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科恩 | 韦伯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
伊拉·科恩（Ira Cohen），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社会学与人类学系教授。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获得博士学位。研究兴趣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行动、现代及古典社会理论、现代性理论、社会思想史等。[图源：sociology.rutgers.edu]
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和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理性主题
众所周知，“在很多主要方面，韦伯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特征的描述是一致的”（Zeitlin，1981：129）。因此，韦伯也被称作“资产阶级的马克思”。这种泛泛的比较既包含了正确的因素，也存在着某种歪曲。一方面，毫无疑问，韦伯深知为马克思及其后继者所揭露的资本主义的黑暗面；另一方面，也必须指出，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总体观点，与马克思的著作并没有多少具体的联系。特别要说明的是，之所以说韦伯在很多方面赞同马克思对当代资本主义特征的描述，主要指韦伯接受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核心地位。马克思正是用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社会剥削，从而解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关系。尽管韦伯确实强调了雇用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但剩余价值理论并不是韦伯的现代资本主义概念的核心内容。说韦伯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马克思”，意思是说，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的前提是自由市场竞争。虽然自由市场在韦伯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他并不像亚当·斯密及其后继者那样，把市场的运作看作其现代资本主义描述的支点。
韦伯的著作清晰地表现出他所受到的来自斯密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对韦伯影响更紧密的一个来源是维尔纳·桑巴特，终其一生，韦伯对桑巴特的著作都是批判性地接受的。然而，韦伯与桑巴特的观点也有着巨大的差别（Roth，1971b：239）。因此，似乎难以想象韦伯有关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直接来源于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尽管在韦伯生活的年代，桑巴特的这本著作在德国学界广受赞誉。无论是对于理解韦伯在《经济通史》中的分析，还是为了更一般地引用韦伯的著作，作为当代研究资本主义的学者们衡量自身工作的一个经典性的基准，了解以下这个意义深远的理论问题会很有帮助：韦伯是怎样看待现代资本主义的？为什么他会这么看?
韦伯著作中的理性主题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应首先认识到，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整体看法，是受其主题兴趣的影响的，这种主题兴趣在某种意义上远远地超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而涵盖了整个西方文明。这些主题或“价值相关”的兴趣，不仅包含了西方世界的经济特性，还涵盖了其文化特征。这并不奇怪。因为，对韦伯来说，经济、文化或者其他方面没有哪一个因素能单独推动历史的发展。相反，韦伯方法论的基础是：
特殊经济动机……（已经）不仅处处影响和改变满足文化的需求和偏好的模式，而且影响着其内容。即使在最主观的方面，也是如此。来自社会关系、建制和受物质利益制约的集团的间接影响，无一例外地扩展到文化的每个角落（经常是潜移默化的）……另一方面，形成某一历史特定文化所有的活动和情景又影响着物质需要的形成和满足、利益集团的整体性及其实施的权力类型。这样它们就会再影响到“经济发展”过程（1949：65—66）。
韦伯的综合主题兴趣的最具一般性特征，与对空前地渗透到现代西方文明的所有制序（institutional orders）和文化生活方式中的某一特定理性有关。从韦伯学术著作的整体上来看，对他影响最深的是这种理性的渗透对西方文明中人的文化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影响。韦伯对这些生活方式的总体特征是这样概括的：
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所独有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和理智化（intellectualization），最主要是因为“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我们时代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遁入直接的或个人之间关系的友爱之中（1946wc：155）。
那么，韦伯所说作为现代西方世界特征的理性和理智到底是指什么？问题的核心与精确计算和抽象原理的技术手段用于达到相同的固定目的有关。照韦伯看来，这种形式理性成了所有实体伦理价值（substantive ethical value）中的文化力量。基于理智的计算而非精神或道德信仰这种理性主义的渗透已达到了一个空前的水平，以至于不能再通过寄希望于精神观念把美德带到一个充满善与正义的世界。人类只须认识到，这个人类社会是自发实践的产物。因而，西方世界就被祛魅。
韦伯认为，作为理智、理性和现代西方世界祛魅的结果，人类已从自然生命的有机链中解放出来，而在过去人们的生活是受世界上的几大宗教所控制的。现在，手段与目的的抽象计算，完全代替了所有对激情和痛苦的考虑。然而，所追求的诸种目的与达到目的手段本身，常常是自相矛盾和相互对立的。因此，韦伯写道：
作为不完美、非正义、痛苦、罪恶、徒劳无益之载体的文化，显得越来越没有意义。从一个纯伦理学的角度看，如果以神的“意义”这一宗教假设来判断的话，那么，这个世界看上去就会是支离破碎和无甚价值（1946b：357）。
这个结论将韦伯置于与古典的和当代社会思想中的主流学派截然对立的位置。早期的思想家如孔德（Comte）、马克思、斯宾塞（Spencer）、涂尔干以及他们的现代继承者如帕森斯（Parsons）、华勒斯坦和哈贝马斯（Habermas）都对启蒙运动抱有某种信念，认定历史肯定会为西方文明或整个世界带来美德和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韦伯则对此信念质疑。在韦伯看来，一个根本的不幸在于，我们必须在渗透到我们文明的各种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理性所设定的环境中生活，从而构建了一个“像铁一样坚固房子”，看来没有什么能够逃脱得了这座房子。在以前的历史时代中源于神灵的伦理信心已一去不复返了。正如韦伯所观察到那样，启蒙运动所导致的乐观主义已经衰落，如今只剩下铁笼里的黑暗。
资本主义的各种建制：工业企业的经济形式理性
在《经济通史》中，韦伯关注的焦点不是现代文化的本质和发展。从韦伯宏大视角的性质来说，现代西方世界所特有的也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理性，不仅渗透到了文化生活中，而且几乎渗透到了每一种资本主义制序（institutional order）的运作模式之中。本文讨论的这种制序，就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那么，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的是，正如马克思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前提分析所得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实质，以及亚当·斯密以自由竞争市场为前提强调可以通过个人对财富的贪心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一样，韦伯也把进一步发展渗透到西方世界中的某一理性主义的方式看作他分析现代资本主义制序的前提。下面的讨论，就旨在韦伯的理性主体的背景下解释韦伯的现代资本主义概念。
大部分对韦伯的现代资本主义观点的评论，都从他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机器形成开始的，也有时是在评论的结尾处提到。然而，《经济通史》所要说明的却是，韦伯的现代资本主义概念，不仅包含了资产阶级企业家盈利取向的生活方式，而且包含了为企业家追求其目标提供背景的经济制序。这并不意味着韦伯认为，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与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序分析，某一个更为重要，或者在经验上一个比另一个更优先。仔细研读过《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通史》以后，就会发现，这两本书都在这两个方向作了不同程度的强调。但既然本文着重讨论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建制构成，接下来我们首先将要讨论韦伯是如何概念化现代资本主义的。
假定在所有非习惯性的社会行动中都有主观取向，这是韦伯方法的一个基本要点。这一假设使得很多评论都围绕理性主题进行，强调韦伯独特的现代理性形式的特征，以及这种理性通过个人活动引导了社会行为。这就是工具理性（zweckrational）取向（1968：24）。但从《经济通史》和其他地方可以看出，韦伯的大部分历史社会分析，并不拘泥于一串干瘪的由分散个体完成的短期社会行为；相反，他把绝大部分分析集中到大规模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之间的行为模式、统治模式（mode of domination）和文化生活方式上。由此看来，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典型的制序（institutional orders）之一。
如何在行为模式中把握韦伯的理性主题，是经常摆在韦伯派评论家面前的潜在问题。这些行为模式是在大规模的社会集团层次上表现出来的。斯蒂芬·卡尔伯格（Stephan Kalberg）似乎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构造了一个四重的与社会集团和组织层次上的行为模式有关的理性取向分类。尽管这个分类是重新建构的，并因而不能在韦伯的原著中明确地找到，但通过深入阅读韦伯的作品，还是可以不断地发现线索，以证明卡尔伯格结论的正确性。
斯蒂芬·卡尔伯格（Stephan Kalberg, 1945- ），波士顿大学社会学教授，教授社会学理论和比较政治文化课程。主要代表著作有《马克斯·韦伯的比较历史社会学》。[图源：bu.edu]
卡尔伯格指出（1980：1148），我们必须认识到，理性是韦伯的一个基本术语，但自启蒙运动以降，理性不单单与西方文明内在的行为模式相联系。按照韦伯的观点，存在适应于几乎所有文明社会行为的不同类型的理性。因此，韦伯对非西方文明的广泛比较分析，辨识出了许多不同的理性取向。但在某些方面，这些理性取向却与空前渗透到现代西方世界的理性有所不同。
从这一起点出发，卡尔伯格在社会集团和建制的层面上，引申出了理性行动的四种典型模式。在此，我将不讨论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的类型（参Kalberg，1980：1151—55）。实践理性是指实用的自身利益，它并不仅存在于西方文明中。纯粹理性也并不直接引入行为模式。与此相关联的且有用的另外两种理性是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和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实质理性直接决定与过去、现在或未来的价值基设（value postulates）丛（constellations）有关的行为模式的次序。但是，在任何事件中，实质理性取向都不会在单纯的手段—目的基础上构成行动模式的次序。就终极的观点而言，实质理性总是存在的。从实质理性的观点来看，资本家或者官员的计算都是非理性的（Kalberg，1980：1155—57）。另一方而，形式理性却肯定了计算的作用，把它既作为手段，也作为目的，以获得普遍适用的抽象法规、法律和规则等。就计算渗透到一种制序的行为模式的程度而言，决策并不考虑个体的特点和其他的任何任意性适用标准（Kalberg，1980：1158—59）。
与韦伯研究的其实质理性只包含在某些关键建制（critical institutions）和制序（institutional orders）中的其他文明相反，只有在西方文明中，才会存在展示着有形式理性取向的行为模式的一系列建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韦伯所说的前所未有的西方独特的行为模式的整体特征。按照普遍适用的抽象原则，以最精确的方式计算目的和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建制是独特的。
对西方世界行为的模式化了的常规性之形式理性特征的广泛关注，在帮助我们理解某些具体运行的建制和制序方面，起不到很大作用。韦伯非常谨慎地指出，在西方世界中，特定种类的机构和社会集团具有特定的形式理性行动的模式。人们不止一次地指出，韦伯的著作强调，官僚的统治模式是渗透在整个西方世界里的理性行动的现代模式的一个载体（singular locus）。尽管在韦伯的著作中，官僚制的确是一种能够表明如下事实的最关键的载体：就其本身而言，形式理性的包罗万象的载体可以令人们忽略这样的事实——韦伯对形式理性的确认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作出的，在这种条件下，官僚统治模式的影响几乎是没有争议的。例如，韦伯发现，在音乐家群体中存在一种特定模式的形式理性。这里涉及的抽象计算是西方的音乐理论，尤其是规定弦乐和声的规则（参阅1958C）。韦伯还说，科学技术的形式理性是在机械学意义上的手段—目的的计算。他有时认为这是技术理性的取向（1968：65—67）。
然而，在韦伯的著作中，音乐和技术在西方世界里不是形式理性模式的主导建制载体（dominating institutional loci of patterns of formal rationality）。官僚统治模式和构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诸种建制在这方面则重要得多。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两种大规模的建制结构（institutional configurations），蕴含了某种特定模式的形式理性。
韦伯著作中的官僚统治模式，也曾出现在许多建制背景之中。大多数社会科学家熟悉他的理想类型的现代官僚制（1968：217—26，956—1005）。因此，它的构成要素在此就不详述了。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官僚制的所有理想类型构成要素概念的核心（conceptual lynchpin），而不是高层行政人员决策范围，构成了与行政法规有关的行动模式的形式理性取向。因此，一般来说，现代官僚的办公权限、行政科层、行政管理以及官员的责任，通过普遍适用的抽象管理原则中的取向，均从组织的目的和手段的角度加以计算。因此可以说，在高层官员制定政策的背后，形式理性的法律模式（即韦伯在某个地方所称谓的法律形式理性）是深深地渗透到现代科层制的行为模式之中的（1968：656—57）。
在《经济通史》和其他的著作中，韦伯并没有给出一个有关资本主义的一般性质的全面概念。在韦伯看来，哪里满足人们需求的工业品的供给是通过企业组织的连续的理性活动进行的，哪里就有资本主义（本书173页；比较1958a：17）。那么，很显然，韦伯所认为的从企业组织运作来看的资本主义，在几乎每个文明里或多或少地早已存在。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尤其在19世纪中期以后）资本主义存在本身，而是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已渗透到了满足人们日常需求的方方面面。
从这一起点出发，在《经济通史》中，韦伯描述了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一般前提，这些企业在这种建制形式中结合在一起，完成了人部分日常需求的工业供应。
在本书的173页至174页可以看到现代资本主义的一般前提。照韦伯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的最一般前提，是在日常工业品的供应成了所有大型工业企业之规范的理性资本核算。这种最一般的前提，与韦伯所描述的现代科层制当中的行政法规，可以视作为在形式上是相类似的。正如韦伯所说的构成官僚统治模式的所有方面的行政法规是上层政策制定的夯基一样，各个方面的理性资本核算，是现代企业家控制工业组织的夯基。这些因素是：（1）私人企业对所有物质生产手段的占有；（2）自由劳动力从所有对贸易和劳动力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诸如那些阶级特权垄断和宗教生活方式的限制；（3）理性的技术，如那些导致机械化的高级计算技术；（4）可计算的法律，这是工业企业裁决和管理的可靠保证；（5）自由的劳动力，即那些在法律上是自由的而在经济上被迫在市场上不受限制地出卖劳动力的人；（6）经济生活的商业化，即用[金融]工具来代表企业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的份额。
尽管这六个因素常常需要放在一起来记忆，但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理性资本核算把这六个因素联系了起来，使之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前提和基础。因此，理解韦伯是怎么给这个现象下定义的，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在韦伯看来：
对理性的经济盈利追求而言，存在一种独特的货币核算形式，即“资本核算”。资本核算是通过在经济项目开始时对总资产（物品和货币）的价值加以核算并将其与项目结束时剩余的资产与新获得的资产的价值进行比较，从而对盈利机会和经济活动的成功作出评估和确认……（这发生在）期初资产与期末资产取得平衡之时。“资本”是企业在账目平衡时拥有的盈利手段的货币价值；“盈利”或者“亏损”则是期初与期末的余额之差……一项企业活动是具有资本核算意向的自主的行动。这种意向是通过“计算”体现出来的：事前对潜在风险与盈利机会的计算与事后对实际盈利与亏损的确认的计算。在理性的意义上，“盈利性”指的是以下两者之一：（1）事前计算的可能的盈利或者（2）事后计算显示的在某一给定时期的实际盈利……这两种情况下今天都采取占期初百分比的形式（1968：91）。
这个定义需要进一步的解释，以便更好地理解资本核算在工业企业中的作用。首先，应该注意到，盈利性作为一种规范是企业采取每一项活动的决定标准或参照点（1968：92—93）。企业的决策是通过这种规范取向的资本核算程序加以计算的。因此，对理想类型而言，工业企业的行动模式在每一个方面都受到盈利性规范取向的影响。
重要的是，具有资本核算程序的盈利取向的行为模式的机构载体，是工业企业，而不是自由市场的运作。毫无疑问，韦伯认为在实际的盈利活动中，自由市场交易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68：90—91）。但是，生产商品的决策、采用的生产方式等等在事前就在企业内部计算好了。因而，盈利取向的行为模式是企业的特点。当然，企业生产的商品的潜在的行情也是事前采用的资本核算程序所考虑的一项主要内容。但在作出有关潜在的营利性行动模式的决策的时候，企业还必须将这些潜在的盈利与其他的计划成本相比较。这些成本包括：劳动成本（劳动方面有劳动市场）、原材料成本（企业家对原材料可以自己控制，也可以从市场上购买）、生产技术的成本（企业可以自己设计技术，也可以从外部购买），以及运输和仓储成本（运输和仓储企业既可以自己控制，也可以从外部购买），等等。
通过强调工业企业中的盈利取向的理性资本核算是现代资本主义建制方面的最一般前提这一重大意义，韦伯得以发展出一个远远超越了作为大多数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理念核心的边际效用论的新观点（1968：92）。在边际效用论把消费者之间的行为模式作为其最一般前提的地方，韦伯则强调了生产组织之间的行为模式的根本重要性，这种行为模式是由组织在每一步都运用理性资本核算程序在事前加以精确计算而决定的（1968：92）。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这些程序采用了复式记账法。
由于照韦伯看来，企业运作中的每一步都是由盈利取向的资本核算程序决定的，上述六个因素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建制方面的前提，与理性资本核算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韦伯在分析中把这些因素看作附丽于通过这些核算程序对盈利性的计算。从这一点上来看，与理性核算的盈利性规范有关的并由理想类型决定的行为模式，是韦伯现代资本主义制序观的前提——正如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理论的前提，自由市场的运作是亚当·斯密理论的前提一样。
韦伯指出，分析上的次要因素包含了已远远超出经济活动领域本身的行为模式。因此，他概括了法律体系和国家的行政功能，以及《经济通史》中所列举的六个因素中的理性技术。最重要的是要记住，不管我们考察的因素是不是与经济行为本身有关，韦伯的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理念的意义在于每一个因素在促进按照与理性资本核算程序有关的抽象盈利性规范所采取的行为模式方面所起的作用。例如，现代的科学技术就表现了其形式理性的模式。这里独特的抽象原则指的是机械效率。但正如韦伯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工业企业背景中最理性的技术程序也常常会屈从于经济性质方面考虑（1968：65—67）。因此，在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适当的技术程序的决定，是在理性资本核算的抽象盈利取向基础上加以计算的，而不是在机械效率的基础上加以计算的。可以设想一家企业摒弃了技术上最有效的自动设备，因为它缺乏潜在的用所需资本投资、企业的当前产出和其他通过理性核算程序来衡量的盈利。同样的逻辑也可以适用于韦伯所提到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中与其他次要的前提因素有关的考虑。
但为什么韦伯选择了现代工业企业中盈利性取向的核算程序作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建制方面的最一般的前提呢？我们知道，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前提与他想揭示的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剥削有关。我们还知道，亚当·斯密自由市场运作的前提具有讽刺意味地是在孟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中发现的，而后者又与斯密想揭示出个人的贪婪是怎样转换成经济福利最大化的兴趣有关。那么，理所当然，像韦伯这样分量的大学者一定也有他的“价值相关”的兴趣，这种兴趣导致他自己所发现的这一独特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最一般的前提。
贝尔纳德·孟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1670-1733）的代表作《蜜蜂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The Fable of The Bees: or,Private Vices, Publick Benefits）1705年首版书影。[图源：Wikipedia]
理解韦伯为何在《经济通史》中选择了强调理性资本核算是现代资本主义建制方面的最一般前提的关键，可以在韦伯的《经济与社会》中关于生产企业中的形式理性最大化的那一节中找到。这一段话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与《经济通史》中对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组织的次要前提的描述是并行不悖的，并且拓展了后者。在某些方面上，这一段话与本书所提到的次要的前提因素相似之处，可以从以下一大段话中看出来：
以下是得到生产企业中形式理性最大化的主要的必要条件：（1）所有者完全占有生产的物质手段，在市场上已完全不存在通过正当手段获得利润的机会；这就是市场自由；（2）所有者在管理方面有完全的自主权，这样经理就不会剥夺雇主的权利；（3）不存在工人对雇主的工作和赚钱机会的剥夺，反过来雇主也不能剥夺工人。这就是自由的劳动力、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和选择工人的自由；（4）不存在实质性的管制，诸如那些限制契约自由和规定交易条件的对消费、生产、价格等的管制。这可以称为实质性的契约自由；（5）生产过程的技术条件运作的完全可计算性，这是机械理性的技术；（6）公共管理运作的与法律秩序的完全的可计算性以及政治当局对所有契约的真正的保护。这就是形式理性的行政管理和法律；（7）企业的成败与家庭、私人预算和财产利益的完全的分离。尤其重要的是，企业可以处置的资本应该清楚地与所有者的私人财富分离开，而且不会通过继承而瓜分。对于大型企业而言，从形式的观点来看，这个条件接近最优：在交通运输、制造业和采矿业领域，如果它们是以股份自由转让和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来组织的话，在农业领域，如果大型的生产单位具有相对较长的租约的话，就会达至这个条件；（8）具有最高程度形式理性的货币体系（1968：161—162）。
“我们将稍后考察企业家的作用，现在暂把它放在一边。如果我们知道了韦伯在准备作为这本书的讲课内容时，正好同时在写《经济与社会》中的这一部分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毫不奇怪发现上面这一段话与本书中对理性资本核算的描述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参阅第三节）。这里最有意思的是，我们现在已处在韦伯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中了。这一关注涉及前述六个要素组合的盈利性取向的理性资本核算这一核心，它是现代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形式的最一般性前提。正如前面所述，韦伯所有的社会历史分析，都是根据他对空前渗透到西方文明各个方面的特定类型的理性的全面“价值相关”兴趣而形成的。现在我们就清楚了，正是这个宏大的主题兴趣，使韦伯把理性资本核算认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建制方面的最一般前提。虽然可能有某些遗漏，但大致上我们可以说，《经济通史》中所述的次要前提条件的组合，基本上就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所设计的在生产企业中达到资本核算的形式理性最大化的主要条件。我们可以总结道，韦伯在《经济通史》中如此描述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存在的一般前提，是为了说明形式理性的最大化条件，已渗透到了最重要的制序——现代资本主义中去了。
接近形式理性最大化条件下的理性资本核算，与卡尔伯格对行动的制序模式中形式理性类型的讨论相吻合。在卡尔伯格的描述中，所有的形式理性行动模式都涉及按照抽象原则对手段和目的的最精确的计算。尽管卡尔伯格认为，这些抽象的原则可以是规则、条例或法律，但显然所有的理性资本核算程序所蕴含的盈利性规范，可以作为他重构韦伯的形式理性概念的一条抽象原则。按照目前的理解，这里所用的“规范”一词，与任何实质性的价值假设形式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相反，这个抽象原则的位置相当于行政法规在官僚制中的位置。
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资本主义企业表现出了这样一定程度的形式理性的行动模式，以至于一个组织的所有目的和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都通过理性资本核算的方式和按照盈利性的抽象标准来加以计算。这样，企业经营中所涉及的所有因素，不仅包括产品的可销售性（marketability），还包括企业的劳动成本、固定资产、专门的技术知识、运输、仓储等等，都是由通过资本核算程序来衡量的潜在的生产利润所决定的，最终在账簿上，成本和利润又会取得平衡。这就为企业提供了真实的利润核算。这再一次说明，正是盈利性抽象规范的计算取向，使得形式理性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最显著标志。
导致韦伯产生他对现代资本主义建制方面理解的主题兴趣，与他对渗透到西方经济秩序中形式理性行为模式的全面关注有关。已占建制化支配地位（institutionalized domination）的官僚组织，显示并包含了高度的法律模式的形式理性。然而，尽管现代形式的官僚体制与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代表了西方世界的独特的形式理性的制序方向，但看上去韦伯似乎并不认为它们表现了相同的形式理性取向的行动模式。但这并不是说，韦伯忽视了官僚统治模式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行为的意义。他很谨慎地指出，在这方面现代官僚统治模式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1968：224）。的确，正如很多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对工人的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剥夺，与对官员的行政管理手段的剥夺，在行政管理的意义上，并不存在概念上的区别。现代官僚制的关键是行政法规。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关键，则与通过理性资本核算程序计算盈利的抽象规范有关。
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特定模式的形式理性的本质，可以在《经济与社会》中韦伯为“经济活动的形式理性”的定义中找到。在以下的论述中，我将此称之为“经济形式理性”：
“经济行动的形式理性”一词用来表示技术上可能的并在实际上实行的数量计算或核算的程度……
按照它满足人们需求的程度，可以被称为“形式”理性的经济活动的体系是能够以数字来计算的，而且也可以这样表达……（1968：85）
为了弄清韦伯对现代资本工业企业的描述中所使用的经济形式理性一词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有必要再回到资本核算的本质上去。这些核算程序涉及对企业采取的每一项行动盈利性的计算。当人们认为韦伯在本书中所描述的次要的前提因素接近了盈利取向的理性最大化条件时，事实上，可以总结到这些计算在技术上已经被当作是可能的了。因此，这样的计算就成了形式理性的经济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尽管形式理性的行为模式渗透到现代官僚制和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之中，但在两方面表现的理性模式却不尽相同。官僚制的行为模式指的是法律的形式理性模式中的行政法规指南；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企业在经济形式理性模式方面，则体现为以盈利为取向的资本核算程序。
概言之，浸透在韦伯所有历史社会学中的总体兴趣，是渗透到西方文明各个方面的某种特殊的理性。在关于社会集团和机构的行为模式的层面，西方世界已经渗透着按照普遍适用的抽象原则进行手段—目的计算的形式理性。官僚统治形式是韦伯分析法律模式中的形式理性制序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一个具体体现。但韦伯这次却在经济模式方面考虑了形式理性的第二个建制体现。其体现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工业企业。韦伯选择了把盈利取向的理性资本核算当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建制的最一般前提，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有兴趣展现经济形式理性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序（institutional order）中的渗透。这种兴趣致使韦伯的概念化方式，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的兴趣是建立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假设之上的做法，非常相似，也类似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是建立在他对经济福利最大化的兴趣之上，没什么两样。
资本主义企业家：资本主义精神的经济形式理性
迄今为止，我们讨论的焦点一直是资本主义建制的性质。但就此止步，会让人觉得韦伯是从结构建制（structural institutions）的总体上看待资本主义的，尽管这些结构建制表现了盈利取向的行为模式，但好像没有使得它们运动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批评韦伯用很结构化的形式描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整体概念。有时人们认为韦伯的现代官僚形式的概念是这样的，但一定要记住在理性类型中，在官僚结构的上层却为一小群高层官员制定政策留有余地。虽然按照行政法规这些官员的责任是有边界的，但只有这些官员有让官僚结构发生运动的自主权威（1968：988）。由于现代占支配地位的官僚组织适应于各种各样的建制背景之中，所以韦伯就相当谨慎，没有指明高层官员在指挥他们的组织时的目的和意图是什么。但在讨论资产阶级企业家时，他就不吝言辞了。
韦伯清楚地意识到，在高层官员与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决策者们之间，有着结构上的相似性。他这样评价道：“正是现代企业的特殊性，使得作为企业的‘最高官员’来行事，就像现代官僚制国家里的统治者一样……即自称国家的‘首要公仆’一样。”（1968：957）这里，最为重要的是，韦伯在他的整部著作中清楚地表明，只有资本主义企业家在达到其特定目的的过程中，才能促使现代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发生运动。
对资本主义企业家追求的目的及其驱动力的讨论，已超出对资本主义工业企业机构方面的分析。这个问题并不是指资本家在追求目的中使用的企业方式。相反，注意力转移到控制此类企业发展方向的资本家的文化生活方式。因此，我们已经涉及了最熟悉的韦伯的历史建构，即资本主义精神。
这里的问题是，现代资本家们通过指挥他们的工业企业所要追求的目的是什么？韦伯对这个答案是：对于现代企业家而言，“人受钱欲主宰，追求财富就是他人生的终极目的”（1958a：53）。
在韦伯看来，现代企业家中存在着赤裸裸的经济利益追求这一点是毫不奇怪的。实际上，这样的经济利益是几乎所有人类文明的特征。然而，在韦伯对中国、印度，以及犹太文明的详细分析中，可以发现追求经济利益的驱动力长期以来受制于卡尔伯格所称的与实质理性考虑有关的行为模式。也就是说，在某些涉及某种“价值前提”的关键点上，想发财的赤裸裸的欲望也一直存在于西方世界以外的任何地方。
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家的文化生活方式，与其他任何文化中具有深远影响的群体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利益的当事人赚钱的欲望，并不是受制于宗教的、精神的或任何其他实质理性的取向。在韦伯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独特文化意义的描述中，对这种不受限制的欲望的关注占据了一个核心地位。只有在西方，人们才会发现企业家们把赚钱作为他们生活的唯一驱动力；只有在西方，企业家们才有动力使其所有对财富的享受从属于追求货币收益；只有在西方，资本主义精神才会渗透到决定经济秩序发展方向的取向中。在下面这段话中，韦伯把资本主义精神背后的这种驱动力称为经济伦理：
这种伦理的至善（summum bonum），赚更多的钱和竭力避免所有的本能的生活享受，是超越任何幸福论的……（包括追求幸福—IJC），更不用说享乐主义的成分了。从个人幸福、效用的角度看，这看起来完全是超越的绝对的非理性的——这就成了目的本身（1958a：53）。
韦伯还发现，在资本主义精神的深处，有一种卡尔伯格分类中他所定义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非理性的东西。然而，从前面所引用的韦伯关于经济行为的形式理性的定义来看，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家的行为模式中表现的经济理性，似乎达到了极致。仔细研究一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后来的导言部分，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在导言部分里，韦伯讨论了“资本主义经济行为”的性质。
我们这样来定义资本主义经济行为：这种行为取决于对充分利用交易机会赚取利润的预期，即取决于（形式上）正常的盈利机会……在资本主义方式下，只要理性地追求财富，相应的行动就会以资本核算的形式加以调整。这就意味着，行动要调整到系统地利用作为获取财富手段的物品或者个人劳务，以致在业务结束时，企业的货币资产的余额超过了资本（即在获取财富时用作物质生产手段的估算值）……（在现代）重要的事实常常是，以货币作单位的计算是通过现代记账方法进行的（1958a：17—18）。
在这一点上不难理解，尽管从现代资本主义之外的视点看，资本主义精神的驱动力似乎体现了一种实质理性，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生活方式的典型的行为模式，还是具有经济形式理性的特点。在此，我们又一次发现了通过技术上最完美的记账程序（理性资本核算）所计算的盈利性规范的核心取向。
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应该弄清楚了为什么韦伯要强调资本主义精神。因为，对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制度而言，在思考现代资本主义工业领袖的文化生活方式时，韦伯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显然是形式理性的经济模式对西方世界的渗透。为了与资本主义种种建制在这方面的取向保持平衡，韦伯还描述了控制发展方向的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的取向。因此，企业与其领导具有共同的经济形式理性。
韦伯的现代资本主义总体观点
把前面的诸条分析线索串联起来，就可以得到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整体理念。韦伯现代资本主义概念的支点，是经过技术上最完美的理性资本核算程序计算的盈利性规范取向。我们对这种形式理性的经济模式对现代资本主义工业企业行为的建制模式的渗透，已做了详尽的分析。但要注意的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一建制方面的强调，使韦伯有只描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构造性图景（architectonic picture）之嫌。但应该明确的是，韦伯确实提出了使资本主义建制机器运动的驱动力。韦伯从经济伦理发现的驱动力，驱动了控制企业经营的人们的行为模式。韦伯不仅考虑了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理性取向，而且同样地考虑了控制企业的企业家的理性取向，这绝不是偶然的。在韦伯现代资本主义的总体观点中，这两种取向都与通过理性的会计程序所计算的抽象盈利性规范的取向联系在一起。
制序的和企业的经济形式理性取向上的契合这一点，使得韦伯可以把多种因素融合进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详尽分析中。首先，在韦伯看来，虽然现代资本主义种种机构必须保持资本账目的平衡，但它却满足了西方文明的大多数日常需求。因此，全部的生活领域，包括物质消费方式和文化生活方式，都深受这些盈利取向企业的产出的影响。
其次，包含在韦伯在理性资本核算中作为现代企业夯基的次要前提条件的是：自由市场的运作，正式自由的劳动力，劳动者与生产手段相分离，理性的技术，理性的商业，以及具有理性的行政管理与可靠的法律体系的国家的存在。通过对现代西方文明的观察，韦伯发现，资本主义企业家与其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的消长，以及这些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的关系与其他领域的行为模式之间关系的消长，是极其复杂的。这里甚至难以对这些关系的基础做些描述。这里只想指出是，韦伯所引入的有工业企业盈利性取向的理性资本核算程序中的次要因素，使他可以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性质和影响。
最后，在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但非唯一）在他看来任何事件中都会涉及的、随着西方文明发展而消失的动态力量。除了国家的高层行政管理和其他地方引入的驱动力之外，还存在一种不同的驱动力，即单一地把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取向用最形式理性方式没完没了地追寻利润的目标。
*本文节选自马克斯·韦伯《经济通史》附录部分，姚曾廙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
**封面图为19世纪早期德国的记帐本。[图源：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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