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芙芸 | 卫生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

罗芙芸（Ruth Rogaski），1996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范德毕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副教授。研究领域为：清史与现代中国、医学与城市史、妇女与性别史、近代及现代东亚的社会文化史,代表作《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图源：as.vanderbilt.edu]

本书的目的在于将卫生和疾病的含义置于中国现代性体验的中心。达到这一目的的方式在于聚焦一个中国词语：卫生，彰显其跨时间的多样性。今天，这个词语在英语中的译法不一，“卫生”、“清洁”、“健康”或者“公共卫生”。而在9世纪以前，卫生则同各种各样的饮食、静思、秘制方药等养生方有关，人们为了保护脆弱的生命而实践这些养生方。随着武装的帝国主义的到来，中国及中国人开始紧密地围绕着这一词语而展开如何实现现代化生活方式的争论。它的含义偏离了中国的宇宙观并转而包含了国家权力、进步的科学标准、身体的清洁以及种族健康。卫生与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的位置问题息息相关，启发我将之译为“卫生的现代性”。本研究揭示了卫生如何改变了一个城市，以及它如何成为一个中心词——通过这个词语，中国的精英分子在19-20世纪帝国主义统治下，“确立了他们的生存状态”。

《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Hygienic Modernity：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英文原版书影。

在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们无法不关注卫生。作为一个无处不在的形容词/名词，它并不能同hygiene这个词严丝合缝地对应。人们可能会看到卫生筷子（用廉价木材制成，裹上纸袋，并只供一次性使用）、卫生纸（厕纸）以及卫生球或樟脑丸。一个人要做“卫生”（打扫卫生或搞卫生），指的是对家具或办公室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洁。私家的浴室以及公共场所的厕所被称作卫生间。

对医疗行业、医院、传染病控制以及制药标准加以监督的国家政府机关叫做卫生部，市和县有各自的卫生局，负责各地区的公共卫生事务。尽管很多时候，卫生可以（且应该）被简单译成“卫生/卫生的”或“清洁/清洁的”，但它在中国社会的广泛存在则显示了一种超出当代美语中这些语汇所表达的仅仅对清洁关注之外的重要性。

或者，正是它广泛地使用并结合了“民族”、城市甚至是国家意义，使得卫生本身在当代中国争取实现看似总是难以把握的现代性状态的过程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屡见不鲜的市政运动呼吁民众“讲卫生”，提醒人们在一个现代社会中，人们应该勤洗手，保证居室卫生，而且最重要的是不随地吐痰。画在墙上和建筑物上的标语呼吁居民们创建“文明卫生城市”，并把这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一部分。同某些具有一定教育背景的中国人谈话时，你会发现这些人对新加坡啧啧称羡，因为它是个卫生城市，对中国则有所不满。并且，尽管后邓小平时代大部分群众卫生运动已经杳无影踪，政府仍然定期地发动全国性的“爱国卫生运动”，以此作为改进中国的健康、形象及国家地位的一种手段。在这些表述中，卫生是定义现代性的主要因素，这不仅是对个人而言的，也是对城市的建筑环境甚至想象中的国家整体而言的。“卫生”的这一含义远远超越了19世纪末以前与这个词相关联的那些含义。

《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中文版书影，该书是日本学者深町英夫撰写的关于中国国民党新生活运动的专书。蒋介石把对国民精神的改造与生活形态的重塑联系在一起，并在全国上下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对于诸如卫生习惯、吃喝拉撒以及儿童养育方法等国民生活领域的“切身”改造。

本研究试图理解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该过程，这些新的含义开始同卫生一词联系起来。理解这一过程或许能够使19和20世纪中国城市社会及知识变迁的基本性质更为明晰。费惟恺（John Fitzgerald）描述了20世纪的民族精英们如何担当起“唤醒”的任务，将中国从蛰伏的困境中唤醒。精英们认为，这种困境来源于中国人天生的虚弱。本研究认为这种“唤醒”计划的大部分是围绕着“卫生”这一术语（term）展开的。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国的精英分子接受了有关国家问题的医学化观点（medical view），并转而试图以医学化方案解决中国国家及机构的不足。通过聚焦于一座通商口岸城市的医学发展，本研究考察了这个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过程，即卫生和疾病在帝国主义情境之下，既呈现为中国积贫积弱的集中体现，又成为通过特定的任务“唤醒”中华民族、种族以及身体，实现身体的现代性的中心议题。

我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将卫生含义的变化置于催生这些含义的都市环境中。20世纪早期涌现了一批有关健康和卫生的著述，但这些著述的作者们生活在被传染病、坟地、洪水、市场、街道、庙宇、妓院和外国人包围的环境中。为了抓住这一情境的要义，我集中于一个地点：北方的通商口岸天津，它曾经、现在也仍然是一个熙攘的城市，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从1860-1943年，该城也是一个典型的通商口岸，被划分为华界及九个不同的外国租界。随之而来的边界、建筑和政策的多样性及华洋之间的互动，体现了帝国主义下中国的独特经历——并非殖民地，但却存在着多样的殖民主义。天津为我们研究所谓的“半殖民主义”的情境提供了绝佳的背景。

将研究置于某一地也有助于产生按照时间变迁为序的叙事。作为一个通商口岸，天津在漫长历史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极为重要的遭遇和影响的时刻：1858年随英国海军传入的“西医”，1900年外国军队的占领及1902年清政府收复该城，1930-1940年代日军的占领。本研究描述了这些政治事件和与卫生相关的行为转变——服药、饮用水、空间安排、粪便处理——之间的交叠。在这一叙事中，我仍对精英们如何赋予这些变化以超出其本身影响之外的重要意义相当敏感。总的来说，地方史的研究路径有助于同时考虑世俗（如果不是粗俗的）及超凡的意义：它既调査人们去哪里沐浴，也研究人们如何想象国家。本研究试图找出这二者之间有意义的关联。

通过卫生现代性的线索将个人与国家相连结，这一工作牵涉不同学术问题的若干阶段及特征。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将卫生现代性的转变置于一般意义上的医学史及特殊意义上的殖民地医学史的双重背景下。它逐渐偏离于健康及卫生的古老含义，这是一种全球现象，但对于殖民统治下的社会而言，该现象具有特殊含义。第二项任务是思考，随着卫生成为文明及主权的一种标识，卫生现代性如何改变了城市的物质及人文景观。最后，文本的翻译有助于创造有关健康和卫生的新的含义，这并非通过两种单一文化的合成或将一种绝对科学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而达成，而是在地方科学及地方社会历史发展中某些极为特殊的时刻，两种语言含义达成协商的结果。一个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故事有赖于三种学术研究的融汇：医学史、城市史和翻译研究。

卫生的（全球）转变和（中国）缺陷的产生 

1220年，成吉思汗遣密使刘温持虎头金牌，率二十名武士，去其山东老家的家庙寻找一位叫做丘长春的道长。经过极为艰险的千里跋涉，他们终于将道长带到了撒马尔罕的帐篷里蒙古统治者的面前。据长春的位弟子记载，他们最初的对话如下：

皇帝问：“真人远来，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乎？”

道长答：“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

成吉思汗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长生的灵药，或曰长生之道，这并不令人惊奇。到13世纪时，已经有大量的历史记载及民间故事是关于帝王们想从道家那里求取长生不老之方的。在其建立欧亚大帝国的计划中，成吉思汗希望将中国最珍贵的资源为其所用——包括即便不能永生，也能够使他长寿的方法——这是很正常的。在回答中，长春真人大胆地双关回应了皇帝，回答说尽管没有长生（即延长生命）的药（道），但是却有卫生（即保卫生命）的道。道长给了他一个养生方，能够强化身体对疾病的抵抗，延缓衰老，并能使可汗比天赋之寿命活得更长。长春劝告成吉思汗要警惕“性”的危害（独居一月，你会惊奇地发现精神和体力都有所增强），讲述了应时的简单饮食的益处，并宣扬静思的好处。本质上，这是对中国人卫生之道的总结。

丘处机（1148年-1227年），字通密，道号长春子，山东栖霞人，金末元初全真道道士。丘处机为元太祖成吉思汗所敬重，并因远赴西域劝说成吉思汗减少屠杀而闻名。上图为中国道教全真派创始人王重阳与他的七个弟子，其居中端坐者为王重阳。丘处机居其左首第一。[图源：zh.wikipedia.org]

正如有关长春真人的典故中所讲述的，卫生曾经是一种自信的、中国式的“长生之道”，是一套同中国文化密切相连，并被外邦觊觎的先进的养生之术。不过，到了20世纪，卫生却成了体现中国积弱的一种话语：一把打量中国同外国人定义下的现代性之间差距的标尺。20世纪卫生的含义有所转变，它包括生物医学、公共卫生及个人礼仪。20世纪中国精英分子有关卫生的著述中，都显而易见地表达出，在他们的理解中，不如想象中的西方那样清洁，有组织，又纪律和健康。目前的研究追溯了这一语言乖离中所体现的反讽及历史意义。

当然，在近代，卫生一词的内容不仅仅在中国一地发生了变化。安德鲁·威尔（Andrew Wear）指出，在19世纪的欧洲，卫生的含义出现了重大变化。从古代到前现代，卫生包含了一系列广泛的保健行为，如运动、饮食和休息。威尔观察到，如今，“卫生意味着清洁，其范围变窄了。”卫生在西方和中国的语义转变是相似的，但在这两个地方，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寓意。

长春对成吉思汗的卫生建议同西方人对卫生的古典看法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道长告诫这个蒙古人要节制饮食、应时而动并节制性欲。希波克拉底（Hippocratic）的文章《健康养生法》（Regimen in Health）（公元前5世纪）中，也提倡人们调整饮食、睡眠和行为结构，顺应天时及自身的体质。这些著述简述了食物和药物的不同属性，规定了沐浴的大致时间，并就性生活的适当频率给出了意见，就像道长劝告成吉思汗的那样。公元2世纪的罗马医师伽林（Galen），在其论文《卫生》（De sanitate tuenda）中提出要节制运动和饮食。在《医学的艺术》（Ars medica）中，伽林确定了六类范畴，即空气、饮食、睡眠、运动与休息、分泌与排泄以及灵魂的热情，他认为这六类事物是影响人体健康的主要外部因素，这些因素也成为后来著名的“六经”健康的基石。节制和应时是这一卫生哲学的口号。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常识的持续关注，成为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有关保健类的著述的典型特征。近代早期涌现大批卫生劝诫的书籍，其中一些对于自古以来的养生方有着不同的记载，但学者们认为，进入18世纪后，整体路径基本没有偏离伽林所提出的卫生概念。

随着18世纪法国、英格兰和普鲁士“公共卫生”方面的发展，卫生之道出现了重大转变。在一些官员、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看来，最重要的健康是民族的健康。政府的职责是通过卫生监督、公共事务和发展国家支持的医疗机构，来防止民族机体的疾病。与此同时，卫生更多的同清洁、礼仪及阶级地位相联系。后来，对细菌的惧怕，增进了人们对清洁的关注。到20世纪中期，英语中通过使用不同的词汇来表示健康的分散的类别，这些词汇构成了两个世界：公共卫生的广阔领域和个人卫生的狭窄空间。整体医学的概念基础——对体液和季节的关注——基本消失了，并且也不再有任何一个单独的词语能够表示。通过饮食、运动、休息及节制而达到的健康之道。

研究西方医学传统的史学家们很少注意到这些转变。罗伊·波特（Roy Porter）在其对健康及治疗的普遍看法的研究中，强调了18世纪的病人对体液和平衡的永久信仰，即便当时很多医师已开始抛弃伽林式的身体观。罗森柏格（Charles Rosenberg）等人已注意到，尽管受到巴黎医学发展及德国细菌理论兴起的影响，19世纪的美国医师仍然不肯放弃体液和整体的医疗途径。这些现象在极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一种过渡阶段，是传统的过去与注定到来的医学现代性之间的时差。医学人类学家认为这一转变在非专业的大众之中并不彻底，而研究“医学边缘”的历史学家则强调19世纪抵制“医学正统性”霸权的运动与日俱增。但总的来说，历史学家对“现代医学兴起”（特别是现代治疗学）的集中关注，导致其完全忽视了预防医学史，以及健康意义普及中的变化。现代生物医学及国家的公共卫生组织在日常生活中约定成俗地展现在大众面前，而同时西方古老的卫生之道逐渐褪去踪影，这一过程并未遭遇太多困难和抵抗，也未对社会整体产生太多影响。

然而在非欧洲社会，对健康和医学的历史研究则并不这样乐观了。欧洲的健康和治疗方法被带进了本土社会，使许多研究“殖民地医学”的学者受到冲击和置换。这方面的经典研究要数大卫·阿诺德（David Arnold）1993年的著作《身体的殖民》（Coloining the Body）。阿诺德强调，随着英国行政官对印度人进行统计、隔离、接种疫苗及检査，英国的殖民主义体现在身体方面。尤其是在像腺鼠疫等传染病爆发的时候，西医及西方的疾病预防方法体现出“对身体的侵犯”，这是以现代的健康和卫生为口号，粗暴而强迫地对身体进行殖民。其他学者，最著名的如梅根·沃恩（Megan Vaughan）和沃里克·安德森（Warwick Andwsort），也同样强调指出殖民地医学对非洲和东南亚的干涉，英国传教士或美国军队对当地人口进行血液和粪便检查。这里，焦点投射在西方话语的发展，这一话语将当地人口转变为不健全且混乱的医学客体（object）。由于当地人民对殖民医学干涉的反抗和抵制，阿诺德也将印度人的身体视为“争论点且不仅仅是殖民僭用”。不过，他指出，西医开始成为“一种新的文化霸权和新兴政治秩序的组成部分”，因为它“渗透到了有影响力的那部分印度人的生活”。尽管在这本书中，他更感兴趣的是描画殖民者的意图，以及“大众”的反应，而不仅仅是考察印度精英对西医的接受。

其他学者也承认了殖民地公共卫生的强制性和干涉性，但他们却转而强调当地人民所拥有的一种能力，即僭用及改造殖民者陚予的卫生与疾病的含义。本土的精英们“质疑殖民霸权”，并且通过生产混杂的医学形式，使殖民地医学成为一种“有争议的知识”，或者，在其自身传统内部寻找批判西医体系的基础。这些争论和组合常常通过翻译过程实现。在布赖迪·安德鲁（Bridie Andrew）颇具洞见性的研究中，他论证了中国的医师是在中文框架内来翻译细菌理论，从语言学上将细菌概念化为类似于分离的、动物一样的病原体，这种描述在盛行的病原学中已经很常见了。普莱克希（Gyan Prakash）强调印度精英是如何通过翻译过程，对西方科学是否拥有对真理——尤其是关于身体机能的真理——的霸权表示怀疑的。南迪（Ashis Nandy）也强调甘地等人如何利用印度的卫生哲学达到对西医的深刻批判。在所有这些事例中，本土的行为者都从深深根植于健康、医疗和卫生的强大的本土实践的立场来形塑和置疑西方知识。

“身体的殖民”和“质疑殖民霸权”这两种倾向都普遍存在于19-20世纪中国人对西方卫生之道的感受中。很多时候，殖民者“接触身体”并且对不顺从的人民施加医学控制的高压政权。中国的医学思想家也创造性地运用中国的卫生概念来挑战并重塑西方概念。不过，当我们关注于贯穿长时段的某一特殊背景时，某些普遍的趋势就会变得更为明显。许多研究都集中在欧洲医学和本土医学“交汇”的单独时刻：某一套特殊的翻译词汇、某次特别的传染病或某人在其影响力达到巅峰时的思想。部分由于其有限的时间框架，他们会强调反抗和代理的重要时刻。本研究则想通过考察多个行为者、某一复杂的城市环境及近百年的时段，来尝试一种更为完整的健康与卫生的历史路径。这一路径解构了“西医”整体，并同时在大城市及海外引起其转变并呈现出多样性。它展现了某些时刻，本土精英在这些时刻挑战他们发现的西方卫生和疾病观念中的错误，并对其进行重塑。最重要的是，它表现了帝国主义特性因时因地的不规则变动，着力指出在压迫的同时也有合作的时刻，并看到某些时候许多“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亲密无间的合作。

不过，尽管有这些变动和反抗，但我们随后所看到的整体景象，却是中国精英分子在其公共话语中日益强化了卫生的生物医学途径的霸权，并同时承认，与西方定义下的卫生标准相较而言，中国人有着先天的不足。作为卫生现代性的卫生已成为民族主义“派生话语”的典型范例，这一范例基于对中国人先天不足的论争，而这种不足的形象最初又是被殖民权力创造出来的。在中国，通商口岸的精英们几乎没有对其潜在的权力提出任何异议。

缺陷（deficiency）的生物学话语的历史发展，开始受到研究殖民地医学的学者的关注。安·劳拉·斯托勒（Ann Laura Stoler）追溯了欧洲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指出这一过程依赖于欧洲之外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泾渭分明的边界。马克·哈里森（Mark Hairison）提出，伴随欧洲人关于许多印度人天生病弱和不足这一看法的是，1800年后产生的可适应并可殖民印度的一种乐观主义的逐渐消失。白人无法适应致病的印度环境一这种信念与“种族观念的出现及殖民统治的巩固密切相关”。但是，即便环境不再被认为是致病的主要原因，另一种相关看法仍然延续到了20世纪，即本地人自身会由于身体及行为的先天不足而制造疾病。细菌说的兴起则加重了这一倾向，发展出疾病与本土人口天生的“种族”习惯相关的观点。

将西方所发生的有关卫生、种族及阶级等概念的转变，与殖民地所发生的同一转变过程相联结——尽管学者们致力于这样的研究，但到目前为止，仍没有出现任何综合性的研究成果。沃里克·安德森提出，考察现代生物医学不仅在殖民地，而且在西方对身体施加殖民力量的方式，这是医学史的学者们所从事的真正意义上的后殖民医学史研究。变化的卫生概念的全球历史会为这一努力提供有利的场域。不过，我研究的是中国一个通商口岸的卫生及日常生活的含义：对于揭示西方近代生物医学的殖民本性这一问题，我会将之留给专门研究全球某一特定地域的学者。本研究高度关注的是中国人如何通过与多种殖民主义/医学（法国的、英国的、德国的、日本的及美国的）表述的互动，从而在帝国主义主要交叉路口之一的城市中改变卫生的意义。

天津，超殖民地（Hypercolony）及半殖民主义

在中国最大也最复杂的通商口岸之一进行此项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外国和本地行为者在中国的“半殖民主义”境遇下，如何重塑卫生之道。我选择了位于中国北部、原先是通商口岸城市的天津作为研究的落脚点。这种地方性的叙事路径有许多优点。它使我们得以想象人们如何看待其所处的特定环境的益弊：氤氳于沼泽的迷雾、夏日强烈的阳光、盐碱地上掘出的水井中咸水的滋味。它使我们就疾病与社会的关系提出具体的问题：传染病何时肆虐该城市？人们又有怎样的感受？不同的团体—行政官员、医师、非专业人群—如何应对这一特殊挑战？阶级差异、地域差异和移民如何影响了卫生之道？通过将研究集中于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更好地设想医师及病患所体验到的生活结构。地方史研究可能会看似局限和狭小，但在单独的地域之内，日常生活的丰富细节会显得更为生动和有意义。

作为一个单独的地区，天津绝非无足轻重。天津是中国第三大城市，人口接近600万，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我最初选择天津作为研究点，是因为它是中国许多最重要的医学“第一”之乡。天津是中国第一个拥有中国人自己管理的医疗市政机构（1902）的城市，这是新政时期由袁世凯创办的。天津也拥有中国第一个由政府创办的西式医学院：北洋医学堂，它是1880年英国传教士建立的，1888年被清政府接管。但是，使这些医学“第一”更为有趣的，是其发生时中外交通的特殊背景。

从I860-1945年，在天津的外国租界多达八个，是中国所有通商口岸中拥有外国租界最多的一个。中国最有名的通商口岸上海也只有两个外国租界，即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主要是英国人）。然而天津却有日、法、英、德、比、俄、奥匈及意大利租界。最终只有日本、法国、英国及意大利的租界维持到了一战之后，不过在20世纪早期，天津可被视作一个超殖民地，是中外之间一个混杂的交叉口，以及展示帝国主义繁荣的橱窗。

清末民国时期天津租界形势图[图源：wikipedia.org]

我创造的超殖民地（hypercolcmy）一词是源于孙逸仙将中国作为“次殖民地”的表述。孙认为“半殖民地”这个词被许多人用于表示中国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殖民地，它仅仅意味着中国被多个外国列强殖民。孙从化学中借用了“次”（hypo-）这个词，将中国描述为次殖民地，比起像韩国和越南这样真正的殖民地国家，中国是个更难发展出认同及统一感的弱国。孙的论述的讽刺含义在于，中国要是只被一国殖民，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好，这一结论与我对世纪之交天津政治及文化环境复杂性的看法不尽一致。

我认为天津可以被描述为超殖民地，但我并非试图创造一个新的理论模型：我只是想使人们关注多种殖民主义分割一个城市空间时所产生的潜在内涵。作为一个超殖民地，天津的地位将中国的城市居民置于不同帝国主义列强的凝视——有时是控制之下。与此同时，这一境遇带给中国人一个观察多种不同的城市现代性模式及殖民地意识形态的视角。多种帝国主义的存在也影响了帝国主义者本身。在一个城市中，如此众多的殖民租界密切相连，在地方层面上影响了外国列强的行为和自我表述。对于实际上及象征性地位于中国城市及欧洲租界之间日本大租界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每个租界都必须针对其他列强在地域上表述并确定其身份。它们通过建筑、创造地方行政的特殊形式，以及针对每一租界中占人口多数的中国人的不同政策，来达到这一点。本研究考察了在这些帝国表述中，健康及卫生如何成为其中的一种重要策略。

寻找一个能充分抓住中国殖民主义境遇复杂性的词语，这吸引了很多研究近代中国史的学者。近来的研究已开始使用原先不受欢迎的马克思主义的“半殖民地的”一词，试图勾勒出其轮廓，并与主要用于表述印度的纯粹“殖民地的”加以对比。随着半殖民地主义重新发挥功用，它所表示的含义也更丰富。这个词必须同时揭示中国殖民过程中的不完全性，以及中国边界之内多个殖民者的作用。在对中国作家与帝国主义及现代性之间关系的细致研究中，史书美（Shu-mei Shih）运用“半殖民主义”来表示“中国殖民结构多样的、分层的、扩展的和不完整的性质”。这个词旨在揭示，外国人在中国的存在是不充分的，而且具有潜在的压迫性：中国面前的帝国主义这杯苦酒有时是半满的，但另一些时候则是满溢的。

尽管存在这种矛盾，学者们仍倾向于使用半殖民主义这个词来强调外国人在华的“半吊子”性质。为了解释为何如此众多的中国知识精英不加犹豫地（同印度相比）接受现代性，史书美指出，问题在于外国行政管理的不完整性“相对于正式的殖民地，给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各种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及文化的立场。”顾德曼（Bryna Goodmart）提出了解答中国近代史上有关权力和帝国主义问题的一系列途径。顾德曼将诸如近来关于中国通商口岸这样的学术研究置于一端，这些研究强调的是中外之间的互惠，并“倾向于将忽视半殖民主义的危害和权利差异”，她又将坦宁·巴洛（Tani Barlow）和其他学者的研究置于另一端，这些学者是《位置》（Position）杂志的成员，在顾德曼看来，这些学者过分强调了外国势力在中国的极端暴行和统治，并对殖民主义和半殖民主义不加区分。和奥斯特哈梅尔（Jurgen Osterhartmel）—样，顾德曼主张研究半殖民主义要调查“何时、何地、怎样以及多大程度上哪种外来的力量冲击了中国人的生活”，从而避免互利及完全统治的极端。然而，像史一样，顾德曼对于强调外国人的暴力，或将外国人的存在描述为对中国主权的强大威胁的研究路径表示怀疑。在其关于19世纪上海的研究中，她认为中国人对待外国人时非常自信，能够在相対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同国外国人进行协商和僭用。列强的武力或许打开了通商口岸，但这种暴力是一种模糊的记忆，并未影响到上海的外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日常互动。

通过讲述天津这一特殊地域中卫生的变化着的含义，本研究试图考察外国力量“何时、何地、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人的生活”。结果表明，没有任何一个通商口岸的历史能够代表其他的通商口岸，而且半殖民主义一词也无法充分抓住在中国长达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历史的复杂性。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内外国势力的强度、权力以及暴行都有显著不同。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社会和经济领域，而丑在诸如卫生和疾病含义的“文化”领域也非常明显。19-20世纪在北方城市天津，帝国主义有多次的激烈斗争，这些斗争对上海而言只是一种模糊的记忆。或许在其他地方，外国人“缺乏系统的制度基础”，且并未“使用强力施加殖民的知识论”。然而，作为中国城市的天津，却曾经在枪口之下，被联军以一种新的方式统治了两年。这种占领力量也决定了当地政府重新获取对天津的统治权的状况，因此也在收复之后从根本上形塑了当地的政府。

学者们也指出，中国通商口岸城市外国统治和暴力的缺乏，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构想的帝国主义建构熟视无睹。相反，天津最显著的地方在于，在帝国主义暴力和高压最为鼎盛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精英是如此热衷地拥抱外国定义下的现代性——尤其是关于公共卫生和健康方面，并且在暴行终结之后仍延续了这种接受的态度。为了使用史提出的体系，天津的精英们似乎实现了接受现代性所必须的分歧（将现代性分离出帝国主义）和压制（压制暗含于现代性内的种族等级），但他们所处的却是“殖民”高压和“半殖民地”主权共存的令人惊讶的矛盾环境中。

关注天津，有助于理解将日本起到的关键性中介作用置于前台这一复杂的过程。在1900年镇压义和团之乱后争夺特权的过程中，日本同时以侵犯的外国列强及兄弟的形象出现。对于这一研究的大部分时段而言，日本是一个成功的“亚洲现代性”的典范，能够为中国提供通往现代性的桥梁。在很多天津的精英看来，日本是一种能够为难以管理的下层社会带来秩序、理性和健康的力量。如果卫生现代性的历史是中国精英接受帝国主义科学的一段故事，那么日本的存在则在这其中促成了这种接受。

当我们审视围绕着卫生所做的努力和构想时，日本的作用就变得尤为明显。作为“卫生现代性”一词的卫生，其本身是日本医生所创造的，他们用古老的中文词语来诠释欧洲人关于民族健康的概念。在义和团叛乱被镇压之后，日本顾问帮助创立了卫生警察力量、军医学校和第一个卫生部。天津是中国境内最重要的正式的日本租界的大本营——马克·皮第（Mark Peattie）称之为“日本在中国特权领域的宝石”——结果，日本的卫生行政介入了数以千计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最终，日本人对该城的占领（1937-1945）将一种卫生现代性带入天津，以至于在日本帝国崩漬之后仍对该城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将研究卫生的变迁的含义置于天津这个城市强调了中国现代性形成中日本的重要作用。

《绝对欲望，绝对奇异》中文版书影，该书是美国学者马克弟研究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著作。马克弟将视线集中于权力中心的外围：中国苦力、日本皮条客、被拐卖的日本女性以及穷困的朝鲜佃农，这些身体为日本帝国主义提供了能量和劳动剩余价值；进而提炼出日本帝国主义扩张的三阶段：生命政治、神经政治、死亡政治。[图源：douban.com]

将研究放在天津也提供了一个机会，来重新创造一个中国城市的过去，包括气味、食物、街道生活及其苦难。从某种意义上说，该研究采用了一种福柯式的历史路径：它创造了一种话语的系谱，并展示这一话语如何获得强大的力量来定义现代世界中的生存状况。然而，我并不认为话语能为它们自身发言。一个人从窗外看到了什么、他常去哪些寺庙、他如何获取饮用水、他害怕什么样的传染病以及士兵们多久给他注射一次疫苗，这些都是重要的细节，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是怎样解释卫生和疾病的。通过求助于叙事，本研究试图强调日常生活如何有助于创造历史含义。最后，我认为，对一个历史学家而言，探究历史的真实性是一项更为重要和有趣的工作。或许，这也使我沉湎于对一个逝去的天津的乡愁而不能自拔，这个城市遍布着香火鼎盛的寺庙，街道上熙攘繁华，显示着社会和经济的勃勃生机。

最后，深入研究地方行为者的生活和背景，有助于通过展示一幅更为细致的本土社会的图景，来填补殖民地医学研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缺口。以前的著述都强调殖民者的意图，而被殖民地者的思想和意图仍模糊不淸。近来对殖民主义统治下亚洲和非洲的卫生及医药的研究已经集中到本地行为者所创造的含义上。中国的案例极大得益于当地精英卷帙浩繁的作品，以及当地政府保存的大景的（尽管不一定能看得到的）档案资料。外国人将卫生和治疗视为一种“有争议的知识”形式，而这一知识受到各种处于从属地位的多种行为者的评价——通过理解外国人的这种看法，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僭用的过程，不用将所有的结果全部归结于西方知识的内在优越性，或者文化保守派的特异的反抗。然而，与此同时，对帝国主义无情改变了近代中国的生活语汇和境遇的方式保持敏感，仍然是很有必要的。

语言、翻译和卫生景象

对中文或日文不甚熟悉的读者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在本书中所用的都是中文的卫生（weisheng）（日语是eisei）一词。这并不是因为卫生像其他一些深奥的中文概念一样，无法翻译为英语。实际上，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卫生（weisheng）被译为很多不同的词汇和短语——健康、卫生、生理学、营养、清洁、医药、保护内在生命力、卫生科学、促进繁殖、公共卫生以及战胜死亡，命名——从而也是问题所在。最后，这个词指的是人类为确保健康而可能采取的行为。英语单词“hygiene”或许能够大致表达这个含义。不过，在过去两个世纪的欧洲和美国，hygiene这个英文单词的含义也肯定有所改变。将卫生与hygiene一一对应可能会导致其含义的僵化，并且同时否认该词具有其他多种含义的可能性。我很小心地指出我所认知的卫生指向的是不同时刻的不同人群，但是我通常不去翻译这个词，以便揭示这个词所蕴含的多种含义。这本书试图理解不同群体的中国人是如何用其对卫生和疾病的理解来构筑“卫生现代性”的，这个过程也就是刘禾所说的“语际实践”。

卫生为语际实践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个案研究，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因为我们掌握了一个日本医师/官僚所创造的这个词的现代“来源”，这个人是长与专斋（Nagayo Sensai），他声称从古老的道家典籍中找到了一个词，并用它来翻译欧洲词汇的来源，这些词汇同时指出了政府对人民卫生的管理，以及创造出卫生方面受到规训的市民。日本的这一翻译时刻对于理解卫生在20世纪中国的性质至关重要。长与专斋的翻译显示了明治时期的医学精英是如何意识到，医学、监督和管制的技术是欧洲现代性蓝图的关键所在。在某种意义上，长与专斋用“卫生”这个词包含了福柯所谓的生命权力，一系列由国家管理生命的技术和“政府极权”，即个人应内化于政权的规训，使个人行为与国家目标相一致。

翻译的那一时刻仅仅是对这个词争论不休的开始。对晚清那些精通古籍但从未去过伦敦和柏林的中国人来说，卫生这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词的含义如何通过翻译行为、管理行为或消费行为被塑造？它是一种奇特而熟悉的“会意"词语，还是一个惊人的新语？这个词在哪一点上保持了原貌？对于当地社会而言，一个让人感觉既本土又陌生的词有着怎样的内涵？本研究试图将语言和翻译放入社会斗争及知识的偶发事件中，这些斗争和事件导致了20世纪中国一种新的语言和新的存在方式的兴起。

对于过去若干年中许多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而言，进行翻译研究的好处不言自明，但这一路径也有其缺陷。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可能会把文本误解为文明，以及经由翻译而产生的多种含义或许会被误解为文明之间的不可比性。这里存在一种危险，尤其是在对科学进行翻译的时候，即假定一个单独的文本可以代表“西医”，或翻译者可以代表整个“中国传统”。或许，避免错误的“东/西”二分法的最重要策略就是注意不仅存在于中国的变化，而且关注各种帝国权力的变化。我们不能总是假定西方（以及日本）为中国提供的科学现代性的标准是一成不变的。本研究的对象不止一个，而是有四个“变换目标”。医学、卫生和公共卫生的巨大变化不仅发生在中国，而且也发生在19-20世纪之间的欧洲、美国和日本。这些观念并非独一无二地被引入中国，而是被特殊的中介带入特殊的地点，其中一些中介有其自身奇怪的信仰和行为。追溯西医同中国人遭遇的特殊层面，不仅有助于揭穿西方卫生和疾病的观念具有内在优越性这样的观点，而且也揭示了在不同历史时刻，中国和西方某些卫生之道间的惊人相似性。

这里存在一种危险，即一意追求某个词的意思可能会缩小调查的范围，甚至产生历史错误。譬如，在本研究中，我注意到，20世纪以前诸如“公共的”和“不洁”这样的概念很少同卫生一词相联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欧洲帝国主义到来之前，中国并不存在诸如政府的卫生责任、环境卫生或个人的清洁等概念。研究前现代中国的历史学家指出这些概念的确是存在的。古代的王朝指定帝国的医官替平民看病。朝廷在不同的层面上扶植并规范医学教育。同环境相关的瘴气和不洁的概念非常普遍。中国人洗澡——在前现代可能比欧洲人洗得更勤快——他们甚至还使用肥皂。

卫生概念在前现代和现代中国的区别在于，欧洲（及日本）帝国主义到来之前，这些不同的实践活动都沿着文化区域分散开来，并且很少同某个独立的词语相关联。将刷牙及规范医学教育这样截然不同的行为归为一类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同样，将作为整体对象的这些行为视作文明或差异的象征也是无意义的。正是外来帝国主义的到来18及欧洲一日本对卫生的概念化创造出了卫生这一话语，将公共的和个人意义上的卫生含义整合成为一种强大的现代性模式。卫生一词，与其说是传递其同中国过去的延续性，不如说是揭示了卫生及疾病概念的断裂和重塑，这些概念是沿着暴力的帝国主义存在所产生的压力线而出现的。本研究并不否认中国过去存在着多样的“现代的”卫生实践。相反，它认为，在20世纪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卫生，并做了许多过去从未做过的事：设立个人行为的标准，确立城市空间结构，规定乡村自治，以及衡量一个民族的品质。

《万物·养生》（Ten Thousand Things: Nurturing Life in Contemporary Beijing）英文原版书影。该书是美国人类学家冯珠娣（Judith Farquhar）与中国国学家、中医专家张其成合著的一本研究当代北京人的养生实践的学术专著，该书中文版不久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图源：books.google.com.ph]

现代卫生的发展也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对卫生的理解中彻底根除的食物的方面就是那些保证内在健康的活动的存在及其盛行，如中医、太极和气功。然而，这些同卫生早期含义——包括静思和瑜伽，摄取特殊的食物，以及对基于宇宙论模式的生活方式的坚持——相关的因素，被分离出了卫生所盘踞的科学领域，并且被转换为另一个属于“传统”领域的词语。至20世纪早期，卫生包含了一系列广泛的含义，这些含义都因其与科学的而非与中国宇宙论的联系，取得了合法性。如今，卫生代表的是科学和官僚机构。它不再能表示气，加热或冷却食物，以及四季更替。包含这些“传统”概念——尤其是养生——的词语，都处于科学领域之外，或徘徊在其边缘。杜赞奇在其颇富影响力的著作《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号召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要更加警惕这样一种方式，即中国民族历史的霸权结构已经压制了有关中国过去及未来的另一种图景。这些图景并未受到完全压制，而是继续存在并威胁着要越出现存的现代性结构的严密边界。本研究致力于追溯现代化精英和国家所定义的占支配地位的卫生图景如何出现。最终，我们必须承认，现代化国家在拥抱科学和理性的过程中，或许从未能够完全根除现代性的其他替代结构。不过，本项研究认为，国家通过对极为有意义的语言的再利用，能够使那些替代性结构比其他结构使用起来更成问题。

*本文节选自罗芙芸著《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与疾病的含义》导言，向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封面图为毛时代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宣传画。[图源：sohu.com]

〇编辑：二木     〇排版：棱镜

〇审核：忽逢/望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