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曼 | 社会资本
詹姆斯·塞缪尔·科尔曼（James Samuel Coleman，1926.5.12-1995.3.25），美国社会学家，曾当选为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科尔曼是最早使用“社会资本”概念的社会学家之一，代表作有《青少年社会》《科尔曼报告》《社会理论的基础》等。
前十一章已经分析了存在于行动者之间的各种特定关系。行动者拥有某些资源，他们部分（或全部）控制着这些资源，并有利益寓于其中。社会性的相互依存以及系统的活动均产生于下述事实：蕴含某些行动者利益的事件，部分或全部处于其他行动者的控制之下。行动者为了实现各自利益，相互进行各种交换，甚至单方转让对资源的控制，其结果，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本书已分析的权威关系、信任关系以及作为建立规范基础的关于权利分配的共识，是几种主要的社会关系。
通常，人们期望最充分地使用个人资源，社会关系因此而出现。这些社会关系不仅被视为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一种个人资源。洛瑞（Loury，1977；1987）用“社会资本”代表这类资源。按照洛瑞的意思，社会资本是诸种资源之一，存在于家庭关系与社区的社会组织之中。这类资源对儿童或青年的心理以及社会化发展至关重要。这些资源的特点因人而异，它们为儿童以及青年发展人力资本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参阅布尔迪厄[Bourdieu]，1980；弗拉波和德·格拉夫[Flap and De Graaf]，1986，他们赋予“社会资本”以同样的含义）。前面已经分析过的权威关系、信任关系以及规范，都是社会资本的特定形式。本章将考查各种社会资本以及创造社会资本的途径。
在现代社会，存在着一种为人们广泛接受的假设，它与强调天赋人权的政治哲学、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以及自17世纪以来的许多学术发展（包括促成学术发展的社会变迁）相一致。根据这一假设，社会由众多独立的个人组成，每个人的行动都是为了实现各自的目标，社会系统的活动便是这些个人行动的总和。在经济学理论中，这一假设被表达为理想的市场竞争，按亚当·斯密的说法，操纵市场的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这一假设部分源于以下事实：社会中的行动者就形体而言，各自独立存在，但亦受影响于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以及17、18世纪政治哲学家所阐发的理论思想。此种假设之所以出现的另一个原因，是社会变迁使现代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在新的社会结构中，个人的行动方式更为独立，实现个人目标的方式也具有较大的独立性；人们所追求的利益更多地以自我为中心。
霍布斯和他的追随者——17、18世纪的政治哲学家——称赞自私自利是对宗教与伦理所促成的激情进行的矫正，赫希曼（1977）也提出了类似看法。事实上，自私自利不仅是一种使群体的狂热忠诚得以缓和的健康力量，天赋人权的哲学思想亦复从理论上证明了它的正确性。此种哲学见解一直持续至今。17、18世纪的哲学和经济学辩论之后，以自由放任主义为目标的大规模社会变迁随之出现，这种变化的势头至今仍未减退。
阿尔伯特·奥图·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1915－2012），知名经济学家与思想家。其学术生涯早期专长于发展经济学，中后期则开始对政治经济学以及政治意识形态做深入研究。著有《叛离、抗议与忠诚》及《反动的修辞》两本政治学经典著作。[图源：cul.qq.com]
尽管存在着这些变迁，上述假设毕竟不是现实。在现实生活中，个人并非独立地行动，目标也并非以独立的方式予以实现，个人追求的利益更不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
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利己主义者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实有不同，这一矛盾已促使一些经济学家修改经济理论。如上所述，洛瑞把社会资本的概念引入经济学，以表明社会资源对发展人力资本的重要影响。本-波拉思（Ben-Porath，1980）提出了涉及交换系统活动的概念“F—连接关系”，这种关系由家庭、朋友和公司组成。本·波拉思根据人类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的资料，表明上述社会组织影响经济交换的方式。威廉森（Williamson）在一些著述中（例如，1975；1981）探讨了影响经济活动组织方式的各种条件，即是什么条件决定人们在公司内部或在市场上组织经济活动。经济学中有一个学派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它试图以新古典理论说明特殊经济制度产生的条件以及这些制度（即社会组织）对系统活动的影响。
目前，社会学家也在试图分析社会组织影响经济制度运行的方式。贝克（1983）已经证明，芝加哥交易所的商人之间发展并维持着某种关系，此种关系作用于交易活动。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全面驳斥了“人的不完全社会化”，这一概念刻画了经济学家分析经济活动的特征。格兰诺维特认为，新的制度经济学不过是拙劣的功能主义，它用经济制度的功能解释其存在原因。他指出，经济理论中存在着一种失误，即使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也不例外。这种失误表现为，忽视个人关系及其社会关系网络对产生信任、建立期望以及确定和实施规范的重要影响。格兰诺维特称此为蕴含于社会关系内部的经济交易。
格兰诺维特试图在分析经济系统时引入社会和组织关系，他并非仅仅把此种关系视为行使经济功能的一种结构，而是把它作为对经济系统活动有着独立影响的社会结构，此种影响由来已久并继续存在。
林恩在数篇论文中（林恩和沃恩[Lin and Vaugh]，1981；林恩，1982；1988），以格兰诺维特的著作为基础，说明人们在实现各自的目标时，如何利用社会资源，在获取职业上的成就时尤其如此。林恩指出，人们利用社会联系获得的职业流动，超出根据结构因素对其进行的预测。弗拉波和德·格拉夫（1986）就美国、西德和荷兰作对比研究时，进一步扩大了林恩的上述结论。
这里拟将上述思想综合并入本书提出的理论框架。本书把上述社会结构资源作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即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并非可以完全替代，只是对某些特殊的活动而言，它可以被替代。为某种行动提供便利条件的特定社会资本，对其他行动可能无用，甚至有害。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它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的过程之中。
首先介绍有关不同形式社会资本的几个实例，这有助于为社会资本准确下定义。
第一例：1986年6月21日和22日，《国际先驱论坛报》头版文章介绍了韩国激进的学生运动。文章这样描述行动的发展：“激进的思想通过学生私下组织的学习小组得到传播，同一小组的学生可能来自同一中学或同一地区，也可能同属某一教堂。这些学习小组……是示威活动的基本组织单位。出于安全考虑，不同小组的成员从不接触，联络工作只在指定的代表中进行。”上述对于行动组织基础的描述，表明存在着两类社会资本。“同一中学、同一地区或同一教堂”提供了作为学习小组基础的社会关系。学习小组本身是另一种形式的社会资本——构成反对派组织的基本单位，这种组织在反对独裁政治体制时，作用极大。以反政府活动为目标的任何组织，对于其成员来说，都是一种极其有效的社会资本。
第二例：从传统上看，医生和病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由于有这种关系，病人把信任给予医生，医生用自己掌握的医疗技术为病人服务。但目前在美国，患者以治疗失当为由，对医生提出的起诉逐渐增多，从而表明病人对医生的信任水平已经下降。这使得医疗保健费用有所增长，因为医疗事故保险金增加了。此外，某些医生不得不放弃私人开业，甚至发生了产科医生拒绝收治女律师或男性律师之妻的事例。医疗事故发生以后，上述社会关系已不复存在。因此，患者对医生的信任程度大为降低，对医生提出的起诉逐渐增多。其结果，医疗保健费用开支增加，效益却有所降低。
第三例：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六个孩子，从底特律郊区移居至耶路撒冷。母亲指出，搬迁的原因之一，在于孩子们在耶路撒冷有较大的自由。在耶路撒冷，她可以放心地让8岁的孩子带着6岁的妹妹乘公共汽车去上学，可以让孩子们自己在公园里玩而不需大人照看。但在底特律郊区，这类愿望却无法实现。造成上述差别的原因，是由于这个家庭在耶路撒冷和底特律郊区，有不同的社会资本。耶路撒冷的社会规范结构保证左邻右舍的成年人留心照顾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但美国大部分城市地区没有此种规范结构。这意味着，生活在耶路撒冷地区的家庭，与居住在美国都市地区的家庭相比，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本。
第四例：在开罗的中央市场，局外人会发现零售商简直不分彼此。在专营皮革制品的商店里，如果有人询问何处可以买到首饰，店主或者拿出首饰供顾客挑选，或者将顾客带到与自己关系密切的首饰店。在某些情况下，店主经常为自己的同行（通常是一条街上的另一店主）换钱，分析这类活动可以看出，店主之所以把顾客带到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商店，是因为店主之间有一种相互委托；而为其他店主换钱，则只是在尽义务。家庭关系在这类市场上至关重要，保证了所有权的稳定。由于整个市场普遍存在着这种关系，因而可以把市场看做一种组织，它就像一个大百货商店。或者换一种说法，即市场由众多个体零售商组成，每个零售商均拥有可以使用的社会资本，市场内部的各种关系是此种资本的基础。
以上实例表明，社会组织构成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为人们实现特定目标提供便利。如果没有社会资本，目标难以实现或必得付出极高的代价。认识社会资本的特征，对于理解其出现及其消失极其重要。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相比较，研究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本，有助于理解社会资本的性质。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
在过去30年间，教育经济学中最重要、最富有创造性的发展或许莫过于把物质资本（存在于工具、机器和其他生产设备之中）这一概念加以扩充，使之包括人力资本（参阅舒尔茨[Schultz]，1961；贝克尔，1964）。通过改造物质材料，例如制造为生产提供便利的工具，可以形成物质资本；与此类似，通过改变人，向人们传授技能，使其按照新的方式行动，可以创造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的形成，依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按照有利于行动的方式而改变。物质资本是有形的，可见的物质是其存在形式；人力资本肉眼看不见，它存在于个人掌握的技能和知识中；社会资本基本上是无形的，它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为生产活动提供了便利，社会资本具有同样作用。例如，与成员之间互不信任的群体相比，一个相互恪守承诺、彼此信任的群体更有利于生产活动的进行。
图12-1表明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区别。图12-1代表三个人（A、B和C）之间的关系，人力资本存在于各点之中，连接各点的线段代表社会资本。通常情况下，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相互补充。例如，如果B是个儿童，A是B的父母，A有义务促进B的智力发展。因此，点A代表A掌握的人力资本。A与B之间的线段代表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形式
运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研究的各种变化过程，与其他章节讨论的内容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这一概念综合了各类变化过程，忽略不同类型社会关系之间的区别，尽管这些差别在某些情况下十分重要。使用这一概念的意义在于，可以通过分析社会结构的功能识别其特征。例如，“椅子”这一概念可以帮助人们通过其功能认识这一物体，而不考虑其形式、外观及其结构方面的差别。“社会资本”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社会结构的下述功能，既行动者以此种结构为资源可以实现自身利益。
社会资本通过识别社会结构的这种功能，既有助于解释微观现象的差别，又有助于实行微观到宏观的过渡，而无须具体阐述相应的社会结构。例如，韩国学生中的激进分子以秘密小组为社会资本并用来掩护其革命活动。这表明，群体创造了一种资源，它可以把学生分散的示威行动转化为有组织的反叛活动。如果从理论上看，从事反叛活动，必须具备某种资源足以完成上述任务（如第十八章所述），其他形式的组织结构可以替代学习小组）但对于个人而言，其功能相同，它们均以实现革命目标为目的。还可以举出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中的中学生行动委员会以及沙俄时代列宁（Lenin）所描述并提倡的工人基层组织（1973[1902]）。
五月风暴是1968年5月-6月在法国爆发的始于反越战抗议的学生罢课，并蔓延至工人罢工的群众运动。[图源：douban.com]
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为了理解构成社会资源的元素，弄清其在特殊案例中的存在，期望对上述组织资源进行详细调查。然而，社会资本这一概念能够表明，这类资源如何与其他资源相结合，从而导致了宏观水平的不同行为以及微观水平的不同结果。社会资本是否能像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以及人力资本一样，成为社会科学中可用之进行定量分析的概念，还有待观察。可以肯定，在对社会系统进行定性分析以及使用定性指标进行定量分析时，这一概念极其有用。
在其他各章（主要是第三编各章）中，对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未加分析（仅如以上各例那样作了简单描述）。本章将研究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可以构成对个人有用的社会资本。
义务与期望
第五章曾介绍，如果A为B做了某些事情，并且相信B日后会报答自己，A对B便有一种期望，B对A承担一种义务。可以把这里的义务理解为A持有一张要求B予以偿还的“赊欠单”。如果A持有许多赊欠单，债务人都是与A有联系的各种人，这与金融资本十分相似：赊欠单相当于发放信用贷款的凭证，A在必要时可索回款项，除非B辜负了A的信任，抵赖赊欠单上说明的义务。在某些社会结构中（例如威尔莫特[Willmott]和扬[Young]讨论的邻居关系，1967），人们总是“相互服务”。通常情况下，构成这种关系的双方，分别持有对方大量尚未偿付的赊欠单（因为涉及不同活动领域的赊欠单无法相互替代，因此，A持有的与B有关的赊欠单，与B持有的与A有关的赊欠单，不能相互抵消）。上文介绍的开罗市场是这类社会结构的典型范例。在人们相互依赖程度较低的社会结构中，很少有上述尚未偿付的赊欠单。
有两种元素对于这种形式的社会资本至关重要：社会环境的可信任程度，即应尽的义务是否履行以及个人担负义务的范围。社会结构的差别表现在如上两个方面，处于同一结构中的行动者所负义务的范围有所不同。
表明信任关系重要性的实例是流行于东南亚等地区的民众自助集资组织。这类组织由朋友和邻居组成，每月集合一次。在每次集会上，所有成员捐献数量相同的一笔款项，通过抽签等方法，把这笔基金提供给一位成员使用。N个月后，在有N名成员的集资组织中，每名成员都作过N次捐献，并得到一次使用基金的机会。正如格尔茨（Geertz，1962）指出，这类组织对于积累小额资本极有效益，它们为发展经济提供了重要帮助。如果没有群体成员间的高度信任，这类自助集资组织无法存在，因为任何成员在使用集资组织的基金以后，都可以潜逃，而使其他成员蒙受损失。如果缺乏社会资本，即在完全无组织的城市地区，任何人都无法想象这类民众自助集资组织会成功地发挥作用。
说明信任关系重要性的另一个实例是建立极端信任关系为国家元首的行动提供了便利。各种资料表明，可以绝对信任的代理人对于国家元首极有价值。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国家元首的替身，即代理人采取的行动与国家元首在代理人位置上采取的行动完全一样。许多元首人物都有这样的亲信，他未必占据任何正式职位，但他是元首的个人顾问。这类人产生于元首的亲密朋友之中，而不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是基于下述事实：只有前者才具备得到元首绝对信任这个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把选择代理人的范围局限在元首的亲密朋友之列了。这类代理人有很大权力，因为他们最接近国家元首，并被充分信任。许多资料表明，他们善于运用这种权力。此种关系为国家元首提供了某种社会资本，元首所相信的人实际上是元首的自我延伸，其结果，元首的行动能力得到了增强。
2016年10月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被爆出其密友、亲信崔顺实的干政事件，导致被弹劾下台。[图源：hinews.cn]
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其重要性还体现在相互信任的系统内。典型的例子是夫妻关系，他们相互充分信任。这种关系对双方都有极其重要的心理价值。任何一方都可向对方倾吐衷肠，可以直截了当地彼此讨论任何敏感话题，而不必担心对方可能滥用此种信任。
在社会结构内部，由于各种原因，行动者承担的义务在范围上有所不同。其原因在于：个人寻求帮助的实际需要不同，能够提供帮助的来源不同（例如政府的福利计划），在提供或要求帮助时表现出的文化差别（参阅班菲尔德[Banfield]，1967），社会网络封闭程度的差异，社会交往遵循的原则不同（参阅费斯廷格[Festinger]，沙赫特[Schachter]和巴克[Back]，1963）以及其他因素。如果某人在社会结构中承担的义务较多，无论这些义务涉及的资源是什么，此人都拥有较多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事实上，社会结构内众多尚未履行的义务，意味着承担义务者拥有的物质资源，其使用价值被扩大了，因为其他行动者在必要时可以使用这批资源。
在农村社区，例如第五章涉及的实例，农夫甲在农夫乙的帮助下，将干草收割入库。生产工具的互通有无，在农夫之间十分普遍。社会资本使农夫在物质资本（生产工具和设备）不足的条件下，可以从事生产活动。这种社会结构类似于工业社会，公司之间像使用货币一样，允许记录债务的账单流通，从而有效地减少了从事特定生产活动所必需的金融资本（参阅艾什顿，1945，描述18世纪90年代，英格兰的中央货币系统建立以前，兰开夏郡的有关情况）。
社会系统内的个人使他人负有的义务，在范围上不尽相同。例如，在具有等级结构的扩大式家庭中，最年长者持有大批赊欠单，无论何时他都可以要求有关的家庭成员履行义务，为他服务。在社会尊卑划分明确的传统乡村中，富裕家庭以其财富为资本，很容易使他人对其负有义务，这类家庭随时可以利用其拥有的赊欠单（正是此种不对称，使某些家庭免受惩罚，如第十章介绍的，惩罚措施对于控制社区成员的行动必不可少）。
在立法机关等政治机构内，情况类似。某些议员，其地位为他们带来大量资源（例如美国国会中众议院发言人或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他们可以利用这些资源，使其他议员对其承担义务，使在没有义务关系的条件下无法通过的立法得以通过。这种义务的集中构成了社会资本，它不仅对有地位的议员有用，而且使整个立法机关的行动水平早得到提高。立法机关内，持有大量赊欠单的议员比他人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因为他们利用此种关系，可以组织临时性的集团，以获得多数票。例如，美国参议院中，某些议员是参议院俱乐部的成员，其他议员不是。这意味着，前者置身于贷款与债务系统中，而后者与此无关。二者相比，具有社会资本的议员更有影响力。
显示义务与期望处于不对称状态的一个实例，是本章曾提到的一系列涉及责任问题的诉讼为美国的医疗保健带来危机那个例子。从传统上看，医生主宰着病人的生与死，由于医生的影响如此之大，患者总是认为无法充分酬报他们。因此，医生的一部分收入表现为患者的感激与尊重之情以及医生具有的崇高职业声望。在心理上，患者始终对医生承担某种义务。这种社会资本限制着对治疗结果不满的患者采取任何反对医生的行动。
记录片《人间世》通过全景化的纪实拍摄，抓取一般观众无法看到的真实场景，还原真实的医患生态，人性化展现医患关系。图为《人间世》剧照。[图源：jfdaily.com]
但是，某些情况发生了变化。第一，教育普及打破了医生对医疗知识的垄断。第二，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个人关系逐渐削弱，因为人们越来越喜欢治什么病找什么专家，而不愿请一位家庭医生，甚至很少找私人诊所的全科医生看病。第三，许多医生收费甚高，使其服务与报酬之间的不对称已不复存在。第四，由于出现医疗事故保险业务，早先诉讼案件要求医生支付的赔偿费被转到承保人（保险公司）名下。上述因素相结合，使得保护医生免受患者以误诊为由提出控诉的社会资本逐渐减少。
为什么理性行动者要使他人对自己承担义务？上文已提到，人们承担的义务之所以有所变化，部分原因在于社会变迁。为他人提供服务的人是义务的创造者，他们主观意愿的差别使接受服务者承担的义务各不相同。例如，特恩布尔（Turnbull，1972）在研究非洲某个贫穷部落时，描述了以下情节：一个外出归来的男子发现邻居们正在为他修屋顶，尽管他从未向邻居提出上述请求，他无法阻止他们的行动。此例表明，义务的创造并非出自必要，而是人们有目的的行动。赠送礼品便是送礼人有意使受礼者对自己承担义务（参阅莫斯[Mauss]，1954）。在农村社区，某些人为其他人提供帮助后，并不急于要求对方报偿，倒是那些接受帮助的人往往急于使自己从相应的义务中得到解脱。
自某些义务中解脱自己的动机不难理解（尤其是当义务的存在支配了他的注意力的时候），令人费解的是使他人对自己承担义务的动机。由于存在着人们不履行义务的可能，因此，理性行动者之所以使他人对自己承担义务，必定是由于他们能够获得某种超越义务的利益。这类似银行发放贷款，只有盈利达到相当水平，银行才能承担因某些借贷人无力偿还而造成的风险。为什么理性行动者通过使他人对自己承担义务可以获得利益呢？
答案可能如下：一般情况下，甲为乙提供帮助时，乙恰恰需要此种帮助，而且甲并不需要付出很大代价。如果甲是理性的、关注自身利益的行动者，他必然认识到，自己对乙的帮助十分重要。因此当甲需要帮助时，乙必然满足甲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甲获得的利益大于他为帮助乙而损失的利益。上述分析不包括满足他人借款要求这类帮助，因为在一般情况下，相同数量的货币在不同的时间代表的利益相同。如果甲为乙提供的帮助包括提供劳务、时间以及某些不可替代的资源，或者这种帮助的价值对乙来说比对甲更大（例如乙面临的任务必须由两人完成），便可能出现于双方有利的交换。提供帮助者能够得到的好处取决于接受帮助者在最恰当的时刻，即提供帮助者最需要的时刻，予以回报。
由此可知，义务的创造相当于办理了某种保险，支付保险费代价极小，而领取的保险金价值很大。显而易见，这是有利可图的行动。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个理性的、关注自我利益的人总是试图阻止他人为自己提供帮助，或者在自认适当的时刻从所承担的义务中解脱出来（选择使自己付出代价最小的时刻履行义务），而不是在使自己负有义务的人认为最需要的时刻去履行义务，因为这往往于己不便，而且需要付出很大代价。因此，原则上，在主动提供帮助者和拒绝帮助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在试图从义务中解脱自己的人与阻止他人履行义务的人之间，也存在着矛盾。
信息网络
社会资本的一种主要的形式是存在于社会关系内部的信息网络。信息在为行动提供基础方面十分重要。但是，获取信息需要付出代价，最起码的条件是需要集中注意力，而这往往是人们没有条件实现的。利用业已存在的社会关系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卡茨和拉扎斯菲尔德（1955）研究了妇女怎样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这一手段的。例如，某位妇女期望自己衣着入时，但她不了解最新时髦服装的式样，她寻找女友中最了解服装潮流的人，从她那儿获取信息。又比如某人不大关心时事，但又不愿对发生的重大事件一无所知，他可以自认真读报的朋友处获得一切所需要的信息。密切注视本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的社会科学家，可以利用每天与同事的工作接触的机会，掌握必要的信息。
以上各例显示的社会关系构成了一种社会资本，利用这种资本可以获取信息，为行动提供便利。在这种关系中有价值的是对方提供的信息，而非创造了一种义务与日后履行义务的关系。
规范和有效惩罚
第十章讨论了规范及其辅助规范的惩罚措施。有效规范是一种作用很大的社会资本，当然这并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它的作用有限。在城市里，有效规范可以制约犯罪，从而保证妇女夜间可以放心地在街上行走，公寓中的孤身老人的人身安全也有了保障。社区规范通过奖励优秀学校，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在集体内部，命令式规范是极重要的社会资本，这类规范要求人们放弃自我利益，依集体利益行事。这类规范总是得到社会的支持而加强，例如社会地位、荣誉以及其他奖赏。作为社会资本，它造就了新生的国家并使众多的家庭得到巩固，还为社会运动的成熟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上述各例中，某些情况下，规范已被内化；在其他情况下，规范主要依靠外部支持，即奖励大公无私的行动，惩罚自私自利的行动。无论依靠内在或外部赏罚措施的支持，这类规范在克服集体中搭便车的问题上，都极为必要。
纪录片《印度的女儿》围绕2012年12月震惊世界的德里公交车轮奸案拍摄，23岁的Jyoti Singh在车上遭轮奸和殴打最终因此死亡，四名成年被告被判死刑，纪录片采访了其中一位强奸犯Mukesh Singh、他的律师和受害者的父母。[图源：Douban.com]
上述各例表明，有效规范可以构成极其重要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不仅为某些行动提供便利，同时限制其他行动。有关社会化的行之有效的严格规范，可以阻止社区内的年轻人寻欢作乐，不务正业。有助于妇女夜间安全的规范，制约了某些犯罪活动，事实上，即使具有指导性的规范，在奖励某些活动的同时，也转移了人们对其他活动的兴趣，例如存在于体育界的如下规范：体格条件最好的人应当从事足球运动。一个领域内的有效规范可能导致相应领域内创新精神受到压制，因为规范不仅限制伤害他人的越轨行为，而且也压制对众人有利的非凡行为（参阅默顿，1968，第195-203页，有关这些现象如何出现的讨论）。
权威关系
如果行动者A把某些行动的控制权转让给行动者B，B可获得以上述控制权为形式的社会资本。如果一批行动者把同样的控制权转让给B，B可获得涉及特定行动的相当数量的社会资本，当然，这使B拥有很大权力。此外，上述控制权若集中在一人之手，可以增加社会总资本。因为在缺乏权威的条件下，在共享同一利益的众多行动者中间，无法解决搭便车问题。事实上，正因为人们意识到解决共同性问题需要相应的社会资本，他们才在特定条件下，把权威授予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参阅第四章的讨论以及扎布洛基，1980和斯科利姆，1973）。
多功能社会组织
自愿建立组织，有助于组织成员实现他们的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东部某城市曾进行一项房屋修建工程。由于工程质量低劣，造成了一系列问题：房屋倾斜、人行道破碎等（默顿）。当地居民组织起来，向建筑商提出抗议。质量问题解决后，居民组织保留了下来，它成为一种社会资本，在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地居民把这一组织视为一种资源，这种资源在居民原居住地本来并不存在。
纽约印刷工会由印刷工人组成，工会会员组织了一个名为印刷工人俱乐部的社交性组织（李普赛特、特罗和科尔曼，1956）。后来，当雇主寻找合适的印刷工人以及印刷工人找工作时，双方发现这一组织极其有用，它为双方实现各自目标提供了便利。在这之后，进步党在纽约印刷工会执掌大权，俱乐部又成为被赶下台的独立党组织上的资源。独立党人以俱乐部为重要的社会资本，使其政党发展为有组织的反对党。
本章曾引用的一个例子也证明了这一点。韩国学生运动产生的组织，本是由同一学校、同一地区或同属某一教会的学生组成的学习小组。尽管原本的目的是便于学习，但它也可以服务于其他目的，因而成为组织成员的重要的社会资本。
上述各例表明，为某一目的建立的组织，可以服务于其他目的，因而形成了可以使用的社会资本。依性质划分，此种社会资本的形式可能为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以及权威关系。如此看来，再辟一章节论述多功能组织已无必要。不过，因一种目的而创建的社会组织可以服务于其他目的的现象如此普遍，以至于有必要在此专门给予阐释。
有意创建的组织
一般情况下，社会资本是人们因别的目的从事活动的副产品。下一节将说明为什么人们很少直接为社会资本投资。然而，在特定情况下，社会资本是行动者投资的直接产物，这些行动者期望取得投资效果。
最突出的例子是金融资本拥有者为获取利润而建立的商业组织。这类组织通常具有权威结构，一系列职位与义务和期望相联系，并且由众多个人所占据（参阅第四章）。在创建这类组织的过程中，企业家或资本家把金融资本转变成表现为建筑物和工具的物质资本，以组织为表现形式的社会资本以及占据组织职位的雇员所代表的人力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要求一定的投资，用以形成义务和期望、责任与权威以及规范（或规则、制度）与惩罚措施等各种结构。
另一类有意创建的组织是在自愿基础上建立的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联合会。例如，其子女就读同一所学校的一批学生家长组成了家长教师联合会，这个组织不仅对组织者，而且对学校、学生和其他学生家长都是一种社会资本。尽管这个组织只服务于创建宗旨，而不是上节所介绍的多功能组织，但由其本质所决定，不仅创建者，而且有许多行动者可以分享其益处。家长教师联合会与上文提到的印刷工人俱乐部、美国东部城市的居民组织以及韩国青年的学习小组都是在自愿基础上建立的联合组织。然而这类组织在行使其功能时，创造了两种作为社会资本的副产品。第一种如上节所述，为特定目的创建的组织，可以服务于其他目的。第二种社会资本表现如下：由于创建的组织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它不仅使创建者受益，而且使其他人也得到好处。家长教师联合会帮助学校改进教学工作，这使所有学生受益。
*本文节选自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第十二章，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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