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 | 作为经济发展现象的企业家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2.8-1950.1.8），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是一位有深远影响的美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其代表作有《经济发展理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经济分析史》等。

现在我们讲到了我们的分析所要用到的第三个要素，即“生产工具的新组合”和信用。尽管所有这三个要素形成一个整体，这第三个可以被描述为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的现象。新组合的实现，我们称为“企业”；某个人的职能是实现这种新组合，我们就称他为“企业家”。这些概念比通常所说的要宽一些，同时又比通常的窄一些。宽泛是因为，首先，我们所称的企业家不仅仅是那些在交换经济中通常所称的“独立的”商人，而且还包括所有在实际上执行我们用来定义这个概念的那种职能的人，尽管他们是（现在已逐渐变成惯例）“依附”公司的雇员，像经理、董事会成员等，或者即使他们行使企业家职能的实际权利有任何其他的基础，例如对大部分股权的控制。因为是实施新的组合才构成一个企业家，因此，他不一定要永久地和某个别厂商有联系；许多“金融家”、“发起人”等就不是和某个别厂商有联系，但他们仍然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企业家。另一方面，我们的企业家的概念比传统的要狭窄，它并不包括厂商里所有的领导者，或者经理，或者工业家们，他们只是可能经营一个已建立的企业，而这里只包括实际履行这种职能的人们。不过我认为，上面的定义只不过是更准确地表述了传统理论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首先，在区别“企业家”和“资本家”两者的基本观点上，我们的定义与普遍的定义是一致的——不管“资本家”是否被看做是货币的所有者，货币索取权的所有者，还是物质财富的所有者。这个区别在今天是共同的特征，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已经称为共同特征了。其次，它还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普通股东是不是企业家；它也驳倒了把企业家作为风险承担者的这个概念。此外，对企业家类型的特征的通常的描述，如“首创精神”、“权威”或者“远见”，与我们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在循环流转的常规的事务中，没有这些品质存在的地方，而且如果这一点与常规事务本身变化的出现严格区分开来，那么，在企业家职能的定义中的重点将被自动地转移到循环流转的常规事务中。最后，有一些定义我们可以直接接受。尤其是一个大家都熟知的，可以追溯到J.B萨伊的定义：企业家的职能是组合生产要素，把它们放在一起。因为只有当要素是第一次被组合到一起时，这才是一种特殊的行为——然而，如果是在经营一个企业的过程中去做，那它就只是一项常规的工作了——这个定义与我们的定义是一致的。当马塔雅在《企业家利润》中定义企业家是获得利润的人时，我们只需加上第一章的结论，即在循环流转中没有利润，这是为了避免把这个表述追溯到距我们的表述太远的地方。这个观点与传统理论是不违背的，这可以用这句话来表明，“企业家既不获利，也不损失”，它是由瓦尔拉严密推导出来的，但也是许多其他作者的成果。对企业家来说，循环流转中的趋势是既不获利也不损失，也就是说，他在那儿没有特殊的职能，他几乎就是不存在；但是替代他的是，一种不同类型的厂商头目或者企业经理，我们最好不要用企业家这个头衔去称呼他们。

认为一种制度或者一种类型的人，他们的有关历史起源的知识能够直接向我们表明它的社会的和经济的本质，这是一种偏见。这种知识通常引导我们去理解它，但它不能直接产生一个关于它的理论。更严重的错误是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一种类型的“原始”形式事实上也是“更简单的”或“更原始的”形式，也就是说，原始形式比后来的形式更纯粹的，并且用更少的复杂性来反映它本身的性质。然而，实际情况常常相反，除了其他原因以外，还因为不断增长的专门化可能使职能和性质鲜明地突出来，而这些在更原始的条件下，与其他的职能和性质混在一起，很难辨认。这种情况在我们的例子里也是这样。在一个原始游牧民族首领的一般位置上，是很难把企业家的要素同其他要素区分开来的。由于同样的原因，小穆勒时代以前的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不能区分资本家和企业家的不同，因为一百年前的制造商既是资本家也是企业家；从那以后，事态的进程肯定促进了两者差异的产生，就像英国的土地占有制促进了农民与地主的区分，然而在欧洲大陆，这种区别仍然偶尔地被忽视，特别是在当一个农民在他自己的土地上耕种的场合下。在我们的案例中，仍然有很多这样的困难。早期的企业家，不仅照例也是资本家，他也经常是——就像今天，在小企业里，他仍然是——他自己的技术专家，只要是在特殊的场合下没有邀请职业专家。同样，他过去和现在常常是他自己的买卖代理人，他的办公室的领导，他自己的人事经理，有时，甚至在日常事务中他是自己的法律顾问，尽管通常他肯定也会雇用律师。正是因为承担一些或者全部这样的职责，这通常占用了他的时间。实施新组合作为一种职业，只不过是进行战略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虽然正是这一职能，而不是他的常规工作，形成了一个军事领袖的特征。因此，企业家的主要职能必然总是显得与其他各种活动混合在一起，而且其他的各种活动一般必然比主要的职能更显眼。因此，马歇尔关于企业家的定义，只是把企业家的职能当做是从最广义上说的“管理”，这自然使我们中的多数人表示赞同。我们不接受这个定义，只是因为它没有表达出我们所认为的重要点，这是明确区分企业家活动与其他活动的唯一要点。

然而有些类型——事态的进展逐步产生了这些类型——用特别纯粹的方式展现了企业家的职能。“发起人”的确属于这种人，不过需要一些限制条件。因为，我们暂且忽略属于这一类型的人有关社会和道德地位方面的联系，发起人常常只是接受佣金而参与工作的代理者，他们在融通资金，开办新企业过程中从事财务技术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既不是新企业的创办者，也不是这个过程的推动力最。然而，他也可能是后者，于是他就有点像一个“职业的企业家”。但是“工业领袖”的现代类型与这里所指的更能密切地适应，特别是如果人们在下面两方面看到他的存在。一方面，比如说，有20世纪威尼斯的商业企业家，或者在后来的类型中，有约翰·劳；另一方面有乡村的当权者，他把诸如农村酿酒厂、一家旅馆和一个商店与他的农业、他的牲畜贸易结合起来。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类型，只有当他实际地“实施新的组合”时，他才是一个企业家；而一旦他建立起自己的企业，也就是当他安定下来，如同其他人经营各自的企业那样，经营这个企业时，他就失去了这个特征。这当然是一条规则，因此，很少有任何人在他几十年的活动生涯中总是一个企业家，就像一个工商业者，说他从没有一个时刻是企业家，这是很少的，不管其程度是多么低。

由于成为一个企业家并不是一种职业，通常也不是一种持久的状况，所以企业家不能形成一种从专门意义上讲的社会阶级，比如说，像地主或资本家或工人这样的阶级。当然，对成功的企业家及其家人来说，企业家的职能将引领他们走向某种阶级地位。这种职能也能够在社会历史的某个时代打上它们的烙印，可以形成一种生活形态，或者形成道德的和美术的价值体制；但它本身并不表示一种阶级地位，也不以一种阶级地位为前提条件。而且它可能获得的阶级地位也不是一种企业家的地位，而是根据企业的收入如何使用，以拥有土地或者资本家为特征的。于是，对金钱财富和个人品质的继承，这两者都可以使不止一代的人保持这种地位，而且使子孙后代更加容易地从事进一步的企业开发，不过企业家的职能本身并不能继承，这一点已经由制造业家族的历史充分地表明了。

但是现在，一个决定性的问题产生了：那么，为什么新组合的实现是一个特殊的过程，是一种特殊“职能”的目标呢？每一个人都尽其所能地从事他的经济事务。诚然，他自己的意愿从来没有完美地实现，但是最终，他的行为是由他的活动的结果对其影响而塑造成的，以适应通常不会突然变化的环境。尽管从任何意义上说一个企业不可能是绝对的完善，但就周围的世界、社会条件、时代知识，或者个人或一个团队的视野而言，它可能在某个时候接近于一个相对的完善。周围的世界不断地提供着新的可能性，尤其是新发现连续不断地被增加到现有的知识宝库中。为什么个人不能像利用旧的可能性那样尽可能地利用新的可能性呢？为什么他不根据他所理解的市场情况，去养猪而不是养牛，或者如果他认为选择一种新的种类更加有利，就去选择一种新的耕种作物？有哪一种特殊的新的现象或者问题不能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循环流转中找到，而能在那里产生呢？

虽然每个人在习惯了的循环流转中能够迅速地而且合理地采取行动，因为他对他的行为根据有把握，而且被所有其他人的适应这一循环流转的行为所支持，这些人反过来也期望他采取符合习惯的行为，然而，一旦他面临一项新的任务，他就不能仅仅这样做了。虽然在习惯了的方法中，他自己的能力和经验对正常的人来说是足够的，但是当他面临创新时，他就需要指导。尽管他在自己所熟悉的循环流转中是顺着流向游，但是如果他想改变这种循环流转的途径，他就是逆着流向游泳。从前作为帮助的力量现在变成了阻力，过去熟知的资料现在变成未知的了。到达了例行事务的边界，许多人就不能再前进一步了，而其余的人只能采取一种高度变化的方式行动。认为行为是及时的和合理的，这种假设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一种虚构。但是如果有足够的时间迫使人们去理解客观事物的逻辑的话，这种假设可以变得足够地接近现实。在这种事情发生的地方，以及在它发生的限度内人们可以承认这种虚构，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理论。于是那种认为习惯或者惯例或者非经济的思维方式会在不同阶级，不同时代，或者不同文化的个人之间产生一种不可设想的差异，以及认为例如“股票交易经济学”对今天的农民或者中世纪的手工匠来说都是不适用的等等，这些就都不是真实的了。相反，相同的理论的图景在其最广阔的轮廓上与屈于完全不同文化的人是相适合的，而不管他们的智慧和经济理性的程度如何；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农民卖出他的小牛时也是一样的精明，并且考虑他自己的利益，这与股票交易所的经纪人出售他的股票时所考虑的自己的利益完全一样。但是这一看法，只有在无数的先例经过几十年，或者根本上经过千百年，排除了不适合的行为，从而形成了这样的行动，这时才是真实的。在这个范围之外，我们的虚构就失去了它接近现实的可能性。像传统的理论那样，在那儿还紧紧地抓住它不放，就是掩盖一种实质性的东西而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比起我们的假设与现实之间的其他分歧，这个事实却不同，它在理论上是很重要的，而且它是对一些现象作出解释的涌泉，这些现象没有它就不可能存在。

因此，在描述循环流动时，人们必须把生产工具的组合（生产函数）当做已有的资科，就像自然的可能性那样，只允许在边际上作很小的变动，就像每一个人都能通过调整自己以适应所处的经济环境的变化所做的，而不需要很大的偏离熟悉的路径。因此，新组合的实现也是一个特殊的职能，它是一类人的特权，这类人在数量上比所有具有实现新组合的“客观”可能性的人要少得多。所以，最后我们认为企业家是一种特殊的类型，他们的行为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是大量重要现象的推动力。因此，可以用三对相应的矛盾来描述我们的立场。第一，用两个真实过程的对立：一方面是循环流转或者走向均衡的趋势，另一方面是经济例行事务途径的变化，或者产生于经济系统内部的经济数据的自发变化。第二，用两个理论工具的对立：静态的和动态的。第三，用两类行为的对立，根据现实，我们可以刻画出两类人物：单纯的经理和企业家。因此，在理论意义上，生产的“最好方法”被认为是“通过经验验证并且已经成为人们熟悉的各种方法中的最有利的方法”。但它并不是在当时“可能的”方法中的“最好的”方法。如果人们不做这种区分，那么这个概念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而我们的解释就是想为这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做一点贡献。

现在，让我们精确地对所讨论的关于行为和类型的特征进行陈述。日常中哪怕是最小的行为，也体现着一种巨大的精神上的努力。如果每一个小学生必须通过他个人的努力去创造他所知道的东西，以及他所使用的东西，那他必须是一个思想智慧上的巨人。同样，如果每一个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必须重新创造指导他日常行为的所有规则，那他就必须是一个智慧和意志的巨人。这一点是真实的，不仅对于个人和社会生活的那些决策和行为来说——这些决策和行为是以历经成千上万年的原则为依据的，而且对于较短时期的和具有更特殊性质的产品来说也是真实的，这些产品构成了从事职业化任务的特殊工具。而正是这些事情，根据这一点，它们的完成应该包含着最大的努力，可是通常它根本不需要个人做特殊的努力；那些看起来应该是特别困难的事情，实际上是相当容易做的；那些应当是需要有超人的能力才能做的事情，而被最没有才能的人做到了，只要他心理健康。特别的，在日常例行事务中不需要有领导。当然，还必须要给人们安排任务，保持纪律，等等；但这是很容易做的，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可以学会执行这个职能。在人们所熟悉的范围内，甚至是指挥别人的职能——尽管仍然是必要的——也不过是像其他人的工作一样的“工作”，可以和看管机器的工作相类比。所有的人都以习惯的方式去获悉他们日常的事务，从而能够去做，通常他们也是由自己去完成任务；“领导者”也像其他人一样有着自己的例行工作；而他的领导职能只是纠正那些个别偏离正常轨道的行为。

这是因为，所有的知识和习惯一旦被获得，就像一条铁路的路堤植根于地面上一样，它们也紧紧地深藏在我们心中。它不需要被连续不断地更新和有意识地再建，而是深藏于潜意识的底层。通常它几乎毫无阻力地通过遗传、教育、培养，环境的压力被传递下去。我们所想的、所感觉的、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经常完全是自动产生的，而我们的有意识的生活并不觉得它们是负担。然而，这里所涉及的在种族和个人中的大量的力量的节省，并不是足够大以至于使日常生活成为很轻的负担，并足以阻止它继续需要消耗同样的平均能力。但是它已经足够大能满足普通的要求。这同样对日常的经济生活也是适用的。从这一点，就经济生活来说，也可以得出：例行事务边界以外的每一步都是有困难的，它包含着新的要素。正是这个要素构成了领导这一现象。

可以从以下三点来集中说明这些困难的性质。第一，在这些已经习惯的途径之外，个人没有那些用来做决策的资料和采取行动的规则，而这些资料和规则在习惯的途径以内通常是为他们非常准确地知道的。当然，他仍然必须以他的经验为基础来预测和估计。但是，很多事情必然是不确定的，还有一些事情只是在大的范围之内才是可以确定的，更有一些事情只能“猜测”。尤其是那些个人力图改变的数据，以及他想创造的数据，都是这样。现在，在日常生活中，他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真正地做那些传统为他所做的事，也就是在每一个细节上有意识地计划他的行为。这样做比在习惯的行为中将会有更多的有意识的合理性，习惯的行为根本不需要反映这种有意识的合理性；但是这个计划必然不仅在程度上容易犯更大的错误，而且容易犯其他的错误，这些错误是习惯行为中不会出现的。凡是已经做过的事情，都有着与所有我们曾经看到过和经历过的事情一样的鲜明的现实性；新的事情只是我们想象中虚构的。执行一个新的计划，和根据一个习惯的计划去行动，这两件事情的不同就像建造一条公路和沿着公路行走这两种行为的不同一样。

如果人们能铭记这一点：彻底地去调查计划中的企业的所有影响和反影响是不可能的，那么就会更加清楚这是一件多么不同的事情。即使如果人们有无限多的时间和资料，那些影响和反影响在理论上可以被确定，它们在实际中必然也还是处于未知的状态。就像采取军事行动，即使所有潜在的可获得的数据并没有获得，也必须从一定的战略位置上考虑一样，在经济生活中，即使没有制定出将要做的事的所有细节，也必须采取行动。在这里，每一件事情的成功都依靠直觉，依靠用某种方式预测事情的能力，这种方式即使在当时不能肯定，但在事后却被证明是正确的，同时还依靠能抓住事实的本质，摒弃非实质性的事实的能力，尽管他不能说明这样做的根据。充分的准备工作，以及专业知识、思想理解的广度、逻辑分析的能力，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成为失败的根源。然而，我们越是学着准确地理解自然的和社会的世界，我们就越能完全地掌控事实；对事物进行计算，而且确实是迅速的和可信的计算的范围（时间和逐渐增加的合理性）越大，那么这个职能的重要性就越是下降。所以，企业家一类的人的重要性必然会降低，就像军事指挥者的重要性已经下降了一样。不过，每一种类型的人的最本质的那部分是和这个职能联系在一起的。

上面说的第一点属于任务方面，而这第二点属于工商业者本身的精神方面。做一件新的事情，不仅在客观上比做熟悉的事和已经由经验验证的事更困难，而且个人也会感到不愿意接受它，即使客观上的困难不存在，他也不愿意做。在所有的领域都是这样。科学史为下面一个事实提供了强大的证明，那就是，我们发现接受一个新的科学观点或方法是极其困难的。即使习惯的轨道已经变得不适合了，更适合的创新本身也没有呈现什么特殊的困难，但思想还是反反复复回到习惯的轨道。固定的思维习惯的性质，以及这些习惯节省精力的作用，是以下面的事实为基础而建立的，即，这些习惯己经成为下意识的，它们自动地产生结果，它们不怕受到批评，甚至不怕与个别事实发生矛盾。但是正是因为这一点，当它们已经丧失了它们的用处时，就会变成一种障碍。在经济世界也是如此。在想要做某种新事情的人的心中，习惯的力量上升，并且反对处于萌芽状态的规划。因此，有必要有一种新的和另一种意志上的努力，以便在日常领域、范围、时间内的工作和牵挂中，去为构思和制定新的组合而拼搏，并使自己相信它是真正可能的东西，而不只是白日梦。这种精神上的自由是以超出每天需求的巨大剩余力量为前提条件的，它是一种特殊的并且在性质上稀有的东西。

第三点在于社会对一个想要做一些新的事情的人的反应，或者叫反作用。这个反作用可能首先通过法律上或政治上的障碍来表现自己。但是，暂不考虑这一点，一个社会团体的成员的任何偏离常规的行为都会受到谴责，尽管在程度上有很大不同，这要根据社会团体是否习惯于这种行为。即使像在穿着或者礼貌这些事情上，与社会习惯相偏离的行为也会激起反对，更不用说，在更严重的事情上肯定会受到反对。在文化的最初始阶段，这种反对比在其他阶段更强烈，但它从没有消失过。甚至只是对偏离的行为感到惊讶，或者仅仅注意到这种行为，也会对个人施加一种压力，表明了谴责就可能立即带来引人注目的后果。它甚至可能带来社会的排斥，最终导致身心障碍和直接攻击。不论是逐渐的分化削弱了这种反对这一事实——尤其是由于这种削弱的最重要的原因正是我们想要解释的发展，还是社会的反对是在一定的环境下发生，同时像一种刺激因素影响着许多个别人这一事实，都不能在原则上对反对的意义有任何改变。克服这种反对意见总是一种特殊的任务，它不存在于常规的生活进程中，它也是一种需要有特殊行为的任务。在经济事务中，这种抵制首先在受到创新威胁的团队中表现出来，然后表现为难于找到必要的合作者，最后表现为难于赢得消费者。虽然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已经使我们习惯于创新的出现和实施，这些反对要素在今天仍然起若作用，但是我们最好还是将这些要素放在资本主义初期研究。但是它们在那儿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如果我们去描述它们，就我们的目的来说就是浪费时间。

只是因为这些原因才产生领导——领导是一种特殊的职能，与仅仅是等级上的差别不同，它存在于每一个社会主体中，不论是最小的还是最大的，它的出现通常是和社会主体联系在一起的。上面提到的事实创造了一种界限，超过了这个界限，大多数人本身就不能迅速地发挥作用，而需要从少数人那里得到帮助。如果社会生活在所有方面都有某种相对的不变性，比如像天文世界的相对不变性，或者如果可以改变，这种可变性也还不能受到人类行为的影响，或者最后，如果可能受到这种影响，这类行为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的，那么，世界上就不会有这种区别于其他例行工作的特殊的领导职能。

只有在新的可能性出现的地方，领导的特殊问题才产生，领袖类型的人物才出现。这就是为什么，在诺尔曼人征服的年代，领导才能表现得如此显著，而在斯拉夫人多少世纪以来在普里皮亚特河流域沼泽地的不变的，相对受到保护的生活中，领导才能又表现得那样微弱。我们的三个观点，表现了构成领袖类型的职能和举止或行为的特性。他的职能并不包括去“寻找”或者“创造”新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一直在那里，被各种各样的人大量地积累起来。通常它们也是为大家所知道的，而且被科学作家或者文学作家讨论。在其他场合，人们没有什么兴趣去发现这些可能性，因为它们已经是相当明显的。从政治生活中举一个例子，我们根本不难看出，在路易十六时代，法国的社会和政治情况是如何能被改善，从而避免了一场旧统治的崩溃的。事实上，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但是没有一个人处于做的位置。现在，领导者的职能就在于去“做这些事”，如果不去做，可能性就会消失。这对所有的领导都是如此，不管是短暂的还是持续较长的领导。可以用前者做一个例子。在一个偶然的紧急事件中应该做什么，通常是十分简单的。大多数或者所有的人都能看到这一事件，但是他们需要有一个人先讲出来，来领导大家，组织大家。甚至只通过榜样来产生影响的领导，就像艺术领导或者科学领导，也不仅在于找到或创造新的事物，而在于通过它给社会团体以深刻的印象，从而使社会团队跟在它后面走。因此，领导者完成他的职能，更多的是靠意志而不是靠智慧，更多的是用“权威”，“个人名望”等，而不是用初始的思想。

正因此，尤其是经济上的领导，必须区别于“发明”。只要发明还没有用于实践，那它在经济上就是不起作用的。而执行任何改善并使之有效却是一项完全不同于发明这项改善的任务，而且这项任务需要完全不同类型的才能。尽管企业家当然也可能是发明家，就像他可能是资本家一样，但是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职能的性质而成为发明家，而只是一种巧合，反之亦然。此外，付诸实施的创新是企业家的职能，它也根本没必要必须是任何一种发明。因此，如同许多作家那样强调发明这一要素是不恰当的，而且它可能就是十足的误导。

企业家式的领导，不同于其他各种经济上的领导（比如我们所期望在原始部落里或者共产主义社会里看到的），当然要带上它特有的条件的色彩。它丝毫没有像其他各种领导特征的魅力。它在于执行一件非常特殊的任务，这项任务只在稀少的情况下才会引起公众的想象。为了它的成功，与其说聪慧和精力充沛是更关键的，不如说是某种精细，这种精细抓住了及时的机会、再没有别的了。当然，“个人名望”不是不重要。不过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的个人品质没必要，而且通常也不会，与我们大多数人对于“领导者”是个什么样子的看法相吻合，所以要认识到他竟然属于社会学所说的领袖那一类、确实有些困难。他“领导”生产方式进入新的轨道。但他这样做，并不是通过说服人们相信执行他的计划的必要性，也不是用一个政治领导者的方式通过创造对他的领导能力的信任——他唯一必须说服或者打动的人就是将要给他提供资金的银行家——而是通过购买生产工具或者它们的服务，然后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去使用它们。他还从这种意义上，即吸引其他的生产者到他的部门跟随他这种方式来实施领导。但是，由于他们是他的竞争者，这些生产者首先减少，然后消耗掉他的利润，这样好像是一种违背他自己的意愿的领导。最后，他提供一种服务，而要充分了解这种服务就需要对这件事情具有专家的知识。这对一般的公众来说不是很容易理解的，不像一位政治家的成功的演讲或者一个将军在战场上的胜利容易被人理解，他还不坚持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看上去好像是为他个人的利益而行动——经常是很严厉的行动。因此，我们将明白，在这种领导中，我们不会观察到所有那些感情方面的价值的出现，而这些价值是所有其他各种社会领导所引以为荣的。另外再加上单个的企业家和企业家集团的经济地位的不稳定性，以及当他在经济上的成功提高了他的社会地位时，他也没有文化传统和态度可以依靠，而是像一个暴发户在社会上走动，他的行为方式受人嘲笑，所以我们将会懂得，为什么这类人从来不受人欢迎，为什么即使是科学的批评家也常常只是简短地概括他们。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式的领导要“领导生产方式进入新的轨道”。图为著名企业家约翰·洛克菲勒。[图源：ifnews]

我们最后将试图用我们经常在科学中以及在实际生活中所用的相同的方式来完成我们对企业家的描绘，试图理解人们的行为，也就是，通过分析他的行为的特殊的动机。这样做的任何企图当然必定会遇到对经济学家侵入“心理学”领域的所有反对，这些反对已经通过许多作家而变得众所周知了。在这里，我们不能讨论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这个重大问题。我们只是指出，那些在原则上反对在经济论证中作任何心理学考虑的人，可以省去我们将要说的话，而不会因此失去与下面各章论证的联系。指出这一点就足够了。因为我们分析想要得到的结果，没有一个会由于我们的“企业家心理学”而有所得失，或者因其中的任何错误而变得无说服力。读者将很容易让自己感到满意，没有什么必要让我们超越我们可观察到的行为的范围。那些不反对所有的心理学，只反对我们从传统的教科书中知道的那类心理学的人将会看到，我们不采用有着辉煌历史的“经济人”动机的图景的任何一部分。在循环流转理论里，由于一个事实使考察动机的重要性被大大地削减，那就是，均衡系统中的等式可以被解释为根本不包含任何心理数值，正像帕累托和巴龙的分析所表明的。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有严重缺陷的心理学，它对结果的干预也比人们预期的要少得多的原因。即使在缺乏理性动机的情况下，也会有合理的行为。但是当我们一旦真的想要深入研究动机时，问题就变得一点也不简单了。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习惯中，人们每天所做的大部分事情，对他们来说，主要是从职责的角度去做的，是执行社会或神的指令。很少是出于自觉的理性的原因去做的，更少是从享乐主义和个人利己主义去做事的，即使可以有把握地说存在那么一点点，那也是新近才发展起来的。然而，只要我们把自己限制在反复重复的经济行为的庞大范围内，我们就可以把它和需求以及满足需求的欲望联系起来，这里的条件是，我们要小心承认，这样定义的动机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强度会有很大的变动；正是社会形成了我们所观察到的特殊的欲望；考虑需求就必须要涉及那种当个人在决定他的行动进程时所想到的集团或团队——比如家庭或者任何其他比家庭小一些或大一些的团队；行动并不能紧跟着欲望，而只是或多或少不完全地与它相适应；个人选择的领域总是——尽管在方式上以及在程度上非常不同——受限制于社会习惯或者习俗等；然而大体上这仍然是真实的：在循环流转中，每个人都使自己适应他所处的环境，以便尽其所能地最好地满足某种给定的需求——他自己的或者其他人的需求。在所有的场合，经济行为的意义就是满足需求，其含义就是，如果没有需求，就没有经济行为。就循环流转而言，我们也可以把需求的满足看做是一种正常的动机。

后者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类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可能确实称得上是最理性并且是最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因为，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执行新的计划比仅仅是经营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企业，需要注入更多的有意识的理性，因为新计划本身在其能够被执行以前必须制订出来，而经营旧企业大部分是例行的事物。典型的企业家比其他类型的人，更加以自我为中心，因为他与其他类型的人相比，对传统和社会关系的依靠少很多，而且因为他的特殊的任务——从理论上以及历史上讲——正是在于打破旧传统，创造新传统。尽管这一点主要适用于他的经济行为，但它也可以扩展到经济行为的道德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结果。当然这也绝不仅是偶然：企业家类型的人物出现的时期也产生了功利主义。

但是企业家的行为和他的动机是“理性的”除了上面所说的没有其他意义了。他的特殊的动机丝毫没有享乐主义那类含义。如果我们把行为的享乐主义动机定义为满足某个人的需要的愿望，那么我们就可以让“需求”包含任何一种冲动，就像我们可以把自我主义定义为也包含所有利他主义价值观念一样，这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利他主义也含有自我满足方面的某种意义。但这会使我们的定义陷入同义反复。如果我们想赋予它某种意义，我们就必须限制它的需求，这种需求必须是能够用商品的消费达到满足的，同时限制在我们期望能从它得到的满足上。于是，我们所说的那一类型的人是基于满足他的需求的一种愿望而行动，这就不再真实了。

因为，除非我们假定我们所说类型的人被享乐主义以及无法知足的一种渴望所驱动，戈森定律的作用在商业领袖场合会使进一步的努力立即停下来。然而，经验告诉我们，典型的企业家只是在，并因为他们的精力已经耗尽、感到不能再胜任他的工作时，才退出舞台。这看起来似乎并不能证实对经济人的描绘，他把可能的结果与努力的反效用进行对比衡量，在适当的时候达到一个均衡点，超过这一点他将不愿意再前进了。在我们的例子中，努力被认为是停止前进的理由，它似乎根本没什么分量。企业家类型的人的活动显然是享乐主义的障碍，他们的享受通常是用超过一定数量的收入来购买的，因为他们的“消费”是以闲暇为前提条件。因此，从享乐主义来看，我们通常观察到的我们所说类型的个人的行为就是不理性的。

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Hermann Heinrich Gossen，1810-1858），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其提出了著名的戈森定律（Gossen's law）：个人的欲望强度随需求的不断满足而递减，因而消费某种商品获得的快乐感也因需要的满足而递减；人的需求获得满足后，就想得到更大的享受与满足，就必须发现新的享受途径或不断增进个人的满足欲望。图为戈森。[图源：wikipedia]

当然，这并不能证明享乐主义动机是不存在的。然而，它指出了另一种非享乐主义特征的心理学，尤其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冷漠地对待享乐主义，这种冷漠在这种类型的代表人物身上常常是很明显的，而且也不难理解。

首先，有一种梦想和意志要找到一个私人空间，通常，虽然不一定，它也是一个王朝。现代世界实际上并不知道有这种地位，但是通过工业或者商业上的成功所获得的地位可能仍然是现代人可能达到的最接近于中世纪贵族的那种地位。对于那些没有其他机会可以获得社会地位的人来说，它的诱惑力特别强烈。权力和独立的感觉不会因为它们两者都是一种幻觉而有任何损失。更进一步的分析将会发现在这一类动机中有着无尽的变化，从精神上的野心到仅仅是媚上欺下，但是这些不需要我们详细讨论。我们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这种动机尽管与消费者的满足最接近，但却不能与它相一致。

其次，有一种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要胜过其他人的冲动，追求成功不是为了成功的果实，而是为了成功本身。从这方面看，经济行为变得与体育运动很相似——有财富上的竞赛、或者拳击比赛。财富比赛的结果是次要的考虑，或者不管怎样，只有作为成功的指标和胜利的象征才被重视，对财富的炫耀常常更重要的是作为大量开支的动机，而不是作为对消费者商品本身的渴望。同时我们又可以发现无数细微的差别，其中有一些，比如，社会野心，将归于第一类动机。我们又面临一种与上面所定义的“需求的满足”有根本区别的动机，或者换句话说，它与“享乐主义的适应”有本质区别。

最后，存在创造的快乐，做成事情的快乐，或者只是展示某个人的能力和智慧的快乐。这与一种无处不在的动机相似，但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行为要素，再没有其他任何地方比在我们的情况中能让它更清楚地强行表现出来。我们所说的类型的人寻找困难，为改变而变化，以冒险为乐趣。这类动机在三者中，是最突出的反享乐主义的。只有第一类动机是企业家活动的结果的私人财产，是促使这种活动起作用的必要因素。而其他两类却不是。金钱上的收益确实是对成功的准确的表现，尤其是对相对的成功而言；而从为之奋斗的人的观点看，它还有另一个好处，即，它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其他人的意见。这些与其他伴随“贪图财富的”社会机制的特点，使得很难代替它作为工业发展的动力的地位，即使我们排除它在创造一笔随时可用于投资的资金中的重要性。尽管如此，这一点是真实的，即第二类和第三类企业家的动机在原则上可能被其他社会安排所处理，而不包括来自经济创新的私人收益。至于还能提供其他什么激励，怎样使它们工作得像“资本主义”所做的一样好，这些都是超出我们论题范围的问题。这些问题被社会改革家过于轻视了，同时也被财政上的激进主义完全忽视。但是它们不是不能被解决，至少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通过对企业家活动的心理学详尽地观察，它们可以被解答。

*本文为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二章第Ⅲ部分，叶华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图为1982年27岁的盖茨，图源为blog.s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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