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尔 | 艺术界和集体活动

霍华德·贝克尔（Howard·S·Becker,1928.4.18-）,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符号互动论和标签理论的代表人物，研究领域横跨教育社会学、越轨社会学、艺术社会学、社会学方法等。其代表作为《艺术界》《局外人》等。[图源：Wikipedia]

每天早上五点半，我都会坐在桌前从不懈怠。一个老男仆的工作是叫醒我，我为此一年多付五英镑，他也不敢懈怠。在沃尔瑟姆克罗斯的那段岁月中，他总是准时给我送来咖啡，从未迟到过一次。我知道我应该意识到，对于我所取得的成功．他的功劳比其他任何人都大。我从早上那个时刻开始奋笔疾书。在穿好衣服吃早饭之前，我就可以完成我的文学创作。

安东尼·特罗洛普，1947(1883),227

这个英国小说家可能幽默诙谐地讲述了这个故事，但是，男仆叫醒他并送来咖啡对他的工作方式而言仍然不可或缺。毫无疑问，没有咖啡他本来也可以完成创作，但他并不需要做出这样的让步。毫无疑问，任何人都可以提供那份服务；但是，考虑到特罗洛普的工作方式，那份服务必须被提供。

所有的艺术工作，就像所有的人类活动一样，包括了一批人，通常是一大批人的共同活动。通过他们的合作，我们最终看到或听到的艺术品形成并且延续下去。艺术品总会展现出那种合作的迹象。合作的形式可能是短暂的，但经常变得或多或少惯常起来，产生了我们可以称作一个艺术界的集体活动模式。艺术界的存在，以及它们的存在对艺术品生产和消费的影响方式，揭示了一种研究艺术的社会学路径。这种路径并不进行审美判断，尽管这是很多艺术社会学家给自己设定的任务。相反，它提供一种对产生了艺术的合作网络的复杂性的理解，一种对特罗洛普和他的男仆的活动与维多利亚文学界中的印刷工、出版商、批评家、图书馆员和读者的活动交织在一起的方式的理解，一种对所有艺术中包含着的相似网络和相似效果的理解。

作为活动的艺术

想一想任何艺术品最终成形所必须完成的全部活动。例如，一个交响乐团举办一场音乐会，乐器必须已被发明、制造和保养，记谱法必须已被创造出来，可以用它谱曲，人们必须已经学会按照乐谱演奏乐器，排练的时间和场地必须已被安排好，音乐会的广告必须已被张贴出去，宣传造势必须已被策划筹备好，票已被售出去，能够聆听并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和回应演出的观众必须已被培养出来。对任何一种表演艺术而言，相似的清单都可以被罗列出来。只需轻微改动（用原料取代乐器，用展览取代演出），这个条目就可以适用于视觉艺术和（用语言和印刷取代原料，用出版取代展览）文学艺术。

1963年，英国，人们为了买到“披头士（The Beatles）”乐队演唱会的门票而排起了长队，当时人们对“披头士”乐队的狂热被称为“Beatlemania”。[图源：Getty Images]

从一种表现形式到另一种表现形式，必须要完成的事务清单自然有所不同，但我们可以暂时列出必须要执行的活动。一开始，某个人必须清楚要创作哪种作品，它的具体形式是什么。这个创作者可能在实际创作前很久就有了这个想法，或者这个想法会在创作进程中清晰起来。这个想法可能独创而睿智，深远而感人，或者平庸而乏味，出于实用目的而和别人数以千计的其他想法毫无差别，而这些所谓的别人往往也才智平平，或对自己正在做的兴趣索然。产生这个想法可能需要极大的努力和专注；它也可能在灵感迸发之时，从天而降；或者它可能是通过运用众所周知的公式，例行公事似的产生。作品产生的方式和它的品质没有必然联系。每一种创作作品的方式都对一些人有效，而对其他人无效：而不论对品质如何定义，每一种创作作品的方式都可以创作出各种可能的品质级别。

一旦有了构思，就必须付诸实现。大部分艺术性的观念都采取某种物质形式：一部电影、一幅画或者一座雕塑、一本书、一段舞蹈，一个可以被观看、聆听或者保存的事物。即便是观念艺术，虽然它声称只包含观念，也采取了打字稿、谈话、照片的形式，或者它们的某些联合形式。

对有些艺术品而言，制作方法看上去易如反掌，可谓轻车熟路，它的这部分制作过程不需要任何人的特别努力或者忧虑。比如，我们可以相对容易地使书籍被印刷或影印。其他的艺术品则需要精湛的技艺。一个以书面乐谱形式存在的音乐观念必须被演奏出来，而音乐演奏需要训练、技艺和判断力。一旦一个剧本被写出来，它就必须被表演出来，这也需要技艺、训练和判断力。（事实上，印刷一本书也是如此，但我们很少意识到。）

另一个在艺术品生产中至关重要的活动包括了制造和分配大部分艺术活动所需的原料和设备。音乐乐器，颜料和画布，舞者的鞋子和服装，相机和胶卷——所有这些都必须被生产出来，并被以之制作艺术品的人获得。

制作艺术品需要时间，制造设备和原料也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需要从其他活动中转移过来。艺术家通常会用这种或那种方式筹钱，并且用钱去购买所需之物，以此使他们自己拥有时间和设备。他们经常将作品卖给观众，以获得某种形式的报酬，尽管并非总是如此。当然，一些社会和一些艺术活动并非在货币经济中运作。相反，一个中央政府机构可能会为艺术项目分配资源。在另一种类型的社会中，制作艺术的人可能会用作品来换取他们所需之物，或者他们可能在履行完其他职责之后，在空闲的时间内制作艺术。他们的日常活动可能会制作出我们或他们可能认作艺术的东西，即使它并不被普遍认可为艺术，比如妇女们为了家用而缝制的被子。不管怎样，作品完成之后，就会被分配，通过分配这个途径，可以收集更多的资源以制作更多的作品。

我们统称为“辅助”的其他活动也必须发生。它们随着艺术表现形式的变化而变化：打扫舞台和送来咖啡，舒展、涂抹画布以及为完成的画作上框，审稿和校对。它们包括各种各样的技术活动——操作人们用于完成作品的机器——以及那些仅仅使艺术家从日常家务中解放出来的活动。我们可以将辅助看作一个剩余范畴，将其他范畴无法轻易容纳的任何东西归入其中。

一旦作品完成，一些人必须对它进行情感的回应或者理智的回应，“看出其中的特殊之处”，对其进行欣赏。古老的难题——若一棵树在森林中倒下了，没人听到它的声音，那么它发出声音了么？——可以在此通过简单的界定获得解决：我们对包含了作品被创作和被欣赏的事件感兴趣；为此，必须有回应和鉴赏活动。

另一项活动是创造和维护使所有这些其他活动都有意义、都值得去做的理论依据。尽管这么说有些轻率，但理论依据经常采用一种美学判断的形式，一种确定何为艺术、何为好艺术的哲学论证，它同样解释艺术如何做那些人和社会需要的事。每一种社会活动都有这样的理论依据，当其他没有参与这种活动的人询问它到底有何好处时，理论依据可以对此进行回答。有些人总会问这样的问题，要是他们亲身参与就好了。附属于这个问题的是对具体作品的特定评价，以决定它们是否符合对那类作品的一般化论证中确立的标准，或者，理论依据是否需要修改。只有通过这种对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事情的批判性评价，参与制作艺术品的人才能决定当他们开始制作下一件作品时，他们需要做什么。

这些事情大部分都不能一蹴而就。它们需要一些训练。人们必须学习他们将去做的那类事情所需的独特技艺，无论它是作品之构思，动手实践，诸多辅助活动之一，或者欣赏、回应和批评。人们也相应地必须参加获得这种学问的教育和训练。

最后，做所有这些的前提是公民体制，由此，参与制作艺术的人就可以依赖一种稳定性，可以感到他们玩的游戏有规则可依。如果辅助和分配系统依赖私有财产的观念，人们就必须以某种方式保证对那种财产的权利。为了一定的目标，人们动员起来参与集体行动，从中获得其利益的国家应当许可艺术物品或艺术事件的制作，并且也能亲自提供一些赞助。

我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到要求：人们必须做这个，国家必须不做那个。谁这样说了？为什么这些人非得做这些事？想象或者回忆这些活动被弃之一旁的情况也轻而易举。回想下我是怎么开始的：“想一想任何艺术品达成其最终的形态所必须完成的全部活动。”这就是说，如果这个事件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发生，而不是以其他方式发生，那么，所有的要求都必须被满足。但是，作品并不一定非要以那种特定方式发生，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发生。如果这些活动中这项或那项没被完成，那么，作品将以某种其他方式成形。如果没人欣赏作品，它将淹没无闻。如果没人支持它的制作，它将得不到资助。如果一种具体的设备不能使用，作品将在没有它的情况下被制作出来。自然而然，在没有这些东西的状态下工作将会影响制作出的作品。它将是一件不同的作品。但这绝不是说，除非这些活动都被完成，否则作品将不能存在。它们能够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完成，产生多种多样的结果。

举例来说，诗人依赖印刷工人、编辑和出版商来传播作品。但是，出于政治原因或经济原因，如果并不具备这些资源，他们就会找到其他传播作品的方式。当政府印刷厂不允许正式印刷或发行他们的作品时，俄国诗人就传播秘密写成的手抄本，读者会重新抄写这些手抄本，使其进一步流通。如果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出版社不会出版一本书，诗人们可以将它油印或影印，这对美国诗人来说是家常便饭，他们也许会为此私下里使用一些学校或办公室的设备。事成之后，如果没有人去分发他们的作品，他们可以自己去分发，将副本送给朋友或者亲人，或者仅仅在街角上送给陌生人。或者，他们也可以完全不分发作品，仅仅是自己保留着。艾米莉·狄金森就是这么做的：她不幸地碰到了一个编辑，那个编辑改动了她“不合文法”的标点，由此她断定她不能以称心如意的形式出版作品（Johnson，1955）。

俄罗斯的一个地下文学社团 “诵读者”，其成员在表演节目。[图源：中国青年报]

当然，通过使用非惯常的发行方式或者根本不发行作品，艺术家会遭受一些损失。和可以用惯常发行方式时相比，他们的作品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他们经常将此看作一种纯粹的不幸，并希望能够使用发行作品的惯常渠道，或者使用将他们拒之门外的其他惯常机构。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因为进行辅助活动的惯常方式极大地限制着什么可以做，所以，当它们不可行、不方便时，或者境况更为糟糕时，也会敞开不可行时的其他可能性。可以使用所有的惯常做事方式也是好坏参半的。

因而，这并不是一种功能主义的理论。功能主义主张活动必须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发生，否则社会系统就不能存在。制作艺术的社会系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存在，可是和过去绝不会完全相同。功能主义的观点在微小的层面上是正确的，那就是做事的方式不会一成不变，除非它需要的所有条件都一直具备。功能主义暗示这种方式有必要一成不变，这是很容易误导人的。

*本文节选自霍华德·贝克尔《艺术界》第一章“艺术界与集体活动”，卢文超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封面图中的场景摄于美国纽约州的斯坦威钢琴厂，一名钢琴制造工正在对钢琴的按键进行最后的矫正，以确保按键能顺利按压。[图源：Daily 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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