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宪 | 读图，身体，意识形态

周宪，1954年生于江苏南京，先后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哲学硕士），南京大学中文戏剧学专业（文学博士）；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校长助理。

在视觉世界里，除了身外的大千世界外，最常见的形象便是人自己的身体了。根据拉康的“镜像理论”，个体在其生命早期阶段建立的镜像，“功能在于建立起有机体与它的实在世界之间的关系，或者如人们所说的，建立在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从比较的角度说，人也许比任何其他物种更具自学的“身体意识”或“身体反思”，人关注他或她自己的身体，并为身体感到焦虑。历史地看，现代人比古代人更关心自己的身体。所以，身体是当代小康社会视觉文化的一个重要主题。

小康文化带有明显的消费社会特征，而消费社会的一个基本标志乃是日常生活的“美学化”。人的美学自学不只体现在对外部生存环境的要求上，而且聚焦于人自身。这种关注越来越趋向于外观和表面，于是，日常生活的“美学化”命题也就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对身体“美学化”的追求。

身体社会学认为，人的身体观念是一个二重的观念：物质（自然）的身体和社会的身体。社会学家道格拉斯发现，这两种身体的关系是：“社会的身体限制了自然的身体感知的方式。身体的自然经验又总是受到社会范畴的修正。通过这些社会范畴，自然的身体才被人所知晓，并保持一种特殊的社会方式。在身体的两种体验之间存在着意义的不断交换，结果是各自都强化了对方。”假如只有自然的身体，那么将并不存在所谓的身体“美学化”现象。身体社会学的研究发现，自然的身体总是受到社会身体观念的制约，人是社会交往的动物，所以总是不断地将其自然身体转化为社会身体，亦即转变成社会交往的符号。所以人类学家毛斯指出，人的身体转化为文化符号乃是经过一种“身体技术”而实现的。这种技术教会了人如何在特定社会中使用自己的身体。身体的符号使用一方面使得主体感受到一种身份感，比如中国人对自己黄皮肤黑眼睛的体认，其中就包含了深刻的中国人民族身份的确认；另一方面。符号的自觉还是主体体悟到一种群体归属感，青年人对体形的自觉，使之感悟到自己属于青年亚文化的时尚等等。所以，自然的身体向社会的身体的转化，也就是身体的意识形态。

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1872-1950），法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曾在巴黎大学和波尔多大学学习哲学。1898年涂尔干创办《社会学年鉴》，莫斯负责该刊物宗教方面的研究与编辑。莫斯的思想对英国的A.R.拉德克利夫-布朗、B.K.马林诺夫斯基和美国的R.雷德菲尔德等人类学家影响较深。（可参考往期推文：莫斯 | 身体技术）[图源：thepaper.cn]

回到身体的“美学化”问题上来，所谓身体的“美学化”是指当代生活中人们对自己身体外观形态的关切，强调身体符合当代时尚标准，其中关键词“健康”与“美”这便与视觉文化关系密切。换言之，是把自然的身体当做社会的身体来使用，从传统的对身体的拥有感转向社会性的炫耀展示，从过去对身体的遮蔽到当代日趋暴露，传统的身体文化不可避免地转向当代身体文化。这种转变尤其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当代人对身体的关注，尤其是身体外观的重视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从常识角度说，此乃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结果。温饱问题解决后，形体外观的美化和内在的健康便提上了议事日程。第二，身体的展示或暴露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这对中国人来说，是观念的变革。从吊带裙到比基尼泳装，从紧身裤到迷你裙，不一而足。第二，身体本身形成了一种文化，更有甚者，导致了某种“身体工业”的出现。从医学美容到演艺化妆。从形象设计到健美，它不但和千千万万人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而既构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和产业。以上这三个方面都和视觉文化联系在一起，对身体的关注说到底乃是视觉的欲望所致，而身体的“美学化”说穿了也就是人对身体视觉快感的苛求。

身体“美学化”的核心观念乃是身体的理想模式，这种模式是通过各种媒介和展示，通过选美小姐、时装模特、演艺明星、体育明星、主持人、青春偶像等种种视觉规范的确立面形成的，又是通过诸如选美、健美比赛、体育运动、广告形象、演艺节目、画册画报、偶像形象等媒介方式塑造并向大众灌输的。比如用于女性身体“美学化”的关键词有：“瘦身”、“美白”、“健康食品”、“健身”等；而用于男性身体美学化的关键词则有：“健康”、“活力”、“健美”等等。当代人发明了古代人无法想像的种种“身体的技术”，用来维护自己关于身体视觉快感的种种规范。这里我们有必要对身体美学化的诸种策略稍加分析。

首先是身体美学标准的确立，它体现为当代强制性的身体美的视觉标准，比如女性的苗条、三围比例，或男性的健壮、肌肉饱满和力量。各种身体偶像，从克劳馥到施瓦辛格，从胡兵到翟颖，这些真实的个人已经被媒介不断打磨成“虚拟的形象”。身体的“生产”实际上依照某种人为的标准进行。换言之，当代身体的生产和传播带有明显的标准化性质，它借助媒介和标准的公众认可，在暗中强制性地实施关于身体美的规范，并使得社会公众趋之若鹜地首肯和追随这些标准。其次，在消费社会形态中，身体不只是个人拥有的肉身，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生产和流通符号，更是一个人人“购买”和“使用”的消费品。当代文化所塑造的身体美学规范，以其时尚的形式，悄悄潜入每个追求现代生活时尚的个体观念中，成为控制其消费行为和取向的观念。身体的消费性突出了社会身体的符号意义和意识形态特性。在小康的社会中，关注身体本身就反映了身体已从自然物转化为商品性的社会存在。恰如法国哲学家德波在分析当代消费社会所指出的那样，“景象的社会”将一切生产、流通和消费行为都转化为形象。“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中，生活本身就展示为许多景象的高度聚集。那些直接存在物全都转化为表象。”这就意味着，一切现实物均转化为形象，商品的消费已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转向了当代的符号政治经济学。商品的交换价值不只取决于它的使用价值，更有赖于其形象（美学）价值。从表面上看，人们在化妆品、服装、鞋袜、眼镜甚至汽车等代步工具上投入了财力和精力，消费的是外在的物质产品，但究其根本，乃是对自己身体的消费，是把自己的身体投入当代身体工业中去，再生产出社会所追崇的身体类型。另一方面，身体的消费又反过来强化了对身体的意识和苛求。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生产出消费，消费又消费着生产，这种辩证的互动关系把人对自己身体外观的视觉快感彻底合法化了。再次，在身体标准和身体消费日益普及的条件下，身体的技术变得越发重要了。所谓身体的技术，我以为有两个最基本的层面：一是塑造身体的技术，包括当代身体工业的种种发明，化妆技巧、形象设计是身体技术，美容手术等医学手段也是身体技术；第二个层面是运用身体的技术，亦即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使用自己的身体来进行社会交往和传达意义的种种技术，种种身体语言是身体技术，舞蹈、模特“猫步”、体育运动、演艺动作，甚至日常生活的体态姿势都是身体技术。毫无疑问，由于当代社会中身体越来越趋向于成为商品，成为消费对象，新的身体技术不断被发明出来，转而成为控制我们自己身体的外部力量。

居伊·德波（Guy Debord，1931-1994），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电影导演，字母主义国际（Letterist International，LI）成员，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SI）创始人之一，也是左翼组织Socialisme ou Barbarie的成员。（可参考往期推文：居伊·德波 | 景观社会：完美的分离）[图源：cul.qq.com]

身体美学的合法化，不仅仅局限于对身体的外部形态的维持和改造，更有其复杂的意识形态内涵。这里，社会的身体被赋予了某种超越身体外观的意义，标准的、理想的和规范的身体范式的合法化过程，是一个值得分析的文化现象。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表明，局部特定人群的意识形态，通常经过一个“自然化”和“普遍化”过程，脱离了其局部的和个别的意义，转而成为社会公众的普遍倾向和自然倾向。用吉尔兹的话来说：“人是他自我实现的主体，他从符号模式建构的一般能力中创造出界定自身的特殊能力。或者说，回到我们的主体上来，正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建构以及社会秩序的图式意象的建构，才使自己无论好歹地成为一个政治动物。”就是说，理想的身体形态具有范式功能，虽然是当代文化中的身体工业所创造的美的标准，最初只是少数人的理想和追求，但在这个标准的广泛传播中，这些范式不可避免地被普泛化了，成为绝大多数人甚至普天下人类所共有的身体美的规范。无论是古代或是现代，无论是西方抑或东方，身体“美学化”的准则似乎是不变的、自然的、普遍的。什么“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是人的共同追求”等等表述，意在淡化特定时期特定文化甚至特定人群的人体美准则的潜在意识形态内容，转而使之成为一种自然的和普遍的美的观念。这就是身体美学化合法化过程。

身体的技术作为实施身体标准的手段，是透过镜像和自我监视来实现的。身体技术的使用首先是一种身体意识的自觉。这种自觉意识不断迫使个体关注自己的镜像。对身体镜像的注视就是一种个体的反观。镜像不只是个体对身份的认同，而且是对一种关于身体的文化标准的比照，因为面对个体自己的镜像，既是在看自己，同时又在将自己的身体与身体的时尚标准进行比较。看自己的动机隐含潜在的暴力，那就是如何使得自己的身体符合某种人为的外在规范。于是，我们在这里触及身体“美学化”反观所具有的隐蔽监视性。自我的镜像就是自我监视的对象，而“身体的技术”则是缩小自我形象与理想标准差距的主要手段。每当个体面对自我镜像，发现自己与人体美学标准有所差距时，便必然产生一种心理学上所说的“认知不和谐”状态。这一方面是身体的美学规范形态，另一方面是自我尚不完美的体形或面容，两者的差距越大，便越容易导致焦虑和不安；反之，当两者距离缩小时，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认知和谐的快感。值得注意的是，当代身体工业必定要制造出这种差距，因为普遍的焦虑和认知不和谐，正是身体工业及其种种身体技术赖以存在的根据，是身体消费的目标行为的内在动因。当代身体工业将少数人才能达到的美学标准合法化和普遍化时，就是将一种关于身体的强制规范转化为无数个体的内心需求，只有这样，身体的美学才有可能缔造一个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身体的视觉快感转化为内心需求，而认知不和谐又为这种快感的合法化莫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文化角度来看，身体便越出了自然的范畴，越发带有社会性，最终，身体从自然的造物，演变为一种文化象征。美的身体和面容是稀缺的，所以，总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这个为了虚拟的美之形体而斗争的宏大产业中去。

面对个体自己的镜像，既是在看自己，同时又在将自己的身体与身体的时尚标准进行比较。[图源：huaban.com]

另一方面，人体美的当代标准的普泛化和自然化，身体意识形态的普遍化和自然化中又潜藏着一种局部性和特殊性。恰如前面说到的现象，身体的关注其实就是要消灭自我与美的典范之间的差距，而差距的消失或缩小，则为个体认同一种身体文化创造了条件。身体的标准不但是普遍的美学产物，而且同时也是特定阶层和群体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体现。“意识形态就是某种意义，它是由社会的状况必然产生的，并有助于永久维持这些社会状况。我们会感到有一种归属的需要，一种身处某个社会‘阶层’的需要，尽管这种需要很难察觉。实际上这种需要也许是想像性地被赋予的。我们所有人都真实地需要一种社会存在，一种共同文化。大众媒介在某种程度上就提供了这一需要，它能在我们的生活中（潜在地）实现一种肯定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体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形体外观问题，而且与精神的控制和修炼相关。福柯所说的身体的“监视”和“规训”在这里成为可能。一方面我们不断地“监视”自己的身体，时刻注意它与美的身体规范的差距，暗中起着“霸权”功能的乃是一种看不见的文化权力；另一方面，在“监视”中，我们又不得不时刻通过种种技术“规训”自己的身体，在心甘情愿地接受一种身体的“暴力”：隆胸、抽脂、去毛、种毛、拉皮、染发、节食、运动……当代身体工业发明无数“虐待”、“戕害”身体的“技术”，恰如阿多诺对启蒙的忧虑一样，启蒙在征服自然的同时，把对付自然的方法反过来对待人自身，于是启蒙走向了它的反面——野蛮。当种种“人体技术”把技术理性和手段转而用于人自身时，当医学从救死扶伤转向针对人的身体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时。“野蛮”的一面是不容轻视的。更有趣的是，普泛化的身体标准在暗中实施着局部的策略，亦即强调身体时尚乃是一种关于人自身的理性主义原则的胜利。诚如鲍德所言：

在我们的文化中，强制性的节食和身体塑造中存在一个重要的意义连续系统，它揭橥了现代女性富有魅力的形象为何容易在以下两种形象间摇摆：消瘦的“极少主义”的外貌和结实的、有力的和健美的形体。这些看起来迥然不同的形象，并不意味着如今形象空洞而迥异的后现代世界已经成为主宰，而是表明，这两种理想形态尽管表面上不同，却在对付共同敌人——疲软松懈的、多余赘肉的斗争中结成一体。我们的文化（即使是对女性而言）也完全允许拥有必要的体重和肉块，但必须严格加以控制。

我们在这个艰苦的“身体战争”中，人们企求的不但是身体趋近美的典范，而且带有一种进入较高精神境界和生活状态的标志。诸如“新派女性”、“个性自由”、“偶像认同”、“独一无二的个性”等等，均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形象表述。通过强调个性、自由、偶像崇拜或独特性，来强化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或趣味的理想化。一旦个体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及其追求，一旦把自己的身体投入媒介所炮制典范的无穷修炼之中，也就仿佛具有了一种新的生活和新的自信，这无疑是一个当代的身体“神话”。

据报载，南美诸国美女辈出，秘诀之一在于旷日持久的身体改造。巴西小姐桂冠得主弗朗西妮披露：整形手术是她获胜的法宝。她不喜欢过去的自己，因为镜子中的自己缺乏魅力。经过大小整形手术23次之多的塑造，完美的三围和迷人的脸庞使她技压群芳，一举夺魁。如下数据统计更是让人诧异：去年巴西全国接受整形术的入数高达39万人，平均每人花在整形手术上的费用更是超过了美国，居世界之冠。这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实在是不可思议。这不禁让人想到古老的“削足适履”的谚语。从时装模特到封面女郎，从广告明星到演艺大腕儿，从选美大赛到媒体亮相，风姿绰约的美女们确证着同一个标准和法则：按照一个标准塑造自己的身体！结果是，人们在追求一种虚幻的满足感，身体美学化的规范也许是一种“恐怖标准”，而把这种标准当做幸福的追求，实在是令人困惑！每当文化只有一个标准时是很危险的，而身体的“美学化”的标准合法化，其潜在危险决不亚于一场灭绝身体多样性的战争。一个疑问是，统一标准的身体工业会不会扼杀我们身体形态的无限多样性呢？

解读身体美学化的意识形态，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悖论：一方面，当代社会解放了身体的束缚和遮蔽，给身体的展露和交往带来了新的自由；另一方面，身体“美学化”标准的合法化和普遍化，又不可避免导致了对身体的压制和暴力。

*本文节选自汪民安编《身体的文化政治学》“读图，身体，意识形态”一章，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除了有关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查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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