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 | 怀旧的时代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11.19－2017.01.09），波兰社会学家。1971年因波兰反犹主义被迫离国前往英国定居，成为英国利兹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鲍曼因将现代性、大屠杀以及后现代消费主义联系起来而广为知名。

1920年，德国表现主义画家保罗·克利（Paul Klee，1879—1940）创作了一幅名画《新天使》（Angelus Novus） ，该画旋即被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收藏，后来又取名《历史的天使》（Angel of History）。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早期，本雅明撰写了《历史哲学论纲》（Theses on thePhilosophy of History）一文，深入探讨和揭示了该画所传送的讯息。该文写道：

保罗·克利（Paul Klee）的画作《新天使》（ New Angel ）

历史的天使面朝过去。我们认为非常重大的系列历史事件，历史的天使却认为是场连续的灾难。这场灾难使牺牲者的尸骸不断堆叠，并被掷于他的脚下。这位悲悯的天使想要停下来，唤醒那些死者，修复破碎的一切。但是，从伊甸园刮来的风暴，猛烈地撕扯着他的双翅，使他无法展翅飞翔。这场不可抗拒的风暴，把天使推向他背对的未来，而他面前的尸骸越堆越高，直至天际。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说的进步。

本雅明对《新天使》的理解真是独到而深邃。在将近百年之后的今天，如果再次玩味和揣摩这幅名画，我们就会看到，历史的天使现在又在拼命挣扎。然而，我们也许会惊讶地发现，虽然这一次历史的天使的双翅还是和过去一样，被强大的风暴束缚，无法展翅飞翔” ，但是，他却改变了方向——掉了个头，他的脸从面向过去变成面向未来，他的双翅被风暴向后撕扯。而这次的风暴是从人们预期的和忧惧的未来的“地狱”刮向过去的“天堂”——在失落的伊甸园沦为废墟之后，人们通过回忆想象出来的天堂。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德国犹太人，文学和美学家。代表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单行道》等。[图源：Blog.sina.com.cn]

人们也许认为，通过把过去与未来各自的美德与邪恶——克利一百年前画出来的，后又由本雅明所指出的那些美德与邪恶——调换位置，就可以借这幅画来抓住和理解过去与未来。当下，正是“未来”因不可信、不可控而遭受谴责、嘲笑而成为失信者的时候，也正是“过去”成为可信者的时候。 “过去”成了（真正的或公认的）值得信任的对象，人们逐渐放弃了选择那即将破产的希望和未来的自由，更不再为之而努力。

正如哈佛大学斯拉夫比较文化教授斯维特拉娜·波伊姆（Svetlana Boym）所言，怀旧病（Nostalgia）是“一种‘损失-替代’情感，也是某个人自己幻想的浪漫”。在十七世纪，怀旧被视为一种可以治愈的情感疾病。例如，当时的瑞士医生就推荐用鸦片、蚂蟥和山地旅行来“治疗”怀旧。而“到了二十一世纪，这种一直存在的疾病逐渐演变成不可治愈的现代状况。二十世纪始于未来派的一种乌托邦，却止于这种怀旧病”。她认为，眼下“全球都在流行这种怀旧病，越来越多的人渴望拥有一种集体记忆的共同体情感，渴望在一个碎片化的世界中获得一种连续性” ；这种流行病是“身处生活与历史加速剧变的时代中的人们的一种防御机制”。而这种“防御机制”的实质，在于“承诺重建今天诸多有影响的意识形态一味主张的理想家园，引诱我们放弃批判思考，而代之以情感团结” 。她还警告，“怀旧病的危险性在于它往往将想象的家园与实际的家园混为一谈” 。最后，她认为， “当前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逐渐复兴的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者，是这种怀旧病的‘亢奋’变态，并最具有这种危险性特征。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者通过回归及借助民族主义的符号和神话，有时甚至通过把各种阴谋理论改头换面，而编造一种反现代的历史神话”。

我认为，人们对于“其他地方”的事物，总是存在很多不同的情感，怀旧病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种而已。不知到底从何时开始，人们开始发现人类行为具有可选择性；但至少自发现人类行为具有可选择性之时起，或者更准确地说，自发现人类行为是且不能不是一种选择之时起，这种情感就开始出现和存在了。而自发现处于某时某刻的这个世界，只不过是通过所有并非自然而是人为的设计、发明和创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数量不可确定的可能世界之一种之时起，这种情感就一直颇为流行，并成为人类状况中难以割裂的要素。所以，波伊姆发现，在当下“全球流行的怀旧病”中，很多人试图寻求一种当下现实世界的替代物。在人类历史的接力赛中， “怀旧病的全球流行”已经接过以前那种“进步狂”的渐进却势不可当的全球流行的接力棒。

然而，这种对过去的追逐还在不间断地进行着。它可能改变方向，甚至改变跑道，但就是不会停下。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曾试图描述和抓住这种操纵我们的、不可消除的、无法餍足的内在强制（imperative）:

我听到了小号的号音，并问仆人其为何意。他说不知道，也没有听到什么号音。于是，我要出去。但是他在门口挡住我，并问道：“主人，你要去哪里？”我说：“我不知道，我只是想出去，就是想出去。没有别的，离开这里，是我能够实现我的目标的唯一途径。”他又问道：“看来你知道你的目标？”我回答说：“是的，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了。离开这里——这就是我的目标。”

这种强迫症可能将继续如此下去，直至地狱冰封。

早在500年前，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就把人类回归天堂伊甸园或在地球建立人间天堂之千年美梦，冠以“乌托邦” （Utopia）之名。而在500年后的今天，这个概念通过否定之否定形成了又一个黑格尔式的正-反-合的三段式发展，正接近于形成其完整的圆圈。莫尔认为，在那些由一个智慧而仁慈的统治者领导下的固定之地（topos，如一个城邦、一个城市、一个主权国家） ，才能实现人类幸福。但是后来的人们认为，要实现人类幸福的前景，就必须与这种固定之地相分离。也就是说，只有个体化、私人化和个人化才能实现人类幸福；人类的幸福不再寄托于那种蜗牛式的家园模式，而“附属于”人类个体。但是如今，这种看法又被它们雄心勃勃但未见丝毫成功地否定的东西否定了。现在，各种“逆托邦” （retrotopia）正在从莫尔式的乌托邦的双重否定——被拒绝之后的复活——中出现。前两次人们都是去那尚未诞生、因此尚不存在的未来中寻找人类的幸福，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从那已失去、被盗走或被抛弃却未死的过去中寻找各式各样的乌托邦：

托马斯·莫尔（St. Thomas More，1478.2.7-1535.7.6），英国律师、社会哲学家、作家和政治家，也是著名的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代表作为《乌托邦》，该书描绘了他想象中的政治系统——岛国“乌托邦”。更多阅读，请参见：莫尔 | 到乌托邦去旅行。[图源：wikipedia]

根据爱尔兰诗人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看法，当我们到达天使之城、丰饶之地（Land of Plenty）之时，不应就此满足和停留，而应把目光再一次投向那最遥远的地平线，并重新升起船帆向前进发。他写道，“进步就是各种乌托邦的实现”。但是，遥远的地平线一片茫然，天使之城、丰饶之地隐藏在重重迷雾之中，静静等候。恰恰就在我们真的要承担起赋予这种富有、安全、健康的生活以意义的历史性任务之时，我们却埋葬了乌托邦。没有新的梦想来替代它，因为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比我们已获得的世界更好的世界。事实上，在富裕国家中，很多父母——例如澳大利亚53%的父母、法国90%的父母——都认为他们的下一代以后将比自己更穷更苦，他们的下一代人中的贫穷人口比例也将高得多。

这就是罗格·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在其近著《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Utopia for Realists）中所指出的。这本著作出版于2016年，副标题是“全民基本收入（UBI）、开放边界和每周15小时工作制方案” （The Case for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Open Borders, and a 15–hour Workweek） 。

当权者鼓吹私人化或个体化就是“进步”的观念，宣扬私人化或个体化地寻求改善生活的实践，并把它们当作“解放”来兜售，因此得到大多数从属者的拥护。当权者说，私人化和个体化可以打破以往严苛的从属和规训要求，使人们获得自由。但是，我们发现，这种私人化或个体化，却是以牺牲国家提供的社会服务和保护为代价的。受到蒙蔽的从属者数量巨大，并且还在不断增多，但是他们慢慢发现，这种解放始终是福祸参半、利弊并存的，它似乎是一种福祉，但被掺入了相当多的、仍在不断增多的诅咒。对于从属者而言，遭受强制的确让人痛苦，但“解放”与“自由”带来的风险，同样令他们失去体面并感受恐惧和烦恼。现在，他们自我依赖、自力更生成了法定状况，而风险趁机充满其间。在以往的整合系统中，他们必须做出贡献，否则就会担心遭到惩罚，现在这种担心完全被因整合不足而产生的同样恼人的恐惧所取代。随着旧的恐惧逐渐被遗忘，新的恐惧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烈。原来的上升现在却被视为堕落，原来的进步现在却被视为倒退，游戏中那些日益增多的并非出于本意的被利用的炮灰注定——或自我感觉——要失败。这使公众的心态出现了波动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公众从原来十分关注减少世界的不确定性、希望改变未来那明显的不可信任，转而把希望寄托于他们仍依稀记得的过去，他们认为稳定、可信任而有价值的过去。随着这种转变而来的，就是未来从希望可期之天堂变成梦魇之地狱。公众担心和恐惧，如果走向未来，将失去工作甚至从属的社会地位，家庭财产以及其他生活物品和动产都将被“收回”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下一代的福祉和声望日益下降而爱莫能助，而自己辛苦学习和掌握的技能被剥夺了市场价值。因此，通往未来的道路如此吊诡地变成腐烂、退化的羊肠小道。人们可能因此乘机走上回到过去的道路，以避免未来的损害，并认为这早晚都会促进自己的福祉吗？

正如我将在本书中所主张的，这样一种转变已经产生了明显而广泛的影响，影响了人类共同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影响了人类新兴的世界观以及这种世界观所暗示和孕育的生活策略。这种转变也影响了欧盟所进行的、把国家整合提高到超国家层次的先驱性实验。最近哈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对这种影响进行了分析。而他的这一分析，只需稍加调整，就可以完全成为所有其他层面上出现的、回到过去的明显转向的深刻写照。这种转向在不同的层面会运用不同的话语和修辞，但都在进行各种极其相似的叙事。

正如索拉纳所言， “欧盟出现了一种危险的怀旧病症状。对过去的好时光’——在欧盟被认为可以冲击或超越国家主权之前的时光——的渴望，导致了民族主义政党的出现；而且，欧洲各国的领导人仍在试图用昨天的办法来解决今天的问题” 。他还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怀旧病的原因，并结合最近出现的最剧烈、最引人关注的脱欧现象来阐明他的看法：

2008年的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了欧盟中那些比较弱小的经济体失业率的急剧上升，特别是年轻人失业率的急剧上升，而比较强大的经济体也感受到了要求通过救援陷入困境的成员国家来显示欧盟团结”的明显压力。当比较强大的经济体在提供那些援助时，他们要求受援国厉行节约，而这又阻碍了受援国的经济恢复。很少有成员国家感到满意，而多数成员国家都责难欧洲的一体化。

他警告说，援助国以及所有成员国目光如此短浅，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使欧盟逐渐远离摆脱目前困境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他认为，我们完全有理由、有希望找到这条道路：

很多欧洲人感受到的经济上的痛苦，肯定是真实的；但民族主义者对其根源的诊断，则是错误的。诚然，欧盟处理这一危机的方式应受到批评；但是，欧盟并非全球经济失衡——及其2008年以来导致的经济动荡——的罪魁祸首。那些失衡是一种更加广泛的现象——全球化——的反映。有些人借口全球化已被除魅，主张回归保护主义，通过加强国家边界来实现所谓的太平盛世。还有一些人则惆怅地回忆那从未真正存在过的民族-国家，借口国家主权而拒斥欧盟的进一步整合。这两种人都怀疑欧盟统一的基础。但是，回忆使他们失败，向往误导他们。

我所说的“逆托邦” ，就是前面提到的否定之否定——乌托邦的否定之否定——的产物。它与莫尔的乌托邦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固定于特定领土范围内的主权独立和自治的城邦（topos）之上，似乎具有一种坚实的根基，因此可以提供和确保起码的稳定性，从而实现让人满意的自我保护和自信。但是，与莫尔的乌托邦不同的是，逆托邦却认可、吸收和整合了否定乌托邦的现实社会的“做出贡献，否则遭受惩罚”的原则。也就是说，逆托邦鼓吹秩序具有地方性、非终极性，并抛弃了“达致完美”的思想，也抛弃了无休止地不断变革的观念，并先验地使不断变革去合法化，排除其可能性（和合意性）。不过，逆托邦忠于乌托邦的精神，希望最终能够同时实现安全与自由的协调，并因此获得自己的活力。而乌托邦以及对乌托邦的第一次否定，都不曾尝试——或者即使尝试过却没能——实现这一“壮举” 。

本书的目的，就是简要概括莫尔之后现代乌托邦所经历的500年的漫长的曲折旅程，揭示、描述和记录在乌托邦历史中新兴的逆托邦阶段存在的最引人注目的某些“未来往回走”的趋势，特别是共同体的部落模式复兴、向原始的自我（被非文化因素和不受文化影响的因素所决定的自我）的回归，以及从当前社会科学和大众意见中流行的、重要的、不可协商的、必要的“文明化秩序”中的撤退。

这三种与未来的背道而驰，当然并不是说要直接回归到过去的实际生活模式，因为正如厄恩斯特·盖尔纳（Ernst Gellner）让人信服地指出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指出，对以前状况（status quo ante）——在第二次否定之前就已经在实际中存在或在想象中一直存在的状况——的迭代（iteration）与对以前状况的重复（reiteration）是不同的。那么，它们显然是想对以前状况进行迭代，而不是对以前状况进行重复。以往的状况又在大脑中浮现，但在选择性记忆与选择性遗忘相互交织的过程中多多少少被更改。不管怎样，过去那些真实的或推定的层面，或者被认为得到了成功的验证，或者被不适当地抛弃，或者被随意地篡改，并成为在绘制去往逆托邦的路线图中重要的方向参照点。

需要说明的是，要正确地理解和剖析向往过去的逆托邦的浪漫，首先必须明确其间的顺序。波伊姆认为，革命之后，往往会流行某种怀旧病。1789年法国大革命也是如此，不仅仅是旧制度（ancien ré gime）导致了大革命，而且在某些层面，也是法国大革命产生了旧制度，给予旧制度一种形状、一种解脱感，一个镀金的光环。然而，随着共产主义遭遇挫折，又出现了一种对于前苏联的想象，把前苏联想象为稳定、强大和常态的金色年代，而这种观点在当今俄国十分流行。换言之，当人们在做怀旧之梦时， “回归”的通常并非过去本身，不是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不是真实的过去，不是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建议史学家去恢复和再现的东西。很多历史学家都想实现这个目的，但都虽闻名一时，却昙花一现。英国史学家E.H.卡尔（E.H.Carr）颇有影响的《历史是什么？》（What is History?）就说：

历史学家必然是有选择性的。独立于史学家而客观存在历史事实硬核这一信念绝对荒谬，但却是十分难以消除的概念……过去常说事实为自己说话。当然，这不是真的。事实只有在史学家召唤它们之时才说话：正是历史学家决定了给出何种事实，以及这些事实在情景中的先后顺序。

历史学家必然是有选择性的。独立于史学家而客观存在历史事实硬核这一信念绝对荒谬，但却是十分难以消除的概念……过去常说事实为自己说话。当然，这不是真的。事实只有在史学家召唤它们之时才说话：正是历史学家决定了给出何种事实，以及这些事实在情景中的先后顺序。

E.H.卡尔向他的专业同行兜售他的主张，并急切地敦促和要求他们去发现和传达这个真理，整个真理，也是唯一的真理。《历史是什么？》在1961年出版，并出现在人们的书架上。此时，人们开始普遍和广泛运用这种“记忆政治学” ，为了政治（事实上是党派的）目的而武断地选择或舍弃特定的历史事实。不过，在此时这种做法还多少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是，正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所言，随着“真相部” （Ministry of Truth）为了赶上快速变动的国家政策而进行令人毛骨悚然的活体解剖，并不断地“刷新” （改写）历史记录，这种做法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不管寻求历史真相的历史学家已选择了何种从业道路或追求旨趣，也无论他们已做出了何种努力来坚持自己的选择，他们的发现和他们的声音，都并非公共论坛上唯一存在的选择和声音。而且在公共论坛上，在所有竞争性的声音中，他们的声音并非最悦耳的，也不能保证被最广泛的听众听到。相反，那些拥有雄厚资源的竞争者，最无节操、最不谨慎的监督者和管理者，往往把事件的实用功利性置于真理之上，并作为使其叙事正确而远离错误的首要准则。

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断定，因特网的发明必然导致这类“真相部”的衰落。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历史记忆的政治学”迎来了黎明，如果这有什么积极意味的话，就是因特网使历史记忆的政治学变得更加可能，同时使更多的人能够使用这种政治工具，其潜在影响可能不会更加持久，但一定会更加强烈和更加有效。但是，这类“真相部”的死亡，即当权者裁定何为真理的绝对垄断权的丧失，并不会使专业的历史学家寻求真相的道路畅通无阻，也不会使那些“事件之真相”的伸张者向公众意识传递自己信息的渠道畅通无阻。如果“真相部”的死亡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也是使这些道路与渠道更加凌乱、扭曲、危险和不稳定。

随着权力（曾经赋予领土主权国家的行事能力）与政治（决定把何事排上行事议程的能力）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通过设计并建设一个对人们之需要、梦想和渴望更为慷慨友好的社会，从而实现人类幸福的最初思想，逐渐在人们的视野中模糊，原因是人们认为没有任何一种机构可以胜任如此宏大的任务和应对如此复杂的挑战。恰如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坦言的，社会再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把各个个人联结起来建设和完善社会本身，而个人期望获得社会的拯救也毫无意义。他的这种想法，也许是受到了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格言“别无选择” （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启示。既然如此，那么正如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精辟地指出的，接下来将要发生的，就是每个人都分别寻求、发现或设想个人的方案，来应对社会地产生的问题，并且在运用方案时只能依靠个人自己的智慧和个人拥有的技能和资源来解决社会问题，而现在人类已经处于这种状况之中。每个人自己的方案的目标，不再是要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而是要改善自己在这个实际上显然无可救药的社会中的位置；不再是通过集体努力进行社会改革并从中获得回报，而是通过个人之间的争斗实现个人对战利品的占有。

逆托邦的情感与实践在诸多层面都与未来背离，并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书以下各章旨在细陈其背离，揭示其影响。

*本文为《怀旧的乌托邦》第一章导言：怀旧的年代。《怀旧的乌托邦》，齐格蒙特·鲍曼著，姚伟等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为排版方便，本文删去了原文中的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著。

**封面图为Ernst Ludwig Kirchner的画作《View of Basel and the Rhine》（1927-1928）。

〇编辑：泓之  〇排版：棱镜

〇审核：忽逢/望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