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亚诺夫 | 农民经济组织

亚历山大·恰亚诺夫（Alexander V.Chayanov，1888.1.17-1937.10.3），苏联农业经济学家, 农村社会学学者, 倡导农业合作社。著有《非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理论》《农民经济的组织》《预算研究》等。

在我们看来，农民经济活动的动机不同于企业主，后者通过投资以获取总收入与生产费用之间的差额。而前者更类同于一种特殊的计件工资制中的工人，在这种制度下，工人可以独自决定其工作的时间与强度。实际上，我们关于农民农场组织的理论的全部独特性都包含在这一审慎的前提条件之中了，因为所有其它的结论都依照严格的逻辑导自这一基本前提，并将所有的经验材料组合为一个相当和谐的系统。

问题的关键是在两种对立的假说中作出选择。我们或者接受农民具有虚构的二重性的概念，将工人和企业主结合为一体；或者采纳家庭农场的说法，认为其劳动动机因素与计件工资制下的相同。除此之外，并无第三种可能。

我们选择了第二种作为自己的理论假说，因为比较起来，它更符合实际，也能够更为简洁地解释所有观察到的现象。此外，农民农场问题的理论阐述的某种扩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选择。

将农民农场视作农业企业性质的农场，其中农场经营者雇佣自己作为工人，这种观点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才具有说服力，因为它完全是由资本主义的认识范畴组成的。然而，将农民农场视为一种组织形式——此时此刻我们感兴趣的也只是它——这在其它的国民经济制度中也完全可以令人信服，比如封建农奴制、农业手工业国家、甚至纯粹的自然经济，在这些经济制度中雇佣劳动和工资范畴即便不从历史上看而从逻辑上说也是完全不存在的。

与此相应，如果我们希望建立一种不依赖于某个具体的经济制度的农民劳动农场组织理论，那么我们就必须以家庭劳动作为认识农民农场组织的根本性质的基础。

不言而喻，对于每一种经济制度、甚至对于经济制度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来说，农民农场在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农民农场同其它类型的经济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农民阶级与其它阶级的关系与斗争，以及农民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方式和所获得的份额，都会有极大差别。然而，农民家庭劳动农场只要以其固有的面貌存在而没有开始重建为其它类型的经济组织，那么这个经济基本细胞的组织结构就将维持不变，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只是某些具体特征的改变，以此来适应国民经济一般环境的变化。

这就是我们关于作为私营企业的组织形式之一的农民农场的全部理论的来源与本质所在。

……

一个农学家在他工作的地区潜心研究当地十分可怜的牲畜品种及其饲养方法，研究当地的作物轮作制和杂草品种，那么人们是否会因此而指责他是三圃轮作制的支持者或者是农业进步的敌人？我想恐怕无人会这么做，但是，一些经济学家多年从事对现代农民农场基础的结构分析，难道他们就会因此而被指责为是反动的，被指责为美化小资产阶级的、一盘散沙的、个人主义的、孤立于所有社会生产形式之外的私有者的农民农场的思想家？或被指责为拒绝任何农业进步和科技成就的愚昧主义者？非常不幸，人们会这么做。即便被指责的人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和向居民提供农业咨询服务的倡导者，人们也会提出上述指责。我之所以说人们会这样做，是因为批评我们的人的确是这么干的。

1929-1933年前苏联大规模开展了将个体小农私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大集体经济的运动。运动也造成农业生产的急剧下降，农村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仅在1932年至1933年期间就有数百万农民被饿死。图为苏联集体农庄宣传画。[图源：1stvc.net]

组织生产学派经济学家们以毕生之精力从事与农民经济相关联的研究工作，自然习惯于从农民经济的利益的角度来看待经济生活中的许多亊物。然而全部问题在于：这是从哪种农民经济的角度来看待的？

通过仔细考察当代农民经济的实际情况，我们首先研究了新型农村未来发展的初始资料，根据我们的看法，在以后一段时间中，通过实行合作制，农村经济的相当一部分将会融入社会化生产之中。它将表现为在所有的技术加工领域内实现机械化和电气化的乡村工业化过程，亦即建设一个利用了全部农业科学与技术成果的新型农村。

任何真实地了解当代农民的人都知道，这种新型农村的萌芽已经显而易见，其量的逐渐增长将使农村在数十年后发生经济与社会双重意义上的质的变革，在本书最后我们很详细地讨论了这一思想的形成过程，并且认为，一旦真正了解了我们的思想体系，便绝不可能再将我们视为农业进步的反对者和维护过时的经济形式的反动思想家。

以上所述充分而清楚地确定了我们的研究任务，即对农民家庭经济活动进行组织分析——这种家庭不雇佣家庭外劳动力，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可供利用，自己拥有生产资料，并且有时不得不将其一部分劳动力用于非农业经济活动，如商业和手工业。

我们的研究将从细致地分析集劳动单位与消费单位为一体的家庭本身的生物学发展规律和作为生产组织的家庭所具有的特殊性质对家庭自身经济活动的影响开始。我们将特别重视家庭成员劳动动机的性质，重视那些决定劳动力自我开发程度的生产条件以及其它条件。在讨论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将小心谨慎地分析土地、资本和劳动这三个基本要素的相互关系及其对农场组织的影响，同时分析这些要素间经济均衡的实现机制。这样，我们便可以确定农民农场的组织基础，然后，我们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讨论农民农业企业组织计划的所有部分，并通过一系列实例来说明我们所确立的理论原则在实际组织工作中是如何体现的。这样，在结束了关于农民农场的组织分析后，我们将讨论一个极为重要但却几乎无人研究的问题：家庭农场内部资本循环与补偿的方式。本书的最后一项工作是阐明由农民农场的组织性质所产生的某些国民经济上的后果，然而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我们并不企图建立一种属于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的关于农民农场的国民经济理论。

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工作。作者希望，即便不能完全解决上述问题，本书至少能在以正确方式提出农民农场的组织基础问题这一点上作出自己的贡献。

*本文节选自恰亚诺夫著《农民经济组织》导言部分，萧正洪译、于东林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文中的着重词在此处以加粗形式呈现。

**封面图为苏联基辅州集体农庄开大会讨论收成，图源为blog.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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