次往返，耐心地进行修补。因此，模式就先后由说明结构的尝试以及检验和比较的工具变成对某个特定结构的生命力和可靠性的验证。如果我从现实出发创造一个模式，我就会立即把它放回到实在中去，然后在时间中向上追溯，尽可能追溯到它的诞生为止。接着，我将根据其他社会实在的共生运动，估量这个模式可能的有效时限（即到该模式与实在脱节为止）。这并不排除另一个可能：我将把模式在时间和空间中与其他实在进行比较，以便能够用模式对其他实在作出新的解释。
我认为定性数学的现有模式不适于从事这类往返运动，时间的河道多不胜数，而这些模式却只在一条河道中航行（长时段和超长时段的河道），避开了航行事故、外在机遇，与实在脱节等偶然因素。我想再一次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例，因为在我看来，他在这些领域的尝试是最聪明的和最清晰的，而且也最能扎根在社会经验中。我们必须看到，列维·斯特劳斯每次所研究的都是一种演变极其缓慢，甚至近乎永恒的现象。所有的亲缘系统都世代相传，因为如果血缘亲属的比例超过一定限度，人类就不能生存，而为了生存，必须有一部分人对外在世界开放：禁止乱伦是长时段的实在。发展十分缓慢的神话也与超长时段的结构相适应。且不谈最古老的神话，我们可把有关俄狄浦斯的各种神话收集起来，整理出其中的各种差异，从而在差异之下揭示出一条贯彻始终的骨架。但是，假如列维·斯特劳斯不研究神话，而去研究“马基雅弗里主义”及其各种形象和表现，假如他从16世纪中叶该学说被真正提出的时候出发去分析该学说的基本要素，我们在马基雅弗里主义的结构中就随时可以看到许多断裂和颠倒，因为这一学说体系不具有神话那样的、几乎永恒的稳固性，而要受历史上众多的变迁、起伏和波折的影响。用一句话说，它不仅仅能沿着长时段的平坦大道前进……由此可见，列维·斯特劳斯在研究结构中所推崇的方法不仅处在微型社会学的梯级上，而且处在无限小和超长时段的交岔路口。
说到底，定性数学是否注定要走超长时段这条唯一的道路呢？假如是的，我们所能找到的真理将仅仅是些过分偏向永恒的人的真理。有人或许会对此感到失望，会说这些原始真理不过是聪明人的陈词滥调。我们则认为，这些基本真理能够对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基础作出新的说明。但整个争论并不到此为止。
我实际上并不以为这些尝试（或类似的尝试）不能在超长时段之外进行。人们向定性数学提供的素材不是数字，而是特定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都有严格的定义，因而能用一个数学符号所概括；从这些数学符号出发，有关的数学可能性将得到研究，而不必考虑这些符号代表什么社会实在。结论的全部价值将取决干原始的观察，取决于在所观察的实在中选择哪些基本要素和如何规定要素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何以社会数学对模式有所偏爱，列维·斯特劳斯称之为机械模式，也就是说，建立模式的出发点是些狭隘的集团，在这些集团里，每个个人都可直接被观察，社会生活十分单纯，人际关系简单、具体和很少变化，因而肯定能够就它们的性质作出规定。
相反，所谓统计模式则以广阔和复杂的社会作对象，观察这些社会的现象只能依靠平均数和传统数学。但在平均数确定后，如果我们能够在集团之间——不再在个体之间——建立为定性数学所必需的基本关系，当然没有任何理由阻止我们这样去做。据我所知，这类尝试至今还没有。我们还处在试验的初期。暂且，无论是心理学、经济学或人类学，所有的试验都朝着我前面谈到的列维·斯特劳斯所遵循的方向进行。定性的社会数学只有在向现代社会发起冲击，研究其纷杂的问题和不同的生活节奏后，才算经受得起考验。相信会有某个数理社会学家将从事这项冒险。我们也还相信，这项冒险必将促使人们修改至今遵守的方法，因为社会数学不能局促于长时段的一隅之地：它理应找回包括各种运动、各种时限、各种断裂和各种变异在内的多样的生命活动。
四、历史学家的时间和社会学家的时间
在结束了在社会数学中的漫游以后，我回过头来再谈时间和时限。作为历史学家，我对社会学家居然能超脱时间一事深感惊讶。问题在于，他们的时间不等于我们的时间：社会学家的时间远不是那么紧迫，那么具体，几乎从未成为他们的问题和思考的中心。历史学家实际上从不走出历史时间的范围：时间紧贴在他们的思想上，犹如园丁的小锄总是沾土一样。历史学家当然也梦想超脱时间。在沉闷的1940年，加斯东·罗普内尔的《历史和命运》一书对时间问题发表的见解使一切真诚的历史学家感到伤心。保尔·拉孔布也曾有过同样的想法，这位大历史学家在《历史综合评论》中写道：“时间本身毫无意义，客观地讲，它仅是我们的一个观念而已……”但是否真能避开时间呢？就我个人而言，在那百无聊赖的被囚期间（1940至1945年），我曾拼命地去摆脱这些困难年月的漫长时间。拒绝接受当时的事件和时间，就是明哲保身地站在一边，以便能高瞻远瞩和不过分着眼现实。从短时间过渡到较长的时间和很长的时间，接着便暂时停下，重新考察一切和重新建设一切，看到一切都在自己周围运动：这种处世之道确实值得历史学家一试。
这一连串的超脱最后并不会把历史学家抛出世界的时间和历史的时间之外，时间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因而它随地球公转的节奏向前奔跑。我们区分的种种时限其实在相互间有关休戚与共的联系：精神的创造主要并不归功于时限，而应归功于时限的片断。这些片断在我们工作的终点殊途同归。长时段、机遇、事件也毫无困难地随之而来，因为所有这些时间都用同一个尺度来衡量。思考其中的一种时间，也就是思考所有这些时间。重视主观方面并深入时间范畴内部的哲学家从不意识到历史时间的份量，而历史时间却是具体的、普遍存在的时间（如厄内斯特·拉布鲁斯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经济危机》书篇首描绘的随机时间），是以同等身份周游列国和把同等桎梏强加各国的时间。
对历史学家来说，一切以时间为开始，一切以时间为结束，这是一种数学的和造物主的时间，是推动人、强迫人和外在于人的时间，或用经济学家的说法，是“外原的”时间，它把各人特有的、色彩不同的时间夺走：一句话，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时间。
社会学家当然不接受这种过分简单的范畴。他们更接近加斯东·巴歇拉尔在《时限的辩证法》中所介绍的时间。社会时间只是我观察的某个社会实在的特殊量度，它处在该实在的内部，又是该实在带有的许多记号之一和特性之一。这种宽容的时间不给社会学家带来困难，社会学家可以随意拦截它，放过它或促使它运动。历史的时间不易接受贯时性和共时性的这种灵活的双重活动：它不能把生活设想成一种可以停止其运动和展示其静态的过程。
这个分歧其实还要深刻得多：社会学家的时间不能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职业决定了我们从内心就厌恶这种时间。我们的时间，如同经济学家的时间一样，是一种尺度。当一位社会学家说，结构的不断破坏是为了重建，我们完全愿意接受这种解释，何况历史观察也证实这种解释。但根据我们习惯的要求，我们还想知道这两种相反运动的确切时限。各种经济周期，物质生活的涨渐和退潮，都是可以衡量的。社会的结构危机也应该在时间中并通过时间被测出其自身的确切迆位，或与共生结构的运动相对的确切地位。历史学家所强烈关心的，正是这些运动的交叉、相互作用和断裂点；而要记录这一切，又只能使用历史学家的时间，即记录所有这些现象的划一不二的通用尺度，而不是充当各现象特殊尺度的、形式多样的社会时间。
历史学家在进入社会学——即使是乔治·古尔维奇的亲切手足的社会学——的领域时，不论有理无理，总要提出这些相反的意见。而在自己的领域内，历史学家却不承认时限，又不承认时态。乔治·古尔维奇的社会大厦由五种基本建筑所构成：上下楼层、社（会）交、社会集团、总体社会和时间，时间是最后、最新的脚手架，因为它也是在整个大厦之外添加的、最后的建筑。
乔治·古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1894－1965），法国社会学家。曾任国际社会学学会主席。古尔维奇提出一种辩证的、超经验的一般社会学观念，认为组成社会实在“微观要素”的个人意识的整体，乃是社会联系的基础。主要著作有《法律社会学》（1942）、《社会学与辩证法》（1962）等。
乔治·古尔维奇所说的时间以众多的状态而存在，算来含有整整一串：迟缓的长时段时间，转瞬即逝的时间，节奏不规则的时间，周期的时间，落后于自身的时间，超前和落后交换的时间，走在自身前面的时间，爆炸的时间……历史学家怎能相信这些？如果时间有这么多的色彩，历史学家就不能重组他所不可缺少的单色白光。他很快看到，这种变色的时间不过用一种新的色彩来标出早已区分清楚的不同范畴。在古尔维奇的大厦中，姗姗来迟的时间自然栖身他人的檐下，时间要适应房屋的要求，听从上下楼层、社交、集团、社会的约束。这是不加改变地以另一种方式重写相同的方程式。每个社会实在都分泌自己的时间或时间标尺这对我们历史学家能有什么好处？这座理想大厦的庞大建筑仍然是静止的，历史在其中没有立足世界的时间和历史的时间留在那里，但象埃奥利的风一样，被禁闭在羊皮口袋里。社会学家所反对的最后不是历史，而是历史的时间；即便人们力图以多种形式去改造历史时间，这个实在仍然是凶横的。历史学永远摆脱不了历史时间的束而社会学家却几乎总是脱离时间的约束：在他们眼里，始终现实的瞬时现象似乎高悬在时间之上，而多次反复的现象则没有任何时间标志；也就是说，社会学家在思想上趋向极端，或者局限于严格的瞬时，或者满足于最长的时限。这种认识难道是合理的吗？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以及不同见解的历史学家之间争论的真正焦点就在这里。
按照历史学家的习惯，我在本文中举了大量的例子进行论怔，我的论点想必足够清楚的了。但社会学家和其他邻近科学的专家是否能同意我的论点，我却感到怀疑。作为结论，这里不必再反复重申业已叙述和强调过的论点。历史学的本质要求它给予时限及其赖以分解的各项运动特殊的关注；在我们看来，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但愿我们的邻居们在思考社会现象时能把他们的观察和研究纳入这条轨迹：这对他们难道是一项过分的要求吗？
所有的历史学家并不全都赞成我的主张，潮流还会出现逆历史学家在本能上偏向短时段。大学里神圣的教学大纲也助一臂之力。让·保尔·萨特最近发表了《<评丁托列托>一书（即将出版）的片断》，支持短时段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或者过于简单或者过于冗琐，为了同时反对这两种倾向，他提倡注重人物传记和丰富多彩的实际事件。“确定”福楼拜资产者的地位或丁托列托小资产者的地位，这说明不了所有的问题。我对此完全同意。但是，让·保尔·萨特每次研究具体情形——无论是福楼拜、瓦莱里或吉伦特派的对外政策——终究要回到时代背景。这种研究从历史的表层转向历史的深层，因而与我的想法殊途同归。如果沙漏计时器能朝两个方向倒转——从事件到结构，再从结构和模式回到事件——就更加符合我的见解。
马克思主义有众多的模式。萨特强调特殊和个体，指出模式的不足，反对生硬的公式化倾向，除少数细微差别外，我赞成他的意见，但我不反对模式，而是反对滥用模式。马克思的天才，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制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人们简单地把这些模式固定下来，赋予法则的价值，似乎它们能自动说明一切和预示一切，似乎它们能适用于所有的场所和所有的社会。其实，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模式拉回到时间的可变长河中进行观察，它们的网络将显得一清二楚，因为这是编织得十分精细和十分牢固的一个网络，它不断重新出现，但每次都在其他结构的作闬下，发生细微的増删变化，而其他结构本身也可能被其他的规律、其他的模式所规定。马克思主义是上个世纪中最强有力的社会分析；它只能在长时段中恢复活力和焕发青春……但必须补充，在我看来，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却喜欢停留于既有的公式，为公式而公式，这难道不正好典型地反映出整个社会科学面临的危险吗？
我在结论里还想强调指出，长时段仅是社会科学会商时可能使用的共同语言之一，应该看到还有其他的共同语言。我曾介绍了社会数学的崭新尝试。新尝试诚然对我有很大吸引力，但我们对旧尝试不应感到失望；它们在经济学中取得了切实的成果，这也许是人文科学中最先进的成果。在这个传统领域中，还有大量的计算等待我们去做，尽管目前已有了大批日益完善的计算机和计算器。我相信今后还必须扩大统计的范围，把计算运用于过去时代的研究。18世纪的欧洲总的说来还有许多领域需要发掘，但对17和16世纪的研究也应提上议事日程。奥托·伯凯尔巴赫的《中国时代的人口统计》和马里安纳·里格尔的《明朝的金融和农业经营》以其空前详尽的统计为我们了解中国历史深层打开了大门。数字的简单明了显然有助于我们加深认识。任何科学都是从复杂向简单发展的。
我们这里不应忘记最后一种语言，最后一组模式，即必须把任何社会实在归结为它所占领的空间。遗憾的是，在人们的思想中，地理往往被当作一个自在的世界。地理学需要再出现一位如维达尔·德·拉布拉什那样的学者，不但思考时间和空间的关系，而且思考地域和社会实在的关系。今后，地理学将优先研究有关人文科学整体的问题。社会学家或明或暗地把生态学当作地理学的同义词，借以避开由地域提出的种种问题。空间的模式是至少能部分地解释社会实在的地图，它们对各种社会现象和各种时间运动都有真正的规范价值。令人奇怪的是，社会科学竟对此视而不见。我经常想到，法国在社会科学方面的一个优点正是我们有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地理学我们不能不对此深感惋惜。对社会科学来说，它们也应该如维达尔·德·拉布拉什所主张的那样，在认识人类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地理的因素。
我在写本文时怀有一个实际的目的，即希望社会科学在相互的界线、社会科学的定义和结构的定义等问题上暂停争论，而通过共同努力，为今后从事的集体研究划定几条指导性路线。依我之见，这些路线可称作数学化、地域论和长时段……但我十分希望知道其他专家将提出什么建议。本文被列入《经济、社会和文明年鉴》的“论战”栏目中，这当然决非偶然。我在这里只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在不涉及自身专业的条件下，我们每个人在提出这些问题时显然要冒点风险。因此可以说，本文的目的在于挑起争论。
*本文选自蔡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原载《历史随笔》，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65年版，承中译。
**封面图为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Armand Colin 2000年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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