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萧 | 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贺萧（Gail Hershatter，1952.5.31-），曾求学于美国汉普郡学院、中国南开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获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现为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历史系资深讲座教授。贺萧是国际上享有盛名的中国近现代史专家、美国中国妇女性别史开创者之一。所著《危险的愉悦》和《记忆的性别》分别于1997、2012年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琼·凯利女性史纪念奖”。（点击链接可查看会社往期推文： 贺萧 | 记忆的社会性别）

历史学者的知识建构

本书的核心问题是调查研究有关事物的知识是如何获得的，之后如何被记忆起来，再后来又如何得到历史学者的理解、同时经过其再创造而重新面世的。这里，书写地方史和国别史的作者必须面对现行的史学实践这个更大的问题。后结构主义引发的认识论危机看来在许多学术领域已现颓势，可就在这样的时候，它却被历史学那最老顽固的学科拾了起来。尽管赶上晚班，历史学者的痛苦却还是那么真切。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既然不再相信有客观的、可知的、可以重新找回来的过去，那为什么还要书写历史？如果并不存在什么客观事实，那我们毕生的研究所创造的又是什么？难道历史最终说来不过是我们在现时塑造的表征之集合，而这些表征永远都会受制于我们自己时代的种种关怀之局限，受制于这关怀中的政治？

这一系列问题确实很重要。但是，尽管“过去”已经不再是坐等在那里被人发现之物，可提出上述问题的前提仍然是认定“过去”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在等着我们去触摸，使之凸现为历史，成为一系列的文本表征。然而，假如我们试图去想像产生出这些有关“过去”的书面文字印痕的环境，那么我们立即就会意识到，在我们将它们当作自己这一行的原始材料使用之前，它们早已沉积下来，进入了那个时代所进行的历史对话了。

就以本书要写的题目为例。我带着一组问题走进中国近代的性劳务史，我的问题本身渗透着各方面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20世纪后期革命政权的解体，以及各种各样的政治信条和知识思想体系，其中有的系统连贯，有的则缺乏完整性。对这些影响可以作如下的粗略概述：马克思主义使我对历史上的权力运作、物质生活的中心地位、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分析、下层普通人的历史以及劳工史发生兴趣。女性主义学者和活动家的著述坚持社会性别问题在一切社会的运作中占有中心地位，娼妓业是性劳动，是一个工种。此外，研究欧洲和美围的娼妓业的女性主义历史学者提出了女性的能动性、反抗行为、性以及国家等诸多议题；本书加入了仍在进行的、有关上述议题的对话。我从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处学到的是关注一切范畴的不稳定性，关注语言的构造作用而不仅仅是其反映的功能。我已经对史料中无缝隙的叙述产生警惕，我本人更不会渴望创造出浑然一体、了无接缝的文章。我已经学会聆听历史记载中的静默无声，懂得了静默并不简单地等于失在。但是，我仍然很不情愿放弃编织历史叙述的任务。不错，我已不再相信将别人的故事整理出条理是可行的、合乎道义的、明智的做法，我也怀疑，历史学者除了像唱双簧般老练地代替被压迫者发声外，究竟能否做更多的事；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愿意看到一个没有历史被书写出来或干脆拒斥书写历史的世界。在后社会主义阶段，在那些一边做着令历史沉默不语、对集体记忆加以重新整合的事情，一边又声称自己在为被压迫者说话的政权已成为过去之后，这种可能性尤其让人感到痛心。革命政权的消逝再一次提出了现代性对中国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本书中描写的几代改革者和革命者都在探讨、叙说这个问题。但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终结也对生活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提出了问题。例如，我们如何知道资本主义已处于“晚期”，而不是中年或意气风发正当年？在后社会主义阶段，对于生活在那大搞两大阵营对立的简单化年代里曾被称作“铁幕”两边的各国国民来说，什么样的公正理想，什么样的权力机制，什么样的社会性别和性的格局才能激发人们的活力？

冷战时期的欧洲。黑色粗线为铁幕，浅红色为苏联势力范围，浅绿色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蓝色为美国盟邦，灰色为保持中立的国家。[图源：Wikipedia]

这是一位历史学者当前的部分思虑。晚清民初时期风流倜傥的士卿写下的有关中国高等妓女的文字确实能解答我的问题。然而，假如我只是在依靠有限的当代策略提出问题，那么，这些文字所告诉我的，则大大超出了我所能问及的范围。这些文人中有许多人写的是他们最近的过去，他们怀着爱恋、辛酸、忆旧之心，回想20年前的名妓。因此我们读到的文字并非只是透明地记录了一个女人的籍贯、从业史、销魂的容貌、主要来往的名士、本人的诗艺等等“事实”，而已经是一个浸透着感怀意味的故事。名妓被带进文字记载，并能成为我当今沉思冥想的对象，只是因为一个世纪以前的男人在渴念与感伤中遥想她们所属的世界，因为他们、还有中国，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这样的一个世界。

有关下等的马路拉客女的著述同样也表现出一个沉积过程。从20世纪10年代起，面对列强主宰的世界，对国家的健康和富强感到忧心忡忡的许多上层人士大声呼吁废娼。他们写出追根求源的故事以支持改革事业；他们将原先根本对立的、甚至不连贯的街头妓女形象聚合起来：她们或者是被可恶的人贩子从家人身边拉出来、离开了自己家乡群落的、无辜被动的青春少女，或者是凶煞恶神似的泼妇，在新的危险的都市环境中散布着病菌。这时改革者就不是以怀旧的眼光回眸自己所珍爱的往昔，而是怀着骇惧心凝视着堕落的现时和危机四伏的将来。街头拉客的妓女作为国家灾难的象征进入了历史记载。

赛金花，晚清名妓，初名赵彩云，又名傅彩云，安徽黟县人。幼年被卖到苏州的所谓“花船”上为妓。1887年（光绪十三年），适逢前科状元洪钧回乡守孝，对彩云一见倾心，遂纳为妾。不久，洪钧奉旨为驻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荷兰四国公使，其原配夫人畏惧华洋异俗，遂借诰命服饰给彩云，命她陪同洪钧出洋。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居北京石头胡同为妓。[图源：凤凰网]

这里说的不仅是怀旧情绪的审美问题或某些改革运动的轨迹。化为叙述文字形式的印痕构成了有关高等娼妓和低等娼妓的历史记载，这其中也凝固着一整套的权力关系。男人们同高等妓女一起履行社会礼仪，然后又用文本形式创建出高等妓院的社会礼仪；男人们可以声言自己主张改造娼妓业；总之，男人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界定自己。他们在书写娼妓的时候，也将自己放置进种种情景之中——忆旧的情怀唤起了往昔的中国、很不如意的现在以及能想见的国家未来之种种情状——由此他们便捕捉住、甚至创造出自己同其他上层人物的联系。他们的忧患意识通过妓女的形象得到了言说，因此妓女在20世纪的城市舞台上并不处于边缘位置。相反，她们是由男人讲述的关于愉悦、危险、社会性别与国家的故事中的要件，故事里面男人和女人之间权力的转换更迭，有时被用来表示家庭与国家或国家与外部世界之间同样不稳定的权力关系。妓女以“嵌入”的方式被带进历史记载：她们嵌入了塑造她们的故事的人的历史，嵌入了他们的权力争斗之中。

但此处说的“嵌入”并不意味着静止不动。在我们看来似乎是具体的、可检验的文本印迹，事实上成了变动的过去的构成部分，那是被写进历史的人和事件与书写历史的人之间一系列游移不定的关系；我作为历史学者加入到这层层关系中来，只可算是最近泛起的涟漪。文人学士们自然不会将其赞赏性的或劝戒性的文章看成为“历史”；他们宁愿称之为回忆录、文学、对当局的劝谏甚或是历史传奇故事。这个事实本身只会使我们警觉地认识到，各种文类之间的疆界是游移不定的，而这种不确定性对于形成如今在20世纪末被我们笼而统之地称为历史记载的那些书面文字，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于是，新近的、有了改进的、内省的历史学者，对于受到质疑的意义和包容多种声音的不同眼光十分敏感的历史学者，也就有了更多的忧思。她要考虑的不只是她本人及其当代的关怀如何使讲述某些故事成为可能，却同时排斥了别的故事；她还必须时刻牢记，历史记载中的所有事情本身都携带着更早时候的争论和关怀的印迹。在自我意识很强的怀旧文字或劝谏文字中，情形当然是这样的，文章的作者以特殊的、具体的方式，将一个主体写进了历史。然而，那些看上去不讲究文字功夫的历史记录也同样载有早先的印迹。例如，统计数字就可以读成某些实体对于统计对象进行计数、分类、抽税、压制、改良或用别的方式塑造之的努力，而统计对象本身又恰是因这些团体实施了统计行为才得以凸现的存在。警察对马路妓女的讯问可以读成十分公式化的交往方式（在40年代的中国，这样的问答来回重复，几乎只能将此读成公式套话）。在这种问话的场合，执法官员将妓女归纳入不同的范畴，例如按动机来区分她们；妓女则很快就明白哪一种表白自我的方式会使她们得到最宽大的处理。历史学者如将这样支离破碎的东西读作一成不变的“事实”是很危险的，这并不是因为数字必然带有欺骗性，也不是因为被拘留的街头拉客女通常总会撒谎装假，而是因为我们看到的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一连串“事实”，而是它们的炮制过程；我们对“事实”及其出笼的过程这两个方面都应关注（当然，还绝不能忘记“我们”是谁，我们背负着什么样的历史包袱，可也绝不能时时催逼读者记住这些，搞得读者不堪重负）。

在精心刻画中国近百年娼妓史的时候，我力图勾勒出地形图谱，指明事实、事实的制造者和事实的诠释者之间游移不定的关联。我始终不忘“事实”并不是被发现的，而是在人们生产意义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究竟是否存在意义生产过程之外的所谓语言外经验，这并不是我所关注的问题。历史学者就其定义来说只能在话语的印迹中剔抉爬梳，在广义的文本中做文章。作为历史学者，我很感激有关娼妓的写作曾如此繁荣。留下了如此丰富的书面文字记载。然而，我又必须要问，为什么记载被塑造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模样；记载的图谱中那高高低低、坑坑洼洼、曲里拐弯的地形地貌又能对我们说出什么样的、关于记载人的故事，如他们的思绪忧虑、他们对自己在世上的地位的认识等等。

这种做法同罗伯特•伯考弗所说的“种族语境”实践，即将事物植入“生动经历者的语境和用语之中”的做法，既有差距，又有超越之处，我并不期望自己能恰如其分地重建19世纪末文人学士心目中的意义范畴（更不用说妓女心目中的意义了）；同时，我并不愿意、也绝无可能放弃自己要做的事情和要问的问题。但是，如果后结构主义理论使历史学者注意到自己在生产历史叙述时进行精心编织的过程，那我们也应该留意遍布在我们所阅读的一切文字材料中的、精心编织的痕迹，以及颇具匠心的呈示或遮蔽的印记。我们要做的不是寻觅“已然在那儿”的过去，而是寻找历史记载的对象、记载历史的人和我们自己这三方面互相之间游移不定的关系。

罗伯特·伯考弗（Robert Berkhofer, 1931-2012），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历史学名誉教授。主要研究西北欧，特别是法国、英国和公元900年到1250年间的低地国家的历史。[图源：wikipedia]

或许用一个烹饪的隐喻可以恰切地描述这样的追寻过程。我们设想书写历史的过程就是在剥洋葱。如果历史学者专心致志地一层一层剥开洋葱、去寻找想像中的本质内核的话，那么她会发现除了剥下来的一堆东西和刺痛的双眼外，什么也没有找到。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引起历史学者的兴趣的，是洋葱的形状和纹理质地，是其层层相包、层间有豁的构造方式，是其看似浑然一体、然而一剥便沿着起先看不见的裂缝纷纷散落的情形，是调查洋葱内里状况的行为切实改变整个洋葱形状的过程，是洋葱在各种情况下发出的气味，是调查行为本身对剥洋葱的人产生的影响——那么，以这种剥洋葱的方法对待历史便会产生丰富的成果。人们可以争议说洋葱是只等人去剥它的、先于话语的“已然”存在，所以这隐喻也许不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归根结底说来，历史学者确实是在检查某个东西。不过我们还可以说洋葱并非真的先于话语而存在；为了使剥洋葱成为一件值得做的事情，首先需要将它认作食物。

本章首先描述各类史料中关于娼妓业的“知识”是如何获得的；接着探讨1949年后由国家支持的修史工作如何“记忆”娼妓问题；再下来是简述现行史学实践的一些关注点，例如寻找难以辨认的下属群体的声音、像愚侠堂吉诃德似的寻找能动性和反抗的表现、探索半殖民主义这个社会范畴等——正是这些关注激发了本书对历史进行重新创构。本章结束时交代以下14章所釆用的叙事的策略。创构历史的活动能作如此切分，完全是（我的）意志行为和（你的）搁置怀疑使然，这一点读者应牢记在心：其实在认知和记忆之间、在记忆和重构之间、在重构和讲故事之间，本来并不存在截然的界线。

记忆

从事“了解”有关娼妓业“知识”的许多作者，都认为自己的作品是自觉回忆的产物，这好像在证明历史学者设定界限的做法徒劳无益。如前所述，大部分指南书都属于忆旧文字。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指南书都说19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世纪之交为娼妓业的黄金时代。一些主要的指南书作者公开在序言题词中说，在改革运动提出废娼之际，他们在为一个行将消逝的世界作最后的、可靠的历史记录。好几位作家甚至自比著名的汉朝史家班固和司马迁。与汉朝及后来的史家相仿，许多作者几乎逐字（不加引注地）照搬先前指南书中的材料。

指南书作者的序言不乏时代的忧思。1907年时詹垲忧心忡忡地写道：“内地民穷财匮……沪上青楼之盛，乃倍乎从前。贵游豪客之征逐于烟花场中者……一岁所糜金钱难以数计也。”他谴责富有的国人无心肝、无爱国心，接着声明自己有心“乃就见闻所及，萃为兹编，不徒以海上群芳足供采录，亦以见中国外强中干之势”。15年后，清帝国消亡，各式白话运动兴起，无论从政治的还是文学的眼光看去，都是世道大变，但汪了翁依然表示了上述情怀。他在冗长的《上海六十年花界史》（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自序中哀叹道，如今有学识的学子不认真钻研学问，偏去读些通俗的刊物白白浪费时间。他接着说道，尽管如此，他认为将自己几十年间搜集的材料加以整理，出版一部名妓的史书，仍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他以为，与其直接着手禁绝淫业，不如好好调查娼妓业变成了什么样。为此目的，他先确定哪些名妓故事合乎事实真相，严格地拣选材料，以使这部书具有定版史籍的准确性。

指南书的作者虽然也谈论国力和真实性等时代所关注的问题，但他们和中国的经典史家一样，总的说来都唱今不如昔的调子。史家通常会悲叹现在的统治者大不如先王贤明，指南书的作者也同样为高等妓女酬宾技艺的衰退而唏嘘，认为她们已失去了从前的那等风雅和文采。张春帆于1919年在报上连载回忆世纪之交名妓的文章，文中用警示的口吻说，最近妓女的美色和技艺大有被淫乱所代替的倾向，但淫乱的表象背后却掩藏着悲苦的生涯。

这类忆旧和哀叹娼妓业败落的文字出现在特定旳历史时期。那时中国的城市、尤其是上海正在经历迅速的、令人不安的变化。自约瑟·利文森起，许多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都注意到，对中国上层人士来说，19世纪西方入侵以来，“何谓中国的中国特性”已成为十分严重而棘手的问题。宏扬中华文化习俗成了对这问题的部分回应（此时中华文化习俗已被视为特殊的习俗，而不再具有普适性），所要宏扬的内容就包括翔实地阐述高等妓女精致高雅的社会交往习俗（所谓“西方有娼妓，我们则有名妓”）。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此后数年是这类忆旧文学的高峰期。那个时候，不只是上层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就连上层阶级的成分也在变。忆旧文字中不大提到西方，嘴上不说，当他们讲述失去的世界时，心目中却仍是以西方为尺度的。

1949年后，中华人说共和国政府搜集整理了1949年前娼妓业的故事，这里涉及记忆行为的另一类问题。中国的主导性史学（其实是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惟一的史学方法）以阐述和大力捍卫下属群体的利益为首要任务。“下属群体”（subaltern）是从南亚历史学者拉纳吉·古哈的著作中借用的一个术语。古哈说这个词的内涵有“等级低下”者的意思，并界定说，这样的人“无论从阶级、种姓、年龄、社会性别、职务还是任何别的意义上说，都具有南亚社会中处于从属、下等、次要地位的一般特性”。在印度和世界各地的印度移民社群中，在历史仍由上层的正史主宰的情况下，从事下属群体研究的历史学者自觉地努力将卑贱者群体写进历史，让“人民”回到历史中去。这些南亚的学者与在中国境内写作的中国历史学者之间，他们与在北美、欧洲、日本和其他各地参与各种“人民历史”运动的人之间，有着共同的旨趣。尽管互相之间的史学实践不一定相同。我之所以用“下属群体”这个词，而不是在近期中国史学著作中更常用的“被压迫阶级”，是因为“下属群体”包含了社会性别和其他诸多因素，实际上更确切地反映了中国官方发起的修史运动所规定的目标：历史就是要“说出”这些群体的故事。

妓女在主流历史叙事中，是作为“下属群体”的存在。图为历史档案中记录的被天津公安局解救的妓女。[图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1949年以后，一队队的历史学者跑遍了中国，坚持不懈地搜集并发表工人和农民反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口述历史。他们搞来了大批的素材——歌曲，罢工和暴动的故事，斗争中或斗争间歇中的寻常生活等等；若不是因为他们的勤勉搜集，这些东西本来根本不可能用文字的形式“讲述”出来。在中国，让下属群体开口说话的进程显然得到国家的支持。1949年后的中国，当下属群体（通常是工人和农民）开口发言时，他们所使用的是国家在革命进程中所提供的词语。用这套词汇发言并与其他类似（虽不尽相同）的声音汇合成合唱的过程，反过来也塑造了发言人，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定国民类型。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不能将它当作不怀好意的宣传活动而不加理睬。1949年后的修史工作产生了新的情况，这里不仅是国家创造了一套语言的问题，而更是“人民”如何利用这样的语言去言说从前无法说清的“压迫”。记录片《小喜》中旳农妇说她丈夫是“老封建”，她其实就是接过了国家政治话语中的词汇，用它来命名愤怒的情绪，并使之合情合理，可从前这股怒火却找不到表达的语言，因此也不具有谴责的力量。表达愤怒的能力造就了显而易见的政治力量，人们很容易对此拍手称快。然而，官方的造反话语根本不关注官方所定的阶级结构之外的任何范畴，所以它充其量只是做了均衡、拉直、找平等等整齐划一的事情。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文化革命”时所修的历史中，造反的话语大大膨胀，简直将反抗之英勇夸大到滑稽可笑的地步，甚至干脆就是一派胡言。对研究中国的历史学者来说，因为有了官方留下的这笔下属群体话语的遗产，所以寻找颠覆声音的工作大大地复杂化了，这是因为我们可以称为下属群体的人在使用官方的语言说话（并已习惯用官方的语言理解自己的经验），而这套话语既确认他们所吃的苦，又赞扬他们的反抗行为，与此同时却也抹去了他们的历史中任何不符合苦难与反抗两大范畴的方面。

于是，对研究中国史的学者而言，恢复下属群体经验的努力总是跟随在极其强大的国家工程之后，此项工程已经横贯了下属群体的大部分领地，并已无可挽回地在大片领地上打下了标记（穿越领地的旅程本身也成了这项工程的标记）。这就要求我们至少应认识马克思主义的解放语言在好几代中国人身上引起的巨大反响，而同时又要求我们质疑那种语言的措辞方式和用法。上述程序再清晰不过地体现在对20世纪早期上海娼妓史的研究工作中。1949年以后收集的几乎所有陈述，都是使用阶级压迫的语言讲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用这套语言回忆出来的）。尽管阶级压迫的语言无处不在，历史学者却也不能因此认定下属群体对革命利益有“天然的”认同感。至少在中国，无论1949年以前还是以后，为了将下属群体的利益和革命利益等同起来，就必须在组织层面、意识形态层面、甚至是语言层面上作出巨大的努力。20世纪50年代的一位市政府高级官员谈到政府送妓女去改造的情况时，曾这样描述妓女们疯狂的、充满敌意的反应：“她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认为共产党是来解救她的。”

电影《红粉》讲述了随着全国解放，江南某城里的妓院全部被查封，一群烟花女子被送去劳教营，妓女秋仪和小萼为了生计不得不想方设法改变原有生活方式的故事。图为电影《红粉》剧照。[图源：豆瓣]

对历史学者说来，毛泽东时代之后娼妓问题的重新抬头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20世纪90年代初，娼妓问题在中国已经被当作有历史渊源的、可以正当地开展研究的课题。我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着手研究上海民国时期的娼妓业。那时我向中国的研究机构提出要求帮助，他们很礼貌地答应了，对外国历史学者的奇怪癖好也甚为宽容，但是对娼妓业这个题目本身却很尴尬地三缄其口。到了1995年，当我完成这项研究时，我已能同许多人直接交谈，并有各种机会倾听政府的、学者的和一般百姓的谈话。这些谈话关心的主要是当代问题，但各类评论者在某种程度上也都在自觉地回溯过去，将过去当作可以提供信息、从中汲取教训和提供决策参考的宝库。但是，如果说我在为这部书做研究的多年中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回溯过去实际上是个互动的过程，它恰恰是在声称要复原历史真实的时候，却做着创构性的工作。在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记忆”娼妓问题的近况及历史的活动涵盖了众说纷纭、相互抵牾的主题，例如追怀理想化的50年代，当时政府和人民一条心，都主张禁娼；例如论证名妓对中国文学艺术做出了历史贡献，应予以承认；又如通俗小报在饥渴地搜寻革命前高等妓院里的劲爆故事。本书的最后一章将回到这些主题。

重构

难以分辨的下属群体声音

在国家的领导监督下进行的复杂的记忆活动只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寻找娼妓这一下属群体的声音的活动。更广义地说来，对娼妓业的研究提出了我们怎样一边对过去进行历史的复原，而同时又在创造性地建构历史的问题。有关娼妓问题的资料是那么完全彻底地嵌入了愉悦、改革和管理的话语之中，所以不可能凭借这些资料，以任何直截了当的形式重构这些妇女的生活经验。资料中各种男人的声音的、律师的、医生的等等——远比妓女的声音清晰得多。男人的声音提供了一套与社会性别密切相关的、关于（男性的）愉悦和（对男人的）危险的话语。在女性改革者的文章中，一方面有女性的团结一致，另一方面则是阶级差异，两者的扭结形成了她们对娼妓问题的表述。文章唱出纯洁社会和怜悯失足姐妹的调子，这些姐妹据称受到了所有阶级的男性的极度欺压（后来这类评述得到进一步充实，但去掉了女性团结的说法，并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认可）。与此同时，女性改革家的声音也提供了一套与阶级密切相关的、关于拯救的话语（娼妓是拯救的对象，是其上层阶级的姐妹挽救了她们）。在所有这些声音中，妓女本人的声音仍始终难以辨认。妇女在各种不同的安排中出售性服务，所以即使能听到她们的声音，那也不可能是单一的声音；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她们的声音听上去一定不同于被历史隔绝的我们今天所能听到的声音。

写娼妓的原始资料产生于对娼妓问题之“大”意义的激烈的公开争鸣；如何阅读这些跨多重语域的资料，才能从中找到线索，认识娼妓实在的生活经历以及经过干预的生活经验呢？况且不论历史学者将轴线设定在哪一域，妓女都是下层、从属、相对失声的群体？文学理论家葛雅特里•斯皮瓦克有一番话既是说给下属群体研究组织听的，也针对着欧美知识界；她提出，“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和后殖民时代的知识分子在为下属群体的经验“赋予”声音的时候，可能无意中复制了帝国主义的权力关系。她写道，“下属群体意识”

受到上层集团精神能量之集中投射的冲击。……绝不可能充分恢复。……[下属群体意识]总是偏离其通常被广泛认可的能指，确实……就在它被揭示出来的时候就已被抹去了。……它根本无法脱离话语。

由于这种理不清的纠结，斯皮瓦克干脆认为下属群体没有任何自主独立叙述历史的可能性。她单刀直入地问：“下属群体会说话吗？”又直言不讳地答道：“下属群体不能说话。”在能否“听到”女性下属群体说话的问题上，斯皮瓦克尤其悲观：

在下属群体主体被抹去的行程记录中，性差别的痕迹更是加倍地消泯了。问题不在于女性参与了反叛，或存在着性别分工的准则，这两点都是有“证据”的。问题其实是，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建构，无论是作为殖民主义史学撰写的对象，还是作为反叛的主体，都保持了男性的主宰地位。如果说在殖民主义的语境中，下属群体没有历史，不能说话，那么女性下属群体就更是处在浓重的暗影中。

在斯皮瓦克看来，通过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获得她所谓的下属群体“信息复原”这件工作，既是一件好事，又是一件靠不住的事。从事复原工作的人绝不只是不失真的信息传送带，他们作出了自己的认识预设（如下属群体意识是存在的，下属群体是主体等），而这些认识的根子深深扎在当代的权力关系之中。她告诫说，在最坏的情形下，如此复原会“同帝国主义的主体建构活动一致起来”，而“下属群休女性仍会一如既往地保持沉默”。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Spivak, 1942- ），文学理论家、女性主义批评家，是一位印度学者。她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也是该校比较文学与社会研究所的创始人。[图源：wikipedia]

考虑到殖民者在构造“他者”——作为知识和分类之对象的“他者”——中所起的作用，那么先前的被殖民（“第三”）世界的沉默就显得格外深沉了。斯皮瓦克声称“在下属群体是妇女的情形中，不可能收集到带有性别指向的主体之轨迹的构造成分，以确定其撒播的可能”。她的用语甚至使最积极用功的历史学者都陷入绝望。

斯皮瓦克断言，我所听到的下属群体的任何声音，部分说来是我选择在什么地方倾听的结果；我的当代的、女性主义的、“第一世界”的、嵌入自己的历史时期的特权与政治信仰的结合使我能作出这样的选择，并受命作出这样的选择。对此我不会提出异议。尽管如此，我仍要反驳她对“下属群体会说话吗？”这个问题所作出的否定回答。在一定程度上，下属群体既实实在在地开口说话（发出的声音被他人记录下来，作为文本而进入历史记载），也能表现自我（就是说，很有技巧地以特有的方式解说自己的经验和活动，为的是尽量从中获取自身的利益）。

历史学者从能找到的历史记载中看到、听到的，是各种各样的运动痕迹。在此我要提出，我们应从最宽泛的意义上理解“言说”。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一个知识人士慷慨陈词，力主废娼，这当然是以后世的历史学者能够理解的方式在发言；我在本书中将证明，在半殖民地中国的语境中，这样的人士应被视为下属群体成员。那一位下属群体成员确实在言说。然而，当我们考虑妓女本身在生成话语印迹的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时，问题就变得复杂些了。就说一个高等妓女吧，她从不动笔写字，但是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劝诫文字告诉客人不上她当的种种方法，那么我们从中也就可以推断她的谋略和操纵手段。又如以违背个人意愿被卖到妓院为理由上法庭诉讼、要求脱离妓院的高等妓女和野鸡；或如上海报纸报道的好几百名遭拘捕并在法庭上作简短证词的马路拉客女。人们或许会以为，鉴于街头拉客的野鸡人穷又不识字，加之同一人一般最多提到一次，在这样的情形中，“带有性别指向的主体之轨迹的构造”便更难以确认。但是，诸如此类的记载不仅使我们窥见将妇女带入娼妓行业的环境条件，也使我们看到当地政府的管理制度以及妓女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以使自己能从司法制度中获得最大的好处。这些妓女虽然并没有直接言说，却仍是留下了可以辨认的痕迹。

历史记载中下属群体所占有的主体位置，并非只是作记载的上层人士指派给他们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下属群体本身进行干预才形成了这样的位置。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下属群体的成员——可以说是任何人——有没有始终如一的、独立自主的主体性。我们要追溯的，是一种关系，我们确实希望能从这样一种关系中看到“带有性别指向的主体之轨迹的构造”。

假如我们不用斯皮瓦克的命题——“任何人下属群体不能说话”（我以为“下属群体不能在社会话语中表述自身”更接近斯皮瓦克的实际论点），假如我们这样说：“许多下属群体成员发出刺耳的杂声，有的把持着话筒，许多人则断断续续地说话，所说更不见得是心里话，而所有的人多少都意识到在那一历史时刻他们的表述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那么我们可能会更贴近历史学者面对的实际情况。此外，所谓下属群体一旦开口说话便自然失去下属群体的地位的说法也是一条死胡同；假如我们运气好，便能钻出这个“消失的下属群体”的死胡同。最后，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一种居高临下、把持一切的话语所生成的图像，即下属群体只出现在其上层发言人为其指定的位置上；现在我们也有机会使这幅图像变得复杂起来。我们不是要用“相互竞争的话语”这样一个概念替代原先的图像（“话语竞争”有自由市场十分繁荣、最佳话语有望胜出的意味）；富有成果的提法应该是承认有些话语只有在相互关系中才能看到其意义。在上海娼妓的问题上，想调和不同的话语以产生惟一的、浑然一体的叙述不仅绝无可能，也是有害无益的。可能正是在不协调的嘈杂话语之间才会产生最有意思的绘图。

堂吉诃德式地寻找能动性和反抗行为

在20世纪后期北美史学界的妇女史一隅中，寻找女性的能动性和反抗行为既是出于信仰，也是一种家庭作坊式的活计；这样的寻觅渗透在本书的研究中。上海娼妓的圈子处在法律、医学、道德和政治制度的重重约束包围之中；妓女如何看待自身，她们在妓院内外应寻找什么样的关系，她们有哪些选择的可能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必然受到她们身处环境的影响。看来妓女利用平常的手段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如安排自己当妾以换取大量的金钱财富，又如到法院告鸨母等。这些做法使所谓妓女是牺牲品或危害了社会秩序的说法捉襟见肘。

这两种对妓女的再现中，一种是透过指南书的警世眼光所看到的情形，一种是直接听到妓女对法官说的话（当然已是经过中介处理的）；对于想寻觅女性能动性和反抗行为的出史学者来说，这里正可找到能动性、甚至是反抗行为的例子。一个干活后直接收取小费和礼品、而不是将酬金如数上缴妓院的高等妓女，是在质疑老鸨的权威，反抗老鸨对她的收入并在某种意义上对她身体的支配权。跟着迷人的、却囊中羞涩的年轻人离开妓院的高等妓女，或者选择英俊的戏子和车夫当伴侣而不要鸨母选定的阔商人的高等妓女，也同样在向老鸨叫板。上法庭、自述深受人贩子之苦的街头拉客妓女则是在抵制将她划入坏女人、妨害社会治安、传播疾病之列的做法。

电影《海上花》改编自张爱玲曾将其“翻译”成国语的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讲述了上海英租界一所名叫“长三公寓”的高级妓院里，几个女人用生存、竞争与心计作武器参与两性（同性）斗争，来到妓院狎妓的男人则抛出金钱、权力与性，见招拆招的故事。图为《海上花》剧照。[图源：豆瓣]

对诸如此类的行为不应求意过深是十分重要的。不应参与莱拉·阿卜-卢格霍德所说的“抵抗的浪漫传奇”。这些行为很容易被读作颠覆性举动，但也可以将它们当作是“使体制得以运转”的表现，那样最终还是证明了统治规范的合法性。它们不仅没有质疑、实际上反而再度肯定了将妓女约束在多重隶属关系中的总体社会安排。例如，高等妓女为了收取小费和私下里得到馈赠，就要设法让客人养成恩赐的习惯，但这样做会使她越来越离不开客人，也使她更容易受到客人的伤害。当妓女以被迫非法卖淫为由获准脱离妓院的时候，她其实也在做着使法庭的权威合法化的事情：法庭有权决定在什么情况下妇女可以被依法安置在妓院中，或更普通的情况是，法庭有权确认妇女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要求转移性服务。再者，为了离开妓院，许多女人言之凿凿，--口咬定希望被送回到父权家庭中去；她们心里也许根本不这么想（考虑到其家庭条件），但表达回家的愿望表明这是让法庭看到其为受害人而非犯法者的最佳机会。当然，和“雄赳赳气昂昂”的大规模工人起义、农民造反的宏图相比较，这样的抵抗行动可能没什么了不起；但我们也必须抵挡为女性反抗行为建立“单独领域”的诱惑。重要的在于能识别妇女能动性的事例，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些事例，既不夸大也不加浪漫化，也应该承认，历史记载中有太多的静默无声，有太多的无法解决的含混和暧昧，因此我们对能动性事例的阐释最终仍会受到根本的制约。

套中人下属群体：半殖民主义问题

“下属群体”不是一个固定的单一的范畴。在半殖民地的上海，几乎每个中国人在同另一人的关系中都可成为下级、从属者。就连地方上有权有势的军阀也在地盘问题上和政治上受到后来的殖民势力的挤压打击；同完全的殖民地中相对稳定的外国势力相比，那么下属群体身份的广泛性就更清楚了一个群体可以既享有特权又从属他人（如半殖民地上海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地位更低下的下属群体（如娼妓）为隐喻，来表达自己处于从属地位的状况。20世纪一二十年代时，知识分子著书立说，分析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如此虚弱的根源；他们往往探讨国内的文化成因，其中包括普遍的狎妓行为。二三十年代时，中国知识分子经常以替工农、妓女和其他位卑者申冤诉苦为己任（同时也为其福利和对之的管理出谋划策）。这些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在西方政府和西方知识分子面前，自己只是人下人（他们确实也被看作人下人）；因此，必须牢记他们是在对这样一个世界说他们的文章针对着这个世界而写。对自己从属地位的体悟形成了他们利用下属群体做文章的修辞手段。他们并不承认自己享有社会权力、处于下属群体的上方并参与对它们的压迫，而是以下属群体受到的压迫作为证据，来讨伐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他们还利用妇女、尤其是妓女作为隐喻，表现自己在军阀社会中受到的压迫和中国在世界等级体系中经受的苦难。甚至就连1949年后成为社会话语主要塑造者的中国共产党也多次处于下属群体地位：先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从属单位，作为中国政体中一个小小的、濒临危亡的小团体；取得政权后，它仍然（即使现在也仍时不时地）认为自己在全球政治经济中是受到逼迫的下属群体。

出品于1950年的纪录片《烟花女儿翻身记》是有关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政府取缔妓院和改造妓女的纪录影片。

如果凭着知识分子言说、写作、刊印、传播的能力为其归类，也就是说，按照他们生成话语印痕的能力，以及他们通过代表下属群体发言从而与之拉开距离的行为来看，他们似应属于上层精英。如果将他们置入半殖民地的社会架构（这也是他们中许多人理解自己处境的方式），则其地位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了。中国的大多数群体都可能具有多重的、某种关联意义上的从属性，牢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对此可用“套中人”下属群体身份命名之，意思是说有些群体煞费苦心，既要替“下面的”人说话、又要表示出自己有别于“下面”，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同“上面的”人搞联合并面对后者说话。当然，“套中人”的说法也有问题，它唤起的形象过于呈序列状，而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场合中，从属地位的构成和消亡的方式则多有交叉、重叠和不稳定性，故“套中人”的比喻无法全部传达其中的复杂情形。但这样说至少可以不再将“下属群休”当作大一统的单一范畴。

对下属群体作如此包罗万象的定义也有其危险性。下属群体的范畴可以扩大到大而无当的地步，因而也失去效用（假如人人都是从属者，那么这个范畴还有什么用？）或失去政治意义（假如人人都是从属者，那么探讨政治问题的历史学者如何评估联合、同盟和解放行动的可能性？）。更糟糕的是，这不又像是身处宗主国著书立说的历史学者在轻巧地声明，自己同经受了帝国主义肆虐的人们休戚与共（“我们大家都是从属者”）？我承认一个概念包容太多会削弱其意义，但我仍主张使用涵盖面广的下属群体概念。

如果我们强调的是关联程度，是人们只有在同其他人（有时是好几类人）的关系中才构成下属群体身份，那会是什么情形呢？首先，跨越阶级图谱的社会性别的运作比较容易描述了。我并不是假设所有妇女不分阶级都属一个统一体。相反，我要说的是社会性别有各种不同的用法。就以娼妓来说，意识到社会性别有等级差异的上层妇女改革者可以利用娼妓问题，坚持自己对各阶级姐妹们所负有的责任；半殖民地的本土男性上层人士也可利用娼妓问题，用以表明自己在国际上恰如“他们的”女人在国内一样，都处于从属地位。其二，中国的半殖民主义的运作显化了。本土阶级结构造成的压迫并未消失，但是在殖民制度下，当地的上层本身处于俯首听命的从属位置，这一情况使得阶级压迫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对下属群体作如此宽泛的定义显然不是要说所有的压迫（或抵抗）都是同等的，或人人都是同一意义上的从属者。我希望勾画出压迫可能呈现的层压、折叠或相缠绕的状态，而不是将压迫描绘得无差异、清一色，于是压迫好像也不大沉重了。

*本文节选自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导言部分，韩敏中、盛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封面图为阮玲玉主演的电影《神女》。影片讲述了1930年代，上海一位贫苦女性为养活儿子而沦为暗娼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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