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 | 正视科学：“五四”二十八周年作

潘光旦（1899.8.13—1967.6.10），字仲昂，原名光亶，又名保同，笔名光旦，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今属上海市），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1927年参与筹设新月书店。著作有《优生学》《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之家庭问题》等，及译著《性心理学》等。

我认为二十八年前的五四运动是失败了的，至少是开了头而接着不曾有下文的。当时以科学与民治两事相号召，如今我们把科学与民治的成就大致看一下，就不由得不作这样一个结论。

失败的原因，似乎还不止没有能继续努力的一层，我们当时以及后来对于科学的提倡可能还有若干看法上的错误。继续努力，固然应当，改正错误，更有必要。

我们通常谈到科学，总有一个弊病，就是太含混，其实它至少代表着三种很不相同的努力，而三种努力的价值也颇有不同。一是科学精神的培养，目的在造成更良好的人生态度与风格。二是科学研究的推进，其功用有两方面，一壁是好奇心理或求知欲望的满足，一壁是对于宇宙间一切事物的了解的增加。三是科学的实际应用，即把所已了解的事物中蕴蓄着的力量驾驭起来，使产生种种利用厚生的果实。三者自都有其价值与需要，不过从人生意义的立场来看，最关重要的无疑是第一种努力。以可能获益的人数来讲，也是以第一种为最多。能做第二种努力而获取心理上的满足的人显然是最少。能享受第三种努力的结果的人虽多，能从事于发明创制的也究属有限。只有第一种的努力，是比较的人人可以参加，也人人可以收获一些果子；至少在企求民治的社会里，我们不能没有这样一个假定，否则民治便无从谈起；而科学与民治恰好又是当初“五四”运动所相提并论的两样东西，并且这两样东西事实上只是一样，此说已详我在两年前所写的一篇纪念稿里，兹不再赘。（《自由之路》中《一种精神两般适用》一文）

“五四”运动现场，学生高举旗帜。[图源：iqilu.com]

“五四”运动以来的科学提倡，绳以上文的看法，显然是犯了舍本逐末的毛病的。第二种努力有一些，但不多，离开了少数研究机关及大学校，便说不上。第三种努力比较多些，但也是说得多，做得少，鼓吹得多，实行得少。工科教育的提倡，科学运动周一类的吹吹打打，都属于这一路的努力，其目的在工业化，在富国，在强兵，说来也未尝不正大，但终因缺乏第二种努力的根基，即理论与研究的根基，而未能有多大的成绩。不过最付阙如的还是第一种努力。一般教育的不普及，固然是一大事实，但即就已经受大中学教育的人而论，以至于单单就受过理工教育的少数专家而论，我们又找得到几个看事能比较客观，论事能比较谨严，而处事能比较持平的呢？约言之，在已往二三十年里，所谓科学精神或风度这样东西，并没有在教育场合里露过多少面，甚至于根本没有从理工专家的各个园地踱出来过。这真是一大挂漏，而是今后第一应当弥补的。我们也应知三种努力之中，二三两种是多少可以享用现成的，科学知识与科学器材都可以从外国现成输入，我们甚至于可以把外国科学家工程师整批的请来，至于第一种，则非自己出马、自己倡导与自己学习不可，别人决不能越俎代谋。

“五四”以来我们对于科学运动的又一个错误是多少把它偶像化了。“五四”要号召的是科学与民治，当初不就有人把它们分别喊做“赛先生”和“德先生”么？以先生称呼科学，是人格化，是偶像化的第一步。此种称谓上的玩弄花样虽属文人常事，不足为奇，如果用在文学的场合，是很生动而引人入胜的，但如用在这样一个场合，一个事关正名的场合，则上有好，下必有甚，那危险性就非常之大。上有好，可以把科学人格化，下必有甚，就不免把它偶像化。在举世依然十分瞩目于科学之“知”与“用”的今日，在有人可以挟了原子弹的威力来劫持国际形势的今日，这偶像化的趋势便更有希望变本加厉，牢不可破，特别是在科学落后而望尘莫及的中国。

《新青年》杂志。[图源：china.org.cn]

何以说事关正名？这是需要一番说明的。真正懂得一些科学精神的人认为科学与偶像是一个名词上的矛盾。科学自身是无法成为一种偶像的。它和世间所认为偶像的事物完全属于两个范畴，真是风马牛不相及。讲求科学精神的人决不偶像化任何东西，更不偶像化科学，也无意于打倒什么偶像，因为知道，只要科学精神逐渐传播开来，成为广泛的教育的一部分以后，所有世间的偶像便不打而自倒。唯有不了解此种精神的好事之徒，才借了科学之名，专做他们所谓破除迷信与打倒偶像的举动。此种假借名义的行动正足以证明此辈对于科学的信赖，是一种迷信，对科学的看法，是一种十足的偶像的看法，科学在他们身上所打动的，不是清明的理智，不是和平的心气，而是一番热情，一阵肝火，所以，在他们看来，才有破除其他迷信打倒其他偶像的必要；谁都知道信仰与偶像总是一元的，自己不甘偏安，对人不能两立；试问科学的精神又岂是这样的一套？若有人问，何以确知“五四”以后的一部分中国人已经把科学偶像化，上文的话便是一个最直接了当的答复。

一切偶像化有它的弊病，而科学的偶像化为尤甚，正因为它是“科学的”，也因为迷信科学与加以偶像化的人不自知其迷信，与未尝不自以为科学是无法偶像化的。唯其如此，于是科学在学术思想界以至于一般文化中的地位，由武断抹杀而至于称霸独占。宗教当然是不要了。校学似乎也无所用之。驯至一切比较古老与传统的东西，亦即近代所称人文学科所包括的种种，都成为不科学的，因而也就是要不得的。所谓智识分子既以敌视的态度倡导于前，一般急进的分子自更从而破除这个与打倒那个于后。今日局面的藩篱尽撤，标准荡然，原因虽不止一端，这对于科学的迷信心理所养成与表现的排斥性与破坏性不能不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外人喜欢称我们的“五四”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有人以为是一种过奖，我却以为是一个错误：是一个比拟不伦。其他方面的努力，如语体文的推行，可能有些复兴文艺的功效，但科学的偶像化却没有分，它对于文艺和一般的人文学科有的只是一番摧杀败坏的力量而已。否则时至今日，又何以有些人，甚至于和当初“五四”运动不无瓜葛的人，还在提醒着说，中国当前的需要，是一个真正的启明运动呢？

不错，我们要一个启明运动，而在这运动里，必把科学对于人生意义最有贡献的那一部分努力，有如上文第一层中所论，重新倡导开来，推广出去。也须把第二层所论的偶像化的趋势根本革除；即使当初“五四”运动不直接担负这偶像化的责任，至少今日纪念“五四”的人不能不把这革除的责任担负起来，也就是把科学在人生中应有的地位，重新认识一个清楚，把它和其它文化活动的相须相成的关系，再度指点一个明白；也就是把科学的真正性能，如存疑而不武断，宽容而不排斥，通达而不蔽锢，……一类同一精神的许多不同的说法，再一次的发挥一个透澈。再约言之，我们要于提倡科学之际，特别措意到它对于生活的自由化的影响。自由化的影响相当渗透之日，也就是我们民治的基础终于奠定之时。“五四”的值得纪念，更值得反省，而我们于纪念反省之余，值得卷土重来者。

（原载《燕京新闻，五四纪念特刊》，1947年4月28日）

*本文选自《潘光旦选集》第3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为阅读及排版便利起见，删除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阅原著。

**封面图为“五四运动”画作。[图源：cnnn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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