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顿 | 经典理论的功能

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 1910.7.4-2003.2.23），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人和结构功能主义流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默顿于1931年获坦普尔（Temple）大学学士学位，之后进入哈佛大学，师从著名社会学家索罗金、帕森斯和科学史家萨尔顿。1936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1941年默顿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在那里度过了他此后全部的社会学生涯，并先后担任过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系主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1956-1957）等职。2003年逝世于纽约。[图源：skepticism.org]

即使是创立者也不允许混淆我们一直在研究的社会学真正历史和社会学分类之间的根本差别。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的这种差别与孔德所说的差别很少相同或完全不同。一部真正的社会学理论史必定要超出按年代排列的一堆评述性学说概括，它必须论及理论与代表人物的社会出身和地位、社会学中变化着的社会组织、传播带来的思想变化以及它们与外部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关系等之间的相互作用。现在，我们尝试着为完全建立在社会学理论经典表述之上的系统理论概括出某些显著功能。

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的情况仍然显着地不同于社会科学的情况，特别是社会学的情况。虽然物理学家作为物理学家并不需要对牛顿的《原理》造诣颇深，或者生物学家作为生物学家并不要一读再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但是社会学家作为社会学家，而非社会史学家，就有充分的理由要研究诸如韦伯、涂尔干、齐美尔的著作，并且必要时还要追溯到诸如霍布斯、卢梭、孔多塞或圣西门等人的著作。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拉丁文：Philosophiæ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1687年第一版书影。该书总结了近代天体力学和地面力学的成就，为经典力学规定了一套基本概念，提出了力学的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从而使经典力学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该书意味着经典力学的成熟，其中所建立的经典力学的理论体系成为近代科学的标准尺度。

这一差别的原因在这里已经仔细地考察过了。历史记载表明，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一般在纠正过去有关的积累知识并把它结合到后来的论述中要比社会科学更为成功。这种由结合而消失的过程在社会学中依然是微乎其微。所以，先前未挽救的知识就依然要作为新的出发点而被加以利用。引用经典理论所发挥的作用表明把过去的社会学理论应用于现在仍然十分复杂。

引用的类型之一是既不只是对经典著作的单纯评注，也不是运用权威性来为当代思想确立地位。这种引用的形式代表我们自己的思想与我们前辈的那些思想之间的亲合之处。不止一个社会学家经历过这种令人懊丧的经验，即发现他自己的独立发现无意之中是一个重新发现，而且更为难堪的是，长久失传的先前经典发现表述是如此清新、如此雄辩并如此蕴含深远，以致使得他自己的思想仅仅是二流货色。在被前人捷足先登的痛苦与对前人表述之优美的喜悦送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下，他就引用了经典的观点。

当具备自己思想的读者发现早期著作恰恰就有他所想到的东西时，就会出现引文与经典著述的细微差别。仍未被其他读者所认识的思想，完全是因为它与这位读者得出的思想相合才被他注意到的。人们常常认为，引用一个早期思想资料就必然意味着这个引文中的思想或结论是靠阅读它才第一次得到的。然而，实例常常表明早期著作的段落只是因为它与读者自己得出的思想相一致才被注意到的。我们在这里发现的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即死者与生者之间的对话。这与当代科学家之间的对话并没有多大不同。在当代科学家的对话中，每个人都会由于发现其他人同意一个直到当时还很孤立甚至受怀疑的思想而感到高兴。当其他人不管是在出版物或是在谈话中独立地表述了某些思想时，这些思想就获得新的确证。在出版物中遇见它的惟一优点是一个人知道在这本书或这篇文章与他本人先前对同一思想的表述之间不存在无意的扩散。

社会学家们还以另一方式与经典表述“对话”。一个当代社会学家常常遇到经典著作中的讨论，所质疑的观点正是他准备证明是正确的观点。由此带来的反思使人清醒。后来的理论家被迫要考虑他也许是错的，他要重新考察他的观点，并且如果他发现它事实上是有缺陷的，他就会得益于这种未公开的对话，从而有机会来重新表述它。

经典著作的第四个功能就是为学术活动提供典范。了解像涂尔干和韦伯那样透彻的社会学思想有助于我们在确认一个好的社会学问题——一个对理论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时形成鉴赏和判断标准，以及了解什么是这一问题适宜的理论解决方法。萨尔维米尼喜欢把经典著作称为自由性交（Libri fecondatori），这类书籍能使对它专心致志的精明读者的才能更加敏锐。大概正是这种作用使伟大而年轻的挪威数学家尼耳斯·艾贝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在我来说，如果有人想要在数学上取得成就，他就应该研究大师之作，而非平庸之作。”

最后，一部值得阅读的社会学经典著作或论文完全值得定期地重新阅读，因为印在纸页上被传播交流的大部分东西都随着已故作者与在世读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变化。正像在十七岁时读《雅歌》（Song of Songs）和在七十岁时读它是非常不同的那样，在不同的时期阅读韦伯的《经济与社会》或涂尔干的《自杀论》或齐美尔的《社会学》也会感受不同。因为，正如新知识在帮助我们认识早期著作里的预见和预示时有反作用的效果一样，当前社会学知识、问题和注意中心的变化同样能使我们在从前所读过的著作中找到新的思想。在我们自己的学术生活中或在这一学科本身中，近来发展所带来的新背景会使某些在早期阅读中未引起注意的思想线索凸现出来。当然，这一过程要求细致地阅读经典著作——这种专心致志是真正有献身精神的学者所具备的，（埃德蒙·威尔逊所描述的）当他为敲门声中断他的工作时，他去开门，并把站在那里的陌生人扼死，然后重新开始他的工作。

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 1895-1972），20世纪美国著名评论家和随笔作家。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先后担任报社记者和杂志编辑。[图源：Wikipedia]

作为对经典著作的重新阅读所具有的潜在创造性功能迸行的一种非正式检审，我们只需要考察我们在已阅读过并且过些年重新阅读的经典著作上所做的旁注和札记。如果这部书读第二遍时所告诉我们的仍然是同样东西，我们或者是智力驽钝，或者是该经典著作比人们原来认为的学术深度要低，或者是这两种不幸的情况兼而有之。

单个的社会学家学术生活中所熟悉的经验能够在几代社会学家中都很流行。因为每一代新的社会学家都要积累他自己这一代的全部知识并因此变得对于新的理论问题很敏感，从而无论早期著作以前被考察过了多少次，他们总会在这些著作中看到“新”的东西。对前人著作的重新阅读有很多东西可以说——特别是在像社会学这样残缺不全的学科之中——只要这种研究不只是不动脑筋的模仿，平庸之辈就是以这种模仿来向大师顶礼膜拜的。以新的眼光来重新阅读前人著作使得当代社会学家能发现新的、在初步研究阶段很模糊的观点，并从而以新近发展的研究加强原有的、未完全形成的见解。

除了为撰写社会学理论史的目的而阅读大师们的著作，对经典著作的学习和再学习还有不少其他功能。这些功能包括：读到对自己思想赏心悦目的和更有说服力的表达而产生的直接快感，因自己强健的头脑独立证明了这些思想而得到的满足，培养对社会学著作的高水平鉴赏力的教育功能，以及在现代知识背景下通过旧的著作发展新思想的互动效应。每一功能都是由于对过去社会学理论的回溯不完整所致，过去的社会学理论尚未被完全吸收进后来的思想。而由于这一原因，我们时代的社会学家就必然继续与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中的同代人有所不同，要更多地致力于去熟谙距他们并不遥远的前辈们的经典著作。但是，如果是很扎实的而不是纯粹虚伪的，如果是运用早期的理论论述而不是简单地评价它们，他们就必须区分开评注性的学究活动与扩展先前理论的科学活动之间的不同。最重要的是，社会学家必须区分开发展社会学理论史与发展社会学当前的分类之间的不同任务。

*本文节选自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第一章，唐少杰、齐心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

**封面图为写作中的马克思。[图源：nonfiction.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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