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刚 | 1990-2000年中国的经济转型、学校扩招和教育不平等

吴晓刚，1973年生，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社会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应用社会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华人社会学会现任会长（ICSA）。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人口学，城市社会学和定量研究方法。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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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教育分层的趋势。基于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的样本数据，本研究将学龄子女和其父母的背景信息作匹配，对家庭背景如何影响他们入学和继续受教育的机会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在1990年至2000年的十年中教育机会有了极大的扩展，但家庭背景仍然在决定入学和升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一时期，农村户口子女的状况相比于城镇户口同龄人来说变得愈加不利，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入学状况的影响作用增大了。尽管作为九年义务教育全国普及的结果，农村（户口）孩子获得的初中教育的机会相对增加了，高中教育升学机会的城乡差距却在扩大；即使在控制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后，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高中升学率的影响仍然呈增加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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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既是社会流动的渠道，又是社会再生产的工具，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正规的学校教育可以帮助出身不利的孩子改交命运；另一方面，个体所受的学校教育还取决于他们的父母在其童年时代赋予他们的优势或劣势地位。换句话说，受教育的机会在社会各阶层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学校教育系统的普及、入学人数的长期稳定增长，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使得一些学者宣称教育的获得越来越不依赖家庭背景。然而，对教育年限的线性回归分析表明，在许多工业化国家，家庭背景的作用一直是随时间的推移而稳定不变的，这是因为教育规模扩张和教育机会分配是两个独立的过程：前者并不必然导致不同社会阶层的更加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在20世纪，许多国家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都出现了教育机会的扩张，然而，这似乎并没有减少家庭背景在个人教育成就获得中所发挥的作用。正如收入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一样，教育机会的扩张对于教育不平等状况的改变也不具有本质的意义。教育机会的分配也许像其他影响教育获得的稀缺资源的分配一样，都内嵌于某一国家特定阶段的基本社会结构中。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教育在获取职业和经济报酬方面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谁获得教育”就成了分层研究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在资源分配机制正经历着巨大变革的社会中，要想理解社会分层结果的变化，就有必要研究如何改变不同社会阶层的受教育机会，而这种机会分配的改变对于社会结构的变化也许会有长期的影响。

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的巨大制度转变曾在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学家中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即从国家社会主义到市场资本主义，作为资源分配的主要机制，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社会分层秩序是如何被重塑的。然而，这一领域现存的许多著述主要集中于收入分配问题。尽管教育（人力资本）在决定收入方面日益重要，并且对于这一现象的阐释存在着争议，但很少有学者详细地考证过这样一个问题：经济改革对于教育不平等本身的影响。这种考察将有利于我们理解市场转型时期的工作变动、职业流动和代际流动的变化。

本文将研究中国1990年代改革深入发展和社会经济转型加速时期教育分层的变化情况。基于1990年-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样本，本文将6岁至18岁的学龄子女与其父母背景的信息进行匹配，并且研究分析在这十年里家庭背景对子女入学和升学的影响，特别关注户口和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孩子的受教育结果影响的变化趋势。

笔者首先简单介绍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和学校扩招的情况，并解释人口普查数据如何运用于研究预测教育不平等状况的趋势。其次，分析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如何影响处在经济市场化和教育扩张中的教育分层结果。最后，就本文的经验研究发现对改革时期的中国不平等结构转变的影响进行讨论。

一、经济改革与教育扩张

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经历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从1978年的379元人民币到2005年的14040元（见表1的A列）。按1978年的固定价格折算，到200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5.8倍，到2005年是8.8倍，年增长率大约是9.0%（国家统计局，2000）。自1992年邓小平南行讲话以来，市场改革步伐加快，经济增长尤为迅速。市场经济已经突破意识形态的禁区，完全合法化了，市场机制在申国经济增长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被引进到住房分配、教育、医疗和其他的社会服务领域的改革中。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奇迹而来的是快速增长的不平等。正如表1的C列所示的，全国整体上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317增长到2005年的0.449。由于户口政策而被制度化了的城乡间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尤显突出：城乡人均收入比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有轻微回落，但此后一直快速增长，从1990年的2.51到2000年的3.10再到2005年的3.22。城乡收入的不平等解释了43%的全国总体收入不平等现状。

社会学家关注的是体制转变过程中“谁赢谁输”的问题；尽管有大量著述致力于讨论人力资本（教育）的回报随着市场体制的转变而上升，但很少有学者详尽地考查过经济改革在受教育机会的获得上不平等状况的影响。

尽管教育分层结构相比于经济资源分配结构上的变化是相对稳定的，但从长期来看也少不了受经济改革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是如此。大体而言，经济改革在三个方面影响教育分层。第一，持续的经济发展需要技术工人。文化大革命期间摈弃的考试制度被恢复，标志着改革时代的开始。尽管实际上中国教育获得模式随着不同历史时期以及政府政策上的变动而有所不同，但在20世纪80年代所观察到的教育不平等应主要被看做是一种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向常态的回归，而不是市场经济转型导致的后果。第二，经济增长为教育发展和学校扩招提供了更多资源。政府教育预算支出自1978年以来一直快速增长（见表2）。在1980年，中国政府确立了到20世纪80年代末普及基础教育、到20世纪90年代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到1998年，这些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如图1所示，入学率在20世纪90年代已达到98%以上。完成小学教育后的初中升学率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几乎是100%；完成初中教育后的高中升学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30%增长到2005年的60%。自1998年开始，高等教育也一直在扩张，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完成了高中教育而进入大学教育的比率从40%攀升到80%。

毫无疑问，尽管中央政府意图提高所有公民的受教育机会，但是农村地区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对入学率产生了副作用。一方面，中国自1978年以来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导致农村家庭希望孩子们辍学务农或务工以增加劳动力（如图1所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入学率出现下降趋势，但政府统计数据没有给出城乡的细目分类）。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进行的教育财政改革进一步恶化了这一形势。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中央政府就开始下放公共财政权力。虽然为小学和中学教育提供资金支持的责任被转移给了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却倾向于将资金投放在那些能快速获得利润并且产生税收的项目上，这无疑降低了对教育投资的优先考虑。不平衡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进一步恶化了地方政府在教育投资上的能力。在许多贫困的农村地区，地方政府几乎不能按时发放教师工资，更不要说其他的非教学费用了。相反，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能够调动多得多的政府的、非政府的资源投入教育。地区间学生人均教育费用的差距就是这种不平衡发展的后果。

因此，为了与日益增长的入学人数和教育费用相适应，学校被允许收取学费和其他杂费，即使对九年义务教育也是如此。比如，1999年，额外费用和乱收费合计占所有小学学校预算外收入的62%、占初中学校的57%。一些社会学家在对选取出来的村镇所作的最近一次调查表明，在2005年，年人均净收入达到3200元的中国农民一年必须为其在一个孩子的小学和初中教育支付大约800元的费用。近些年，学校乱收费已经成为农村孩子辍学越来越多的一个主要原因。2004年，农村地区小学和中学平均辍学率分别为2.45%和3.91%。义务教育阶段以上的学校收费甚至更高。因此经济顾虑明显影响到是否让孩子继续接受教育的决定。

这样的政策改革对于家庭社会经济资源如何影响处在中国教育体系扩张中的孩子们的教育机会有着重要的含义。能否上得起学也已经成为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在一些名牌大学里，研究者发现，家庭境况不好的学生入学人数已经在下降。

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快速教育扩张和经济市场化，日益增多的受教育机会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是如何分配的呢？基于对1990年、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入学及升学的分析，本文将考查中国改革时期家庭背景对于受教育机会影响的最近趋势。

二、教育机会获得的社会差别：研究假设

对于教育扩张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早期的学者认为，假如入学率一直增长，那么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将会稳步下降，家庭背景不好的孩子可能比家庭背景好的孩子有更大的入学率，因为后者的入学率已经很高了。然而，这一预测几乎未获得过任何经验数据的证明。相反，对教育获得年限的线性回归分析表明，家庭背景的影响在许多工业化国家一直发挥着稳定的作用。

Mare（1980）的研究首次将学生的升学选择过程从教育系统本身的扩张过程中区分出来，他提出了一种参数不受教育扩张程度影响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变化的二分逻辑斯蒂（binary logit）模型。对13个工业化国家教育成就的比较研究证实，在同期群间，家庭出身对于升学的logit影响仍然是非常稳定的，即使在长期教育扩张的背景下依然如此（除了在瑞典和荷兰，父亲的职业和教育对于子女初中和高中升学的作用呈下降趋势外）。

与中国教育不平等最相似的情况出现在前社会主义国家。辛库斯和安多卡分析过匈牙利1923年到1973年间的教育分层情况，发现在转型早期，家庭背景的影响实际上是下降的，后期则比较稳定。马特居1993年在捷克发现了类似的结果。这些结果表明，革命成功后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型及教育扩张在一段时间内确实带来了升学上的更多平等，但是正如在许多其他现代社会中所发现的那样，教育分层随后又恢复到正常秩序，在这种秩序里家庭背景会发挥着持续而稳定的作用。

以上对社会主义制度下教育分层的分析并不包括教育资源分配机制正经历巨大转变的市场转型时期的状况。运用1998年收集的数据，戈伯拓展了他们早期的一项关于俄罗斯教育分层的研究，并且报告说，由于一度的政治混乱与经济危机，对于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年青一代和在前苏联时代完成教育的同期群来说，当要进入更高一级的学校读书时，基于出身的不平等程度增加了。

除了俄罗斯外，来自其他所有国家的证据都显示，家庭出身对于教育成就的影响要么是稳定的，要么是日益下降的（如某些北欧福利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这些情况都表明，教育机会的分配更多地与决定教育选择的规则而非教育系统本身的扩张有关，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内嵌于一个社会更广泛的不平等结构之中的。因此，即使没有来自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的经验发现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教育扩张也并不必然导致更多的教育平等，相反，教育的快速市场化和国家在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的教育上的分配管制的减少或空缺，也许导致了在分配日益做大的教育“蛋糕”过程中的更大的不平等。因此，在中国，家庭背景对于教育机会的影响可能会增长，教育扩张如果对教育平等影响的话，也仅仅停留在基础教育水平上（小学和初中）。

以上描述了改革时期中国不平等结构的变化，为我们研究教育不平等的变化趋势提供了一个背景。接下来的分析将集中探讨户口和父亲的社会经济背景这两个因素对于从1990年到2000年间处于6岁至18岁之间的同期群儿童、青少年在每个年龄段在校以及升学率的影响和这些影响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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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和结论

概言之，本文研究了中国上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期间的教育分层趋势。基于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的样本，我们将学龄子女与他们父母的背景信息相匹配考察了家庭背景对其入学情况和升学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尽管从1990年到2000年教育机会大大增加了，但家庭背景仍然对入学和升学率有着重要影响。在这十年里，相比城市户口的子女，农村户口子女的境况愈加不利，父亲社会经济地位对入学情况的影响加强了。由于九年制义务教育在全国的普及，农村户口的子女在初中入学方面获得了更多机会，与此同时，初中升高中的农村一城市升学差距却拉大了。即使控制了当地经济发展的差异，父亲社会经济地位对升学率的影响也增大了。

因此伴随着1990年代的快速市场化，中国的教育扩招并没有给不同社会阶层带来更加平等的入学机会。相反，在市场改革的背景下，伴随着经济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的加剧，教育机会的不均衡分布更加恶化了。教育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与1990年代中国改革时代的总体结构性不平等相一致。

中国的例子对“不平等的最大化维持”的理论提供了经验支持。该理论认为，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在最大限度上被维护，意味着在现代社会，家庭背景对各个层次教育的影响一般都保持不变，只有当优势群体的入学情况已经达到接近饱和水平的时候，进一步的增长才有可能增加弱势群体的入学机会。因而，该理论认为，教育扩招不会导致弱势群体升学机会的改善，也不会改变家庭背景与特定教育层次升学率的关系。本文的发现可能比“最大化维持不平等”理论更进一步：家庭背景的影响实际增加了（而不是保持不变或相应下降），相比十年前，弱势群体在2000年的教育机会（相对）更少了。

这些发现对于中国将来社会分层秩序和社会结构的演化有何含义呢？由于已有的数据无法检验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大学升学率的变化趋势，我们只能推论认为，1990年代末高校扩招更有利于来自城市和家庭境况较好的孩子，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更高层次的教育不平等。1990年代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之间的教育不平等可能会导致他们完成学业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收入的不平等。长期而言，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代际传递可能有加强趋势；教育作为社会经济流动渠道的作用被削弱了。近年来中国教育不平等增长的深远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中国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化与来自俄罗斯和中国香港地区的发现一样。政治混乱和经济危机重创俄罗斯的教育体系，增加了某些同期群内不同家庭出身的孩子初中升学的不平等。尽管香港在1980年代家庭背景对升学（尤其是大学）的影响减小了，但在2001年这种影响却增大了。中国的经济繁荣伴随着剧烈的制度变迁，对大多数人而言供应不足的高中教育导致中国高中升学率的不平等。这三个社会在过去的十年都经历了收入不平等的快速增长。在俄罗斯，基尼系数从1986年的0.261增长到1991年的0.296，从1996年的0.483进一步增长到2001年的0.521。在香港，按户统计的收入基尼系数从1986年的0.453增长到1991年的0.476，1996年为0.518，2001年为0.525（2004年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见本文表1），最后，2006年为0.533。这意味着，教育机会的分配可能反映了资源分配的机制，而不是对教育机会扩张的反映。因此需要对快速变迁社会中的教育分层做更多的对比研究以证实这样的直接联系。

*本文选自《社会》2009年第5期，略去了原文的第三小节。为方便阅读，省略了有关注释，有需要的读者朋友请自行查阅。

**封面图为摄影师赵钢拍摄的上世纪90年代正在开学迎新的大学生。[图源：新浪图片photo.s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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