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多克、迈克农 | 阶级意识与世代意识

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英国拉夫堡大学传媒研究中心教授，是西方传媒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开创者、当今英国“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研究领域是传播学与文化研究，尤其在传播政治经济学方面造诣颇深。主要著作有《研究传播》《媒介的政治经济学》《欧洲电视》等。[图源：socialtrendsinstitute.org]

罗宾·迈克农（Robin McCron），莱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eicester）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照片暂缺）

青年对抗阶级：社会主义的幻象（spectre）

我们关于青年和青少年（adolescence）的各种现代形象（images），基本上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创造的。尽管构成这些形象的大部分基本元素在此前已经存在；但直到19世纪50年代，这些元素才开始汇合到关于分裂和依附之类的常见话题上。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其他意识形态一样，新出现的所谓青年的精神特质（ethos）也是在“新的”公立学校中被铸造出来，并公开出现在当时出版的大量杂志与小说当中。这些杂志和小说是随着1855年成功上市的《男孩特刊》（Boys’ Own Magazine）和一年后出版的《汤姆·布朗的校园岁月》（Tom Brown Schooldays）而出现的。最初，这种新的青年定义被限制在中产阶级的子女身上。然而在随后的时代，这一定义日益脱离了最初的社会基础，被普遍化为一种对个人普遍成长阶段的描述，以致到20世纪之交，中产阶级的社会规范已经被尊奉为青年本身的“自然”（natural)属性。从此，这种青年形象开始负载一种特别强烈的文化责任（charge），并且同中产阶级在对抗国内外威胁和守卫自身的斗争中所怀有的种种希冀和恐惧有了紧密的关联。

德国海军力量的成长被普遍视为是对英帝国的诸多领地和它们的安全赖以维系的海路的严峻威胁，另外，损失惨重的南非之战不仅暴露了英国军队羸弱的体格状况，而且暴露了军事指挥的无能，这一切几乎无力支撑起英国人维持帝国的自信心。在这种情境下，爱国主义和那种对超越阶级诉求的“国家利益”的崇高感就显得非常珍贵。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日益强大的影响和有组织的劳工在工业和政治领域逐渐成长起来的力量，都预示着在国内的阶级冲突将会更加激烈而不是逐渐减弱。英国资产阶级因此感到自身遭受着两方面敌人的威胁：国外的德国和国内的社会主义者。因此，巩固国家统一的问题被视为差不多等同于牵制工人阶级战斗性的问题。

随着选举权在1867年和1884年的扩大，牵制政策的轴心已经由强制转向意识形态。为了维持一个由选举自由权支配的自由民主的国家形象，收编（incorporation)的策略被迫主要通过诱导和说服而不是通过强制和暴力来施行，但后者并没有被完全排除。例如在1893年罢工期间，矿工们在Featherstone被射杀，炮艇也曾出现在赫尔港（Hull）码头；这一态势在1911年再次向现，在Ton-y-pandy射杀工人，炮艇又停泊在默西河（Mersey）岸边。然而，国家暴力周期性的显现毕竟是例外而不是惯例。与之相比，更重要的事情是日益普遍的、持续的试图确立支配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而在这一斗争当中，俘获年轻一代的内心和精神的企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青年问题和青年意识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与阶级意识和阶级冲突的话题纠结在一起。

争取对于青年的领导权的斗争，集中围绕于紧随1870年贫民免费学校法案确立起来的国立(state-sponsored）学校制度上。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学校教育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的。直到1918年，学生离校的年龄被确定为14岁时，很大一部分工人阶级的青少年在还不到这一年龄之前就离开了学校。因此，他们在其心理和道德成长的关键阶段（舆论一般都这么认为）避开了学校教育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要尽力影响这些“逃脱者”的努力当中，种种代理组织（agencies）开始逐步进入和组织工人阶级青少年的闲暇生活。这些组织包括基督少年军（Boys’Brigade）、教会少年军（the Church Lads' Brigade）、基督教青年会（YMCA）等，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贝登堡（Baden  Powell）创立的童子军（Boy Scouts）。

提起童子军的活动，人们通常首先会想到它对于健康、清洁和禁欲的关注，实际上，在这些关注的背后还有一种最重要的关注：为了国家和帝国防卫的利益需要培养阶级之间的团结。就像贝登堡在他出版于1908年的畅销书《童军警探手册》(Scouting For Boys）当中所说的:

如果一个强大的敌人想要我们富足的商业和领地，发现我们不列颠内部相互分离，它会突袭并夺取这些东西。正因为这一点，年轻的孩子们，你们不要将其他阶级的男孩子们看做你们的敌人。记住，无论你贫困还是富有，无论你出生于城堡还是贫民窟，你们都首先是不列颠人，你们必须要保证不列颠可以面对国外的敌人。（1930: 280）。

这种对于爱国主义和国家统一的劝诫，同时伴随着对社会主义的攻击。贝登堡认为，“许多人会盲从于一些有偏激思想的新政治家……偏激思想很少有什么好处……靠节俭而不是通过改变政府将金钱带给所有的人。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帝国将会给我们带来权力、安宁和富裕，而社会主义者的梦想带不来这些东西”（转引自P. Wilkinson的《英国青年运动：1908-1930》一文，见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2], 1969: 11）。尽管童子军无疑是爱德华七世时代最大的青年组织，但它的成员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和稍低于中产阶级的阶层，从未打算在工人阶级青年中获得广泛的支持。然而，几乎可以肯定，童子军活动中所体现的、青年杂志和连环画所宣扬的那种精神特质，广泛地渗入了大众的思想并有助于在青年中构造出“一种持续的爱国主义情绪，导致了在1914年战争爆发时一下子涌现出大量的志愿兵”(Springhall, 1971:151）。随着战争的停息，而后又出现了一个反军国主义的高潮，而贝登堡又很快适应了这一新变化。他随后于1918 年出版了《重建童子军》（Scouting Toward Reconstruction），从以前强调帝国的防卫转向呼吁国际的友爱与合作。然而，与此同时俄国革命的成功，再次激活了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这一对幽灵，致使贝登堡不得不重新焕发自己对于青年的吸引力，以联合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种种提议（overtures):

有人通过他们的演讲家和他们的文学，鼓吹阶级仇恨并打倒一切东西……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这种幼稚的疯狂不仅会导致资本家的毁灭，还会毁灭一大批安分守己的公民和工薪阶层（转引自P. Wilkinson 的《英国青年运动：1908-1930》, 1969: 16）。

如果新出现的青年形象充满了对社会主义和阶级冲突的恐惧，他们也同时带有中产阶级自身对于资本主义现状的怀疑。这些不安全感在斯坦利·霍尔（Stanley Hall）于1908 年出版的那本具有原创力的教材《青春期》（Adolescence）当中被系统化了，并被贴上了科学的标记。在霍尔看来，个体的成熟是人类发展的重演，个体从童年向成熟期的转变对应于人类从野蛮向文明的飞跃。因此，人类文明的未来取决于在青春期——关键性的过渡阶段——发生的事情。因此，青年的状态提供了一个可以衡量资本主义社会是进步或衰退的标准。霍尔认为“只有在这儿我们通常才有希望找到抗拒文明趋势的确切规范”（1905:viii）。在霍尔的引领下，其他人迅速跟随并树立起一种新的青年形象：他们是再生和复兴的力量，在四处盛行的物质主义的阴暗之中，胸中怀有理想主义和神圣精神（spirituality）的火炬。这里有位富有代表性的人物，美国著名的社会改革家珍妮·亚当斯（Jane Addams),她在1909年有一段激情洋溢的表述：

在时代思潮的影响下，我们在青年时期难道要同老年时期一样只能够发现商业价值？就好像我们的双眼已经被神秘的美景所牵引，青年人将为我们邋遢的城镇带来救赎的欣喜。

我们会听到年轻的声音在工业主义的轰鸣声中、在精明的商业理事会上响亮起来，或者我们会着迷于那些突然新出现的对于财产和权力的强调，而忘记了精神力量在人类事务当中所起的至高无上的作用。(1972:9; 161)

这种作为再生力量的青年形象，从1918年停战之后重建的热情当中获得了更新的能量。人们觉得青年可以带来一场不流血的革命，既能消除阶级不平等和阶级剥削，又不会带来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正如1919 年有一份报纸的社论中所说的：

我们正在发起的这场社会革命并不是与阶级有关的事件。它具有更深的根基。它是青年人对于老年人的反叛……深受其害的是那些还没有看到这一点的人们……那些占有大片土地的富人们，那些依靠大众的流汗和辛劳，享受了外国香水却鄙视大众的傲慢的妇人们，那些腰包鼓鼓、大腹便便的粗俗的奸商们……那些擅自组织和驱动体力劳工的受过一些教育的、极度亢奋的煽动者们……

这种流行的大众修辞在一种相对保守的历史理论当中确立了它的学术性表达，奥尔特加·Y.加塞特（Ortega Y. Gasset）就是这种历史理论的主要倡导者。

如果俄国革命成功了，德国的企图就落空了：在奥尔特加看来，这种失败标志着“革命”在欧洲的“衰落”，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可信的社会变革理论在欧洲的死亡。他认为“工业或政治本质的变革只是表面性的”，这种变革从根本上取决于那些嵌入在一个时代“重大意识”（vital sensibility）当中的各种复杂的观念。而且，他认为这些“对历史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大意识方面的变革”，将以一代人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世代”（The Generation）是“历史学最重要的概念”并“对历史进化运动负有重大的责任”（1931:15）。在奥尔特加的思想框架当中，青年取代了无产阶级并成了最重要的历史主体，世代的继承取代了阶级斗争并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除了对“有机的能力”有含糊的表述之外，奥尔特加本人根本没有讲清楚如下一个重大的问题：即同龄群体（age group）究竟是如何产生出一种共通的意识、并开始作为连贯一致的历史力量担当社会责任的。这一问题留给了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他在1927 年所写的那篇著名的文章《世代问题》当中探讨了这一问题。

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德国社会学家。他影响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学领域，也是经典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代表人物。著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变革时代的人与社会》《知识社会学论集》《社会学系统论》等，更多阅读可参见：曼海姆 |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曼海姆 | 乌托邦思想结构的变化：在现代各阶段。[图源：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世代、阶级和社会学家：潜在的讨论

在曼海姆看来，世代意识源于那些意气相投的“特定群体”在应对它们共处的社会状况时所形成的诸种态度和反应。他认为，“这些态度和习得倾向”一旦形成，“就会脱离于它们源出的那些特定群体”，就会对处于相似社会状况的一代人“产生吸引力和联合力”，他们“在这些态度中可以发现对于他们自身处境的完满表达”（1952:307）。因此，曼海姆指出，在这些处境相似的同时代的“代群体”(generation units）当中，“所有人都被他们共通的经验（简言之，共有的意识）所感动、所培养，通过这一方式在他们当中形成了二种响应的认同（identity）和确定的共鸣（affinity）。”［Ibid.:306］这种“代群体”意识一旦定形，就会进一步扩展它的基础，形成新的“世代风格”（generation style）核心，脱离成人群体的主流风格甚至与后者产生对立。曼海姆在此处提到的风格模型源于漂鸟运动（Wandervogel movement）；此运动1901 年首先在柏林的一个很小的青少年团体当中产生，到1914年之前就很快获得了众多德国中产阶级青年的支持，如果说这些“漂鸟们”证明了曼海姆的论点，同时也显示了其论点存在的诸多局限。尤其是这一运动对工人阶级青年几乎毫无影响这一事实，引发了世代意识和阶级意识之间的关系这一至关紧要的问题。曼海姆虽未明说，但他也承认这是一个问题；他对自己的论点作了限制，指出“在每一代当中会有一些有差异的、相互对抗的代群体”，（同上）但与此同时，他对差异和对抗的基础并未作出明确的解释，因此也未对年龄与阶级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然而，曼海姆的阐释至少超越了“世代”一词直到他那个时代还在被使用的不精确的含义，并且开始确立了剖析这一概念的最基本的层面。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细心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被后来的研究者们忽视了。

曼海姆的论文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才被译成英文，因此，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他的论文一直不为英美社会学家所了解，甚至在译本出版后很多人也并不知晓。然而，这篇论文引发的问题却没有被忽略。相反，自20世纪中期以来，大西洋两岸的社会学家越来越多地关注世代意识及其与社会变革的关系问题。这些新出现的社会学文献倾向于在关于青年的流行解释所确立的青年定义内部，而不是在与其相反的意义上去讨论青年问题。而且这里有一个重大的差别。尽管大多数早期的社会学家都毫不隐讳如下事实——即他们认为青年问题和青年意识是与更为广泛的阶级分层和阶级斗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但由于社会学家们越来越强烈地信赖“科学”方法论和价值中立（value-freedom）观念，他们因此会去掩盖或贬抑他们的研究所带有的政治维度。对于马克思的幽灵（ghost）的争论，对于更为具体的（substantial）机构化的社会主义幻象（spectre）的讨论，当然都在继续，但都是在偷偷摸摸地进行。因此，在许多主流的青年社会学著作当中，直到最近，阶级要么被完全排除掉，要么被当作相对不重要的东西。

曼海姆的文章在德国发表的同一年，在美国出版了弗雷德里克·思雷舍（Frederic Thrasher）那本很有影响的著作——《帮派》（The Gang, 1927）。思雷舍在这本书中指出，芝加哥城市中心区的青少年在应对贫民区的社会失序时采取了如下方式：创造出一种分离的、自足的帮派社会网络，并凭借一种独特的文化维系自身的存在。因此，这些帮派活动在各种传统组织（institutions）已经破败时出现的社会无主地带（no-man’s-land）。这本书出版两年后，当华尔街破产、经济萧条开始来临之时，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感觉，认为社会失序已经越出了内城，成了既普遍又有区域性（endemic）的事情。因此，人们对如下的观点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即社会学家应该把代际关系的衰落和自足的同辈文化的崛起不仅仅看做是贫民区生活的特征，而且是国家普遍状态的特征。接下来，帕森斯（Parsons）于1942年又指出，这些正在发展中的同辈群体文化实际上具体表达了有更宽泛基础的世代意识，这种世代意识周围萦绕着一种特有的、以享乐消费为核心的“青年文化”。帕森斯的“青年文化”是一代只消费不生产的人的文化，有明确年龄划分的教育机构拉长了这代人被限制的年限；因此，学者们认为他们不仅避开了生产制度（productive system），而且避开了扎根于这一生产制度的阶级关系。这种强调年龄区分日益重要而阶级不平等仅仅是枝节问题的观点，与那种强调消费和休闲是青年意识的核心的论断结合在一起，注定在随后的30年里将主宰青年社会学的发展。

弗雷德里克·思雷舍（Frederic Milton Thrasher, 1892-1962）1927年作品《帮派》（The Gang: A study of 1313 gangs in Chicago）书影。

1945年之后，这类论断被进一步丰富，并被再次赋予了一种被广泛接受的预设——即战后时期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轴已经由工作转向了休闲，新的消费关系正在迅速取代旧的生产关系在社会生活当中的核心位置。从迅速成长的、以青年为导向的娱乐工业所促成的休闲风格当中生成的“青年文化”日益广泛的兴起，就正好体现了这种转变。在男孩俱乐部和童子军衰落的地方，接着就出现了披头士乐队和Mary Quant迷你裙时装。新兴一代处在超越阶级但同时维持资本主义的过程当中。名义上进入新的休闲风格的平等似乎抵消了生活机会当中依然残存的阶级不平等。作为富裕社会的继承人，战后的青年因此成为即将来临的“休闲社会”的先锋，紧随他们的是那些拥有电视机和薄酒莱（Beaujolais）葡萄酒的“新”工人阶级。广告的意象所装扮的，正是这种无需革命的陈旧的革新观。

尽管阶级的作用被贬低，但它并没有完全从对于青年的分析中消失。相反，无论是对于学校制度还是越轨行为的研究，都多次证明工人阶级青少年的生活机会和生活风格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构成的。然而与此同时，有关教育不平等和青少年犯罪的问题日益被界定为一些自足的“问题”，并认为通过专业化的研究和补救改革，就可以充分理解和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因此，这些研究所隐含的更为广泛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弃而不问，关于青年的主流著述依旧安心地坚持无阶级差别(classlessness）的神话。

将青年视为社会变革先锋的观念，到60年代后期“反主流文化”兴起之时达到了极点。这种发展以惊异的态势几乎彻底掌握了大多数的评论家，由于缺乏连贯的阶级分析，绝大多数都转向了唯心主义理论。查理斯·赖希（Charles Reich）那本在大西洋两岸畅销一时的书《美国的青春化》（The Greening of America），代表了这种论断中起主导作用的思路（dominanttrain）。

在以前，青年人通常会感觉自己受当下处境的约束要多于受“世代”的约束。但是在今天，整个的文化——包括音乐、服饰和毒品，开始成了辨认青年的东西。这种文化一起作用，随之就出现了有关意识的预言（message）。

意识能够改变和消灭社团国家（Corporate State），并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夺取政治权力，不需要推翻任何现存的集团……(1972: 189; 253)

看起来，青年被认为处在变成“自为”的、有独特意识和风格的一代人的过程中，而嬉皮士作为一群前卫的先锋派，“预演了在机体内可以解决未来社会所提出的各种重要的生活问题的文化方法”（Davis, 1970: 330），这个未来社会是富裕而休闲的社会。

60年代后期标示着一个转折点，但这场意义重大的运动并不是向富裕的前进，而是向朴素的回归。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状况的恶化，可以日益明显地看到，未来的主要冲突不会是各个世代关于意识模式和文化风格的争论，而是各阶级及各阶级派别之间关于围绕经济资源和基本生活机会的斗争，战后发生的复杂的社会变革可能还无法消除阶级结构，但确实改变了人们体验和对待阶级结构的很多方式。因此，承认阶级之中心性的社会学家面临一个问题：要发展出一种足够敏锐的分析来应对当代形势的复杂性。这依然是我们的基本任务。

青年提出了一个有待分析的特别困难的问题。一般认为，战后时期建立了普遍的中等学校教育体系，出现了专门针对青年的一整套休闲和娱乐设施，青少年最终机构化。这些机构虽然并未像某些“青年文化”理论家所说的那样将青少年从阶级制度中排除掉，但它们把青年放在一种同阶级结构有特殊关系的位置上。年龄因此成了日益重要的阶级协调中介（mediation，尤其对妇女来说），既构成阶级体验的形态，又构成经历这些体验的各种方式。与此同时，那些支撑各种新的青年管理机构的意识形态——机会平等、消费自主，最重要的还有，青少年是一个特殊的、特别重要的成长阶段——继续掩盖阶级不平等的中心地位，继续强调年龄区分的优先性。代际分离和青年平等的修辞依然很流行，为普遍意义上理解社会结构和社会变革提供着持续的思想框架。因此，年龄非常重要，不仅是阶级体验的协调中介，而且是阶级意识的协调中介。

因此，世代意识与阶级意识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个有待研究的重要话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不只因为它对于重建起来的青年社会学必不可少，还因为它对于完整进行如下分析——阶级意识是如何形成的，这种意识构成是如何被阻碍、被阻止的——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对于这种关系的探究，在两条主要的方向上有进展，第一条源于对曼海姆社会学模型所关注的青年问题的复兴，第二条源于在亚文化分析方面取得的进展。

描绘意识：曼海姆及其他

对于“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兴起持欢迎态度的社会学思考，在经历了最初的一阵骚动之后，很快出现了一大批对于嬉皮士和公社支持者（communard）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其所体现的意识形态所作的经验主义探询。这些研究证实了那些更为敏锐的评论者始终认为的观点，即“反主流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青年的运动。这转而又导致了曼海姆的社会学模型，特别是他的“代群体”概念的复兴。因而，“反主流文化”越来越多地被描述成由一个特定的“代群体”所呈现的独特“风格”，而不是明确的青年意识。

曼海姆的社会学模型不仅仅被再次激活了，而且还得到了扩展，正像研究者们所承认的，当代青年不仅包括“一些有差异的、相互对抗的代群体”，而且这些不同的群体（divisions）还植根于更广泛的阶级不平等结构当中。正如两位美国“新”社会学家最近所指出的：

世代分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尚未得到发展，这一方面涉及阶级分组对于由世代引发的（generation-based）各种问题的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对于考察上层阶级集团与下层阶级集团如何相互协调（mediate）同龄人体验的必要性。(Laufer andBengtson, 1974: 181，着重强调处为笔者所加）

虽然这些评论者承认阶级的重要性，但他们依然将年龄当作分析关注的首要焦点。阶级因此成了一个次要的变量，它首先与世代体验的相互协调有关。因此，从这种阐释模式中产生的经验主义著作，肯定会避开阶级意识问题，而相反会更关注处于不同阶级地位的青年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共享那些显现在“反主流文化”当中的意识与风格。虽然如此，这种研究与弗兰克·马斯格罗夫（Frank Musgrove）最近出版的著作相比，还显示出明显的推进性；马斯格罗夫还继续贬低阶级的重要意义，并坚持认为“反主流文化是新一代的普遍精神”（1974a:35）。然而，近年来对于青少年内部的阶级意识的研究，也同样有偏颇，这些研究完全忽视世代意识。

下一步要走向更全面的分析，要探讨阶级意识和世代意识的关系，以及这两者与青少年的整体社会阶级观念之间的关系。在探讨开始时，我们需要细致描绘那些被不同阶级的青少年用来描述和阐释阶层制度的常识性概念和理论。就这一点来说，一些关注阶级意识的社学家在描绘人们对于阶层的日常理解方面做出了最为一致的和富有成效的努力。因此，在这一领域最近出现的研究成果，为批判地考察通行的方法论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开端。

迈克尔·曼恩（Michael Mann）在最近的一项成果当中，有效地区分了阶级意识的四个层面：认同（identity)——把自己定义为对一种特殊的阶级地位的分享；认为阶级结构的核心是劳资双方永久的矛盾对立；总体性（totality）——认可以上两层意义，阶级既描述个体自身社会处境的特征又描述整个社会状况的特征；最后一点，为了一种可选择的社会秩序去推动阶级斗争（1973:13）。总的说来，最近英国有关阶级意识的研究成果集中讨论了前两个层面，更多关注人们的阶级认同和整个阶级结构的表象。

这些研究依据的方法，几乎都是通过问卷或访谈方式对差不多标准化的一组问题进行回答。打眼一看，这些问题似乎非常简单，比如，“许多人在谈论英国的不同社会阶级。那么，你认为‘社会阶级’这一术语意味着什么？到底有多少个社会阶级？”(Stradling and Zuriek, 1973:298）但是，诸如此类的问题建立在一个重要但未证实的假设之上，即被问者有一个清晰的“阶级”定义，后者构成了一个明确的整个阶级结构的表象。这种假设是非常成问题的。

最近的研究，包括我们正在开展的研究，都显示出阶级的观念与一些人对于分层（stratification）的理解不甚关联或不相关。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意识到根深蒂固的社会分化和对抗，而只是表明这种意识并不是围绕阶级观念明确起来的。正像两位英国社会学家最近提醒我们的，“对屈从、歧视、不平等和敌视的种种感觉是阶级冲突的本质……这些感觉可能源自社会生活的一些方面，也可能以根本不用‘阶级’这一词语”的方式表达出来”（Moorhouse and Chamberlain, 1974: 390）。这并不是一个特别新奇的观点。正像维多利亚时代伦敦一所破旧的学校里有位令人厌烦的（harassed）校长所说的：

对于他们来说，一个人的外套在这里就是阶级的标记——因为虽然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个词的意义，但他们肯定知道，或者至少感觉到我们是他们曾经认为会同自己产生斗争的那些人的代表。(quoted in Carpenter, 1968:60)

民族志方法学家（ethnomcthodologists）宣称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社会学家，这也许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像社会学家那样思考和言说。同样，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阶级成了人们日常用词中的一个核心范畴。相反，这一事实在多大程度上如此需要经验的考察，我们必须特别关注那些用别的语词描述阶级地位的事例。我们实际上需要把“虚假意识”这一范畴放回到分析中心当中去。

然而，即使在使用“阶级”这一术语的地方，也可以表现为一种共鸣，从而避开了标准的社会学分类。比如，最近澳大利亚有一项研究发现，相当多的回答者在理解阶级时，首先依据的标准是对各类人群——势利的、旁观的和容易同更广泛的社会集团相处的——进行的区分（Hillier，1975）。就像这位作者所指出的，现在可能是这样的情形，势利成了在澳大利亚人当中非常有共鸣感的概念，但是也会相当频繁地出现在英国的语境当中。比如，从《涂料房》（The Paint House）中节选的这段:

我在学校的时候，你知道我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我告诉我妈妈“我们是中产阶级”，而她说“你知道你小兔崽子不是；中产阶级是势利小人。”我于是无从知晓了。我认为你是，是因为你不是流浪汉（tramp），你是中产阶级。我认为你是，是因为通常在学校有一些比你更穷的人……因此你的地位要高一些(Daniel and McGuire, eds., l972：73)

《涂料房》（The Paint House: Words from an East End Gang）1972年版书影。

用诸如此类的标准定位的各种阶级概念，实际上更像是惯例（rule）而不是例外(exception），就像大卫·洛克伍德（David Lockwood）非常雄辩地指出的：

在很大程度上，人们从他们自身独有的社会背景的有利位置去想象他们社会的阶级结构……他们对于更大规模的社会的认识，往往依据他们在自己日常生活的较小社群当中对社会不平等的体验而变化。(1966: 249)

因此，详尽了解各种具体的社会语境，是对社会意识进行充分分析的必备前提。这意味着要充分超越阶级地位的粗放指标（crude indicators），要考察阶级结构在日常生活层面实际上被体验和理解的种种途径。

然而，与此同时，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忽略以下事实：局部化的（localized)阶级观念是在占据领导权的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整个框架内部发展起来的。因此，这些阶级观念不仅是人们给自己所经历的不平等和屈从等现实经验不断施加意义的结果，而且是对大众传媒和教育制度所提供的地位概念进行挪用和重写的结果。这种特殊的成果是一种由个人经验推断构成的不稳定的混合物，它的构成要素来自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实际上，“一种能够让人产生连贯的社群意象的社会处境，很可能是一个例外而不是惯例”（Cousinsand Brown, 1972:3）。因而，那些掩盖这些前后矛盾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掩盖社会意识的复杂性。

阶级意识的分离和不一致很可能是青少年特有的表现特征，因为他们陷入了那些明显贬低和掩饰阶级不平等之重要性的体制当中，这些体制还提供了一种强调年龄差异之重要性的可供选择的观念。对于青年和年龄的持续褒扬（celebration），会对青少年的阶级意识产生什么样影响？这依然是未来要研究的中心话题。最近一些学者——如Richard Brown、Jim Cousins和Theo Nichols等人——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指出，访谈和窃听（eavesdropping）由于容易受操纵，还要需要提供更多的内容。即使这些技术被用到最佳状态，也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因为它们只关注意识的种种言语表现，而忽视了其他可以表达和具体呈现社会意识的社会、文化行为。最终，分析有必要“超越那些特定的日常观念……去展现这些阐释成果及其应用于行动的情况”（Hillier, 1975:22）。发展这样一种分析的努力，构成了近年来研究青年亚文化的主要思想路径，包括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工作也是如此。

解读风格：亚文化分析的指向

我们此处提到的这种独特的亚文化分析观念，主要关注以下问题：处在不同阶级位置的青少年们所共有的社会经验，是如何通过对种种独特的休闲风格的建构(construction）被共同表达和协商出来的。各种亚文化风格是由各种元素混杂而成的东西构成的，而这些元素有两个主要的来源：嵌入到家庭和当地街坊当中的“境遇化的”（situated）阶级文化；由那些面向青年的娱乐工业所引发的“中介性的”(mediated）符号表征体系。然而，这些元素并不是被天然地拿过来用的。相反，各种亚文化风格都是选择和转换的累积过程产生的成果；通过这个选择和转换的过程，那些可利用的实物、符号和行动，脱离了它们原来正常的社会背景，被部分地或全部地剥夺了它们惯常的含义，被“一些团体的成员”改造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新的、一致的整体”（Clarke and Jefferson, 1974:15）。这一过程的核心环节，包含挪用那些表面上没有阶级性的“青少年文化”（teenage culture）工业生产的人工制品和商品，并赋予它们阶级的意义和共鸣。亚文化分析因此可以被视为是对转移到青年的特殊语境当中的阶级意识的编码化表达，对于年龄作为协调阶级体验和阶级意识的中介所运用的综合方式的思考。

由于亚文化风格是意识的编码化表达，分析的首要工作就是去解码。因此，“解读”风格，就对附加在风格构成元素及其相互关系之上的意义进行揭示这一点来说，可以被视为提供一种把青年的阶级意识描绘成一个综合的、有连贯背景的整体的方法。比如，吉恩·莫诺（Jean Monod）通过对巴黎北区的工人阶级男孩群体所推崇的风格所做的敏锐的、详尽的“解读”，对他们潜在的社会阶层观念提出了条理分明的解释。但是到目前为止，在“解读”风格方面所做的最广泛的尝试来自英国的工人阶级青年研究，最著名的就是菲尔·科恩（Phil Cohen）对伦敦东区亚文化现象所做的开创性的解释（1972），以及随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对于无赖青年（Teds）、摩登族（Mods）和光头仔（Skinheads）等风格所做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合在一起，提供了一套研究阶级、年龄和意识之间关系的原创性的方法，然而与此同时，在这些研究中所展现出的方法有一些重大的缺陷。

摩登族（Mods）是英国第一个青少年亚文化，流行于20世纪60年代初。他们注重外表装扮、喜欢音乐、使用迷幻药等。[图源：Pinterest] 

当代的亚文化分析发源于青少年犯罪研究，而且依旧反映出这一领域的优先存在。因此，近年的研究继续仿效早期那些著作，这些著作更多关注越轨行为而不是惯常行为，更多关注工人阶级青少年而不是出身于中间和中产阶级的青少年，最重要的一点，更多关注男孩而不是女孩。这些不平衡和缺陷使得近年的研究范围依然相当有限。对于成人的忽视也是目前的研究成果存在的另一个重大空白。

与“青年文化”理论家们对于代际之间成长“鸿沟”的过度简单化的强调相比，亚文化分析的支持者更遵从大卫·马札（David Matza）的观点，即强调青年亚文化与它们嵌入的成人文化之间有着复杂的连续和分裂模式（Matza and Skyes,1961）。比如，菲尔·科恩认为“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表达或解决了，尽管是‘不可思议的’父辈文化当中依然隐藏的或未解决的种种矛盾”（1972:23）。与此类似，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和他的合作者指出，“光头仔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复兴如下文化的企图，这种文化作为对已经改变了的社会结构地位的反应，正在发生改变并着手与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展开新谈判”（1974:155）。尽管这些研究给父辈文化赋予了理论价值，但它们并没有进行经验的考察，因此代际之间最重要的文化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理论断言的水平。所以，下一步要推进一种更对称的（symmetrical）分析，将青少年和成人放在同样基本的阶级位置上，详细考察他们在各自的阶级体验、阶级意识和文化行为模式方面的一致性和种种变化。如果我们要对年龄状况作为阶级地位的协调中介起作用的方式有更完善、更“切实的”(grounded）的理解，这样的分析就是必不可少的。

亚文化研究建立在一种非常合理的假设之上，即，由于青少年的行动选择权极容易被限制在工作境况之内，他们对自身阶级位置的回应将会在消费和休闲领域得到最充分的表达。总的说来，这种假设有现行的证据可验证。但与此同时，对休闲重要性的强调，也使得一些研究者几乎将他们所有的努力都集中在这一领域，几乎不关注青少年的工作体验。这就导致了一种两难的（paradoxical）处境：一种明确宣称要追寻阶级位置与阶级意识之间的因果联系的方法，却缺乏对最强大、最有力的阶级立场协调中介——工作境遇——的完整分析。如果没有从生产视角对体验和协商阶级不平等的种种方式所做的详细了解，那么，任何试图将意识的各种独特形式与对独特的阶级位置的文化反应联系起来的努力，都必然是不完整的。

很显然，填补这些空白是未来的研究首先应该考虑的事，但这又不仅仅是增加更多的研究而已。这里也有一些必须面对和完成的重要的方法问题。

亚文化研究开始是通过选取一些与众不同的风格和参与其中的群体来进行，然后再回过头去揭示它们的阶级基础。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对文化风格与阶级结构状况（structural situation）之间的同源关系做出一种文雅的、明显似是而非的（plausible)解释。然而，如果这一顺序被颠倒过来，分析从阶级位置而不是从文化反应开始，就会出现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这一问题会马上变得很明显，即，相同的阶级结构状况可以产生和支持多种文化反应和调节模式。

比如说，近年来对于工人阶级领域的研究，表明有几类独特的青年亚文化可以在同一地域共存，每一种亚文化都从基本处在相同阶级状况的男孩当中吸引来了自己的承载者（bearer）和支持者。比如，斯蒂芬·巴夫（Stephen Buff）的芝加哥研究(1970）表明，虽然多数在此地区的男孩支持主流的“摩托车族”，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派被吸引到从中产阶级当中产生的“嬉皮”风格当中。因此，问题不仅仅是解释为什么像无赖青年、油脂族和光头仔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工人阶级青年群体中成长起来的，还要解释为什么有着相同阶级地位的青少年会被吸引到由其他阶级派别发展起来的风格当中。要解释亚文化从属关系和潜在意识当中这些微妙的变化，我们需要想办法超越种种通常用于描述阶级地位的相对粗糙的指标——如父母的职业、学校的地位等等，而应去考察在实际的日常生活层面体验和理解阶级不平等的各种具体的中介。

威莫特（Willmott）和巴夫（Buff）的研究也引发了亚文化分析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我们在自己最近对于莱斯特城（Leicester）的研究中更加强烈意识到了这一点。这就是关于“墨守成规的”（conventional）青年的问题。

亚文化理论最初提供了一个主要的理论研究纲领。因此，我们开始期待各种亚文化风格能提供青少年阐明他们用以界定自己及其社会处境的主导性（dominant）渠道，这种期待似乎也得到了早期初步研究成果的支持（Murdockand McCron,1973）。随着主要的野外考察工作开始进行，日益清晰地显现出如下情况：这个城镇的一些回答者并没有被卷入任何一种流行的亚文化群体当中。相反，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的追求调向官方青年机构或主流少年娱乐工业所发起的种种风格。与各种亚文化形式相比，这些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重造的（re-made）或改编的（adapted),而差不多完全是从官方机构或娱乐工业那里接管而来的。它们根本不挑战、不对抗占支配地位的意义体系，实际上还是这种意义体系的表达和扩展。然而，对于青年的全面分析，必须不仅要能考虑和解释越轨（deviancy）和拒绝（refusal），还要能考虑和解释惯例（convention）和顺从（compliance）。然而，按照定义，各种亚文化形式只能在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之下生存；它们无法在其中生存，因此，亚文化分析无法处理各种“墨守成规的”青年风格。这并不是说要抛弃亚文化分析，而是说要认识到它的局限性。

结论

到目前，阶级位置、年龄立场以及社会意识之间复杂而微妙的相互作用（interplay) ,已经开始引起大西洋两岸社会学家们的关注，迄今为止已经产生了几种独特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圆其说的分析路线。如果说当今的研究还未形成一套适合这一领域的连贯的、统一的方法，这些分析思路，只要不放弃，至少显示了这一方法所必需的一些要素。

首先，它必须是全面的（comprehensive），必须包括这些被现今的解释所忽视或贬低到外围的青年群体。其次，它必须是对称的（symmetrical），不单单研究青少年也研究成人，还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第三，它必须扎根于一种对各种真实的工作和非工作（non-work）背景所做的细致的经验考察，因为阶级不平等实际上通过这些背景被传递到日常生活的体验当中。但是与此同时，还必须能够说明，在这些背景之内产生的各种意识形式和行为形式，是如何嵌入到更为普遍的结构和意识形态形式当中并被后者塑造的。这需要对以下两个方面——青年的社会和文化立场的变化同阶级关系结构和以阶级为基础的意义体系的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结构的和历史的分析。如果没有这种更宏观一些层面的分析，这种方法的阐释力将被严重减弱。因而，在具体的事实和普遍的社会与文化进程之间发掘概念的和经验的联系，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是一个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问题，因为从根本上讲，此处勾勒的这种方法的充分程度，取决于它对传记和历史之间关系的阐释能力．显然，这种方法不能建立在任何单一的方法论之上。实际上，迷信某些特殊的程序和经验的技巧，正好是毁坏一种有前景的分析思路的捷径。亚文化分析、敏锐的访谈和“新”社会史，假如它们的局限性都被认识和考虑到了，都有可以贡献的独特之处。

沿着这里所勾勒的思路去重建青年社会学并不容易，但我们认为值得去努力。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提供了对当今青年进行更全面分析的希望，还在于它对更充分地理解现代英国阶级意识的形成和“虚假”意识的产生必不可少。正像早期的青年形象被社会主义的幽灵所萦绕，当代社会主义被主流的代际神话（mythology of generations）所萦绕。因此，去神秘化成了驱魔行动必需迈出的第一步。

*本文选自《亚文化读本》“阶级意识和世代意识”，格雷厄姆·默多克、罗宾·迈克农著，陶东风、胡疆锋主编，朱依娜译，王建香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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