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罗 | 国家创建和社会运动

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1938.11.3-），1965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美国康奈大学政治科学与社会学荣休教授。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学、社会运动、政党、集体行动与政治社会学。著有《意大利南部农民共产主义》《民主和混乱：1965-1975年意大利的抗议和政治》《斗争、政治与改革：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反抗周期》等。[图源：Cornell University]

民族国家今天是如此重要的一个舆论动员中心，以致我们常常忘记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在西欧专制政权出现以前，几乎不存在真正的民族国家。“一方面，”诺伯特·埃利亚斯在《国家的形成与文明》中写道：

国王们被迫把他们部分领土上的权力授予他人，因为那时的军事、经济和交通情况使他们别无选择……另一方面，代表中央权力的诸侯根本不受履行义务或效忠君主的誓言的制约，一旦他们和中央统治者的相对权力地位变得对他们有利，就会宣布他们统治的地区独立。（Elias 1994：276-277）

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 1897-1990），20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被誉为20世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和21世纪的社会学家。著有《文明的进程》《个人的社会》等。[图源：wikipedia.org]关于埃利亚斯，可参考埃利亚斯 | 社会进程中人的个体化

在这种制度下，斗争连续不断，主要基于领土问题，并根据国王是暂时占优势还是正经受危机，变换它们的发展方向。

约从15世纪起，这种模式开始瓦解。因为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国王终于有力量雇请雇佣军，修建道路以部署军队，并雇用文职官员去收税、实施法规和压制地方贵族。在国王能大体确保贵族和上升市民间力量平衡的地方，国王强化“王国机器”，结果就像在法国那样，形成专制君主制国家（Elias 1994：ch.2）；在国王被迫与贵族最终还有自负的商人分享权力的地方，结果就像在英国或低地国家那样，形成立宪君主制或部分君主制国家；在国王根本没能获得领土主权的地方，结果就像在现代晚期以前的意大利或日耳曼语地区那样，形成一系列松散的联邦制国家。

在整个这一时期里，斗争政治从没有停止过，并且它的特征也发生了变化，从骑士与部下之间或多或少连续不断的领土之争，转向了战争和相对和平的交替出现，还有关于土地、宗教、粮食和赋税的大众政治的爆发。15-17世纪，特别在战争和革命给普通民众带来政治机遇时，大众政治在普通民众、地方统治者和主张民族权利者三方之间得到发展。“在整个欧洲，”韦恩·特·布雷克写道：

在混合君主制国家中，通常由于反对君主的战争征税，或因16 世纪那种君主对文化（如宗教）主权的野心，而在部分地区引起的革命性挑战，为其他地方的大众政治参与者创造了机遇。（te Brake 1997：12）

这些事件从民族政治的角度以及居于它们中心的叙事史来看，只是议会制国家建立过程中的小插曲。但每个重大的政治变革事件，都为普通民众提供了政治机遇，使他们不是联合地方统治者反对要求民族权利者，就是把自己的命运与反对地方寡头政治的王侯相连。他们的斗争通常以失败告终，却影响了最终出现的民族国家的类型。布雷克总结道：

“普通民众之所以能够如此深入地介入最终的议会制民主国家的创建，恰是因为自现代纪元之初，他们就是政治活动的基本组成部分”（1997：14）

今天，普通民众仍然是政治活动的基本组成部分。所不同的是，随着国家形式的演变，他们出现在斗争政治中的形式和持续性发生了变化，或集中于民选领导人，或集中于立宪议会，或两者兼而有之。而重大的变化都发生在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中期，这并不是说民族国家的创建仅仅在19世纪才开始，而是说，从那个时期起，暗示着民族公民权和认同形式形成的民族国家开始巩固。

第一个将上述集体行动变化的含义理论化的，是亚历克斯·德·托克维尔。他在《美国的民主》与《旧政权和法国革命》等书中指出，国家创建方式的不同造成社会运动的机遇结构不同。中央集权国家（如法国）通过消灭中间团体和削弱地方自主权来扩展自身，这就阻碍了公共机构的政治参与，并意味着一旦发生对抗，情况必将异常激烈，甚至可能造成专制统治。

相比之下，在民间团体和地方自治政府力量较强而中央力量较弱的国家（如美国），政治参与是经常的和广泛的，这就使冲突分散，使民主繁荣。托克维尔暗示，国家创建为集体行动创造了普通民众可以利用的机遇结构。他的这个观点将为我们考察国家创建与民族社会运动兴起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合适的出发点。

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

托克维尔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法国大革命会在农民早已摆脱封建制的法国爆发，而不是在其他较为落后的欧洲国家爆发？（1955：x）他给出的答案是：因为在法国，国家的扩张使贵族和其他社团群体失去了积极作用，沦为社会寄生虫。由于社会取消了中间团体，政府和社会之间缺乏缓冲，法国人变成了“图谋狭隘的个人主义而不顾公共利益的利己主义者”（p.xiii）,从而产生了嫉妒的平等主义、零星的不受控制的动员以及最后的革命——“一种野蛮而可怕的自然力，一个舞着红色爪牙的新奇怪物。”（p.3）没有人愿意生活在这种状态中，经过十几年的恐怖和混乱，结果形成了一个比旧政权更绝对的专制统治。这个专制统治成为旧政权的翻版，但在托克维尔看来，它在激进的国家中留下了自己的传统，迫使矛盾上升为危险的周期性对抗。

托克维尔对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如此着迷，以致忽视了公民权同时也在塑造之中（参见Schama 1989）,而且像法国大革命前的最高法院那样的中间团体，也在推动公民权的形成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托克维尔之后的所有体制论者看来，中央集权剥夺了公民在其文明杜会里的基础力量，而这种力量对于把不满引向积极互动和限制贪欲社会中的争斗来说，却是必要的。没有这种力量，斗争——乃至民主——将直接造成破坏。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Charles-HenriClérel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主要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图源：新浪]关于托克维尔，可参考托克维尔 | 关于美国人在市民生活中对结社的运用

哪里才能找到这种力量呢？杰克逊时期的美国从国家和社会两方面，向托克维尔展示了一个强国家和弱社会的镜像，令他在自己的祖国感到失望。在美国，根本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来限制社团生活和繁荣的公民政治。可以肯定，美国从没有托克维尔曾为其在法国的消逝而感到遗憾的那种传统团体，但美国的教会、利益群体和地方立法机构却与其有着类似的作用，为美国人反对国家扩张提供了自助和缓冲（Tocqueville 1954：ch.16）。由于美国的弱政府和社团的繁荣，美国的民主可以避免在无政府主义平等论和国家主义专制论的两极间左右摇摆，而不像法国那样深受其害。

如果托克维尔对失去中间团体的法国的描述，夸大了杜会分化和国家力量，那么他对杰克逊时期的美国的生动描述，则低估了那里的国家创建和斗争之间的关系。其一，他对南北战争前的美国所作的田园式描述，掩盖了社团和斗争政治之间的关系。其二，他简单地误以为没有政府是早期美国不同于欧洲的特点。

先说第一点，虽然19世纪的美国没有中央集权的政府，却并不是没有政府。联邦党人为了他们的目的，建成了一个在18世纪晚期行之有效的政府，实现了巩固财政、减轻债务、经营外交和扩张西部的任务（Bright1984：121-122）。虽然托克维尔在他的旅行中发现的确实是一个弱政府，但那并不是美国人天生热爱自由的结果，而是扩张中的南北两大区域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实体之间政治对峙的结果（pp.121,134）。弱政府是美国历史造就的特性，而不是美国人性格造就的特性。查尔斯·布赖特发现：“联邦政策最无用的时期，与政党动员最彻底的时期，以及选举胜利的希望最小的时期相一致。”（p.136）

美国的斗争又怎么样呢？托克维尔从那个毁了他的家和他的阶级的红色“恐怖”透镜中，看到了斗争，却没有在美国发现这类事情，也没有看到什么社会运动。其实，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的美国充满了斗争!18世纪70年代对英国统治的破坏和民众军队的兴起、革命后的地方叛乱和镇压所需的军队、对1812年战争的普遍反对和支持、导致杰克逊当选总统的边疆动员、在大片新开辟的领土上燃烧的第二次大觉醒的宗教激情——这些事件都贯穿在托克维尔认为他在穿越美国的旅行中所看到的多元体制中。

1832年，美国社会运动的重心仍然在地方，这既与托克维尔的范式相符合，又与他在法国哀叹的民族起义形成对比。不过，像在其他联邦体系中一样，地方主义并不意味着没有社会运动活动（Wisler and Giugni 1996）。甚至在工业化以前，美国就曾有过一场生气勃勃的带有强烈潘恩式共和主义倾向的城市工人运动（Bridges 1986；Tarrow 1998b；Wilentz 1984）。地方性和全国性运动早就和全国性争取权力的斗争一起，以一种粗糙的辩证法，不断培养集体行动的能力，为禁酒运动和废奴运动奠定基础，并间接地为世界上第一次女权运动奠定基础。以破坏国家政策制订为开端的地域冲突，最后也在美国历史上以最猛烈的斗争事件告终，而这一事件又将把美国政府变成一个现代利维坦（Bensel 1990）。因此，美国可能是权力分散的地力，却不是没有斗争的地方!

在政府集权、社团和集体行动方面，中央集权的法国和地方分权的美国存在着不同。但是，两国的国家创建都为正在出现的运动创造了机遇结构，而且普通民众的运动也有助于塑造每个国家的未来政府。就此而言，在两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中，民族国家的扩张和巩固推动了社会运动的产生，而普通民众的斗争又促进了现代国家的形成。在本章中，我们将考察在英、法、美三国的国家巩固阶段，国家创建是如何为斗争政治提供机会的。

国家创建和斗争

甚至在1789年革命以前，民族国家就已在比法国平静的地方，不断获得前所未有的力量，以便在公民间及公民和统治者间建立联系。为此，扩张中的国家必须发动战争、修建道路、建立通信网络、扩充军队和制造武器。但这些改善要获得资金，政府再也不能仅依靠对农民的压榨，而必须依靠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的发展则反过来又要求政府必须维护法律和秩序，供应粮食，使社团合法化，并让公民获得从军、缴税和启动工业车轮所必需的技能。

这些创建国家的努力并不是为了支持动员，而完全相反。但它们提供了交流的手段，使舆论得到动员，还创造了一类精于公共事务的人，使并非总愿意交税的公民必须交纳财政税。此外，负责维护社会秩序的政府必须规范各群体之间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必须为社团创造一个合法体系，同时采取比军队或警察的棍棒更微妙的社会调控机制。通过这些努力，政府不仅渗透进社会，还形成一套标准的职责和特性，作为现代公民权的基础。在国家这个母体中，民众不仅可以对国家的扩张提出争议，还可以凭借国家力量，提出反对他人的要求。

我们可以在选举权的扩大和因此成为必要的公众集会合法化的过程中，发现最明显的事例。资本主义国家可能不希望看到工人在辖区游行，或农民在乡村广场转来转去地示威；但即使在受到限制的选举活动中，随选举活动而出现的聚会和酒会，都为“不受欢迎的”社会行动者提供了一把保护伞，并使集体行动的斗争形式得到隐匿。即使没有选举，雷蒙德·格鲁写道，所有的国家“都鼓励更方便的全国通信和最低限度的普及教育，像出于不可抗拒的命令……一旦公民权成为由国家登记的关于出生或誓约的正式问题，即使具体的标准可以改动，它也始终保持不变”（Grew 1984：94）。

发动战争、征收赋税和供应食物这三项基本政策，是扩张中的国家为保证并扩大其权力而开展的活动的一部分。当它们作为对公民的压力和向外渗透的努力开始实施时，每项政策都造成新的通信渠道、更有组织的公民网络以及可使普通民众在其范围内提出要求和组织起来的统一的认知框架。 在开明君主制的英国、专制的法国和殖民地美国这样相去甚远的国家中，这些政策也成为构建运动的领域，而运动，或对运动的恐惧，则塑造了民族国家。

英国的战争和运动

最不寻常的变化是由战争和殖民造成的，不仅因为战争和殖民需要税收，并赋予政府更多的权力，还因为它们使人们被有组织地动员起来，为集体行动提供了机遇。战争动员事务原本很有限，若不是统治者为了实现他们的野心，募集大规模的常备军，超出其贵族统率的领导能力，也超出雇佣兵可以满足的数目。实际上，军队的规模在18世纪成几何级数地增长，而把他们推上战场所需要的财政和后勤支持，也以同样的比例增长。军队从主要是多民族的雇佣军集合，变成了国民军队。全国动员的水平虽然远不及20世纪，却足以引起严重的社会和经济说乱，有时甚至是革命（Skocpol 1979）。

18世纪英国与爱尔兰的战争。[图源：The Irish Times]

在18世纪晚期的英国，殖民和战争是英国政府最积极的活动，它们促进了政党制度和动员机遇的形成。虽然在北美战争早期，英国公众对政府的支持有所上升，但在后来的岁月里，公众却由于失望、财政紧张和担心法国入侵而试图不断动员舆论反对政府。其最初的表现是，上层精英领导了集中于伦敦的运动。18世纪60年代，政府反对派由于缺少政治组织的新原则（Brewer 1976：ch.5）,后来就以经济改革为基础，鼓励对大臣进行广泛的连续攻击。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威尔克斯提出了著名的请求，把战争和议会改革联系在一起：“北美殖民地战争，”他主张，“在这个真正至关重要的时期，是调整我们的代议制管理的最有力的理由之一。”（Christie 1982：65）

尽管伦敦的政治是点燃这场运动的火花，大多数反对派却来自英国各地，如贸易受殖民地对英国货联合抵制及后来北美殖民地港口封锁严重打击的约克郡。在那里，牧师克里斯托夫·怀韦尔（Christopher Wyvi1l）领导约兑郡协会，根据结合了经济改革和议会改革要求的纲领，开始活动，试图建立全国性的郡联盟网络。后来，这个协会草拟了一份请愿书，在约克郡得到了9000人的签名，并选举成立了一个通信委员会。

正如我们早就看到的那样，在1779年的英格兰，成立委员会进行请愿并不新奇。新奇的是，约克郡的委员会旨在为改革向政府长期施加压力（Read 1964：13）。此外，怀韦尔还打算“为促进他的政治计划加入约克郡机关”（Christie 1982：76）。他的联系人在米德尔塞克斯郡、威斯敏斯特郡和格洛斯特郡也效仿他，成立了类似的委员会。难怪保守党政府谴责他们企图仿效“煽动叛变的”的北美大陆会议。

1780年6月的戈登暴动，终于导致政府对非议会所能控制的协会采取反动措施，使约克郡和其他运动的分支在战争后期逐渐消失（Read 1964：14-16）。后来，法国革命中出现雅各宾派专政时期，英国的制度又因此受到威胁，反动势力被进一步加强（Goodwin 1979）。而在雅各宾派和潘恩派鼓动者被镇压后，要求经济改革和议会改革的运动，以及孕育了改革运动的战争，在英格兰牢固地奠定了未来社会运动的模式。查尔斯·蒂利写道：“战争造就了国家，而国家又造就了战争。”（1975b：42）战争还为社会运动造就了空间和诱因。

法国的粮食供应

人们不仅可以在战争期间，也可以围绕更日常的民族国家活动，把集体的要求系统化。欧洲国家的一个传统职能是，控制粮食的供应和价格。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既要征税，又要保证人们的生活和公共秩序。过去，发生争斗的主要原因是市民试图控制他们的物资供应地。而随着城市的发展、国家的扩张和市场的国际化，民族国家开始负责保证粮食供应，如有差错，必须承担责任。

实际上，粮食供应从没有完全脱离过公众的控制。例如，坚持在公共场合进行粮食交易和粮食称量，这既是确保税收的方法，也是确保粮食质量和价格的最低标准的方法（Kaplan 1984：27-31）。社区领地、教会和国家曾经全都参与粮食供给的控制，然而，“只有国家明确获得了长期干预粮食供应的更大权力”（Tilly 1975a：436）,因为国家将最终受到饥荒和由此引发的民众斗争的威胁。

和许多别的方面一样，粮食供应和防止混乱之间的关系在法国君主统治下最为明显。根据一个18世纪行政官的记述，维护社会秩序的先决条件“是保证人民的生活，否则无论是法律还是武力都无法控制他们”。确实，保证人民生活已经被看作是家长制君主政体的主要责任。因为“有什么事比父亲喂饱自己的孩子更严肃呢？”（Kaplan 1984：24） 。

虽然粮食之争常常发生，使人们感到自己的生存权受到威胁，这种情况却仅仅被归纳为“国家开始保证那些最依赖它们和/或正在威胁它们的人的基本生活”。这些人，最显然不过，包括军人、政府行政官员和首都市民（Tilly 1975a：393）。由于这三种人在18世纪迅速增多，所以生存危机和粮食叛乱在那个世纪此起彼伏并不是偶然的。最突出的是在1789年前后，由于重农主义思想的传播，出现了开放谷物价格的建议，这和盛行的保证城市（特别是巴黎的）基本生活这种家长制政策发生了抵触。

巴黎的粮食供应被看作是国家的一项特殊责任，不仅因为巴黎人口众多，还因为据信（结果也确实如此）巴黎人有足够的能力推翻政府。因此政府把确保供应巴黎的粮食数量及进入首都的谷物和面粉的质量作为自己的职责。在饥荒时期，最深刻的矛盾就产生于巴黎官方和为之提供谷物的地方社区之间，他们都竞相拥有粮食。“为生存展开的社区间最激烈的斗争，”卡普兰写道，“是地方集镇与贪婪的首都之间的对抗。”（1984：39）

对抗包括武力对抗和法律对抗两种形式。在粮食短缺时期，一方面消费者会阻止粮食出口，并要求食品“合理定价”；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可能不准巴黎的供应商参与地方贸易，造成市场上长期不能及时供应，同时征用送往巴黎的货物，制订供应和储备的秘密方案（Kaplan 1984：39）,结果导致接二连三的起义，“以维护被强烈感觉到的大众的生存权”（p.39）。

1789年革命，尽管是由更广泛的关于税收和议会权力的矛盾引发的，却也表明民族国家在粮食冲突中陷得有多深。巴士底狱被攻破的消息传出后，接着又发生了市镇起义，由于“两苏面包”的要求，起义在某些地方变得很激进（Lefebvre 1967：125）。就连执政时怕被其左翼包围的雅各宾派，也发现限定食品的最高价格是最合宜的举措，并派革命军到各省搜索粮食。总之，从一系列地方性的短暂的供应冲突中，可以看出，粮食供应是革命蔓延的关键。它一直是1848年以前历次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

1790年的巴士底狱。[图源：Wikipedia]

美国的征税

所有现代国家政策的共同性质是，具有增加国家收入以支持国家的其他活动的能力。结果财政问题，如加布里埃尔·阿丹特所述：

就会在诸如西欧农奴解放、东欧农民征服、独立战争（葡萄牙和美国）、革命、代议制政府的创立等社会巨变的初期出现。（Ardant 1975：167）

现代国家的发展不断受到反抗越来越重的税务负担的挑战。法国人对盐税和意大利人对关税的憎恨，曾造成持续多年的叛乱。在法国，国王把收税的权力卖给租税“包收人”，这种措施既使人们更加怨愤，也使他们更容易攻击收税人。抗税叛乱此起彼伏，在边缘地区比在中心地区更普遍，但根本不局限于下层阶级，法国国王和外省议会间的关系史就表明了这一点。

但只有18世纪晚期，抗税叛乱才具备发展成全国性运动的足够广泛的基础和良好的组织。当时，如果国家出现新的财政问题，那是因为它们的扩张野心需要一定程度税务普及的支持，而税务普及却与它们对教会和土地贵族的依附相矛盾。由于贵族在军事领域、教士在精神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认为自己已经为国家尽了力，所以他们很少或根本不交税。统治者若要耍弄平等税务负担的把戏，其前景必然是失去他的这个或那个主要联盟支持力量（Ardant 1975：213）。

英格兰和欧洲大陆强国的区别在于，它从未试图进行税收体制的根本改革。这一方面是因为全球贸易的扩张（其中大部分是由英国人和英国船进行的贸易），使其能通过特许权税给政府带来大量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则因为英国的权力中心是土地所有者占大部分议席的议会（Ardant 1975：207）,它对议会精英的财富——土地的征税——依赖程度相对较轻，而对贸易的征税则较重，尤其是对与殖民地的贸易的征税。北美殖民地所谓的“反法国人与印第安人的战争”一度使征税的压力达到了顶点，因为这场战争远比英国从前经历的任何一次战争更昂贵。英国议会选择让殖民地自己支付，而不是在英国提高税收，其理由是北美的战争是为殖民者的利益而发起的，费用应该由他们自己支付（Ardant 1975：204）。

但这种财政政策是鲁莽的。因为美洲殖民者位于大洋的另头，有自己的地方政府，和母国一样依靠混合税收。新的帝国财政政策不仅唐突，还难于实现，并威胁着在没有大批陆军的情况下作为帝国间接统治工具的殖民地政治体制的独立自主，因为英国人为推行其新的财政政策，将不得不收回他们给殖民地的大量自治权。

议会的顽固有个根本的原因：殖民者拒绝资助据信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发动的战争，这其实不亚于挑战英国政府的扩张。达特默思勋爵（Lord Dartmouth）说，议会是“天生与国家最高权力紧密相连的机构”（Maier 1972：233）,如果议会在殖民地问题上受到挑战，政府将在国内或爱尔兰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历史上第一场重大的殖民地革命，实际上是对国家创建作出的反应，它表明了国家创建的局限，并显示了塑造国家的运动的力量。

*本文节选自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第一部分第4节，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

**封面图为美国画家约翰·特朗布尔（1756-1843）绘制的《梅沙将军之死》，展现了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普林斯顿战役的场景。[图源：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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