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克、霍尔等 | 亚文化群体、文化群和阶级
约翰·克拉克，曾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从事研究工作。（照片暂缺）
斯图亚特·麦克菲尔·霍尔（Stuart McPhail Hall，1932.2.3-2014.2.10），英国文化理论家与社会学家，与理查德·霍加特及雷蒙·威廉斯为现在的现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建立者之一。 1995年到1997年间担任英国社会学协会（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会长。（上图为霍尔）
让我们从一些最小的定义开始。“青年文化”这个术语把我们引向青年的“文化”方面。我们理解的“文化”指的是这样一个层面：社会群体在其中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生活模式，并且把他们的社会和物质生活经验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文化是这样一种方法和形式：群体通过它们“调用”（handle）他们的社会存在和物质存在的原料。“我们必须假设生活经验的原料处于一极，而所有通过各种制度正规化了的，或以最不正规的方式散布的那些极其复杂的人类规则和制度体系——可清晰表达的与难以言喻的——则处于另外一极，后者‘调用’、传递和扭曲着这些原料”（Thompson，I960）。“文化”是一种实践，它以有意味的形式和形态让群体生活得以实现或具体化呈现。“个人怎样表现向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Marx，1970：42）。一个群体或阶级的“文化”是该群体或阶级的独特的“生活方式”，是体现在各种制度、社会关系、信仰体系、习俗（mores）和风俗当中，体现在对于物品和物质生活的各种用法当中的诸多意义、价值和思想。文化是一种有区别力的独特形态，通过它，生活的这种物质组织和社会组织得以表达自身。一种文化就是可以让它的成员去理解事物的“意义地图”。这些“意义地图”不仅仅浮现在人的头脑中：它们还被具体化地呈现在各种社会组织和关系模式当中，通过这些组织和关系模式，个体变成了“社会性的个体”。文化是一个群体的社会关系被建构、被形塑的方式：但也是体验、理解和阐释这些关系形态的途径。
一个社会性的个体出生于一套独特的制度和关系中，同时也出身于一种特殊的意义结构当中，后者让他（她）可以进入“一种文化”并在其中给自己定位。“社会的法则”和“文化的法则”（社会生活的象征秩序）完全是一回事。这些社会关系结构和意义结构构成了各种群体的持续的集体存在。但它们也限制、改造和约束群体的生活方式及再生其社会存在的方式。因而，男人们和女人们既被它们塑造，同时也通过社会、文化和历史来塑造他们自身。所以，各种现存的文化形态构成了一种历史的积累——一种预先形成的“带有多种可能性的领域”，它被各个群体采用、转化和发展。每个群体都利用它的起始条件——并且，通过这些“利用”和实践，文化得以再生和传播。但是，这种实践只能在各种既定的可能性和限制条件构成的范围之内进行（参见Sarter，1963）。“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Marx，1951：225）。因此，文化就通过历史来具体地体现群体生活的轨迹：通常依赖于那些不能完全由自己创造的条件，使用那些不能完全由自己创造的“原料”。
生存于同一个社会并分享着一些相同的物质和历史条件的那些群体，毫无疑问也会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彼此的“文化”。但是，正如依据他们的生产关系、财富和权力的状况，他们彼此之间被不平等地划归为各种不同的群体和阶级一样，依据“文化权力”的范围，“各种文化群”（cultures）也被划归为不同的排列等级，而且，在支配和从属关系中彼此还处于对立状态。关于世界的种种限定和“意义地图”，显示着那些在社会中掌握垄断性权力的群体的生活状况，它们控制最重要的社会砝码和影响力，私吞最大限度的合法性。依照并通过那些最能直接展现社会中强大利益集团之权力、地位和领导权的结构，世界往往被等级化和秩序化。因此，
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枓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支配）阶级的……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他们在这个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Marx，1970：64）
这并不意味着一个社会中只有一套思想或文化形式。在一个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内部也不止有一种趋势在起作用。那些并不处在权力顶峰的群体或阶级，仍然会在他们的文化当中寻找表达和认识他们的从属地位和经验的方法。在一个社会当中，存在不止一个根本性的（fundamental）阶级（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围绕生产力，把两个本质上有差别的阶级——资本家和劳工——联合起来），就此而言，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将有不止一种的主要文化结构形态在起作用。但是，那些最能充分反映最强大的阶级的地位和利益的结构和意义，无论它们的内部有多么复杂，都会在与所有其他结构和意义的关系中，充当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文化秩序。占支配地位的文化（dominant culture）总把自己再现为文化本身。它试图把所有其他文化都限定、包含在自己的范围之内。它的世界观——除非被挑战——必然要充当那种最自然的是、无所不包的、普遍的文化。其他的各种文化结构形态，也将不会仅仅服从这种占统治地位的秩序：它们会与它进行斗争，试图修改、谈判、抵抗甚至推翻它的统治——它的领导权。因此，阶级之间为了物质和社会生活而进行的斗争，往往呈现为阶级之间为“文化权力”分配而进行的各种持续的斗争。在此，我们想对“文化”和“意识形态”做一些区分。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从属阶级都会有各自独特的文化。但是，当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占有优势的时候，当从属文化只能用占支配地位的文化所规定的措辞来体验自身的时候，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也就成了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基础。
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绝不会是一种同质的结构。它是有分层的，反映着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利益（例如贵族的观点与资产阶级的观点就是相对立的），也包含着不同的历史轨迹，既有过去的文化遗留（比如一种相当世俗的文化中的宗教观念），也有目前新出现的因素。处于从属地位的各种文化并不总是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产生公开冲突。它们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之共存，越过其中的一些空间和缺口，突然侵袭它，“从内部挤扰（warrenning）它”（Thompson，1965）。然而，尽管文化斗争的本质绝不能被还原为一种简单的对抗，但是用更为具体的、更有历史内涵的“文化群”（cultures）这一概念去取代单数的“文化”（culture）概念却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种（对于文化的）更为清楚的界定，它可以更清楚地阐明如下事实：各种文化总是处于支配与从属的相互关联中，在某种意义上，也总是处于彼此的斗争之中。单数的“文化”概念只能以最普通、最抽象的方式指出，在任何历史时刻一个社会中总有大量的文化结构形态在起作用。而我们必须立即做出凋整，转向这些结构形态所凸显的、在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与从属的文化之间存在的决定性的关系，转向那些确立了它们之间文化辩证关系的收编过程和抵抗过程，并且转向那些以支配或“领导权”形式传播和再生“这种文化”（即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的制度（institutions）。
在现代社会当中，最基本的群体就是社会阶级，同样，从基本的但常常间接的（mediated）方式来看，最主要的文化结构形态就是“阶级文化”。与这些文化—阶级结构形态相关，亚-文化群落（sub-cultures）是一些附属系统（sub-sets），一些规模更小、更具地方化和更具差异区分性的结构，附属于规模更大的文化网络系统当中的某一部分。首先，我们必须通过亚文化群体与其所属的那个更大的阶级—文化网络系统的关系——前者成为后者独特的构成要素——去理解它们。当我们考察一种亚文化与其所属的那种“文化”之间的这种关系时，我们就称后者为“父辈”（parent）文化。大家不要将这种关系混同于“青年”与他们“父母”之间的特定关系，我们会在后面谈及后一种关系的许多方面。我们要说的是，一种亚文化，尽管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其“焦点关切”（focal concerns）、其独特的形态和行为——不同于产生它的“父辈”文化，但也会与“父辈”文化分享某些共通的东西。在现代城市中不时出现的先锋派的（avant-garde）波希米亚式亚文化（bohemian subculture），一方面与它的“父辈”文化（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城市文化）不同，同时又是它的一部分（与它共同拥有一种现代化的观点、一套教育标准、与体力劳动者相较的特权地位等）。同样地，“对快乐和刺激的寻求”，虽然曾被一些分析者视为工人阶级“帮派犯罪亚文化”的标志性特征，但它其实也与工人阶级文化分享了某些基础的和基本的东西。因此，各种亚-文化群落，首先必定会与它们的“父辈”文化（它们是这种“父辈”文化的附属系统）有关联。但是，我们也必须从亚文化群体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全面安排整个社会的文化权力——的关系这一角度来分析它们。因此，我们可以在工人阶级文化内部区分出令人尊敬的（respectable）、“粗暴的”（rough）、违法的（delinquent）和犯罪的（criminal）等多种亚文化群体：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虽然它们彼此各不相同，它们都首先源自一种“工人阶级的父辈文化”。因此，与占支配地位的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文化相较，它们都是从属性的亚文化群体（我们相信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格雷厄姆·默多克的呼吁——对亚文化群体进行更加“对称的”分析。他的文章见后面的章节）。
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英国拉夫堡大学传媒研究中心教授，是西方传媒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开创者、当今英国“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研究领域是传播学与文化研究。[图源：sohu.com]
亚-文化群落必须表现出足够独特的形式和结构，以便同它们的“父辈文化”清晰地区别开。它们必须在特定的行为、价值或者对人工制品和领地空间（territorial spaces）的特定利用等方面受到关注，从这些方面能让自己从更宽泛的文化当中明显区分出来。但是，由于它们是附属系统，也必然存在一些将它们与“父辈文化”捆绑和联结在一起的重要事物，例如，著名的克雷孪生兄弟（Kray Twins），既属于东伦敦区高度分化的“犯罪亚文化”，又属于伦敦东区工人阶级的“正常”生活和文化（事实上，“犯罪亚文化”一直是它的一个可以被明晰辨认的要素）。依照刑事联谊会（the criminal fraternity）的说法，克雷兄弟的行为标示出那一种亚文化的区分轴：克雷兄弟与他们的母亲、家庭、家乡和本地小酒馆的关系正是这种捆绑和接合的轴心。（Pearson，1973；Hebdige，1974）。
因此，亚-文化群落是围绕一些群体的某些独特的行为和“焦点关切”形成的。它们的结合或松散或紧密。有些亚文化群体只是在父辈文化内被松散界定出来的一些分支或“环境氛围”（milieux）：它们并不没有自己独特的“世界”。另外一些则发展出一种清晰而连贯的认同和结构。我们在这本书里一般只处理那些有相对严格界限和独特形态的“亚文化群体”（不管它们来自中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的“父辈文化”），它们是围绕各种独特的行为、焦点关切以及领地空间聚合起来的。当这些有严格界限的群体同时也具有年龄和代际的特征时，我们就称为“青年亚文化群体”。
“青年亚文化群体”形成于社会和文化生活领域。有些青年亚文化群体显现“父辈”阶级—文化中某些固定的、持久的特征：例如，工人阶级青少年男子形成的声名狼籍的“越轨文化”（culture of delinquency）。但是，有些亚文化群体仅仅是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出现的：它们显露出来，身份得到确认，并被贴上标签（要么被自己，要么被別人）；它们一度控制了公众关注的焦点，然后淡出、消失，或者得到极广泛的传播，以致最终失去自身的独特性（distinctiveness）。我们在这里主要关注的正是后一种亚文化结构形态。泰迪男孩、摩登族、摇滚派或光头党的奇特服装、风格、焦点关切和环境氛围等，使得他们作为各种与众不同的群体，既脱离了整体的工人阶级文化的广泛形态，也脱离了由“普通”的工人阶级男孩（在更为有限的意义上，也包括女孩）所展示的那些更普遍的形态。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差别，我们还是要强调：作为亚文化群体，它们仍然继续生活在它们来自的那个更具包容性的阶级文化之中，并且与之共存。一个亚文化群体的成员也许在走路、说话、行动和外表方面“有别于”他们的父母或他们的一些同辈人：但他们与自己的同辈和父母都来自同样的家庭，上同样的学校，做几乎同样的工作，住在同样的“穷街陋巷”。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他们与衍生出他们的“父辈”文化拥有同样的立场（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相比而言），同样基本的和决定性的生活体验。通过他们的着衣、行为、休闲活动和生活方式，他们可以对他们所面临的一些难题——这些难题是由他们的物质、社会阶级地位和体验带来的——投射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反应或“解决方法”。但是，一个亚文化群体的成员身份，并不能保护他们可以免除决定性的经验矩阵（matrix of experience）和塑造他们整个阶级生活的诸种条件的影响。他们经历并回应与他们阶级其他成员相同的基本问题，这些成员并没有“亚文化”意义上的那种区分性和独特性。尤其是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相较，他们的亚文化像他们阶级文化中的其他要素一样，依然是从属性的（subordinate）和被置于从属地位的（subordinated）。
在下文中，我们将试图揭示为什么青年亚文化群体的这种双重接合（double articulation）——首先与父辈文化（如工人阶级义化），其次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是展开分析的必要途径。对我们来说，各种亚文化代表着一种必然存在的、“相对独立的”但又是中介性的（intermediary）分析层面。任何一种试图把亚文化与“整个社会文化结构”联系起来的做法，都必须借用这些必要的差异来把握它的复杂统一性。
单数的、带有大写字母的“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是一个我们从别处借来的、适用于我们的分析的术语，我们只能且只在描述意义上使用它。当然，这一术语正好普遍出现在流行用语和新闻用语当中。这就是“青年现象”这一术语在战后这段时间一直被合乎情理地广泛挪用的方式。它看起来只是一个简单而普通的讨论起点，一个简单的概念。但实际上，它已经预设了一些非常复杂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它掩盖和抑制的许多东西——比如，青年在不同阶层中的差异，青年文化的阶级基础，“青年文化”与父辈文化、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之间的联系，等等——比它揭示的东西还要更重要。这一术语预设了一种前提性的观念：“青年”在这一时期遇到的事情同他从前遇到的所有事情都有着天壤之别。这意味着，青年在这一时期接受的所有事情，其重要性都胜过他们加入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青年群体或他们在社会阶级构成中的差异。它支撑着某些意识形态性的解释，比如，年龄和世代（generation）至关重要，或者，青年文化“起初无阶级差別”——甚至“青年”本身已经成为一个阶级。因此它只是从一些最显著的现象方面——如音乐、风格、休闲消费等——去界定“青年文化”。的确，战后的青年热衷于一些独特的文化追求，而且这与针对“青少年市场”的休闲和时尚工业的扩张有密切的关联。但是“青年文化”这个术语却混淆和等同了这两个方面，但是我们需要是一幅复杂的图景——既反映青少年如何获取和挪用市场提供的东西，反过来又反映市场如何征用和收编亚文化群体产生的东西：换句话说，反映青年和青年市场工业之间的辩证法。“青年文化”这一术语几乎完全是从对青年的商业和广告操纵和利用的角度来盗用（appropriate）青年的特殊处境。作为一个概念，青年文化缺乏或者没有阐释效力。我们必须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更深根源上去看穿青年市场现象。简言之，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废黜（de-throne）或解构（de-construct）“青年文化”这个术语，以支持一种更复杂的分类体系。（这种拆除工作的一部分完成于本书后面有关“风格”的文章中。）
圆屋（Roundhouse）和七十年代的青年文化。[图源：50.roundhouse.org.uk]
首先，我们会用更富结构意味的“亚文化”概念来取代“青年文化”这一概念。然后，我们想根据“各类青年亚文化”与“父辈”文化，以及通过父辈文化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再扩展一步，根据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与从属文化之间的斗争来重构“亚文化群体”。通过努力构建这些中介层面以取代这种无中介的、笼统的“青年文化”概念，我们试图在不破坏其特定主旨和立场的前提下，揭示各类青年亚文化是如何与阶级关系、劳动分工和社会生产关系产生关联的。
绝对有必要谨记在心的是，我们这里讨论的话题仅仅涉及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青年的某些生活断面——在这里，他们釆用一种独特的亚文化方式来回应自身的处境。这一点绝不能同那种试图描绘整个工人阶级青年的社会和历史地位的努力混为一谈。大部分工人阶级青年从未涉足一个有紧密组织或凝聚力的亚-文化群落。这些个体在他们的个人生涯中，也许会在一种或好几种这样的亚文化群体中进进出出。他们同现存的各种亚文化群体的关系可能是短暂的，也可能是持久的，可能是边缘的，也可能是重要的。这些亚文化群体之所以重要，就在于青年人的反应采用了一种特有的有形的（tangible）形式。但是在战后的阶级历史当中，这些事情与大部分青年人在大部分时间里的所作所为相比，并不显得特别重要。在青年人各种不同的生活断面中“日常生活”与“亚文化生活”的关系，其本身就是一个重要问题，而且绝不可能归为我们在此讨论的这个相对有限的话题。正如霍华德·帕克（Howard Parker）提醒我们的：即使是青少年犯罪亚文化群体中的那些“惯犯”，也只是偶尔沉迷于非法的或越轨的犯罪行为当中（Parker，1974）。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学校和工作比风格和音乐有更为重要的建构意义，甚至在意识层面上也是如此（参见以下格雷厄姆·默多克的文章）。
正如保罗·科里根雄辩地证明的那样，绝大多数工人阶级小伙子首先关心的是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获取最大限度的消遣——如何打发时光：“无所事事的辩证法”（参看下文中科里根所写的《无所事事》一章）。
*本文节选自约翰·克拉克、斯图亚特·霍尔编《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第一部分，孟登迎、胡疆锋、王蕙译，王行坤校，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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