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 | 教育体制的象征性暴力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巴黎高等研究学校教授，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国著名社会学家。代表作有《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学术人》《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与华康德合著）。更多阅读，请参见往期：《再生产：关于教育系统》《继承人：中选者的选择》《学术人：这是一本“焚书”吗？》《男性统治：象征财产经济与再生产策略》。

人类学不是一门社会物理学，但是也不能将它归化为现象学或者符号学。统计学能够帮助我们阐明某些过程，比如说，最终导致对不同社会出身的学生进行差异淘汰的过程，这个过程在错综复杂之中却表现出了如此的规律性，以至于我们真想借助机械论者的暗喻手法来描绘它们。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关键问题并不是某些惰性的并且可以互换的物质颗粒，而是可以区分的具有辨别力的行动者——正是他们完成了无以记数的圣职授任（ordination）活动，社会秩序正是通过这些活动不断地进行着再生产，不断地进行着变革。不过，这却远不是动机明确的能够产生行动的意识。判断力既是分类行为的根源，也是分类产品的根源，就是说，判断力是实践活动、话语（discours）或者各类作品的根源，因而这些活动、话语或者作品都是能够区分的，也是能够分类的。由此说来，判断力并不是意识的理智活动，确切地说，并不是以在按照某一计划建构起来的若干可能性中进行果断选择为目的的某种意识的理智活动，而是惯习（habitus）的实践活动，也就是说，判断力是分类与可分类的实践活动的主导图式（Schèmas générateurs）：这些图式在实践中运作，却没有明确的表现；它们是社会空间中的差别位置（position différentielle）以习性（disposition）的形式混合后形成的产物——斯特劳森（Strawson）对社会空间作了确切的定义，即位置的互为外在性。根据遗传学的观点，由于惯习.总是与某一位置联系在一起的（在结构上也是如此），因而它总是倾向于通过作为惯习混合形式的某些图式来表达构成社会空间的不同的或相互对立的位置空间（如：高的/低的），同时也表达关于这个空间的实际立场（诸如“不论我身居高位还是低位，我都应该坚守我的立场”之类）。通过确认自己在环境面前的自主性（而不是屈从于环境的外在确定性，比如说，物质的外在确定性），并且根据自己的内在确定性，即自然倾向（conatus）,惯习使自己得以永存的倾向就是使某一特殊的身份得以永存的倾向。因此，惯习的自然倾向是再生产策略的原则，而再生产策略的目的就在于维持间隔、距离、等级关系，并且在实践中（并非自觉地、有意识地）促进对构成社会秩序的差异体系进行再生产。

因此，社会现实所要求的双重解读包含着与片面的研究方法的双重决裂——只有在对权力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体会到这些研究方法中的不足之处，而这里所要分析的权力必须是只有在权力的强加者或权力的承受者的积极同谋下才能够运行的权力，比如说，教育体制中的权力。只有细致地分析实施象征性暴力的机构所具有的客观特性之间的关系，以及象征性暴力所针对的行动者在社会关系上建构起来的习性，我们才能够理解被人们匆匆地认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东西所具有的象征性暴力。事实上，这项有影响的真正的魔法活动（如果不说得那么严重，我们应该说，这项魔法的占有[possession］活动）的成功取决于它的承受者也为了促成它的效能而努力；此外，也只有在魔法的承受者通过事先学习具有了认同（reconnaître）这项活动的预先倾向的前提下，魔法活动才能够对他产生制约。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切，象征性效能的奇迹便瓦解了。无论是教师给某一份作业的评语，还是学生对某一所教学机构或者某一学科的偏爱，只有当承受魔法活动的人在个人行为中所采用的感知范畴和行动范畴与教学机构的客观结构迅速达到和谐时，魔法才能够真正起作用，因为教学机构的“意志”和权力正是通过个人行为实现的，而且个人行为中的感知范畴和行动范畴也正是教学机构的客观结构混合在一起的产物。

现代高等教育机构空间

在整个这部书中，我们将会遇见某些中了魔法的人：是他们构成了教学机构的四个意志，因为他们就是教学机构的化身；不论是被支配者还是霸权者，他们之所以全面地承受或者运用象征暴力，只是因为他们与之融合在一起，与之化为一体，并且使之得以具体体现。面对不同形式的着魔，科学的任务具有表面上相互矛盾的国家精英双重性：原始倾向认为，不同形式的着魔都是符合常理的，因为它们都处于事物的范围之中；在反对这一原始倾向时，科学必须让人们注意到，它所观察到的各种激情的表现所具有的专断的、无法辩护的，甚至是反常的特性。要做到这一点，科学有时必须求助于（往往）与普通论战中仅仅是幽默的批判混合在一起的具有间隔效果的辩术，这样，它才能够打破对于明证性的教条式信奉。但是，建立在幻觉基础之上的某些激情，即在竞技中的投入，都是在惯习和惯习与之对应的场域的关系之中滋生起来的；科学必须对这些激情作出解释，解释它们存在的理由、它们的必然性，并且将它们从错误的荒诞中解救出来——当人们将热情当作自由地进行选择，而这种选择又自愿屈从于权力的蛊惑而自我异化时，激情就会沉溺于荒诞之中。因此，科学废除了“中.央集权主义者”的关注与人们称之为“自发主义者”的关注之间的过于简单的更替——这种“中.央集权主义”存在于具有最高的象征性强制权的“意识形态机器”中，它是所有行为所有异化表现的根源；而“自发主义”作为前者的简单逆转，将非强制的服从原则，有时也称为“自愿接受制约”的原则写进了每一个被支配者的心里，就是说，服从制约、服从命令或者服从权力的诱惑（“权力来自下面”）。

如果有必要重申被支配者总是促成对他们自身的支配，那么同时也应该说明，使他们倾向于这种同谋关系的习性也是一种效应，一种混合了霸权的效应。由此说到同一主题中马克思也说过使“统治者受制于自己的统治”的那些习性。象征性暴力就是这种特殊形式的制约，制约的实施取决于受制约人的主动同谋，以及那些在丧失了以觉醒为基础的某种自由的可能性的情况下作出决定的人的主动同谋；而这里所说的主动同谋，却并不意味着是有意识的自觉自愿的同谋。每当客观结构遇见了与之相适应的心智结构，人们所默认的这种制约必然得以实施。正是在客观结构与作为其产物的认知结构之间的原始同谋关系的基础上，绝对的、即时的服从才得以建立，这种服从就是人们出生所在的人群的教条经验中的服从——那个人群是一个毫不感到惊讶的社会，在那里，一切都被当作不言而喻的事情来感知，因为现有秩序的内在倾向不断地同化某些本能地准备超越这些内在倾向的期待。

我们将会发现，这项分析对于步入了大学场域的行动者也同样有价值，因为那些在关于权力方面，甚至在关于“自愿接受制约”方面著书立说，并且本能地将自己排除在自己的分析之外的人，就来自于大学场域的行动者中间。当人们的心智结构在客观上与他们小宇宙的社会结构相互协调时（他们的特殊利益就是在这种协调中并且通过这种协调在这个小宇宙中建构起来，并且被倾注于这个小宇宙中的），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会不自觉地促进作用于他们、作用于他们无意识之上的象征性霸权：由于与将行动者和社会空间的结构联系起来的关系是一样的，因此，建构学业空间的等级制度，比如学科之间、专业之间、教学机构之间的等级制度，也是一个主动性的中介（médiation active）,尤其是当它们以混合的状态，作为学业空间的生产者或产品的等级化原则进行运作的时候（这些原则在形式上是中立的）；通过这个主动性的中介，社会结构客观性中所固有的等级制度得以行动起来。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只要引导实践活动的原则一直处于无意识的状态，一般的存在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以事物为媒介传递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分布结构以及其转化形式的感知原则和评价原则，以无意识评判“主体”的形式存在于评判者与被评判者之间。

1979-1980年不同教育机构中学生群体的分布与家庭出身之间的关系

因此，教育社会学是知识社会学和权力社会学的一个篇章，而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更不用说它对于权力哲学的社会学意义了。教育社会学远不是那种运用型的末流科学，它不像人们习惯上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门有益于教学的科学，事实上，教育社会学构成了关于权力和合法性问题的普通人类学的基础：因为它能够引导人们探索负责对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进行再生产的“机制”的本原：无论从遗传学上来看，还是从结构上来看，心智结构都是与社会结构连接在一起的，因而它有助于不认同这些客观结构的真实性，并因此而认同它们的合法性。正如我在其他文论中已经论述的那样, 由于社会空间的结构，比如说，我们在差异化社会（sociétés différenciées）中注意到的社会空间的结构是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这两个基本的分化原则（principede diférenciation）的产物，因此，对文化资本分布的再生产起决定性作用，进而又对社会空间结构的再生产起决定作用的教学机构，就成了人们为了垄断霸权位置而进行的争夺的关键。

“救世学校（Ecole libératrice）确实让人们从归属（ascription）中获得成就（achievement），从已经得到的谋取需要争取的，从出身中获取功绩，从世袭和任人唯亲中获取价值和才能。但是为了感知教学机构真正的社会功能，就是说，将这些教学机构作为霸权和使霸权合法化的基础之一来看待，我们就必须抛弃“救世学校”的神话。（决裂并不容易）由于那些应该完成此项使命的文化生产者们是这种合法幻象的最初的受害者，同时也是最初的受益者，所以决裂的实施与推行就更加艰难。只需看一看所有无意识地得益的人在期待文化修复事业时的那份热切就足够了——因为这项事业的惟一的好处只在于麻醉那些陶醉于自己的文化特权的人感到的伤害，而这种伤害是由于他们特殊的爱好被揭示出只不过是建立在平凡的社会基础之上所引起的。

无论科学地揭露“救世学校”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但是这种揭露往往会造成痛苦，而痛苦的根源就在于文化资本的特性，就是说，文化资本总是以被混合的状态，以心智结构的感知图式和行动图式、关注原则和划分原则的形式存在的。正如大规模的象征性革命，例如宗教革命、政治革命、艺术革命激起的暴力反抗所表明的那样（对这种反抗所进行的科学分析表现出它总是变化着的，又是极为彻底的），思想和行动图式暗含的客观化或许是对意识的结构本身的一次难以正名的违背，同时，对于人的愉悦体验（expérience enchantée）来说——胡塞尔称之为“自然的态度”——也是一种暴力。没有什么比“学界的争吵”或者有关文化问题的争论更像宗教战争的了。社会保险的改革或许比正字法或者文学史大纲的改革更容易，何以至此？这是因为文化资本的拥有者们，毫无疑问，首先是那些有点像文化领域中的“劣等白人”的低微的文化传播者们，他们通过维护文化独裁中最独裁的方面来维护他们的资产（actifs）,同时也维护能够证明他们心智廉正的某样东西。

社会科学的职责本能地反对这样的狂热，因为这种狂热植根于拜物教的盲从之中。科学就是这样，无论是在这一问题上还是在其他的问题上，当它尊从自己的天职，剥夺出身所赋予的特权，揭穿决定命运的魔法的时候，同时也就揭开了等级化原则和评价原则的历史基础和社会决定因素的神秘面纱——所有这些历史基础和社会决定因素的象征性效能，尤其是在学业评判对命运的影响中表现出来的象征性效能，都是作为绝对的、普遍的、永恒的存在强制给出的。

*本文节选自皮埃尔·布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序言部分，杨亚平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本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封面图为《雅典学院》。[图源：wikisour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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