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尼特 | 后亚文化理论

安迪·班尼特（Andy Bennett），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英国杜伦大学社会学博士，著有《流行音乐和青少年文化：音乐、身份和场所》《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合编）等著作。

后亚文化理论

与亚文化理论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同青年风格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明显的碎片化结合在一起，已经产生了一种进行青年文化研究的日渐成形的分析方法，后者可以被不精确地称为“后亚文化”理论。由瑞德海德（Redhead,1990）提出，经马格莱顿（Muggleton, 1997,2000）发展而来的这种方法，认为以结构方式确立起来的亚文化概念，如果说以前一直就成问题的话，那么，它对于当代青年文化已经日益成为多余的概念；在波尔希默斯（Polhemus）看来，当代青年文化“存在于一种街头时尚主题公园（streetstyle themepark）当中”（1997, p.149）。支持这种向后亚文化分析转移的是如下一种论断：由于风格、音乐趣味同身份认同之间的联系已经日益变得很不牢固，并且这种联系更具流动性，因此各种亚文化的区分已经失效了。瑞德海德在研究早期英国的锐舞情境（rave scene）时，第一次注意到了亚文化区分的这种所谓的失效。依照他的观点，锐舞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在同一个舞池混杂了各种各样的风格，吸收了一系列以前相互对立的亚文化”(1993a, pp.3-4）。在 20世纪90年代早期，瑞德海德和曼彻斯特通俗文化研究所（MIPC）的一个研究小组，将这种正在形成的（developing)舞蹈音乐场景作为对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进行后现代批判的一种途径。因此，可以说，后工业化所具有的组合效应（combined effect）以及日益增多的适用于青年人的非正式的（unstructured）的空闲时间，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舞吧文化（clubbing culture）”，后者消解了诸如阶级、种族和社会性别等结构性的区分，因为舞池里的大众已经全部消融在舞厅体验当中了（参见Redhead, 1993b）。

许多后亚文化时代的作家相信，对于怀旧文化（retro-culture）的日益关注是另外一种因素，它促成了当代青年所展现的一些新的风格感性特征。因此，波尔希默斯（1997）认为：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风格大超市当中，就像在无尽的货架上排列的许多罐子汤料当中作选择，我们可以从50多种风格群落(style tribes）中去选择。混杂了地理和历史，1976年前后的英国朋克同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垮掉一代”或新近的牙买加雷盖乐(Ragga）处于相邻的货架上。（p.150)

波尔希默斯进而指出，这种情况是如何使得那些源于可接触到的众多不同形象和外表的个人风格聚合在一起的：“总之，在混合当中，可能性是无限的：一身阿玛尼（Armani）时尚套装配上反戴的（back-to-front）棒球帽和‘守旧派’的软运动鞋，一件‘完美（Perfect）’牌黑皮夹克配上格子呢喇叭裤，一身嬉皮风格的长袍配上橡胶裹腿、DMs化妆品和Chanel牌坤包”（同上）。对于后亚文化青年（post-subcultural youth）与风格的关系，马格莱顿提出了一种更为均衡的（balanced）看法。他认为，尽管风格和身份认同这两个概念肯定不会像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时期和后伯明翰时期的研究著作所讨论的那样富于严格的构成性，但也不会像波尔希默斯等人那些带有后现代色彩的文章中所认为的那样主观任意。马格莱顿指出，即使在后亚文化的青年习俗适用的地方，确实还有进行创新和风格混合的空间。因此，他作出了如下评述：

最好从转化的方面把风格上的变化理解为一种渐进的、局部的和进化的过程，而不是像有些后现代理论家说的那种在整体认同上的突然转变……外观并不是可以无缘无故地、很随意地只作为一时的兴致来假装或者摆脱的。参与这些活动可以被看做是某人浅薄和不可靠的证据，因为风格被视为一个人的内在自我的表达。(Muggleton, 2000, p.103) 

嬉皮士风格的喇叭裤。[图源：DressHead]

其他一些理论家的研究成果也与后亚文化方法有关系，他们虽然依旧承认青年文化团体的集体维度，但已经注意到青年文化成员身份日益明显的流动性，并尝试提供可用于解释这种情况的分析框架。班尼特(1999a；2000）用马弗索利（Maffesoli）所提的“部族（tribus）”或“新部族(neo-tribe）”概念考察了这一问题。马弗索利使用这一概念的基础，就是关注如何解释当代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日益增强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在马弗索利（1996）看来，部族“没有我们所熟悉的各种组织形式的僵化色彩，它更多的指某种气氛，某种精神状态，而且更适于通过那些偏爱外表和形式的生活方式来表现”（p.98）。班尼特将马弗索利的观念应用于对当代舞蹈音乐文化的探讨。在班尼特看来，舞吧（dance-club）场景由于给那种基于娱乐、放松和快感接合的“归属感（togetherness）”的表达预留了空间因而可以被视为许多短暂参与形式中的一种，这些新部族联盟（associations）就是通过这些短暂的参与形成的。

新部族主义（neo-trihalism）的概念也被马尔本（Malbon）用在其对当代舞蹈音乐文化的研究当中。马尔本将新部族的喻象与马弗索利随后提出的“杜交（sociality）”概念充分结合在一起使用，以此来强调那些可以体现当代夜总会群体特征的“可以感触到的……集体形式”（Malbon,1999,p.26）。然而，马尔本批评马弗索利没有从经验上定位他的研究，并认为这种欠缺致使马弗索利的分析没有意识到那些关于风格惯例和文化“能力（competence）”的根深蒂固的话语，后者甚至在集体联盟变得更多样、更具流动性和更多变的时候也依然能够持续存在。因此，马尔本认为：

尽管马弗索利的“新部族”命题有助于激发和唤起某些具有当代形式的临时性的社群（community）和社交——这些归属关系以此得以确立，但却无法唤起许多这样的社群所需要的那些更高的实践的、风格化的条件和能力，而许多社群正是经由这些条件和能力才被建构起来的。（1999,p.26)

雷默（Reimer,1995）和迈尔斯（Miles,2000）更喜欢用“生活方式”(lifestyle）－词［该词最初由马克斯·韦伯（Weber, 1978/1919）引入，最近一些研究文化和身份认同的理论家如费瑟斯通（Featherstone,1991a,b）和钱尼（Chaney,1996a）也采用了它］来代替“亚文化”，并以此作为一种更精确的理论模式来阐述和解释正在改变的身份政治和当代青年的各种风格联盟。生活方式这一概念主要关注消费者的创造力这一话题，承认商品作为文化资源（Fiske,1989）发挥作用的各种方式的意义是从日常生活层面、通过对集体意义的铭刻产生出来的。与之类似，生活方式将这种可以激活个体消费者创造欲望的自反性，归结于个体方面积极参与制造或再造他们形象和身份的一种欲望。就青年来说，这可能导致在音乐和风格趣味上的不断改变，因此就会产生一些短暂的青年文化归属关系（affiliation），这些归属关系要比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和后伯明翰时期的理论家们在亚文化著作中所描绘的那些关系丰富得多。

另一个可以替代“生活方式”和“新部族”的术语，最近也越来越各地被用于研究青年和音乐的著作当中，这就是“场景（scene）”；它也被扩展到青年音乐爱好者和风格造型师的日常话语当中。这一术语的使用是围绕着两个对立的方向展开的（Irwin,1997）。一方面在“构造场景”中显现某种对于社会境遇之戏剧性的不确切感（Goffman,1956),另一方面要展现某种更具地域性（located）、更具“亚文化”特征的空间。后一种意义多年来已经被研究者们所采用，用以描述文化，尤其是音乐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所需要的现场位置（比如可参看Becker,1957;Newton,1961; Gaines,1990; Kruse,1993; Bennett and Peterson,2004年即将出版）。在最近几年，研究者们进行了更多的协作，努力把这一术语更严格地理论化，其中以威尔·斯特劳（Will Straw）的著作最具影响力。依据斯特劳的观点，“场景”“真实地描绘出（actualize)各类人群和社会团体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关系状态，这些群体融合了各种特定的音乐风格联盟”（Straw,1991,p.379）。斯特劳认为，场景可以是本地的也可以是跨地域的现象是一种可以依据在大街、夜总会或其他市区地带直接面对的各种风格化和/或音乐化的联盟来调整方位的文化空间。斯特劳的文章突显了场景一词近年来被使用的多重复杂意义。哈里斯（Harris,2000）吸收了斯特劳的研究成果，用场景一词来突显生产和消费在既全球又本地的音乐环境内部所具有的相互关联性。与此相较，闪克（Shank,1994）用这一术语去突出音乐创造现场环境的情感的（affective）、亲身的（bodily）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有缅怀“新部族”这一概念的味道。然而，场景的用法并不局限于音乐实践。珍妮·马彻斯奥特（Janine Marchessault）和威尔·斯特劳（2001）共同编辑的一份加拿大杂志《公众》（Public）出版了一期特刊，各位撰稿人将这一术语用作创造“一种思想框架”的方法，这种框架“包括各种全球的空间建构和城市体验的物质特征（material specificities）”（p.5）。在同一期当中（pp.245-57），斯特劳认为场景依然是一个有用的术语，它所具有的灵活性和反本质主义性质使得它可以包括非常广泛的文化实践。

作为一种亚文化“场景”的夜店。[图源：Say Who]

亚文化争论的延续意义

亚文化和后亚文化争论当中最要紧的地方，并不限于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去对待当代青年文化这一基本问题。围绕亚文化的争论之所以重要，一个原因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空间——在这一空间当中，有关社会和文化理论的诸多更广泛的争论已经结束（played out）。在前伯明翰中心时期，亚文化的各种用法吸收了当代符号互动主义（symbolic interactionist）和功能主义理论。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则提供了一种运用葛兰西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持续努力，尤其是赫伯迪格的著作（1979），集中体现了一种以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来综合这些方式的有重要意义的尝试。而后亚文化的诸多争论，以各种方式认真吸收了当代对于“本质主义”的批判，以及伴随而来的对于碎片化化的、矛盾的实践和身份认同的强调。

仔细考察这些理论的和方法论的应用，会发现存在一个无法避开的问题：如何定义青年文化活动发生的那个“空间”？换句话说，青年文化活动出现在“哪儿”？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方法以及他们的先辈将亚文化的可视性（visibility）强调为一种可以确认的空间（对于他们的成员来说，可以从外部以不同的方式确认），一种可以被“看见”和分析的空间。各种后亚文化的方法几乎很少确认青年文化行为发生的具体场所的可辨认性（the identifiably）。青年文化的流动性和碎片化特征非常明显，以致他们只有勉强可以辨认的、短暂的空间，对于这些空间的模糊性，只有诸如生活方式、新部族及场景等术语提供了一种相宜的、不透明的和含混的空间反应。

亚文化之所以还能够充当批判和启示的角度，原因或许在于：它的可辨认性和一致性为当代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effective）起点。也许我们很难确定青年文化活动究竟定位在何处，生活方式和新部族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在亚文化中至少有一个可辨认的、可知的、可研究的空间，可以为考察当代文化活动“不是什么”提供一个起点。为讨论本章开始提出的问题，本书的各位撰稿者延续了以批判的态度去对待当代青年文化研究中的重要理论问题和经验问题的传统。他们既要解决亚文化这一难题，也要解决如何对青年文化活动发生的多样化的场所进行定位和确认的难题。

*本文节选自安迪·班尼特，基斯·哈恩-哈里斯合编《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序言部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文化译介小组译，孟登迎校，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

**封面图为英国90年代盛行的锐舞，其受到了美国Acid House运动的影响，是起源于80年代末英国的地下运动。[图源：搜狐文化]

〇编辑：肠粉     〇排版：泓之 

〇审核：岂尘/栉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