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诺维特 | 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
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 1943.10.20 - ），美国斯坦福大学人文与科学学院教授，曾任该校社会学系主任，他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最知名的社会学家之一，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网络和经济社会学。著有《找工作》《社会与经济》。[图源：egeaeditore]
导言：嵌入性问题
社会关系怎样影响行为和制度，是社会理论的经典问题之一。因为这样的关系总是存在，所以它们不在场产生的处境只能通过思想实验想像出来，就如托马斯·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或约翰·罗尔斯的“初始地位”那样。功利主义的大部分传统，包括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假定理性自利的行为极少受社会关系的影响，因而提出与这些思想实验差距不大的理想化状态。在另一端，笔者的“嵌入性”论点认为，有待分析的行为和制度是很受持续的社会关系制约的，因此把它们设想为独立的是极严重的误解。
本文论述经济行为的嵌入性。以下观点一直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中多数人的观点，即在前市场社会，经济行为深深嵌入社会关系之中，但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变得越来越自主了。这一观点把经济看作是现代社会中日益增长的独立、分化的领域，同时经济交易不再由那些做交易的社会或亲属义务界定，而是由个人收益的理性计算界定。间或有人进一步论证道：传统处境颠倒过来了，经济生活不再淹没于社会关系之中。相反，这些关系已成为市场的附带现象。嵌入性观点与人类学“实质主义”学派有联系，特别是与卡尔·波兰尼（1944；Polanyi，Arensberg and Pearson，1957）一致，也与历史上的“道德经济”和政治科学一致（Thompson，1971；Scott，1976）它显然也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相关。
卡尔·波兰尼著《大转型》1945年版封面。
然而，很少会有经济学家承认，在嵌入性中与现代化的这一断裂观念；他们大多倒是断言，早期社会的嵌入性实质上高于现代市场中所存在的那种低水平嵌入。亚当·斯密定下这个基调，他假定“人类本性中的某种倾向……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1776］1979，vol.1，chap.2），而且假定，因为在原始社会，劳动是生产的惟一因素，因此物品必定与它们的劳动花费成比例交换——就如在一般古典交换理论中那样（[1776]，vol.1，chap.6）。从1920年代以来，一些人类学家采取类似的被称之为“形式主义”的立场：即便在部落社会，经济行为之独立于社会关系，足以达到新古典分析所用的标准（Schneider，1974）。这一立场最近获得新注入的活力，因为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和政治学中的同路人对社会制度的经济分析已发生了新的兴趣，这些分析大部分被列入所谓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中。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以前解释为嵌入早期社会也嵌入我们自己的社会的行为和制度，最好理解为是理性的，或多或少原子式的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例如，North and Thomas，1973；Williamson，1975；Popkin，1979）。
本文的观点与这两种思想派别有分歧，本文强调经济行为的嵌入性水平，在非市场社会比实质主义者和发展理论所主张的要低，它们随“现代化”而变迁的程度比他们认为的要少；但是，本文同时认为，这一水平总是而且一直比形式主义者和经济学家所考虑的更具实质性。因此，本文无意探讨非市场社会提出的问题。相反，是从理论上阐明嵌入性概念着手，然后，用来自现代社会的问题阐明其价值，目前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重要意义：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什么交易是在市场中完成的？什么交易被归入按等级制组织起来的厂商内部？在奥利弗·威廉姆森（1975）发起的“市场与等级制”研究计划，这一问題已上升到显赫的地位。
社会学和经济学中人的行动过度社会化和低度社会化概念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丹尼斯·朗（Dennis Wrong）在1961年的论文中对于现代社会学中“过度社会化”的人的概念的抱怨：这种“人”的概念认为，人们对他人的意见极为敏感，因而他们服从经由共识提出的一系列规范和价值的指令，这些规范和价值通过社会化内在化，以至于他们不会感到服从是负担。从某种程度上说，在1961年，这种观念是惹人注目的，这大致是由于帕森斯承认霍布斯提出的秩序问题，而且他本身又试图解决这一问题，超越在霍布斯那个功利主义传统中原子式、低度社会化的人的概念（Parsons，1937：89-94）。朗赞成与原子式个人决裂，强调行动者嵌入社会关系网之中——霍布斯思想中缺乏的东西——但是他告诫夸大这种嵌入性的程度以及它可能消除冲突的程度：
社会学家的任务通常是唤起人们关注，在不同情境里，特别是在那些接受了过分强调他人动机的理论或意识形态的那些情境里——人们具有的渴望并力争获得其亲密无间同伴好评的感情强度。因此，社会学家已经证明，工厂的工人对其同事的态度的敏感性强于对纯粹济激励的敏感性……当然，批判这类研究的成果当然不是我的意图。我的反对意见是——尽管社会学家已批判了旨在挑出人类行为中基本动机的过去的各种努力，但是赢得他人赞赏而获得美好自我的形象的欲望，通常在他们自己思想中占有这样一种地位。（1961：188-189）
相比之下，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利用原子式的、低度社会化的人类行动概念进行理论活动，仍留在功利主义传统内。理论论证根据假设否认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对生产，分配或消费的任何影响、在竞争的市场内，任何一个生产者或消费者显然不影响整体供应或者需求，因此，也不影响价格或其他贸易事项。就如艾伯特·赫希曼指出的那样，这样理想化的市场，“当它们起作用时，包括大量匿名的、被提供完整信息的，接受价格的买者和卖者……在各方之间没有任何长时间的人的或社会的契约。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没有讨价还价、协商、抗议或相互调整的余地，没有一起立约的经营者，也不必进人周期性的或持续的关系之中，因此，他们不会达到相互熟悉的程度”（1982：1473）。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承认，完全竞争的理想化市场之所以免受思想上的攻击，部分原因在于自我调节的经济结构在政治方面对许多人是有吸引力的。这种幸免攻击的另一个理由是，人们了解得不太清楚，从经济分析中根除社会关系，解决了从知识日常工作事项中去掉秩序的问题，至少在经济领域，根据霍布斯的论证，无序状态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无冲突的社会和经济的交易取决于信任以及没有违规行为。但是，当个体被设想为既没有社会关系，也没有制度背景——就如在“自然状态”中那样，这些未必会发生。借助于强加一种专制权力结构，霍布斯抑制了这一困难。古典自由主义的解决办法，以及相关的古典经济学的解决办法，是相反的：竞争的市场使压制的政治结构成为不必要的东西，因为竞争的市场使暴力和欺诈行不通。竞争决定个别交易者无法操纵的贸易条款。如果交易者遇到复杂的或困难的关系，即以不信任或违规行为为特征的关系，那么他们可以简单地转向一大批其他希望接市场条款做生意的交易者，社会关系及其细节因素因而是摩擦因素。
霍布斯《利维坦》1652年版卷首插画。“利维坦”指一种威力无比的海兽，霍布斯以此比喻君主专制政体的国家。该书主要论述作者的国家起源学说和社会政治思想。他认为自我保存和追求幸福是人的本性，但在人人为敌的“自然状态”中不能够实现。人们为了摆脱这种状态，便订立契约，国家由此产生。关于霍布斯的具体论述，可参见往期推文：霍布斯 | 论按约建立的国家
因此，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行动者可能具有相互关系的事实，如果真会发生的话就会被看作是阻碍竞争市场的摩擦阻力。如在经常引用的话中，亚当·斯密抱怨说：“同行业中的人们即使为了娱乐或消遣也很少聚在一起，但他们谈话的结果往往是阴谋对付公众，或是筹划抬高价格。”他的自由放任政策对这一难题很少有解决办法，但是，他的确建议，废除要求一切同业者都把姓名住所登记在公共登记簿的各种管制这类信息的公开存在，“把本来也许无法结识的个别人联系起来，并使同一行业每一个人都能借此获知所有其他人的住址”。值得指出，不是站不住脚的政策规定而是这种认识：社会原子化是完全竞争的必要条件（Smith，[1776]1979：232－233）。
经济学家最近对“社会影响”的评论把这些影响设想为这样的过程：行动者在这些过程中获得机械地和自动地遵循的习惯，习性或规范，不考虑它们对理性选择的影响。这种观点接近于朗对“过度社会化的概念”，反映在詹姆斯·杜森伯里（James Duesenberry）的妙语之中：“经济学总是关心人们怎么做选择，而社会学却总是关心人们怎么没有选择可做”（1960：233），也反映在E.H.费尔普斯·布朗（E.H.Phelps Brown）的下列描述中：“社会学家重视决定性的研究方式”源于这一假定，即人们“以某种方式行动，因为这样做是习惯的，或是一种义务，或者是做自然的事情，这样做是正确的和适当的，或是正义的和公平的”（1977：17）。
不过，尽管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的观点有明显差异，但我们还是应提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讽刺：两者都同样具有一种观念，即原子式行动者完成行动和决策。在低度社会化的叙述里，原子化是由于对自身利益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追求“在过度社会化的叙述里是由于，事实上，行为模式已经内在化而且持续的社会关系对行为只有无关紧要的影响。来自社会的内在化行为规则并没有使这一论点与功利主义观点决定性地区别开来，在功利主义观点里，效用起作用的原因仍未决定，这就为由共识决定的规范和价值完全指导行为留了余地（就像过度社会化论点一样）。因此，对秩序问题的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的解决办法，在来自直接社会背景的行动者的原子化中融合了。我们在霍布斯的《利维坦》一书中可以看到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融合，在自然状态中不幸的居民，被其原子化造成的无序弄得束手无策，乐意让出他们的仝部权利给专制权力，随后温良恭顺、彬彬有礼地行动；通过人为地订立契约，他们从低度社会化状态直接跃入过度社会化状态。
当现代经济学家努力考虑社会影响的时候，他们一般以上述引文表述的过度社会化方式描述它们。这样一来，他们彻底改变了社会影响力是摩擦力的判断，但维持这些影响力如何起作用的观念。例如，在关于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理论里，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e）论证道，各个劳动力市场部门以不同类型的决策为特征，而且，在一级上层和一级下层劳动力市场，以及次级劳动力市场中，理性选择、习惯或命令分别对应于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下层阶级亚文化工人的出身（Piore，1975）。同样，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梯斯（Herbert Gintis）在其说明美国人受教育的后果时论证道：由于给予每一个阶级的教育的差别，所以不同的社会阶层显示不同的认知过程。那些注定从事低层次工作的人被训练成为规则的可靠追随者，而那些将输送到精英地位的人上“精英的四年制本科大学”，这些大学“强调符合生产等级制中较高层次的社会关系……因为他们‘把握了’一种类型的行为规则，所以要么允许他们向高一级上升，要么他们被输送到生产等级制中的相应层次”（Bowles and Gintis，1975：132）。
但是，社会如何影响个人行为的过度社会化的观点是非常呆板的：一旦我们明白个人的阶级地位或劳动力市场的部门，行为中的其他东西就是当然的了，因为他们非常好地被社会化了。这里的社会影响是外部力量，就如自然神论者的上帝，使事物运动而不进一步施加影响——在个人精神和身体中慢慢形成的力量（就如在《盗尸者的入侵》[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那部电影中那样），改变他们做决策的方向。一旦我们知道个人一直受影响的方式，持续的社会关系就是无关紧要的。社会影响完全包含在个人的头脑之中，因此，在现实决策处境里，他或她可能被原子化为任何形式的“经济人”，尽管可能具有不同的决策原则。比较细致的（因而较少过度社会化的）文化影响的分析（例如，Fine and Kleinman，1979；Cole，1979，chap．1）表明，文化不是一劳永逸的影响，而是在互动中不断地建构和再建构的持续过程。文化不仅塑造其成员，在特定程度上由于文化成员自己的策略原因，他们也塑造文化。
甚至当经济学家认真对待社会关系时，就如哈维·莱本施泰因（Harvey Leibenstein，1976）和加里·贝克尔（1976）扮演那种相异角色那样，他们始终如一地进行抽象，脱离关系的历史及其与其他关系的地位——可称之为关系的历史和结构的嵌入性。人际关系纽带在他们的论述中被极端典型化，平均的，“类型的”，——没有具体内容、历史或结构的地位。行动者的行动依据的是他们被命名的角色的位置安排和角色丛；因此，我们就有对于工人和管理者、丈夫与妻子，或罪犯和执法者将如何互动的论证，但是这些关系被假定不具有超出所命名的角色赋予范围的个体化内容。这种程序恰恰是结构社会学家已批判过的帕森斯社会学中的东西——与在总的概念参照框架中的小角色相关的个体具体目标的调整，与源于最高价值取向的规范角色的持久结构相比，是附带现象。在经济模型里，这种对社会关系的处理具有保留原子式决策的自相矛盾的效应，即使当决策被认为牵涉不止一个个体时也是如此。因为被分析的一组个人——通常是工人组合，有时是更大的集团——是从社会背景中抽象出来的，它在其行为方面被分裂成为原子，与其他群体行为而且与它自己关系的历史分离。原子式分裂还没有根除，只是转变为二人组或更高级层次的分析。请注意：过度社会化概念的使用——行动者按照他们被规定的角色孤立地行为——贯彻了一种分裂为原子的、低度社会化的观点。
对人行为有成效的分析要求我们避免在过度社会化与低度社会化的理论两端中内含的原子化。行动者不是像在社会背景之外的原子那样行动或决策，他们也不是墨守成规地遵循根据他们恰好占有的社会类别的特定交叉点而为他们撰写的脚本。相反，他们有目的行动的各种尝试嵌入（扎根于）具体的、持续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本文其余部分，将用例子说明，这种嵌入性观点如何改变我们研究经济行为的理论和经验的研究方式。本文首先把重点限制在经济生活的信任和违规行为上，然后，用“市场和等级制度”的难题来说明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嵌入性理念的用法。
经济生活中的嵌入性、信任和违规行为
自197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曾一度关注以前被忽视的信任和违规行为问题。奥利弗·威廉姆森指出，现实的经济行动者所从事的不单是追求自身利益，而且还有“机会主义”——“用欺诈手段追求自身利益，老练地掩盖行动者进行交易的好处。经济人……因而是精明的、狡猾的动物，比通常追求自身利益的假定所揭露的更为精明和狡猾”（1975：255）。
但是，这种说法指出现代经济理论的奇特假定：人的经济利益只是以相对彬彬有礼的方式被追求的。霍布斯的问题借助这一观念被巧妙提出来的：主要靠暴力和欺诈的追求其自身利益的那些人怎么可能不那样做呢？不过，正如霍布斯十分清楚地看到的，排除暴力和欺诈，“自身利益”的内在含义中没有任何东西。
从某种角度说，人们之所以坚持这一假定，是因为在自我调节的市场里竞争的力量可能被想像为压制性暴力和欺诈。艾伯特·赫希曼在《激情与利益》中表明，从《利维坦》时代到《国富论》时代的思想史中，一个重要倾向是冲淡霍布斯的秩序问题，认为某种人类的动机使其他人处在控制之中，尤其是认为，对经济自身利益的追求一般不是不可控制的激情，而是文明的、温良的活动。隐蔽接受这种观点的面无论有多广，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溉念的强有力例子相互补充：在竞争市场中的原子化的行动者如此彻底地使行为的规范准则内在化，因而保证了有秩序的交易。
在最近这些年里削弱这种信心的是人们越来越关注不完全竞争市场微观层面的细节，不完全竞争市场的特征是少数带有沉没成本（sunk costs）和“专门人力资本”投资的参与者。在这种情境里，人们无法要求所谓竞争市场的纪律来缓和欺诈，因此，古典的问题重新露头了：日常经济生活怎么可能不充斥不信任和违规行为呢？
在经济学文献里，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一问题的两种回答，一种与低度社会化相联系，另一种与过度社会化相联系。低度社会化的解释主要存在于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学家松散界定的联盟，这些经济学家都有从新古典观点出发说明社会制度的兴趣（例如，参看Furubotn and Pejovich，1972；Alchian and Demsetz，1973；Lazear，1979；Rosen，1982；Williamson，1975，1979，1981；Williamson and Ouchi，1981），这一学派所说的一般情节是，社会制度和安排以前被设想为法律、历史、社会或政治力量的偶然结果，现在最好被看作是对某些经济难题的有效解决办法。这种思想风格类似于1940-1960年代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的风格，而且大部分论证经不起罗伯特·墨顿（Robert Merton）在1947年提出的健全的功能解释的基本检验。例如，考虑肖特的现点：要理解任何观察到的经济制度，只需要我们“推断出对于制度肯定已存在的演化问题，就如我们看到它已发达的样子那样。每一个演化的经济问题都有赖于解决它的社会制度”（1981：2）。
因此，违规行为被看作是要避免的，因为比较聪明的制度安排使介入违规行为太花费成本，而且这些安排原先被理解为不承担经济的作用，现在则被看成已逐步发展为阻止违规行为的安排。然而，请注意，它们并不生产信任，而是相反，是它的功能替代品。这类主要的安排是精心计划的、明确的和不明确的契约（Okun，1981），包括延期的补偿计划和法定的退休——被看成是减少对“逃避”工作或带着业主机密潜逃的激励（Lazer，1979；Pakes and Nitzan，1982）——和依法做出可能引起分歧的决策以规避机会主义的权威结构（Wililamson，1975）。这些观点是低度社会化的，乃是在于它们没有顾及具体的个人关系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及它们之中内含的义务阻止违规行为，完全撇开制度安排。用这些安排代替信任，事实上导致了霍布斯的处境，在这一处境里，任何理性的个体会受驱使逐渐形成比较聪明的办法以规避它们，因而人们很难想像日常经济生活不会受到日益精巧的欺诈尝试的危害。
其他经济学家已承认：必须假定某种程度的信任是有效力的，因为单有制度安排无法完全根除暴力和欺许。但是，这仍有待于对这一信任根源的解释，而且有时人们诉诸“泛化道德”的存在。例如，肯尼思·阿罗暗示：“社会在其演化中已发展出对他人的某种考虑的内隐的承诺，这种承诺对社会持续存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或者，至少对社会运行的效率来说是极大的促进。”（1974；26；也参看Akerlof，1983，论“诚实”的起源）
现在，我们简直无法怀疑诸如此类泛化道德的存在没有它，你会担心，付给加油站服务员20美元，而你买到价值仅5美元的汽油。但是，这种观点也具有要求泛化和自动反应的过度社会化的特征，尽管在经济生活中的道德行为几乎不是自动的或普遍的（就如众所周知：在加油站，天黑后要求谁确找零）。
考虑一下泛化道德确实起作用的一个案例：传奇的（笔者不愿说这是杜撰的）经济学家，反对任何经济的理性，他会在离家很远的路边饭店留下小费。注意这种交易有三个特点令其非同寻常：（1）交易者是先前不熟悉的，（2）他们不可能再次交易，以及（3）有关每一方的活动信息不可能传到他们未来或许会与之交易的另一方。本文认为，只有在这种处境里，才可能主要由泛化道德来解释暴力和欺诈的不存在。即便在那里，你可能很想知道，如果会发生巨额成本，这种道德的效力会是怎样的。
相反，嵌入性论点强调，具体个人关系的作用，以及生成信任和阻止违规行为的这类关系的结构（或“网络”）的作用。与有闻名声誉的个体进行交易的普遍偏好意味着，事实上很少有人满足于依赖泛化的道德或制度安排以避免麻烦。经济学家已经指出，拒行欺蹁的一种激励是损害某人名誉的成本；但是，这是作为泛化商品的低度社会化的声誉观念，欺诈与这样做的机会之比率。实际上，当没有更好的东西可以利用时，我们就满足于这类泛化的信息，但是，通常我们寻找更好的信息。比已知某人是可信赖的陈述还更好的信息是来自可信任的知情人的信息，该知情人已经与那个人打过交道而且是因此发现他。甚至可以说，更好的信息来自某人自己过去与那个人的交易。这种更好的信息有四个理由：（1）它是廉价的，（2）某人对于自己的信息信任度最高——它更丰富、更详尽，而且已知是最准确的，（3）某人与同其有持续关系的个人具有一种经济动机，以致不妨碍未来的交易，以及（4）除了纯粹的经济动机之外，持续的经济关系通常变得负有过重的社会内容，带有对信任的强有力的期待和规避机会主义的期待。
我们从不怀疑，在比较亲密的关系中的这最后一个要点，使行为变得更可预测，因而断绝某种恐惧：在陌生人间造成困难的恐惧。比方说，可以考虑一下，为什么在失火的剧院里众人惊恐万状地向门的方向乱跑。集体行为的分析者长期以来一直把这看成是典型的非理性行为，但是，罗杰·布朗（Roger Brown，1965，chap.14）指出，该处境基本上是n个人的因徒困境：每一个受惊吓而跑的人，在缺乏保证任何人会平静地走出去的情况下，实际上是相当理性的，尽管每个人平静地走出去情况会更好。然而，请注意，报上描述的一则晚上十一点的失火房子的案例，我们闻所未闻：每个人拥挤地跑出去而且家庭成员相互践踏。在家庭中没有因徒困境，因为每个人都有信心：其他人是可以依靠的。
在商业关系中，信心的程度必定是多变的，但是，囚徒困境仍经常被个人关系的力量所排除，而且这种力量不是交易者的资质而是他们具体关系的资质．标准的经济分析忽略了个别交易者的身份和过去的关系，但是，依靠自己关于这些关系的知识，理性的个体知道得更好。他们与其说关注一般的声誉，还不如说更关注特殊的他人是否可被期待诚实地与他们做交易这个主要的应变量：取决于他们与他人或他们自己的接触是否已具有令人满意的过去的交易。甚至在下述处境里看到，即乍看起来，似乎逼近古典的竞争市场中的讨价还价的处境里，这种模式，就如在格尔兹（1979）分析的摩洛哥集市里那样。
直到这里为止，本文一直在论证，社会关系而不是制度安排或泛化的道德．是经济生活中信任产生的主要原因。但是，本文因此冒风险拒绝一种乐观的功能主义，赞成另一种功能主义，根据后者，关系网络而不是道德或安排是执行维持秩序功能的结构。有两种方法可减少风险。其一，承认作为对秩序问题的一种解决办法，与任一种替代论点相比，嵌入性的地位不太全面，因为社会关系网络不规则地、不同程度地渗入经济生话的不同部门，因此，考虑到我们所知道的：不信任、机会主义和无序绝不是不存在的。
其二是坚持，尽管社会关系确实可能经常是信任和值得信任行为的必要条件，但是，它们不足以保这些行为，而且与它们不在场相比，甚至可能在更大范围内提供违规行为和冲突的机会和手段。关于这一点有三个理由。
1.由个人关系引起的信任，由于它的确存在，为违规行为提供了增大的机会。在个人关系之中，这是普通的知识：“你总是伤害你所爱的人”；信任的人的地位，比陌生人的地位更易受到伤害。（在囚徒困境中，知晓某人的共谋者肯定会否认犯罪，是坦白的更为合理的动机，而且，抛开这种困境的个人关系，可能不太对称于将要受骗的那一方相信的关系。）社会生活的这种基本事实是，“信任”骗局的普通人，有时候长时期里为了隐蔽的目的假装某种关系。在商业世界内，某种犯罪，诸如挪用（资金），对那些还没建立起信任关系的人来说，完全不可能有操纵账户的机会。信任越完全，从违规行为中获益的潜力就越大。这类事例从统计方面说不常见，这是对个人关系和声誉力量的一种颂词，它们确实有规则地发生，尽管不是经常地发生，这证明这种力量的局限。
2.最有效地由团队追求的暴力和欺诈，以及这些团队的结构，要求内部信任“盗亦有道”——达到一种水平，通常遵循先前存在的关系脉络。例如，回扣、操纵投标和精巧的阴谋，不可能由单独个人的工作执行，而且，当这种活动暴露之时，往往很显然，它本来可能是给予牵涉到成员的被保守的秘密。法律强制执行的努力在于发现违规行为网络的切人点——某个坦白的个体牵连到其他人，后者以滚雪球样子的方式，“告发”另外的人，直到整个画面完全符合为止。
于是，大信任和大违规行为都可能从个人关系中产生。约伦·本-波拉，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功能主义的风格，强调积极的方面，指出关系的隐定性可能生成机敏的．追逐私利的个人行为加甚至肆无忌惮的个人的行为，要不然会被解释为愚蠢的或纯粹利他主义的个人。在钻石交换中，贵重的钻石易手是以“握手”做成生意的（1980：6）。补充来说，这种积极的关系脉络绵延不断，这种交易部分是可能的，因为它不是与其他交易割裂开来的，而是嵌入钻石商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共同体，密切监督相互间的行为。就如其他的紧密结合的行动者网络那样，它们生成清晰确定的行为准则，由于有关违规事例的信息快速传播而得到监督心但是，这种水平的信任造成的诱感相当大，而且钻石行业已经是许多非常引人注目的“监守自盗”的发生地点，以及1982年4月臭名昭著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凶杀案”发生的背景，在此案例里，钻石公司的所有者，通过虚拟销售中开出的发票，骗取代理转让收款权的企业。阴谋需要会计人员的合作，其中一个会计人员受侦探疏通而成为告发同案犯的证人。于是，所有者雇佣杀手谋杀不忠诚的雇员及其助手生三个来帮助他们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技术人员也被枪杀（Shenon，1984）。
3.暴力和欺诈导致的无序程度极为依赖社会关系网络是如何形成结构的。霍布斯夸大了无序的程度，在其原子化的自然状态里，由于缺乏稳固的社会关系，人们只能期待杂乱的、二分的冲突。范围广泛的和大规模的无序是由于参加战斗者的联合，没有先前的关系是不可能的。我们并不一般地说起“战争”，除非行动者已经将他们分成两方，作为许多联合的最终结果。只有当存在不充分的交叉纽带时，行动者握有这种纽带，对双方主要的潜在的参战人员有足够的联系，在预先阻止冲突中有极大的利益，这才会发生。在商业界同样如此，在这里，冲突相对来说没有害处，除非任一方通过召唤在其他企业中的大量同盟者可能使冲突逐步升级，如在实施或预先阻止接管的尝试中有时发生的那样。
当社会关系缺乏时，无序和违规行为确实发生。这种可能性也包含在笔者早先的主张之中，即这种关系的存在阻止违规行为。但是，在真正分裂成原子的社会处境里可利用的违规行为的水平是十分低的；事例只可能是片断的，不联系在一起的，小范围的。霍布斯的问题的确是问题，但是，当通过社会结构的缓冲效应超越它时，我们也引入混乱的可能性，从规模上说，比在“自然状态”中可利用的那些混乱更大。
于是，通过跟踪和分析具体的社会关系模式，经济生活中的信任和秩序问题的嵌入性研究，穿行于对泛化道德的过度社会化的研究方式和对非个人的、制度化安排的低度社会化的研究方式之间。与非此即彼的任一选择不同，也与霍布斯的立场不同，它不做全方位的（因而不可能的）普遍有序或无序的预测。相反，假定社会结构的细节会决定哪一种情况会存在。
市场与等级制问题
作为对经济生活的嵌入性研究方式的具体应用，本文对威廉姆森在《市场与等级制度》以及后来的论文（1979，1981；Williamson and Ouchi，1981）中有影响的论点提出批判。威廉姆森问，在什么经济环境下，各种经济职能在等级制企业的边界内实施，而不是由市场过程来执行。他的回答与新制度经济学一般强调的观点一致，即在任何处境中观察到的组织形式，是最有效地处理经济交易成本的那种组织。那些在结果方面不确定的、频繁发生的，而且需要大量“交易专用的投资”——例如，无法轻易地转变为与他人在不同事情上相互作用的货币、时间或能力——更有可能在按等级制组织起来的企业内部发生。那些直接的、不重复的而且不需要交易专用的投资——诸如一次性购买标准设备——更可能在企业间，即跨越市场界而发生。
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Williamson，1932.9.27 -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企业管理学教授，新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有《市场与层级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与发展》等著作。[图源：Chillin’s Competition]
在这种描述中，前一套交易在等级制中内部化，这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有限理性”经济行动者没有能力正确地预见，可能与长期合同相关的复杂的一连串偶发事件，当交易内部化之时，预测所有这些偶发事件是不必要的；它们可以在企业的“治理结构”内得到控制，而不是导致复杂的谈判．第二个理由是“机会主义”，经济行动者理性追求自己的利益，具有他们自由使用的各种手段，包括狡诈和欺骗。权威关系缓和并约束机会主义，而且，人们声称，当两方被控制在一个公司实体内，与他们在市场边界的巨大差距前面对面相比，对交易伙伴有更大程度的认同，这也缓和并约束机会主义。
为了缓和机会主义而诉诸权威关系，是重新发现霍布斯的分析，尽管这里局限在经济领域。下述陈述使人联想到威廉姆森论点的霍布斯风格：“当争议产生时，内部组织不受[在独立的企业中]自主签合同时体验到的那种同样的困难的困扰。尽管企业间的争议往往在法院外解决——但是这种解决办法有时是困难的，而且企业间的关系经常是紧张的。代价高昂的诉讼有时是不可避免的。相反，内部组织……能够诉诸命令来解决这类争议——解决分歧的极为有效的方式。”（1975：30）他指出，复杂的、重复发生的交易有赖于确定了的个体之间的长期关系，而机会主义则损害这些关系。在关系延续期间所需的针对变化着的市场环境的各种调整，太复杂了、太无法预测了以至于不包含在某些初步合同之中，而且，在缺乏支配一切的权威之时，诚信承诺是不可强制执行的。
一条合同总则……“当适的机会产生之时，我将负责地行动而不是寻找个人优势”，在不存在机会主义时，就满足要求了。然而，各条合同总则的不可强制执行，以及人类行动者做错误和误导（自我怀疑）陈述的倾向……每当另一方提出整的建议时，买者和卖者都策略地定位，以便在配置任何增加收益上讨价还价……以别的方式做出的有效率的调整因而导致代价高昂的讨价还价，或者甚至不被提及，惟恐对代价高的次要目标的追求浪费收益。治理结构，减少机会主义而且以另外方式注入显然需要的信任。（1979：241-242）
这种分析包含了在《利维坦》中找到的过度社会化与低度社会化假定的同样混合。就如霍布斯的过度社会化的主权国家那样，企业内部的等级制权力的功效被过分强调了。市场类似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它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原子式的、匿名的市场，缺少由充分竞争状况产生的纪律——低度社会化的观念，即忽视在不同企业的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把秩序引人经济生活的作用。威廉姆森的确承认，这种市场图像并不总是合适的：“关于可信行为的规范有时廷伸到市场，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因群体的压力得到强化——跨组织边界反复发生的个人合同支撑各方之间某种最低水平的礼貌和照顾——另外，对再次订购生意的期待阻止在任何特定交易中寻求狭隘优势的努力——在贸易和社交的环境中，同等地位的人中间排斥的前景抑制个体的侵犯性心企业公平的声誉也是不应被浪费的商业资产。”（1975：106-108）
这里展现了分析社会结构对市场行为影响的契机。但是，威廉姆森把这些例子作为例外，而且他也没有重视他描述的二分关系本身嵌入更广社会关系茅统的程度。本文认为，在经济生活中，新古典模型的匿名市场确实是不存在的，而且，各种型的交易充满上述社会联系。这种社会关系在企业间交易中的案例不是然多于企业内部的案例——它看起来貌似有理。相反，企业内部的社会关系网络，平均而言，与现存于企业间的社会网络相比，可能更加稠密、更加长久——但是，本文在此需要证明的是，跨企业（套用威廉姆森二分的术语，在“市场”中）的经济交易中有充足的社交覆盖面，使得下述断言靠不住：复杂的市场交易接近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只可能由等级制结构内部的内在化来化解。
一般说来，关于工商企业关系与社会关系相混合的程度，我们身边有许多证据。亚当·斯密谴责的贸易社团仍具有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许多大小企业，由连锁董事会联系在一起，以致各企业董事之间的关系众多，而且密集地编织在一起。尤其在工商企业精英中间，工商企业关发展为社交聚会；反之亦然，这是对工商企业社会学研究有最充分文献方面的事实之一（例如，Domhoff，1971；Useem，1979）。麦考利研究了人们用诉讼解决厂商间纠纷的范围，他指出，纠纷“往往不求助于合同，也不求助于潜在的或现实的法律制裁而得到解决。在这些谈判中提起法律权利或威胁使用法律权利有些迟疑不决……或者就如一位商人所说的，‘如果你把律师和会计人员置之度外，你就可以解决任何纠纷。他们的确不理解在生意中必须互谅互让……为违反合同而提起诉讼看来是罕见的’”（1963：61）他继续说：
两个企业的最高负责人可能相互认识。他们可能在政府或贸易委员会里坐在一起。他们可能通过社交相互认识而且可能同属一个乡村俱乐部……甚至在谈判阶段可能达成协议的地方，小心谨慎地计划好的安排也许会在工商企业单位间造成令人不快的交换关系、某些商人不赞成，在这些小心谨慎制定的关系中，一方理解履约只针对合同的字面意思。这种计划表示缺乏信任而且削弱友好相处的需要，把合作的经营项目转化为对抗的政治交易……威胁把事情转交给律师可能花費的钱，不过是邮费或电话费，然而，很少有人在提出这种威胁时有那么高的技艺，以至于它不会以企业间关系的某种程度恶化为代价。（63-64）
不只是在最高层面上，而且在交易必须发生的任何层面上，个人关系网络将许多企业联系在一起。例如，在有关产业采购的文献中，这是寻常的事情：买卖关系很少类似于现货买卖的古典理论模型。一种资料表朋，“证据常常表明、这确实引起某种程度的‘震惊’，即离开确定下来的重复订货模式进行有组织的采购，引起优惠供应商或延伸到受约束的一组适宜的供应商的震惊。瞬间的反响定会使人想到这种行为的几个理由：寻找新供应商涉及的成本，确定新关系的成本，使用者可能偏爱原型的事实，与熟悉的卖主做生意含有相对低的风险，以及这种可能性，即采购员已确立了他珍视的与供应厂商代表的个人关系”（Webster and Wind，1972：15）。
麦考利以类似的语调指出，销售人员“通常充分了解采购代理人。同样的两个人可能相互已交易了5年至25年。某一方都让给对方一些东西。销售人员已散布有关竞争者的流言蜚语、缺陷和价格增长以给予待他们好的购货代理人”（1963：63）。令顾客不满意的卖者，“在采购代理人社团或贸易社团甚或乡村俱乐部或社交集会上，成为采购代理人与销售人员之间交换的流言蜚语中讨论的主题……”（64）。工商企业对社会关系的这种嵌入性使纠纷的解决变得容易了：“即便各方已有详尽的、小心谨慎安排好的协议，表明什么将会发生，可以说，如果卖者不能按时发货，他们通常绝不提到协议。相反，会协商一个解决办法，当问题产生时，仿佛从来没有最初的合同那样。一位采购代理人表述了一种共同的经营态度，他说：‘如果某种事情发生，你会在电话里与其他人接触而且处理同题。如果你想要再做生意，你不会去查阅相互间合法的合同条款，如果你想要继续留在生意场中，你不会去找律师，因为你须举止得体。’”（Macaulay，1963：61）
人们在其他国家可能更容易注意到这些模式，在那些国家里，“文化的"独特性据称说明了它们的原因。例如，一位记者最近断言，
友谊和长期的个人关系在任何地方都影响经商的联系。但是，在日本那看起来特别真……在酒吧和夜总会坐几小时时光，关键的个人关系就会慢慢建立起来，培植起来，一旦这些纽带建立起来，它们是不容易被拆开的……日本工商企业协会有成效的组织严密的性质，长期以来一直是外国公司试图在日本销售产品受挫的根源……伯克利的一位教授查默斯·约翰逊认为……在日本产业集团内部排外的交易，相互之间买卖利用数十年的老关系而不是以经济竞争为基础……是……[美国与日本间贸易的]真正非关税的壁垒。（Lohr，1982）
日本机床工业协会是在综合发展机床工业的同时，以繁荣关联工业以及振兴日本经济为目的，于1951年12月创立的。截至2012年7月，已有会员单位91家，其机床产量占日本国内产量（经济产业省：生产动态统计调查）的90%以上。[图源：kanagata-shimbun.com]
许多产业中广泛采用的分包也为企业间持久的关系提供机会，这些企业不是在一个法人单位内按等级制组织起来的。例如，埃克尔斯引述从许多国家得来的证据：在建筑行业中，当工程“不取决于需要竞争报价的制度规则时……总承包商与他的分包商间的关系在相当长时间内是稳定的、持续的，而且只有很少是通过竞争报价来确立的。”这一“准整合”的类型导致我所谓的“准企业”。与市场交易或正式的纵向整合相比，它是“更可取的”模式。（1981：339-340）。埃克尔斯描述了在承包商和分包商之间广泛和长期的关系这一“准企业”的安排是一种组织形式，从逻辑上讲，它介于纯市场和纵向整合的企业之间。不过，本文将论证：从经验方面看，它不是处在中间的因为前者的处境非常罕见．建筑业的情况比另外一些处境更接近于纵向整合，在那些处境里，企业间的互动，诸如买卖关系，因为分包商与承包商处在相同的物理地点，因而处在承包商的总的监督之下。此外，在通常固定价格的合同期内，存在“逃避履约要求的明显激励”（Eccles，1981：340）。
然而，为了对付这一“难题”，与纵向整合起来的企业相关的等级制结构没有发生。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承包商与分包商之间的长期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建筑业员工共同体中的嵌入性，产生预期行为的准则，这些行为则不仅排除了在阻止违规行为时对权威关系的需要，而且优于纯粹的权威关系。埃克尔斯自己对马萨诸塞州的住宅建筑业的经验研究不仅表明，分包的关系在性质上是长期的，而且也表明，对总承包商来说，在一项特定交易中雇佣多于两个表三个分包商的情况是很少见的，无论年度经营的工程数有多少（Eccles，1981：349-351）。尽管有大量可替代选择的分包商存在，但情况的确如此。这种现象在投资范围内可部分得到解释——由于“持续的联系，双方可能得益于学会一起工作的有点特异的投资”（Eccles，1981：340）——但是，也必定关系到个体从与其日常工作相伴的社会互动中取得快乐的愿望，每天需要完全新的和陌生的工作伙伴现货交易的程序会大大削弱这种快乐。就如在经济生活的其他方面那样，社会关系的覆盖面对于在纯粹经济交易中可能出现的事情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对劳动力市场的某些评论也与此相关。威廉姆森坚持认为，有等级制结构的企业胜过市场交易的一个优势在于传递有关雇员的准确信息的能力。他认为，“企业间经历评估的主要障碍是一种沟通。与企业相比，市场缺乏丰富的、共同的评估语言。在要作出高度主观判断的地方，语言问题就特别严重。如果那些最熟悉工人特点的人员，通常是他的顶头上司，也做经历的评估，那么在这些坏境里，等级制的优势就特别明显”（1975：78）。但是，正是由干忽视了跨企业间多种多样的互动的社会网络，才会坚持这种观点：关于雇员特点的正确信息只能在企业内部传递而不能在企业间传递。雇员的信息在企业间传播，不仅因为个人关系存在于相互做生意的企业中的那些人之间，而且如我将详细证明的（Granovetter，1974）那样，因为在美国有相对高的企业间流动程度，许多其他企业内的雇员很熟悉许多工人的情况，这些企业可能要求并请求他们去服务。此外，下述观念看来是幼稚的：由于内部信息为晋升程序定基调，因而它必然是准确的、公正的。比方说，就如威廉姆森所说的，“内部晋升具有积极的激励作用，因为工人可以预期，不同的天赋和合作程度都会受到奖励”（1975：78），对此种内部晋升的信赖产生一种晋升的理想类型，即对成就的奖励，我们可以容易地证明这与现存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只有有限的相关性（进一步分析参看Granovetter，1983：40-51）。
本文批判的另一方而是证明，威廉姆森高估了组织内部的等级制权力（用他的术语来说是“命令”）的功效。例如，他断言，内部组织具有一大审计优势：“外部审计员一般受限于述评书面记录……相比之下，内部审计员具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尽管内部审计员不是游击队员，但他自认为而且他人也认为，他主要在工具性范围内工作，而外部审计员与‘他方’相联系，而且他的动机受怀疑。审计员从受审计方面得到的合作程度相应地有差异。外部审计员只能期望得到敷衍的合作。”（1975：29—30）虽然关干公司内部的审计文献很少，但是，在《管理者》（Men Who Manage）一书中，多尔顿为一个大型化工厂作了详细的描述。虽然主要官员对各部门进行审计应该有出其不意的出发点，但是，警告一般是私下里给出的。下面的描述暗示了在这些内部审计中显示出的高水平合作：“将要开始清点零部件的通知在管理人员中引起一阵骚动，隐藏零部件和设备……不想被清点的材料转移到：（1）几乎无人知道的和不可能进人的场所；（2）肮脏的地下室和地洞，因而是不可能被检查到的地方；（3）已被检查过和可能绕道走的各个部门，而清点人员正在正式储藏区之间的路上；以及（4）材料和日常用品可用来伪装零部件的地方……当常规工作进展时，[各部]主管之间，相互利用储藏的地方以及可利用的地洞，这种合作组织良好而且顺畅地发挥作用。”（Dalton，1959：48-49）
多尔顿的著作出色地证明，各种成本核算是极为武断的，因而容易成为政治化过程而不是根据效率决定的技术程序。他详细地列举了这种情况，特别是在化工厂中维修部门与不同的业务部门之间的关系把维修工作计在哪个部门账上，与其说跟任何严格的时间核算有关，还不如说，与相关的部门负责人在其与维修人员的关系中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地位相关。再者，较具攻击性的部门领导“利用朋友关系、利用恃强凌弱和隐蔽的威协，使自己的维修工作加速完成。当全部这些领导具有同样的正式级别，你可以说，在特定官员的个人影响与其未完成的理量之间有相反的关系” （1959：34）。询问这些做法如何回避审计员的注意，一个知情人告诉多尔顿，“如果审计到处打探，他们可能发现什么呢？而且如果确实发现了什么，他们恐怕知道视而不见好于就它说出点什么来……所有那些小子[部门领导]都打通了成本核算的路子。审计都是独立的，那是空话”（32）。
像多尔顿那样详细且敏锐的各种描述，可惜的是缺乏企业的代表性样本，因此是尚待讨论的论点，即它们是例外的案例心但是，人们对转拨价格（对在单一企业各部门间交易的产品定价）问题可以得出相似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威廉姆森表明，尽管从事交易的客部门“可能具有以利润为中心的立场，但是这适合以受约束的方式加以实施……成本加成合同的定价规则，由此产生的各种变化形式，阻止供应部门寻求垄断价格，不然他们的单一资源供应地位可能賦予它们这种垄断价格。另外加交易的各部门的管理人员更可能求助于合作”（1975：29）。但是，在对转拨价格的细致的经验研究里，埃克尔斯访谈了13个公司中的将近150名经理，他得出结论：以成本为基础的方法不可能以技术中立的方式执行，因为“就成本是什么而言，不存在普遍的标准……当采购部门并没有得到成本是如何生成的信息时，以成本为基础的方法常常存在难题……市场价格特别难以决定，当内部购买被批准而没有外部购买由中间的产品做成的……对于利润的构成是什么，没有明确的答案……”（1982：21）。转拨定价冲突中的政治因素强有力地影响谁的“成本”定义被接受：“一般而言，当转拨定价的做法被看作是提高你的权力和地位时，人们将赞同地看待它们。当它们没有这样的作用时，人们会找到无数的策略的和其他合理的业务理由来论证它们的不适当。”（1982：21；也参看Eccles，1983，特别是26-32）埃克尔斯指出：“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许多经理认为，内部交易比外部交易更加困难，尽管人们由于假定的优势而寻求纵向整合。”（1983：28）
因此，这种过度社会化的观点——等级制内部的秩序引出轻易服从，以及雇员使企业的利益内在化，压抑与他们自己的任何冲突——不可能经得起根据这些经验研究的仔细审查（或者，就那个问题而言，与我们在现实组织中的许多经验对立）。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就如多尔顿细致的民族志调查特别出色地表明的那样，抵制组织利益对个人或部门的利益的侵犯，需要一个广泛结盟的网络。从管理的观点看，这些结盟集中体现在团队生发的违规行为；它根本无法由分裂为原子的个人来管理。的确，多尔顿断言，在规避中心机构审计时，由部门主管达到的合作水平包含了联合行动，这“几乎从来没有在从事正式活动中表现出来过……”（1959：49）。
另外，大规模的等级制企业特有的、一般比较低的人员更换率，它们所具有的自己清楚明白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和精心设计的普升阶梯，可能使这类合作性规避更为可行。当许多雇员有长期的任期时，对紧密和隐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共享的理解和被构造出来的政治联盟来说，条件就满足了（参看Homans，1950，1974，相关的心理学的讨论；Pfeffer，1983，“组织人口学”研究）。詹姆斯·林肯（James Lincoln）指出，在这一联系之中，即在韦伯的理想类型的官僚体制中，组织“被设计成不依赖集体行动而发挥作用，集体行动可能通过[内部的]人际间网络被动员起来。官僚体制规定了职位间的固定关系，义务通过各种职位产生，从理论上说，不影响组织的运行”（1982：26）。他继续概述各种研究报告表明，“当人员调整率低的时候，关系就具有表现的和具有个人特点的附加内容，最终可能改变网络而且改变组织的方向”（26）。
对于这一点本文已经论证了，在把秩序引入经济生活中时，企业间的社会关系比市场和等级制思路所假定的更为重要，而企业内部的权威则不是那么重要。一种平衡的和对称的论证需要关注在“市场”关系中的权力和企业内部的社会联系。必须对权力关系加以关注，免得我们强调的社会关系在市场中的润滑作用使我们忽视这些关系在冲突行为中的作用。冲突是显而易见的现实，包括企业间众所周知的诉讼和商业媒体兴高采烈地报道的“残酷无情竞争”的间或发生的案例。既然企业间权力的有效实施会阻止公开的血战，因此，我们可以假定，这种战斗只代表小部分现实的利益冲突。只有当两方十分公平地竞争时，冲突才可能变为公开的；回顾一下，这种原始的平等恰恰是霍布斯的一个论点，在“自然状态”下，可能存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但是，当一个企业的权力地位明显地占支配地位时，其他企业很可能倾向于投降，以减少损失。这类投降甚至可能不需要明显的对抗，而是清楚地了解他方所需要的东西（就如在最近论商业生活中的“霸权”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所表明的，例如，参看Mintz and Schwartz，1985）。
尽管人们对一些企业支配其他企业的确切程度有争议，但是大量有关连锁董事、有关金融机构对产业公司的作用以及关于双重经济的文献，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推断我们不能忽视权力关系。这提供了另外的理由去怀疑：在形式上平等的行动者相互谈判时产生的错综复杂的事情只有通过把各方置于单一的等级制下才能加以解决；事实上，在这些错综复杂的事情中，许多事情是可以借助各企业中间的不明确的或明确的权力关系加以解决。
最后，简略的评论符合逻辑地涉及社会关系网络，人们从产业社会学和组织社会学充分认识到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在企业内部是重要的。企业的“正式”和“非正式”组织之区别是文献中最老的一种文献，几乎不必再重复说：假定企业事实上由正式的组织图构造的观察者是社会学的幼稚盲从者。这一点与目前讨论的联系在于，就企业内部的内在化确实导致对复杂和独特交易的更好管理来说．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即等级制组织是最好的解释。相反，可能的情况是，内在化的结果为更加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提供了一个集中点（参看Feld，1981），这种社会关系网络比独立的市场实体间发生的那种关系更加紧密。这种互动的网络可能主要是新组织形式的效率水平（无论它是高的还是低的）所解释的。
现在概述威廉姆森的市场与等级制的研究方式与本文提出的嵌入性观点在解释和预测方面的一些差异是有益的。威廉姆森认为，由于复杂的经济活动纳人按等级制整合起来的企业之中，阻止经济生活中的“机会主义”或违规行为，令协作和秩序普遍存在。本文引述的经验研究表明，相反的是，即便就复杂的交易而言，在“市场”（即跨越企业边界）中可以经常发现高程度的无序，而且在企业内部也经常可能发现一种相同的高程度的无序，这些情况是否发生，不是如威廉姆森所预计的，而是取决于企业之间和企业内部的个人关系和关系网络的性质。本文认为，秩序与无序、诚实与违规行为，它们与其说跟组织形式相关，还不如说与这种关系的结构有关。
由于在各种条件下，人们可能预计会看到纵向整合而不是市场中各企业之间的交易，某些暗示就随之发生。例如，如果其他事情是相同的，我们就应当预料到在市场中面对纵向整合的压力，在这种市场中，正在交易的企业缺乏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个人关系网络，或者，网络最终导致冲突、无序、机会主义或违规行为。另一方面，在市场中，隐定的关系网络调节复杂交易并生成企业之间的行为谁则，那么这种压力应是不存在的。
本文使用的“压力”一词，不是预言纵向整合总是遵循所描述的模式，而是为了避免在威廉姆森假定中内含的功能主义：任何最有效率的组织都是人们观察到的那种组织。在我们作出这一假定之前，必须满足两个进一步的条件：（1）明确且强大的面对效率的淘汰压力必定正在发挥作用，以及（2）某些行动者必须既有能力也有资源通过构筑纵向整合企业来“解决”效率难题。
威廉姆森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描述过保证有效率交易组织的淘汰压力。就如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许多人那样，内隐的达尔文主义的论点排除了使这类问题明确的需要。达尔文主义的论点在于，有效率的解决办法，无论它们是如何生成的，都具有一种持久力，类似生物界中自然淘汰所强化的那种持久力。因此，人们承认，工商企业经理并不都“准确地感受到自己的商业机会并且没有失误地作出反应。然而，随时间推移，那些（在交易成本和规模经济的范围内）具有较好合理性资质的[纵向]整合的运动，往往具有较好的持续生存的资质”（Williamson and Ouchi，389；也参看Williamson，1981：573-574）。但是，以这种傲慢方式提出的达尔文主义的论点，摇摇摆摆地倒向对任何所分析制度的过分乐观的观点。在这里，所谓淘汰压力的运作既不是一种研究对象，甚至也不是一种可证伪的命题，而是一种信条。
虽然人们可以用文献证明选择压力使某种组织形式持续生存更为可能，但是他们仍需证明这类形式怎么能贯彻。与生物演化作类比，暗中把它们作为变异，只是回避问题。就如在其他功能主义的解释中那样，人们无法自然而然地假定，对某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可行的。在必须用来落实纵向整合的资源中，可能有某种程度的市场力量，经由留存收益或者资本市场，以及与合法或管制权威的适当关系占有对资本的享用权。
在淘汰压力是弱的（在威廉姆森提出的产生纵向整合的不完全市场中尤其有可能）和向总问题提供信息的地方，本文描述过的社会结构全貌仍然与交易成本的效率相关，但是无法给出保证：有效率的解决办法将会产生。整合的动机与效率无关，例如在收购企业中的首席执行官个人地位的提升，在这种背景中可能变得重要了。
本文提出的观点有赖于：未来对市场—等级制度问题的研究，谨慎地、系统地关注经济交易借以实现的个人关系的现实模式。这样的关注不仅将更好地弄清楚纵向整合的动机，而且也使人们易于理解介于理想化的分裂成原子的市场与完全整合的企业之间各种各样复杂的中间形式，诸如上面讨论的建筑业那样的准企业。这种中间形式是如此紧密地与网络或个人关系相联系，以至于认为这种关系是无关紧要的任何视角都将无法清楚地看到“组织形式”已受到的影响。对产业组织的现行经验研究很少关注关系模式，在特定程度上是因为相关的数据比有关技术和市场结构的数据更难找到，但是，也因为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学框架仍然是分裂成原子的行动者的框架，因此，个人关系实际上被看作是摩擦力。
讨论
本文已证明，大多数行为是紧密地嵌入人际关系网络之中的，而且这一论点避免了关于人类行动的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观点的两个极端。虽然本文认为对全部行为来说都是如此，但是本文因下述两个理由而集中讨论经济行为：（1）它是没有得到充分解释的行为的典型案例，因为那些从专业角度研究它的人非常坚定地信奉关于行动的原子化理论；以及（2）很少有例外，社会家都避免认真研究新古典经济学已提出的任何课题，他们已含蓄地接受经济学家的前提：“市场过程”不是社会学家合适的研究对象，因为社会关系在现代社会只起摩擦和破坏的作用，没有起主要作用（最近的例外有，Baker，1983；Burt，1983；White，1981）。当社会学家研究市场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过程时，在那些情况里．他们通常仍设法避开他们的分析。例如，直到最近，大量关于工资的社会学文献，根据“收入实现”来编排，掩盖了确定工资的劳动力市场坏境，反而把重点放在个人背景和能力上（参看格兰诺维特1981年的进一步批判）。要不然，就如斯特恩斯（Stearns）指出的那样，关于谁控制公司的文献已暗中假定：分析必须是在政治关系的层面上的和关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一般假定。虽然人们一般承认，公司如何获得资本是控制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大多数相关研究“自本世纪初以来已排除了那种作为研究对象的[资本]市场”（1982：5-6）。即使在组织理论里，有相当多的文献贯彻社会结构复合体放在经济决策上的限制，但是人们几乎没做出什么努力来证明这对于新古典企业理论的含义，也没有证明这对于一般理解生产或者像宏观经济结果那样的增长、通货膨胀和失业等的含义。
本文力图证明全部市场过程都能进行社会学分析，而且这类分析揭示了这些过程的主要的而不是无关紧要的特点，在做这种分析时，我们把重点限制在信任和违规行为的问题上。本文也利用了威廉姆森“市场与等级制”的论点，用例子说明嵌入性视角怎样产生区别于经济学家所贯彻的那种理解和预言的形式。威廉姆森的视角本身是经济学内部的“修正主义”，有别于新古典的研究工作，后者令人失望地忽视制度和交易的各种原因。正是在此意义上，与一般的经济学论点相比，看起来它与社会学视角更有亲缘关系。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家”的主要目标，是使制度分析从社会学的、历史学的和法学的论证转移，证明制度是作为解决经济问题的有效办法而产生的。这一使命以及它含有的流行的功能主文阻止对社会结构的细致分析。本文已证明，社会结构是理解现行制度如何达到目前状态的钥匙。
就理性选择的论点被狭隘地设想为涉及原子化个体和经济目标而言，它们与这里陈述的嵌入性立场不一致。然而，若对理性选择作更宽的阐述，那么两种观点有许多共同点。经济学家所做的大部分修正主义的工作，即上文批评的过度社会化和低度社会化行动概念，依赖一种可称之为“心理学修正主义”的策略——由于放弃做理性决策的绝对假定而对经济理论进行改革的一种尝试。例如，这种策略已导致莱本施泰因在他关于“X-低效率”论点中提出的“选择的合理性”（1976），而且导致分割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家主张：在不同市场部门的工人有不同的做决策的规则，理性选择只是对上层初级的（专业的、管理的和技术的）工人而言的（Piore，1979）。
相比之下，我们建议，尽管合理性行动的假设一定是有问题的，但它是一个好的操作假设，不应当轻易放弃。对分析者来说，当处境的约束，尤其是嵌入性约束得到充分重视时，那种非理性的行为看来可能完全是明智的。当人们充分分析在非专业的劳动力市场中那些人的社会处境时，他们的行为看起来就不太像“文化”规则自然而然的应用，而更像是对他们处境的明智的反应（例如，Liebow，1966年的讨论）。在某种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从企业利润最大化方面说，规避审计并为转拨价格而斗争的经理们是非理性地行动的；但是，当人们分析他们在企业内部的网络和政治联盟中的地位和雄心时，这种行为就容易得到解释。
此外，这种行为是理性的或工具性的，比较容易被人们看到，即使我们着重指出，它的目的不只在于经济的目标，还在于社会交际、赞扬、地位和权力。经济学家很少把这类目标看作是理性的，一定程度上是考虑到在历史上产生的任意的分离，如艾伯特·赫希曼（1977）指出的，在17世纪和18世纪感情与利益之间的分离，后者只含有经济的动机。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已把经济学家引导到专门分析仅由“利益”驱动的行为，而且假定其他动机在独立的、非理性地组织起来的领域内发生；因此，萨缪尔森常常被引用的论点是，“许多经济学家会依据理性和非理性的行为而将经济学与社会学区别开来”（1947：90）。社会影响使理性选择偏离的观点一直以来阻碍着对经济生活进行细致的社会学分析，而且引导修正主义经济学家借助幼稚的心理学理论来改革经济理论。本文在这方面的主张是，心理学不管如何幼稚，主要的困难不在那里——相反，倒是在于忽视了社会结构。
最后，我们应补充的是：在嵌入性论点中采纳的因果分析层次是相当近似的那种层次，本文几乎没有提到，广阔的历史的或宏观结构的环境已把各种体制引向展现它们所具有的社会结构的特点，因此，本文不认为这种分析要回答有关现代社会的性质、或经济和政治的变迁根源的大范围的问题。但是，将重点放在近似是故意的，因为在没有比较细致理解普遍的变迁借以生效的各种机制时，这些更加广义的问题不可能令人满意地表达出来。本文的主张是，一个最重要的和起码的对这种机制的分析是这类变迁对于经济生话嵌入的社会关系的影响。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没有对这些关系进一步充分理解之前，微观和宏观层次的理论的适当结合就不可能确立。
市场和等级制问题充分表明，嵌入性分析应用于对宏观层面利益模式的近似原因的解释。纵向整合的范围和通过市场运作的小企业长期存在的原因，不只是产业组织的狭小范围关心的事；它们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制度的所有研究者都感兴趣的。相似的问题产生于分析“二元经济”、依附发展和现代公司精英的性质。但是，人们通常在广义的和普遍的宏观政治学或宏观经济学的范围内分析大型公司是否确实使小型企业黯然失色，几乎没有重视直接的社会结构原因。
例如，“二元经济”的分析家经常提到，解释处在“边缘的”大量小型企业的长期存在的理由是，大型公司需要转移需求方面周期性波动的风险或不确定的研发活动的凤险；这些小单位的失败不会反过来影响大企业的收益。本文表明，在市场背景中的小企业长期存在的可能性，反而是因为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覆盖在结合这些企业的商业关系之上并且降低整合的压力。作为具有一种表面有效性的说明，这没有排除风险转移。但是，在解释大量不具有卫星式或边缘地位特点的小型企业时，嵌入性解释可能更有用（对小型企业令人惊讶的雇用范围的讨论，请参看Granovetter，1984）。这些描述局限于近似的原因：它合乎逻辑地引向下述问题，但不加以回答：为什么？什么时候？在什么部门？市场展现不同类型的社会结构。但是，没有优先重视社会结构在市场中的重要地位，与更宏观的分析水平相联系的那些问题本身就不会产生。
市场和等级制分析，不管它可能有多么重要，在这里主要表现为一种例证。本文认为嵌入性论点具有非常普遍的适用性，而且不仅证明在经济生活的研究中有社会学家的地位，而且他们的视角也是急需的。在避开分析在标准经济学理论中心的现象时，社会学家没有必要使他们自己与社会生活的大量的、重要的方面隔绝，也没有必要与欧洲传统特别是来自马克斯·韦伯的传统隔绝，在这种传统中，经济行动只被看作是特殊的社会行动的范畴，即使它是重要的范畴。希望本文已证明了：现代结构社会学的某些见解与这种韦伯的方案是一致的，而且它推进了韦伯的方案。
*本文为格兰诺维特、斯维登伯格著《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学》第二章，瞿铁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亦可见于格兰诺维特著《找工作》附录部分，张文宏等译，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为排版与阅读便利，本文删去了原文的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著。
**封面图为2018年乌镇互联网大会间隙，互联网企业家们的一场饭局。[图源：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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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策划人：晨宁（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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