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瑟斯通 | 消费文化中的身体

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1946.5.18-），英国伦敦大学高尔德史密斯学院社会学教授、“理论、文化与社会”中心主任，著名的文化研究学者、后现代主义和文化全球化论争最有影响的参与者。著有《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等。

布莱恩·特纳在他的“饮食话语”一文中对饮食管理在受到规训的驯服的身体的产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表示了关注。特纳有些迟疑地做出了结论，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正显露出的老龄化问题将人口学这一全新的话语推向一个显赫的境地——这一话语的“核心便是以调整饮食、坚持慢跑运动和使用化妆品来使业已退休却仍不服老的市民们保持平和的心态而且有所事事”。这一断言，便是引起我们分歧的地方，它充满好奇地将节食、化妆品以及慢跑运动一并置于人口学这一标题之下——然而这些活动早已拥有了消费文化中既定的含义。饮食控制、减重疗法、锻炼以及时下生产的进行身体保养的化妆产品宣传并证实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外表和身体保养的重大意义。消费文化时刻把握正在流行的进行自我身体保养的观念——这一观念鼓励个人采用手段（工具）性的策略以对抗身体机能退化和衰老的发生（这也是政府官僚拍手叫好的，因为他们始终在寻求怎样通过教育公众珍视身体来降低对健康事业的投入）；同时，消费文化把这一观念同另外一个观念结合起来，即：身体是快乐和表现自我的载体。体态美好、性感逼人而且被认为与享乐，悠闲、表现紧密相连的种种形象所强调的是外表和“样子”。

在消费文化中，广告、大众刊物、电视电影使得时尚的身体形象广为流传。另外，大众传媒不断强调使用化妆品进行身体保养的各种益处。苦行般的身体劳作所带来的回报不再是对灵魂的救赎或是好转的健康状况，而是得到改善的外表和更具市场潜力的自我。在提到卢奇·康奈罗时——这位意大利贵族曾著有题为“一种清醒而节制的生活”的论文——特纳认为“康奈罗把节制置于一种十足的宗教构架中，并把它看作是对来自肉体的诱惑的抵制”。而今天，人们可以甘冒不讳的坦言，节食和作身体维护保养正日益广泛地被当作是释放来自肉体的诱惑的方式。规训与享乐主义不再被认为是互不相容的，相反，通过常规的身体维护而实现的对身体欲望的征服在消费文化中被认为是成功拥有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外表以及释放身体表现能力的前提条件。消费文化并不涉及要以享乐主义彻底取代苦行主义的问题，这一转变主要是发生在文化形象的层面上；事实上，这一转变要求个人具有相当强的对追逐快乐进行冷静筹划的能力。   

消费文化中对身体维护保养和外表的重视提出两个基本范畴：内在的身体与外在的身体。身体在面临疾病、虐待以及伴随老龄化进程而来的身体功能退化时会急需维护与治疗，内在身体便与这需要进行维护和治疗的身体的健康和最佳功能状况相联系。而外在的身体则指外表和行动以及社会空间中对身体的管制。于是，对外在身体的研究广泛涉及从人口学、人类生态学的各个方面到人们面对面的相互交流等范畴——而在人们的相互交流中，保持外表和自我形象、尽力给人留下良好印象就成为注意力的焦点所在。这种研究也包括对社会空间中受到规约而驯服的身体实行的组织和监督，以及有关身体的诸多美学因素。相对于我们的目标而言，外在身体的外表和努力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消费文化中，内在身体和外在身体就这样结合在一起：对内在身体实行维护保养的主要目的是要彰现外在身体的外表。

身体的形象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痴迷于青春、健康和肉体之美的时代。电视、电影、占主导地位的可视媒体制造出大量坚持不懈地昭告人们要铭记在心，优雅自然的身体和美丽四射的面庞上露出的带酒窝的微笑是开启幸福，甚至是开启幸福实质的钥匙。

在消费文化中，人们宣称身体是快乐的载体：它悦人心意而又充满欲望，真真切切的身体越是接近年轻、健康、美丽、结实的理想化形象，它就越具有交换价值。消费文化容许毫无羞耻感的表现身体。人们设计服装是为了凸现身体的“自然”形态，这与19世纪的服装形成鲜明对比，因为那时候的服装是要能够遮盖身体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男性服装反映出对尊重男性身体的关注，男性的身体被当作晾衣架，上面挂着宽松保守、色彩黯淡的衣物。为了束成沙漏般的形态，女性的身体不得不被塞进紧身衣内，尽管人们在大力反对束缚身体，并向人们宣传束缚身体会引起的内部器官受损这样的后果。在卧室里，赤裸的身体不被当作是美丽而愉快的，而且性生活只能在黑暗中进行。甚至一八九几年被人形容为“放荡”、“下流”的性爱手册，如S.斯塔尔所著的青年男子必读手册都告诫人们一个礼拜之内只能有一次性生活，而且伴侣无论何时都不应当着彼此的面脱衣。而在消费文化中身体不再是盛满罪恶的容器，而且，世俗化的身体在卧室内外都可以拥有越来越多的展示机会。加利福尼亚极负盛名的户外生活方式以及有集中供暖条件的生活区已使得能依稀透出人体形态的休闲服装变得更能让人接受。 

中世纪女性束腰造成的骨骼变形。[图源：cul.qq]

一方面，身体体现着诸如身高、体形等既定的品质特征，而另一方面，消费文化中的潮流却是身体不如意的部位是可以塑造的——付出努力，做做“身体整形”就可拥有个体自身所期望的某种效果。杂志、报纸上的广告、专题文章和建议专栏号召个体都能对自己的形象负责。这不光对活力四射的青少年时期以及早期成年时期至关重要，因为身体的“自然”衰老与伴随衰老的种种征兆被人们理解为道德涣散的明证。皱纹、松垮的肉体、中年发福的迹象、秃顶等随衰老而出现的问题理应得到遏制——个体自身要进行积极的身体维护与保养，可借助化妆品、美容、健身和各种消闲方式收到成效。   

大量存在的视觉形象主宰了消费文化中人们对身体的理解。千真万确，消费文化的内在逻辑取决于培养永不满足的对形象消费的需求。为了刺激社会层面的销售业绩，众多的形象被生产出来，与此相应和，摄影艺术提供了大量形象的独立生产。克里斯托夫·拉什指出了摄影艺术在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观照中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他认为：

照相机和录音设备不仅复制或转录经验，而且还改变其特质，给大部分现代生活带来夸张的成分，就像巨大的回响室或镜厅在城的效果。生活将自身表现为一系列形象、电子信号、和经摄影、电影、电视以及其它复杂的录制设备所记录、再生产出的形象。电子形象如此彻底的介入了现代生活以至于我们经常会有意识地注意自己对别人作出的反应，就好像他们的动作行为——当然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正在被摄录下来并同时被传输到看不见的观众群中或是正被录制下来并可被保存下来供我们以后什么时候仔细审视。    

日复一日对自己外貌现状的认识在参照了自己过去的照片以及广告和视觉媒体中随处可见的理想化的人体形象之后就更为清晰。形象需要比较：它们时刻提醒我们今天如何，而明天我们通过努力又将知何。新型的摄像技术（快照、录像）的作用之一就是方便人们孤芳自赏，以满足人们对自己身体的欲望。显而易见，女人就常常陷入自恋般的实行自我管制的形象世界而无法自拔，因为除了肩负组织购买和消费商品的活动之外她们的身体还被象征性地用在广告中。化妆品、时装行业正急于矫正这种不均衡的状态，男人形象将被推至女人形象的一旁以达到一种平衡，或许这将有益于消费者市场上的性别平等。   

形象使得个体对外表、身体展示和“样子”更加敏感。电影业自消费文化诞生之时就已是形象的制造者和承办者。在此，看一看贝拉·巴拉兹的观点将是十分有趣的。贝拉·巴拉兹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曾推测并认为电影当时是在通过让人们远离文字而走向动作和手势从而改变20世纪人们的情感生活。一个由文字主宰的文化一般说来是隐讳而抽象的，而且把人的身体降低为一个基本的生物有机体，而对视觉形象的倚赖将焦点集中到了身体、服装举止和手势上来。   

好莱坞电影院曾有助于创造外表和身体展示的新标准，将“看起来漂亮”的重要性传递给大量观众并使它在人群中生根发芽。好莱坞宣扬新的消费文化，并使得名人们光芒夺目的生活方式凸显在观众眼前。重要的电影制作室为了满足观众们的消费需求而煞费苦心地约束、包装电影明星。为了确保明星们能作为完美身体的理想形象出现，各种新的化装品、头发护理液以及电蚀美容术、美容整形手术、假发等都是用来消除缺陷的手段。玛丽·皮科福特20世纪20年代曾一度醉心于每天使用化妆品、做运动和进行饮食控制，她后来转入了美容行业。

曾积累了五亿美元的巨额资产的海伦·鲁宾斯坦就是通过热情宣传大众美容观念而得以抓住大好时机并走向成功的。她帮助女性意识到爱美并没什么不妥，并阐述了消费文化的方程式：青春=美貌=健康。“保有美貌就是要保有健康和延长生命”。女性心中的理想（由不受传统约束的青年女子来体现）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的；辛西亚·怀特做出评论，认为英国20世纪20年代末的法律杂志上登载的社论都坚定地反对使用化妆品和唇膏，但到20年代末为止它们就已经让步并运用化妆品了——这与杂志刊出的越来越多的化妆品广告是不无关系的。19世纪20年代是新的身体理想广泛传播的关键的十年。到这十年终了的时候，由于化妆品、时装、广告业以及好莱坞的电影业的共同影响，有史以来第一次涌现出大批使用胭脂口红、喜爱短裙、长筒丝袜、并放下从前的紧身胸衣穿上轻便的橡胶塑身内衣的妇女。新的好莱坞风格恨不得将所有时髦风尚带到他们面前，并将一切地区差别和本体特征消灭殆尽。J.B.普里斯在1933年写《英国之行》时在林肯郡一个农家咖啡馆喝茶时，注意到邻座上的女孩子们打扮得非常入时，都是照着她们喜爱的电影明星精心修饰的，他写道：

甚至二十年前这样的女孩儿看上去都会与附近大一点镇子里的姑娘不一样；看上去免不了会有些土气的乡村味儿，可现在她们与别处许多大都会的姑娘们相比也不会有什么区别，因为她们拥有共同的榜样——自然是来自好莱坞的榜样。

化妆品、时装和广告业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影响仅仅局限于女性，甚至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止在男性时装和化妆品行业的进军也仍是举步维艰。好莱坞确实早在20年代就为男性理想的形象带来了巨大变革：道格拉斯·费厄班克斯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国际超级电影明星，他因在场面壮观的古装影片中扮演体态健康、身手矫健的形象而走红影坛。他被认为是男子气概的象征，是崇尚健身运动的典范。就像他的妻子玛丽，皮克福特一样，严格的身体维护和作息时间在他的私人生活中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正如他的银幕生涯中所表现的一样，他每天都要进行同样强度的摔跤、拳击、奔跑和游泳训练。 

费厄班克斯不仅在影片中扮演热爱体现冒险精神和运动活力的户外运动，同时他还使因日晒而健康黝黑的肤色成为时尚。人们通常认为时髦的身体要尽量避免日晒，否则就会显得像劳动者们因风吹日晒而变黑的身体，可费厄班克斯却自行其是。他很乐意看到自己深色的面庞出现在众多的影片和大众刊物上。于是，名人们纷纷效仿；日光浴原本是19世纪90年代出现在德国的一种针对肺结核的治疗手段，如今除了有帮助人体恢复健康的作用之外还有美容的效应。美国一篇发表于1929年的文章声称“衣服穿得过多的人皮肤苍白、有斑点而且缺乏弹性，而健康人拥有光洁平滑的棕色皮肤”。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沙滩变成了一个人们接受日晒的地方——这可是度假是否成功的标志！有史以来，沙滩日光浴吸引了大批裸露程度不尽相同的人们，同时也使得公众场合的身体展示合法化。   

好莱坞起初就已经迎合了并表现出对“后台”领域的浓厚兴趣，关注影星们的私人生活、美容秘诀、锻炼情况以及饮食控制等等。好莱坞二三十年代的影迷杂志“向他们真诚的跟随者灌输的思想是女人漂亮，男人强悍，犯罪不必付出代价，恋人们永远永远永远幸福，而拉娜·特纳被人发现正在施瓦布杂货店吃圣代”。像电影杂志、银幕、电影剧本、现代银幕、电影这样的一些期刊杂志以及对“影星们的隐私”的宣传让读者有机会改善自己的形象，而另一方面，各式广告也在宣称自己有治疗青春痘、胸部过大或过于平坦、肥胖等症的良药良方。明星们早先的宣传照是经过润饰的，演员们容貌的瑕疵被去除。而现在这项工作已变得越来越不必要，因为演员们都付出努力进行身体维护并改善自己的外貌状况——他们可以跟银幕上的形象看上去一样漂亮英俊。好莱坞明星们已开始不那么依赖其它辅助性的道具来达到角色扮相的要求了；相反，他们尽量达到角色要求的“自然”的外貌要求。在人们可以裸露着身体在沙滩享受阳光、可随意着装的文化中，提倡使用像紧身胸衣（后来演变为俏皮的巴斯克衫——妇女穿的紧身胸衣，一种性爱游戏中使用的激发情欲的小巧衣物）这样的舞台辅助手段的人几乎不再有了。运动迅速被电影界看作是强化身体自然支持系统的一种健康手段，一条使身体在照相机的密切凝视下轻松的过关的捷径。

身体维护

保持年轻，保持美貌，拥有长寿，这个生存如此艰难的社会中流行着这样的警言……然而通往长寿的道路还很漫长，于是很多人便想寻求捷径——吃健康食品、做瑜伽、从事园艺。抓起求生背包吧，你可以活得更长。（太阳报）

当然，身体维护并不是消费文化中的一大创新。在传统社会中，一些宗教组织，比如修道院有苦行的日程制度，非常重视身体的锻炼和饮食的控制。施行苦行的日程制度是为了让身体屈从“更高”的精神追求。基督教教义的精神实质是要诋毁并压制人的身体。耶稣会士在入会受的教导时要接受罗耀拉城的傍格内修斯的箴言：此后愿为一具尸。基督教传统盛赞精神而非肉体之美。苦行的戒律将通过征服肉体的欲望而解放灵魂。而另一方面，消费文化中的性学专家则声称控制饮食和进行锻炼会提高性力；身体锻炼与性能力两者的含义被像“性锻炼”（sexercise）和“锻炼性”（exersex）这样的新名词弄得有些界限模糊。由于性学专家和商业利益持久的批判，人们对身体的羞耻感最终消失了。为了享受高度的快感，个体不得不参照性爱手册，采用品种越来越繁多的药片、辅助手段和器械，同时他们还必须保持迷人的外表。通过拍摄快照和录像带进行的自我审视使得性爱美感更加宜人：或赤裸、或穿着闲适撩人的性感内衣，被拍摄下来的身体姿态证实了某种个体所期盼的效果得到了实现（Hepworth and Featherstone）。   

“身体维护”这一名词揭示了身体好比机械这一比喻的深入人心。像汽车和其它消费品一样，为了保证高效率的运作，身体也需要服务、定时护理和关照。当商品消费增加时，做护理保养的时间也随之增加；同时，对商品采取的手段性的理性取向也同样适用于内在的身体。把自由时间用来进行护理和保养的倾向对个人的要求更高，并使对身体现状的调节至关重要——如果个人竭力想要有所成就：紧张忙碌的生活使对“人体维护”的需求更加强烈。

美剧《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剧照。[图源：Douban]

预防医学提供类似的信息，并通过健康教育这一学科分支要求个人时刻保持警惕并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健康教育工作者把由于虐待身体（如暴饮暴食、酗酒、抽烟、缺乏锻炼等）“自己造成的疾病”这一范畴介绍给人们，他们认为通过饮食控制和体育锻炼的人会享有更好的健康状况和更长的寿命。计算一下这将为国家健康服务组织节省开支的巨大潜力，人们就有更充足的理由谴责那些对新信息置若罔闻而放任自我的“笨蛋”。事实上，健康教育运动正试图在道德领域实行变革以便个体对自己的健康、体形和外表越来越负责任。在某种程度上说，这可被看作是在树立和强调自助风尚；其时这种风尚早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中就已存在了，他们出于对健康的关注就会实行节食、服用药片和从事运动。然而，不论健康专家们关于自我保养的建议多么理性，也不论他们如何提供有益长寿并减少疾病的办法，个体关于身体维护的信息仍然受到消费文化中理想化的青春漂亮的身体形象的极大影响。20世纪70年代晚期，英国健康教育委员会发现强调健身和节食具有焕发青春容颜的功效是最有效应的广告信息。健康教育专家们不太关注那些痴迷与健康食品的怪人和沉溺于健身运动的疯子，而是崇尚一种积极进取、“容光焕发而且信心十足”、更有吸引力从而更容易为社会接纳的男人和女人形象。   

大众媒体和商业利益都发现“容光焕发而且信心十足”的健康理念是一种可大力推广的商品。因为急于想使身体维护保养成为消费者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像太阳报和镜报这样为大众所熟知的通俗报纸通过不断发表关于瘦身、运动、健康食品和外在形象的文章将这一信息传达给更广大的读者群体。中心专栏宣传使得读者可以计算他们达到预定的年龄/身高/体重目标方面的成功或失败的程度以及如何完成计算他们“生存能力”的调查表。关于不同食物热卡能量值的特色文章对中心专栏宣传关于不同运动类型（如跑步、坐、步行、睡觉、接吻和性行为等等）消耗热卡能量值是一个补充，这可以使有决心的读者根据他/她是否达到他们所设定的目标来确定一份每天的热卡能量平衡计划。在过去的十年里，出现了数量惊人的关于慢跑、跑步、健康食物、锻炼和独特减肥疗法的专家型杂志。关于身体保养的自助手册也卖得很好：1981年12月美国最佳图书销售榜上十本书中有四本是关于“如何减少体重”方面的。大众传媒宣传的身体维护，不论是大众出版物、“医生问答”类的专家型杂志、维生素宣传、减肥产品还是政府健康教育宣传的媒体宣传的疗法，它们都是对身体健康和外表的自我监察的鼓励，和对有益的生活方式的激励。身体保养被牢牢地确立为一种有效的休闲活动，这种有效的休闲活动可以因这种生活方式而拥有更迷人的外表，得到更丰厚的回报：为了看上去更精神而进行身体保养的同时可拥有健康漂亮、格调高雅的迷人形象。好看的身体保养是由一些广告、大众出版物和健康教育小册子中的形象大多是曲线优美的、眼睛明亮的美人，摆着各种裸体姿势，欣赏他们身体的每个部分。胖人则总是一成不变地被描绘成阴郁而沮丧的：他们成为人们取笑的对象，被认为是没能跟上进步潮流的过时的人。  

按照西奥多·泽尔丁的看法，20世纪值得关注的特色之一就是瘦女人战胜了胖女人。紧接着，到20世纪下半叶时这一观念也适用于男人了，肥胖的最后一块堡垒存在于劳动阶级之中，但现在也正处围困之中。当苗条成为必需拥有的体形时，人们发现几乎每种可接受的消费产品都具有塑身特性。1931年，幸运牌（Lucky Strike）香烟的厂商花费1900万美元用于在广告宣传，并成功地让许多妇女相信抽烟十分有助于减轻体重。如今，柚子汁、迪斯科舞、浮游生物和性也被以相似的为人信服的广告宣传来进行推销，因为它们能够减肥。现在，美容业提供“超级塑身法”（‘shapeovers’）（“不受节食之苦，轻松减重10磅”）（‘look 10 pounds slimmer without dieting’）；与之相伴的是“超级化妆法”（‘makeovers’），这是妇女化妆技能中的基本内容。在消费文化中，苗条已经与健康联系在一起了，而且体重超常威胁健康的健康教育信息已被吸纳为惯常的思维。然而，媒体和广告中大量存在着所谓的“建议”却明显具有伪科学的性质。罗宾·安德雷斯（Rubin Andres）最近指导了一个后身体针对大量减肥研究的广泛凋查，并得出超重者实际上可活得更久的结论。年龄/身高/体重关系图表最初是由保险公司设计提出的，并被挂在医生的治疗室，并且在大众媒体上得以大肆宣扬。其实，这个图表是不准确的——在某些情形下简直是荒谬的。安德雷斯得出的“苗条对健康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的结论只是证实了早期研究者如布拉奇布拉奇和贝勒的研究结论，但此结论也许注定是同样缺乏影响力的。 

百年前的健身器械。[图源：old time strong man]

女人们当然十分清楚：节食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美容，“好看的容貌”不仅是为了自己在社会上得到认可，也是获得更加令人激动的生活方式的关键因素。在一本杂志有关减肥的一篇文章中，一个女人说道：“对我来说，体重超重就好像生活突然刹车一样。我痛恨被控制的感觉”生活方式的好处在减肥杂志和大众出版物中被大力描绘：成功的瘦身者不仅能获得更多的赞赏目光，而且她们会觉得自己更富魅力，也更自信，并更多地外出，参加新的令人激动的业余活动，在外面体验她们自己版本的Martini式的生活方式。   

像减肥一样，慢跑让人更深入地认识消费文化中的使用价值，并对其进行深入的重新评估：每件事都应对其它某件事有好处，且所宣称的好处会被无限地放大。除了减少冠心病发病机率之外，人们宣称慢跑还可以帮助治疗性无能、增强信心和提高心理健康状态，并让“你的身体为你所控制。慢跑还被认为具有长期的美容功效——改善体态、减少胃下垂和帮助消除多余的脂肪。出于对跑步的爱好而跑步、充满决心而不带任何目的行事、体验与被赋予了肉体活力的生命力相和谐的动人美感，这种生活的观念已完全淹没在由市场和健康专家们煽起的利益纠缠的混乱之中。

消费文化鼓励个体调节自己的社会关系并以一种精明冷静的心机来考虑自己的休闲活动，同时，这种消费文化根深蒂固的特征与身体维护要求个人所采用的工具性策略相互共鸣。自身的维护倚赖于对身体的维护，因为人们所处的文化中身体是通往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物的通行证。健康，年轻，美貌，性，身体强壮，这一切都是身体维护能够成就而且保持的人生幸福。从外表可以当成是内在自身的反映的角度来看，忽视身体的直接后果就是降低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可接受性，也是一个人懒惰、不够自重甚至道德失败的一种标志。在消费文化里，以下观点一点儿也不让人吃惊：年老和死亡被消极地对待——这些都是令人讨厌的、不可避免的衰落和失败的暗示，哪怕人们对这些征兆保持最高的警惕性也没有用。身体的凡俗化所导致的结果是身体的传统宗教意义的褪去，在传统宗教中，身体被看作是一种短暂的到达更高级精神境界的工具。如今，痛苦、忍受苦难和死亡被看成是快乐生命中不受欢迎的一种入侵，而且消费文化形象体现了生命能够，而且也应该是永远快乐的。在舒适、满足和洁净的形象之中，充满着死亡的令人讨厌的气息和景象变得让人无法忍受：“肮脏的死”不得不偷偷消失。   

受其逻辑局限性影响，消费文化不能为年老和死亡提供完美无缺的解决方案。一方面，它掩盖它们，压迫它们。另一方面，它将它们隐藏起来，把它们压制在永无止境的享乐中，使我们的虚荣无限膨胀，感觉自己此时此地正享受着幸福的生活。然而，它也需要在假想中体味随年老和死亡而来的衰老和孱弱，好让人们从心满意足的生活中醒悟过来并采取身体维护策略。一篇题为“你是否拥有不变的容颜？”（1978年太阳报“活着的一礼拜”中的第六天）的文章这样告诫读者：   

你现在看上去性感又美丽，可当你五十岁的时候你还会这样迷人么？六十岁时会怎样？七十岁呢？充分开启生命的精彩吧！将一流的身材保持到中年甚至更为久长将助你一臂之力。像琼·科林斯和西德·沙利斯这样的美女认为要拥有持久的容颜是要付出艰辛的。

人们认为技术无所不能的幻想以及对长寿的向往相对于消费文化所有求的精明冷静的“享乐主义”而言是顺理成章的。在“为自己而生活”的计算公式中，孩子被看作是在时间、金钱和情感方面极坏的投资，甚至被当作假象的敌人。而汽车、慢跑、旅游、自我实现和新的治疗法却能提供更可预见的快乐，而且能为时间、金钱的投资带来更好的回报。这意味着消费文化中身体和自身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已经出现。

表现自身

当今现代社会要花费一笔额外的费用来表现年轻和美好的自我，事实上让自己看起来更美好、更年轻、更富有吸引力已经成为我们当中大多数人的基本需要，因为那些看起来美好的人们会感觉良好。

许多评论员指出一种新型个性已经进入20世纪的课题之中。例如：大卫·里斯曼认为“有主见的”个性已经被其它个性类型所替代；丹尼尔·贝尔指出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已经没落，取而代之的是更具享乐主义色彩的生活方式。最近关于自恋的讨论就体现了人们对于这种新的个性类型的兴趣。近期人们对这种自恋型个体讨论得十分突出，并将之描述为“拥有过分地自我意识”、“对自己健康习惯性地感到心神不安，害怕年龄增长和死亡”、“经常搜寻衰老的征兆和瑕疵”、“渴望和其它人建立真正的友谊但却无法获得”、“如果其人格被视作商品就会试着出卖自身”、“对情感体验充满饥饿感”、“时常为自己对万能和持久青春的幻想所困扰”。拉什分析指出自恋文化成形于20世纪20年代，成熟于战后时代，而如今则正在快速地分解。对于我们的研究目标而言，自恋型个性的有趣特征及由此产生的自恋文化表明了身体与人自身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在与自恋文化相似的消费文化中，已经出现了一个关于自身的新概念，我们称之为“表现自身”，用以着重强调外表、展示和增强印象的技巧。   

表现自身的运动迹象可以从自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的自助手册中所宣传的自我理想中搜寻出来。在19世纪的自助书籍中强调的是新教徒式的美德——勤奋、节俭、节欲，在他们的自身权力中这不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且还是终极目标。衡量这一美德的成效不是针对其它而是针对戒律和自我否定的抽象的理想。随着共同事业的不断扩大，人们不再强调这一美德，而是强调对手间的竞争、销售员之间的关系、后援主义和“个性吸引力”的挖掘。   

沃伦·萨斯曼准确描述了19世纪对性格的关注如何在20世纪早期被一种新人格特性所替代的过程。与人格特性相关的最常见的词有：公民身份、民主、义务、职业、荣誉、声誉、道德、正直和男人气概。这一变迁过程锁定在20世纪头十年的中期，萨斯曼认为在此之后的建议指南强调的是人格，而且列出了一组新的、著名的相关的形容词：迷人的、极好的、有魅力的、有吸引力的、充满活力的、专横的、有创造力的、统治的、强有力的。H. 劳伦特在他的书《如何重建人格》（Personality How to build it）中评论道“个性有好有坏、人格有高有低”。在19世纪与20世纪的世纪之交，O.S.马顿出这种变迁。他的《个性：世间最伟大的》强调的是基督徒式的绅士理想：正直、勇气、义务还有勤劳和节俭的美德。在1921年他又出版了《专横的人格》（Masterful Personality），这本书中强调的是一组不同的美德：现在应关注的是“吸引朋友和保持友情的必要”、“迫使人们喜欢你”、“个人魅力”和女人们应当发掘“迷人魅力”。良好的谈吐、活力、行为、得体的衣着和优美的姿态也被认为是十分必要的。

新的人格手册强调声音控制、公众演讲、训练、语调迎合习惯、好的面色和修饰以及美容手段——这些几乎没有道德色彩。萨斯曼指出：

新的人格文化要求社会角色具有表演者所具备的一切素质。每一个美国人将成为一个表现自身的……生活快乐的新要义蕴含着真正的快乐要通过使自己让别人感到愉快来获得。

每个人都需要试着发展表演技能。在20世纪20年代，与之相关的内容不只是自助手册上为人们所强调，还出现在广告和大众出版物中。好莱坞产生过很多体现新理想的代表人物，市场上称之为“个性”(personalities)之星。“个性之星”的典型代表道格拉斯·费厄班克斯甚至出版了讲述自己成功之道的书——《让生命有价值：笑与生活》（Make Life Worthwhile：Laugh and Live）。

理查德·桑尼特的书《公众男人的秋天》在这种情形中也十分有趣，因为他在书中审视了新信仰的历史渊源：外表和身体的表现在传达人的自我。他指出，在18世纪，外表不能被视为内在自我的反映，而是更具嘲讽意味地被阻隔在离人的个性十分遥远的地方——而人们认为个性是在人们出生时就已形成的。19世纪，传统的整体论世界观被存在主义世界观所替代；存在主义世界观认为每个独立的个体对发展他/她自己的人格负有责任。根据马克思的关于商品的拜物教讨论，桑尼特认为百货公司在19世纪下半叶的发展对上述世界观的替代进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百货公司通过技巧不断提高的广告和商品陈列来出售最新大量生产的廉价的服装。作为显示特定社会身份的服装变得少了，而个性化的服饰和行为越来越被当作是个体展示个性的表达方式：用托马斯·卡莱尔的话来说，服装已经成为“心灵的象征”（emblems of the soul）。当穿行在一个陌生人的世界里时，人们现在不仅解读别人的外表，还需尽力维持他们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这激发人们在公众生活中拥有越来越强的对身体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审视能力。

“表现自身”这一观念通过广告、好莱坞和大众出版物在战争期间被人们广泛接受，这些宣传手段让更多的人觉得这种新的理念是合理的。消费文化要求人们成为角色扮演者并且自觉地审视他们自己的表现。每天的交往活动中，外表、手势和一举一动都是对自我的表达，而身体缺陷和疏忽大意是会带来惩罚的。因此，这鼓励人们更加努力地在自己身上搜寻衰老的征兆和瑕疵：正如拉什所言：

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演员和观众，都好像生活在四周装满镜子的环境中。面对镜壁，我们想搜寻自己能够迷住别人和给别人留下印象的明证；同时，我们竭力想找出可能影响我们要树立的良好形象的缺点。广告业处心积虑地使外表成为当务之急、亟需面对的主题。

如果人们被要求一直“在舞台”上，这将导致高夫曼（1969）所称的“精神扩张”（bureaucratisation of spirit），因为对于表现性的自身而言，它每次都必须有一致的表现。而对于职业演员来讲，这种要求的严厉程度毫不逊色：怀特(1981)叙述了一个来自纽约的有前途的戏剧演员参加一部好莱坞电影面试的故事。仅在第一次面试之后他就被认为不是做影星的料子，也没有让他试镜；因为他缺乏舞台演员们生活中特有的风格和自我表现——而这是好莱坞必不可少的。仅仅拥有在特定情境里进行表演的能力是不够的，关键要看能否一直表现出一种“所向披靡的形象”。

可以这样认为，在强调表演的背后，存在着的对操纵他人感觉的更深入的兴趣。人类学家和人种学家长久以来始终致力于发展非语言的身体变流方面的理论。在战后年代里，其中一个分支就是对身体行为的实证主义研究——即人体动作学，该学科探求重建人体语言的规则。这个领域的研究人员保罗·厄克曼，最近分类归纳出7000种面部表情，根据他的实验这些面部表情可以用来准确地判断人的感觉。在大众出版物和自助文化中也有一些人体动作学方面试验发生了兴趣：“在讨论和协商占据主导地位”、“确定某人什么时候是在说谎”、“解释亲密与调情的手势”、“觉察别人是否厌倦”充斥在一本名为《如何像读一本书一样来读一个人》的平装书中。另一本名为《人体动作学：无声指令的力量》的书，告诉读者学会如何“按必须遵从的无声指令行动”、“无声指令如何传达别人给你的爱和钦佩”。本塔尔在论述我们应当试图提出一种普遍使用的身体语言来揭示这类身体行为时，他写道：

在我们的文化中，身体作为一个整体仍然是一个被压制的元素。当政治家通过电视屏幕直视我们时，我们倾向于相信政治家的诚实（或者发现它难以相信），类似情形也会出现在一个女演员通过她亮亮闪闪的牙齿力劝我们去买她所使用的牌子的牙膏时。在这两种情形里，通过身体行为的巧妙运用传达了极具说服力的口头语言才具有的信息，这里大量地使用了无意识而不是有意识的手段。直到我们充分意识到身体的技巧和力量，我们才会感觉到为对抗身体对我们的压迫与操纵而产生的受到有效教化的愤懑之情。与对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的竞争要求相比，我们也许更需要具备身体行为的竞争能力。

制度的变化形成了一大批职业管理人员组成的中产阶级，这也推动了表现自身。产业分支机构的影响和分支管理部门的增加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成就观，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工作领域，因此在这些领域中不可能用通用标准来精确评价个人的成就。所以“对于评议职位状态来说，职业角色的功能外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依照严格理性的标准来评价个人竞争力的这一难题为自我表现开启了空间——受过公关技巧培训的人，清楚地意识到成功的秘密包含着成功形象的竖立。在现代机构的密集的人际关系环境中，人们通过他们基本人格方面的能力进行协商交流。因此，印象技巧、风度、气质和细致的身体行为表达就变得很重要了。   

如下内容也被讨论过：这类人也因“职业援助”的出现而得到提高。“职业援助”通过解体传统道德观念和家庭中心观念而发展，并更加认同基于治疗、人类成长和科学至上的新的健康观念。在诸如教育、社会工作、健康教育、婚姻指南和试用这些方面，职业援助人士不仅能基于人际关系技巧开发职业技能，而且还给学员们灌输在情绪控制和关系处理方面的新模式。社会关系使社会呈现出一幅轻松愉快的、平等的假象，但实际上当命令式管理让位于协商式管理时，更加需要的是规训和自我控制。“自我协商”在工作领域之外也被认为是合法的，因为这种新的社会交往模式不仅仅是通过专家直接干预传播到家庭生活中，还可以通过大众媒体的特别报道、建议文章和问题解决方案来传播。实际上，在20世纪发展壮大起来的职业管理人员组成的中产阶级，在这个过程中是“同时代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的选择者”。

自恋、协商和表现自身的倾向在职业管理人员组成的中产阶级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他们既有时间也有钱参与多种多样得生活方式得活动和提高自身修养。可以证实得是这种倾向正在影响部分劳动阶级和中年人群。这并不意味着关于身体和表现自身得消费文化形象得含义并未遭遇抵制：像格雷·潘瑟组织和妇女运动之类的团体已经对“老龄歧视”和“性别歧视”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即使至今仍未见效）。劳动阶级的一些文化团体切实存在着，有人指出劳动阶级日益加强对媒体的利用，以此达到提高身份的目的。消费文化形象和广告不可能像人们不会认真对待的“娱乐”一样被人们淡然处之。人们不知何故渐渐地接受了本质上极其错误的需求；不论是拒绝这种立场或者其对立立场，我们可以列出消费文化运行的两大规律：a）提供为刺激需求和欲望而设计的形象多样性，b）基于并有助于改变物资在社会空间中的重组，并由此改变社会交往的本质。首先，从社会交往层面来看，每天生活的物资布局的改变包括社会空间的重建，例如新的购物中心、海滩和现代酒店，这些地方提供了便于展示身体的环境。当然人们可以选择忽略或忽视他们的外表和拒绝表现自身，然而如果他们决定这样做，他们必需准备好面对此种选择在社会中遭遇到的各种问题。   

最后，随着对这些形象多样性的重视，生活在消费文化中的人每天都在受到这些形象的影响；应当再次强调的是，这些形象不仅仅只是刺激个体的错误的需求。消费文化中的消费力部分来自其利用和引导人体真正的需要和欲望的能力，虽然这使得人们对自我实现更加不确定。对健康、长寿、性满足、年轻和漂亮的渴望体现了对受到扭曲的人类永恒渴求的具体诱惑。然而在经济缓慢增长、持久通货膨胀和原材料缺乏的时期，消费文化价值中矛盾的一面就变得十分突出，不仅是对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老人、失业者和低收入者——而且也对那些积极参与、直接体验理想生活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巨大差异的人们产生影响。

*本文选自《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汪民安、陈永国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除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电影《乱世佳人》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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