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弗曼 | 劳动和劳动力
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 1920.12.9-1976.8.2），美国马克思主义者、政治经济学家。17岁时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不久加入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954年参与创办《美国社会主义者》（The American Socialist），并任联合主编达五年之久，直到该杂志被禁止出版。1967年起担任《每月评论》出版社社长。其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是1974年出版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图源：resistir.info]
一切形式的生命，都是靠自然环境维持的，因此，都在从事活动，来占有自然产物以供自己使用。植物吸收水分、无机物和阳光；动物靠植物为生，或捕食其它动物。但是，利用自然界现成的资料不是劳动；劳动是一种活动，它能改变自然资料的状态，增进这些资料的有用性。鸟筑巢，水堰，蜘蛛结网，蜜蜂筑蜂房，白蚁筑窝，都可以说是劳动。因此，人类和其它动物共同在自然界进行活动，改变自然界状态，使其更适合人类需要。
然而，人类劳动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它同其它动物的劳动有相似之处，而在于它同其它动物的劳动有着截然不同的重大区别。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写道，“我们不谈最初的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己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丛这个目的。”
人的劳动是自觉的、有目的的，而其它动物的劳动是本能的。本能的活动是先天的，不是学来的，它是一受到特殊刺激就放出精力的一种相对固定不变的型式。如我们知道，已经做成半个虫茧的毛虫，会继续完成这个虫茧的下一半，即使前一半已被拿走，它也并不在乎。下面的引文更清楚地说明了本能劳动的情况：
南非的莺鸟，用柴草筑成复杂的鸟巢，鸟巢的底部都是用马鬃编织的，把一对莺鸟同它们的伙伴隔开，让它们在喀那利草丛里繁殖五代，并使它们得不到通常使用的筑巢材料。在第六代，它们仍然不自由，但是可以得到适当的材料，它们就能够筑一个巢，马鬃编织的部分也很完善。
与此不同，在人类劳动中，指挥机制是概念思维的能力；这种能力来自一种非常特殊的中枢神经系统。像人类学家指出的那样，类人猿的生理结构并非完全不适于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类人猿的手虽然比较粗糙，但还是一种相当好的器官，因为上下肢有对称的拇指，因此人们说，类人猿有四只手。但是人类优越的地方首先不在于双手，也不在于姿势。在人和类人猿各种生理区别中，人的大脑各部分的相对增大，尤其是大脑半球的前部和顶部的显著增大，是最为重要的，这使得人类能够进行事前已有概念、而不是受本能支配的劳动。正如奥克利所说的那样：“制造各种合乎标准的工具的人，在自己的头脑中一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劳动结果的形象。人类文化……就是这种概念思维能力的结果。
《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和重塑》（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是关于猿与猴的科学研究。唐娜·哈拉维（Donna J.Haraway）仔细研究了出版物、论文、通信以及灵长类研究考察和制度的历史，解释了现有社会关系起源的历史构建——种族、性别和阶级的自然化。
正如关于动物行为的试验所表明的那样，动物确实不是完全没有学习的能力，不是完全没有想出简单主意的能力，也不是完全没有解决简单问题的能力。因此，一个具有像蚯蚓一样的原始神经系统的动物，就能学会穿出一条曲径。黑猩猩受到刺激，能“发明”和制造工具，例如使用棍棒，以求得到吃的东西，或者把箱子掀起来取吃的东西。结果，某些人类学学家和生理学家得出结论说，人和非人动物的区别不是本质的区别，而是程度上的区别。但是为了目前的讨论，当程度上的区别大的像人类的学习和概念能力同适应性最强的其它动物之间那种差距时，这种区别可以适当地看作是本质上的区别。我们还可以补充说，通过各种巧妙的人类教导，无论促进了动物的什么样的学习能力，也没有证明有可能促进它们使用符号表达思想的能力，尤其是最高形式的表达思想的能力——发音清晰的语言。没有符号和语言，概念思维一定是不完全的，而且不能在集体当中自由传播，也不能传给后代。
没有连续性的经验，当然也不可能有文化。但是，什么样的连续性的经验是文化的先决条件呢？它不是来自通过模仿来交流经验的那种连续性，因为在猿类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连续性。显然，这是主观方面的连续性，而不是客观方面或明显的连续性，后一种连续性才是重要的。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符号，特别是文字形式的符号，提供了人类便用工具的经验的这种连续性要素。最后，正是人类使用工具的经验的这种连续性因素，使积累和进步，简而言之，使物质文明成为可能。
因此，作为有目的行动的劳动，是由智力指导的，是人类的特别产物。但是人类本身又是这种劳动的特别产物。马克思写道：“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恩格斯根据他那个时代的人类学知识，于1876年提出这样的理论：“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变成人的脑能。”他认为，“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他这篇论文，名为《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受到他那个时代的科学知识的限制，某些细节也许是不完全的、或者是错误的。例如，他的言外之意是，“猿类不发达的喉头”不足以发出说话的声音。然而，在人类学家看来，他的基本思想还是可取的，根据现代发现的和“类人猿”有关的石器情况来看，尤其是这样。舍伍德·L.沃什伯恩在一篇论工具和人类进化的文章中说：
在这些发现以前，普遍的看法是，人类进化到接近现在的构造状态，然后才发现工具和这些工具使之成为可能的新的生活方式。现在看来，类人猿早已学会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了。类人猿是一种会跑的动物，但还不会用两腿走路，脑髓也不比现在生存的猿类的脑髓大。由此可以断定，现代的人体构造一定是自然选择的变化的结果，这是和使用工具的生活方式同时出现的。……正是最简单的工具的成功，才使人类进化的整个趋势得以开始，并导致今天的文明。
所以，超越本能活动的劳动是创造人类的力量，又是人类用以创造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世界的力量。
已经出现和还可能出现的各种社会形态的可能性，归根结底，有赖于人类劳动的这种与众不同的特征。在它种动物中，职能的划分是由自然决定的，并带有本能遗传型的烙印；而人类则能够有变化无穷的种种职能，并且能够根据家庭、团体和社会任务来划分职能。在所有其它种属中，指导力量以及由此而来的活动、本能和实行，都是不可分的。根据一种生物学的冲动而结网的蜘蛛，不能把这一职能交给另一蜘蛛。这个蜘蛛进行这种活动，因为这是它的本性。然而，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他们在进化的早期可能有的任何本能式的劳动，早已萎缩了，或者早已淹没在各种形式之中。因此，人和动物不同，在人身上，劳动的动力和劳动本身的统一是不能破坏的。概念和实行的统一是可以分开的。概念必须先于实行，并且支配实行。但是一个人想出的生意，可以由另一个人去实行。劳动的动力仍然是人的意识。但是二者的统一在个别人身上会遭到破坏，而在团体里、在劳动场所、在公众当中，在整个社会里，会重新坚持下去。
最后，人类进行劳动的能力——马克思称为劳动力——绝不能同不是由人起作用的力量混为一谈，不论这种力量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人类劳动，无论是直接进行的或是蓄存于工具、机器这样的产品之中，或者蓄存养驯了的动物身上的，都是人类对付自然的唯一手段。因此，对于社会的人来说，劳动力是一种特殊范畴，同其它任何范畴没有连系，而且不能交换，这仅仅是团为它是人的东西。只有是他人劳动的主人的人，为了完成一项工作，才会把劳动力和其它力量混淆起来，因为对他说来，使他的机器转动的蒸汽、马匹、水或人力，都被看作同等的东西，都被看作“生产要素”。对于安排自身劳动的各个人（或安排自己劳动的团体）来说，使用劳动力和使用其它力量的区别，乃是整个“经济”的关键性区别。从整体种属的观点来看，这种区别也是关键性的区别，因为每个人都是团体、社会和某种属的总劳动力的部分占有者。
正是这种考虑形成了劳动价值理论的出发点，而这种理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完全可以置之不理的，因为他们关心的不是社会关系，而是价格关系，不是劳动，而是生产，不是全人类的观点，而是资产阶级的观点。
人类劳动摆脱了由动物本能支配的刻板轨道，变成了不确定的东西。此后，它的种种确定形式，并不是生物学的产物，而是工具和社会关系、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产物。我们讨论的问题，不是“一般的”劳动，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各种形式的劳动。
资本主义生产需要交换关系，需要商品和货币，但是资本主义的特征是买卖劳动力。为此目的，整个社会普遍存在三种基本情况。首先，工人脱离了进行生产的手段，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有机会接近生产手段。其次，工人摆脱了农奴制或奴隶制那样的妨碍他们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法律束缚。第三，雇用工人是为了扩大雇主的资本，雇主从而起了资本家的作用。所以，劳动过程是从有了一项规定工人出卖劳动力和雇主购买劳动力条件的契约时开始的。
注意这种现象的历史特点，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在古代就有了劳动力的买卖，但是在十四世纪以前，真正的工资工人阶级还没有开始在欧洲形成，而且在十八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商品生产，不同于商业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只是交换前期各生产方式的剩余产品）兴起以前，数量并不很大。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占优势，不过一个多世纪，而且只是在为数不多的国家里。在美国，十九世纪初叶大约有五分之四的人口不是受雇于人的。到1870年，这个比数已经下降到三分之一左右；到1940年，下降到不超过五分之一；到1970年，只有十分之一左右的人口不是受雇于人的。所以，我们论述的是一种最新近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在一些国家里取得优势的迅速程度，着重说明能把一切其它形式的劳动变成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经济趋势的特殊力量。
《摩登时代》（Modern Times），是查理·卓别林（Charles Chaplin）导演并主演的一部经典喜剧电影，于1936年上映。故事发生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时期，工人查理（卓别林饰）在工厂干活、发疯、进入精神病院。[图源：star.xiziwang.net]
工人缔结雇用合同，因为社会状况使得工人没有其它谋生之路。另一方而，雇主占有一定数量的资本，而且力求加以扩大；雇主为了扩大资本，把一部分资本变为工资。劳动过程就这样开始了。这个过程，一般说来就是创造使用价值的过程，然而同时也是扩大资本——创造利润的过程。令从这个论点出发，要是单纯从技术观点把劳动过程仅仅看作一种劳动方式，那就过于轻率了。此外，劳动过程已经成为资本积累过程。而且，正是后者在资本家的思想和活动中占有支配地位，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落入了资本家的手里。所以在下述每个问题上，我们都要考虑资本积累是怎样支配和塑造劳动过程的。
劳动和整个生命过程、身体机能一样，是人类个人不能转让的财产。体力和脑力不能从占有者的身上分离出来。无论代价如何，人不能把自己的工作能力让与他人，正如一个人不能替另一个人吃饭、睡觉和进行性交一样。因此，在交换中，工人并没有把自己的工作能力交给资本家。工人保有工作能力，资本家只有靠使工人进行劳动才能在这笔交易中得到好处，当然，不言而喻，劳动的有用成果或产品是属于资本家的。然而，工人出卖的和资本家购买的，并不是双方同意的劳动量，而是双方同意的时期内的劳动力。劳动是一种不能转让的体力功能和智力功能；劳动不能购买，必需购买劳动力从事劳动，这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必须进行更细致的研究。
当一位老板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一头驮兽为他服务时，他能做的只不过是把力量和持久性这类自然能力纳入有用的途径而已。当这位老板用蜜蜂生产蜂蜜，用蚕生产蚕丝，在酒类发酵中利用细菌，或者用羊来生长羊毛时，他只能把这些生物的本能活动或生物学的功能变成对他有利的东西。巴贝奇举出一个极好的例子：
一种最特别的制品……一是一位幕尼黑主任工程师设计的。这种制品由花边和带有空隙图案的薄膜构成，完全是由一些毛虫作成的。下面就是这位工程师采用的制作方法，他把植物叶子做成糊状物，这种叶子是他所利用的那种毛虫经常吃的东西。他把这种糊状物薄薄地摊在一块石头上，或其它扁平的物体上。然后，他用一支在橄榄油里浸过的骆驼毛画笔在糊状物的表层画上他希望毛虫留出空隙的图案。接着，他把石头放在倾斜的位置上，把一些毛虫放在底端，这是经过挑选的一种会结韧网的毛虫。这些毛虫开始在底端吃这种糊状物，并且在吃过的地方结网，一直到达顶端，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橄榄油接触过的每一部分，但是吃掉了除此以外的所有糊状物。这些薄膜极其明亮，而且结实地连在一起，实在令人惊讶。
虽然这位主任工程师独出心裁，但是整个过程显然受到毛虫的能力和癖性的制约；一切使用非人类劳动的方式都是如此。这就是说，凡是使用非人类劳动，用主必须忍受给他服务的东西的一定的自然限制。因而，在他获得动物劳动力的同时，也获得了动物的劳动，因为这二者虽然在理论上有区别，但在实际上多少是一致的，最巧妙的设计，也只能从动物的劳动中得到变化很小的实际劳动。
另一方面，人类劳动能够从事范围广泛的生产活动，因为人类劳动是由社会和文化发展出来的认识能力指导的。存在于人类劳动力潜力之中的各种能动的劳动过程，在类型、表现方式等等方面是如此多种多样，所以尽管它们有各种实际目的，它们也可以说是变化无穷的；面当新的劳动方式能够很容易地以比它们能够得到利用更快的速度发明出来时，就尤其如此。资本家在人类劳动的这种无限适应性中找到了扩大资本的基本资源。
大家知道，人类劳动能够生产超出它自身消费的东西；这种“剩余劳动”的能力，往往被看作人类的或人类劳动的特殊而神秘的天资。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只不过是由于把劳动时间延长到超出劳动再生产自身的时限；换句话说，就是延长到超出劳动生产自身的生活资料或其等价物的时限。这种时间随着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以及不断变化的“维持生活”的各种需要而变化，但是就任何特定情况来说，这种时间都是一定的持续时间。因此，劳动力再生产自身之后，为资本家生产的这种“特殊”能力，只不过是由于在它本来能够停止的时限之外延长劳动时间。一头公牛也会有这种能力，如果通过训练和强迫使它坚持碾磨劳动，它也会碾磨出比它所要吃掉的更多的谷物。
因此，人类劳动力的特殊能力并不是生产剩余的能力，而是它的有理智的和有目的的性质，这种性质给人类劳动力以无限的适应性，并造成扩大人类劳动力自身生产力的社会条件和文化条件，从而人类劳动力的剩余产品会不断增多。从资本家的观点看来，这种社会上的人的多方面的潜力，就是他赖以扩大自己资本的基础。因此，当资本家使他买得的劳动力作为劳动进行工作时，他采用种种手段来增加劳动力的产量。资本家利用的手段也许不同——从资本主义初期把尽可能长的劳动日强加给工人，到使用生产效率最高的劳动工具和最大的劳动强度——但是这些手段的目的始终在于从劳动力面有潜力中获得劳动的最大的有效成果，因为正是这种有效成果会给他产生最大的剩余，从而产生最大的利润。
然而，假如资本家是依靠人类劳动力的这种特殊性质和潜力，那么也是这种性质，由于它很不确定，向资本家提出了最大的挑战和问题。劳动这种东西像铸币一样有其正反两个方面：资本家在购买能做许多事情的劳动力的同时，也买得了很不确定的质和量。他所买的东西的潜力是无限的，但是实现这种潜力时却受到工人的主观情绪、工人以往的历史、工人工作的一般社会条件、企业的特殊条件，以及工人劳动的技术环境等等方面的限制。实际进行的劳动，将受这些因素和许多其它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劳动过程的组织和对劳动的种种监督形式。
因为劳动过程的技术特征现在受资本家带来的社会特征——即新的生产关系——的支配，所以这种说法就更加确切了。工人被迫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别人后，在劳动过程中也就放弃了自己的利益，这种利益现在己被“转让”。劳动过程已经成了资本家的职责。在这种对抗性生产关系的情况下，实现资本家所购买的劳动力的“充分有用性”的问题，由于人们在利益上的对立而变得尖锐化了。一方面是这样一些人，劳动过程是为了他们的目的进行的；另一方面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进行劳动过程。
因此，资本家购买房屋、原料、工具和机器时，他就能精确估计这些东西在劳动过程中的地位。他知道，他的某些支出将会转移到每个单位产品上去：他的计算惯例，是把这些支出划入成本或拆旧。但是，当他购买劳动时间时，其结果还不是如此肯定、如此明确，以致能在事先用这种方法精确地加以计算。这仅表现了这样的事实：他用于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是“可变”部分，在生产过程中是会增加的，对他来说，问题是增加多少。
因此，对资本家说来，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从工人手里转移到自己手里，就是非常必要的了。这种过渡在历史上表现为生产过程的进步性转让——从工人那里转让给资本家。这就出现了管理问题。
*本文节选自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第一章，方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封面图源为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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