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佩嘉 | 跨国灰姑娘
蓝佩嘉，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国立台湾大学社会系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院亚洲社会比较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包括：跨国迁移、工作与家庭、质性研究方法与性别、种族、阶级不平等。曾担任纽约大学富布赖特访问学者、哈佛-燕京学社拉德克利夫访问学者。
博士班的最后半年，我替一对出国休假的美国教授看顾他们的猫和公寓。和我先前位于芝加哥市区的杂乱小窝相比，他们坐落在幽静郊区的宽敞公寓，为我这个坐困论文愁城的穷学生提供了奢华的堡垒。他们的信箱里常收到清洁工的传单，上面印着“负责任的清洁工、弹性安排、合理收费、我们是白人”的字眼。有几次我工作到一半，抬头看见窗外，喷着Dial-a-Maid的清洁公司字样的休旅车停在对街，等着接送几位刚做完打扫工作的钟点女佣。我不时在楼梯间碰到两位清理楼下邻居房子的东欧女佣，当我写作分心之际，若是凝神倾听，可以在楼下的吸尘器噪音之余，听见她们用母语在说说笑笑。
教授屋主在他们即将返国前，安排了一位钟点女佣来清理房子。由于是他们买单，我没立场拒绝，况且，老实说，有人可以帮忙打扫这间宽敞公寓，我也感到如释重负。虽然我在田野期间认识了许多家务移工，我个人从未处于雇主的位置，这次，我几乎是个准雇主，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让人期待，也心生焦虑的新奇经验。
那一天到了。我在冰箱里准备了冰水和果汁，也在厨房桌上摆放水果和点心，好让清洁工可以小憩休息。虽然中介公司说那位清洁工有钥匙可以自己进屋，我还是想跟她说声“嗨”，聊一聊，好让她的服务不是一种冷冰冰的劳动。门铃响了，一位四十出头的女性站在门口，看来像是波兰人，我紧张地简短介绍了自己，然后请问她的名字。她露出困惑的表情，摇摇头，只说了一句话：“No speak English.（不说英文。）”她抛给我一个短暂的微笑，然后迅速走进厨房，开始工作。显然，她已经清理过这间公寓许多次，她比我更清楚各项清洁用品与工具放在哪里。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狼狈的士兵，在一场追求社会平等的战役中落荒而逃，尽管，战场上并没有出现阶级的敌人。我撤退回房，关上门，试着写些东西。然而，当我听到她在清理我十分钟前才坐过的马桶，我勉力维持的若无其事瞬间瓦解。我快速合上笔记电脑，冲到附近的咖啡店。喝了一杯又一杯的咖啡，我在那里待了几个小时、迟迟不敢离开，直到天色已黑，我放心确定清洁工已经离开了我的“家”。
在全世界的许多城市里，女性移工都是主要的家务服务提供商，她们可能是移居芝加哥的波兰人、洛杉矶的墨西哥人、纽约的牙买加人、巴塞罗那的摩洛哥人、科威特的斯里兰卡人、多伦多的菲律宾人，以及台北的印尼移工。在跨越地理疆界之后，这些跨国灰姑娘们发现她们入住在一个吊诡的处境中：与雇主的物理距离亲密，但社会距离遥远，而她们的照顾工作，既是爱的劳动，也是金钱的交换。移工在家庭中的出现，也引发雇主的双重焦虑：家，这个社会普遍认为是庇护人们远离混乱公领域的甜蜜私人巢穴，现在却成为一处执行纪律与部署监视的职场；劳雇之间的文化藩篱和权利不平等直逼眼前，让人难以视而不见。本书探究台湾雇主和东南亚移工——就如同芝加哥的我与那位波兰裔清洁工——如何在家庭里和世界上，协商彼此之间不可见却鲜明区隔的界线。
GlobalCinderellas: Migrant Domestics and Newly Rich Employers in Taiwan即《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
2006版书影。
一、愈全球，愈分化
客工的长期造访不仅改变了地主国的环境地景，也创造了许多实质与虚拟的跨国空间。台湾的大城市中都已发展出移工聚落，经由资本的流动、资讯及科技的网络促成跨国连带的维系。移工可以利用合法管道或私人快递服务，跨洋传送现金与包裹；他们在台湾买的各式电器用品，现可以在母国得到维修保证。电子媒体与移工大众的结合，已创造出各种不同形式的想象国度或虚拟社群（Appadurai 1996）。移工可以买杂志、上网或收看卫星电视来取得母国最即时的新闻消息及名人八卦，他们也将盗版的好莱坞电影、迪士尼卡通，甚至台湾流行歌手的MV当做礼物，递送给家乡的亲朋好友。网络与手机等日常科技更帮助他们得以跨越地理距离来维系情感、发展浪漫关系。
跨国主义学者驳斥“同化”的传统论点，强调有越来越多的移民维系着连结地主国与母国两地的家庭、经济、社会、宗教与政治连带，过着一种跨国度的生活（Basch et al.1994）。然而，另有些学者告诫我们不宜过早地庆祝国界的式微，也就是所谓的国家的“去疆界化”（de-territorialization）。虽然现今有许多人频繁地跨越国界，以“世界人”的尺度经营事业与生活，但他们的生命机遇仍受限于民族国家的制度规范，必须在不同国度之间转换成员身份（Zolberg 1991）。同时，“再疆界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趋势也在各地出现，当地社会往往基于族群差异的文化想象，而衍生对外来者的政治与社会排斥。
本书显示，跨国迁移的蓬勃发展并未减弱国家主权或国家领土的治理。以亚洲而言，不管是输出国还是输入国，都对国际迁移的外流或移入制定规范。在“有国界的全球市场”中流动的移工，受制于各种奠基于公民身份原则的法律与政治规范，他们的权利与生存因而被边缘化。跨国移民/工也会利用各种国族身份的制度管道，来增加他们在全球经济中的资源与机会。中上阶级的移民施展“弹性公民身份”的策略（Ong 1999）,借由持有多国护照来促进他们的跨国商业连带与社会生活。相反地，另一端的低阶移工则藉在母国申请多本护照来摆脱地主国政府的工作次数限制，以增加他们进入全球劳动市场的机会。
迁移不只是一个身体移动、社会位置变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主体认同重新形塑、展开多重自我版图的过程。人们虽然跨越了地理疆界，却往往跨不过国族及其他社会界线的无形藩离。移工的主体位置横越不同国度，却也因此常经历冲突的认同形构。虽然他们得到经济所得与母国地位的提升，却在地主国遭受种族歧视、受雇从事社会鄙夷的工作。人们穿越国界的行动，并未导致国与国之间不平等的消弭或缓和，反而时常更形巩固了沿着阶级、族群及性别界线而来的社会不平等。
我们活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但也越来越分化的世界。本书的论点挑战了一种常识性的观点：认为社会偏见纯然肇因于陌生以及缺乏接触。确实，国际迁移促成了不同国族群体间更频繁密切的互动接触，当代社会或许对外来人群与文化越来越习以为常，但这不表示多元文化地球村的幸福结局便指日可待，或是社会偏见及歧视就此消失无迹。相反地，跨越社会界线而来的接触经常引发了焦虑与不确定感，因而趋动人们想要重申秀异及区隔异己。家务移工与台湾雇主之间的相遇，宛如显微镜下的切片，彰显了地球村中的权力关系与认同政治。原本划归于亲密领域的家庭，成为一处再制全球不平等及社会界线的角力场。
二、界线的模糊与不连续
透过界线的划定，我们得以为周遭环境赋予意义，并定位我们是谁。如Stuart Hall（1 997: 47-48）所言：
“认同总是透过暧昧而架构起来，总是透过分隔（splitting）来建构。分隔了谁是自身，而谁属他者。”
社会界线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这些心智框架有真实的存在；相反地，正是因为社会意义其实是流动、多面向的，而经验世界其实是由差异的连续分布，而非截然区分所构成。根据Eviatar Zerubavel（1991）,这样的结构上的暧昧模糊，往往让人们感到焦虑，因而衍生了各式与污染有关的禁忌以及各种以排他为原则的分类范畴，它们帮助人们维持了分类秩序在心智层次上的“纯净”，以及社会建构出来的“不连续性”。
家务移工与台湾新富雇主之间的聘雇关系，揭露了以下四种暧昧情境：家务劳动的女性化、外籍劳工的种族化、阶级形构的国族框架，以及家（home）与家庭 （family）之间的断裂。为了因应这些暧昧处境，移工与雇主的跨国交会中至少衍生了四种划界实作，包括性别、阶级、族群/国籍、家/家庭等界线的复杂缔连。
这些社会界线不只是我们用来划分人我之间的认知分类，它们更是一种制度分类，社会资源沿此被不均地分配。我强调的划界工作，则是再制或者挑战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日常实作。人们跨越地理国界与族群界线的行动，搅乱了政治身份与社会分类的既定架构，并干预既有地位阶层的维持。在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中，公民与移民、雇主与帮佣、男人与女人，透过划界的互动实作，持续模塑、强化，或者修正、重构社会差异与区分。
女佣或女主人？家务劳动的连续性
女佣与女主人之间的对立，戳破了女性主义者对四海一家姐妹情谊的浪漫想象。为了提供一个新的概念视角来辨别女人之间的同与异，我提出“家务劳动的连续性”（the continuity of domestic labor）的概念，来描述女人如何在家务劳动的父权分工下面对类似的结构压迫，同时，又因为她们的阶级、族群与国家的差异位置，而有不同形态的局限与能动性。
台湾雇主与家务移工都在跟父权讨价还价，但要如何在性别、亲族与市场等三个机制间分派、转包再生产劳动，她们采取的策略大不相同。台湾女性将她们为人妻、为人母的部分责任外包给市场，以回避要求丈夫分担家务时所衍生的婚姻冲突。女性移工则利用家务工作女性化的利基，来换取全球劳动市场上较高的薪资，成为跨国家庭中主要的养家者。台湾媳妇善用家务聘雇来抵抗三代同堂的居住传统，并以此逃脱侍奉公婆的孝媳义务。相反地，女性移工在海外担任雇主家庭的虚拟亲人之际，却需要倚靠母国的亲属来照顾留在家乡的小孩，以维系两地分隔的家庭。
书中插图：“东爪哇村一位女性移工的丈夫正在照顾小孩”，蓝佩嘉摄。
家务工作是建构性别界线的一个重要场域：相对于男人要养家的规范形象，家务与母职形塑了妇职的核心内容。即便在现实生活中，多数女人已跳脱了传统二分的性别分工，不论出于自愿或无奈，成为全职的职业妇女。然而，如本书章节所描绘，与家务劳动相关的性别意识形态仍深刻影响着这些女人的生活感受与自我认同，不管她们是亲自从事家务、或监督其他女性代理皆然。
台湾的中产阶级女性幸赖家务帮手的雇用，才得以像男性一样全心投入职场事业。即便家务劳动可以市场外包，家务生活仍深受性别规范约束。女雇主倚赖家务移工的“影子工作”，来完成她们身为妻子、母亲与媳妇的责任，但她们同时也备感焦虑，深怕自己的地位被另一个女人取代。基于此，女雇主试图在女主人与女佣之间划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以确保自身符合特定阶级与族群的妇职形象。她们的日常划界工作，如烹任及母职的阶层分工，旨在标示出妻子与女佣、母亲与保姆之间的差异。女主人想要女佣维持家里的清洁，而非掌管家庭的秩序；她们邀请移工保姆成为母职的伙伴，但不能威胁她们作为母亲的地位。
位居阶级与族群光谱尾端的另一群女性，则透过实作与叙事，倾向让女佣/女主人的界线变得可流动与穿透。女性移工借由成为养家者，跨越了性别界线。有些人认为自己跟上班的女雇主差不多，同是为了追求改善家庭福祉而出外工作的职业妇女，只是她们离家更远。有些人强调自已离乡工作正是为了克尽母职，她们扩展母职的定义，把赚钱养家视为一种爱护小孩的作为。同时，她们也努力做一个“好妈妈”，无论是超越空间阻隔照顾子女，或是在雇主家扮演好代理母亲的角色。有些移工不只宣称自己跟女雇主的际运有类似之处，她们甚至认为自己是比女雇主更好的母亲。甚者，有些单身女性移工更用实质行动跨越女佣/女主人的界线，透过嫁给她们的海外雇主，实现灰姑娘的“上嫁”之梦，希望如此一来能从赚薪水的帮佣，升格为提供无酬劳动的爱妻。
阶层化的他者：移工的种族化
谁是“外劳”？本书提醒读者不要轻易地把外籍劳工视为一个固定的人口群体，而要进一步考察“外劳”作为一个相对于台湾公民、与其他外国人的社会范畴，是如何被建构为一个种族化他者。我视种族化（racialization）为一个将他者阶层化的多层次过程。 在台湾的外国人，由于族群与国籍等位置的差异，被连接的文化意象也有阶层差别。要理解外籍移工的种族化，我们必须同时分析与其他的划界过程的连结，包括国族界线的划分、私密家务生活的捍卫，以及劳动市场的阶层分化等。
移民政策以及公民身份的规范，体现了一个国家对成员身份的特定看法，这样的身份也与阶级、族群等分类息息相关。政府在管制穿越国界的流动人群的同时，也正致力于打造国族的工程。台湾地区政府招募东南亚移工，却对中国移工紧闭门户，是为了确保族群界线的可见性，以及提升它在东南亚国家间的外交影响力。就像其他亚洲地主国一样，台湾地区政府对白领与蓝领外来者并未一视同仁：前者被赋予居留与归化的权利，但后者不仅无法取得永久居留权，还需受到层层监控。契约移工作为欲求的劳动力而得以进入国家的地理疆界，但却被拒绝转化为公民，被排除在国家的象征性界线之外。
族群界线的划分也在私领域的家庭生活中浮现，但雇主的划界工作有着与国家不同的考虑。为了实现私密家庭生活的理想形象，雇主致力于维持家庭秩序和捍卫私人地盘。他们严加规范移工可以进入的家庭空间，以巩固“肮脏”的外人与“纯净”的家人之间的界线。他们也试图控制移工的行踪及人际网络，以隔绝家户外面的“污染”，包括男性移工的诱惑以及移工团体的政治动员。此外，外籍女佣的种族化，也与女雇主的性别焦虑息息相关。为了在家务移工面前捍卫自己身为妻子与母亲的地位，女雇主常挪用刻板印象来放大族群差异，也因此在家庭生活中，特别是在教育孩子时，再制了种族主义与阶级特权。
人力中介业者也在移工身上套用依国籍别而有差异的刻板印象，以建立一个阶层化的移工劳动市场。他们将印尼女人标榜为“传统的他者”（the traditional other）,相较于来自菲律宾的“西化的他者”（the Westernized other）,前者是更顺从、理想的仆人。他们也透过招募过程寻找所欲求的移工特质，以及训练改造她们的身体与心理，来将这些论述付诸实现。这些中介业者细心地选择招募地点与来源，以觅得被地方网络监控的乡下“温驯”女孩。在经过一个月的强制职前训练后，他们声称已将野蛮人“道德化”与“文明化”，且让她们已能适应台湾家庭的“现代”生活风格。此外，他们也透过“合宜”的服装、发型与礼仪管理，将女性移工调教为去女性化的、有纪律的女仆，以顺应未来雇主的目光。
书中插图：“《妇女》杂志的女佣广告”，张毓芬提供。
劳力中介业者的营销策略，形塑了移工之间的竞争关系，同时也阻碍了不同国籍的移工之间的串联结盟。菲律宾及印尼移工常认为自己比其他移工族群更为优越，因而再制了种族歧视的论述。结果是，他们将刻板印象及规训强加在自己身上，并视自己的身体为国家领土的延伸，受到道德边界的严密保护。这些论述虽然有效地镇压了家务移工，但它们也同时成为激发移工能动性的资源（Pratt 1999）。举例而言，女性移工可能会善加利用她们深受贫穷所苦的形象，来正当化她们向雇主索取礼物与好处的行为。她们也可能发展出对抗论述（counter-discourse）,来破坏主流论述的一致性以及权力关系的运作。简而言之，女性移工试图在“阶层化的他者”的论述地图中，协商出自身的主体位置，结果是抵抗、也巩固了附加在自身上的控制形象。
跨国划阶级、在地做阶级
当我们讨论阶级时，经常预设了单一国家或社会的架构，但对跨国移工而言，他们的阶级定位跨越了多个社会，不只局限在单一国度内。我以“跨国阶级划界” （transnational class mapping）的概念来描述全球化脉络下复杂的阶级形构。当阶级形构过程发生在横越不同文化的跨国空间时，阶级与国族的缝合、缔连出现在两个主要的层次。第一个是结构层次上的阶级定位（class positioning）。全球化不仅打开了资本与劳动力的在地市场，也助长工作与婚姻迁移的现象。在这些生产关系与再生产关系中，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与文化资源上的不平等，被转换为迁移主体的经济或文化资本，也决定了他/她的阶级位置的高低。
台湾新富雇主与菲律宾中产阶级移工以不同的方向进行阶级流动，这是两个原生国之间的经济发展落差所造成的结果。借由消费进口商品、海外旅游及外籍劳动力，台湾雇主在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之上建立了个人的都会生活风格。相反地，大学毕业的菲律宾移工却在不景气的母国面临薪资贬值及失业威胁，因而远赴海外寻求更高的薪资，但以外籍女佣身份工作的她们，却必须经历职业地位的向下流动。
两者的跨国连结形成了一个阶级理论中的异例：奠基于经济资本所有权的阶级支配不必然符合文化资本的禀赋，在这里指的是教育文凭以及英文的语言资本。跨国空间中的阶级位置与认同是多重决定的。阶级界线不只建立在经济资源的差距与支配上，也有赖文化正当性的象征斗争，其中，语言成为一个关键性的元素。不论是实际参与跨国迁移的菲律宾移工，或是进行跨国界消费的台湾雇主，都试图借由全球化的脉络来促成多重资本的积累与转换，也透过英语这个跨国文化资本来进行在地权力关系的协商与斗争。台湾的新富雇主投注大量金钱在孩子的教育与英语学习上，期待能够帮助他们在国际化的未来取得竞争优势。曾被美国殖民而拥有英文语言资本的菲律宾移工，因此取得全球移工市场上的优势，在面对教育程度较低的台湾雇主时，他们也因而拥有某些议价权力，但他们的人力资本仍因原生国之故而不受地主国的认可（“第三国家的野鸡大学”、“不正统的英文”）。
以上讨论带领我们进入“跨国阶级划界”的第二个层次，也就是阶级变成（class becoming）的过程。虽然阶级定位是在全球的层次上运作，然而，“做阶级”的互动实作，仍需透过在地的生活空间与文化资源来进行协商与斗争。台湾的雇主在面对移工雇员时，会借由将国家的不平等转化为种族化差异，来建立自身的阶级优越感。中产阶级的雇主则会试图淡化聘雇关系中的社会不平等，以此彰显自身是拥有自由政治立场的全球公民。有些菲律宾移工会突显自己在母国的背景，借此建立和雇主相仿的地位，但有些移工选择隐藏过往经历，以避免损及雇主权威。有些移工也会把英语当做一种象征性的抵抗工具，但其他移工则忽略雇主的文法错误，以执行谦卑表演。
国际迁移创造出多重的主体位置，让位居其中的个人得以在跨越多重国度的生活里协商阶级界线的持续性与可变性。家务移工宛如跨国灰姑娘般，在地主国过着双重生活：她们在雇主家中是受到层层规范束缚的女仆，但一到假日便摇身一变成追逐时尚的消费者；她们在前台进行谦卑表演，却在后台讪笑台湾雇主的英语。在移工的跨国生活中，还存有另一种前/后台之分：虽然她们在地主国中的地位是向下流动的，但回到母国后，她们可借由表现物质收益来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有些海外女佣甚至还是“遥控的女主人”，在家乡雇有当地的女佣。返乡的移工在家人与邻居面前绝口不谈海外经历的黑暗面，只展示她们宛如快乐观光客的相片，并如归国英雄般滔滔说着她们成功的故事。
书中插图：“在公园野餐的印尼女性移工”，蓝佩嘉摄。
屋檐下的全球化：何以为“家”？
全球化不只出现在加工出口区或国际贸易市场中，全球化也发生在我们的厨房与客厅里。生存在富裕国家里的家庭与个人，其食衣住行多仰赖各种明显或隐晦的全球劳力外包。 来自边陲经济国的廉价劳动力，不仅在当地的田地、农场里种植、处理各式便宜的农产品，也在卫星工厂中制造成衣、加工食物半成品，以及生产轻薄短小的家电用品。这些产品的外销帮助消费者，大幅降低其家务工作的劳力密集程度。更具体的劳动外包，则是利用劳动力的跨国出口，成为薪资低廉的女佣与看护，为富裕国家的雇主接手家务与照顾劳动的重担。
同样置身于屋檐下的全球化，台湾雇主与家务移工面临不同的两难困境，并发展出不同的空间划界模式来建构“家”与“家庭”。当家变成一处跨国接触的场域时，台湾雇主建构出多层次的家庭界线来因应与移工的近距离接触，并且捍卫家的领土。他们既想将移工纳为家庭成员，但又试图根据市场原则来遂行劳动控制。为了确保孩子能受到最好的照顾，他们把移工比拟为家庭成员或代理亲人，但同时也担虑移工的照顾质量与品性道德。他们想与移工建立情感关系，以舒缓自身的阶级罪恶感，但又没时间或不愿意负担这些额外的情绪工作，并且不想让家庭隐私受到侵犯。
全球化也让移工经历了作为亲密圈的“家庭”与作为实际住所的“家”的断裂状况。身为雇主的代理亲人，移工必须与自己的家人分住两地，尽管她们未能在每日的家务生活中具体现身，她们仍可维系跨国的家庭连带。透过商品、资讯、电话与短信的跨国流动，移工母亲以“跨国持家”的实作，扮演遥控主妇与远方母亲的角色。单身的女性移工试图在流离的异乡生活中，透过女性朋友与同志伴侣建立另类的家庭连带，或者，透过笔友俱乐部或网路交友来寻找伴侣，以克服空间限制，建立属于自己的婚姻家庭。她们的海外旅程时常成为一个多国迁移的循环历程，经历不同的地主国、相异的迁移路径（工作或结婚），以及多重形式的跨国家庭。
在地主国充满歧视与排除的公共空间里，移工也努力地通过培力与集结，试图在异乡营造“家”的虚拟社群。尽管多数时间被束缚在雇主家中，移工借由手机建立无远弗届的人际网络。既然在周间工作时无法享有充分的隐私空间，她们便利用周日外出时把“公共”空间转化为私人领域与后台。虽然只身在台湾，她们仰赖同乡的跨国网络与经营店家，取得来自母国的食物与商品，用鸭仔蛋、青木瓜、鱼露和沙嗲，重新营造家乡的生活风格。慢慢地，她们发展出移工网络及公共社群，将漂泊的异乡地转化为短期的避风港。
三、行动方向与政策建议
不论是台湾女雇主，或是来自印尼、菲律宾等世界各地的女人，其实都陷在一个类似的困境中：再生产劳动的私有化。也就是说，家庭成员的福祉照顾，高度仰赖亲人提供的无酬劳动，而其中具有社会优势的家庭，则可利用市场雇用的方式寻求外包。这种私有化（透过家庭或市场的机制）的制度安排，助长了家务劳动的女性化与道德化。“女人的天职”、“爱的劳动”等社会迷思，强化了女性身为人妻、人母的焦虑，并且低估了女人作为劳动者的技术与贡献。
招募家务移工是一项延续、强化照顾私有化的政策。这个政策放任国家与丈夫的缺席，持续将家务与照顾工作定义为女人的天职与家庭的责任，差别仅在于如今是由另一位女性来从事这份工作，而家庭的责任变成了确保购买服务的质量。在台湾及其他东亚国家，家庭被认为是保护家庭成员的经济与社会福祉的首要单位，大部分的政府都未建立完整的公共福利规划。立法者鼓励三代同堂的居住方式，歌颂其作为一种提供孩童和老人照顾的传统安排。这种“美满大家庭”的浪漫形象，模糊掩饰了其后的性别与代间的权力不平等。当照顾的私有化与父系家庭的传统相连结时，更加强化了女性在父权家庭中的附属地位。
书中插图：“在训练中心的移工学员”，蓝佩嘉摄。
与雇主同住的东南亚移工，帮助许多在台湾、香港与新加坡的华人家庭，得以维持与年迈父母同住、提供孩童居家照顾的“理想”安排。借由聘雇移工担任孩子的代理母亲、以及老人的虚拟亲人，雇主得以减轻她们离子外出工作的母职罪恶感，以及避免把公婆送去养老院而引起的不孝污名。全球化与国际迁移提供了一个便宜的解决策略，让雇主得以兼顾在地的家庭伦理与孝道规范。讽刺的是，地主国的“甜蜜大家庭”的悠扬乐章，必须仰赖的伴奏是移工与家人长期分离的低调哀歌。
Bridget Anderson（2000:190）在欧洲也观察到类似的现象：“为了要跟男人一样参与［劳动市场］，女人必须有像妻子一样提供弹性的劳工。”幸赖有家务移工提供的弹性劳动力，欧洲的中产阶级女性方能和男性一样：获得进入公领域的平等机会。其中隐含的另一个吊诡之处是：女人必须仰赖被剥夺公民身份与权利的外籍劳工，来帮助她们充分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工作权与经济权）。
亚洲政府也依循相似的逻辑引入家务移工，以私有化的“福利外劳”方案，解决照顾劳动的短缺，并借此将女性公民推入劳动市场，作为促进国家发展的策略之一。国家的外劳政策，特别是“客工”计划，把移工定位为用完就丢的商品以及短暂居留的过客。透过时间上的过渡性、空间上的固着性（不得更换雇主与工作地点）这两条治理轴线，台湾的政治与法令体制将蓝领移工定位成一个“无权利的阶级”（Walzer 1983）,不仅缺乏政治权与公民权，也被剥夺在劳动力市场中自由流动的经济权，而成为人身从属于契约雇主的“奴工”。
照顾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如何让女人不再为难女人，而是女人相挺？要寻求女佣与女主人之间的合作与结盟，我们必须视再生产劳动是一种公共责任及一份专业工作。
首先，我们要挑战公/私的二元区分，鼓吹照顾的公共化，意即，照顾应被视为是一种公民的基本权利、一种充分实现公民身份的必要元素（Tronto 1993）。换言之，当公民需要照顾时，应被国家保障管道，取得质量适切的照顾。政府应以小区为基础，提供大众能负担的照护机构，并建立年金、儿童津贴等普遍主义的福利给付制度，同时，进行符合阶级重分配、社会正义的累进税制改革。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中，照顾被视为社会与小区的集体责任和公众参与（civic engagement）,而不只是家庭或女人的职责，或被贬值为弱势劳工的低贱工作。
丹麦、爱尔兰、英国等国家有所谓“照顾者津贴”的制度，由国家利用税收重分配及社会安全制度的总体设计，来支付照顾者（不论是家人或是非家人）的薪资。美国加州也有“居家支待服务”（In-home Support Services, 简称IHSS）的制度，提供低收入老人时数不一的看护照顾服务。这样的制度，透过国家补助，一方面，确认了照顾工作的劳动价值，避免家庭照顾者的无酬剥削，另一方面，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雇主变成政府而非被照顾者，照顾工作者因此可以透过集体的方式，向国家争取劳动条件的合理调整。加州地区的监护工，便加入了服务雇员国际工会（SEIU），成功地向地方政府争取 到加薪以及健康保险。在这样的政策与行动脉络中，被照顾者与照顾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直接对立的劳雇关系，而是相互结盟，共同争取照顾者的劳动权益，也同时确保了照顾的质量。
台湾地区政府自1996年以来开始推动的长期照护政策，便具有照顾公共化的精神。因应人口老化的趋势，长期照顾政策以居家小区照护、长期照护机构等方式，逐步建立老人照护的网络。但在预算有限、法令不足的状况下，台湾的长期照顾政策的推动仍有一段长路要走。值得注意的是，长期照顾政策的设计中几乎完全没有考量到外籍监护工的角色。我们面对的现实是，由于薪资与工时上的落差，长期照顾计划在可见的未来不可能完全取代外劳。在这样的状况下，与其批评外籍监护工是推动长期照顾计划的障碍，政府更应积极保障移工的劳动条件，让台湾雇主感到外劳不是如此“好用”（薪资低且容易控制），而愿意雇用本劳（王增勇 2007）。
照顾工作要求的不只是体力的负荷，更需要高度的细心与耐心，特别当被照顾者处于瘫痪失能的状况。目前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开放让照护失能家庭申请“喘息服务”，一年有若干天可以得到委托机构提供的暂时性照顾服务，以纾解长期照顾者的身心压力。此政策虽然规模有限，但展现了照顾公共化的主旨，可惜的是，这项补助排除了已雇用外籍看护工的家庭。2003年发生刘侠女士被其雇用的印尼监护工推倒致死的不幸意外，突显出外籍监护工所承受的身心压力。移工团体近年来倡议开放使用外劳家庭可以申请政府补助的喘息服务，便是希望借此确保移工的休假喘息，以创造一个受照顾者与照顾者双赢结盟的环境。
家务与照顾是正式专业的工作
第二个行动的方向，是促进家务与照顾工作的正式化与专业化。如果雇主不将家务工作视为真正的工作，便倾向将不合理的要求强加在他们的代理人（而非受雇劳工）身上，进而忽略了雇佣关系中以合约规范的权利义务。如果有酬的家务服务不能得到适切的社会认可以及制度性的保障，个人化的雇佣关系（把帮佣比拟为家人一样）反而会在这些作为虚拟亲人的劳工身上，复制一种压迫性的阶层关系（如婆婆对待媳妇）。有些女性主义者期待全面废除家务服务，这样的想法毕竟有如乌托邦，较可行的策略是，提升家务与照顾工作的劳动条件，并维护劳动者的尊严与人性（Hondagneu-Sotelo 2001）。
家务工作专业化的行动议程，必须以制度法令规范的改变为基础，否则，专业主义的修辞徒然成为中介控制劳工的论述，强化劳动者的自我规训。在台湾和其他亚洲地主国，家务劳动者并不在劳动基准法的保护范围内。相较于正式部门聘用的移工（大部分是男性），劳动法律上的排除，更形强化了女性家务移工的边缘处境。这一点再度反应出家务工作的女性化与私有化的意识形态，在国家的眼中，外籍帮佣与监护工并不是服务国家经济的劳工，只是“家庭的附属品”（Huang and Yeoh 2003: 93）。
台湾国际劳工协会等团体所促成的“家事服务法推动联盟”（Promotion Alliance for the Household Service Act,简称PAHSA）便是一个重要的立法行动，将有助于家务与照顾工作的理性化与法制化。此外，彭婉如基金会长期以来以民间团体的力量，推动家事管理、老人居家陪伴、居家照顾等服务人员的培训，是一种由下而上推动家务与照顾工作专业化的初步工程。同时，基金会协助劳工与雇主进行工作内容与劳动条件的协议，并成立“小区服务人员职业工会”办理相关保险。该工会的成员目前仅限于参加基金会培训的人员，未来如何在家务与照顾等传统工会忽略的部门进行集结与组织，将是落实法律保护、促进劳工权益的必要梁柱。
保障移工的劳动人权
第三个行动方向，是保障移工的劳动人权。对于移工的人权侵犯，不能单纯归因于个别雇主或中介的不仁不义，而是政策体制导致的结构性压迫。对于移工的人权保障，也不只是透过抽象的修法或口号，而是与台湾公民一一特别是中介、雇主与本地劳工等群体——的具体利益与生活经验息息相关。身为台湾社会的一员，我们的袖手旁观无可避免地让我们成为这个系统性地压迫、歧视移工的体制的共犯。
2014年1月19日，因23岁印尼女佣艾维亚纳·苏里斯特亚宁斯遭到香港雇主虐待，数千名外籍佣工在香港举行游行。[图源：photos.caixin.com]
高额中介费是来台移工遭遇剥削的主要来源之一。有些外劳团体倡议全面废除中介制度，以国对国的方式进行直接雇用。虽然在概念上很理想，但执行上的行政成本甚高。我建议透过招募管道多元化来减低中介体制在外劳输入过程中的支配。超过一定人数的招募案件，劳委会应强制以国对国的方式进行雇用；至于小规模、家庭类外劳的雇用，尤其是同一人再雇用的状况下，劳委会则可透过简化申请程序、降低规费、提供中介平台等方式鼓励雇主办理直接雇用。
劳雇之间存在结构上的权力差距，但同时也有相互依赖的关系，如何让彼此之间不是对立，而是相挺，必须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劳动条件上。劳委会的现行政策，把蓝领外劳视为隶属于契约雇主的不自由商品，强化了劳资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同时，要求雇主对于外劳“逃跑”负连带责任，更促使雇主限制或侵犯移工的人身自由。劳委会应全面开放自由转换雇主，使移工可以透过合法市场管道流动，而不需偷偷地不告而别。此外，我也发现雇主对于移工的权益（特别关于中介费收取、直接聘雇管道等），拥有的信息经常是不充分或不正确的。雇主在享受移工的便宜劳动力之际，也肩负保障外劳人权的道德责任，政府可要求雇主在雇用移工前参加相关的资讯讲座。
本地的工会与劳会，长期以来一直把移工视为竞争工作机会的对象，而非组织结盟的力量。其实，保障移工的劳动人权，不仅从工人团结相挺的角度上来看有其必要，此举也有助于保障本劳的就业机会。因为，唯有确保移工的劳动权益、缩小本劳与外劳在劳动条件上的差距，才能避免资本家基于降低劳动成本的考虑，雇用更多的外劳来替代本劳。
台湾引进外劳已近二十年，长期以来外劳人数维持30万左右，并无显著的降缩，说明了台湾社会对于这群劳动力有着相对稳定的需求。这样的现实状况与政策中一再将外劳定位为“暂时性”、“补充性”的劳动力，大不符合。事实上，没有营建泰劳，我们难能享受便利的捷运与高铁；没有外籍监护工，我们目前的社会安全网无力承担孤老废疾等需要照顾的弱势公民。
移工人权的现状，突显出经济的不平等、种族/族群的歧视，以及国籍/公民身份的排他等三个面向的不公不义。这些议题，不只涉及移工个人的权益，也攸关台湾民主赖以茁壮的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的发展。追求自由平等的公民文化是台湾社会历经民主化的艰辛过程中逐步打造累积的宝贵核心价值。我们要落实民主深化、人权立国等原则，必须正视非公民的外国住民——尤其是其中居于阶级与族群弱势的外国人——作为台湾社会的有机组成的一部分。
在未来公民身份、移民政策的辩论中，我们应慎重考虑提供移工永久居留、人籍归化，或是家庭团聚的管道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透过新的政治论述与制度框架，来对非公民的永久居民、合法住民的权益，作扩充性的保障。我们可效法许多欧洲国家，赋予居留超过一定期限的外国人相当程度的实质公民权利。此举强调福利国家的受惠成员的界定不应只根据公民身份，而是建立在居住、工作、生活于同一疆域的基础。蓝领移工应被允许在续约的前提下有权延长居留，在这样的情况下，移工得以“长期居民”的身份进一步参与台湾的公共生活与公民社会，同时得以有较强的意愿、较充分的资源来加入工会组织与结盟行动。
吴静如（2005）进一步指出，“公民身份”的争取并非移工运动的最高目标，也未必符合在台移工的实际需求，如何建立跨国结盟的移工运动是一个更符合移工权益、更长远而关键的目标。国内的一些移工团体在近年来已经开始倡议所谓“新移工权利运动”，强调透过各种管道，包括诗歌创作、摄影工作坊等文化活动，让移工正视自己的移工身份，以发展流离劳动阶级的文化与意识，作为一种重要的培力过程。
综观历史，台湾从来就是一个移民社会的开放系统。我们的汉人祖先是被贫穷所逼、渡海来台的罗汉脚，我们的血液中流动着族群交会通婚的历史。21世纪的今天，婚姻与劳动移民的浪潮带来新一批的台湾居民，正改造着台湾的人口面貌与文化地景。移工与移民怀抱新的文化活水，以各种实质与虚拟的方式进行跨国生活，他们冲击着我们对于国界与社群的固有想象，他们正在改写“我们”的定义与内容。
各式各样的跨越地理国界与族群分野的人际接触，并不必然会导致彼此的距离与偏见的消失。多元共荣的“地球村”只是表象或神话，除非，我们愿意正视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关系，并且积极参与促成民主平等的政治行动与制度改革。在这个越来越整合、同时也越来越分化的世界里，我们亟需包容性的移民政策和自省性的文化态度，来打破国族中心的地域主义和社会歧视的隐形界线。
*本文选自蓝佩嘉《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结论部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
**封面图为前菲佣摄影师Xyza Cruz Bacani拍摄的一位背部被雇主烫伤，因为害怕失去工作而不敢投诉，直到撑不住才跑去庇护中心的菲佣。[图源：sou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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