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尔弗 | 世界—历史视角下当代劳工运动发展的动力机制

贝弗里·J. 西尔弗（Beverly J. Silver, 1957-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为劳工研究、发展研究、社会冲突与战争，著有《劳工的力量：1870年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以及若干论文。［图源：Flickr］

我们在这本书开头所提出的预设是：通过将劳工研究置于一个世界——历史的框架中进行重构，我们能够对当代劳工运动的全球性危机得出新的洞见。本书的几个核心章节，试图从连续的视角出发，将各种重复出现的劳工运动的发展动力机制，与全球劳工抗争轨迹中的那些全新的、史无前例的动力机制区分开来。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基于我们对过往的研究，我们来重新审视本书第一章中所强调的关于劳工运动当代危机的成因、深度及其性质的诸多争论。

第一节 一场冲向底线的竞赛？

在本书第二章中，我们对全球汽车产业大规模生产的全球化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产品生产的地理转移，并没有导致一场简单的冲向底线的竞赛。相反，我们发现了一个反复出现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下生产的空间地理转移倾向于在每一个资本偏好的新的投资场所创造出一个新的工人阶级，并加强了其力量。当跨国资本被廉价而易于控制的劳动力的承诺所吸引时，产业扩张所导致的转型同时也改变了阶级力量的平衡。强大的劳工运动的兴起，成功地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改善了工作条件，强化了工人的权利。而且，劳工运动通常在民主运动中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将社会变革的议程推进到远远超越赞成民主的精英们所预想的程度。

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资本从现有生产地的迁移会倾向于削弱那些地方既有的工人阶级。但是，第三世界的工人们“在没有国际保护的条件下从事无望的单调工作”（Greider, 1999:5）的图景，掩盖了资本所面对的随着每一次空间调整而重复出现的种种矛盾。因为随着产业的地理位置的扩散，工人阶级强大的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也随之扩展。从而，在各个新的低工资的投资地的工人们，在相当程度上能够依赖于他们自身的结构谈判力量。因此，我们对全球汽车工业的描述显示，在假设产业活动的地理迁移是正在进行的世界资本主义结构再调整的主要推动力的情形下，我们将无法证实普遍性的劳工力量的结构性弱化。更进一步，如果说既往的模式对预测未来有什么指导作用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预期：在那些经历了快速工业化和无产阶级化的地区（就此而言，中国这一个案具有最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将发生各种（马克思式的）产业劳工抗争的浪潮。

另一个替代性解释，则是将劳工危机与生产组织的变革对工人谈判力量所造成的影响联系起来。但是，我们在第二章中对全球汽车产业的分析也表明，这样的技术调整策略并不具有显著弱化工人谈判力量的作用。相反，由于及时生产体系增加了资本对生产流程中断的脆弱性，从而使劳工的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得到了提高。

因此，我们需要从其他方面来解释20世纪晚期的全球劳工危机和劳工运动危机。在本章的第三节和第四节中我们将转到产品调整和金融调整的影响上来。

第二节　南北差距的终结？

我们在第二章的分析中显示，既有的大规模生产产业的空间调整，并没有导致直接的冲向底线的竞赛，这或许可以被解读为存在着一种全球劳工工作条件同质化的倾向，从而模糊了南北之间的分隔。因为，我们的叙述强调了汽车产业的大规模生产倾向于通过各种方式创造出各种相似的社会矛盾，包括相似的工人谈判力量的来源以及斗争形式，其结果是，从美国的底特律到意大利的都灵再到韩国蔚山的半个世纪的斗争，都呈现一种惊人的似曾相识之感。

尽管我们在第二章中关于似曾相识的故事的叙述强调了资本转移所具有的同质化影响，我们在第三章中对一种经过了批判性重构的产品周期模型的应用，则强调了各种系统性的反向趋势，在这些趋势的作用下，南北分隔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这对于不同地区的劳工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每一种似曾相识的劳工运动模式的再次出现，都是发生在一种根本不同的竞争环境之中的。无论是汽车产业还是纺织产业、的产品周期，当生产的中心（以及工人的斗争）被转移到工资较低的地区时，资本家将不再能够获取产品周期创新阶段的“垄断性超额利润”，建立各种稳定劳资协议的操作空间从而也缩小了。

更普遍的情况是，各种技术和产品调整策略都具有这样一种系统性的倾向，即垄断性超额利润总是周而复始地在创新比较集中的高收人国家产生，而低收人国家则很少能分享到这种超额利润。而且，在保持和恢复高工资生产区域的全球竞争地位方面，保护主义也扮演着一个显著的角色。换言之，我们发现空间调整倾向于消解南北之间的分隔，而技术调整、产品调整以及保护主义则倾向于不断地重构南北之间的分隔。

从本书第三章所持的视角而言，第三世界工人们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并不是由于缺乏维持劳工标准的国际压力。毋宁说，问题的根源在于存在着一个不断被复制的南北分隔的系统性过程。空间调整策略转移了大规模生产（包括强大的工人阶级）所导致的各种社会矛盾，但它们并没有实现财富的重新转移，正是凭借这种财富，那些高工资国家才能够在历史上对这些相同的矛盾加以调适。结果是，强烈的不满、怨恨和强大的谈判力量并存，这为大多数后殖民地国家中持久性的社会危机创造了条件。

第三节　工人结构性谈判力量的削弱？

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汽车工业——赋予了汽车生产工人强大的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其根源在于工人们在一个资本密集和劳动技术分工复杂的生产体系中居于战略性地位，从而能够使生产流程的中断，导致重大的损失（参见本书第二章）。此外，我们认为，与后福特主义相伴随的技术/组织调整策略，并没有弱化汽车产业工人的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最后，我们认为（参见本书第三章）汽车产业工人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要远远强过纺织产业（19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工人。总之，20世纪似乎表现出了这样一种特征，即劳工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总体上在朝着不断增强的方向发展。

加拿大奥沙瓦，通用汽车组装工厂流水线上的汽车工人。[图源：THE CANADIAN PRESS]

但是，无论是从象征性意义来看还是从实际雇佣人数的增长上而言（在高工资国家情况尤其如此），汽车产业（以及更一般的耐用大众消费品产业）都已不再是21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这使得一些观察者将劳工运动的危机归咎于工人阶级自身的消失（参见本书第一章）。我们对全球工人阶级的不断形成和再形成的关注，使我们得出了一个根本不同的结论。在本书第三章中，我们认为劳工抗争的中心，并不只是沿着各产业内部的连续的空间调整路线，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它还沿着产品调整的路线从一个产业转移到另一个产业。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从纺织产业到汽车产业的转移。在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进程中，纺织产业的劳工抗争先是被边缘化，然后又出现了衰退。但是，与此同时，新的主要工人阶级则在20世纪的新的主导产业——汽车产业——中被打造出来，并且力量得到增强（参见表3-1）。同样，尽管汽车产业的劳工抗争在21世纪也愈加被边缘化（且可能最终被消解），但我们应该期望看到在21世纪新的主导产业（一个或多个）中，将会形成新的工人阶级，并浮现出各种劳工运动。换言之，就这里所持的观点而言，劳工运动在20世纪晚期所遭遇的危机只是暂时的，并且，随着“正在形成中”的新工人阶级地位的巩固，这种危机将有可能被克服。

但是，新的主导产业（一个或多个）中工人谈判力量的性质和程度如何，依然是一个问题。换言之，这一工人工作场所谈判力量不断增长的趋势，是否会在21世纪持续下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书第三章力图识别出21世纪的某些新的主导产业，并将这些产业中工人谈判力量的性质和程度，与纺织产业和汽车产业中工人谈判力量的性质和程度进行比较。无论是就有可能成为新的主导产业的潜在产业类型而言，抑或是就劳工谈判力量的意义而言，都出现了一幅高度异质性的图景。我们发现，尽管在一些当代的关键部门（如交通业和通信业）中，工人拥有的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与汽车工人曾经拥有的同样强大；但在另一些部门中，工人拥有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则要少得多（如旅馆和餐饮业工人）。另外一些工人，如教师，他们缺乏显著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即他们并不是在一种劳动的复杂技术分工体系中工作），但是，凭借其在劳动的社会分工中所处的战略性位置，他们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谈判力量。

总体而言，尽管没有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么具有直截了当的负面影响，或许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20世纪这种倾向于增加工人工作场所谈判力量的趋势，在21世纪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逆转了。今天，许多从事生产和个人服务业的低工资工人的谈判力量，更类似于19世纪的纺织工人所具有的谈判力量，而非20世纪的汽车工人。

从这一视角来看，当代劳工激进性的下降，或许可以从劳工工作场所谈判力量的总体弱化的趋势中找到答案。但是，我们对纺织和汽车产业中劳工抗争的历史动力机制的比较表明，在强大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和劳工的激进性之间并不存在着相关关系。事实上，尽管纺织工人的抗争较少能够成功实现其各种直接诉求，他们却始终比汽车工人更富有激进性。不过，这两个产业中的工人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别在于：纺织工人的成功，更多的是依赖其强大的（具有补偿性质的）结社组织谈判力量（工会、政党以及民族主义运动中的跨阶级联盟）。有鉴于此，或许我们可以期待在劳工运动的总体力量策略中，结社组织力量所占的比重将处于不断增长的态势。

事实上，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看到的，最近，快速增长的核心服务业中的某些最成功的工人运动的策略，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纺织工人的斗争策略有颇多相似之处。纺织工人在一个由众多的小企业所组成的垂直一体化的产业中工作，他们的就业很不稳定，因此他们不得不以广泛的城市性或区域性政治和工会组织为基础，以发展出一种补偿性力量。同样，今天至少在表面上．实现了垂直一体化的服务业工作的低工资工人，他们所遵循的是一种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模式，而不是依赖于工人在生产中的位置性力量而形成的组织模式。美国的“基本工资运动”和“清洁工公正权益运动”都是以社区劳工组织为基础的， 从而避免了劳工组织对任何特定的公司或公司群体中的稳定雇佣关系的依赖。因为，正如纺织工人的历史经验所表明的，主要依赖工人独立的结构谈判力量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胜利的取得，要依靠与更广泛社区中的各个群体、阶层形成联盟，以及从这些群体和阶层那里所获得的诸多资源。

如果工人结社谈判力量的重要性正在增长的话，那么，劳工运动的未来发展轨迹，将受到其所处的更广泛的政治背景的强烈影响。我们在本书第三章中对20世纪早期纺织工人的讨论，使得我们有必要去强调存在于劳工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联系。而存在于当代工人运动与其他各类运动之间的类似联系，则需要加以探索。

而且，对工人的谈判力量的当前趋势进行全面评估，要求我们出于另一个理由去强烈关注世界政治背景。到目前为止，本节强调了生产组织中各种变化对工人谈判力量所产生的影响。但是，正如第四章所强调的，20世纪工人的谈判力量至少是建立在两种同等重要的因素的基础之上：一种因素是工人在国家的全球力量战略中所处的中心地位；另一个因素是工人在复杂的生产过程中所处的中心地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预期：21世纪工人运动的发展轨迹，将继续与（变动着的）战争和世界政治之间的动态机制交织在一起——这正是我们下文将要讨论的一个主题。

第四节　战争与工人权利将何去何从？

正如我们在本书第四章中所论证的那样，20世纪的全球劳工抗争深深地陷人到世界政治和战争发展的动力机制之中。有几个重要趋势凸显了出来。首先，在19世纪晚期，工人的力量相对于其国家的力量开始急剧增长，因为国家为了获得战争的胜利越来越依赖于被送到前线的工人－公民的自愿甚至是热情，以及在工厂工作的工人来支援前线。正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竞争和武装冲突升级的背景下，工人们（尤其是宗主国国家的工人们）成功地推动其国家在工人权利以及更广泛的民主权利方面的迅速扩展。但是，在使工人保持忠诚方面，这种国家的社会化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现代工业化战争所导致的恐惧和混乱，使得这些旨在建立国家层面的社会契约的各种努力愈加不稳定，最终引发了战争、劳工的抗争以及革命危机的恶性循环。20世纪上半叶的这种总体的系统混乱，只是通过二战后在全球层面的具有实质意义的各种政治－经济改革才得以解决。这些改革措施包括国际货币和贸易体制的成功建立，这些体制的各种规则都含蓄地承认：劳动力是一种虚拟性商品，需要保护它使其免受不受管制的世界市场的最严酷的裁决。这些全球性的改革措施，为大众消费和国家层面的发展主义社会契约的建立开辟了空间（参见本书第四章）。

从这一视角来看，20世纪下半叶劳工抗争的衰退和劳工运动的去激进化过程是一种局面转型的结果，即战争得到了更多的控制且更为有限度，同时，出现了一个对劳工更为友善的国际环境。而且，我们在21世纪是否会回到一个劳工抗争不断升级并变得越来越激进的局面，则取决于我们是否会回到与20世纪上半叶相类似的那样一种局面，即国家间的冲突不断升级以及世界大战。

就这一点而言，越南战争具有深远的意义。首先，越战的经验愈加支持了我们的结论：成本巨大且不受欢迎的战争具有使劳工运动激进化的效应；它还使得国家倾向于通过将国家进一步社会化来应对各种社会矛盾（参见本书第四章）。但越南战争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它引发了美国全球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一场重大危机，引发了一系列将美国的全球政策的反革命性推向顶点的一系列反应。这一反革命的核心在于，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和美国的全球社会——经济战略都发生了重大的转移。

越南战争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巨大的抗议浪潮。[图源：Jacobin]

军事战略中的反革命在于，美国（及其他宗主国国家）认识到，任何可能危及大量本国工人－公民的战争，将构成对社会稳定的严重威胁。对这一事实的认识，首先严重阻碍了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军事行动范围。相反，在80年代，通过从劳动密集型战争向资本密集型战争的急剧转换，这种严重的阻碍得到了克服。对于那些能负担这种高科技战略的国家来说，资本密集型战争的种种优势，首先被英国在福克兰/马尔维纳斯战争中表露无遗。在海湾战争中，这种优势得到了引人注目的证实，并再次在科索沃战争中被不那么引人注目地证实。在第一世界国家中，针对这些战争的内部反对声音一直很低，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国）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以使得他们自己的工人－公民－战士中受伤害人数降到最低（趋向于零）。此外，研究和发展领域中的大量精力被用于战争的自动化（也就是说，不仅使得第一世界国家的人们完全免于被杀的危险，同时，还使得他们完全避免与大规模杀伤发生直接接触）（Greider，1998）。

与20世纪上半叶的那种导致工人激进化并制造出全球劳工爆发性抗争的战争相比，这种类型的战争是十分不同的。近期的战争使得大多数贫穷国家遭受了巨大的破坏——其土地被高科技炸弹炸毁、经济基础设施被摧毁并因此而导致各地稳定的工人阶级队伍被破坏——但是，这些破坏并没有引起第一世界国家中“社会大众的强烈反响”。因此，如果各战争国家继续将第一世界国家的工人（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公民）与更为恐怖的当代战争隔离开来，并摧毁其他地区的稳定的工人阶级，那么，就不太可能产生那种标志着20世纪上半期劳工抗争特点的强大而具有爆发性的劳工抗争。

与此同时，第一世界国家越是迈向战争的自动化，它们也就越是将自己从为了获得战争的胜利而依赖于战争中的工人－公民的局面中解放出来。有鉴于此，隐藏在工人权利和民主权利扩张背后的一个最强大的过程正在被逆转，这也引发了一个问题，即这种逆转是否会促使工人权利和民主权利的重大缩减？事实上，存在于20世纪80年代军事领域中的反革命的另一面，是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反革命。对劳工和发展相对友好的国际体制，在80年代被一种对劳工和发展不友好的国际体制所断然取代。在战后的全球新政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大众消费和发展主义的社会契约，被从上层摒弃了。国家层面的各种社会安全网，与国际层面的允许/促进这些社会安全网的各种制度一起，在世界范围内被削减或废除了。因此，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反革命，可以说是引发了使国家去社会化的趋势。

到目前为止，我们论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代全球政治军事背景，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上半叶导致激进和爆发性的劳工抗争的全球政治军事背景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随着对劳工友好的国际体制的废除，当代的全球社会－经济背景具备了与较早历史时期的全球社会－经济背景的某些相同的重要特征。在这两个时期，人们都信奉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各国一致推行将资本从各种限制中解放出来的措施，从而导致资本积累的全球进程的重组（各种范围广泛的调整策略）加速，这导致了尚未被商品化的和得到社会保护的各种生存资源被破坏。关键是在这两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一个投资从贸易和生产领域撤离并转向金融和投机领域的重大转移——我们称之为金融调整策略。在这两个历史时期，这些变化（包括资本的金融化），导致结构性失业的不断增长、不平等的加剧以及世界范围内工人原有谋生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大破坏。最后，在这两个历史时期，金融调整的启动伴随着雇主反劳工的重要攻势的增长和劳工抗争的消退。在19世纪晚期，这种消退是短期的。在20世纪上半叶，不断增长的不满以及工人结构谈判力量的增强（发生于生产场所和世界政治当中），共同产生了马克思式和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的强大浪潮（参见本书第一章和第四章）。反过来，这些劳工抗争的兴起，在迫使世界的精英统治阶级推行全球层次的重大政治和社会－经济改革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参见本书第四章）。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后期之间的各种相似之处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预期，当代劳工抗争的衰退将是短期的（或至少是暂时性的）。事实上，许多观察者从西雅图以及其后的反全球化示威中，看到了不断上升的强烈反应的迹象。人们对“别无选择”（TINA）的信念从根本上被动摇了，对世界政治和社会－经济体制制度进行根本的、有利于劳工的变革的各种建议，正在得到强有力的推行。建立一个新的、对劳工友好的国际体制的机会何在？建立一个来源于（并且在本质上反映出）真正的劳工国际主义的国际体制的机会何在？我们将在下文以及本章的结尾部分，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第五节　新劳工国际主义？

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全球化进程，不仅伴随着不断增长和具有爆发性的劳工抗争，同时还与第二国际的垮台以及两次世界大战联系在一起。我们认为：劳工国际主义的瓦解与帝国主义和国家的社会化进程有着密切联系，正是这些进程将工人生计安全与其民族国家的力量联结在一起。随着20世纪晚期各国开始迈向国家的去社会化进程，各种潜在的条件是否正变得更有利于劳工国际主义的兴起呢？

在回答这一问题的时，关于这两个阶段的全球化进程中的另外一个类比能够给我们以启发。在这两个时期，具有种族主义和排外意味的国家保护主义，构成了工人们（以及其他人）对不受管制的全球劳动力市场所引发的混乱状态予以反应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本书第一章中，我们指出，没有理由预期，仅仅因为资本发现将所有工人视为可以互换的等价物是有利可图的，工人们自己就会认为这种资本对待他们的方式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并接受它。相反，处于不安全状态中的人们（包括工人）有充分理由去维持各种非阶级界限和边界的显著存在（例如种族、公民权、性别），并以此来作为他们要求特权保护、在大动乱中免受伤害的一种手段。因此，国家的去社会化进程，本身并没有为劳工国际主义提供扎根的肥沃土壤。事实上，人们有理由认为，今天，第一世界国家工人的生活水平较少取决于其国家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力量，而是更多地取决于这些国家通过实行进口和移民限制来使得其工人免遭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劳工竞争的能力。

正如我们在本书第四章中所论述的，20世纪的世界劳工抗争被嵌人到一种钟摆式的摆动中，钟摆的一侧是利润率的危机，而另一侧则是社会的合法性危机。以19世纪晚期的大萧条为标志的利润率危机通过一系列的调整措施得到了解决，这些调整措施破坏了全世界的既有的生活和谋生方式，其后果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合法性危机以及不断增长的劳工抗争、革命危机和世界大战的恶性循环。在半个世纪的不断增长的系统性混乱后，战后的社会契约都明确意识到：必须保护工人使他们免受不受管制的全球自由市场力量的伤害。尽管利润从来就没有完全让位于工人的生计，但已存在一个广泛的共识，即除非资本主义能够显示其有能力提供物质和经济安全，否则，它将不能在来自底层的不断增长的革命挑战中幸存下来。工人们不能被当做简单的商品来按照市场力量来决定其使用与否。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种哲学和政策已经被认为是构成了对利润不断增长的束缚，并在80年代被世界的精英们所摒弃。由于20世纪晚期这一钟摆重新摆向不受管制的市场所带来的既有生活和谋生方式被打乱，又一次造成了世界资本主义深刻的社会合法性危机。这种社会合法性危机对世界精英们来说是否已经（或将是）足够麻烦以至于导致钟摆重新摆向对生计和安全的重视，这一点仍有待观察。

然而，本书所作的分析清楚地指出：战后时代的各种全球社会契约，无论是对劳方还是资方来说都没有提供一个稳定的解决方案；此外，简单地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许诺满足该时期不断升级的工人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的愿望时，美国主导的全球体制回避了几个重要问题。无限制增长这一支撑全球新政的意识形态意味着：在一定时期内，针对大众消费和发展主义的社会契约的资本主义限制和环境限制都是可以忽略的。20世纪70年代的利润率危机和环境危机（以那10年的油价震荡为显著标志）共同揭示出世界霸权所作承诺的种种内在限制。此外，数十年的工业化和发展——所谓的第三世界工人进人高度大众消费的前提——仅仅是在美国世纪终结之前进一步强化了各国在收人和资源使用/滥用上的不平等。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种族分化和财富分化之间的重叠被强化，环境正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不断恶化。因此，21世纪早期的世界各国工人所面临的终极挑战是进行斗争，不仅仅是为了反对工人自身的被剥削和被排斥而斗争，而且也是为了建立一个使对利润的追求真正服从于对所有民众生计有所保证的新的国际体制而斗争。

*本文为贝弗里·J·西尔弗《劳工的力量：1870年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第五章“世界—历史视角下当代劳工运动发展的动力机制”，张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为排版和阅读方便，本文删去了原文的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发生于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图源：Vanity 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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