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颖颐 | 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
郭颖颐（1932.9.3- ）1959年获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夏威夷大学历史系教授，已荣休。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中国知识分子史等。[图源：新世纪New Century Net]
关于中国社会史本质的论战
如果说“怀疑”中国过去的年代为这次争论打下了基础，那么伴随而来的对科学方法在理解社会问题、研究社会结构——即社会整体的本质和历史——方面的功效的信仰的增长，也是不可少的准备。当论战从1928年开始时，参战者处理中国过去的方法，与顾颉刚1926年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引起的对中国古代史的争论大不一样。1928年论战的方法和主题可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参战者希望能使中国历史和社会符合社会的辩证发展规律，使之融于广阔的世界具有宇宙意义。参战者都认为自己是社会科学家，并制定出一套解释中国历史的方法论。
这次争论持续的时间、参战的人数都比1923年大论战为多。它一直延续到30年代末，涌出一大批书和文章，反映了政治变革时代思想的热切关注。中国社会史性质论文集的序言清楚地表明了，寻找精确可信的思想指导的迫切需要，是现代的基本要求。文集的编辑王礼锡概括了所有参战者的心情：
现在已不是单纯的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式的农民暴动可以夺取统治权的时代。同时现在也不是¨……独夫专暴式的统治可以镇压革命的时代。现在是盲目的革命已经碰壁，而革命的潜力又不可以消泯于暴力的镇压之下，正需要正确的革命理论指导正确的革命的新途径的时候。“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要探索革命的正确前途，有一个先决问题应当解答：“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一个什么阶段？”……
最后一句话清楚地表明了革命时代的紧迫性。它还说明了中国社会“现阶段”的本质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从19世纪以来，把整个社会都看作是属于人类历史某一阶段类型的观点，成为新社会学的通常实践；所有革命的成功或失败都用这种社会科学的语言来分析解释。所以，如果—场革命未把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阶段，那是因为先前一阶段的封建因素依然存在。
这种由矛盾和斗争导致社会按阶段进步的观点，是进步观的总体设定，科学本身的功用对这种观点的形成起了一定作用。而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和社会的观点是进步观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从现代科学遗产中产生的最有生气的社会理论。马克思吸取了古典经济学家的19世纪的基本的进步观。古典经济学家们在划时代的、破坏传统的工业和技术进步的伴随下，选择自己的学说作为检验和理解社会的最好方法。
经济学因其研究充分揭示了社会的不公和丑恶，而使自己得到“忧郁科学”的名声。同时，它又被认为是确定社会“真正的”因果连续的一种有效方法。所以，既是19世纪欧洲工业社会之子又是其“科学家”的马克思才会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这一段话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著名、也最为经常引用的名言之一。他的信仰者马上利用了这段关于社会发展的陈述中似乎包含的科学终极性的暗示。经济被认为是社会特性和社会运动的决定者，这种经济决定论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整个人类进步的一组规则的同义语。经济决定论是19世纪后期西方思想主流中的一部分。当列宁在1917年使马克思主义更富生气时，对许多人来说，布尔什维克革命就是能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证明。
在中国，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法则激发了在本质和特征上都已经是革命的想象。欧洲19世纪的产业主义、现代科学的实验，在本世纪20年代的中国甚至不存在。但是，马克思的理论本身以及列宁将其转为行动并取得成功的双重吸引力，给许多思想家提供了思考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指南。其最基本的规则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唯科学主义”，即经济因素是社会的基础，革命活动是生产方式这一基础变化的显示（如列宁主义革命的成功导致进步）。而1926-1927年使许多人失望的国民革命的失败，使列宁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更加可信。
论战者都用这种最基本的社会动力学法则来彼此攻击。争论并不仅限于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之间：国民党的理论家也使用同样的论证体系。因而，对这种崇高而精确的社会理论的合法继承人和执行者作一番考察，是颇为重要的。
论战由陶希圣和郭沫若两人的理论分为两个阵营。其他一些人的理论（如李季、王礼锡、胡秋原、梁园东和陈邦国等），也值得注意。参战双方以《新生命》和《新思潮》杂志分为两个集团。很明显，主要分歧在于给中国社会发展“现阶段”定性。前者把中国贴上资本主义标签（但有所变异）；后者则说它是封建主义（也有某些变化）。但是，这并不是两种不同思想体系的争论。他们在争论中使用相同的语言、相同的理论设定、相同的信仰，说明是同一体系内的争论。从中可以看出最有生气的社会科学之潜入中国思想前提的程度。
陶希圣（生于1899年），是著名的中国社会史教授，还是出版家及国民党的长期支持者和理论家。在他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写的大量关于中国社会的著作中，其理论是有重大修改的：中国西周时代是氏族社会的最后阶段，氏族关系与一般承认的封建关系是不同的；从战国时代到汉朝后期，是奴隶制时期；由汉末到唐初，是“发达的封建制度”；宋代以后，城市手工业发达，在封建制度内打开缺口，是“城市手工业及商业资本主义社会”；1840年以后是屈服于工业资本主义的由“先资本主义社会走上半殖民地的路”。
陶希圣（1899—1988），起草《中国之命运》，任《中央日报》总主笔，国民党权威理论家。历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日报董事长等职。[图源：sohu.com]（可点击链接阅读：陶希圣 | 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必要和方法；陶希圣 | 《中国封建社会史》绪论）
这些变化都是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解释的。在对中国历史作出新解释前不久，他还创办了《食货半月刊》，并公开宣称其目的是用经济的方法来解释历史，而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他的权威。
而这也是争论另一方的计划：给中国历史过去的发展以符合马克思辩证法的意义。郭沫若是位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经过本世纪中期的政治变化而成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代言人。在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他对中国思想界的贡献就在于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对甲骨金文的研究中，他就运用了辩证的历史观点。他是这样划分中国历史的：周以前是原始公社社会；西周是奴隶社会；东周以后是封建社会；近代以来是资本主义社会。他认为生产方式的变化引起了二次社会革命：奴隶制革命、封建制革命、资本主义革命。
基调相同的第三种观点是李季提出的。他在《读书杂志》发表长文，论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商以前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商代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周是封建社会，前清（1840年以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1840年以后是资本主义社会。
其他许多种观点，也都是力图使中国历史的分期符合马克思的范畴。王礼锡和胡秋原尽力把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运用于自己的理论。两人都认为商以前是原始公社社会，商是氏族社会，周是封建社会。而从秦到晚清则是专制社会。
所有这些可能都被赋予马克思的经济变化形成社会“类型”的意义。这“洋洋万言”实际是音色单一，只是为如何解释每一阶段而争论不休。当然，也有些新的术语涌现，如梅思平认为：上古的汤禹时代是“氏族斗争”，从夏代到周代是“原始帝国主义”，从周到秦是“新封建主义”，从秦到晚清是“商业资本主义”。戴行轺称从秦到晚清整个阶段为“过渡社会”，之所以把这2000年历史都称之为过渡期，仅是因为历史不符合理论的要求。这种对历史的无视与对一种伪科学的社会进步规则的唯科学信仰是相称的。无疑，坚持对中国历史的这种阶段划分，无疑是要使过去对现在有某种意义。但是，由于是根据辩证法来看待中国过去文化的“好”和“坏”，而不是像过去文化所形成那样，所以这种试图把过去和现在的中国与一种使人满意的“历史年代”联系起来的努力，其结果是无意义的。
我们已触及了这次争论的风格，其具体内容还有待单独讨论。但可以说，这次争论定下了贯穿于随后年代里的唯科学主义基调。同时，它也说明思想界的偏爱是如何为唯科学主义开路，或进一步说，是如何发展到社会唯科学主义的。一般地说，社会科学认为社会能被分析；而社会唯科学主义的信仰者则相信社会能根据预定规则来分析。二者的精神是一致的，即都由这种思想支配着——解释科学实在的方法能用来解释人类和社会，并产生同样的无可争辩的结果。
这场争论还说明对西方实证论唯科学主义的继承。摩尔根关于印第安人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最引人注目的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以及列宁和许多当代苏联学者的著作，都被当作科学的顶峰而引用。当然，在所考查的单个社会的背景下，这些著作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欧洲19世纪工业社会的组成部分，及其与欧洲先前历史阶段的关系，被揭示得非常清晰。
而中国人对历史的反思是对一种社会科学观的赞同。他们超过了其西方楷模，而根据一种“被证明”的模式来描绘中国传统社会。他们也超过了他们的东方同胞。虽然这些东方同胞也大胆崇拜科学，但他们所形成的唯科学主义浪潮还没有像此时的社会唯科学主义这样，完全用单一的模式来解释事件、人物和他们的社会组织。
随着这次争论而来的，是唯物论的实证的唯科学主义的增强，这对此后20年的思想界有较大的影响。参战者极信他们找到了研究人类事务的可靠武器。郭沫若1929年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前言中写道：“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外国学者已经替我们路径开辟了，我们接手过来，正好是事半功倍。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
论战风格也表明，论战者接受了那种本质上是由“科学遗产”所产生的直线的、纯粹的进步观。这种历史进步观有一种内在的对过去的批判。这次论战对“过去”的粗暴处理，更明显地表露出急不可待地对过去的抛弃。研究过去完全是为了解释今天的意义；必须无视中国文明的整个框架以适应社会直线进步观。中国过去的绝大部分并不被社会科学所知，便成为仅仅是“过渡期”。传统的中国文化被解释成仅是阶级利益和作用的展现；为证明一种理论而使文化失去特色。对中国过往传统的唯科学主义批判，当然受到自己先人之见的限制。在西方及稍后的东方，新的直线时间观是与一种新方法论同时出现的。一种“研究社会的新方法”是从自己的前提来论证自己的方法的。前面对唯科学主义的定义曾说过，唯科学主义就是那种对科学方法带来关于自然秩序各方面的知识的坚定信仰。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为满足这种新信仰，实际上是在重组历史以适应他们的新方法。
传统中国的埋葬，以及对其历史文化的研究更少人文色彩，起码部分可说是方法论和历史观的一场真正革命。在随后的年代里，这种强烈的唯物论唯科学主义基调的出现，将更加频繁，终于最后清除了更有弹性和较少决定论意味的词汇。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当国民党为统治中国而重建自己的意识形态时，共产党人则忙于使思想界保卫自己的哲学。但重要不同之处在于，虽然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可能因其不严密），但国民党的“革命成功”却没有一套真正有效的信仰；而共产党还要进行一场革命。一方热衷于意识形态的重建和“合理化”；而另一方则认为“成功的”革命是关于历史、人和宇宙的正确理论观点的必然结果。在共产党最后胜利的前30年中，有20年用于紧张的思想和理论的积蓄。结果便是成功的革命证明了这种理论。这种理论的凯旋也是唯科学主义以最发展、最广泛形式的胜利。
思想界一直在为赞赏科学做准备。所有具有现代意识的中国人都在为此作出自己的努力。经验论者宣传科学世界观的客观性前提；诸如吴稚晖这样的独立的唯物主义者则与那些相信一般的科学世界观的人一道，使科学成为进步之不可或缺的伴侣；其他实证论者，无论其是否共产党人，都一直在为把科学本身的理论转变成“科学的”社会理论而努力。共产党的理论家分享了这一遗产的惠益和设定。他们借用它的最广泛的结论，发展了它的最绝对的语言，预言了他们自己世界观的最后胜利。他们将这种世界观等同于科学遗产本身（一种循环论证）。尽管也加入到中国西化的大趋势中（即便自觉地意识到科学观念，即使仅因文化和情感的原因），共产党理论家，如瞿秋白、艾思奇、陈伯达、李达、何干之、杨剑秀、胡绳，郭沫若和毛泽东，却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的岁月中，向为夺取政权的意识形态斗争提供了他们自己的传统。在近代中国引起广泛持续争论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结果成为“思想的科学”。世界被客观化了，而使之如此的方法也同样被证明了。
一般都认为艾思奇是共产党的主要思想家。他以其《大众哲学》一书成为1934年掌握思想界的运动的先锋。作为一种通俗读物，《大众哲学》在12年内再版32次。与陈伯达、李达及其他一些人凝重的理论著述相比，这本书的突出特点是具有有效的宣传性。这是一本技巧高超的宣传品，灌输给人们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意义（并不必然是彻底的理解），并给人们以思想术语和方向。他借用具体的事例和现实情境，把“直到现在”的所有观点都归于由迷信和不严格的思想习惯所形成的偏见。他表示，一个人自己必须从这种模糊观念中解放出来。根据这本小册子，哲学化的能力还不够，虽然哲学（理论）的本质在于排除谬误。必须发现一种正确的哲学。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进步性、精确性和科学思想和方法而成为正确的哲学。它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是指导自然各方面的法则。
艾思奇（1910－1966），历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中国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著作有《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艾思奇文集》等。[图源：fjsen.com]
在整个30年代，艾思奇写了许多浅显却有效的作品。《如何研究哲学》和《思想方法论》于1935年出版。还有一些论文集。如《哲学与生活》于1937年出版。1939年他写了许多著作，最重要的是在毛泽东的经典《实践论》和《矛盾论》之后的《实践与理论》、《哲学选集》及与吴黎平合著的《科学历史观教程》。数不清的作者效法艾思奇，写了许多宣传品。其中引人注目的是胡绳，从中日战争爆发以来，他就是位不知疲倦的作者和编辑。他写了许多小册子，许多被多次再版。其中有1937年的《新哲学的人生观》、1938年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1947年的《思想方法与读书方法》。沈志远与胡绳编辑的《理论与实践》是份有关文化思想的刊物。它从1939年到1946年在重庆出版，是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宝库。
在这些勇敢的宣言后面的唯科学主义最佳宣言是由瞿秋白作出的。他是一个杰出的共产党人，并在1927-1928年担任中共总书记。他常被党内“左”、“右”两条路线困扰，时而被称之为“左倾盲动主义”，时而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他于1935年死去。党内斗争的变化并未动摇他对唯物历史观正确性的信念。在30年代初期，他就陈述过共产主义对历史、人、社会及命运的唯科学主义观点。
科学的发生纯粹在资本主义时期。可是资产阶级却不能充分发展科学。因为科学一定要完全根据于纯粹的唯物论。资产阶级却徘徊于唯心唯物之间，所以社会科学终究不能稳固。无产阶级生长在资本主义之下，他的力量在于他自己是生产力之一，……他必然反抗现存制度，而且必然要改造社会——方能解放他自己。所以他的革命运动及改造社会的事业，必需被正确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以求亲切认识社会及自然……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都是科学家，真正的平等方始实现。
在这本书中，他还解释了科学与社会科学、自然与社会的一致性。生产力与生产资料作为一种物质准备，提供了人（生产者）与自然（物质）之间的结合点，所以这成为历史（社会）唯物主义的基础。社会是这种复杂的物质关系（生产力）的产物。用经济学能解释这种因果关系，并且，如果运用科学的法则，就能理解这些。辩证唯物主义便解释厂社会的基础（经济）和上层建筑（整个文化范围）。由这样的观点出发，如果持正确的历史观，如在物质的自然变化过程中运用正确的方法，社会就能被改变，在科学规律与假设的社会法则之间就没有区别。艾思奇则进一步认为，人类生命和活动，客观世界及对这种客观世界的看法和主观认识，都不能分割，从而增强了这种自然与社会的不可分割性。所以，党派纷争与自然竞争是同样的。
认识有党派性，同时对正确的进步的认识，又必须是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的认识。真正的科学就是正确把握各种事物发展规律的学问。为什么科学能正确地把握事物的规律性？因为科学本身，就是从人类的实践经验中总结的结果。它的理论的正确性已经被人类长时期的实践或科学家的多次实验所证明。
虽然唯物主义决定论信条是共产主义思想的核心，但观念的作用也同样被强调，条件是以正确的观念引导正确的存在。列宁对革命必须有正确理论的信仰，反映了马克思自己既把人作为能被科学研究的历史客体又把他作为能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历史的主体的观点，中国的唯物主义者继承并深化了这种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弹性概念。毛泽东在延安时代初期，作为党的整风的普遍努力的一部分，就为当时和后来的行动准备了理论基础。在1937年7月和8月，他写出了两部经典性文献《矛盾论》和《实践论》，它们最初都是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的演说。
毛泽东把实践解释为社会的现实存在，由生产活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过程组成。他重复了三四十年代所有唯物主义者的观点：“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这样，再次陈述了理论与实践相互重要的关系。对这种主张的不断重复进一步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信仰，即他们发现了能治百病的揭示事实世界的规律体系。毛泽东说：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然而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
在30年代后期，毛要给他的运动一种强大的动力。他以理论（知识）与历史和实际经验的统一和证明来得到这种动力。他声称，思维科学（现在仅意味可靠的宇宙观）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这仍是科学本身的目的）。为了进一步证实他的推论，他在完成《实践论》一个月之后又写了《矛盾论》。
《矛盾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论证，是论辩艺术的入门和运用辩证世界观的教程。他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以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为基础的。首先要解决的是历史中的“主要”矛盾。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要由社会主义革命解决；被殖民地与殖民者之间的矛盾，则由民族革命解决。其次则解决具有“量”的重要性的小问题。如“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对抗性矛盾的结果就是斗争。这样，党的“科学的革命家”的责任，就是时刻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法则，并把这些原则正确地运用于特殊的时间和空间。
毛泽东把这种推理应用于他的知识和行动理论。从《毛泽东选集》对这两篇主要理论文献的注释中，可以看出这种“科学”方法的灵活性和目的。
在我们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
毛泽东的这两篇宣言，清楚地表明了他想成为社会及其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科学家的决心。所有带政治色彩的唯物论者和经验论者都具有这种完善社会知识的倾向。但这种开始是完善社会知识的趋势后来则变成甚至在人文的领域也能预言未来的社会学科学。这种社会学的生气勃勃的语言，有时有助于掩藏其精心设计的理论化，并有助于用马克思主义这种分析和预言的科学使全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起来。它吸引了许多皈依者。
李石岑便是这些皈依者之一。在新文化运动中他是尼采、柏格森及其他“唯心主义”哲学家的一位有才华的学生。但使思想界震惊的是，他在20年代后期（到欧洲旅行后）改变了他的立场，声称新思想运动的方向应是科学的唯物主义。张东荪是另一个皈依者，这反映了当时的唯科学主义趋势并有助于它的更加流行。他以对西方唯心论哲学家的最佳反应而出名。他与张君劢和李石岑等人一道，使哲学在中国的主要大学中居有较高的地位。他沉思过康德的知识论问题，得出他自己的“多元知识论”。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表现出部分皈依了辩证唯物主义。他抛弃了早期的著述以赞同社会学，或者说是一种他称之为“本体论社会学”的社会哲学。在他于战后参加“民主同盟”后，其著述的政治性迅速增加，此时又显示出一种对社会学内容的热爱和对解决战后中国政治和社会疾病的嗜好。到1948年他写《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时候，他已相当程度地接受了马克思的社会观和文化观，而这是他战前所反对的。
唯科学论在继续传播。从30年代后期开始，出了大量的《社会科学概论》。所有这些似乎都模仿杨剑秀的1929年编辑本，但陈伯达1938年编辑的却是“权威”本。在1949年就出了三种此类“概论”，编者各不相同（陈伯达、吴黎平与杨松、徐懋庸和何干之），但主题却并无不同。所有这些出版物都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等同起来，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思维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从而使这种同一具有意义。几乎所有的书在开始处都有类似的前言：这本书的目的是帮助青年读者首先懂得人类与社会的发展规律及最近20年来国际形势的方向……，可以遵循这种方法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经典著作；也可独立观察和研究世界现实及其发展。
由这种关于社会的“绝对”知识和解释社会的预期发展方向的方法武装起来，毛泽东便可说“新民主主义”（他的主要理论著作的另一个论题）有一种科学的文化。这是1949年1月在延安说的。到1949年6月，毛泽东便有机会来“证明”他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可行的。谁将判断任何思想或行动的客观可行性？答案在布尔什维克的作用之中，也即在毛泽东于延安整风中赋予党内优秀分子的作用之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正确的观点，而是列宁主义的党内“先锋”才是最后的仲裁者。只有在宣言中才有对任何既成革命传统的客观评价。只有信仰科学的实验的“方法”，才能接受这种观点。
到1949年6月，中国共产党马上就要取得一个否定所有蒙昧、不科学的旧世界的新世界了。这时，毛泽东对另一个理想世界的梦想者——《大同书》的作者康有为作了判断。他对成书于半个世纪以前的《大同书》评论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泽东督促他的同志们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真正统一时的时候，认为发现了这种方法。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以实证意义的极大信心，宣称一个世界的方法与前提的统一在理论与实践中。
《大同书》1935年版书影。
50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提出、介绍、争辩、宣传、论战了各种各样的观念和思想体系。这50年，可看作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观念的真正自觉反应的时代；之所以说自觉，是因为在这些无止境的思想大论战中，在这些常常是急切、粗陋的陈述中，总是可以看出中国思想界在力图寻找一种整体的现代认同。本世纪中期“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否有资格代表这种寻求整体认同的成功，当然引起了各种解释。
唯科学主义影响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并不有益于科学本身的进步。对科学家来说，实在是用公式来表示的，它的语言是纯数学的形式；而非科学家、文人，则以崇高的日常语言来表达实在。说科学的发现和成就应该崇拜是一回事，而说所有人类的生活和行为都能用纯科学的语言来表达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么一种态度是由于把科学证明等同于整个现象界精确的可证实性、把科学的客观等同于人类努力的客观性而产生了对科学的崇拜而造成的。因而，人们就把科学作为一种不可能的教条终极性应用于任何最基本的人类情境。通过对方法的崇拜导致了方法论的形而上学，与此相异的精神活动却被讥讽为“非科学的”。许多现代中国的思想领袖都未能把批判态度和方法论权威、科学客观性与绝对理性、科学规律与不变的教条区别开来。这就引起了一个多种观念互相竞争的时代。而这有助于开启另一个时代，即一种超级思想体系的一统天下。
*本文选自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第七章，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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