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 | 生命的政治化

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4.22-），欧洲研究生院（EGS）巴鲁赫•德•斯宾诺莎教授，意大利维罗拉大学美学教授，并于巴黎国际哲学学院教授哲学。阿甘本独特的对文学理论、欧陆哲学、政治思想、宗教研究以及文学和艺术的融会贯通，使他成为我们时代最具挑战性的思想家之一。著有《诗节：西方文化中的文字与幻觉》《奥斯维辛的残余：证词与档案》等。

第一节

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当米歇尔·福柯在研究性态史与揭露贯穿其中的权力之诸种展布时，他的探索开始越来越专注于研究他所定义的生命政治，即人的自然生命越来越被纳入到权力的诸种机制和算计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性经验史》第一卷的末尾，福柯总结了在现代时期的开端处生命在政治中成为问题的过程：

“几千年来，人一直保待着亚里士多德眼中的那种状态：一种活着的动物，但具有着用来进行政治生存的额外能力。而现代人则是这样一种动物：作为一个活着的存在，其生存反而因其政治而变成了一个问题。”

但直到最后，福柯仍在继续调查“主体化的诸种过程”。在从古代世界到现代世界的通道中，“主体化的诸种过程”使个体把他自己的自我对象化，把自己构建为一个主体，并同时又将他自己与一个外部控制的权力相绑定。不管人们怀有怎样的正当期望，福柯却从未把他的洞见同那似乎很可能是现代生命政治的典型场地——20世纪诸多大型极权主义国家的政治——相关联。福柯研究起始于对医院与监狱的大禁闭（grand enfermement）的一个重构，但没有结束于对集中营的一个分析。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史学家、社会理论家、语言学家、文学评论家。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尤其在法语国家中）、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影响。[图源：universoracionalista.org]关于福柯的生命政治论述，可参照福柯 | 死亡的权利和管理生命的权力、福柯 | 必须保卫社会：从统治权力到生命权力

在另一方面，如果说汉娜·阿伦特所致力于的对战后时期诸种极权主义国家之结构的相关研究存在一个局限，那么，它恰是缺乏任何生命政治的视角。阿伦特非常清楚地看到极权主义统治与集中营这种特定的生命状况之间的关联。在一份可惜没有完成的关于集中营的研究计划中，阿伦特写道：

“所有极权主义国家的最高目标都不仅仅是统治全球这个被公开承认的、长远的野心，还有另外一个从未被承认、却直接付诸行动的目标：全盘掌控。集中营是试验全盘掌控的实验室。鉴于人一直存在的本性，这个目标只有在诸种人造地狱的极端境况下才可能被实现。”

但阿伦特没有注意到的是，这一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与她所认为的情况正相反。政治向赤裸生命领域（即集中营）的激进转变，恰恰使全盘掌控变得正当和必要。唯是因为我们时代的政治已完全转变为生命政治，政治才有可能在一种迄今未知的程度上被构建为极权主义的政治。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德国犹太人，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著有《极权主义的起源》等。[图源：hongqipress.com]

上述两位对我们时代的政治问题做了很可能是最为深入的反思的思想家，没有能够把他们各自的洞见联系起来，这一事实当然表明了该问题的困难性。“赤裸生命”或“神圣生命”的概念是聚焦的透镜——透过它们，我们应该尝试把两位思想家的观点聚集起来。在赤裸生命的概念中，政治与生命的交织已变得如此紧密，以至于无法容易地进行分析。在我们认识赤裸生命的政治本质和它的现代化身（生物性的生命、性态等）之前，我们将无法成功地阐明它们不透明的中心。反之，一旦现代政治形成与赤裸生命一种私密性的互依，它就失去了自身的可理解性，而我们仍然认为，政治之可理解性构成了古典政治的司法-政治基础。

第二节

卡尔·洛维特是第一个把极权主义国家的基本特性定义为“生命的政治化”的人，与此同时，他也是第一个注意到民主与极权主义的奇特近似性的人：

自从第三等级获得解放、资产阶级民主得以形成并转变为大众工业民主以来，诸种政治关联性的差异的消除，以及延缓对它们做出一个决断，已经发展到变成自己的对立面：所有事物的一个总体的政治化（totale Politisierung）, 甚至包括看似中立的生命领域。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俄国出现了一个“比任何绝对君主政体都更以国家为导向”的工人国家；在法西斯主义意大利出现了一个不仅规范性地调控国家工作，还包括“业余活动”（Dopolavoro）和所有精神生活的法团国家；在个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则出现了一个彻底整合化的国家，它通过种族法等手段使直到那时才刚成为私性的生命变得政治化。

尽管如此，大众民主与极权主义国家之间的近似性并不具有一种突然转型的形式（如跟随施米特之足印的洛维特似乎所坚持认为的那样）；赋予神圣人以其生命的生命政治之河流，在它猛然于20世纪显现之前，乃是以一股连绵不绝之暗流的形态涌进。这几乎就像从某一点开始，每一决定性的政治事件都具有两面性：个体在他们与中央权力的冲突中赢得诸种空间、自由和权利的同时，总是又准备好默默地但越来越多地把个体生命刻写入国家秩序中，从而为那个体想使自己从它手中解放出来的至高权力提供了一个新的且更加可怕的基础。福柯在解释“性”作为一个政治问题的重要性时写道：

“对生命、身体、健康、幸福、需求之满足，以及摆脱一切压迫或‘异化’的‘权利’，重新发现自己是什么且可以是什么的‘权利’，这个古典司法系统所完全无法理解的‘权利’，是对权力的所有这些新程序的政治回应。”

事实是，同样是对赤裸生命的肯定，在资产阶级民主中，它导致了私人之域对于公共之域的优先性、诸种个人自由对于诸种集体义务的优先性，但在极权主义国家，它却导致了决定性的政治标准和至高决断的典型领域。唯是因为生物性生命及其需求已成为决定性的政治事实，我们才有可能理解——否则就根本无法理解——20世纪议会民主能够转变成极权主义国家的飞快速度，以及20世纪的极权主义国家能够在几乎没有干扰的清况下转变成议会民主的飞快速度。在这两种情形中，转变皆发生于下列语境：政治变成生命政治已有相当时日，唯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是哪一种组织形式将最适合于确保照料、控制和利用赤裸生命的任务。一旦它们的基本参照物变成赤裸生命，诸种传统的政治区分（诸如右翼与左翼、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私与公）就失去了它们的明确性和可理解性，从而进入一个无区分地带。前共产主义的统治阶级出人意料地堕落成最极端的种族主义（如塞尔维亚的“种族清洗”计划），以及诸种法西斯主义新形态在欧洲再生，其根源皆在于此。

随着生命政治的出现，我们可以从主权所存在其内的例外状态中，发现一种逐渐越出对赤裸生命之决断的诸种界限的移置和扩张。如果在每一个现代国家中都存在着一条线，标识出一个对生命之决断变成一个对死亡之决断，以及生命政治可以变成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 的那个点，那么这条线在今天就不再显现为一条稳定的、划分两个明显不同的区域的界线。这条界线现在是移动的，并且逐渐移到政治生活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在这些领域里，主权者不仅与法学家，而且也与医生、科学家、专家以及牧师形成一种更为紧密的互依。在以下的篇幅里，我们将试图说明，某些对现代性的政治历史来说是根本性的事件（例如权利宣言），以及其他似乎代表生物-科学原则不可思议地侵入政治秩序的事件（比如国家社会主义优生学及其对“不配让它活的生命”的灭绝，或当代对死亡标准的规范性认定的争论），只有在它们被带回到它们所属的共同的生命政治（或死亡政治）语境中才能获得它们真正的意义。从这个视角来看，作为那纯粹的、绝对的、不可逾越的生命政治空间的集中营（因为它完全建立在例外状态上），将显现为现代性的政治空间的隐秘典范。我们必须学会识别它的变形和伪装。

第三节

关于作为新的政治主体的赤裸生命的第一份记录，已经隐含在那一般被视为现代民主之基础的文件中：1679年的人身保护状（habeas corpus）。无论这个论述的起源如何（它早在18 世纪即被用来确保一个人面对法庭的身体在场），重要的是，处于其核心的既不是诸种封建性关系与自由下的旧臣民，也不是未来的公民，而是一个纯粹的、简单的身体。当无地王约翰于1215年向其臣民颁布大宪章时，他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大主教、主教、修道士、伯爵、男爵、子爵、教士长、公务员和地方长官”，转向“城市、城镇、村庄”，以及更一般地转向“我们王国的自由人”，从而使他们可以享有“他们古代的诸种自由权利和自由习俗”，以及他现在特定认可的权利与习俗。大宪章第29条的任务是保证臣民的人身自由，它的内容如下：

1215年6月15日英国贵族胁迫英王约翰签署《自由大宪章》。[图源：新浪]

“任何自由人（homo liber）,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置于法律之外 （utlagetur）,或加以任何伤害；我们不能加害他，也不能让其他人加害他 （nee super eumibimis, nee super eum mittimusi）,除非经其他自由人根据王国法律做出了一个法律判决。”

与此相类似，一份先于人身保护令并被认为是确保被告人在审判时到场的古代文书的标题为“用来（从狱中）领回某人”（de homine replegiando）。

让我们考虑一下这份文书的表述（后来1679年的人身保护状把它进行一般化并将它制定成法律）：

“我们要求你们必须在威斯敏斯特向我们当面出示那个据说被你们所拘押的身体X ——无论他可能叫什么名字，并且你们还要出示逮捕和拘留的原因。（Praecipimustibi quod Corpus X, in custodia vestra detentum, ut dicitur, una cum causacaptionis et detentionis, quodcumque nomine idem X censeatur in eadem, habeascoram nobis, apud Westminster, ad subjiciendum.）”

没有什么能比这一规定更好地让我们测度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由与作为现代民主之基础的自由之间的差异了。成为新的政治主体的不是自由人及其条例与特权，甚至也不单单是人（homo）,而毋宁说是身体（corpus）。民主恰恰是作为对这个“身体”的主张和展现而诞生的：“你将不得不具有一个身体来出示”（habeas corpus ad subjiciendum）。

在所有关涉保护个人自由的各种司法规定中，正是人身保护状采取了法律形式，并因此同西方民主的历史不可分割。这个事实无疑是因无足轻重的东西而产生的。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新生的欧洲民主因而不是把“bios”——公民有质量的生活——放置于它对抗专制主义之战役的核心，而是“zoē”，亦即那被带到至高禁止内的赤裸的、无名的生命（正如我们在此文书的一份现代表述中读到，“被带走的身体……无论他可能叫什么名字”）。

再一次地，那显露出来以便使其暴露于威斯敏斯特的，正是神圣人的身体，亦即赤裸生命。这既是现代民主的力量，同时也是其内在的矛盾：现代民主并不废除神圣生命，而是打碎它、将它播撒到每一个个体的身体中，使它成为政治冲突中至关重要的东西。现代民主的隐秘的生命政治诉求的根源即在于此：那个后来作为权利的载体——并根据一个奇特的矛盾修辞（oxymoron）,作为新的至高主体（subiectussuperaneus,换言之，处于下位但同时又被拔到最高）——的人，只能通过对至高例外进行重复、并从自身中分离出身体（分离出赤裸生命）来构建。如果法律为了具有效力而确实需要一个身体，并且如果人们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谈论“法律的拥有一个身体的欲望”，那么民主则是通过迫使法律去承担对这个身体的照料来回应这一欲望。民主的这个含混的（或两极对立的）特性在人身保护状中显得更为清楚，如果我们考虑到如下事实的话：最初意在确保被告出席审判并因而防止被告逃避判决的同法律程序，最终以其新的、确定性的形式，变成了治安官拘押和展示被告之身体的根据。身体是一个双面性的存在：既是向至高权力屈服的载体，又是诸种个人自由的载体。

因此，“身体”在政治司法术语学领域中的这一新的中心性，同在从笛卡儿到牛顿、从莱布尼茨到斯宾诺莎的巴洛克时期身体在哲学和科学中被赋予一种特权性位置的更一般过程是相应的。但在政治反思中，身体总是保待着与赤裸生命的一个紧密绑定，即使在它成为政治共同体的核心隐喻时也是如此，正如在《利维坦》或《社会契约论》中那样。关于霍布斯的理论可参见 霍布斯 | 论按约建立的国家。在这方面，霍布斯对这个词的使用特别有启发性。如果他在《论人》中确实把人的自然身体同他的政治身体区分了开来（homo enim non modo corpus naturale est, sed etiam cibitatis, id est,utita loquar, corporis politici pars,“人不仅仅是一个自然身体，也是城邦的身体，即所谓的政治部分的身体”），那么在《论公民》中，恰恰是身体被杀死的能力，同时建立了人们的自然平等与“共和国”的必要性：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英国政治家、哲学家。著有《论公民》《论物质》《利维坦》《论人》等。[图源：fslrea-cloud.com]

如果我们观察成年人并考虑人的身体统一体的脆弱（它的毁灭标志着所有的体力、活力与精力的终结），以及最弱者杀死最强者的容易程度，任何人都没有理由相信他的力量并认为自己与生俱来就优于其他人。那些可以对彼此做同样事的人是平等的。那些可以做至高之事——杀人——的人在质上是彼此平等的。

利维坦——其身体由所有个体之身体组成——这一伟大的隐喻必须据此来理解。主体们的身体能够被杀死的绝对能力，构成了西方新的政治身体。

*本文选自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下篇：作为现代生命政治典范的集中营第一章，吉奥乔·吴冠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

**封面图为纳粹德国议会行纳粹礼的场景。阿甘本认为，“唯是因为生物性生命及其需求已成为决定性的政治事实，我们才有可能理解——否则就根本无法理解——20世纪议会民主能够转变成极权主义国家的飞快速度”，纳粹德国的诞生便是一个鲜明的实例。[图源：itouchtv.cn]

〇编辑：惊蛰  〇排版：肉夹馍

〇审核：翰墨/岂尘

【鸣谢】

专题策划人：王朝（香港科技大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