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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 | 反常的自杀

Émile Durkheim 社會學會社 2020-09-20

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1858.4.15-1917.11.15),法国犹太裔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法国首位社会学教授,《社会学年鉴》创刊人。与卡尔·马克思及马克斯·韦伯并列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主要著作有《自杀论》及《社会分工论》《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等 。



任何生物都不可能幸福,甚至不可能活下去,除非它的需要完全与它的谋生手段相适应。换句话说,如果它的要求超过了它所能得到的,或者只能得到另一种东西,那么它就会不断地受到伤害,而且不能毫无痛苦地活动。然而,不能没有痛苦产生的运动是不会再次产生的。没有得到满足的倾向会衰退,而且,因为活下去的倾向只不过是其他倾向引起的结果,所以如果其他倾向减弱,这种倾向也不可能不减弱。

 

在动物中,至少在正常的情况下,这种平衡是自发地建立起来的,因为这种平衡纯粹取决于物质条件。机体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一定数量的物质和能量,用来生存下去,这些物质和能量定期地被同等数量的物质和能量所取代,因为体力的恢复和消耗相等。当生命所消耗掉的体力得到补充,动物就感到满足,再也没有更多的要求。它的思考能力没有发达到能够想象肉体需要以外的其他目的。另一方面,因为要求每一种器官所做的工作本身取决于生命力的一般状况和机体平衡的必要性,所以体力的消耗反过来要靠恢复来调节,平衡要靠自身来实现。一方面所受到的限制也是另一方面所受到的限制;这些限制同样存在于没有办法超越这些限制的生物的机体结构中。

 

每年6月左右,坦桑尼亚大草原的青草被逐渐消耗殆尽。为了生存下去,东非草原上的动物会长途跋涉3000多公里,上演地球上最壮观的动物大迁徙场面。[图源:www.thetupian.com] 


但是人就不是这样,因为人的大部分需要不是或不是在同样程度上由肉体决定的。严格地说,也可以认为在肉体上维持一个人的生命所必需的食物数量是可以确定的,尽管不像前一种情况那样严格,而且各种欲望自由结合的余地更大;因为除了本性本能地感到满足的最低限度必需数量以外,比较活跃的思考使人隐约看到更好的条件,这些条件看来像是引人企求的目的,而且激发起人的积极性。然而可以承认,这类欲望迟早会遇到某种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是,如何确定一个人可以合法地追求的幸福、舒适和奢侈的数量呢?我们既不能在人的肉体结构上也不能在人的心理结构上找到任何表明这类欲望的极限的东西。个人的生命机能并不要求这类欲望停留在这一点上而不是停留在另一点上;证明就是,这类欲望是有史以来才得到发展的,而且总是得到越来越全面的满足,然而一般的健康没有进展,越来越衰弱。尤其是如何确定这些欲望必须根据环境、职业以及事业的相对重要性而变化的方式呢?在任何社会里,不同社会等级的人都不能同样地满足这些欲望。然而,在任何公民身上,人性的基本特点看上去差不多是一样的。因此,人性不能给这些欲望规定必要的不同界限。因为这些欲望只取决于个人,所以是无限的。撇开任何外部的支配力量不谈,我们的感觉是一个没有任何东西能填满的无底洞。

 

但是,如果没有任何外来的力量限制这种感觉,那么这种感觉本身就只能是苦恼的源泉。因为有些贪得无厌的欲望按照定义来说是难以满足的,而这种贪得无厌被看成一种病态是不无道理的。既然没有什么东西限制这些欲望,这些欲望总是无限地超出自己所拥有的手段,因此没有什么东西能使这些欲望平息下来。当然,人们曾经说过,任意展开而没有规定的界限和为自己确定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正是人类活动的本性。但是看不出为什么这种不确定的状态和精神生活的条件取得一致,而不是和物质生活的要求取得一致。不管人在做事、活动、作出努力时感到多么愉快,他还必须感到他的努力没有白费,他在走路时向前进了。然而,如果他不向任何目标走去,他就不会前进;如果他所走向的目标在无穷远的地方,其结果也是一样。不管他走了多少路,如果他离开目标的距离还是那么遥远,那么他就好像在原地踏步不前。即使回过头来看,因为看到已经走过的空间而可能感到自豪,但是这也不会产生一种非常虚假的满意感,因为要走的空间并没有因此而缩小。追求一个假设达不到的目标,就是使自己永远处于不满足的状态。毫无疑问,人有时会毫无理由地抱有希望,而且即使毫无理由希望也有它的乐趣。因此,希望可能使他支撑一段时间;但是在一再受到欺骗以后,希望是不会无限期地存在下去的。然而,既然永远不可能达到一种可以保持下去的状态,既然不可能接近模糊地看到的理想,那么未来又能够比过去更多地给予他什么呢?由此可见,占有越多就希望占有更多,得到的满足只会刺激各种欲望,而不是平息这些欲望。有人会说,就行动本身而言,行动是令人愉快的吗?但是,首先,只要人们看不清真相,就不会感到这种行动的无益。其次,为了感觉到这种愉快,并且部分减轻和掩盖随着这种愉快而来的痛苦的不安,这种无益的行动至少应该是轻松的,而且不受任何阻碍。但是,如果这种行动受到阻碍,那就只剩下不安和这种不安所带来的苦恼了。如果从来没有出现过某种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倒是一个奇迹。在这种情况下,人只靠一根细丝和生命联系在一起,这根细丝随时都可能被拉断。

 

因此,要想避免这种情况,首先应该使情欲受到限制。只有这样,情欲才能和能力相一致,然后才能得到满足。但是,既然个人根本不能限制情欲,这种限制就必然来自个人以外的某种力量。必须有一种力量对精神上的需要起调节作用,就像机体对肉体上的需要起调节作用一样。这就是说,这种力量只能是精神上的。打破动物所处的平衡状态是意识的觉醒;因此只有意识才能提供恢复平衡的手段。在这里,肉体上的限制是不起作用的;不能用物理和化学的力量改变一个人的心情。欲念如果不是自动地被生理机制所遏制,就只能被限制在承认是合理的范围内。人是不会乐意节制他们的欲望的,如果他们自以为有充分理由超越给他们规定的界限的话。他们甚至不会为了我们所说过的理由把这种合理的规定强加给自己。因此,我们必须从某种他们所尊敬和自发地服从的权威那里接受这种规定。只有社会才能直接地和整体地,或者通过它的某一个机构起到这种节制作用,因为社会是唯一胜过个人的精神力量,而且个人承认它的优势。只有社会才有必要的权威制定法律和给情欲指明不能逾越的界线。也只有社会才能以最有利于共同利益的方式判断应该给每一类公务人员以何种奖励。

 

事实上,在历史上的每一时刻,在社会的精神意识中,对不同社会服务各自的价值,对每一种服务的相对报酬,因而对适合于每一种职业的劳动享受的一般舒适程度,都有一种难以理解的看法。舆论认为,不同的职业是分成等级的并且根据在等级中所占的地位给每一种职业分配一定的享受系数。例如,根据得到认可的意见,有一种生活方式被看成是一个劳动者力求改善生活所能达到的上限,还有一个下限,低于这个下限就很难容忍,尽管他并没有受到极大的羞辱。对城市里的劳动者和对农村的劳动者、对仆人和对打短工的、对店员和对官员来说,这种上限和下限是不同的。同样,人们指责过穷日子的富人,但是如果他过分追求奢侈,人们也会指责他的。节俭的人提出抗议是徒劳的;但是一个人完全不必要地消费太多的财富总会引起公愤,而且似乎只有在道德混乱的时代里才会稍加容忍。因此,有一种真正的规章制度,尽管并不总是具备法律的形式,但相当精确地规定每一个社会阶级可以合法地力求达到的最大限度富裕。此外,这样建立起来的等级不是没有一点变化的。它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或减少和社会道德观念的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见,对于一个时代来说是奢侈,对于另一个时代来说就不再是奢侈;富裕长期只属于一个阶级仅仅是例外,终究会变得绝对必要和公平。

 

在这种压力下,每一个人在他的范围内模糊地意识到他的奢望所能达到的极限,而且丝毫不想超出这个极限。至少,如果他遵守惯例并服从集体的权威,也就是说,如果他具有良好的道德素质,他就会感到提出更多的要求是不应该的。这就为情欲规定了目标和极限。当然,这种限定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绝对的。给每一类公民规定的经济理想包含在某种范围内,各种欲望可以在这个范围内自由驰骋。但是这种理想不是无限的。正是这种相对的限制和由此而产生的节制,使得人们满足于他们的境遇,同时又刺激他们有分寸地去改善这种境遇;正是这种一般的满足产生这种平静和积极的欢乐,而这种生活的欢乐对于社会和个人来说都是健康的特征。每一个人,至少一般说来,和他的条件是一致的,而且只想他所能合法地得到的东西作为他的活动的正常奖励。此外,人并不因此而处于静止的状态。他可以设法美化他的生活;他在这方面所作的种种尝试可能不成功,但不会使他感到绝望。因为在他喜欢他所拥有的东西的同时,并不把他的全部情欲放在追求他所没有的东西上,他渴望得到的新的产品,在他的意愿里可能是很少的,但他同时并不缺少一切东西。基本的必需品他还是有的。他的幸福处于稳定的平衡状态,因为这种平衡状态是确定的,某些失望不足以打破这种平衡。

 

尽管如此,即使每个人都认为舆论所建立的职业的等级是公平的也毫无用处,如果人们不同时认为这些职业吸收新成员的办法同样是公平的劳动者如果不相信他已经有了他应该有的东西,他就和他的社会地位不一致。如果他自以为有充分理由占有另一种社会地位,他就不会对已有的东西感到满足。因此,公众的感情不足以规定每一种社会地位的平均需要水平,还应该有另一种更加精确的规章制度来确定不同社会地位应该向个人开放的方式。其实,没有一个社会没有这种规章制度,只是因时因地有所变化而已。从前这种规章制度几乎把出身当作社会划分等级的唯一原则;今天这种规章制度只坚持另一种天生的不平等,即产生于遗产和美德的不平等。但是,在这些不同的形式下,这种规章制度的目的到处都是一样的。而且不管在什么地方,只有由超越个人的权威即集体的权威强加于个人,这种规章制度才有可能存在。因为只有以公众利益的名义要求这一部分人或另一部分人作出牺牲,更通常的是要求这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都作出牺牲,这种规章制度才能建立起来。

 

诚然有些人曾经认为,从经济地位不再代代相传之日起,这种精神上的压力就会变得毫无用处。有人曾经说过,如果遗产被取消,如果每一个人出生时的经济条件都一样,如果竞争者之间的角逐是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那就没有人会发现结果是不公平的。所有的人都会本能地感到一切事情本该如此。

 

事实上可以肯定,越是接近这种理想的平等,就越是不需要社会的限制。这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因为永远有一种遗产会继续存在下去,这就是天资的继承性。智力、爱好以及科学、艺术、文学和实业等方面的才能、勇气和心灵手巧,都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就像产业主的儿子接受资产、从前的贵族接受封号和爵位一样。因此,还应该有一种精神上的约束,使那些天资最不好的人接受他们命中注定的最低下的地位。有人甚至会要求人人平等,并且不让那些最有用的人和最有功绩的人占任何优势。但是这样一来,就需要某种更加有效的约束,使后者接受与那些平庸的人和无能的人完全相同的待遇。

 

不过这种约束和前一种约束一样,只能在服从它的人都认为是公平的时候才有效。如果这种约束只是靠习惯和压力来保持,那么和平与和谐就只能在表面上继续存在;身心的不安和不满是潜在的;表面上得到克制的欲望随时会爆发出来。这就是古罗马和古希腊的贵族和平民组织建立于其上的信仰开始动摇时所发生的情况,也是我们现代的贵族的偏见开始失去其原有的巨大影响时所发生的情况。但这种动荡的状况是少有的,只发生在社会经历某种不正常危机的时候。在正常的情况下,全体国民都承认这种集体秩序是公正的。因此,当我们说把某种权威强加于个人是必要的,我们的意思绝不是说暴力是建立这种秩序的唯一手段。因为这种规章制度是用来限制各种个人情欲的,所以必须来自统治个人的某种权力机构,但是对这种权力机构的服从也应该是出于尊重而不是出于畏惧。

 

由此可见,人类的活动可以超越任何制约是不对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存在物可以享受这种特权。因为作为世界组成部分的任何存在物都和世界上的其他存在物有关,所以其本性和表现这种本性的方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而且取决于其他存在物,后者对前者加以限制和调节。在这一点上,矿物和能思维的人只有程度和形式上的某些差别。人的特点是他所受到的制约不是肉体上的,而是道义上的、即社会的制约。他所接受的规则不是来自粗暴地强加于他的某种物质环境,而是来自胜过他自己的意识的、而且他感觉到其优势的某种意识。因为他的生命的绝大部分和精华超出肉体,他摆脱了肉体的桎梏,但受到社会的约束。

 

不过,在社会动荡不定的时候,不管是由于某种令人痛苦的危机,还是由于某种令人高兴但过于突然的变化,社会都暂时没有能力采取这种行动,这就引起我们在前面已经证实的自杀人数的曲线突然上升。

 

事实上,在经济上遇到灾难时,会发生某种降低等级的情况,使某些人突然退回到他们原先所处的低下地位。于是他们必须降低他们的要求,限制他们的需要,学会更大的克制。对他们来说,社会活动的所有成果都不再存在;他们要重新接受道德教育。然而,社会并非一下子就能使他们适应某种新的生活,也不能一下子就使他们学会增加他们所不习惯的自我克制。其结果是他们不适应这种强加给他们的条件,而且这种条件的前景对他们来说甚至是不可容忍的;由此而产生的痛苦使他们弃世而去,甚至没有体验一下这种低下的生活。

 

经济灾难发生时的股价暴跌。[图源:businesstoday.com.tw]

 

但是,如果危机的根源是权力和财富的突然增加,其结果也没有什么不同。实际上,当生活的条件发生变化时,调节各种需要的尺度就不可能再是原来的样子;因为这种尺度是随着社会财富的变化而变化的,因为这种尺度是大致确定每一类生产者所应得的份额的。社会财富的分配标准被打乱,但是另一方面新的标准又没有立刻建立。公众的意识给人和物重新分类需要时间。只要由此而失控的各种社会力量没有恢复平衡,它们各自的价值观念仍然处于未定的状态,那就暂时不会有任何规章制度。人们再也不知道什么是可能做到的,什么是不可能做到的,什么是公平的,什么是不公平的,什么是合理的要求和希望,什么是超过了限度的要求和希望。因此,人们什么借口也不需要。这种动荡只要稍微严重一点,甚至会影响分配公民从事不同职业的原则。因为社会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必然要改变,所以表现这种关系的观念也不可能原封不动。例如危机对之特别有利的阶级再也不打算像从前那样顺从,而且作为一种反应,他们的好运也唤醒了周围的人和地位比他们低下的人的种种贪欲。因此,各种欲望由于不再受到迷失方向的舆论的制约,所以再也不知道哪里是应该停下来的界限。此外,在这种时候,各种欲望都处于一种自然而然的兴奋状态,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一般人的活动才更加频繁。因为幸运的事件增加了,欲望才更加强烈。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收获刺激着他们,使他们的要求更高,更加忍受不了任何规章制度,传统的规章制度正是在这种时候失去了它们的权威性。因此,放纵或反常的状态进一步强化,各种情欲在需要更加有力的约束时反而得不到约束。


但是他们的要求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过分受到刺激的野心总是超过已经得到的结果,不管这些结果是什么;因为这种野心没有得到应该适可而止的警告。因此,没有什么东西能使这种野心感到满足,而且这种激动本身会永远保持下去而不会平息。尤其是,由于这种向一个难以把握的目标前进的进程除了本身是一种乐趣外(如果还算是一种乐趣的话),不可能得到其他乐趣,所以这种进程万一受到阻碍,一个人就还是两手空空。不过,这时斗争会变得更加激烈和痛苦,因为斗争不受约束,还因为竞争更加激烈。所有的阶级都被卷了进去,因为再也没有固定的阶级区分。因此,在作出的努力变得更加毫无结果的时候,却要作出更大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活下去的愿望怎么会不减弱呢?

 

大萧条时期找工作的人[图源:thoughtco]


这种解释得到贫穷国家具有独特免疫力的肯定。贫穷之所以能防止自杀是因为贫穷本身是一种制动器。不管一个人做什么。欲望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考虑手段;人们部分地以此为出发点来确定想要得到的东西。因此,占有得越少,就越是不想无限地扩大欲望的范围。无能在迫使我们节制的同时,也使我们习惯于节制。只要在普遍处于中等水平的地方没有任何东西来刺激欲望。相反,财富通过它所赋予的权力使我们幻想我们只属于我们自己。财富在减少我们对各种东西抵制力的同时,还诱使我们相信可以无限地获得这些东西。不过,人越是不感觉到限制,任何限制就越是显得令人难以容忍。因此,这么多宗教赞扬贫穷的好处和道德价值,不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贫穷是人们学习自我克制的最好课堂。贫穷在迫使我们经常约束自己的同时,还使我们作好准备去驯服地接受集体的约束,而财富在使个人兴奋的同时,往往有可能唤醒这种作为不道德行为根源的造反精神。当然,这不是阻止人类去改善物质条件的一个理由。但是,即使增加财富所引起的道德危机不是不可救药,但也不应掉以轻心。

 

*本文选自涂尔干《自杀论》第五章第二节,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为阅读及排版便利起见,删除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阅原著。

 

**封面图为法国画家Edouard Manet创作于1880年的油画作品《Le Suicidé》。


〇编辑:余声   〇排版:棱镜

〇审核:栉沐/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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