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亚斯 | 工匠艺术和艺术家艺术

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1897.6.22-1990.8.1），德国社会学家，一生致力于“人的科学”的研究，试图整合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并以“形态社会”来整合微观社会学与宏观社会学、“心理发生”层次与“社会发生”层次的问题，被誉为20世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著有《文明的进程》《宫廷社会》《个体的社会》《圈内人与圈外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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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关注权力，埃利亚斯在这里关注的是音乐家“自由创作”的权力是何以可能的。莫扎特从给人打工到给自己打工，看上去是因为个人的天才和奋斗，但埃利亚斯认为，这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尤其是是否有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来支撑艺术家的这种地位上的转变。

一

当莫扎特决定离开萨尔茨堡，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维也纳“美好社会”那不确定的恩宠上时，的的确确踏出了他那个时代、那个等级的音乐家相当不寻常的一步。同样，这对他的音乐创作也深具意义。因为事实上，两种音乐创作的标准是相当不同的：一种宫廷艺术家的音乐创作，是为特定的主人，按照其指示与需求来进行的；它立足于某种特殊的社会形态，以非常明显的方式，在音乐及其功能上，与另一种逐渐形成的音乐创作标准分道扬镳。在规则上，后面这种标准是相当自由的音乐艺术家创作，而他们是跟别的艺术家一起在听众中相互竞争的。套一句话说：随着音乐作者之社会地位和功能的改变，他们的音乐风格和特性同样也跟着改变了。毫无疑问，莫扎特的音乐特性来自天赋的卓越性。但他的天分究竟如何发展，正如他在自己作品中所表达的一样，与其身份息息相关，也就是说，他从宫廷音乐家踏上“自由艺术家”的道路仿佛提早到来，因为以时间点而言，社会发展阶段虽然有可能促使他这样做，但在制度上却尚未为他做好准备。

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出生于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萨尔兹堡，欧洲古典主义音乐作曲家。[图源：Wikipedia]

莫扎特如此轻率地踏出这一步，其中关键所在，只有把下列问题弄清楚方可明白：我们在想法上要把莫扎特摆在比较宽广的脉络里，亦即从“工匠艺术”发展到“艺术家艺术”的过程，从为某些特定人士（大部分是社会地位较高之委托人）而做，发展到为匿名市场（一个广大而完全与艺术家同等地位的听众群体）而做的变动过程来加以理解。莫扎特的社会存在，在其社会命运的特性里表现得相当清楚。这种由工匠走向“自由的”艺术创作，其根本性的改变并非骤然发生。就如事实所呈现的，此种变动过程附带着许多中间阶段，其中，可供辨认的主要变动阶段，在音乐领域，比在文学、绘画等领域还来得晚。一旦我们把莫扎特的一生，视为此宏观过程中主要变动阶段里的一个微观过程时，就更容易弄清楚症结所在。

人们习惯上称为艺术的“历史”（Geschichte）的东西，其所涉及的，并不是形形色色的变动，不是一个毫无结构风格的序列或哪个“伟人”的突然功绩，而是涉及某个具有先后顺序的特定秩序，一个结构化与方向化的顺序，而这顺序与总体的社会过程紧密联结在一起。采取这种看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历史）具有隐藏的不同评价。在我们对这段过程的描绘里，并无谁好谁坏的想法，也就是说，对“自由艺术家”那为不认识的听众市场而创造的艺术，是否比为高高在上的主人而创作的“工匠艺术家”的艺术较好或较坏，我们不作评断。这里所讨论的朝向艺术家地位的变动，算是朝向“比较好”的情况变动，然而这完全不意味着艺术家的作品也同样都是如此；在艺术生产者与艺术需求者、购买者之间关系变动的长流里，其所能改变的是艺术的结构，而不是艺术的价值。

莫扎特在音乐领域内叛逆，由一个受雇的艺术家，朝向“自由”艺术家的道路迈进，在此变动过程中，有一两个面向或许是有意义的。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艺术家职位非计划的过程，以及伴随而来的艺术结构的变化。我们最好是把艺术家及其顾客当做一个形态（Figuren）来加以理解，如磅秤两端上面的砝码一般。这意味着，艺术家和顾客间的关系，无论串联起来的中间环节有多长，其中仍存在特别的权力差距，而在由工匠的艺术过渡到艺术家的艺术过程里，这种权力差距也跟着改变。

在工匠艺术家的阶段，委托者的品位标准是艺术造型的外在框架，他们掌控着每一个艺术创作者个人的艺术想像力；在主流的委托阶层的品位标准下，艺术家个人的想像力被严厉地束缚着。相形之下，在艺术家的艺术阶段，一般来说，创作者与艺术爱好者、购买者，立足于同等的社会地位之上，而在一个国家里，艺术的佼佼者，艺术专家的主流统治集团，在面对其顾客时，可以扮演艺术品位的带领者与开路先锋。他们能通过创新的形式，将艺术创作的主流标准导入一个新的轨道。然后慢慢地，广大的消费者跟进，学着用他们的眼光来看、用他们的耳朵来听。

艺术生产者与艺术消费者之间关系的变迁方向，以及艺术结构中的变动方向，当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一种全面性的发展走向；它是各社会单位整体发展过程中的一环，而这些单位建构了当时艺术创作的外在框架。唯有在相关的社会发展朝向特定的方位，亦即在其他众多社会功能已日渐分殊化和个人化的地方，或者专业市民阶级等社会大众逐渐取代宫廷贵族而成为艺术作品的接受者或顾客的地方，这种发展方向才会被观察出来。除此之外，这种介于艺术生产者和艺术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变动方向，绝不是跟欧洲的前后秩序紧紧关联的。比方说，在非洲部落里，手工艺术的改变，在早期部落阶段融入国家阶段之际，即已达到高度的整合。非洲地方手工式的生产，例如一个祖先雕像或面具，也是慢慢地从本身囿限的村落中借由某个特定顾客或特定机会，转变到为匿名市场而生产；要么是为某个观光市场而做，要么就是通过艺术经理人为国际艺术市场而生产。

非洲手工艺术——面具。[图源：afriline.net]

在那些产生上述社会过程的地方，到处皆可看到在艺术创作标准及相关艺术作品形成的品质上的种种特殊变化。而这些变化，不管在哪里，都与下述因素紧紧相连：艺术创作者与艺术消费者的社会变迁间的紧密相关性。如果未揭开这种关联性，人们顶多只能做表面的描述，而完全无法提出清楚的解释。

莫扎特的命运，以相当动人的方式，显示了个人的问题。一个具有非凡天分的音乐家，深深陷入了这场未经计划之社会过程的吸盘里。他落魄到这田地，的确跟高度的个人决定有关，因为他放弃宫廷职位，放弃了那个虽然有限却还算相当稳定的收入，转而尝试在维也纳当一个“自由的”艺术家，以追寻个人的幸运。毫无疑问，这都属于他个人的抉择。然而，他对侯爵雇主的拒斥，亦非属偶然，尽管这在当时的艺术家中，还找不到先例。莫扎特游历于巴黎或德国的其他城市时，不可能没听到市民阶级意欲对抗宫廷特权贵族的支配所引发的抗议呼声。对他的父亲而言，纵使极不情愿，但最后也得顺从其社会命运，因为在他的那个世代，一位艺术家身处宫廷贵族事务的秩序中，实在也找不到其他出路。而莫扎特则不然，想找寻出路的希望不再渺茫，而且想当个没有固定职位而靠自己力量赚取面包的艺术家，似乎也不再是那么难以实现。“自由的”艺术家阶层，其形成的机会变大了一些，当然这种向“自由的”跳跃，最后还是落得倚赖宫廷贵族听众的下场；倚赖虽然减轻了，但这些听众们的脾气毕竟变幻莫测，自由的艺术家还是得承担不少风险。

莫扎特确实决定辞职，选择勇敢跳出来。然而，相关的、无计划性的社会过程有着各种面向，而这个过程的动态也高度地影响着个人决定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不把这些问题考虑在内的话，那么这种看似个人的决定，就无法被真正厘清、弄明白。介于艺术创造者与艺术消费者之间，有一个广大变迁的过程，而这变迁过程对于前者的经验与处境，以及作品形成的品质，实深具意义。因此如果我们能够重建这个变迁过程，便会提高而且深化我们对于特定艺术家——就像莫扎特，半推半就地朝此一过程方向迈出好几步来——的理解。

二

为了获得有关此一过程更清楚的图像，我们可以想像两个极端相对的位置，两个在结构变迁上前后相距甚远的阶段，借此可以彰显艺术生产者与消费者社会关系的结构变迁。一方面，手工生产的艺术家为特定熟识的顾客而服务，而且其产品往往也为了某个社会而预定，具有相当确定的目的。这可以是为某个公开的典礼或私人的仪式而做，但常见的是，一件艺术作品的生产，往往会期待生产者个人的想像力臣服于被传统所神圣化、被艺术消费者的权力所确立的艺术生产的社会标准。艺术作品（合乎权力差距的结构）对于创作生产者具有某种功能，而对消费者与使用者也具有某种功能，而此处状况则是：艺术作品的产生，往往是在较少受到前者影响而受后者左右较多的情形下，被形塑出来的。

此外，在这里，艺术的使用者所拥有的，并不是个别艺术消费者累积的形式（那是相当个人化的，同时也是独立于其他人想法而体现为艺术作品的工具）；相反，艺术乃针对观赏者而发（他们也独立于艺术作品生产的场合之外），这些人形成一个或多或少有点严密的群体，针对这个群体，艺术作品在他们共同出现的特定场合中被表演出来（尤其在歌剧的表演场合里），自我的表现，不管是群体或群体中个人姿态的出现，具有其个人的位置与功能，不是每个人都针对自己而发（只为他自己的感觉而发），而是众多在群体中被整合过的个人，他们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群聚的经验，彼此动员、开发起来，然后建构了这个决定性的共鸣工具。艺术作品针对这些社会场合被创造出来，而这些社会场合在早期的阶段里，并不像今天那样对我们艺术的享受有所贡献。在一个广大的社会脉络里，早期人类的作品较少具有特殊化的功能，例如神庙里的神像、国王殉葬的装饰品、宴饮或跳舞的音乐等，其实是“实用的艺术”（Gebrauchskunst），而非艺术本身。

艺术创作者与艺术消费者间的权力重心，如果和广泛的民主化浪潮及相对应的艺术市场的扩张连接在一起考虑的话（这种趋势逐渐有利于艺术生产者），那我们终究会达到一种如20世纪多数艺术领域里所能观察到的状况（主要在绘画界，但在高雅音乐甚至通俗音乐里都可见到），在这种状况之下，个别艺术家对于自己所能掌控的、独特性的实验与想像力，拥有一个相当广大的运作空间，而主流的社会艺术标准就是这样建构出来的。和工匠艺术家相比，他在艺术象征的建构方面，比较追求个人对艺术象征的连贯性与表达能力，而且比较倾向跟随自己高度个人化的感觉与品位走。在此，艺术作品在很大程度会以艺术家的自我探询、质疑为依归，而艺术家在体现个人的想像与实验之际，有什么是能取悦他自己的呢？艺术家个人的能力通过这些象征性的结构也许迟早能引起其他观众或听众的共鸣，但什么是能切合他个人品位的呢？传统的集体宰制力量，以及与地方性紧密相连的社会生活，在艺术作品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降低了，取而代之的是是个别艺术创作者在艺术良心上的自我强制力。

同样，在对艺术作品的回响上，我们也可看到类似的情形：艺术创作的相关场合（如做礼拜时，演奏管风琴的音乐或宫廷装饰用的画像等），多半是针对为某种目的而齐聚一堂的人群所发的，在绘画、音乐与文学的领域里，这种情况愈来愈少。在此阶段当中，艺术创作揆诸往昔，已然大规模转向，今日的重心已摆在由个人所组成的群众身上（如大城市里松散、聚合、多样的音乐会听众，或者博物馆的参观人群，而这些参访者，或是独自一人，或是三五成群，逡巡于一幅幅画作前）。这些观众彼此独立而且相互确立，这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自问对于艺术作品的回响如何，自问艺术作品是否能使之愉悦，感受如何。这不仅是感觉的高度个人化，同时也是高度的自我观察（Selbstbeobachtung），不仅在于个人对艺术作品的感受如何，更在于艺术的生产也同时在艺术的接纳过程里扮演者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在这里，上述两方面都呈现了高度的自我意识。在众多艺术作品中，如毕加索有关委拉斯盖兹西班牙王子画像的变异体作品，艺术家的自我意识，毫无疑问地完全贯注在艺术作品的创作上。与此相对应的是，艺术观赏者的自我意识，针对每个艺术作品的相关面向而发，往往也表达了他个人独特的感觉的回响。

当代西方最有创造性和影响最深远的艺术家毕加索的自画像。[图源：新浪]

当艺术发展到此一阶段时，个别的艺术家或小艺术家团体（表现主义者与无调性的音乐家），在艺术品位的风向标里，具有相当重的分量。我们往往可以看到某些艺术家不断大幅地超越其领域内艺术理解的标准，而且不管接纳这种创作的困难度有多大，都未遭到失败。就如我们经常谈的，艺术家们做了一些“野蛮的”或非比寻常的事，例如发明新的表现形式，刚开始时大众根本无法感受，甚至有点不明就里，然而那样子的作怪与创新，却也变成他们专属的职责之一了。

对人们来说，往往在一开始的时候，的确很难在艺术领域里将成功与失败的创新区分开来。对个人创造所提供之诱人的宽广运作空间，为失败的实验与未经形塑的想像力，大开方便之门。一言以蔽之，分殊化的、已相当开发的社会，拥有一个比较大的容忍度，允许现存艺术标准之高度个人化的形式进一步发展，而这种标准使得打破例行常规（routinisierte Konventionen）的实验成为可能，并且可以为艺术爱好者在观赏或聆听之际，为满足其乐趣而服务。当然，这并非毫无代价与风险，就算是在突破墨守成规这一点上，其本身也会形成一种定制，然而一般来说，艺术家之创新所带来的沟通困难，已经比较可以被接受，尽管这些艺术家的创新会带来冲突，但是社会上已经有所谓的代表性人物（艺术史家、新闻记者、评论家、文评家等），会尝试去克服这些冲突，通过他们的努力，缓和了艺术领域冒险所带来的震撼，而且使不寻常的艺术形式，转到可听可看的道路上。我们也可以从许多或短或长的艺术实验中看得出来，它们可能扮演发起者或失误者的角色，但实验本身自有其价值，尽管在这么多创新者里面，只有一小撮人可以通过一代代重复实验的验证。

今天最有趣、尚未解答的众多问题里，还有一个疑问：到底在何种建构品质上，会导致艺术作品的成与败？为何某些人的作品在经历众多世代的拣选筛验之后仍能历久弥新，而且逐渐纳入社会所公认的艺术作品标准里，而另外一些人的作品却落入忘川？

*本文选自诺贝特·埃利亚斯《莫扎特的成败：社会学视野下的音乐天才》第四章，米歇尔·史洛德编，吕爱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封面图为莫扎特在演奏钢琴。[图源：Walmart]

【鸣谢】

专题策划人：聂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〇编辑：惊蛰  〇排版：二氧化龟

〇审核：翰墨/老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