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德斯通 | 社会运动、政党与国家

杰克 A.戈德斯通（Jack A. Coldstone，1953.9.30-）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美国乔洽·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Virginia E. and John T. Hazel讲座教授、迈卡图斯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国家科学院民主援助评估研究委员会主席。著有《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国家、政党与社会运动》《为什么是欧洲？》等。

关于社会运动研究的传统知识常常假定：制度化政治和非制度化政治是分离的；社会抗议的动力主要由社会运动最初的抗议活动和国家的反应这两者构成；社会运动取得成功主要依赖于有利的政治机遇和社会动员的范围。本书中的文章清楚地阐明：这些假定中没有一个是完全正确的。毋宁说，我们将不得不继续扩展我们关于国家-政党社会运动之间相互作用的视野，以便考察更大范围的可能性。

把对抗性视为社会运动主要性质的观点常常认为，社会运动与国家之间只有两种可能的关系：国家要么镇压社会运动，要么不情愿地受到社会运动的影响；同样地，结局也只有两种：社会运动或者失败，或者变成制度化政治组织（因而不再作为社会运动而存在）。社会运动之所以变成制度化组织，或者是由于其政治目的已经达到，或者是由于它业已成为“政体成员”，转变之后，它就成为一个普通的利益集团而发挥作用（Gamson 1990）。

事实上，社会运动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异常复杂、变化多端的（Burstein, Einwohner, and Hollander 1995）,如同本书中的文章所清楚阐述的那样，政府是选择镇压社会运动还是不情愿地受到社会运动的影响，这只是非常广泛的选择范围中的两个。特别是，当一个政府认识到“国家”的内在异质性——涉及众多的参与者和政党的时候，尤其会接受这一点。国家可以采取下列方法应因社会运动：

一、镇压社会运动，进行机构变革

如果国家觉察到一个社会运动或许多社会运动是个巨大威胁，或者认识到抗议运动方法的新颖性，国家可能就会发展新的强制机构对付它们，恰如坎宁安关于联邦调查局的研究文章中揭示的那样。作为应对社会运动的产物，国家压制社会运动的能力和相应行动会因此而产生显著变化。如同勒德斯所述，国家甚至会通过例如治安维持会或者反对运动这样的第三者的配合来镇压社会运动。在每一种情况下，国家对社会运动的镇压可能都是无从觉察的，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是如此：抗议者和国家机构之间可能并不存在暴力冲突。因此，我们需要扩展“镇压”这个通常概念的外延，以包含国家制裁社会运动的更广泛的内容（Barkan 1984）。

戴维·坎宁安（David Cunningham），北卡罗来纳大学社会学博士，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社会学系教授。曾担任布兰迪斯大学社会学副教授、研究生院院长。著有《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新左翼、三K党和联邦调查局反间谍活动》等。[图源：sociology.wustl.edu]

二、镇压社会运动，不进行机构变革

这是国家对于规模虽小却很激进的抗议运动的传统回应。但是，如同尼拉·范戴克的文章所示，国家采取敌对行动的不同模式可能增加社会抗议活动，也可能减少社会抗议活动。事实上，传统政党政治家对于社会运动目标的反对可能会激励社会抗议活动，社会抗议活动通过加剧这些政治家对于丧失既得利益的担忧、或者提出针对这些人的利益的新威胁来扩大抗议活动（Goldstone and Tilly 2001；Kurzman 1996；Lindenberg 1989）。镇压行为是阻挡还是促进社会抗议运动，以复杂的方式依赖于：传统的政党联盟格局、政党联盟或反对派在何种层面（地方、地区、国家）居于支配地位、公众是支持还是反对、对社会运动是进行对抗还是与社会运动联合起来。

而且，如同卡迪那-罗阿在关于墨西哥的研究中所示，国家甚至会转而镇压政党以阻止它们增加追随者。或者如同德赛在对印度共产党的研究中所示，社会运动可以“避难”，穿上政党组织的显著的外衣以进行社会动员、同时免遭国家镇压。

罗格·卡迪那-罗阿（Jorge Cadena-Roa），1957年生，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社会学博士，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社会政治科学和拉美研究院教授、人文科学交叉研究中心国家研究员，“组织和社会运动分析实验室”主任。著有《策略建构、情感与墨西哥市的潜在改革者》《民主转型：批判的视角》等。[图源：nam.academia.edu]

三、容忍或者鼓励社会运动

社会运动可能持续了很长时间却没有对国家产生任何影响或者其影响微乎其微，国家对此社会运动也没有作出什么回应，特别是在社会运动受到逆向运动平衡的情况下、或者是没有形成大规模抗议浪潮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国家实际上可能会欢迎社会运动并寻求社会运动的支持，或者寻求将社会运动融合到政党政治之中。勒德斯的文章揭示出，国家容忍甚或积极支持逆向社会运动是如何加剧了美国南方的公民权运动的争议的。在最近的历史里，国家领袖曾经组织社会运动以追求他们自己的政治目标，例如，津巴布韦的穆加贝（支持有组织的没收土地运动）。如同卡迪那-罗阿所示，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对于社会运动的回应摇摆于镇压、容忍和鼓励之间，这种摇摆依据该党如何判断其面对各种政治挑战时所处的战术地位，有时，革命制度党欢迎和支持社会运动，以挫败来自以传统方式运作的敌党的挑战。

四、影响社会运动，不进行机构变革

这是关于社会运动取得成功的传统观点，国家不情愿地根据源自社会抗议团体的观点制定政策，或者不情愿地接受立法机构和制度化组织的观点制定政策，然而并不涉及任何重大的机构变革。但是如同斯沃茨所示，即使取得如此成功，一般来说一个社会运动的活动也不会终止，社会抗议团体可能会发展其与制度化政治参与者的关系，运用抗议动员来整塑后者的议事日程。用冈森（Gamson 1990）的术语来说，社会运动没有必要“加入政体之中”并终止其赖以发挥影响的“挑战者”角色。许多社会运动，例如斯沃茨研究的以教会为根基的社会运动，其目标是，通过长期的公众动员和对传统政党和政治家保持公众压力，发挥长期的影响力。

五、影响社会运动，进行机构变革

在许多研究案例中，一个社会运动的影响是如此广泛，以至于如果要答应其政策需求或者使其观点合法化，就会改变政党和政府制度结构的基本要素。不过，那些业已获得了常规政治参与路径、甚至掌控了一些政府部门以执行其政策主张的社会运动——例如美国环保运动掌控的美国环保局、美国公民权和妇女权益保护运动掌控的美国司法部公民权保护局，并不会因此而停止周期性的抗议活动和社会动员活动（Costain and Lester 1998）。相反的是，周期性的动员活动和抗议活动继续成为他们影响政治活动的部分内容，这些周期性的活动是为了在政治家和公众面前进一步凸显其关注的社会问题的重要性，或者是为了追求特定的政策或新的议事日程。

非常明显的是，对于非民主社会的民主运动而言，恰如格伦和卡迪那-罗阿阐释的那样，社会运动的成功意味着实质性的机构变革，这个结局有的是突然发生的，例如东欧国家；有的是在几十年里渐进的，例如墨西哥。但是，即使在这些事例中，运动的成功和机构的变革也并未结束这些社会里的抗议活动。毋宁说，有些社会运动成员进入了对新政党开放的空间，其他成员（例如墨西哥的萨帕塔主义者）则选择了继续从事反对新体制的社会动员活动。非常明显的是，即使是取得极大成功的社会运动，也并不会转变为传统的政党或政治参与者。

约翰·K.格伦（John K.Glenn），哈佛大学博士，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外交政策部主任，曾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欧洲研究委员会执行主任、纽约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著有《建构民主：东欧的公民社会与公民运动》《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及其局限：对东欧和欧亚国家民主建构的批判性审视》等。[图源：usglc.org]

六、通过持久联合影响社会运动

在某些事例中，一个社会运动之所以获得了影响力，并非通过把自己的要求强加在内心不愿意接受的政体成员身上、而是通过热情地接受国家或那些寻求与社会运动进行持久联合的国家政府成员实现的。在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民主党人联合少数族裔运动、工会运动和左翼运动，而共和党人则联合道德和宗教保守主义团体，两党在其政治募捐和选举动员中持续性地卷入到社会运动之中。这并未结束这些社会运动的生命，反而在社会运动和制度化政党之间进一步造成了持久的共生关系，双方分享信息情报、制定共同战略、在社会动员和改变公众观点方面相得益彰。如同威廉斯的文章所示，议员甚至会接受社会运动进行的那些温和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活动，通过提出一些有益于议员扩大非运动选民基础的政策，规模很小的社会运动也可以获得相当大的影响力。

七、通过使社会运动脱离政党而影响社会运动

社会运动总是有一种倾向：“偏离”那些争取政治权力的传统政党 （Garner and Zald 1987）。 这些政党可能联合社会运动，或者独立于社会运动，或者只是受到社会运动的某些影响。例如，19世纪欧洲的劳工社会主义党是由劳工运动发展而来，欧洲的绿党是由环保运动发展而来，在东欧，民族主义运动和人权运动导致新政权和新政党的产生。这些发展并不意味着劳工运动、环保运动或者人权运动的终结，毋宁说，它们仅仅标志着这些社会运动对传统政治机构的影响达到了新的水平。如同德赛和格伦所示，这些政党和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化。这些政党不再仅仅是社会运动的扩展或工具，而是成为相当独立的角色，由此，它们能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整塑国家和社会运动。

*本文节选自《国家、政党与社会运动》序言部分第三节。杰克·A.戈德斯通主编，章延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封面图为《自由引导人民》，法国德拉克洛瓦作。[图源：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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