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斯曼 | 顺承者、离异者与自主者
大卫·理斯曼（David Riesman, 1909.9.22-2002.5.10），美国社会学家、律师、教育家。早年在哈佛大学攻读生物化学，1931年毕业后进入哈佛法学院，1934年取得学位，曾任教于布法罗大学法学院、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等。
人们不禁会问：在社会中影响力很强的群体，如何塑造出一种比社会制度所需求的更受制约的性格结构。答案可以从历史中寻找。早期社会制度的建立，往往需要意识形态和社会性格结构来加以维持。本书第一编的前几章已讨论过性格形成的有机过程。从上述观点来行，社会性格与成年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差异是社会变迁十分重要的一环。认为性格结构的变化滞后于社会结构的论点，未免过于简单化。当任何一种社会因素发生改变，其他所有的因素必然也将在形式和功能上随之发生变化。但是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有足够的空间容纳种种差异。因此个人也能够选择不同的妥协方式。在美国，高收入阶层的人们，会感受到因某些必须步骤的 共同看法所产生的压力。只要这群人中有一到两个从这种禁锢中解脱出来，其他人也就有勇气去效仿，对外界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他们的性格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
如果要问这一两个改革者从那里来，我们必须记住：社会性格不是由个体性格简单地组合在一起。个人的能力不局限于社会对他所要求的范围，当然这很难定义，因为个人的潜力往往不仅他人难以察觉，甚至连自己也未必知晓。
当然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不同的社会结构产生不同的社会性格，社会性格以不同的方式建立、毁灭或埋没人的个性。下面，我们来看一个特例，在多布岛或阿洛尔岛的原始社会里，人们似乎从孩提时代就被社会制度所压制，所以他们只能设法从文化孕育的情感中，去应付文化对他们的要求，除此之外便无能为力了。对阿洛尔岛上的居民进行的罗丝哈泽测验显示：人们的性格几乎完全一致。除了他们独特的文化模式以外。有深度和广度的“性格保留”或者卡丁纳所谓的“基本个性类型”十分少见。这种社会很可能因为冷漠和不幸而惨遭灭亡，尤其是与白人接触后，该社会便分崩离析，自主性再强的社会成员也无回天之术。在社会性格与僵化的社会制度的夹缝中，个人潜力发挥的余地很小，然而即使在这样的社会中也会有“越轨”的人，正如本尼迪克特所指出的，没有这 些越轨的人，我们就无从了解该社会的文化。在讨论“越轨”与人口发展阶段的关系之前，我们必须了解“越轨”的准确含义。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1909年毕业于瓦萨尔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1919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博厄斯专攻文化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著有《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等。[图源：harrisjonesanthropology.com]
我们一直在描述所谓的“顺承”者，他们属于典型的传统导向者、内在导向者或者他人导向者——他们在不同的人口阶段都能顺承社会或社会阶级对他们性格结构的要求。事实上，这些人似乎天生就是为了适应这些文化而存在的。尽管我们认为对于常人而言，接受顺承模式的过程需承受很大的压力，而一个顺承者的顺承过程却毫不费劲。总之，顺承者就是那些能不加歪曲、直接反映出他们所处的社会与社会阶级的人。
在每个社会中不能符合顺承者性格特征的人，不是变成离异者，就是成为自主者。“离异”一词来自于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意为无礼的、不受控制的。我在此引用了“离异”这个词，但我的涵义超出了迪尔凯姆的原义。实际上它与不良顺承的含义相同。我避免用这一术语是因为它的负面暗示。其实，在某些文化背景里，对不良顺承者或者离异者的评价要远远高于顺承者。至于顺承者的含义，是指那些具有顺承社会行为规范的能力，而且能够自由地去选择是否顺承该规范的人。这种能力是离异者所不具备的。
所谓顺承不是看一个人的公开行为是否符合社会标准，而是看他的性格结构是否符合。一个人只要具有适应时代和环境的能力，即便他犯过错误或越轨时，仍然可以称之为顺承者。当然，多次的犯错可能最终导致性格上的不良顺承。同样的道理，一种文化模式，即便与周围环境相比显得非常缺乏理性，照样可以存在和发展。相反地，行为上的不顺承，并不指性格结构上的不顺承，一个人在行动上追求顺承，也许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可能会导致人格分裂和紊乱。所以，离异分子容易破坏他自己或他所处的社会，甚至两者一起破坏。可见这里讲的“顺承”是指社会心理上的适应能力，其他的评价是不妥当的。要决定行为或者性格上的顺承，我们不仅要研究个体，还必须仔细研究促使行为顺承社会体制的“变速箱”。这里所指的“自主者”其外在行为表现可有可无，无论他选择什么，付出的代价均不大。另外，他还有一个选择：无论是符合文化标准，还是稍微超出顺承规范的尺度，他都可以泰然处之。
顺承、离异、自主，这三种普遍类型的划分，与本书关于传统导向、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等三种历史类型的划分一样，依照韦伯的观点，都属于“理想类型”，即为了分析方便而抽象出的类型。每一个人都可以划入某一类型，但没有一个人的性格特征能完全用一种类型来概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讲，即使是一个疯子，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也不都是离异型的；同样也没有一个自主者是完全自主的。个体的性格并非完全无理性地顺承文化的要求。然而，当我们研究个体时，我们总是以个人所表现出的一种突出的顺承方式来划分其类型。这种方法便于描述、分析和比较。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最常见、最重要的三种类型，在社会结构中出现的频率来描绘社会特征。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有关离异者的许多特征。可以说，离异者是在试图塑造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性格时所产生的副产品。甚至在传统导向的社会里也会有一定数量的离异者，他们在意识和心理上都不能顺承或胜任社会分配给他们的角色。这些人当中，有的是依靠家族的力量才得以生存。但是在任何规模的社会里都会有一些人被挤出紧密的社会网络。在比较复杂的社会里，对于这种特殊类型的离异者，还包括那些曾经虽然能顺承，但被新出现的占统治地位的性格类型所排挤的人。传统导向统治时期，在家庭管制下成长的人，后来可能成为内在导向社会的不良顺承者。同样，他人导向的兴起，也可能使内在导向型的人像传统导向型的人一样变成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离异者。在美国，现在已经有人注意到这种离异性格类型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他们没有能力去应付都市文化的要求而遭受排挤，由此导致他们对政治的冷漠。
离异者不仅包括那些没有收到社会信号的人，也包括收到信号却没有任何意识以及成功迹象的人。在前面已提及过的那种“过度顺承”的人，由于过分专注内部和外部的信号，也可能成为离异者。在内在导向的社会中，可能出现过度引导的儿童和成年人，其超我的控制力太强，因而，正常的满足和逃避他人也能压垮他自己。同样，在他人导向的时代，一些人根本不能关闭“雷达”休息片刻，他们的过度顺承成为顺承类型的一个嘲讽——因为他们越努力去顺承，就越感到无法把握。
我们已经看到，他人导向型在政治上和个人容忍方式上努力获取成功的过程中，个人喜怒哀乐等情感流失殚尽。显然，情感的枯竭从临床上讲是一种病态。心理学家格林森曾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冷漠症而被送进医院接受治疗的士兵。他写道：
冷漠症患者最显著的特征是缺乏情绪感受力和动力。第一眼看上去，病人充满了沮丧和压抑，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缺乏情感的感受能力。无论是心理还是运动神经的反应，他都显得十分迟钝；他表情茫然，仿佛是带上了一副面具……他们在病房里非常听话，完全遵守医院里的一切规定，很少抱怨，也不提什么要求……这些病人从不述说他们的痛苦，对自己的处境也无深刻认识。
拉尔夫·格林森（Ralph Greenson，1911-1979），美国著名精神科医生和精神分析师，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医学预科的学习，之后在瑞士的伯尔尼（1930-1934）接受医学培训，著有《精神分析的技术与实践》等。[图源：dailymail.co.uk]
我个人认为现代人中也有不少类似的症状：只知一味顺承，对自己的处境毫无所知。当然，这些症状都不是突然发生的，而且也不算太严重。缺乏情感、表情漠然是许多现代离异者的特征，正如歇斯底里和藐视法律是早期传统导向或内在导向社会中的离异者一样。
综上所述，从藐视法律的反叛型到毫无反叛精神、丧失求生欲望的神经错乱型，都属于离异型。在美国这类人相当多。有关他们的性格类型、社会阶层以及他们的易患疾病，我们知之甚少。实际上，直到最近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才又重新注意离异者的病例，并提供治疗。这就像过去医学界只重视人体外部疾病的研究，而忽视了生命保健等奥秘的探寻一样。其实，要解释一个人为什么变成离异者并不困难．因为生活中的悲剧和烦恼随时都可能发生，而任何一个人的不幸都能像寻找病菌那样，找到其根源。
关于自主者我们就知道的更少了。许多人甚至不相信世界上有这种人存在，即在任何时间、任何方面，都有能力超越文化规范的人。在我们社会中，若是换上其他人置身于自主者的家庭背景、阶级状况和社区环境，其情形可能会大不相同。事实上，自主型、顺承型和离异型三种不同类型的人，可以是同一个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从事同种工作的同事或者同一社区的居民。当某人不能自主时，我们可以找出其症结之所在；而当有人在其他人不能自主时，却能特立独行、成功自主。对此我本人也不能解释清楚其中的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为与生俱来的遗传因素，也就是古时人们称为神力的东西。的确，只要你观察一下育婴室里刚满一周的婴儿，你会惊奇地发现，在文化还没有影响他们之前，各人的反应和活力就各不相同。只因本书讨论的是文化与性格，这方面的研究只好留给其他人去探讨。
自主发展的过程与通过人口增长曲线反映的社会变迁密切相关。反过来说，在一个人口高增长潜力的社会里，让一个人意识到他自己所具有的可塑性和多个角色（在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这些角色已有人选择过）的选择权力，并不容易。正如心理学家米德所言：
“选择他人所担任过的角色，能让一个人明白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实际差异和潜在的相同之处。”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美国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哲学家，符号互动论的奠基人，著有《心理、自我和社会》等。[图源：lib.uchicago.edu]
因此当人们通过传统导向的生活方式来解释文化时，文化接触对人的改变就不大。正如我们所见到的诸如人口高速增长、传统导向以及个人无法更换角色等等因素，便随之产生。
几个世纪以来，黎巴嫩的农民饱受着阿拉伯游牧民族的蹂躏。但每次在遭受烧杀抢掠之后，农民们又会孜孜不倦地重新耕作。尽管他们非常明白，等到下次阿拉伯人入侵时，所有的辛苦都将化为乌有。如此恶性循环，直到肥沃的良田变为一片沙漠。于是，在这块土地上，农民和游牧民族都别指望能得到什么了。显然，农民们从来没有想像过有朝一日成为骑马的牧民，抢劫者也未想过将来成为农民。这段“史诗”记载的不能算是人类的历史，只能视为一段动物的生活史。尽管草食动物总有一天要被肉食动物所吞噬掉，它们还是不停地吃它们的草。同样，当草食动物被吃光了以后，肉食动物却不知道要改吃青草来维生。举这一例子是想说明，在传统导向的社会里，人们根本没有想到个人的性格和角色是可以改变的。
如果阿拉伯游牧者能想到变成自耕农，反过来，黎巴嫩农民也能想到成为游牧者。那么，这两个民族也许还会继续做那些明知没有意义的事。然而，随着内在导向的兴起，人们意识到，个人的命运不一定要束缚于一套特定的社会生态模式，因此，个人及社会的历史一定会发生重大变革。于是人们不仅能设想去适应狭窄的动物生活的自然环境，还能去适应广阔的人类社会生活可能出现的种种变化。也许，“人类一体”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人类的一切经验都是彼此关联的。
纵然由于气质或其他因素所导致不能从根本上发生改变，阿拉伯人如果能转换角色，以农民的身份去着想，他们对农、牧之间的关系就会有全新的看法。他们可以不通过诉诸武力，而是凭借操纵来建立彼此的关系。如果阿拉伯人真的这样做了，他们的情形必然会改变，对于黎巴嫩农民也是如此，这样他们之间的关系就绝不会像动物世界那样简单了。
总的来说，技术越先进，就越有可能使大多数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首先，技术刺激了劳动分工，因此有可能产生许多不同的生活经验和社会性格。其次，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有充足的闲暇去思考这种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少数统治阶级的改变，而是大多数人的改变。人的素质是人类适应自然过程中的主要资本。最后，技术的联合与闲暇的增加使人们得以了解其他历史性的解决途径，这不仅仅提供了更多的财富与经验，而且产生了更多的性格与社会类型。
文艺复兴显示了这种巨大的影响力，多姿多彩的历史画面使未来的前景更为开阔。自我意识强烈的意大利暴发户试图去模仿希腊人，就像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北方人刻意模仿意大利人。在这一时期，内在导向型性格就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性格类型。人们也将这些新的可能性与局限性融入个人性格之中。大多数流动性较大的传统导向者决定放弃农耕生涯，成为骑马的游牧民族。新技术和隔海对岸的新大陆为这种转变提供了体力上和智力上的必要准备，同时也使从事农业耕种的人足以养活不种地的人。从那以后，在人口过渡增长时期的国家，人们为了建立今天的工业文明，降低出生率，大量掠夺大自然的果实，改造农民的后代。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后代不得不学会从事其他行业。
文艺复兴运动，首次提出了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肯定了人的价值与尊严，认为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倡导个性解放，反对愚昧迷信的神学思想。图为意大利画家拉斐尔·桑西的画作《雅典学院》。[图源：meilele.com]
今天，处于初期人口减少阶段的国家，人们又面临新的改变机会。虽然，在这个阶段，历史不但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供借鉴，反而可能提供误导。人们不必因“心理陀螺仪”来限制自己的选择，而且人们接受的信息要比儿童时期内化的信息多得多。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生产边际向消费边际的转移，人类发展的可能性并不像以往那样，通过暴力革命实现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的转移。
在一个富裕社会进入到初期人口减少阶段以后，由于中产阶级的扩张，他们的人数占就业人口的一半以上，而且他们的收入、价值观、闲暇方式都成为社会主流。因此，个人改变的可能性不是指阶级的改变，而是指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性格的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自主性与阶级无关。在内在导向性占主导的时期，人的性格是为了工作和在工作中形成的，因而一个人是否拥有生产工具，区别很大。今天，拥有生产资料者的心理优势正在消解，而为了闲暇和在闲暇中形成的性格占了上风，因为闲暇和消费方式已经相当普遍。由此可见，顺承、自主和离异等现象反映了人们受教育的方式、消费训练和人事接触的不同。当然我们这里是指发生在中产阶级内部的现象。
自主性与职业之间的关系至今尚未被人们所注意。即使在今天，工作与性格的关系依然藕断丝连。职业地位影响着人们的闲暇生活方式。那些具有自主性的人可能更偏爱某类职业；此外，不同职业群体成员的日常工作经验也有助于形成某一种性格。大体来说，在初期人口减少时期的社会类别的差异，已不再是金赛、贝拉米、马克思、韦伯兰等人针对人口过渡增长期所描述的工作负担过重、不劳而获、贫困和奢侈、长寿、短命之间的差别与对立。今天，大部分的美国人，即2/3的“特权阶级”对1/3的“被统治阶级”，比过去那些单凭经济需求与生产手段起家的人，更能应付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其性格上也较容易受到环境差异的影响。
*本文为大卫·里斯曼《孤独的人群》第十二章第一节，王崑、朱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封面图为艺术家Barbara Zeitchick的画作The Lonely Crowd。[图源：baumschoo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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