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南 | 社会资本：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资本

林南（1938.8.21—），生于中国重庆，著名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曾任杜克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美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在20世纪80年代初为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社会资本、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变迁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2010年获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杰出学术贡献奖”。著有《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与方法》《社会资本：一个国际性的研究议题》等。[图源：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社会资本概念背后的前提是相当简单明了的：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这个一般的定义与所有对这个讨论有贡献的学者的各种解释是一致的（Bourdieu, 1980, 1983/1986; Lin, 1982, 1995a; Coleman, 1988, 1990; Flap,  1991, 1994; Burt, 1992; Putnam, 1993, 1995a; Erickson, 1995, 1996; Portes, 1998）。作为分析对象的市场可以是经济的、政治的、劳动的或社区的。个体参与互动和网络运作是为了创造利润。这代表了一般的资本理论和新资本理论的重要延伸与扩展。迄今为止所讨论的新资本理论——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都将资本看作能够产生利润的个人资源投资，尽管它们分析的生产（技能和知识对价值和规范）和利润（个人经济回报对主流文化的再生产）的性质是不同的，但是它们都将资本视为个体行动者的资源投资与所有。无论是像人力资本理论那样，将资本视为随机分布在社会中的独立的原子化的要素，还是像文化资本那样，将资本视为灌输到个体中的已被接受的主流价值，资本都被看作个体行动者的投资或生产。

社会资本概念扩展了这种个体化的视角，社会资本理论是新资本理论中一个主要发展。社会资本是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资本。在这个理论中，资本是一种社会财产，它借助于行动者所在网络或所在群体中的联系和资源而起作用。

社会资本为什么能运作？

为什么嵌入在社会网中的资源增强了行动的效果？一般有四种解释：第一，它促进了信息的流动。在通常的不完备市场情况下，处于某种战略位置（location）和/或等级位置（hierarchical position）（这样可以更好地获悉市场需求情况）中的社会关系，能够为个人提供以其他方式不易获得的关于机会和选择的有用信息。同样地，这些关系（或者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使组织（不管是在生产市场还是消费市场）及其代理人，甚至一个社区，注意到一个未被发掘的个人的可用性和兴趣。这种信息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使组织招聘到较好的（不管在技能、技术还是文化知识上）个人，使个人找到可以使用其资本和提供合适报酬的较好的组织。第二，这些社会关系可以对代理人（如组织的招聘者或管理者）——他们在涉及到行动者的决定（如雇佣或晋升）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施加影响。一些社会关系，由于它们处于战略性位置（locations）（如结构洞）和地位（positions）（如权威或管理地位）上，拥有更多的有价值资源并可以对组织代理人的决策施加更大的影响。因此，有时“说句话”在组织决定是否吸收一个人的过程中具有特定的分量。第三，社会关系可以被组织或代理人确定为个人的社会信用（social credentials）的证明，部分社会信用反映了个人通过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他或她的社会资本，获取资源的能力。一些人的“后台”使组织（和它的代理人）相信这些人能够提供超越个人自身资本之外的额外资源，其中部分或许对组织有用。最后，社会关系可以强化身份和认同感。确信和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个体，是一个共享相似的利益和资源的社会群体的成员，不仅为个人提供了情感支持，而且为个人对某些资源权利的要求提供了公共承认。这些强化（reinforcement）对维持精神健康和资源的使用资格都是基本的。这四类要素——信息、影响、社会信用和强化——可以解释为什么社会资本在工具性和表达性行动中发挥作用，而各种形式的个人资本，如经济资本或人力资本却不能说明。

不同的视角和趋同的概念

在理论和研究中，社会资本是一个相对晚近的概念。尽管早期学者（Loury 1977, 1987; Ben-Porath 1980）指出社会关系的资源或资本性质，甚至使用了社会资本一词，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当布迪厄、科尔曼和林南几个社会学家独立而详细地探究这个概念时，它才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对应于所考虑的回报或利润所处的层次——利润是为群体还是为个人增长，存在两个视角。第一个视角关注个人对社会资本的使用——为了在工具性行动（如找好的工作）中获得回报或在表达性行动中保持所得，个人如何获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在这个层次上，社会资本类似于人力资本，因为个人进行这些投资是为了其自身的回报（一些利益或利润）。个人回报的聚集也有益于集体。然而在这个视角中，分析的焦点是：（1）个人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2）为了产生回报，个人如何获得嵌入在关系中的资源。

林南（Lin, 1982）认为个人有两种类型的资源可以获取和使用：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 个人资源是个体所拥有的资源，可以包括物质和符号物品（如文凭和学位）的所有权。社会资源是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所获取的资源。由于社会联系的延伸性和多样性，个人有不同的社会资源。

而且，为了获益，这些资源可以“借”。从朋友那里借一辆车搬家，为了获得一份工作而让老同学的父亲帮着“说句话”，都是使用社会资源的例子。本书后面将会澄清：对个人的潜在功用而言，社会资源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都要超过个人资源。

对弗拉普（Flap, 1988, 1991, 1994）而言，社会资本也包括被动员的社会资源。弗拉普说明了社会资本的三个要素：（1）在个人的社会网中，“当要求帮忙时，准备或者有义务帮助你”的人的数量；（2）这些人表示愿意帮忙的关系强度；（3）这些人的资源。弗拉普认为，社会资本是与自我有强关系的他人提供的资源。因此，社会资本是可利用的社会资源的产物和他人提供这些资源帮助的倾向。

伯特（Burt）的著作也反映了这个视角。网络位置（location）代表并创造了竞争优势。将节点（nodes）和节点的占据者与信息和其他资源（否则这些信息和资源是不可能获取的）连接起来的位置（location）, 对处在这些“结构洞”（structural hole）位置的占据者，以及接近它们的其他位置（location）和其他占据者，都构成了有价值的资本。

罗纳德·S.伯特（Ronald S. Burt，1949-），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社会学与战略科学教授，著有《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券商和倒闭：社会资本导论》。[图源： wikipedia.org]

另一个视角关注群体层次的社会资本，这些讨论集中在：（1）某些群体如何发展并或多或少地维持作为集体财产的社会资本；（2）集体财产如何提高群体成员的生活机会。布迪厄（Bourdieu, 1980, 1983/1986）和科尔曼（Coleman, 1988, 1990）从这个视角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普特南的著作（Putnam, 1993, 1995a）是经验研究的典范。这个视角虽然承认个体互动和网络运作在扩展社会资本的报偿中的重要性，但它的主要兴趣是探究集体财产的生产与维持的要素和过程。

布迪厄（Bourdieu, 1983/1986）认为资本伪装成三种形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由社会义务或联系组成”,“它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这些资原是与对一个相互熟识和认可的、具有制度化关系的持久网络的拥有——换言之，一个群体的成员身份——联系在一起。”（p.248）群体为其成员提供集体共有的资本，成员可以将这些资本用于信贷。这种形式的资本可以表示为网络的规模和资本的容量（经济的、文化的或符号的），那些与他人有联系者拥有这些资本。换言之，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取决于个人联系的规模和这些联系中所含有的资本的容量或数量。然而，社会资本是一个确定群体的成员所共享的集体财产，这个群体有清楚的边界、互相交换的义务和相互的认可。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巴黎高等研究学校教授，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国著名社会学家。代表作有《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学术人》《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与华康德合著）。关于他们对社会资本理论的论述，参见会社往期推文：布迪厄 | 社会资本[图源：glasgowsociology.com]

布迪厄进而将社会资本视为群体成员的生产。社会资本要进行重复的交换，这强化了相互的认可和边界，以反复确认资本的总体以及每一个成员对那些资本的所有权。最后，布迪厄指出，社会资本只是经济资本的一种形式。在最基础的分析中，“经济资本是所有类型资本的根基”，包括社会资本；“每一种资本在最后的分析中都可化约为经济资本”（pp.252-253）。总之，布迪厄将社会资本视为一种由社会网络或群体的成员所拥有的资本形式。通过成员之间的联系，成员可以将资本作为信贷使用。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资本是一种赋予成员信贷的集体财产，当成员在关系中继续投资时，它的功用也得到维持和强化。

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包括两个要素：它是社会结构的一个方面；在结构内它便利了个体的某些行动（Coleman, 1990, p.302）。结构的任何一个方面是否是资本，取决于它是否对参与某种活动的某些个体发挥功能。出于这个原因，社会资本是个人或活动所无法代替的。社会资本是从关系中获得的、现实的或潜在的资源。在科尔曼的社会行动的图式中，他刻画了行动者如何对他们感兴趣的资源进行控制，以及他们如何对至少部分地被其他行动者控制的事件（或事件的结果）感兴趣。行动者为了从一个事件的结果中获得利益，他们参与资源的交换和转移。这些社会关系在便利个体行动者的行动中发挥重要的功能，它们形成了社会资本的基础。

科尔曼（Coleman, 1990）举例说明了这一点。韩国学生中的秘密群体（p.302）或俄国革命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工人组织，不仅为个人参与提供了社会资本，而且它们本身组成了革命运动的社会资本。父母-教师协会（PTAs）和其他社会组织允许父母和学生实现他们的个人目标，但是它们也向学校和所有与学校有联系的行政管理者、教师、学生和父母提供资原。科尔曼又举了个体行动者如何适应集体（社区）中可利用的社会资本的例子。一位母亲为了让她的孩子步行到公园或学校的过程更安全，从底特律迁到了耶路撒冷。因此，对科尔曼和布迪厄而言，紧密或者封闭的网络是维持集体资本和实现群体再生产的手段。

普特南的著作对民主社会（如美国）中参与自愿组织的研究，就反映了这样的视角。他认为，这些社会性社团和参与程度反映了一个社会中的社会资本范围，它们也促进和增强了集体的规范与信任，这对集体福利的生产和维持是至关重要的（Putnam, 1993, 1995a）。

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1941-），美国政治科学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彼得-伊莎贝尔·玛尔金公共政策资深教授，著名的“双层博弈理论”（double-leveltheory）的提出者。著有《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Modern Italy）等。关于他们对社会资本理论的论述，参见会社往期推文：帕特南 | 社会资本与制度成功[图源：smh.com.au]

虽然两个视角所描述的社会资本在功用或结果评估的层次上有差异，但是所有的学者都坚持认为，互动中的成员维持和再生产了这种可能的社会财产。这种共识牢牢地将社会资本置于新资本理论的阵营。这样，布迪厄、科尔曼、林南、弗拉普、伯特、埃里克森（Erickson）、波茨（Portes）和其他学者都认为，社会资本由嵌入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中的资源组成，当行动者希望提高目的性行动成功的可能性时，他们可以动员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行动者提高目的性行动成功的可能性的投资。不像人力资本——代表着在培训和其他获得技能、知识和证书的活动计划中的投资，社会资本是在社会关系中的投资，通过社会关系可以使用和借取其他行动者的资源。这个概念被运用到大范围的行动中（如为了孩子更安全而迁到一个不同的社区，在一个社会运动中动员参与者；参见 Coleman,1990）,以及宏观层次（如在志愿组织、社区组织和社会群集中，参与者的数量和自愿参加的范围；参见Putnam, 1993, 1995a）和微观层次（如求职和晋升；参见Lin, Ensel, and Vaughn, 1981; Burt, 1997）的研究中。同时逐渐产生了一个共识，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在理论中产生的概念，应该在社会网络背景中考虑：作为通过占据战略网络位置（location）和/或重要组织位置（position）的社会关系而获取的资源。在本书中我将使用这个概念。

在这个概念中，社会资本可以操作化地定义为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这个概念有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它代表着嵌入在社会关系中而不是个人中的资源；（2）这些资源的获取和使用取决于行动者。第一个特征——社会的嵌入性资原，容许在社会资本和其他资本形式之间进行相对应的分析。例如，人力资本被经济学家（Schultz, Becker）视为代表着个人为获得在某种市场中（如劳动力市场） 有用的某种技能和证书的投资。社会资本也可以被视为个人在市场中对有用的人际关系的投资。社会资本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必须反映出，自我在认知上意识到这些资源在她或他的关系和网络中是存在的，并且决定唤起这些特殊的资源。可能有些关系不出现在自我的认知地图之中，它们的存在不在她或他的意识之中。只有当个人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意识到他们拥有或能够获取的资源（这些关系也有它们的网络），他们才能将这些关系和资源资本化。下一章将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系统的阐述。

问题及其澄清

在我开始陈述社会资本概念之前，一些问题需要讨论与澄清。很明确，视角的分歧已经产生了一些理论和测量的混乱。更多的混乱是由一些讨论在各层次之间自由地摆动而引起的。例如，布迪厄提供了一个结构的视角，他将统治阶级和贵族群体的再生产作为社会资本的主要解释，社会资本可以表示为两类要素的集合：（1）群体或网络的规模；（2）成员所拥有的资本容量（Bourdieu, 1983/1986, p.248）。只有当所有成员维持强关系和互惠关系（一个完全紧密或制度化的网络），因此关系强度不进入计算时，这个表述才有意义。然而，布迪厄也描述了个体作为网络或群体的成员，如何互动与强化相互的认可和承认。科尔曼（Coleman, 1990, Chap.12）在强调个体在行动中如何使用社会结构资源获得更好结果的同时，又致力于社会资本的集体性质的讨论，将信任、规范、准许、权威和封闭作为这个概念的组成部分或形式。在我们开始建构一个内在一致的社会资本理论之前，对这些观点的识别、分类和理解是非常重要的。我将这些问题梳理成表2.1：

产生于宏观层次对关系层次的一个主要争论是，社会资本是集体物品还是个人物品（参见Portes[1998]的评论）。大多数学者同意社会资本既是集体物品又是个人物品；也即，拥有嵌入性资源的制度化的社会关系对集体和集体中的个人都是有益的。 在群体层次，社会资本代表着在网络中互动的成员的一些有价值资源（例如，作为社会联系中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或社会的资源）的集合。当把社会资本作为集体物品、甚至公共物品，与信任、规范和其他集体或公共物品一起讨论时，困难就出现了。在文献中出现的情况是，一些术语已经变成了可选择或可替代的术语或测量。社会资本背离了个体互动和网络运作的根基，变成了在促进或建构社会整合和社会团结的广泛背景下所使用或展开的另一个时髦的术语。下面我主张，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关系的财产，必须与集体财产和物品，如文化、规范、信任等分开。因果命题可以阐述（例如，集体财产，如信任，促进了关系和网络，增强了嵌入性资源的功用，反之亦然；Chap.13）,但是不能认为，它们都是可替代的社会资本形式，或者可以彼此相互定义（例如，信任是资本；Paxton, 1999）。

另一个与社会资本的集体性有关的争论是：假定封闭性与紧密性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必要条件（Bourdieu, 1983/1986; Coleman, 1990; Putnam, 1993, 1995a）。布迪厄从阶级视角出发，把社会资本视为统治阶级中（作为一个群体或网络）的成员的投资。他们为了维持和再生产群体团结，保持群体的统治地位，而进行相互认可和承认。群体中的成员身份建立在意图排除外来者的清楚划分（如高贵的出身、头衔、家庭）的基础之上。群体的封闭性与群体内的紧密性是必须得到满足的。当然，科尔曼没有采用这样一种阶级社会的视野。但是他也将网络封闭性视为社会资本的一个明显优势，因为封闭性维持和增强了信任、规范、权威、准许，等等。这些团结的力量可以确保网络资源能够被动员起来。

我认为，对社会资本的功用而言，对网络紧密性或封闭性的要求是不必要，也是不现实的。社会网络的研究强调网络中的桥梁（Granovetter, 1973; Burt, 1992）对促进信息流和影响流的重要性。将封闭性或紧密性作为社会资本的必要条件，就否认了桥梁、结构洞或弱关系的重要性。对紧密或封闭网络的偏爱是某种利益的结果（Lin, 1986, 1990, 1992a）。为了保持或维持资源（如表达性的行动），密网存在相对的优势。对特权阶级而言，封闭的网络对资源的保持和再生产更有利（如Bourdieu, 1983/1986）；或者对一位母亲而言，为了确保孩子的安全，迁到一个内聚性的社区更有利（Coleman, 1990）。另一方面，为了寻找和获得当前没有的资源（例如工具性的行动），如找工作或换一份更好的工作（Lin, Marsden, Flap, Burt）,获取和扩展网络中的桥梁会更有用。相对于断言封闭的或开放的网络是必须的，在理论上更可行的是：（1）将在什么结果和在什么条件下，密网或松网可能产生更好的回报概念化；（2）为经验考察设立可推论的假设（例如，密网更可能促进资源的共享；或者，开放的网络更可能获取优势位置[position]和资源，反过来这又会提高获得额外资源的机会）。

第三个要求澄清的争论是科尔曼的陈述：社会资本是为个体的某种行动产生回报的任何“社会结构资源”。他论述道，

“社会资本根据它的功能来定义”；“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实体，而是拥有两个特征的多种不同实体：它们都由社会结构的某一方面组成，它们便利了结构内个体的某种行动”（Coleman, 1990, p.302）。

詹姆斯·塞缪尔·科尔曼（James Samuel Coleman，1926-1995），美国社会学家，曾当选为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科尔曼是最早使用“社会资本”概念的社会学家之一，代表作有《青少年社会》《科尔曼报告》《社会理论的基础》等。关于他们对社会资本理论的论述，参见会社往期推文：科尔曼 | 社会资本[图源：quotationsensation.com]

这个功能的观点可能意味着同义反复：社会资本在起作用的时候被识别；社会资本的潜在原因解释只能通过它的结果来获得；或者说，它是否是一个投资取决于特定个体在特定行动中的回报。这样，原因因素由结果因素来界定。很显然，原因和结果因素被调入一个单一功能的理论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这不是否认功能关系可以建立假设（例如，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使获得好的工作更容易）。但是两个概念必须处理为可以独立测量的分离的实体（例如，社会资本是在社会关系中的投资，好的工作可以由职业地位或管理地位来代表）。让结果变量来规定原因变量是不正确的（例如，对行动者X, 亲属关系是社会资本，因为它们为X获得一份好工作提供了渠道；对行动者Y, 亲属关系不是社会资本，因为它们没有为Y获得一份好工作提供渠道）。作为假设的因果关系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家庭特征可以影响建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同机会），这需要在一个更精致的理论中详细地说明。如果条件因素变成了主要概念的定义的一部分，这个理论将会很繁琐。事实上，人们会怀疑，对每一种情况都可以很好地预测的理论是否存在。

可能因为科尔曼认定社会资本与它的结果难以区分，也可能因为他认定社会资本可作为一种集体物品，因而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如信任、规范、准许、权威，诸如此类使科尔曼提出疑问：

“社会资本是否会像社会科学中的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那样，成为一个有用的定量概念，有待于观察；它当前的价值主要在于它对社会体系作定性分析，以及储能作为定量分析中的定性指标”（Coleman, 1990, pp.304-305）。

而且，这种困惑可能由于他对社会资本概念的扩展，超出了它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中的理论根基而造成的。对每一种个人情况都进行预测是其难以实现的理论地位。一旦这些问题得以解决或澄清，社会资本应该而且一定是可以度量的。

*本文选自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第二章，张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封面图源为viralgags.b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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