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佐罗夫 | 福柯与苏联的生命政治
谢尔盖·普罗佐罗夫（Sergei Prozorov），1975年3月生，坦佩雷大学博士毕业，现为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研究领域为政治理论、政治哲学、国际关系和俄罗斯研究。
引言
福柯的生命政治问题意识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中影响力与日俱增的一个研究取向，被应用于众多的学科，用来分析各种各样的时空语境中针对生命的权力理性的转变。最初被研究的两个语境，一个是自由主义，尤其是二战后的新自由主义，另一个是法西斯主义，尤其是德国法西斯主义但一直以来几乎都被完全遗漏的则是20世纪的另一个主要政治意识形态，即社会主义，尤其是苏联社会主义。关于肯定性、生产性的新自由主义生命政治（通过动员主体的自由来进行治理），关于否定性、毁灭性的纳粹生命政治（以特权种族的生存的名义，阵发性地施行暴力，最终消灭生命的存在本身），都已经有了不计其数的研究。然而，所有关于生命政治的研究，都对一项堪称最具野心的肯定性的人类生命改造规划保持缄默，这项规划就是创造出作为社会主义社会解放主体的“苏维埃新人”；在创造的同时，针对有待改造的个人，这项规划也释放出了前所未有的恐怖否定性（negativity）。因此，苏联经验就为生命政治的肯定、否定两方面都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证据，也就是生命政治“使人活”（make live）和“让人死”（let die）的力量。然而，这一历史证据要么被认为与西方生命政治传统不相干，从而被忽视；或者被简单归入极权主义的名头下，并被认为大体上类似于纳粹经验。
其实，这种对苏联生命政治缺乏兴趣的现象可以追溯到米歇尔·福柯在1970年代对这一问题意识的最初阐述。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会谈到福柯从生命政治视角对苏联社会主义做出的解读，还会以批判性的眼光重新探讨他将苏联的例子纳入西方生命政治模式的做法，如我们所知，这个做法一直在当代的研究中循例重复至今。有两个与这项任务相关而且前后相继的方法论上的提醒。首先，由于福柯从未对俄苏政治作过详细讨论，因此我们所处理的文本材料必然很少，包括书中的简略提及、演讲中的离题、采访中的随意议论等。1975-76年度的法兰西公学课程“必须保卫社会”是福柯所有著作中对苏联最深入的论述，因此它将是我们分析的重点。不过，所讨论的文本材料虽少，但并不是不连贯的，因为正如我们将要表明的那样，1970年代，在各种不同的语境中，福柯都采取了将苏联经验归入西方理性（western rationalities）的相同做法，从美学到劳资关系，从精神病学到集中营。这一做法的妥当性有待逐一加以评估，而我们感兴趣的更是这种归并背后的逻辑，及其对理解苏联社会主义现象的蕴意。因此，我们将首先讨论福柯在阐述其生命政治和治理术理论期间，对苏联社会主义的一般解释，进而更详细地分析他在《必须保卫社会》中对苏联案例更具系统性的处理，其中他将苏联生命政治理性纳入种族主义范式之下，而种族主义则界定了整个西方生命政治传统，并在纳粹主义中臻于极点。
《必须保卫社会》法文原版书影。
第二个提醒是，虽然我们将对福柯的诊断提出异议，并认为对于苏联生命政治及其走向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al，Thanato为希腊神话中的死神）的转变而言，福柯的种族主义概念都只有泛泛的比喻意义上的适用性，但我们的论证用意并不是要批评福柯，毕竟福柯从未对苏联案例进行过充分的分析。在《地理学问题》这篇著名访谈中，福柯令人信服地主张，他不必把地理学或任何其他科学纳入他的考古学规划（尽管他在访谈最后做了一点让步）：“人们之所以对什么事情不发表意见，完全有可能就是因为不知道这事儿，而不是因为虽然知道，但那知识深藏在潜意识里，让人难以接近。”。即使福柯确实谈到了社会主义（尽管与他研究的关键领域相比，他的兴趣和严谨程度较低，这是可以理解的），本文中我们也将把怀疑的解释学放在一旁，不去追问福柯对苏联案例所说的话背后的原因。我们更感兴趣的是，福柯研究生命政治的方法能够为我们提供哪些可能性，使我们能够超越他自己对苏联生命政治问题的贡献。因此，我们将先证明，福柯的种族主义概念不适合用来把握社会主义生命政治的特殊性及其在斯大林主义下的死亡政治转向，之后我们将重新审视《必须保卫社会》中的种族主义谱系，从而将福柯的分析中提及但语焉不详的一种生命政治理性（biopolitical rationality）分离出来。这就是阶级斗争的革命生命政治，它不可还原为19世纪的国家种族主义及其纳粹主义的极端后裔，这种生命政治在斯大林主义“大转向”（1928-32）的政策得到了最好的示范。因此，福柯关于苏联生命政治的论述所存在的问题并不使他的方法不适用或误导人，而是完全符合福柯自己将他的理论描述为“工具箱”的说法，这要求我们根据苏联经验的事实重新采用和改进他的方法。
苏联治理术的保守性
福柯关于生命政治与治理术的著作只是泛泛地谈到了斯大林主义与苏联政治，但这些论述显然受到了相关事件的影响。正如扬·普兰佩尔在他对福柯著作中的古拉格主题所做的出色分析中指出的那样，福柯1970年代初期和中期走向权力和治理问题的谱系学转向，是以1973年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法文版出版为政治背景展开的。正是该书的出版加速了包括福柯在内的法国知识分子远离马克思主义的步伐，并推动了“反极权主义”的新哲学家（伯纳德-亨利·勒维、安德烈·格鲁克斯曼等）的兴起，福柯曾短暂地支持过他们。此外，索尔仁尼琴作品中对古拉格的揭露使法国人越来越关注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异议运动，福柯在整个1970年代积极支持这一运动，而且，这一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可以说影响了他在1980年代的课程中转向说真话（parrhesia）问题。
《古拉格群岛》俄文原版书影。
然而，苏联问题虽然在当时法国的思想政治语境中具有重要意义，但在福柯的生命政治分析中却并未突显出来。对于这种缺失，最简单的解释就是福柯众所周知的欧洲中心主义，自从爱德华·萨义德发表他的著名评论以来，许多评论家都讨论过这一点：“他的欧洲中心主义几乎是彻底的，就好像历史本身只发生在一群德法国思想家之间一样。”然而，这样的解释过于简单，因为福柯其实在1970年代的许多文章、演讲和访谈中讨论了苏联。这些文本表明，福柯之所以没有把苏联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特殊的生命政治或治理术个案来分析，并不是因为他对非欧洲的历史缺乏兴趣，而是因为他坚信苏联的例子算不上多么特殊、新奇或独一无二。对福柯来说，苏联社会主义的特点不过在于，它令人费解地坚持18世纪末和19世纪欧洲发明的治理技术。在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宏观层面上，苏联显然放弃了西方资本主义，但在规训实践和生命政治实践的微观层面上，苏联继续沿用这套技术。早在1971年，福柯就主张苏联，
……采纳了几乎整个布尔乔亚价值体系。这给人一种印象，传统形式的共产主义遭受了一次分娩创伤：你会认为它想要重新夺回自己诞生其中的那个世界，一个志得意满的布尔乔亚世界；共产主义美学就是十九世纪风格的现实主义：天鹅湖，讲述故事的绘画，社会小说。大部分布尔乔亚价值都被共产党所接受并维持，艺术的方面，性的方面，以及一般的生活。
苏联的保守性的这一证据，即苏联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的接近，印证了福柯在同一时期确立并坚持的更为根本的理论论点：权力关系不可还原为国家制度，权力关系通过无数“毛细”结构传播，而这些结构不必以国家中心联合起来才能产生确定的政治效果：
我绝不是想贬低国家权力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我只是觉得，过分强调国家发挥了统揽一切的作用，会导致人们忽视所有并非直接通过国家机器的权力机制及其效果，这些机制却经常是比国家自身的各种机构、制度更有效地维持着国家，不断扩大国家的有效性并将其推向极致。苏维埃社会就是一个例证，人们看到了国家机器的易手，但各种社会等级、家庭生活、性和身体都差不多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情况一样。你能想象我们这里的技术专家、工厂领班和工人之间运作的权力机制，会与苏联大不相同？
在福柯看来，尽管苏联与资本主义的欧洲在社会经济层面有着明显断裂，它的治理技术却是直接从自己的意识形态对手那里借来的，唯一新加上的要算“党的纪律”，而其谱系其实可以追溯到正统基督教的团契实践。
毫无疑问，苏联虽然改变了所有制和国家在生产控制中的作用，除此之外却是径直转借了19世纪资本主义欧洲实行的治理和权力技术。道德的类型，美学的形式，规训的方法，一切在1850年左右就在资产阶级社会有效运作的东西，已经整体搬到了苏联政权。就像苏联人使用了西方的泰勒主义和其他管理方法一样，他们也采用了我们的规训技巧，并在我们的武器库中增加了另一个武器——党的纪律。
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是作为苏联生命政治的典范地点的古拉格，也不过是苏联政权从意识形态对手那里借用的治理技术武库中的一项。事实上，索尔仁尼琴用在苏联劳改营网络之上的“群岛”这个隐喻的吸引力如此之强，以至于它被福柯转移到法国语境中，成为《规训与惩罚》一书的关键概念。有一则逸闻，传说在1892年，有一位法国犯罪学家列维尔（Leveille）建议俄国政府将精神病患者关押在西伯利亚，福柯以此为依据对古拉格集中营的诞生做出了著名的解释:
好心肠的老列维尔已经定义了古拉格。放逐西伯利亚的情况早已有之，但我相信其作用就是单纯的流放政治犯。但是，在那里建立一个政治-医学（政治-刑罚-医学，或医学-政治-刑罚）关押场所，而且还具有经济功能，借此来剥削一片处女地的财富，我认为这是一个新的想法。
以这种方式，古拉格就被纳入欧洲的权力关系谱系，成为19世纪欧洲治理术中已经在起作用的逻辑的“强化”。由此，自由民主与极权主义之间的巨大差异在治理理性的层面上失去了作用：“毕竟，大规模政党的组织，政治机器的发展，以及诸如集中营之类的镇压手段的存在——所有这些显然都是自由主义西方社会的遗产，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所要做的不过是弯腰捡起来。”。苏联与西方虽有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但在治理术层面上与西方是相同的。鉴于福柯对治理术的兴趣和对意识形态的一定轻视，这种同一最终比差异更为重要也就不足为奇了。
生命政治与种族主义
现在让我们转到福柯1975-6年度的课程《必须保卫社会》，其中他从生命政治的角度对苏联社会主义做了更深入的讨论。在这一过程中，福柯从种族主义逻辑的角度探讨了治理的生命政治理性：种族主义逻辑要求确保被某一种族视为他者的人口要被排斥，并最终被消灭。种族主义的主题也是1976年出版的《性史》（1990年）第一卷中最著名的生命政治分析的核心。但在随后的法兰西公学演讲课程（1977-8，1978-9）中，种族主义的主题几乎消失了，而生命政治的概念也变得不那么突出。在《安全，领土与人口》（2007年）中，福柯放弃了从王权到生命权力的现代转变这一视角，转而探索更为广泛的治理谱系，从早期基督教到宗教改革，再到17世纪“国家理性”的学说，以及18世纪的“管治科学”（police science）。在《生命政治的诞生》（2008年）中，这一术语重新出现在标题中，但几乎没有出现在书中其他任何地方，因为福柯将精力集中于分析自由主义治理作为“生命政治得以形成的基础”，同时一再为推迟讨论生命政治本身致歉，但这一讨论从未真正出现过，因为在这些演讲课程之后，这一概念完全从福柯的著作中消失了。“要想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找到对生命政治的深入分析实在困难得难以置信”。所以，《性史》第一卷的最后一章和《必须保卫社会》仍然是生命政治问题意识得到最充分阐述的文本，因此将成为我们分析的重点。
斯蒂芬·科利尔（Stephen Collier）在他关于（后）苏联生命政治的研究中对我这种解读提出了异议，他选择以福柯对自由主义的解释为基础来定义生命政治，将早期文本中更明确的讨论当作“初步”和“混乱”的。。据他的解读，前缀“生命”（bio）主要是指支撑着自由主义治理理性的那种自然主义本体论（naturalistic ontology），这就意味着苏联生命政治的研究方向是分析苏联经济政策的普遍存在模式，这样一来“生命政治”一词只不过是“贸易、居住方式、城市条件、生存手段等的简称。福柯不妨用‘经济政治论’或‘社会政治论’，或者发明一个更一般性的术语。但既然他没有……由于生命政治是一个公认的术语，我就坚持用它”。就我们的解读，《生命政治的诞生》中概念的多义性（这与《必须保卫社会》和《性史》第一卷中较为明确的概念形成了鲜明对比），并不意味着福柯摆脱了先前的困惑，不过反映出他对这一术语失去了兴趣，预示着这一术语最终将被放弃，而它在1979年以后福柯的文本中确实再也没有出现。这种放弃显然并不会使得1976年前后他对生命政治所做的分析失效：毕竟，福柯一直在抛弃概念，有些抛弃得更为决绝，但这并不妨碍后来者卓有成效地运用这些概念。在我们看来，以福柯1976-7年间关于生命政治以及种族主义中的死亡政治转变所做的阐述为基础做出分析，可以为科利尔进行的那种社会经济分析提供有价值的补充，能使我们把握苏联历史上的斯大林主义时期特别突出的极端治理暴力。
记住这一提醒，让我们谈谈种族主义在生命政治中的作用。在《性史》第一卷中，福柯使用种族主义这一概念，指认纳粹体制为王权的“血的象征”（symbolics of blood）与生命权力的“性的分析”（analytics of sexuality）的接合。福柯拒绝把纳粹主义当作西方政治传统的一个可恶的例外，而是把它看作是西方社会一直在运作的王权治理技术和生命政治治理技术之间的“邪恶”综合。种族主义的观念使他能够解释在生命权力时代继续诉诸甚至加剧国家暴力的现象，而这种暴力显然本应随着王权逻辑的衰落而减少。种族主义的生命政治逻辑不仅允许王权暴力在敌视它的气氛中生存，而且通过赋予它一种全新的功能反而加强了这种暴力，这种功能不再是否定性和压制性的，而是旨在通过消灭构成威胁的其他种族的生命来维护和改善某些种族的生命。
种族主义首先是在权力所控制的生命领域引人断裂的手段：应当活的人和应当死的人之间的断裂……这将导致权力把人口当作各种族的混合体来对待，或者说是权力将自身控制的人口分为次级群体，它们就是种族……其次，种族主义的第二个功能就是促使建立这样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你杀得越多，你使越多的人活”，或“你让更多的人死，因此，你就越能活下去”……它要清除的敌人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对手，而是在人口之内或之外针对人口的危险……在一个规范化（normalizing，正常化）社会，种族或种族主义是使得杀戮变得能够接受的前提条件。在国家按照生命权力的模式运转之后，国家杀人的职能就只能由种族主义来保证。
这已经不再是由群体间的仇恨构成的所谓“传统的种族主义”，那种族主义对构造社会秩序起不到正面作用。生命政治的种族主义也不仅仅是一种掩饰内在社会对立的表象，即把社会对立转移到用种族语汇界定的外部敌人身上——福柯认为这种对种族主义的准马克思主义描述是肤浅的。相反，这是一个比任何意识形态转变更为根本的权力技术转变问题：种族主义使国家能够在生命政治语境中行使至高权力；在生命政治语境中，杀戮只有在有助于加强自己种族的生存和健康的时候才是合法的。因此，生命政治对培育生命的大力关注，与我们在纳粹主义中观察到的致力于灭绝的那种死亡政治冲动，这两者之间难以分割的状态就不再是自相矛盾的，而是种族主义逻辑的一种表达。根据种族主义逻辑，任何种族的生命都是通过从其他种族中净化来培育的，这“既隐含着对他人的系统灭绝，也意味着自身面临遭受彻底牺牲的风险”。
就纳粹主义的例子而言，这种关于种族主义的描述确实相当言之成理的，但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来理解苏联社会主义呢？在《必须保卫社会》的最后几讲中，福柯超越了我们前面讨论过的他的一个经验性主张，即社会主义治理术依赖于18、19世纪欧洲随生命权力崛起发展出的治理技术。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社会主义也是种族主义：“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种族主义，甚至在十九世纪也是。无论是世纪初的傅立叶主义者还是世纪末的无政府主义者，你总会从中发现社会主义的种族主义成分”。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首先，社会主义没有对生命权力的主题进行批判，它反而“全盘接受”现代生命政治的基本思想，即社会或国家的基本职能是控制生命，管理生命，弥补其偶然性，探索并减少意外可能。这意味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出现，它就是一个必须行使杀戮权，或消灭权，或取消资格权的国家”，因此，“在（苏联这一类型）社会主义国家对付精神病患者、罪犯、政治对手等的方式中，种族主义就在充分发挥作用”。第二，社会主义是种族主义的，还因为它强调阶级斗争，强调与敌人的肉体对抗，
[种族主义]成为了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说到底是与生命权力的主题紧密相关的）可以为杀戮敌人进行合理辩护的唯一方式。如果要做的事情就是在经济上消灭对手，或是剥夺其特权，那就不需要种族主义。一旦事情变成要与对手一对一正面遭遇，并需要在肉体上与之战斗，冒着生命危险去杀他，那么就需要种族主义了。
在19世纪法国的语境中，种族主义主要用来描述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类型（布朗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和革命马克思主义），但在20世纪，种族主义主要用在苏联类型的社会主义之上，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的苏联都包括在内。
因此，在福柯的论证中，苏联社会主义生命政治唯一的特殊性恰恰在于没有任何特殊性，在于一个自相矛盾且可悲的事实：尽管它与资本主义欧洲有着意识形态上的异质性，但它仍然依赖那里发展出的生命政治理性和技术。福柯在《生命政治学的诞生》中，始终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的一大缺陷就是它依赖于一种外来的治理逻辑，尽管这一课程不再提种族主义，同时对生命政治问题意识的兴趣也降低了，转而致力于对自由主义的分析。在这一过程中，福柯重申了如今广为人知熟悉的主张：不存在“自主的社会主义治理术”。社会主义可能有国家理论、经济理性、历史理性，但当谈到治理理性时，它仍然依赖于那些在自由主义欧洲发展起来的治理理性，或者更依赖于自由主义之前的管治国家（police state）的治理理性。
社会主义只有结合多种类型的治理术才能运转。它已经与自由主义治理术结合起来；然后是社会主义及其各种形式的治理理性，其功能是面对内部危险时起到反向平衡，矫正和临时补救的作用……我们已经看到社会主义在一些无疑更多属于我们所谓管治国家的治理术中运转，即一种极度行政化的国家，在其中，治理术与行政管理之间融合、接续，并且构成了一种大规模的板结……或许社会主义还与别的治理术相结合，这一点尚待观察。但不管怎么说，我认为目前而言不存在自主的社会主义治理术。
由于福柯的讲座课程不再进一步探讨社会主义的主题，我们得到的诊断与他在种族主义语境中所做诊断相似，但既然种族主义已不大相关，对社会主义与哪些政治理术“结合”就更加难下结论了。显而易见，正如我们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所示，我们可以指出，管治国家治理理性和自由主义治理理性的个别技术都有出现。福柯将苏联社会主义归并到欧洲经验之下，认为社会主义与它的意识形态对手在生命政治领域有着“不幸的共生关系”，这些论述是一贯未变的。
种族主义与“大转向”
我们已经看到，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并不是泛泛地提苏联和欧洲生命政治理性的相似之处，而是认为社会主义本来就是种族主义的，而且就其生命政治而言，是“真正的”种族主义。我们一进入生命权力的领域，每一种政治逻辑，包括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逻辑，都必然会发生种族主义的转变。
在后面三节中，我们正是要对他的这一论点提出挑战。首先，我们将证明种族主义概念不适用于苏联政权“大转向”（‘Great Break’，俄文Великий перелом，国内通译作“大转向”）时期的早期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秩序的基础得以建立，并具有自主的生命政治理性。苏联政权诉诸种族主义和其他西方治理手段的做法，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从这种政治理性中“大倒退”（‘Great Retreat’）的背景下，特别是在有关少数民族的政策中，是相当容易理解的。第三，我们认为，种族主义的逻辑不能解释斯大林主义顶峰时期苏联生命政治的死亡政治转向，其特征就是对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的敌人”使用国家恐怖手段。
福柯对种族主义概念的运用，在字面意义（指纳粹主义和西方主义国家的殖民暴力）和修辞或比喻意义（指自由主义国家的国内政治和苏联治理术）之间摇摆不定。后一种情况中的比喻用法是基于阶级斗争话语及其中的“阶级敌人”形象与种族生存斗争话语及其中的种族敌人形象之间有着明显的相似性：
在苏维埃国家的种族主义中，被革命话语指认为阶级敌人的人成为了某种生物性的威胁。那么，现在谁是阶级敌人？就是病人、怪人、疯人。这带来的结果就是，曾被用来对付阶级敌人的武器，如今由一种医疗性的管治来挥舞，用来消灭阶级敌人，就仿佛他们是种族敌人。
但是，这里这个“仿佛”站得住脚吗？阶级敌人当真是“某种”生物性威胁吗？毕竟，我们要考虑到，对种族主义（即便是带有准科学的优生学面具的种族主义）的坚定拒斥乃是苏联官方话语的一贯特征。尽管不能完全依据字面意思去理解苏联的官方声明，但它对种族主义的敌意可以说并非虚伪，而是源自其意识形态的取向，这一取向主张对人性的改造具有可能性和可取性，这在逻辑上就使任何自然主义的本质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天敌”。
苏联政权在政治和经济实践的不同层面上对一切自然事物表现出一种深深的、近乎本能的厌恶。在这方面，反对遗传学和精神分析的运动与1930年代的农业集体化具有一样的典型特征，后者的目的是将农民连根拔起，切断他们对土地传统的、亲密的依恋。
斯大林的“第二次革命”被贴切地称为“大转向”，其用意正是试图克服以准自然的方式沉淀下来的传统生活形式，从而促使当时局限于布尔什维克党内的社会主义，作为积极的生活形式，获得真正实现。迫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抵达生活现实的内在，正是这种企图才使斯大林主义的规划具有生命政治的性质，超越了对领土的主权控制、对政治机构的控制，甚至超越了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垄断，朝着积极转变人口生活现实的方向发展。“大转向”是对传统生活方式的三管齐下的进击:其一，强制工业化消灭了私营工业和贸易的残余，并从零开始建造新的工业综合体和城市；其二，农业集体化，消除了私人农业，迫使农村人口进入国有集体农场；其三，“文化革命”，试图产生一个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来取代工业、科学和艺术领域的“资产阶级专家”。这三个过程都以激烈的社会失序和极端的治理暴力为特征，斯大林的亲密盟友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的说法很好地概这一点，“大转向”在于“所有社会经济关系的彻底破坏，伴随着一场技术革命，而不是反过来”。
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Ла́зарь Моисе́евич Кагано́вич, 1893-1991）是一位苏联政治家。他曾是斯大林的主要伙伴，被视为在列宁死后，斯大林所培养的中央委员会亲信之一。1961年，他因反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政策被开除苏联共产党党籍。（图源：Wikipedia）
这就是为什么苏联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与保护主义、安全主义或“免疫主义”取向截然不同，而正是这些取向界定了西方生命政治发生的“种族主义”转变。由于社会主义生命政治的目标不是生命本来所是，而是生命必须成为的样子，因而斯大林主义对既存现实的任何方面都没有高的评价（无论是自由主义的经济交换，还是纳粹主义的种族活力论），而是把现存的生活形式说成是“过时”和“垂死”的——这是当时苏联话语中最受欢迎的比喻。斯大林主义没有寻求保护种族（不管种族的定义如何），使其免受威胁种族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是完全放弃了保护的任务，试图进行彻底的改造；最终，斯大林主义攻击适合种族的既有生命形式，不知疲倦地将“垂死者”转变为死者。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阶级敌人和种族敌人的区别才变得明显。即使阶级敌人（例如贵族、资产阶级或教士的代表）在官方话语中被说成是没有生产力的“寄生虫”、“害虫”或“渣滓”，只会对胜利的无产阶级造成腐化，因而必须通过剥夺政治权利、流放或监禁而被排除在新兴政体之外，这种排除也没有严格按照种族主义的自然主义和进化论逻辑运作。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不是提供保护（种族、民族、国家等），对抗外部或内部的威胁，而是为了改造社会，而这种改造将废除现有的等级制度以及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区别。阶级敌人正是抗拒这种转变的形象：它不是对既存生活方式的威胁，而是这种生活方式本身的人格化，坚持这种生活方式，阻碍了革命的胜利进军。种族主义的逻辑保护既存的自我免受他者的威胁，阶级斗争的逻辑则以必须生成的他者的名义，把既存的自我称之为“害虫”、“渣滓”或“寄生虫”。这就是为什么“大转向”的主要比喻是“重塑”，即把人改造成“苏维埃新人”，而古拉格集中营是这种改造的主要场所，苏联政府自豪地宣传它是阶级敌人转变成社会主义建设英雄的地方。虽然这种重塑的暴力特征是显而易见的，但从定义上讲，这种重塑对种族敌人来说就是不可能的，这就使得福柯那种将种族敌人的含义转移到阶级敌人之上的做法大有问题。
种族主义与“大倒退”
那么，福柯的种族主义概念是不是更适用于“大转向”之后的时期，即斯大林主义顶峰时期，那时社会主义已宣告建立，非生产的阶级也都消灭殆尽？在这一时期，苏联政权也确实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医疗性-政治性的干预，来对付社会越轨，这是福柯从种族主义逻辑的角度做过分析的。然而，这种干预与阶级斗争的逻辑无关，而恰以是阶级斗争的衰退为条件。这种衰退往往被追溯到1933-4年间的一系列政策逆转，如今这被称为“大倒退”，这是政府在“大转向”的猛烈发作之后试图实现社会稳定，而与既存生活形式达成的一种持久的妥协。这种妥协采取了多种形式，从恢复传统文化和革命前的历史，到恢复军队制服和军衔制度，从回归鼓励家庭和生育的政策并将堕胎定为犯罪，到崇尚炫耀性消费。
正是在社会稳定化和正常化的语境中，苏联政权必须依赖19世纪的西方治理技术。事实上，福柯谈到的《天鹅湖》、叙事画和社会小说在苏联受到推崇的例子都属于“大倒退”时期，而在1920年代末文化革命的反传统语境中几乎无法想象。福柯关于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体制使用西方生命政治技术（包括种族主义技术）的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但他从社会主义生命政治固有的种族主义性质来解释这一点就是错误的。苏联使用“非社会主义”治理技术的事实，并不证明社会主义的某些深刻的内在矛盾，而只是证明它从占支配地位的阶级斗争的理性中倒退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阶级斗争具有不可化约为种族主义的生命政治逻辑。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以反问的修辞提到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倒退：“如果罗马再次征服了革命会怎样？”。尽管季马谢夫的“大倒退”概念在苏联研究中还多有争议，我认为在苏联的例子中他的想法是可以得到肯定的。不过，还有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到底是福柯所界定的种族主义的“罗马”生命政治战胜了革命生命政治，还是“罗马”生命政治战胜了没有产生任何自己的生命政治的革命？福柯选择后一种答案，而本文则试图为前者辩护。所以，正是作为对既存生活形式的生命政治进击的缓和，“大倒退”才变得可以理解，这就是将这些既存形式整合进新的秩序，当作稳定化的手段，治理理性也从改造社会重新定位为确保新建立的秩序的安全。正是这种对安全的关注（与社会主义前二十年安全的缺失形成鲜明对照），解释了苏联政权求助于从西方治理术那里借来的以安全为诉求的技术，种族主义之所以可能也有待于这种治理术发生的生命政治转折。
同样的论点尤其适用于福柯未曾提及的苏联歧视和镇压少数民族的例子，例如臭名昭著的1937-1939年间针对散居国内的外来民族的“民族行动”，只因怀疑他们为可能到来的外敌入侵组织“第五纵队”；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苏联新吞并的领土上清洗纳粹的合作者；或是1948-53年的反犹主义镇压。要在苏联解体之后，人们才充分获悉这些政策的范围和强度。它们初看起来似乎与西方殖民国家或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政策相类似，几乎没有以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为中介来进行。它们反而证实了苏联政权从其原则的倒退，这种倒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冷战初期变得尤为明显，因为对国家安全和国际权力政治的地缘政治考虑一再凌驾于社会主义规划的意识形态关切之上。当然，对敌人加以“种族化”在多大程度上模糊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标准，这一点不能过度估计：例如，属于乌克兰起义军（UPA）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受到的控告就是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而非乌克兰人的名义，而1952-3年的反犹太主义针对的是特定的个人和群体，例如“无根的世界主义者”，同时仍有许多犹太人在苏联国家、军队、工业等部门留任重要职务。正如埃米尔·维纳所指出的那样，“即使是从总体上看，清除这些人也不是出于种族灭绝意识形态，也不是通过专事灭绝的机构实行的。净化所针对的并不是集体本身，而是组成集体的个人。”不过，尽管把这些政策解释为自然（nature）对后天（nurture）的胜利并在严格意义上谈论苏联的种族主义都是不正确，但种族主义的比喻用法，即作为罗马战胜革命的证明，显然是正当的。但正如我们将在下面一节中所表明的那样，这不能普泛地用到整个斯大林主义顶峰时期。
种族主义与大恐怖
我们已经证明，福柯的种族主义概念不适用于斯大林主义早期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划，这一规划具有自主的生命政治理性，而用种族主义概念来把握从1930年代中期开始的倒退却是适切的。但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受到高度限制，不应扩大到“斯大林主义顶峰时期”和后斯大林主义时期。尤其要指出，种族主义的逻辑不适合解释苏联在“大倒退”后最显著的治理暴力，即在1937-8年斯大林大清洗中达到顶峰并一直持续到1953年的大恐怖。大恐怖前所未有的灭绝冲动使它成为生命政治向死亡政治转变的典型案例，而福柯借助于他的种族主义概念已经对纳粹主义的死亡政治进行了分析。尽管如此，这一概念对于理解斯大林主义的大恐怖和把握“大转向”时期阶级仇恨的逻辑都是毫无帮助。我们只需将福柯关于种族仇恨的论述与“人民的敌人”的概念做一比较就能明白这一点，后者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苏联话语中取代了阶级敌人的形象。
“人民的敌人”这一术语的谱系可追溯到法国大革命，1937年2月，在命运攸关的那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斯大林在讲话中将这一术语引入了公众讨论，这次会议则开启了大恐怖的最极端阶段。从阶级敌人到人民的敌人的范畴变化指示出从1918、1925年苏联宪法明文规定的阶级专政，向1936年斯大林宪法宣布的那种表面上很受欢迎甚至有些民主的政治制度的转变，斯大林宪法废除了对“非生产”阶级的排斥措施，实行了普遍直接选举权 “人民的敌人”不再是阶级敌人，因为在工业私营部门解体和农业集体化进程取得成功的过程中，“非生产”阶级已经被废除。因此，敌人不再有自己的确定身份（比如富农[kulak]、贵族、资产阶级专家)，以前那种身份确定的敌人会引起与纳粹所谓种族敌人的肤浅类比。相反，人民的敌人只能隐藏在农民、工人、军队将领或中央委员的合法身份背后。这就是为什么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敌人通常被说成是外国势力的间谍，在保持普通苏联公民形象的同时，从事近乎恶魔般的“暗害”活动。
1930年代的公开审判表明，看起来相当正常的人会把碎玻璃撒在工人的食物中，向传播他们天花和皮肤病，在水井和公共场所下毒，用炭疽感染牲畜，等等。此外，他们以超乎寻常、难以想象的规模完成了这一切，同时在许多地方完成了最具毁灭性的壮举。在指控中，被告无视普通人类逻辑的行为往往得到强调，因为这种不可复制性证明他的邪恶意志是绝对且不可改变的，只有将这一个体加以肉体消灭才能被制服。
从此，敌人就不能再获得“重塑”，因此，古拉格集中营迅速变得悄无声息，它们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展示结构转变为纯粹的惩罚机构，赦免和提前释放都被废除，并且越来越多地诉诸死刑。这种转变显然使我们更接近种族敌人身上那种不可救药的性质，但是，斯大林主义的“人民的敌人”的区别在于，永远无法用任何正面的谓词将其与社会其他部分区分开来。结果，全体苏联人民毫无例外地成为潜在的敌人。
大恐怖时期的仇恨逻辑不是在分化的社会中发动针对确定的种族或敌对阶级的战争，而是要求在表面上团结而忠诚的社会中坚持不懈地揭穿看不见的敌人。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期，某个人的阶级或其他身份既不会使他遭受迫害，也不能确保他幸免于此。由于敌人现在总是一个“隐蔽的”敌人，因此，不仅要像内战或集体化时期那样，表现出对付敌人的决心和勇气，而且要保持高度警惕，因为任何人都可能是敌人，不论其阶级、种族、性别或职业，任何正面的区别原则都无助于揭露敌人。毕竟，最大比例的“人民的敌人”就出现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内部，其大多数成员最终都被处决。虽然这种对敌人的构建为暴力的骤然升级铺平了道路，而暴力的范围和强度肯定接近纳粹主义，但要想从种族主义的角度来解释其政治理性是断不可行的。
因此，尽管福柯的种族主义范式在西方语境中有诸多优点，但无论是用在斯大林主义早期的“大转向”中，还是斯大林主义顶峰时期的“大恐怖”中，都不能很好地解释苏联的生命政治。种族主义概念的作用并不在于帮助我们理解社会主义的生命政治，而是局限于我们从社会主义的“倒退”中认识到的现象，无论是30年代中期的正常化政策，还是50年代初“反国际主义”的转折。虽然种族主义的概念在苏联生命政治的研究中确实可以有一定作用，但它的泛化却掩盖了这些种族主义政策从中退出的那种生命政治理性，这种政治理性通过阶级斗争的加剧来进行激进的社会变革，以此驱使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肯定性的生命形式付诸现实。这种政治理性结合了革命的超越性与生命政治的内在性，所以它显然既不能被化约为《必须保卫社会》中的种族主义，也不能化约为福柯随后课程中论及的各种治理术：国家理性、管治和自由主义。为什么福柯一方面想要否认这种自主的社会主义生命政治的存在，同时又要把社会主义和那种与纳粹主义密不可分的种族主义逻辑联系起来，对此我们只能自行揣度。这不是我们下一节的意图，相反，接下来我们将在种族主义的谱系找出福柯出错的地方，并以之出发点，重新开始对社会主义生命政治的探索。
有没有一种阶级斗争的生命政治？
在《必须保卫社会》中，为了代替人们更熟悉的政治哲学话语，福柯重构了他所谓的“历史-政治话语”，这种话语从17世纪就开始发挥作用，其焦点就是王权/主权（sovereignty）问题，福柯这一阶段的工作就是以此为目标。这种话语与霍布斯所代表那种抽象的、非历史的、不偏不倚的政治哲学话语形成鲜明对立，它是彻彻底底历史性的，是在具体的斗争以及斗争中的立场选择中涌现出来的，这一套话语的出现，福柯一直追溯到在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初的法国。这是一部“反历史”，这部历史不寻求颂扬、记述和增强君主权力，而是试图通过将王权的故事重述为屈服和征服的叙事，从而寻求摧毁王权，这部历史是由那些没有王权光辉，也未见诸正史的人从下层讲述的。这种历史话语没有把社会看作是以君主为核心团结在一起的一个整体，而是把社会说成是一贯二元的，其结构是由敌对构成的：当权者和无权者、“他们和我们、不义者和义人、主人和被迫服从的人、富人和穷人、侵掠土地的人和面对他们瑟瑟发抖的人、专制独裁者和呻吟无告的人民”。
这种敌对是以一个社会中两个所谓“种族”的斗争为框架的。必须指出的是，在福柯看来，这种话语中的“种族”概念并不是固定在任何“稳定的生物学意义”上，而是用来指一个社会中的两个并不共享同一种语言或宗教的群体之间的“历史-政治分隔”，它们只是因为一方对另一方的征服或镇压才形成统一政体：“有两个群体便有两个种族，虽然两个群体共存，但由于特权、习俗和权利、财富分配或行使权力的方式所造成的差异、不对称和障碍，这两个群体并未混合”。霍布斯虚构了“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作为建立王权的先决条件，与之相反，反历史的话语把诺曼征服这样真正的战争实例设定为国家权力的实际基础，并把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例如在英国的诺曼人与撒克逊人、在法国的日耳曼贵族与高卢罗曼人资产阶级）之间的真正冲突作为政治和历史的实质。我们显然离种族主义的现代概念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饶是如此，反历史话语在17世纪英国激进主义的最初表述中的作用更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解放的“革命”话语。
事实上，在福柯自己的谱系中，这种反历史的话语是18世纪法国及以后明确的革命话语的先驱之一:
如果不首先对种种无视法律秩序、在法律秩序之下与通过法律秩序来运转的不对称、不平衡、不公正和暴力加以解释，那么，革命规划和革命观念又能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没有意愿重新点燃真实的、发生过的和正在发生的战争，那么革命的规划、革命的观念或革命的实践又能去向何处？……如果目标不是最终翻转权力关系，并在权力的实施中实现决定性的取代，那么革命计划和话语的含义又是什么呢？
19世纪期间，这一反历史话语分化为两种倾向，一种是阶级斗争的“真正革命”的话语，它保持了早期话语的历史取向，但用社会经济定义的阶级取代了“种族”；另一种是“真正种族主义”的话语，它用准科学的生物学和进化论的方法取代了历史方法，从而将历史战争重述为争夺生存的斗争。阶级斗争的话语仍保持了其前身具有的功能：破坏国家形态稳定、恢复并重新激活历史性的战争以及产生这种战争的“二元社会”结构；而种族主义的、生物-医学的话语则开始起着稳定社会秩序的相反作用，将二元社会重铸为一元社会，然而这种一元社会仍受到各种异质因素的威胁，为了确保种族的生命，必须根除这些因素。由于这种重铸，在早期的反历史话语中作为一个种族压迫另一个种族的工具的国家，成为了这个种族的完整性、优越性和纯洁性的保护者。“种族纯洁性的概念，及其具有的一元论、统计学和生物学含义，取代了种族斗争的概念。以这种方式，反历史最终被传统的王权/主权历史收编，而支持革命的话语则转化为国家种族主义的反革命话语：
种族主义毫不夸张地说就是颠倒过来的革命话语。尽管复数的种族话语、种族斗争的话语曾是用来反对罗马式王权历史-政治话语的武器，单数的种族话语却调转了枪口针对建造它的人，用来维护国家的主权，这种主权的光辉和力量现在不由巫术-法律仪式来保证，而由医学-规范化技术来保证。以法律转向规范，法学转向生物学为代价；以种族的复数转向种族的单数为代价；以解放的规划转变为对纯洁性的关注为代价，国家的主权再一次投入并重新利用了种族斗争的话语，为自己的策略所用。国家的主权就这样成为了保护种族的使命。对革命的召唤源自古老的斗争、解释、要求和允诺，而国家主权成为了革命的代替品，也成为了阻断这一召唤的一种方式。
因此，最初的种族斗争话语（复数）最终分裂为革命斗争话语（无种族）和“新罗马式”保护种族的反革命话语。初看之下，这种分裂表明了，存在两种与这两个方面相关的生命政治可能性:阶级斗争的生命政治（社会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生命政治（纳粹主义）。但福柯反对这种区分，他立即消除了这种差异，把前者归入后者之下，当作后者比喻意义上的一个版本。纳粹话语将国家种族主义的生物逻辑重新纳入种族战争的神话和古老语境，而苏联话语则将阶级斗争主题纳入生命政治的语境，对种族主义作出了所谓准科学的、医学-精神病学的解释。苏联话语最初把历史理解为没有种族色彩的阶级冲突，作为种族主义的替代，但不知怎的，它却变成了一种种族主义形式，显然更加阴险，因为它没有实际提及种族。
苏联的种族主义在于对社会斗争的革命话语进行改造——这种话语从种族斗争的旧话语中借用了许多要素——并将其与确保秩序社会保持良好形态的管理和管治结合起来。对抗法律和国王的谎言的战斗中响彻着种族嘶鸣的歌谣，终究可算革命话语的最早形式，如今已变成了那以必须保持纯洁的社会传统之名进行自卫的国家层层管制下的散文。
在福柯谱系学框架内尚未提出但可以提出的问题是，生命权力是否必然只能与国家种族主义捆在一起，国家种族主义只是反历史的种族斗争话语的后代之一而已；还是说，也可以在另一个后代，即阶级斗争话语的基础上行使。说到底，如果种族主义是革命话语的“颠倒”，那么它所颠倒的生命政治内容是什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福柯认为，社会主义缺乏自主的治理术和生命政治乃是其命门，可以解释其内在的矛盾和突发的暴力，但这种看法很可能是封闭在种族主义视野之内对生命政治问题预先下的判断。在排除了基于阶级斗争的革命生命政治这种可能性之后，人们确实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缺乏自身的生命政治理性，或者说，它与其意识形态对手分享了种族主义的政治理性。这两个结论都无助于理解苏联的规划和伴随而来的治理暴力，前一种看法忽视了这种暴力的特殊性，这种暴力不可还原为传统的死亡主权，而后一种看法错在把与苏联规划关系不大的政治理性拿来作解释。福柯之所以把革命话语排除在他的生命政治分析之外，可能是因为其超越旧世界的取向与生命政治的内在性逻辑相冲突。然而，正如在国家种族主义的“邪恶计划”中，主权的否定性力量可以与生命政治的生产性取向结合起来，斯大林主义也证明了，通过一项迫使社会主义理念进入生活现实的规划，就有可能把革命的超越性与生命权力的内在主义结合起来。
*本文译自Sergei Prozorov,“Foucault and Soviet biopolitics,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2014, Vol. 27(5) 6–25，译者若望。为了排版便利，本文删减了原文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阅原文。
**封面图为苏联时期的宣传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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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策划人：王朝（香港科技大学研究生）
○编辑：余声 ○排版：棱镜
○审核：忽逢/颜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