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 | 从福特主义到灵活积累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1935.10.31-），当代西方地理学中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纽约市立大学（CUNY）教授。1961年，获剑桥大学地理学博士学位。其治学的主要特点是以地理思维之长（空间观察），见人文社会之短（批判弊病）。曾任教于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美国宾州大学、英国牛津大学。著有《社会正义与城市》《资本的限度》《资本的都市化》《都市体验》等。[图源：thefamouspeople.com]往期阅读可参见 哈维 | 后现代的状况：对空间和时间的体验、哈维 | 列菲弗尔与《空间的生产》
回想起来，早在1960年代中期，福特主义内部似乎就存在着各种严重问题的迹象。到那时，西欧和日本的复苏已经完成，它们的国内市场已经饱和，为它们的剩余产品开创出口市场的历程不得不开始（图2.3）。这一点发生在福特主义的合理化的成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工人从制造业相应地转移的时刻。有效需求在结果上的减缓，在美国被与贫困进行的战争以及越南战争抵消了。但1966年以后衰退中的企业生产率和赢利能力（图2.4）则意味着美国挥之不去的财政问题的开始，除非以通货膨胀的加速为代价，它开始破坏美元作为一种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的作用。
欧元市场的形成，以及1966年到1967年的信用危境，的确成了美国调节国际金融体系的力量被削弱的先兆。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替代进口的政策，加上跨国公司发起的第一次向国外制造业（特别是在东南亚）的大力推进，把福特主义竞争性的工业化浪潮带向了全新的环境，与劳工的社会契约在那种新环境里或者略有加强，或者就不存在。往后，国际竞争加剧，因为西欧和日本，加上大批新近工业化的国家，在福特主义内部向美国的霸权挑战，达到了“布雷顿·伍兹协议”破裂和美元贬值的地步。此后，浮动的、经常极易变化的汇率取代了战后繁荣时期的固定汇率（图2.5）。
更为普遍的是，从1965年到1973年的这个时期，是一个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没有能力遏制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时期。在表面上，这些困难可以用一个词语来很好地概括：刻板。有一些问题是大规模生产体系中长期的和大规模固定资本投资的刻板，那些生产体系排除了设计上的很多灵活性与所设想的不变的消费市场中的稳定增长。有些刻板的问题属于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分配和劳动契约方面（特别是在所谓“垄断”部门里）。并且，克服这些刻板的任何努力都会碰到有深厚根基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在表面上坚定不移的力量——因而有了1968年至1972年期间的罢工浪潮和劳工的分裂。国家所承担的义务的刻板也变得更为严重，因为给予权利的各种计划（社会的、安全的、养老金的权利等等），在生产方面的刻板限制了扩大国家支出的财政基础的时刻，在保持合法性的压力之下增长了。灵活回应的惟一手段存在于货币政策之中，存在于为了保持经济稳定显然必要的按照任何比例印制货币的能力之中。通货膨胀的浪潮就这样开始了，以至于最终要抑制战后的繁荣。在所有这些特定的刻板的背后，存在着一种相当难以控制的、表面上的政治权力和相互关系的固定结构，那些关系把大劳动力、大资本和大政府限制在日益显得是那么狭隘地界定的既得利益的机能失调的包围之中，以至于破坏了而不是确保了资本积累。
战后繁荣的势头在整个1969年至1973年期间因美国和英国方面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得到了维持。资本主义世界受到了过量资金的冲击，受到很少被削弱的为了投资的生产市场的冲击，这就意味着强势的通货膨胀。1973年抑制正在增长的通货膨胀的努力暴露出了西方经济中很多过量的生产力，首先引发了世界范围的资产市场的崩溃（参见图2.6）和金融机构的严重困难。再加上石油输出国组织决定提高油价的影响，和1973年阿以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决定禁止向西方出口石油的影响。这（1）显著改变了能源输入的相对成本，推动了所有经济部门通过技术和体制变革去寻找节约能源使用的出路，（2）导致了剩余石油美元再循环的问题，这加剧了世界金融市场早已在酝酿的不稳定。1973年到1975年强烈的通货紧缩进一步表明，国家财经与资源有关的方面被发展得过了头，造成了深刻的财政与合法性危机。1975年纽约市的技术破产——世界上最大的公共预算之一——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与此同时，各个公司都发现自己在日趋剧烈的竞争条件下有着很多无用的过量生产力（主要是闲置的工厂和设备）（图2.7）。这迫使它们进入了一个劳动力控制合理化、重建与强化的时期（只要它们能战胜或者绕过工会的势力）。技术变革、自动化、寻找新的产品设计和市场定位、在地理上分散到劳动力控制较为容易的地区、吞并、加快资本周转时间的步伐在紧缩通货的普遍条件下都提上了公司生存战略的议程。
1973年的剧烈衰退因石油冲击而明显地动摇了资本主义世界，因为这窒息了麻木的“滞胀”（商品产量停滞和价格的高度膨胀），并调动了破坏福特主义妥协方案的一整套程序。结果，1970年代和1980年代成了一个经济重建、社会和政治重新调整的麻烦时期（图2.8）。在由所有这些波动和不确定性所造成的社会空间里，工业结构领域和政治与社会生活方面的一系列新奇实验开始形成。这些实验或许代表了走向一种全新的积累体制的早期波动阶段，加上一种全然不同的政治和社会调节系统。
正如我将尝试着称呼的，“灵活积累”，标志着与福特主义的刻板的直接对抗。它依靠同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模式有关的灵活性。作为其特征的是出现了全新的生产部门、提供金融服务的各种新方式、新的市场，首要的是商业、技术和组织创新得到了极大强化的比率。它导致了不平衡发展模式中的各种迅速变化，包括各个部门之间与各个地理区域之间的迅速变化，例如，产生了所谓“服务部门”就业中的巨大冲击，以及迄今为止各个不发达地区中全新的工业集群（如“第三个意大利”、佛兰德斯、各种硅谷，更不必说新兴工业化国家中的大量活动）。它也需要新一轮的我所称的资本主义世界里的“时空压缩”（参见第三部分）——个人与公共决策的时间维度已经缩小了，而卫星通讯和正在下降的运输成本使得日益有可能把各种决策很快传送到更为广阔和多样化的空间里去。
这些增强了的灵活性与机动性的力量，使雇主们在受到两回猛烈的通货紧缩削弱的情况下得以对工人们发挥更加强大的劳动控制的压力，通货紧缩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战后空前水平的失业上升（日本或许可以除外）。有组织的劳动力被在以前缺乏工业传统的地区重建的灵活积累的中心削弱了，被返回到在这些新区域建立较古老的退化了的规范中心与实践中心的重要性削弱了。灵活积累似乎意味着程度相对很高的“结构性”（相对于“摩擦性”）失业、技艺的迅速破坏与重构、有所节制的（如果有的话）真实工资收益（参见图2.2和2.9）,以及工会力量——福特主义体制的政治支柱之一——的退却。
例如，劳动力市场经历了一次彻底的重构。面对市场的极为反复无常、加强了的竞争和狭小的利润差额，雇主们利用了已被削弱了的工会力量和剩余（失业或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储备，力求得到更加灵活得多的劳动体制和劳动契约。很难获得清晰的全面图景，因为这种灵活性的真正目的是要满足各个公司通常很高的特殊需要。即使就普通雇主们来说，像“两星期工作9天”这样的制度，或者每年平均40个星期的劳动时间，要让受雇者受制于在需求高峰期工作得更久、在淡季时期对因工作时间缩短而进行补偿的制度，正在变得非常普遍。但是，更重要的是从常规就业向着日益依赖非全日的、临时的或转包劳动安排进行明显的转变。
结果是在图2.10中所描述的那种劳动力市场结构，也如以下引文所描述的，它们出自人员管理学院的《弹性工作模式》（1986年）。“核心”——按照大西洋两岸所发出的各种描述得来的一种正在稳定收缩的群体——是由“具有全日工作时间、永久身份”的雇员构成的，并且“对于机构的长久未来而言是主要的”。这个群体享有更大的工作保障，良好的晋级与技能再培训的前景，相对丰厚的养老金、保险和其他附加的权益，但被指望适应性强、有灵活性，如果有必要，在地理上可以流动。不过，在艰难时期解雇核心
雇员的潜在代价是，也许会导致公司的转包具备更高水平的功能（因广告和金融管理的设想不同而不同），使管理人员的核心群体变得相对很小。
“外围人员”包含了两个全然不同的亚群体。第一个由“具有技艺的全日工作的雇员”构成，“他们很容易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工作，如办事员、秘书、日常的和次要的熟练手工工作。”由于不容易得到专业工作的机会，这个群体大多以极高的劳动力周转为特征，
“它们使得通过自然流失而缩减劳动力变得相对容易。”第二个边缘群体“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包括非全日的、不定期的、固定条件的合同工作人员，临时的、转包合同的和公共津贴资助的受训人员，它比第一个边缘群体的工作保障更少”。
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在最近几年里这类雇员有非常引人注目的增长。
这种灵活的就业安排本身并没有引起工人的强烈不满，因为灵活性有时可以成为互利的。但是，当根据保险总额、养老金权利、工资水平和工作保障的观点来考察时，从作为整体的劳动人口的观点来看，总体的效果决没有显现为积极的。最根本的转变是朝着已经增加了的转包的转变（国民经济发展委员会进行的调查表明，70%的英国公司在1982年到1985年之间的转包增加了），或者是朝着临时的而不是非全日的工作转变。这一点仿效了在日本长期建立起来的模式，甚至在福特主义时期，小企业的转包就起到了缓冲器的作用，以保护大公司不受市场起伏的成本的影响。当前的劳动力市场要削减“核心”工人的数量，日益依赖能够很快在交易中得到、在时代变糟时同样可以很快和不花成本地解雇的劳动力。在英国，“灵活的工人”在1981年至1985年之间增加了16%,达810万人，而长久性工作减少了6%,达1560万人（1987年年2月27日《金融时报》）。大约在同一时期，美国所创造的1000万个新工作职位的将近三分之一被认为属于“临时的”（1988年3 月17日《纽约时报》）。
很明显，这并没有非常彻底地改变出现在1960年代的被分割了的或“双重的”劳动力市场中的问题，但却按照一种全然不同的逻辑重新塑造了它们。确实，工会势力日趋衰落的重要性已经削弱了白人男性工人在垄断部门市场上单独的力量，而结果并不是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那些人，如所有的黑人、妇女、少数民族，马上就获得了平等（除了很多在传统上拥有特权的白人男性工人与他们一道被边缘化了的意义上之外）。有些妇女和少数民族已经能够获得更加具有特权的职位，而新的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在极大程度上却重新突出了社会条件低下的群体的脆弱性（如我们不久将在妇女的情形中看到的）。
劳动力市场结构的转变，伴随着同样重要的工业结构中的变化。例如，有组织的转包为小企业的形成开辟了机会，而且在有些情况下使较为陈旧的国内的、手工业的、家庭的（家族式的）和家长式的（“教父”、“老板”甚或类似于黑手党的）劳动体制得以复活，使它们得以作为中心而不是作为生产体制的一种附庸繁荣起来。纽约和洛杉矶、巴黎和伦敦这类城市的“血汗工厂”生产形式的复活，成了1970年代中期评论关注的一个事件，并且在1980年代期间激增而不是减少。“黑色的”、“非正式的”或“地下的”经济的迅速增加也已经在整个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有所记录，导致一些人想到在“第三世界”与发达资本主义劳动体系之间存在着一种正在增长的趋同现象。然而，古老的工业组织形式的新崛起和复苏（经常被大城市中的新移民群体所支配，如洛杉矶的菲律宾人、南韩人、越南人和台湾人，或者如伦敦东部的孟加拉人和印度人），在不同的场所代表了相当不同的东西。有时候它表示了失业者或完全受歧视者生存的新策略的出现（如迈阿密或纽约的海地移民），而在另一些时候，它恰恰就是期待着进入资本主义制度的移民群体有组织地逃税，或者从处于其基础的非法贸易中获取高额利润。但是，在所有这些情况之下，结果都是要改变劳动控制和就业的方式。
例如，工人阶级的各种组织形式（如工会）极大地依赖于工厂里的工人为了自身的生存而聚集起来，他们发现在家族和家庭劳动体制中很难有所收获。各种家长式的制度对于劳动结构来说是很危险的领域，因为它们更有可能腐蚀工会的势力（如果存在的话），而工会的势力则有可能把被雇佣者从“教父”的支配和家长式的福利主义中解放出来。确实，包含了这些古老的劳动过程和小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显著优点之一，就是它们破坏了工人阶级的组织，改变了阶级斗争的客观基础。阶级意识再也不是起源于劳资之间直接的阶级关系，并朝着更加混乱得多的家族间冲突的范围在家族中或在有等级秩序之社会关系的类似帮派的体制中争夺权力的方向发展。工厂中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非常不同于反对把家族劳动组织成有高度纪律和有竞争性的血汗工厂之父亲或叔父的斗争，血汗工厂的劳动是为跨国资本而安排的（表 2.3）。
当我们考虑到妇女在生产和劳动力市场中已转变了的角色时，这种结果就越发明显。新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不但使剥削非全日工作的妇女们的劳动力变得容易得多，因而以低工资的女性劳动力代替了工资更高的劳动力以及很不容易被解雇的男性核心工人的劳动力，而且转包和家庭及家族劳动体制的复苏也使家长式的实践与家庭劳动得以复活。这种复苏伴随着跨国资本强化了的广泛采取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体制的能力，以及强化了的在极低工资和微不足道的工作保障条件之下剥削极其脆弱的妇女劳动力的能力（参见纳什和费尔兰德斯-克利，1983年）。使美国管理人员和资本所有权得以处在墨西哥边界北边、而使主要雇佣年轻妇女的工厂位于边界南边的“马奎拉多拉计划”，是一个尤其引人注目的实践的例证，它在很多不发达和新兴工业化的国家（菲律宾、韩国、巴西等）已经变得很普遍。向灵活积累的转变实际上已经以一个时期中在劳动力市场和劳动过程中妇女角色方面的一场革命（决不是进步的）作为标志，在这个时期中，妇女运动已在为更大的觉醒和条件的改善而进行斗争，很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40%以上的劳动力现在已经具备了那些条件。
西哥的一家马奎拉多拉——一种使用从美国免税输入的产品或零件来装配为成品,再输出到美国的工厂。 [图源：wikipedia.org]
生产中的各种新技术和组织形式已经给传统上有组织的企业带来了危险，引发了破产、工厂倒闭、非工业化和重组的浪潮，这更加把各个最强大的公司推向了危险的境地。与巨大容量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技巧，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始终都不容易转向灵活的生产体制，以及它强调解决问题、迅速而经常性的高度专门化的回应、使各种技巧适应特殊的目的。在能够使生产标准化的地方证明了很难阻止转向利用第三世界低付酬的劳动力，这造成了利皮耶茨（1986年）所称的那种“外围的福特主义”的情形。1976年的佩恩中心破产和1981年克莱斯勒的紧急财政援助都表明了美国问题的严重性。《财富》杂志500强名单中的美国大公司不仅经历了引人注目的转变，而且它们在经济中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同1954年到1970年各工厂出现的雇员翻番相比较，它们在全球的雇员在1970年之后（以及在美国的净损失）仍然没有变化。另一方面，美国新企业的形成显著地加快了，在1975年到1981年（大为衰退的一年）期间翻了一倍。很多新的小企业使自己插进了转包技术任务或咨询的阵营。
看来，在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之下所追求的规模经济，已经遭遇了日益增加的小批量廉价制造各种商品的生产力的抗衡。区域经济已经压倒了规模经济。例如，到1983年，《财富》杂志报道说，“全部机器部件的75%今天都是大批量或小批量生产的。”当然，福特主义的企业能够采纳各种新技术和劳动过程（一种有点“新福特主义”味道的实践），但在很多场合下，竞争的压力和争取更好的劳动控制的努力，要么会导致全新的工业形式的兴起，要么会导致把福特主义同整个转包和“外部采办”的网络结合起来，在面临强化了的竞争和更大的风险时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小批量生产和转包肯定具有绕过福特主义体制的刻板、满足更大范围的市场需求、包括快速变化的需求的优点。
这样的灵活生产体制使产品创新的速度得以加快，并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此，加上对高度专门化和小规模市场地位的探索。在衰退和竞争加剧的条件下，探索这些可能性的动力对于生存来说是很根本的。周转时间——始终是资本主义赢利的关键之一—一直因发展各种新的生产技术（自动化、机器人）和新的组织形式（如“及时的”存货流动传送体制，它彻底削减了所需的存货，以保持生产流动得以持续）而被引人注目地减少了。然而，加速生产的周转时间并无用处，除非消费周转的时间也被减少。例如，典型的福特主义产品的半排出期是5到7年，但灵活积累在某些部门（如纺织和制衣业）中已经把这个时间削减了一半以上，而在另一些部门——如所谓“思想商品”工业（如电子游戏和计算机软件程序）——半排出期减少到了不足18个月。因此，灵活积累在消费方面已经伴随着更加密切地关注快速变化着的时尚、调动一切引诱需求的技巧和它们所包含的文化转变。福特主义的现代主义相对稳定的美学，已经让位于后现代主义美学的一切骚动、不稳定和短暂的特质，这种美学赞美差异、短暂、表演、时尚和各种文化形式的商品化。
消费方面的这些转变，加上生产、信息收集和筹措资金方面的变化，看来自1970年代初期以来在服务业的就业方面引发了一场显著的相应的浪潮。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趋势本可以发现得早得多，或许可以当作很多经过了福特主义合理化的制造业在效率方面迅速增加的一种后果，以及在提供服务方面造成相似生产率有明显困难的后果。但是，1972年之后制造业就业方面的迅速收缩（表2.4）已经突出了服务业就业的迅速增长，与其说是在零售业、销售业、运输业和个人服务业方面（它们仍然是相当稳定的，哪怕已经丧失了基础），不如说是在生产者服务、金融、保险和房地产方面，以及其他一些部门，如健康和教育部门（参见沃克，1985年；也可参见努瓦耶勒和斯坦贝克，1984年；丹尼尔斯，1985年）。对这一点的确切解释（或者说对于服务之含义的确甚为基本的界定）是一个有很大争议的问题。例如，有些阐述可能会归因于转包和咨询的增长，这使从前内在于制造业的各种活动（法定权利、市场营销、广告、类型测定等）能够被分散给单个的企业。正如我们将在第三部分里看到的，这也许是因为加快消费中的周转时间的需要导致了重点从商品生产（其中的大多数，如刀叉，都具有很长的寿命）转向事件的生产（如具有几乎可算是即刻周转时间的各种表演）。无论作出的充分解释可能是什么，对于1970年以来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变的任何描述，都必须仔细考察职业结构中的这种显著变化。
所有这一切都已助长了一种“精明的”和创新的企业精神，并得到了所有迅速、明确和灵敏地作出决策的帮助并形成了合谋。不过，被强化了的在地理上分散、小规模生产与追求买方市场的生产力，都不一定会导致对于企业权力的任何削减。确实，由于信息以及在一个高度不稳定、短暂和竞争性的环境里迅速作出决策的能力成了赢利的关键，组织得很好的公司已经标明了与小企业竞争的优势。“解除调控”（灵活积累时代在政治上时髦的另一个词语）经常意味着在航空、能源和金融服务这样的部门中增加垄断性（在一个激烈竞争的阶段之后）。在企业规模方面，灵活积累有助于大规模的吞并和企业的多样化。1977年美国的各个公司花了220亿美元来相互吞并，但到1981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820亿美元，1985年达到了顶点，为惊人的1800亿美元。虽然吞并与获取在1987年下降了，部分是由于回应股票市场的崩溃，但2052项交易的总价值依然维持在1658亿美元（据W.T.格里姆，一个吞并咨询小组）。然而在1988年，吞并狂潮一直在持续。在美国，当年头3个季度完成的吞并交易价值超过了1980亿美元，而在欧洲， 奥利维蒂公司的德·贝内代蒂试图接管比利时的总联盟，该银行控制着比利时的约1/3的生产性资产，这表明了吞并狂热在全球扩展。《财富》杂志列举的500强在美国的大多数公司现在都进行着与本公司所确定的主业毫无关系的各种活动。“管理的职责是要赚钱，而不是生产钢铁，”美国钢铁公司主席詹姆斯·罗德里克1979年宣布说，他果断地投入了一场获取的战役，使公司活动的多样化扩大了。在天平的另一边，小企业、家长式和手工业的组织结构也已很繁荣。1950年之后，自我就业在美国就一直在下降，根据赖克（1983年）的报道，1972年以后自我就业经历了实质上的复兴，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扩大了25%以上（这是一种包含了从失业者的临时工作到薪酬很高的顾问、设计师、手工工人和专业人员在内的趋势）。新的协调体系或者通过构成新的、规模经济在其中日益突显的集中生产的复杂多样的转包协议而就绪（这把小公司与大规模、经常是跨国的运作联系起来），或者通过强有力的金融组织或市场营销组织庇护下的小企业的主导与吞并而建立起来（例如，贝尼顿公司并没有直接致力于生产，而运作起来完全就像一架强大的市场营销机器，它把各种命令传达给大量独立的生产者）。
这使人想到的是，始终流行于资本主义内部的垄断与竞争、经济权力的集中化与分散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以各种全新的方式产生出来。不过，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资本主义像奥费（1985年）、拉希和厄里（1987年）所提出的那样正在变得愈益“没有组织”。当前情景最为有趣的是资本主义“通过”劳动力市场、劳动过程和消费者市场上的分散、地理上的流动和灵活回应而变得更加具有紧密的组织，而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大量机构上的、产品方面的和技术上的创新。
更加紧密的组织和正在剧减的集中化事实上是通过两方面最重要的平行发展取得的。首先，准确的和最新的信息现在成了一种具有很高价值的商品。接近和控制信息，加上及时分析数据的强大能力，已经成了集中协调广泛的企业利益的根本。对汇率、时尚趣味和竞争者动向的变化作出及时回应的能力，对于企业的生存来说比在福特主义之下更加具有实质性。对信息的重视也造成了一系列高度专业化的企业服务，以及能够提供有关市场趋势的最新信息和在作出决策时有用的及时数据分析的咨询。它还造成了一种坚持在特许接触信息、尤其是特许接触金融与货币市场信息的基础之上获取巨大利润的局面（经历1980年代冲击纽约和伦敦的使“内幕交易”的丑闻激增）。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还只是一座冰山的非法的顶端，在其中，特许接触各种信息（如科学和技术诀窍、政府决策和政治变动）成了成功地、有利地作出决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
接触科学和技术的诀窍在竞争之中始终很重要，但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兴趣和重点的更新，因为在一个快速变化着的趣味、需求和灵活生产体制的世界中（与相对稳定的标准化的福特主义的世界相反），接触最新的技术、最新的产品、最新的科学发现，就意味着抓住一种重要的竞争优势的可能性。在知识本身日益在竞争的基础之上被组织起来的条件下，知识本身就成了一种关键商品，要被生产和出售给出价最高者。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为了在人才和取得新的科学发现专利权方面领先而激烈地竞争（正如美国研究人员与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就共享信息和专利权税所达成的协议清楚地认识到的，无论谁在抗艾滋病毒的药物方面领先，肯定都将获得可观的利润）。组织化的知识生产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显著地扩大了，与此同时，它也日益被置于一种商品的基础之上（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很多大学体制中都经历了并不轻松的转变，从知识和智慧的监护人职责向着为了企业资本而辅助生产知识进行转变）。受人称赞的斯坦福硅谷或者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128公路“高技术”工业群体成了相当新颖的形态，对灵活积累时代来说很特殊（如戴维·诺布尔在《靠设计的美国》中指出的，即使许多美国大学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企业资本的资助和推动）。
戴维·富兰克林·诺布尔（David Franklin Noble，1945-2010），批判历史学家。曾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德雷克塞尔大学、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著有《靠设计的美国：科学、技术和公司资本主义的兴起》（America by Design: Science,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Corporate Capitalism）。[图源：wikipedia.org]
对信息流通的控制和对流行趣味与文化的传播工具的控制，同样也成了竞争中的重要武器。在图书出版（美国2%的出版商控制着已出版的75%的书籍）、媒介和新闻界的经济势力惊人的集中，不可能简单地按照这些领域中有助于吞并的各种生产条件来解释。这与其他大公司的势力有很大关系，正如通过它们对于销售机制和广告支出的控制所表现出来的一样。后者自1960年代以来已经有了显著的增长，甚至吞掉了企业预算的较大份额，因为在激烈竞争的世界中，不单是产品，而企业的形象本身也成了实质性的，不仅对市场营销而言，而且也为了增加资本、追寻吞并、获得对知识生产、政府政策以及提升文化价值的影响力。艺术的企业庇护人地位（资助展览等），大学和慈善计划的企业庇护人地位是一种活动规模的显赫结果，那些活动包括了泛滥的小册子和公司报告、公共关系花招，乃至不断使公司名称出现在公众眼中的各种丑闻等一切东西。
第二次发展——这比第一次发展远为重要得多——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彻底重组和金融调整极大强化了的势力的出现。又一次有了一场双重的运动，一方面是朝着金融集团的形成和惊人的全球势力的经纪人的形成发展；另一方面是金融活动的迅速激增和分散以及通过创造全新的金融工具和市场而进行的流动。在美国这意味着解除自1930年代的改革以来受到严格约束的对于金融体制的限制。1971年美国的“亨特委员会报告”最先明确认识到了对改革的需要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生存和发展的一个条件。在1973年的创伤之后，解除金融控制的压力调整了1970年代的步伐，到1986年则席卷了全世界所有的金融中心（当年伦敦受到称赞的“大冲击”改革使人接受了这一观点）。解除控制和金融创新——两者都是长期的和复杂的过程——到当时都已成了在高度一体化的、通过及时的远程通信进行调整的全球系统之内任何一个世界金融中心生存的一项条件。全球股票市场的形成，全球商品（甚至债务）期货市场的形成，货币与利率交易的形成，加上资金在地理上的加速流通，第一次意味着货币和贷款供给的单一世界市场的形成（图2.11）。
这种全球金融体系的结构现在是如此复杂，以至于超出了大多数人的理解力。像银行存款、经纪业务、金融服务、家庭财务、消费信贷等一类独特功能之间的界限，日益变得具有渗透性，与此同时，商品、股票、货币或债务期货方面的新兴市场涌现出来，以各种令人迷惑的方式把时间上的未来贴现为时间上的现在。计算机化和电子商务已经竭力使人理解了金融流通及时的国际间协调的重要性。“银行存款，”《金融时报》（1987年5月8日）说道，“正在迅速变得与时间、地点和货币的限制无关。”现在的情况是
“一个英国购买者可以得到日本的抵押借款，一个美国人可以通过香港的取款机选择他在纽约的银行账户，而一位日本投资人可以在一家以伦敦为基地的斯堪的纳维亚银行购买股票，那些股票则以英国货币、美元、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命名”。
巨额融资的这个“令人迷惑的”世界包含着同样令人迷惑的交叉活动的变化，在其中，各个银行从其他银行、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大量短期借款，这些投资资金大量聚集起来，起着支配“市场创造者”的作用，而工业、商业和不动产资本变得如此集中于金融运作和机构，以至于要说出商业和工业利益始于何处以及严格的金融利益终止于何处，正日益变得很困难。
这种混乱尤其与现在所谓的“纸面企业主义”的增长有关系。近年来，重点被过度放在了在直接生产商品和服务之外寻找各种办法赢利之上。各种技巧因通过认真监控国际市场和跨国公司的政策状况而进行的复杂的“创造性描述”而变化，所以它们能够得益于通货价值或利率的相对变化，以获知企业的突然袭击，以及竞争对手甚或完全无关的企业的财产倒卖。1980年代的“吞并和接管狂热”是这种重视纸面企业主义的组成部分，因为虽然有一些例子说明这类活动的确要根据合理化或企业利益的多样化来评判，但趋势多半都不是获得了纸面利润而不给实际生产造成麻烦。正如罗伯特·赖克（1983年）注意到的，难怪
“纸面企业主义现在专注于一些美国最优秀的头脑，向它的一些最有才华的大学毕业生进攻，利用他们的一些最具创造性和原创性的思想，刺激了它的一些最有力的运转和交易”。
他报道说，在过去15年里，美国企业中最受人追逐和最赚钱的工作不在生产管理方面，而在企业行为的法律和金融领域。
不过，世界金融体系受到流动性的冲击，受到1973年以来螺旋上升的失控的负债的扰乱，却已经逃避了来自哪怕是最强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集体控制。1960年代中期由于美元过剩而形成的所谓“欧元”金融市场，就表明了这个问题。这个“无国家”的货币市场完全不受任何国家政府的控制，从1973年的500亿美元扩展到了1987年的近2万亿美元，因而接近了美国货币总和的规模。欧元的数量在1970年代里以每年约25%的比率增加，与美国货币供应10%的增加和国际贸易量4%的增长率形成了对照。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同样迅速增长到了失去控制（参见图2.12）。不必用太多想像力就可以看出，这样的失衡预示了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严重的压力和极度的紧张。预言毁灭的预言家们（如华尔街投资银行家费利克斯·罗哈泰因）现在到处都是，就连《经济学家》和《华尔街日报》也早在1987年10月股票市场崩溃之前就发出了即将来临的金融灾难的忧郁警告。
自1972年以来走上正轨的新的金融体制已经改变了在全球资本主义中起着作用的各种势力的平衡，给予了银行和金融体制以相对于企业、国家和个人财经更大的自主权。灵活积累显然更多地注意到了金融资本是其协调力量，而不是像福特主义所做的那样。这意味着形成独立自主的货币和金融危机的潜在可能性比从前要大得多，哪怕这种金融体制能更好地把风险扩散到更加广泛的方面，迅速地把资金从失败的企业、地区和部门转移到有利可图的企业、地区和部门。大部分流动性、不稳定性和螺旋性运转都可能被直接归因于这种强化了的使资本到处流动的能量，看来几乎很明显的是，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通常都会约束生产与消费的物质活动。
日益增加的调节力量停留在世界金融体制之内，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损害民族国家控制资本流动的力量为代价的，因而也是以它本身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为代价的。1971年，确定黄金和美元兑换价格的“布雷顿·伍兹协议”的失败，承认了美国再也没有力量单独控制世界财政与货币政策。1973年采用弹性汇率体制（回应针对美元的大规模通货投机运动），标志着完全废除“布雷顿·伍兹协议”。从那时以来，所有国家都受到了金融控制的摆布，或者通过资本流通的影响（经历了法国社会主义政府的政策面临着1981年之后强大的资本起飞的转变），或者通过直接的机构控制。工党政府领导下的英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各种严厉措施让步，以便在1976年获得信贷，这完全承认了外部金融势力对内部政策的影响（显然，还不止是简单密谋“苏黎世的守护神”的问题， 它在10年前曾经被威尔逊政府大加修订）。当然，在资本主义之下的金融势力和国家势力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但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的崩溃显然意味着向着与国家相对的金融资本的授权转变。当放到运输和交通成本迅速减少的语境之中时，所有这一切的意义甚至变得更加明显，成本减少是基于集装箱化、大型喷气式飞机货物运输和卫星通信，它们使生产和设计指令能及时地发送到全世界任何地方。传统上受到原材料或市场地点限制的工业现在可以变得自由自在得多。从197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一门巨大的学问，它试图掌握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变化中的场所原理、跨国公司内部以及不同部门的商品与产品市场之间协调的增殖机制的线索。在世界工业生产地点的重组之中，新兴工业化国家（NICs）及地区，如东南亚“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台湾和韩国）开始为了某些产品（纺织品、电子产品等）而大举入侵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并且很快得到了其他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匈牙利、印度、埃及）和那些较早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巴西、墨西哥）的加盟。
新兴工业化国家（New Industrialization Country，缩写NIC、NICs）是指经济发展程度介于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又称“新兴工业化国家”、“半工业化国家”，当前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是指20世纪90年代涌现出的发展中经济体，例如亚洲的中国、印度、伊朗、泰国和马来西亚；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和巴西；欧洲的俄罗斯等。[图源：wikipedia.org]
自1972年以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全球政治经济内部出现的一些势力的变化确实是引人注目的。美国对国外贸易的依赖（历史上始终非常少——在占国内总产量的4%-5%的范围之内）在1973年到1980年期间翻了一番（参见表2.5）。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几乎增加了10倍，从国外进口（特别是从日本）猛增到占据了美国市场的很大份额，如在硅片、电视机和录像机、数控机床、鞋类纺织品和汽车等各种各样的领域中。美国的商品和服务支付余额迅速地使该国从一个全球纯债权人，向世界上最大的债务人的地位转变（参见图 2.13）。与此同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增长了，把东京变成了全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1987年首次超过了纽约），这完全是因为日本的各个银行控制着大量剩余资金。日本银行于1985年取代美国银行成为国际资产最大的把持者，到1987年，它们拥有14000亿美元，与拥有6300亿美元的美国银行形成了对照。世界上最大的4家银行（按资产条件）现在都在日本。
这些变化伴随着北美和西欧大部分敢于作为的新保守主义的崛起，并且部分地由它宣示出来。撒切尔（1979年）和里根（1980年）竞选的胜利经常被看成是战后时期政治中独特的突破。我更多地把它们理解为对于1970年代出现的大部分情况的巩固。1973年至1975年的危机部分地产生于同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时期建立起来的政府政治与实践中累积起来的刻板的对抗。凯恩斯的政策使通货膨胀显得像是津贴的增长和财政能力的停滞。既然这始终都是福特主义政治舆论的一部分，因而重新分配就应当没有了增长的资金，增长减缓对福利国家和社会福利工资来说势必意味着麻烦。1970至1974年期间的尼克松和希思政府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发起了同组织起来的劳工和紧缩国家开支的斗争。随后掌权的工党和民主党政府都屈从于相同的规则，虽然它们在意识形态上有着完全不同的倾向。它们的企业家们对解决这个问题的探讨也许有差异（取决于自发的屈从和工会增加工资与提高价格的策略），但目标却不得不是相同的。一旦选择策略被看成是在增长与公平之间的一种权衡，那么哪怕是对于最有献身精神的改良派政府来说，毫无疑问的是风将吹向何方。逐渐退出对福利国家的支持（参见图2.9）以及抨击实际工资和有组织的工会势力，作为一种经济上的必然始于1973年至1975年的经济危机，它们完全被新保守主义者们变成了一种政府的效能。强势政府管理着大剂量难吃的药剂以图恢复患病的经济的健康，这种形象广为流传。
由于在增长减退条件下加剧了的国际竞争迫使所有国家都变得更加“企业化”，都关注维持一种有利的商业气候，因而有组织的劳工和其他社会运动的势力便不得不受到抑制。虽然抵抗政策可能有变化——如泰伯恩（1984年）对欧洲国家的比较研究所显示的，这是确实的结果——但节俭、财政紧缩和大劳工与大政府之间社会妥协的侵蚀，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每一个国家中都成了口号。因此，尽管各个国家都保持着干预劳动契约的可观力量，但杰索普（1982年，1983年）所称的各个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积累战略”却已经受到了更为严格的约束。
在这枚钱币的反面，各个政府都在意识形态上奉行不干预政策，而财政保守主义受各种事件的逼迫变得不是更少而是更多地主张干预。姑且不论灵活积累明显的不安全性造成了一种有利于撒切尔-里根类型的独裁主义的气候，经济上的不稳定与大量的内债和外债问题，却强化了对于不稳定的金融市场的周期性干预。动用联邦储备力量以改善1982年墨西哥的债务危机，以及美国财政部在1987年同意估价可能达200亿美元、由美国银行拥有的墨西哥的债务被一笔勾销，是这种新的对国际市场进行干预的主张的两个例证。1984年决定使破产的伊利诺伊大陆银行国有化，美国联邦储蓄与保险公司（FDIC）大量出资以吸收因银行破产而上升的成本（参见图2.14）,以及相似的吸取联邦储蓄与贷款保险公司的资金——这在1987年需要100亿美元的重新投资的努力以防范全国3100家互助储蓄银行机构中的约20%在技术上破产，都说明了这个问题的规模（到1988年9月，估计的紧急财政援助需要应付总数达500亿到1000亿美元的储蓄和贷款危机）。美国联邦储蓄与保险公司主席威廉·艾萨克斯十分担忧，以至他感到应当早在1987年10月就告诫美国银行家协会说：如果银行不能阻止自己的损失，那么美国“也许会被引向银行的国有化”。国际货币市场上为了稳定汇率的运作来得一点都不便宜——纽约联邦储备委员会报告说，1987年10月股票市场崩溃之后为了使美元汇率保持相对有序，在两个月内花掉了40多亿美元，英格兰银行于1987年卖出了240亿英镑以避免英镑升值过快和过高。显然，国家作为出借人或最终被求助的经纪人的角色，已经更多地而不是更少地成了决定性的。
1984年，美国第7大银行伊利诺伊大陆银行（Continental Illinois NationalBank）爆发危机。[图源：quanjing.com]
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现在看到，各个民族国家（南非、秘鲁、巴西等）也有可能不履行它们的国际金融契约，迫使国与国之间就债务偿还进行谈判。我猜想，毫不意外的是，主要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的第一次经济高峰会议会在1975年举行，追求国际协调——或者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通过寻求集体同意干预货币市场——已经从此加强，在1987年股市崩溃之后甚至更加突出了。简言之，出现了一场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集体性而赢回它们在过去20年里分别丧失了的一些力量的斗争。这种趋势在1982年被制度化了，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被指定为核心权威机构，负责实施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对于国际金融谈判的集体权力。这样的权力通常被用来对公共开支加强约束，削减实际工资，以及紧缩财政与货币政策，达到了自1976年以来从圣保罗到金斯敦、牙买加，从秘鲁到苏丹和埃及所激起的所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骚动”之浪潮的地步（参见沃尔顿1987年的全部名单）。
有很多伴随着福特主义时代的连续性的其他迹象，而不是决裂的迹象。美国大量的政府赤字，主要是由于国防开支，对于198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出现的一切经济增长来说已经成了根本性的，这使人想到凯恩斯主义的实践决没有消亡。投身于“自由市场”竞争和解除控制都完全不适应吞并、企业联合、想像上不同民族根源的竞争性公司之间的中间环节显著增长的潮流。不过，民族国家与跨国资本之间矛盾冲突的场所已经开辟，破坏了福特主义时代十分典型的大资本与大政府之间很容易进行的调节。国家现在处于问题成堆的境地。这使人想起了根据国家利益来调节企业资本的活动，同时也被迫按照国家利益来创造一种“良好的商业气候”，以便起到引诱跨国的和全球的金融资本的作用，并阻止（运用除汇率控制之外的手段）资本外逃到外国人手中和更加有利可图的地方。
当历史可能因各国的不同情况有实质上的变化时，存在着有力的证据表明：国家干预的方式、目标以及能力，自1972年以来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实质上也已经改变了，无论执掌权力的政府的意识形态局面怎样（法国和西班牙的社会主义者近年来的经历有助于进一步证实这一点）。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干预主义已经在总体上削弱了，因为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关于劳动力控制——国家干预现在比以前更加具有决定性。
最终，这把我们带向了自1970年以来已经变化了的规范、习惯政治和文化态度等方面更为棘手的问题，以及这些变化与从福特主义向灵活积累转变相结合的程度。由于新保守主义在政治上的成功很难归因于它的全面的经济成就（它对高失业率、软弱的增长率、迅速的错位和不断上升的负债的强烈否定只有通过控制通货膨胀才能被抵消），因而有些评论者把它的崛起归因于总体上从1950年代和1960年代至少在工人阶级组织和其他社会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集体规范和价值观，向着更加具有竞争性得多的个人主义的转变，它是一种渗透了很多生活方式的企业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当然，这种强化了的竞争（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和在企业家们当中）对一些人来说已经证明了是破坏性的和毁灭性的，然而它已经无可否认地产生了一阵爆发性的能量，很多人，就连左派都称许地认为它比得上变化中的国家控制与垄断企业势力的正统观念和官僚主义。它也使获得的收入能够进行实质性的再分配，这在极大程度上有利于已经享有特权的人。企业主义现在不仅成了企业行为的特征，而且也成了如都市管理、非正规生产部门的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组织、研究和发展等多种多样的生活领域的特征，它甚至也已经进入到了学术、文学和艺术生活的下层角落。
这种转变的根源显然是深刻的和复杂的，而它们与从福特主义向灵活积累的转变的一致性，清晰得合乎情理，即使因果关系的方向（若有的话）还不清楚。首先，资本更加灵活的流动突出了现代生活的新颖、转瞬即逝、短暂、变动不居和偶然意外，而不是在福特主义之下牢固树立起来的更为稳固的价值观。由于集体行动因此变得更加困难——而它的确是强化劳动力控制以实施控制的冲动的核心目标——所以蔓延的个人主义作为从福特主义向灵活积累转变的一个必要的、虽然不是充足的条件而适得其所。它毕竟是主要经过爆发性的新企业的形成、创新和使很多新生产体制得以运行的企业主义。但是，如齐美尔（1978年）很久以前就提出的，也正是在这种分裂和经济不安全的时代，对于稳定价值的欲望导致了一种对基础机构的职权的极大重视——家族、宗教、国家。而且有大量的迹象表明对于这样一些机构以及自1970年左右以来它们在整个西方世界表现出来的价值观的重新支持。这些联系至少是有可能的，因此应当对它们进行更为仔细的研究。当下的任务是要提出一种对于资本主义积累的主导体制中这样一种重要转变之根源的解释。
*本文选自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第二部分第九章“从福特主义到灵活积累”，阎佳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封面图为施工中的美国苹果公司新总部。[图源：Money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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