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 | 死的本能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05.06-1939.09.23），犹太人，奥地利知名医师、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被誉为“精神分析之父”。著有《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引论》《图腾与禁忌》等。

我们可以暂且停一下对这种关于本能生命的卓越的二元论所作的探讨，来看一看赫林（E. Hering）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生物体中一直有两种始终在发生作用的过程。它们的作用方向相反：一个是建设性的或同化的过程，另一个是破坏性的或异化的过程。我们是否敢说，在生命过程所采取的这两个方向中，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两种本能冲动——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在活动？不管怎样，总还有另外一些东西存在，我们不能对它们一无所知。这里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叔本华的哲学领地。在叔本华看来，死亡是“生命的真正结果，并且因此可以说是生命的最终目的”，而性的本能则是生的愿望的体现。

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德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上第一个公开反对理性主义哲学的人并开创了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先河，也是唯意志论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认为生命意志是主宰世界运作的力量。著有《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附录与补遗》等。[图源：dialecticspiritualism.com]

让我们大胆地尝试着再前进一步。人们一般认为，许多细胞结合成一个有生命的联合体是有机体的多细胞特点，这种结合已经变成了一种延长这些细胞生命的手段。一个细胞帮助保存另一个细胞的生命，而即使当单个的细胞不得不死亡时，细胞的联合体则能够继续存活下去。我们已经知道，接合，亦即两个单细胞有机体的暂时结合，能在这两个有机体身上产生保持生命和使其恢复活力的效果。因此，我们或许可以用精神分析中已经取得的力比多理论来说明细胞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我们可以这样假定，活跃在每一个细胞中的生的本能或性本能将其他的细胞作为自己的对象，它们在这些细胞中能部分地抵销死的本能（即由后者引起的过程）的作用，以此来保持这些细胞的生命。而另一些细胞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它们的。此外，还有一些细胞则成为力比多功能发挥作用的牺牲品。生殖细胞本身的行为则完全采取一种“自恋”的形式——这是一个我们通常在神经症理论中使用的习惯用词，用以描述一个完整的个人：他在他的自我中保留着他的力比多，而丝毫也不让力比多在对象性贯注中消耗。生殖细胞要求有它们自己的力比多，也就是要求有它们自己的生的本能的活动作为一种潜力的储备，用以应付它们日后重大的建设性活动（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把那些破坏机体的恶性瘤细胞形容成是自恋性的。病理学打算把这种恶性瘤的胚芽看成是内在的，并且赋予它们胚胎学的特征）。从这一方面看，我们所说的性本能的力比多相当于诗人和哲学家眼中的那种使一切有生命的事物聚合在一起的爱的本能。

因此，这里我们有机会回顾一下力比多理论的缓慢发展。起初，对移情性神经症的分析迫使我们注意到，在那些指向某个对象的“性本能”和另一些我们对其知之甚少、因而临时称作“自我本能”的本能之间，存在着对立。在所有这些本能中，最重要的位置自然是给了服务于个体的自我保存的本能。要指出在这些本能中还能作其他一些区分，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对于构成一个真正的心理科学的基础来说，大致地把握住各种本能的共同特点和可能存在的差别特征，这就是最有价值的知识了。我们当时是在黑暗中摸索——但也并非在心理学领域中尤是如此。每一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断定有多少种本能或“基本的本能”存在，并且用这些本能来玩弄拼凑理论的把戏，就象古希腊自然哲学家用他们设想的四种元素，土、空气、火和水来拼凑他们的哲学理论一样。精神分析不可回避地要对本能问题作出某种假定。它最初遵循的是对本能的通行的区分，即以“饥饿和爱”这种词语为代表的区分。在这种区分中至少没有武断的成分；而且精神神经症的分析工作正是借助于这种区分才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事实上，“性”的概念和性本能的概念必须加以扩大，以便用它解释许多不属于生殖功能的现象。这一作法在一个严肃的、道貌岸然的或只不过是虚伪的世界中引起了偌大的骚动。

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是在这样的时刻展开的，精神分析摸索着向前发展，逐渐认识到了心理学的自我。最初，只是把自我看作是一种压抑的、稽查性的、能建立保护性结构和反相形成的力量。其实，善于批评和富有远见卓识的人们早就已经在反对把力比多概念仅仅理解为一种指向某个对象的性本能的能量。但是他们并没有说明自己是如何取得这一高见的，也没有从这一高见中推出任何精神分析可加以利用的知识。精神分析更加小心谨慎地向前探索着，它观察到了使力比多脱离对象而转向自我（即内向过程）的规律性，而且通过对儿童的最早阶段的力比多发展现象进行研究，得出了下述结论：自我是力比多的真正的、原本的储存器。力比多只有从这个储存器出发，才能被扩展到。这样一来，自我在性的对象中便找到了自己的地位，并且立即获得了在它们中间的最重要的地位。以这种方式存在于自我中的力比多被描述为“自恋性的”。从这些词语的分析的含义上讲，这种自恋性的力比多当然也是性本能的力的一种表现形式。人们很自然地把它等同于其存在一开始就得到承认的那种“自我保存的本能”。这样一来，自我本能和性的本能之间的那种最初的对立，便被证明是不适当的。人们发现，自我本能中有一部分成分是具有力比多性质的，而性本能——可能还有其他本能——是在自我之中起作用的。但是，我们还是有理由认为，以前的观点，即认为精神性神经症由自我本能和性本能之间的冲突所引起的观点，今天依然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只是在于：以前是把两种本能之间的差别看作是性质上的差别，而现在则应把这种差别看作是形态学上的差别。此外，尤其是这样一个观点仍然正确：精神分析的基本课题——移情性神经症是由自我和力比多所贯注的对象之间发生了冲突而引起的。

但是，既然我们想要进一步大胆地将性的本能看成是爱的本能——万物存在的维护者，把使身体细胞相互联结的力比多储存看成是自我中的自恋性力比多的源泉，那么，我们就更有必要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自我保存的本能所具有的力比多特征上。不过，现在我们发现自己又突然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自我保存本能也具有一种力比多的本性，那么是否除了具有力比多特性的本能之外就不存在任何其他本能了？不管怎样，我们确实没有观察到其他的本能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最终不得不同意这样一些批评者们的意见，他们从一开始就认为，精神分析理论是在用性来解释一切事物。或者我们将不得不同意如荣格（Jung）这一类创新者的意见，他们曾作出一个颇为草率的判断，即用 “力比多”这个词来代表普遍的本能的力。难道不能如此认为吗？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曾任国际心理分析学会会长、国际心理治疗协会主席等。创立了荣格人格分析心理学理论，提出“情结”的概念，把人格分为内倾和外倾两种，主张把人格分为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三层。著有《人及其象征》等。[图源：sougou.com]

无论如何，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产生这样一种结论。我们的论证以一种十分明确的区分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即明确地区分自我的本能（即我们所说的死的本能）与性本能（即我们所说的生的本能）。（我们在某个时候曾打算把所谓自我的自我保存本能包括到死的本能中去，但是后来我们纠正了自己的观点，没有这样做。）我们的观点从一开始就是二元论的；而今天，既然我们不把两种本能间的对立看作是自我本能和性本能之间的对立，而是看成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之间的对立，那么我们的二元论就比以前更明确了。相反地，荣格的力比多理论是一元论的，他把他的唯一的本能的力称作“力比多”，这种做法必定会造成混乱，不过在其他方面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我们怀疑，在自我中起作用的并非那些自我保存本能，而是另一些本能。我们应该能够将它们揭示出来的。但遗憾的是，对自我的分析研究工作的进展是如此地缓慢，竟使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其实很可能是这样的状况：自我中存在的那些具有力比多特性的本能也许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另一些我们还未认识的自我的本能联结在一起。甚至在我们还没有清楚地理解自恋的问题时，精神分析理论家就已经认为，“自我的本能”带有一些力比多的成分。但这是非常没有把握的可能性，甚至连我们的对立派也未把它们放在眼里。困难依然是在于，精神分析理论迄今为止还无法使我们指出，除了力比多的本能之外，还有其他的“自我的”本能存在。不过，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同意事实上没有其他本能存在的理由。

鉴于目前在关于本能的理论研究中存在着的模糊不清的状况，拒绝可能对于本能问题的研究有所启发的观点，就是不明智的。我们的出发点是，承认生的本能与死的本能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现在，对象爱这个现象本身给我们提供了第二个类似于两极对立的例子，这两极便是爱（或钟爱）和恨（或侵犯）。要是我们能成功地把这两极相互联系起来，并且能从一极导出另一极来，该有多好啊！从一开始，我们就已认识到，在性的本能中有一种施虐的成分。正如我们已知道的那样，它能使自己保持独立状况，能以一种性变态方式来控制一个人的全部性活动。它也能作为一种主要本能组元而出现在我称作“前性器恋期”中，然而这种以伤害对象为目的的施虐本能何以能由生的本能所产生，即由生命的保护者所产生呢？如果假定这些施虐倾向实际上是一种死的本能，它们是在自恋性的力比多影响下被迫离开自我的，以致最后只能在与对象的关系中出现，那么，这种假定难道会毫无道理吗？此时这种施虐的倾向开始有助于性功能的发挥。在性心理发展的口欲期中，在性方面取得对一个对象的控制的行为是与该对象的攻击相一致的，后来，施虐本能分离出来，最后在以性器恋为主导阶段，为了生殖的目的开始具有制服性对象以达到进行性行为的作用。其实也许可以这样认为，这种被迫离开自我的施虐性倾向已经为性本能的力比多成分指明了道路，后者就是跟随它才到达对象身上的。凡是在最初的施虐倾向没有经过缓和或混合的地方，我们就会发现，在性生活中存在着人们所熟悉的那种既爱又恨的矛盾状况。

如果以上假定是允许成立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形成一个死的本能的例子（虽然这里死的本能实质上已被置换）。不过，这种看事物的方法很难把握，而且确实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我们的这种做法看上去仿佛是要不惜任何代价来寻找一条摆脱极度窘迫境地的出路。但是，我们回忆一下，便可知道，在这类假定中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在这种窘迫境况出现之前，我们早就提出过一个这样的假定。那时，临床观察使我们认为：必须把施虐倾向的补充现象——受虐倾向的那部分本能看作是一种已经转向主体本身的自我的施虐倾向。可是，在从对象转向自我的本能和从自我转向对象的本能之间，并没有什么原则的差别。后一种本能正是眼下讨论的新问题。受虐倾向——施虐本能朝主体自身的自我的转向，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向本能发展史上的一个较早阶段的回复，它是一种退行现象。以前人们对受虐现象所作的说明在有些方面太笼统，因此需要作些修正：或许存在着一种初级的受虐倾向，这就是当时我曾竭力为之争辩的一种可能性。

可是，让我们还是回到自我保存的性本能上去吧。在单细胞生物身上所作的实验已经表明，接合，也就是两个随后就立即分离而不导致细胞分裂现象发生的个体的结合，在这两个细胞身上都会产生一种巩固生命并且恢复活力的效果。在后来繁殖出来的后代身上，并没有表现出退化的迹象，而且仿佛能够对自身新陈代谢的有害效应产生一种更为持久的抵抗作用。我认为，同样也可把这一个观察结果看作是由性的结合而产生的效果的典型事例。但是，两个仅有些微差别的细胞相互结合之后，何以能导致这样一种更新生命的结果呢？使用化学的乃至机械的刺激来代替原生动物结合的实验（参见利普许茨1914年），能使我们对这个问题作出十分肯定的答复。这种结果是由注入了新的刺激量造成的。这一点十分符合如下假设：个体的生命过程由于内在的原因而导致某些化学张力的消失，也就是说导致死亡。但是，与另一个不同的个体的生命物质结合之后，这种张力便可得到增强。这种结合引入了一些我们可称之为新的“活力差异”的东西，它们被引入之后必定成为维持生命的基础。对于这种差异，自然有某种或者许多种理想的解释。在心理生活中，也许可说是在普遍的神经活动中，占优势的倾向是：努力使那种因为刺激而产生的内部张力减弱，或使其保持恒定，或将其排除（用巴巴拉·洛[1920年，第73页]的术语说是“涅槃原则”）。这种倾向表现在唯乐原则中。而对这个事实的认识便构成了我们相信有死的本能存在的最有力的依据之一。

可是，我们仍然感到，下述事实阻碍了我们的思想线索：我们无法将强迫重复的特征（正是强迫重复最早使我们想到去探究死的本能的存在问题）归之于性本能。胚胎的发展过程明显地充满了许许多多这一类的重复现象，进行有性生殖的两个生殖细胞以及它们的生命史本身就只不过是对有机体生命开端状况的重复。但是，性生活旨在达到的那个过程之本质，乃是两个细胞休的结合。惟有这种结合才保证了高级有机体中生命物质的不死性。

换言之，关于有性生殖的起源以及一般的性本能的起源问题，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的知识。这是一个很可能吓退一个门外汉的难题，但也是专家们自己迄今也还未能解决的难题。因此，我们将只是从众多不同的观点和见解中，挑选出那些看来与我们的思想线索有关的内容，来作一个最简要的概述。

在种种观点和见解中，有一种观点试图通过把生殖看作是生长的一部分现象（试比较分裂繁殖、抽条或萌芽繁殖的现象）来消除生殖问题的神秘性。由不同性别的生殖细胞所进行的生殖，其起源可以按照正统的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来描绘：即假定两个单细胞生物在某个场合偶然结合而达到了两性融合，而这种两性融合的优点则在后来的发展中被保存下来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利用。根据这种观点，“性”并不是什么非常古老的现象，而那些旨在导致性的结合的极端强烈的本能不过是在重复某种以前曾经偶然发生、而从此就由于它的优点而被确立下来的过程。

这里如同在前面讨论死亡的问题时一样产生了一个问题：当我们只是把那些实际表现出来的特性归之于这些单细胞生物时，我们的作法是否正确？当我们认为那些只是在高级有机物中才可观察到的各种力和过程最初是在这些单细胞生物身上形成的时，我们的这种看法是否正确？我们刚才提及的关于性欲的观点，对于达到我们的目的几乎没有什么帮助。人们或许会对这种观点提出如下反驳：它假定了生的本能早已存在于最简单的有机体之中，因为不然的话，接合，这样一种违背生命历程并阻碍死亡发生的作用就不会被保存下来和进一步发展，相反它会被避免。因此，如果我们不打算抛弃关于死的本能存在的假设，那就必须断定，它们从一开始起就是与生的本能联系在一起。不过，必须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面临着解一道有两个未知数的方程式的难题。

除去这些内容之外，关于性欲的起源问题，科学几乎没有为我们提供什么知识，因此我们可以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比作是这样一种黑暗，它简直连一线假设的光都从未透进去过。然而，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中，我们倒确实遇见了这样一个假设，不过它看上去是那样地离奇，完全象一个神话而不象是一个科学的说明。如果它不是正满足了我们想要满足的一个条件的话，我是不会在此斗胆将它列举出来的。因为它认为，产生本能的原因乃是一种恢复事物某种最初状态的需要。

我这里欲列举的就是柏拉图在《会宴篇》中借阿里斯多芬（Aristophanes）之口提出的那个理论。这个理论不仅谈及了性本能的起源问题，而且还讨论了性本能与其对象的关系所发生的最重要的演变。

“原始人的本性并不是象现在这个样子，那时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最初有三种性别，不象如今只有两种性别。这三种是男性、女性、以及男女混合性，……”

在这些原始人身上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双重的，他们有四只手，四条腿，两张脸，两个生殖器，其他部分也是如此。后来，宙斯决定把这些人劈成两半，“就象为了便于剔核把山梨果切成两半那样”。飞人被分成两半之后，

“由于每一半都十分向往另一半，于是它们就聚合在一起，相互间拼命地挥动着手臂，仍然渴望长成一个人。”

阿里斯多芬（Aristophanes, 约前446年-前385年），古希腊早期喜剧代表作家。相传写有四十四部喜剧，现存《阿卡奈人》《骑士》《和平》《鸟》《蛙》等十一部，有“喜剧之父”之称。[图源：maxicours.com]

我们是否可以遵循这位诗人哲学家的启示，来大胆地假设：生物体在获得生命的那一刻被撕成许多微小的碎块，而这些碎块从此就一直竭力想通过性本能重新聚合起来？是否可以假设：这些一直具有无生命物质的化学亲和力的本能，在经过了单细胞生物的发展阶段之后，逐步成功地克服了由某种充满了危险刺激（即迫使它们形成保护性皮层的刺激）的环境为这种重新聚合的努力而设置的困难？可否假设：生物体的这些零星的碎片以这种方式获得了成为多细胞生物的条件，而最后则以最高度集中的形式把要求重新聚合的本能传递给生殖细胞？——不过，在这里，我认为中断的时刻到来了。

但是，还须附带作一些批判的思考。也许有人会问，对于上面提出的这些假设，我本人是否相信它们的真实性，倘若相信，又相信到何种程度。我的答复将是：我连自己也还没有被说服，我也不想说服他人去相信这些假设。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还不清楚自己对这些假设的相信程度。在我看来，信服，这样一种情感的因素，似乎没有任何理由要搀杂到这个问题中来。一个人出于纯粹科学的好奇心，或者，如果读者愿意的话，作为一个不受魔鬼左右的攻讦者，完全可以一头扎入某种思想行程中去，依次了解它所得出的每一个结论。我并不想反驳如下事实：我这里在本能理论的进展中所迈出的第三步，不能断言与前两步有同等程度的确实性。前两步是，将性欲概念加以扩展和作出关于自恋的假设。因为这两个创见是直接从观察向理论转化而来的，所以它们的错误可能性并不大于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产生的理论。我关于本能具有退行的特征的观点确实依据于观察得来的材料，即依据于许多强迫重复的事实。不过，很可能是我过高地估计了这些事实的意义。而且如果不是不断地将事实的材料与思辨的、因而远离经验观察的材料结合起来，要继续论证这样一种思想，就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在构造一个理论的过程中，越是频繁地进行这种结合，如我们所知，其最终的结果就是越发不能令人相信。但是，理论的不确实程度是无法指出来的。一个人或是幸运地猜准了，或是颇不体面地走上了歧途。我以为，在这一类事情中，所谓的“直观”发挥不了什么大的作用。直观，依我之见，似乎是一种理智的不偏不倚的态度的产物。然而不幸的是，当涉及根本性的事物时，当涉及科学和生活的重大问题时，人们简直无法做到丝毫不持偏见。在这种场合，我们每个人都被一些根深蒂固的内在偏见所左右，我们的思考也不自觉地受到这些偏见的影响。既然我们已经拥有如此充足的理由来表示我们的怀疑，那么，我们对自己在评论某种理论时所下的结论最好是持一种冷静的仁慈态度。不过，我立即要补充一句话，即奉行这样一种目我批评的态度并不是要人们对不与大多数人不一致的见解采取任何特别宽容的态度。下列做法依然是十分合理的，即断然否定那些从一开始就与对观察到的事实所作的分析相抵触的理论，但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理论也只有暂时的合理性。

在审定我们对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的认识时，我们不必为其中出现的那些令人困惑和模糊不清的过程而深感不安。这些过程就是某种本能驱逐另一种本能，某种本能从自我转向对象等类现象。这些情况的出现是因为我们在表述问题时不得不使用一些科学的术语，也就是说，使用一种心理学特有的比喻性的语言（或更确切地说，一种深蕴心理学特有的语言）。不使用这些语言，我们就根本无法描述以上那些过程，而且实际上也就不可能认识这些过程。倘若我们已经能用生理学或化学的术语来代替心理学的术语，那么在我们的描述中所存在的缺陷或许会消失。其实，生理学和化学的术语也不过是某种比喻性语言的组成部分，只是它们早已为我们所熟悉，同时也可能更简洁一些罢了。

在另一方面，必须十分清楚地指出，由于不得不借助于生物科学来说明问题，这就使我们的观点中所包含的不确定成分陡然增长。生物学真可说是一片布满了无穷无尽的可能性的领域，我们可以期待它提供十二分惊人的知识，但我们无法猜测，几十年后它会对我们向它提出的问题给予何种答案。也许会是这样一些答案，它们可能一举摧毁我们人为地构造起来的整个假设大厦。要是这样的话，人们就会追问道，为什么我还采取眼前的这种思想路线，尤其是为什么我还决定将它公之于众。是的，因为我不能否定这样的事实：在这种思想路线中存在着的种种类比、相关和联系很值得我们思考一番。

*本文节选自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第一部分“超越唯乐原则”第六章，林尘、张唤民、陈伟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本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封面图为爱德华·蒙克作品《马拉之死》。[图源：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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