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 | 仿像的三个等级

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1929.7.29 - 2007.3.6）,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著有《物体系》《消费社会》《符号政治学批判》《拟象与仿真》等。[图源：Famous Philosophers]

仿大理石天使

仿造（以及时尚）是和文艺复兴一起出现的，是和封建秩序的解构一起出现的，这种解构是由资产阶级秩序和差异符号层面上的公开竞争完成的。种姓社会或等级社会没有时尚，因为有全面的规定，而根本没有阶级的变动。一种禁忌在保护符号，保障符号的完整清晰性：每一个符号都没有歧义地指向一种地位。礼仪中不可能有仿造——除了作为魔法和读圣的仿造，所以符号的混淆才受到惩罚：作为对事物秩序本身的严重违反而受到惩罚。如果我们还梦想一种可靠的符号世界，梦想一种强大的“象征秩序”——尤其是在今天那么我们就该丢掉幻想：这一秩序曾经存在，但它是一种残暴的等级秩序，因为符号的透明和符号的残忍总是并驾齐驱的。在种姓社会、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即在残忍的社会，符号数量有限，传播范围也有限，每个符号都有自己的完整禁忌价值，每个符号都是种姓、氏族或个人之间的相互义务：因此它们不是任意的。符号的任意性开始于能指不再用不可逾越的相互性连接两个人，而是指向一个失去魅力的所指世界的时候，这个所指是真实世界的公分母，对它而言，任何人都不再有义务。

这是强制符号的终结，是获得解放的符号的统治，所有阶级都可以没有区别地玩弄符号。竞争的民主接替了法定秩序特有的符号内婚制。这样人们就同阶级之间名望价值/符号的变迁一起，必然地进入仿造。因为，人们从符号受到限制的秩序（一种禁忌在打击符号的“自由”生产），过渡到了符号的按需增生。但这种增生的符号与那种有限传播的强制符号不再有任何关系：前者是后者的仿造，但这种仿造不是通过“原型”的变性，而是通过材料的延伸，以前这种材料的全部清晰性都来自于那种打击它的限制。现代符号是不加区分的（它从此只是竞争的），它摆脱了一切束缚，可以普遍使用，但它仍然在模拟必然性，装出与世界有联系的样子。现代符号在梦想从前的符号，可能非常希望重新找到自己的真实参照和一种义务：它仅仅找到了一个理由：它的生存所依赖的这个参照理由，这种真实，这种“自然”。不过这种指示性联系从此只是象征义务的仿象：它从此只能生产中性价值，即客观世界中相互交换的价值。符号在这里的命运和劳动相同。“自由”劳动者的自由仅仅是生产等价关系的自由——“获得解放而自由”的符号的自由仅仅是生产等价所指的自由。

因此，现代符号正是在“自然”的仿象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这是“自然”的问题体系，是实在与表象的形而上学：这将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整个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资产阶级符号之镜，古典符号之镜。即使在今天，对符号的自然参照的怀念也是根深蒂固的，尽管这种形态已经被多次革命打碎了，其中包括生产革命，符号不再参照自然，而仅仅参照交换法则，受到商品价值规律的支配。这是第二级仿象，我们以后再谈这一问题。

因此，仿制品正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和自然一起出现的，从胸前的假背心到假牙、仿大理石室内装饰、巨大的巴罗克式舞台布景装置。剧院这种形式从文艺复兴开始便占据了全部社会生活和全部建筑。正是在这里，仿大理石和巴罗克艺术的壮举显示了仿造的形而上学和文艺复兴时期人类的新抱负——这是世俗造物主的抱负，即把任何自然都转变为惟一的、戏剧性的实体，以此作为资产阶级价值符号下的统一社会性，超越各种各样的血统、等级或种姓。仿大理石是一切人造符号的辉煌民主，是戏剧和时尚的顶峰，它表达的是新阶级粉碎符号的专有权之后，完成任何事情的可能性。这是向一切新奇的组合、一切游戏、一切仿造开放的道路——资产阶级的普罗米修斯式野心首先进入自, 然的模仿，然后才进入生产。在教堂和宫殿中，仿大理石适合各种形式，模仿各种材料：天鹅绒窗帘、木饰、丰满的肉体。仿大理石消除了那种难以置信的材料混杂，使之成为一种新物质，成为所有其他物质的一般等价物，这种新物质有利于提高戏剧的魅力，因为它本身就是代表性物质，是所有其他物质的镜子。

位于奥地利梅尔克镇的梅尔克修道院于十八世纪初期修建，以其华丽的巴洛克风格闻名于世。[图源：lilimarsh]

但是，仿象并非仅仅是符号的游戏，仿象还意味着社会关系和社会权力。仿大理石似乎是作为飞跃发展的、狂热的科技出现的，但它同样是，而且尤其是与巴罗克风格联系在一起的，巴罗克风格又与反宗教改革运动相联系，与耶稣会教士试图第一次按照现代权力观念建立政治和精神世界的霸权这一事业相联系。

耶稣会教士的那种精神顺从（“像死尸一样”）和这种消除自然实体，代之以合成实体的造物抱负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如同人屈从于机体构造，物体此时也获得了死尸的理想功能性。所有的技术、所有的专家政治都已经在这里了：万能实体和实体万能组合的发明中表现出了理想地仿造世界这种自负。用同一种集权策略，在同质的教义中重新统一（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分裂的 世界，在世界上普及惟一的福音（从新西班牙到日本的传教），组成国家的政治精英集团：这就是耶稣会教士的目标。为此必须创造一些有效的仿象：组织机构是其中的一种，但还有豪华剧院机构（就是那些红衣主教和灰衣主教的大剧院），还有培养教育机构——它第一次力图系统地重新塑造儿童的理想自然。仿大理石的巴罗克式建筑外表是同一种性质的大机构。所有这一切都出现在资本的生产本位主义理性之前，但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在仿造中，而不是在生产中，证实了普遍控制和普遍霸权的相同设想，证实了一种社会纲领，系统的内在一致性已经在这里深深地起作用了。

从前，在阿登山区，有一个老厨师。他受塔型蛋糕和糕点造型科学的启发，在上帝放弃世界的地方，即在世界的自然阶段，自豪地继续创造世界——以便消除世界的有机自发性，代之以单一的多形材料，即钢筋混凝土：家具是混凝土的，椅子、抽屉、缝纫机是混凝土的，在外面的院子里，整整一个管弦乐队，包括小提琴，也是混凝土的，混凝土树上栽有真正的树叶，一头混凝土野猪包了一个真正的野猪头，一些混凝土绵羊披着真正的羊毛。这个叫卡米耶·雷诺（C. Renault）的人终于重新找到了原始实体，各种物体和混凝土块的区别仅仅在于某些“现实主义”细节：野猪头、树叶——但这大概只是造物主对参观者的让步……因为这个八十岁的仁慈上帝让人参观自己的创世时脸上带着令人崇拜的微笑。他并不是要给神的创世挑毛病，他重做这一切只是为了使之更加容易理解。这里完全不是魔王造反、戏拟意愿或追溯“纯朴”艺术的决心。这个阿登厨师统治的仅仅是一种统一的精神实体（因为混凝土是一种“精神”实体，它像概念一样，可以让人整理各种现象，随意切割各种现象）。他的计划与仿大理石建筑者的计划相差并不远，与目前在大建筑群中的城市共同体场地上的投光相差也不大。仿造影响的只是实体和形式，还没有影响关系和结构，但它在这一层面上已经瞄准了对社会的控制，这个社会在一种逃离死亡的合成实体中被平定，被塑造：一种不可摧毁的假象将保证权力的永恒。人类的奇迹难道不是发明了塑料这种难以降解的材料并因此而打断了腐烂和死亡把世上一切实体从一处重新转入另一处的循环吗？一种处于循环之外的实体，甚至火烧之后留下的也是不可摧毁的残渣——这是闻所未闻的事情，这种仿象中凝结着一种普遍符号学的抱负。这与技术的“进步”或科学的理性目的不再有任何关系。这是一种政治和精神霸权的设想，一种封闭的精神实体的幻想——如同那些在曲面镜中手脚相连的巴罗克式仿大理石天使。

工业仿象

新一代符号和物体伴随着工业革命而出现。这是一些没有种姓传统的符号，它们从没经历地位限制，因此永远不需要被仿造，它们一下子就被大规模生产。它们的独特性和来源的问题不复存在：它们来源于技术，它们只在工业仿象的维度中才有意义。

这也就是系列，也就是有两个或n个同一的物体这种可能性本身。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原型与仿造的关系，既不再是类比，也不再是反映，而是等价关系，是无差异关系。在系列中，物体成为相互的无限仿象，而且生产物体的人也是如此。只有消除原型参照，才能带来普遍的等价法则，即生产的可能性本身。

所有对生产的分析都动摇了，因为人们在生产中再也看不到一种原始过程，甚至看不到所有过程的起源，相反，看到的是吸收任何原始存在、进入一系列同一存在的过程。至今为止，人们把生产和劳动看成是潜在的，看成是力量、历史过程和统称性活动：这是现代性特有的经济能量神话。我们应该想一想，生产难道不是作为一个特殊阶段而介入符号秩序的吗？归根结底，它只是仿象世系中的一段插曲。确切地说，这段插曲就是通过技术来生产无限系列的潜在同一的存在（物体/符号）。

技术、工业和经济所包含的巨大能量不应该掩盖如下一点：归根结底，重要的仅仅是达到这种无限复制性，这种复制性当然是对“自然”秩序的挑战，但最终仍然是“第二级”仿象，它对征服世界而言，是一个相当贫乏的想像性解决方案。总之，再生产的技术和系列的时代，与仿造、镜子、剧院、面具和表象游戏的时代相比，是一个规模较小的时代（紧接其后的仿真模式的时代，即第三级仿象的时代，则是一个规模大得多的时代）。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第一次点明了这种再生产原则的基本意义。他指出，再生产吸收生产过程，改变其目的性，使产品和生产者的地位变质。他是在艺术、电影和摄影范围内论证的，因为在20世纪，正是这里展现了没有“古典”生产传统、一开始就被置于再生产符号下的新领域——但我们知道，一切物质生产今天都归属这一领域。我们知道，今天正是在再生产的层面上——时尚、传媒、广告、信息传播网络——在马克思漫不经心地称之为资本意外开支的层面上（人们可以衡量一下历史的反讽），也就是在仿象和代码的范围内，形成了资本整体过程的统一性。本雅明第一个（其后是麦克卢汉）没有把技术当成“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仍然坚持这一点），而是当成中介，当成整个新一代意义的形式和原则。任何一个物体都可以被简单地复制，原样成为双份，这个事实本身就已经是一次革命了：这只要想想那些黑人第一次见到两本书一模一样时的惊讶就够了。这两件技术产品在社会必要劳动方面是等价的，但从长远看，这一点不如同一个物体的系列重复重要（这也是个体劳动力的系列重复）。技术作为中介不仅压倒了产品的“信息”（它的使用价值），而且也压倒了劳动力，马克思却想让劳动力成为生产的革命信息。本雅明和麦克卢汉看得比马克思更清楚：他们认为，真正的信息，真正的最后通牒就是再生产本身，生产则没有意义：生产的社会目的性丧失在系列性中。仿象压倒了历史。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德国哲学家、文化评论者、折衷主义思想家。著有《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单行道》《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等。[图源：IMDb]

另外，这个系列再生产阶段（工业机械阶段、生产线阶段、扩大再生产阶段）是短暂的。从死的劳动压倒活的劳动开始，即从原始积累结束开始，系列生产就被模式生成替代了。这是起源和目的性的颠覆，因为各种形式全都变了，从此它们不是机械化再生产出来的，而是根据它们的复制性本身设计出来的，是从一个被称为模式的生成核心散射出来的。这里，我们进入了第三级仿象。不再有第一级中那种对原型的仿造，也不再有第二级中那种纯粹的系列：这里只有一些模式，所有形式都通过差异调制而出自这些模式。只有纳入模式才有意义，任何东西都不再按照自己的目的发展，而是出自模式，即出自“参照的能指”，它仿佛是一种前目的性，惟一的似真性。我们处在现代意义上的仿真中，工业化只是这种仿真的初级形式。归根结底，重要的不是系列复制性，而是调制，不是数量等价关系，而是区分性对立，不再是等价法则，而是各项的替换——不再是价值的商品规律，而是价值的结构规律。不仅不应该在技术和经济中寻找代码的秘密，相反，应该到代码和仿象的起源中去寻找工业生产的可能性本身。每一个等级都使前一个等级服从自己。就像仿造的等级被系列生产的等级捕获一样（应该看看全部艺术是怎样进入“机械性”的），整个生产的等级正在倒向操作仿真。

本雅明和麦克卢汉的分析就处在再生产和仿真的边界上，处在参照理由消失、生产出现眩晕的那个点上。所以这些分析才标志着相对于维布伦（T. Veblen）和戈布洛（E. Goblot）的分析而言的决定性进步：例如，维布伦和戈布洛在描述时尚符号时，参照的仍然是古典形态：各种符号构成一种区分性物质，它们有一个目的性，有一种声望、地位、社会分化的用途。他们展现的策略和马克思的利润、商品策略属于同一个时代，那时人们还可以谈论符号或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总之那时人们还可以谈论经济学，因为那时还有一种符号的“理性”和一种生产的“理性”。

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 1911 - 1980），是加拿大著名哲学家及教育家，曾在大学教授英国文学、文学批判及传播理论，也是现代传播理论的奠基者，其观点深远影响人类对媒体的认知。著有《机器新娘》《理解媒介》等。[图源：Wikipedia]

代码的形而上学

“数学家莱布尼茨在只有0和1的二进制系统那神秘的优美中看到了创世的形象本身。他相信，最高存在的统一性通过二进制功能在虚无中的操作，足以从中拉出所有的存在。”

——麦克卢汉

人类建构的各种巨大仿象从自然法则的世界，走到力量和张力的世界，今天又走向结构和二项对立的世界。存在和表象的形而上学之后，然后是能量和确定性的形而上学之后，然后是是非决定论和代码的形而上学。自动控制、模式生成、差异调制、反馈、问/答，等等：这就是新的操作形态（工业仿象只是运作）。数字性是这一新形态的形而上学原则（莱布尼茨的上帝），脱氧核糖核酸则是它的先知。事实上，“仿象的起源”今天正是在遗传密码中找到了自己的完美形式。人们在参照和目的性越来越彻底灭绝的边缘，在相似性和指称丧失的边缘，发现了数字和程序的符号，其“价值”纯粹是战术性的，处在其他信号（信息粒子/测试）的交叉点上，其结构是操纵和控制的微分子代码结构。

在这个层面上，各种符号的问题，例如它们的理性用途、它们的真实和想像、它们的压抑、它们的转向、它们呈现的幻觉、它们的沉默或它们的平行意指——所有这一切都被抹去了。我们以前已经看到，第一级符号，即那些复杂的、充满幻觉的符号，随着机器而变成粗野的、昏暗的、工业的、重复的、无回声的、运作的、有效的符号。那么现在这些代码信号会带来什么更为彻底的突变呢？这些信号不可解读，没有可能的阐释，如同在“生物”体深处隐藏多年的程序母型——这样的黑匣子中酝酿着所有的指令和所有的回应。这是再现性戏剧的终结，这是符号空间的终结，这是符号冲突和符号沉默的空间的终结：只剩下代码的黑匣子，只剩下发送信号的分子，我们受此辐射，我们被作为信号射线的问/答所穿越，我们不断地被我们自身细胞中记录的程序所测试。监狱细胞、电子细胞、党派细胞、微生物细胞：永远在寻找更小的不可分单元，这种单元的有机合成是按照代码数据进行的。但代码本身也只是一个遗传生成细胞，无数的交叉在这里产生出所有问题以及所有可能的、以选择（谁来选择？）为条件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信息和信号的脉冲）没有任何目的性，以至答案或者在遗传学上永恒不变，或者被微小的随机差异所改变。这甚至是更线性的或一维的空间：相同信号无限生成的监禁空间，这些信号就好像是一个因孤独和重复而发疯的囚犯所表现出的怪僻。这就是遗传密码：一张带有划痕的、不变的唱片，从此我们只是它的阅读元件。符号的全部光环，甚至意指本身，都由于确定性而消解了：一切都消解在记录和解码中。

这就是第三级仿象，即我们的仿象；这就是“只有0和1的二进制系统那神秘的优美”，所有生物都来源于此；这就是符号的地位，这种地位也是意指的终结：这就是脱氧核糖核酸或操作仿真。

塞比奥克（Th. Sebeok）曾对这一切做过完美的概述（《遗传学与符号学》）：

“无数的观察证实了如下假设：内在有机世界直接来源于生命的原始形态。最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脱氧核糖核酸分子的普遍存在。地球上已知的所有生物体的遗传物质大部分是由脱氧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构成的。它们在自身的结构中包含了信息，这种信息通过一代代的生殖而传递，另外它还具有自身繁殖和模仿的能力。总之，遗传密码普遍存在，或几乎普遍存在。破译遗传密码是一次重大的发现，因为这表明，“大聚合物的两种语言，即核酸语言和蛋白质语言，是密切相关的。”（克里克［F. Crick], 1966年）。

苏联数学家利亚普诺夫（Liapounov）在1963年证明，一切生命系统都通过精确规定的渠道传递一点能量或物质，里面包含大量信息，这样的信息以后将控制大批能量和物质。从这一角度看，许多现象，不论是生物现象还是文化现象（存储、反馈、信息的疏导及其他），都可以被看成是信息处理的形态。归根结底，大部分信息都是作为信息的重复，或者是作为另一种信息出现的，这种控制不论形态或物质如何，似乎是地球生命的普遍特性。

“五年前，我曾让人注意遗传学和语言学的趋同——它们虽然是独立的学科，但在传播学这个更广泛的领域里（动物符号学也属于这一领域）是平行相似的。遗传学术语中充满了来自语言学和传播理论（雅各布森，1968）的词汇，传播理论也同样强调了遗传密码和语言代码在结构与运作上的主要相似或重要差异……今天很清楚，遗传密码应该被看成是所有符号网络的基础，因此应该被看成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所使用的一切其他信号系统的原型。

从这个角度看，各种分子是量子系统，其表现如同物理信息的稳定载体、如同动物符号学系统和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系统，这些分子在统一的普遍进化范围内，在永远更加复杂的能量层面上，构成了一条连续阶段的链条。因此，从统一控制论角度描述语言或描述生命系统是可能的。目前这还只是一种有益的类比或预测……遗传学、动物交流学和语言学之间相互的对照可以通向符号力学的完整知识，而这种知识最终可能表明自己正是生命的定义。”

目前的策略模式就是这样呈现出来的，它在各处都取代了政治经济学在自己那个时代曾经充当的意识形态大模式。

我们将在莫诺（J. Monod）的《偶然与必然》中再次发现处于严谨的“科学”条件下的这一模式。辩证进化结束了，现在支配生命的是遗传密码的间断性非决定论——即目的学原则：目的性不再处于终点，不再有终点，也不再有确定性——目的性已经预先存在，已经写入代码。我们可以看出，什么都没改变——仅仅是目的秩序输给了分子游戏，所指秩序输给了能指游戏，这是一些无限小的、可以随机相互替换的能指。所有超验目的性都简化为一块仪表板。然而，这还是求助于一种自然，求助于一种“生物学”自然中的登录：事实上，这从来都是一种幻想的自然，是形而上学的避难所，它这次庇护的不是起源和实体，而是代码：代码应该有一种“客观”基础。对此而言还有什么能比分子和遗传学更合适呢？莫诺就是这种分子超验性的严肃神学家，而莫兰（E. Morin）则是狂热的支持者（脱氧核糖核酸＝上帝！）。但在他们两人那里，代码的幻想虽然等价于权力现实，却与分子唯心主义混淆了。

2015年5月13日，警务人员在纽约市一处袭警犯罪现场，提取嫌犯使用过的锤子上的DNA证据。[图源：HowStuffWorks]

我们再次看到了用惟一的原则重新统一世界的谵妄幻想——反宗教改革的耶稣会教士那里是同质实体原则，生物学（以及语言学）专家政治论者这里是遗传密码原则，他们的先驱是莱布尼茨及其二进制神明。因为这里瞄准的根本不是遗传学纲领，而是社会和历史的纲领。一种社会秩序的理想在生物化学中具体化，支配这一社会秩序的是某种遗传密码、巨型分子计算以及用自己的操作网络连通社会的“计划编程预算系统”。正如莫诺所说，技术控制论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自然哲学”。从科学的起源开始，对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的迷恋就一直存在。这种迷恋以前是在斯宾塞社会有机论（生物社会学主义）的第二级和第三级结构的层面上起作用（雅各布［F. Jacob］在《生存者逻辑》中的分类），它今天则是和现代生物化学一起在第四级结构的层面上起作用。

代码化的相似和相异：这就是控制化社会交换的景象。为了进行细胞内交流，只要再增加一个“立体定向复合体”就行了，莫兰将把这个复合体美化为分子的“情欲”。

在实践中，在历史上，这一切意味着用那种通过预测、仿真、不确定的突变达到并通过代码管理的社会控制，取代一种通过目的达到的社会控制（而且那个或多或少有点辩证的天意在关注这一目的的实现）。人们面对的不是按照理想发展而定向的过程，而是模式生成。人们有权得到的不是一个预言，而是一种“登录”。两者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差异，不同的只是控制的模式变了，不可思议地变完善了，这点是必须说明的。生产本位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向了控制论的新资本主义秩序，这一秩序现在追求的是绝对控制：这就是突变，代码生物学理论化给了它武器。这种突变完全不是“不确定的”：它是整个历史的结果，在这一历史中，上帝、人类、进步以及历史本身都为了代码的利益而相继死亡，超验性为了内在性的利益而死亡，而内在性对应的则是令人眩晕的社会关系操纵中远远更为先进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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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在不确定再生产中，终结了自己的起源神话，终结了按照自己的过程分泌出来的所有参照价值。它通过终结自己的起源神话，终结了自己的内在矛盾（不再有与之对照的真实和参照）——它也终结了自己的末日神话：革命本身。过去和革命一起呈现的是人类总体参照的胜利，是人类原始潜力的胜利。但如果资本从地图上抹去统称的人类本身那会怎样呢？革命的黄金时代曾是资本的黄金时代，那时起源和末日的神话仍在流传。资本在事实的操作性中，在没有话语的操作性中，一旦绕过神话（资本在历史上经历过的惟一危险就来自这种从一开始就渗透它的理性神话要求），一旦成为自己的神话，或者成为某种不确定的、随机的机器，成为某种像社会遗传密码一样的东西，那么它就不再留给确定的颠覆任何机会了。这就是它的真正暴力。有待了解的是这种操作性本身是否也是神话，脱氧核糖核酸本身是否也是神话。

事实上，这里一劳永逸地出现了科学作为话语的地位问题。现在是提出这个问题的好机会，因为这种话语在如此纯真地把自己绝对化。“柏拉图、赫拉克利特、黑格尔、马克思：这些意识形态建筑被描述成先天的，而事实上是后天的，它们的用途是证明一种预设的伦理政治理论······对科学而言，惟一的先天性是客观性公设，它禁止科学参与这种辩论”（莫诺）。然而，这一公设本身也来自世界和“真实”的客观化这种从来都并不纯洁的决定。其实，这是某种“话语”一致性的公设，而全部科学性也许只是这一话语的空间，这个空间从来都不是原样出现的，它的“客观”仿象掩盖了政治策略言语。另外，在不远处，莫诺很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公设的任意性：“人们可以想一想，所有那些组成科学话语结构的不变性、保留和对称，难道不是替代现实、描绘现实操作景象的虚构吗？这是建立在一种纯粹抽象的、也许是约定的同一律上的逻辑。然而，人类的理性似乎无法放弃这种约定。”人们不可能说得更好了，科学是在根据一种约定的秩序（另外，这也不是任意一种秩序，而是那种全面简化的秩序），像生成公式一样，像样板话语一样决定自身。但莫诺很快就略过了“约定”的同一律这种危险的假设。最好还是把科学牢固地建筑在一种“客观”现实上。物理学证明同一性并非只是一种公设同一性存在于物体之中，因为有“两个原子处于相同量子状态这种绝对同一性”。那么，这是约定还是客观现实？这里的真相在于科学像任何话语一样，是按照一种约定的逻辑组织的，但它也像任何意识形态话语一样，为了在一个物质过程中证实自身，需要真实而“客观”的参照。如果同一律在某处为“真”，哪怕是在两个原子这一极低的层面上，那么整个效法于此的科学建筑也就为“真”，遗传密码、脱氧核糖核酸的假设也就不可避免地为“真”。形而上学就是这样展开的。科学在汇报那些为了服从它而事先就被限定、被形式化的事物——“客观性”不过如此，而认可这种客观知识的伦理学则从来都只是企图保护这种循环论证的无知防御系统。

尼采曾经说过：“打倒一切允许信仰真实世界的假设。” 

*本文选自让·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仿像的等级”一节，车槿山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封面图为2014年夏季，设计师Zim&Zou为爱马仕巴塞罗那门店设计的自然主题橱窗，整个场景采用橙色与蓝色搭配，勾勒出一只小狐狸的生活场景和出现在生活中的各种小物件。[图源：好奇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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