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遂今 | 中国当代音乐学中的音乐社会学

曾遂今（1949- ），音乐学家、作曲家。现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音乐系系主任，音乐社会学与音乐传播学学科带头人，博士研究生导师，音乐与舞蹈学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传媒音乐研究所所长。中国大众音乐协会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传播学会会长。兼任《音乐传播》主编。研究方向:音乐社会学与传播学。[图源：新浪网]

音乐社会学是当代音乐学中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因为它涉及到音乐文化价值实现中最本质的社会归宿问题。音乐社会学学科与音乐、社会两方面均密切相关。音乐社会学一词，强调了音乐，也指向了社会，它明确标志出音乐与社会相互联系的内涵。一般认为，音乐社会学是音乐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

1921年，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公元1864-1920年）的未完成遗稿《音乐的理性基础和社会学基础》问世，学者们将该著作的出版作为音乐社会学独立学科诞生、出现的标志。此后，音乐社会学的科学研究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以其不同的学科认识观、不同的研究对象观、不同的学科职能观、不同的研究方法论和世界观开展起来。1955年德国学者德列格（H.H.Draeger）归纳出音乐学学科体系的整体构架——德列格音乐学体系。其中，音乐社会学是五大学科（音乐史、体系音乐学、音乐民族民俗学、音乐社会学和应用音乐学）支柱之一。1973年斯洛伐克音乐学家艾尔舍克（O.Elschek）在《新的音乐学分类法草案》等3篇论文中，打破了“历史”、“体系”等归宿类别，提出了“理论”和“地区”两大支柱。其中音乐社会学隶属于理论音乐学的三大范畴（自然科学范畴、社会科学范畴和音乐技术范畴）中的社会科学范畴。尽管上述两位学者音乐学分类思想不同、音乐社会学归宿的层次不同，但却有一个相同的认识观念：音乐社会学是作为一门独立地体现其研究对象、学科职能的学科而统属于科学的音乐学之下。

在中国，独立的音乐社会学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这个时间，距音乐社会学在国际社会的诞生起算是60年，距艾尔舍克音乐学分类体系提出起算，是10年。音乐社会学在中国的出现，并非是姗姗来迟，它正是体现出中国音乐学的发展轨迹、发展逻辑的循序渐进性和合理性。音乐社会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出现并开始发展，与中国20世纪社会的发展进程、音乐文化的功能属性和人们的音乐思想认识密切相关。

一、中国音乐社会学出现的思想前提

对音乐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认识，是音乐社会学在中国出现的思想基础。这种认识，可以追溯到先秦以前，但随着中国音乐历史的发展和音乐实践在社会中的深化，中国近现代以后，人们从新的角度继续认识和思考音乐与社会关系这个永恒的主题，并以此来促进现实的音乐行为。

至1949年以前，军中的军旅歌曲具有两种不同的倾向。由爱国知识分子填词的歌曲，以“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为宗旨，以音乐来唤起民众、鼓舞斗志为手段，誓雪国耻，团结一致，争取民族的独立，走民主共和的道路。而在大官僚、大军阀操纵下编写的军歌，则拼命地为挽救朝廷行将就木的命运服务，宣传所谓德政，宣传忠于朝廷。尽管两种倾向不同，但却反映出音乐作用于人的精神、作用于人、影响于社会的一致的认识观念。两类军旅歌曲政治倾向截然相反，它体现出不同阶级的人们对音乐社会作用的认识。正是这种功能作用认识观，才促使人们从不同的阶级视角来实践自身的音乐行为。

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某君入东京音乐学校专研究音乐，余喜无量。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识者所能知也。”（《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康有为、梁启超的音乐作用于社会、作用于社会人的音乐社会认识观，是康有为1898年向朝廷奏“请开学校折”的思想前提。废科举，办新学，设乐歌课，成了维新改革派推行“新政”的内容之一（见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宏猷、任甫，别号任公、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县潮居都茶坑乡人，人称梁新会，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中国近代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新法学家、书法家、词汇发明家及国学大师。[图源：Wikipedia]

20世纪初，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新文化的进步。欧美科技文化的学习，富国强兵的追求，创办新学堂，组织各种社团，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国音乐文化在其历史的发展中，更凸显出它的社会功能。中国学者继承了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思想传统，对音乐的社会功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辛亥革命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已在这些方面发表了大量的言论，如曾志态在《音乐教育沦》中专章论述“音乐之功用”（《新民丛报》1904年14号、20号）；匪石撰文《中国音乐改良说》，论述“音乐与国民之性质有直接之关系”（《浙江潮》1903年第6期）；沈心工在“学堂乐歌”的推动中呼吁“唯唱歌则以道德与优美之理想化合，以激天良”（《小学唱歌教授法》1905年版）；王国维在《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强调小学生的唱歌“一调和其感情，二陶冶其意志”（《教育世界》1907年10月第148号）等等。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和音乐家们，对音乐的功能方向有着更加明确的认识。王光祈在《欧洲音乐进化论》中说：“现在一面先行整理吾国古代音乐，一面辛勤采集民间流行谣乐，然后再利用西洋音乐科学方法，把它制成一种国乐。这种国乐的责任，就在将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表现出来，使一般民众听了，无不手舞足蹈，立志向上”（上海中华书局1924年印行，1925年再版）20世纪30年代上海《新夜报》副刊“音乐周刊”发刊词上说：“……使社会大众都能享受高尚的娱乐，而提高他们对于音乐欣赏的程度。必如此，社会的移风易俗，庶几可在无影无踪的中间逐渐完成。此种美化社会的工作，更是目前中国音乐教育者应负的责任之一”（《新夜报》1934年10月4日）吕骥在1936年《论国防音乐》一文中说：“音乐，也和教育、文学、戏剧以及其他艺术一样，要担负起当年的紧急任务。不只要担负起唤醒和推动全国未觉悟的民众的责任……也应当进一步积极地把全国民众组织起来，把他们的抗敌意志转化为实际行动”（署名霍士奇，《生活知识》1卷12期“国防音乐特辑”，1936年4月5日）由此可见，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中国的社会变革与动荡，音乐发挥了强大的社会功能。人们对音乐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更多地是集中在音乐对社会作用的方面。

音乐对社会人产生作用，也就是音乐对社会的影响，有了这种影响，音乐的社会功能就实现了。音乐的社会功能观，也许就是音乐社会学的思想萌芽。而在中国，以这个思想萌芽与音乐社会学学科概念嫁接的，是蔡元培。蔡元培在1920年的《音乐杂志》发刊词中说：“求声音之性质及秩序与夫乐器之比较，则关乎物理学者也。求吾人对于音乐之感情，则关乎生理学、心理学、美学者也。求音乐所及于人群之影响，则关乎社会学与文化史者也。合此重重之关系，而组成有系统之理论。”（《音乐杂志》，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1920年第1卷第1号）蔡元培在此较系统地归纳出音乐学中的各学科。除（音乐）物理学、（音乐）生理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美学外，他也讲到了“音乐所及于人群之影响”（音乐对社会产生作用）的“（音乐）社会学”。

蔡元培在这里描绘出了中国音乐学的理论构架，较之萧友梅在1907年《音乐的定义与分门研究》一文中对音乐研究的门类论述更加具体与合理。而萧友梅的音乐（学）理论框架中根本没有（音乐）社会学。（见《学报》，1907年2月第1年第1号）有意义的是，蔡元培提出（音乐）社会学概念的1920年，正接近音乐社会学在国外正式诞生的1921年。

蔡元培的上述言论在中国音乐学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其一，蔡元培首次较全面地勾画出了中国音乐学的整体学科构架；其二，蔡元培在中国指出了音乐社会学最早的概念内涵——“音乐所及于人群之影响，则关乎社会学与文化史者也”。

吴梦非在1920年的《艺术品应该怎样制作》一文中论述了艺术品的“发表”（Representation）命题。他的“心里感想”利用“媒介物”使“内品”变成“外品”之说，集中体现出音乐社会学中音乐与社会双向联系中“社会→音乐”的内在过程。然而，在以后几十年中，人们更多地在“音乐→社会”（音乐作用于社会）的模式中来认识音乐与社会的关系。这种认识，人们是摆放在音乐美学层面上的“静态”的认识，即，音乐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是音乐艺术的特征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音乐文化是巩固国家政权、推动国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精神手段。共产党的革命音乐在20世纪中国的50、60、70年代已成为主流性的和不可颠覆的音乐文化。中国现当代的革命音乐在美学和文化层面上的特质可归纳为革命排他性、大众参与性、精神凝聚性和思想教育性四方面。（见曾遂今《中国大众音乐：大众音乐文化的社会历史连接与传播》第207页）在这一时期中，音乐创作、表演、传播和社会接受必须充分地体现出这些特性。而这四方面的特性也就体现出革命音乐在这一时期所具有的强大的社会功能：革命排他性——革命音乐是至高无上、不可替代的，革命音乐绝不容忍非革命的、反革命的音乐存在；大众参与性——革命音乐是大众的音乐，它会吸引大众在创作、表演、传播、评论等方面参与其中；精神凝聚性——在革命歌曲的群体性演唱和传播中，革命理想、革命希望、革命憧憬和革命热情通过歌声来实现，人们的精神就拧成一股绳了，群体的威力和正气就集中统一了，也许革命成功的希望就八九不离十了。高亢激昂的声音迸发，才能把人的精神最大限度地振奋起来、凝聚起来，把人的奋争行为高度地组织起来。也许，只有人性化的声音爆发力，才能给人带来竞争性精神凝聚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冲击。思想教育性——革命音乐，因为它是属于共产党的革命行为和革命理想的，它就要担负起“唤醒大众，激动大众，教育大众，组织大众”的任务。

革命音乐的四大特性，使人们对于音乐与社会关系的思考，集中在音乐是否对人民进行“革命化”或“无产阶级化”的影响、作用的表层方面，这种思考在当年已经演化成为了一种铺天盖地的批判武器、捍卫武器。而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思考又在一种脆弱的、敏感的人际观念和权欲熏心的催化下，变成了一种人身迫害的思想与行为的动力基础。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60年代前期，已有大量的文论，均以“批判”、“捍卫”的目的和写作风格、色彩下笔，它间接折射出人们对音乐与社会关系层面的思考。如《电影<怒潮>插曲<送别>是一支好歌吗？》（《人民音乐》1964年第4期）、《影片<早春二月>的音乐说明了什么？》（《人民音乐》1964年第12期）、《如此<徘徊>：简析<早春二月>的音乐》（《人民音乐》1964年第12期）、《爱情歌曲创作中值得注意的倾向》（《人民音乐》1960年第4期）、《听<送别>所想到的》（《人民音乐》1964年第4期）、《从<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谈起》（《人民音乐》1964年第5期）、《必须破除崇拜西洋资产阶级音乐的思想》（《人民音乐》1964年第8、9期）、《我们为什么会崇拜西洋资产阶级音乐：一个音乐学院学生的感受》（《人民音乐》1964年第8、9期）等等，等等。在这些论文中，我们均能感觉到革命音乐鲜明的排他性锋芒和作者的“批判”与“捍卫”精神。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相关期刊媒体的瘫痪、停刊，大字报成为了人们思考、“批判”与“捍卫”的工具，也成为了人们之间直接进行人生攻击、污蔑与迫害的信息载体和舆论武器。此刻人们没有精力、时间来思考什么音乐与社会，而只是集中清理“反革命音乐”、“反动音乐思想”、“反动文艺路线”等等。而以毛泽东的政治文论片段为词谱写的“语录歌”成为革命歌曲的时尚，并获得了空前的流行效应，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功能。

70年代，以“中国人民解放军51031部队特务连理论组、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理论组”联合署名撰写的《<乐记>批注》、《商鞅荀况韩非音乐论述评注》两本小册子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期音乐学理论在“四人帮”政治参照系中的集中理论思考。第一本书的“前言”全面否定两千多年前《乐记》中音乐与社会关系的科学论述，并给《乐记》的作者扣上“反动派”、“开历史倒车”、“推行反动文艺路线”等“文革”时期惯用的政治帽子。而在第二本书的“前言”中，评注者说：“商鞍、荀况、韩非……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奋起批判儒家的反动文艺观点和反动礼乐，无情地揭露了儒家利用反动文艺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反革命活动，坚决主张取缔奴隶主阶级的‘诗书礼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发展封建制，具有进步的意义，在文艺史上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这两本书的舆论导向，企图从根本上断绝人们对音乐与社会关系的思考，否定音乐与社会的客观联系，否定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中的科学遗产，其根本目的是为“四人帮”的政治斗争服务。这种歪曲历史、亵渎科学的愚蠢作法，成为中国当代音乐学史中典型的反面教材。

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初期，打破“四人帮”的文艺禁锢，音乐的创作、表演、传播较为宽松与自由。在大众音乐文化生活中，一种普及型的音乐信息载体——盒式录音磁带流行于中国社会，而以台湾著名歌手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流行音乐风靡中国大陆。强烈的海外音乐文化冲击波，使中国的社会音乐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单就歌唱活动这一领域，从专业性和群众性的演唱曲目来看，过去“文革”期间那种政治教条式的音乐内容、农耕式的音乐形式已荡然无存；以“宣传队”为主的音乐传播方式也渐然消失。新的音乐传播手段，吹来了外面的音乐新风，更使中国的年轻人和广大的老百姓从歌曲中，闻到了“人间烟火”、触摸到了人间的情感、体会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与友情。这些充满人性、人情、爱情的情感回归，给广大的群众，带来了春光明媚的幸福感，而给专业的创作和演唱者，带来了严肃认真的职业参与感和社会责任感。在群众认识邓丽君、只知道邓丽君的时候，大陆的职业音乐工作者以此为契机，开始以新的艺术思维方式和新的视角，推动了新时期的社会大众音乐活动。

邓丽君（1953－1995），本名邓丽筠，著名流行音乐歌手，是台湾至亚洲地区均有广大影响力的指标性音乐人物。[图源：新浪网]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的宽松与和平，经济的腾飞与发展，客观造就了一个自在而宽容、深广而博大的艺术活动与交流空间。在这样一个空间中，人们基本不受约束地引吭高歌。在港台流行歌曲（包括影视歌曲、酒吧歌曲、校园歌曲）风吹遍中国大陆之后，中国大陆的“西北风”又吹起来了，中国大陆的摇滚风也刮起来了，与此同时，美国的乡村民谣、布鲁斯风格又与中国的多种创作实践联姻结合。此时，歌曲创作的技术手段不受任何传统信条、方法或模式所制约，正探索性地走着一条自由创新发展的新路。

针对以上的社会现实，人们又开始思考音乐与社会的关系。一部分人仍然从传统的批判角度、站在传统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立场纷纷撰文，他们认为流行音乐侵蚀了人们的思想，衰退了年轻人的革命斗志，流行音乐扰乱了社会秩序，破坏了社会传统道德观念。如《工人日报》1980年4月14日的署名文章《歌风漫谈：关于“流行歌曲”的一封信》（李凌）、《文汇报》1980年5月10日的署名文章《分清轻音乐与靡靡之音》（丁善德）、《光明日报》1982年5月17日的署名文章《我们需要健康向上的轻音乐》（叶林）、《文坛》1982年创刊号的署名文章《漫谈港澳“时代曲”》（邱仲彭）、《四川日报》1981年3月24日的署名文章《音乐欣赏与心灵美：兼谈如何对待港台“流行歌曲”》（冯光饪）、《重庆日报》1982年4月13日的署名文章《<何日君再来>与<蔷薇处处开>浅析：谈什么是黄色音乐》（伍雍谊）以及如《黄色歌曲“黄”在那里》、《腐蚀心灵的精神雅片：简评邓丽君演唱的歌曲》、《庸俗下流的问答：评张帝的“创作”和演唱》、《畸形社会的“畸形儿”：评港台流行歌曲的歌词》等等。

此时，虽然没有音乐社会学的学科概念在中国出现，但人们所思考的内容层面，是音乐与社会中的精神道德方面；所分析的目标，是“黄色音乐”及其对社会带来的“反面”功能与影响；所批评、劝导的对象、是流行音乐的传播者、表演者和接受者及其社会思想根源这种思想与行为方式，正好与欧洲“二战”后的“布拉格第二届国际作曲家和音乐评论家大会”的“布拉格宣言”一致。1948年，以苏联、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利亚、瑞士、英国、法国、荷兰、巴西等国音乐家组成的大会主席团通过的宣言称：“当代音乐与音乐生活正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这一危机主要表现在所谓的严肃音乐与所谓的轻音乐的尖锐矛盾和冲突之上……所谓的轻音乐日趋肤浅化、平均化和模式化。在有些国家，轻音乐变成了商品，变成了文化垄断工业的对象。……所谓的轻音乐却只从原始的旋律出发，而忽略了音乐的他所有因素。最肤浅粗野的、完全是堕落的、千篇一律的音乐公式成了轻音乐的出发点。美国的娱乐音乐尤其如此这两种倾向都具有相同的虚伪特点和世界主义特点；它们使得各民族的各具特色的音乐生活变得千篇一律……如果全体作曲家能够意识到这一危机，并能抛弃极端的主观主义倾向，那么音乐就将表现广大群众新型的、伟大的、进步的思想和情感，就将表现当代一些进步的人物和事件。”

在东欧，代表政府立场的音乐家们的忧虑，使音乐社会学学科在20世纪60年代的前苏联以一种新的面貌重新出现。以前苏联音乐学家索霍尔（1924-1977）为代表的一大批东欧音乐学者们，用音乐的社会作用观思维、带着“音乐社会干预”和“音乐社会控制”的目的进行音乐社会学研究。东欧音乐学者们当时的主要所指，是西方的音乐影响。由于大量的西方现代大众音乐（摇滚乐、爵士乐）通过各种传媒渠道（唱片、广播）涌入当时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并在年轻代人中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冲击力量，为此引起了意识形态部门的多种忧虑。20世纪60年代以来，索霍尔用音乐社会学和美学理论作武器，试图在东欧社会主义音乐文化领域里建造一堵抵御西方“文化侵略”的大墙。鉴于这种“音乐社会干预”和“音乐社会控制”目的，索霍尔主张致力于社会音乐情报的收集和各种相关的研究活动。

中国音乐家在20世纪80年代，带着同样忧虑，对流行音乐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在此期间音乐美学界不少学者也围绕音乐有无“阶级性”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然而，在大众音乐文化领域和音乐传播领域中，流行音乐以强劲的势头迅猛发展，影响日益扩大。这一切，为音乐社会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在中国的出现创造了正、反两方面的思想条件。

二、20世纪80、90年代以后音乐社会学在中国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国内外音乐文化交流日趋频繁，音乐商品现象开始出现。社会音乐生活的内容、形式在急剧地发展、变化。音乐听众已由“文革”革命音乐极端化时期的“一种听众”演变为“多种听众”在这样的社会音乐条件下，简单的批评、武断地指责，不但不能扭转当代音乐潮流的急剧发展，相反会强化音乐听众的逆反心理，不利于社会对音乐美丑、良莠的鉴别，不利于新时期音乐文化的健康发展，不利于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为此，一批音乐学者面对这种社会音乐文化的新形势，超越了音乐学传统的学科范围，超越了传统的“批判”思维，在音乐的社会功能发挥的社会层面进行多种的思考。人们不约而同地将这些思考范围锁定在“音乐社会学”或“社会音乐学”的学科概念上面。此刻，人们的思考，不再是去批评社会音乐生活中出现的种种现象，而是正视这种现象；不再是孤立地看待今天的中国音乐现象，而是把它摆放到国际音乐文化交流传播空间、世界音乐文化背景中来看待这种现象；不再是以中国农耕时期或中国的社会变革时期（革命战争年代）的音乐观点、音乐尺度来衡量今天的高科技时期和社会稳定发展时期的音乐现象。总之，人们逐渐地明白，用“刻舟求剑”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今天，将会处处碰壁。

只有开展音乐社会学研究，发展音乐社会学研究，只有把音乐社会学当作一门科学的学科来对社会音乐现象来进行观察、思考并寻求其规律，我们才能把握音乐的今天，发展音乐的明天。

国外音乐社会学文论在中国的翻译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学者开始较系统地向中国读者介绍国外音乐社会学在近几十年中的开展情况。其中包括前民主德国、联邦德国、美国、前苏联、日本、西班牙、罗马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法国、意大利等。中国学者翻译的相关文论以期刊发表、专著出版的形式公诸于众。这对具有特色的中国音乐社会学研究起到了良好的参考、借鉴作用。

1985年中央学院杨洸（Yang Guang）教授译，前苏联音乐美学家、音乐社会学家A.索哈尔（应译为A.索霍尔）著的《音乐社会学》（中文书名）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约11万字。这是中国第一本国外音乐社会学译著。全书分5章，包括音乐社会学的对象、结构与方法、音乐社会学思想史略、社会音乐文化、音乐感知的社会学问题、音乐生活与社会音乐传播。本书译自列宁格勒苏联作曲家出版社1980年俄文版《音乐社会学与美学问题》一书中的“社会学与音乐文化”一章，索霍尔著。

中文版《音乐社会学》的出版，扩大了读者的知识视野，使读者了解到音乐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将包含较宽广的人文学科知识并根据本国的音乐文化实践和具体特点来进行研究。在本书中，我们了解到音乐社会学在20世纪60、70年代的苏联，音乐社会学是作为“音乐社会干预”和“音乐社会控制”为目的来进行的。音乐社会学为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文艺”的政治意识形态服务。

与此音乐社会学译著的出版形势和学界知识需求相呼应，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音乐学术情报研究室从1985年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音乐社会学的翻译、编译研究工作并创刊《音乐学术情报通讯》双月刊（1986年改名《音乐学术信息》，2001年12月息刊，共出版100期）。

16年来除在该杂志上刊登其他学科译文外，有关国外音乐社会学文论译文和编译文章有近80篇。

有关音乐社会学的翻译、编译和纲要性的研究文论，在《音乐学术信息》上已反映得较为集中和完整。这些文论，除包括音乐社会学的学科性介绍外，也包含了大量与音乐社会学研究相关的资料性、信息性的文章。国外文论的刊登，已为中国音乐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庞大的参照系统和信息网络。

此外，在其它音乐刊物和相关出版物中，也有音乐社会学翻译文论发表。如曾遂今译A.索霍尔著的《音乐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结构和方法》（《音乐探索》1986年第1期）；金经言摘译《阿多诺的音乐听众类型》（《中国音乐学》1994年第2期）；张洪模译（英）德里克·B·斯科特的《90年代的音乐与社会学“一个评论界的变化的前景》（《中国音乐学》1993年第1期）；金经言编译综合的《外国音乐社会学历史发展概述》（《音乐学文集》，山东友谊出版社1994版）；金经言译（德）克奈夫的《音乐社会学的现状问题》（《现代乐风》1997增刊）等。

1990年5月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出版《音乐社会学：音乐词典词条汇辑》一书，全书约15万字，共收录音乐社会学词条6条、有关音乐社会学的译文4篇、国外音乐社会学文献要目和西方主要音乐社会学家人名表。其中6条词条选自国外权威性的音乐大辞典《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哈佛音乐辞典》、前联邦德国《MGG》、德国《音乐大辞典》、苏联《音乐百科全书》和日本《音乐大事典》。本书编选的译文是：

《音乐社会学的目的》，（德-澳）西尔伯曼著，金经言译；

《音乐社会学认识对象》，（匈-联邦德国）克奈夫著，金经言译；

《音乐社会学的对象、结构和方法》，（苏）索霍尔著，曾遂今译；

《音乐社会学》，（西班牙）罗莎著，孙国荣译。

《音乐词典词条汇辑：音乐社会学》是一本较为完整、权威的音乐社会学译文集。书中的内容已将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外的东、西方阵营的音乐社会学对象观和研究方法全面地展示出来。

1992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由孟祥林（Meng Xianglin）、刘丽华（Liu Lihua）译的《永恒的旋律——音乐与社会》（[奥地利]库尔特·布劳考普夫著），全书26万字本书出版未注明原书名，实来源于布劳考普夫1982年的《在社会变革中的音乐——音乐社会学大纲》（Musik im Wandel dergesellschaft.Grundzuge der Musiksoziologie）。中文出版者从图书市场的角度考虑改了书名，书名带文学色彩与抒情的风格，但从学术的角度来讲，这是一种欠严肃的作法本书原著者布劳考普夫从西方音乐社会的现实论述音乐社会学。各方面都与中国音乐社会相去甚远，论述方式、命题方式也与中国人的论证逻辑相悖，因此，本书所具有的参考意义和资料意义均不大。

2002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金经言（Jin Jingyan）译、德国学者贝塞勒、克奈夫等著的《西方音乐社会学现状——近代音乐的听赏和当代社会的音乐问题》一书，全书约20万字。由3篇主体文章——近代音乐听赏问题（贝塞勒）、音乐社会学的现状问题（克奈夫）和音乐社会学的现状问题（卜尔布西茨基）——构成第一篇译文是德国音乐学家贝塞勒（Besseler, Heinrich, 1900-1969）的《近代音乐听赏问题》（Das  musikalische Horen der Neuzeit）该文原为作者在原民主德国萨克森科学院（莱比锡）的一次讲稿，最初发表于1959年，文章标题中的近代指公元1500年以后的历史时期，以别于古代和中世纪。译者解释，译文所用“听赏”一词，德文原文为Horen，该词在本文中既有聆听又有欣赏之意，故译为“听赏”。全文共分五个部分，分别为“音乐的听赏问题”、“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时期的‘领会’音乐”、“17世纪的新特点”、“18世纪的综合听赏”、“浪漫主义者的被动听赏”。

译者提出两点供读者注意：“一是文中系统阐述的音乐形态与不同听赏方式之间的关系问题，早在作者的《欧洲音乐的声乐风格和器乐风格》（1954）一文中已经提出，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二是文章虽以分析、归纳音乐听赏类型为主，但同时论述了音乐史、音乐风格和音乐美学等领域的诸多相关课题，立意新颖，视角独特，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第二、三两篇文章分别由匈裔德国音乐社会学家克奈夫（Kneif, Tibor, 1932-）和捷裔德国音乐社会学家卡尔布西茨基（Karbusicky,Vladimir,1925）撰写，这两篇综述性论文分别于1966年和1986年先后发表在国际音乐学学会（IMS）主办的《音乐学学报》（Acta Musicologica,总第63期，1966年出版和总第63期，1986年出版）克奈夫的文章概述了音乐社会学从其出现至1966年的发展情况，而卡尔布西茨基的文章则接着克奈夫的论述，从1966年叙述到1986年。这样，我们就能比较全面地把握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西方音乐社会学发展的基本脉络。

译者认为，“这两篇文章不可能涉及音乐社会学的方方面面，这是因为文章受到篇幅的限制，而且它们毕竟仅出自两位学者之手，他们不可能涉猎全部音乐社会学文献文中的一些观点仅为一家之言，个别论述也有或失之偏颇、或不够深入的缺陷”（见译者前言）。

中国的音乐社会学研究与阶段性成果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由于音乐文化领域较“文革”时期的文艺“禁锢”显得更为宽松，因此、对音乐文化中各种风格、题材、体裁、内容的挖掘、实践、表演、传播是一种“改革开放”形势下的自由。而对其中的种种进行批评、批判则又体现出音乐批评中的自由。此刻，针对人们站在传统僵化的、“刻舟求剑”的立场来看待今天的一切思想潮流，提出自己的新思考、新判断，这更是一种新时期的音乐思想自由。80年代，社会报刊媒体对流行音乐铺天盖地的批评，而社会电子媒体（音像出版社与盒带）对流行音乐推波助澜地传播。这种戏剧性的矛盾现象，只能说明一点：一个时代的社会音乐文化现象及其发展，是社会状态、人的生活状态和群体的人际互动性质决定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在中国带历史支配性的革命斗争和奋激年代，《何日君再来》、《蔷薇处处开》不可能代表中国社会音乐生活的根本方面；同样，在中国的和平发展时期，《大刀进行曲》的风格、气质、思想也不可能支配中国的社会音乐生活。这可能就是邓丽君的歌声可以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理直气壮进入中国大陆的原因。也是中国大陆老百姓热爱邓丽君歌声的原因。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80年代初兴起的流行音乐现象，是当代的民间音乐现象，只不过这种现象更具有当代的科技传播特色而已。

基于这样的思考，从1982年起，曾遂今（Zeng Suijin）撰写了一组与现实实践紧密相连并带音乐社会发展观的全新观点的论文。其中有《试论民间歌曲的走向》、《“艺术生产竞争”与“欣赏比较”：再论民间歌曲的走向》、《试论民歌概念内涵的发展与转化》、《现代民歌：时代的一面镜子》、《口头性、集体性不是永恒的真理：关于民歌问题与彭国华同志商榷》、《中国当代城市民歌的复苏及其特点——音乐社会学实践思考笔记》、《港台流行歌曲冲击后的回顾》等文，从民间音乐概念的角度切入，在民间音乐的社会本质中思考，在中国当代城市民歌——流行歌曲的层面上展开，文中融入了事物的发展运动观和对音乐社会未来的展望与预测思想。作者已超越了传统的民间音乐研究方式，在一定的程度上，已为作者的音乐社会学思考和研究实践奠定了基础。

1986年5月，曾遂今以《时代·现实·社会责任：当代音乐听众抽样考察报告之一》为题撰文并以该文参加同年7月河北兴城召开的“首届全国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座谈会”和大连的“全国歌曲创作研讨会”。论文介绍了国外音乐社会学的开展情况，汇报了新近的社会调查结果，并呼吁学界和各地音乐家协会开展音乐社会学的研究和调查此呼吁得到部分与会代表和到会记者的响应，同时也得到音乐前辈赵讽先生的首肯。

从1986年开始，曾遂今根据中国的社会音乐生活实际情况，在多种刊物上撰文，这些文章包括对音乐社会学的介绍、呼吁和部分阶段性的实质研究成果。其中包括：

《音乐社会学问答》、《国外音乐社会学历史与现状》、《开展音乐社会学研究》、《音乐社会学研究对象初探》、《音乐社会学研究对象论》、《时代·现实·社会责任：当代音乐听众抽样考察报告》、《关于音乐社会学的研究》、《音乐社会学问思录》、《音乐听众分类的理论与实践》、《音乐流行考析》等文。

1989年7月，居其宏、曾遂今、刘伟仁、常静应邀参加巴黎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活动中的“国际流行音乐学术研讨会”，曾遂今提交论文《中国现代大众歌曲的音乐社会学研究纲要》（La recherche sociologiquesur la chanson populairede la  Chinecontemporaine）。论文从音乐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大众音乐的传播、流行进行了宏观的考察。法文版于1991年在德国柏林出版。

1989年9月，曾遂今参加北京“首届中苏艺术科学双边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从中国音乐的社会学问题看传统》在这篇论文中，笔者提出了民歌的“分化—渐进”系统和“整合—跨越”系统的两大体系概念，并通过对地方戏曲和民间歌曲的社会调查的数据，指出，现代民歌，是中国当代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的出现不是从天而降，而是从传统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现代民歌的发展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在现代民歌的生命体中，时时刻刻都流动着传统的血液。我们可以看到，“分化—渐进”系统的现代民歌，继承了人类历史上某一阶段出现的“创作、演唱、社会接受”三个环节相互分化的艺术活动方式，同时也继承了昨天的、前一时代的传统艺术成分；“整合—跨越”系统的现代民歌，跨越时间和空间，继承和吸取了相应的艺术活动方式和艺术成分来发展自身、充实自身。在文中，作者尖锐地强调：“在中国音乐的发展中，盲目地继承传统，消极地积累一切传统因素，将会扼杀艺术的发展为此，我们以川剧高腔音乐的音乐社会学调查材料来说明，在川剧艺术中，由于不少同志对艺术发展认识的片面性、主观性，已导致了我们的数据材料反映出的并不乐观的社会后果。对川剧高腔中一切传统因素不加选择地照搬，其结果可想而知。中国音乐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但继承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创新。我们反对割断传统的所谓“新观念”、“新思潮”，我们也反对因袭陈规的保守与思想僵化。这就是我们在促进中国音乐发展过程中的辩证观点。”该论文的中文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出版（《首届双边学术会议论文集》）；俄文版于1991年莫斯科出版。

1990年5月，曾遂今与有关中国学者出席在莫斯科全苏艺术科学研究所举行的“第二届中苏艺术科学双边学术研讨会”，曾遂今以重点发言的形式在会上作了“中国音乐社会学在80年代的兴起与研究”的学术报告。与会的俄罗斯和有关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代表以高度的兴趣关注此发言并提问。学术报告中的“音乐听众分类研究”中的“铁塔型听众模式”得到国外学者们的高度评价。

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以音乐社会学为题，或以音乐社会学应当涉及的范围为题的文论与思考逐步增多。尽管其中有的文章似乎属于音乐美学范畴，但很多文论已为音乐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参考性、依据性的观点、资料，有的文论从命题到论证，本身就是和音乐社会学的交叉或音乐社会学所涉猎范围。从这样的意义上看、90年代以后，音乐社会学的概念与观念已逐步深入人心的事实，已是无可争议在所有文论中，涉及音乐社会学较突出的有如下篇目：

《科技时代工业社会呈现出的音乐文化现象》（孙学武）、《中国流行音乐传播预测的理论与实践》（杨晓勋）、《荀子<乐论>与音乐社会学》（余兰森）、《优化文雅文化的外部生存条件：一份电话访谈录》（康式昭）、《关于文化问题和方法问题的通讯》（孙振斌）、《雅俗共赏，各行其事：美国音乐生活札记》（杨琦）、《<乐记>的社会学和音乐学》（李业道）、《先秦社会学——<乐记>》（李业道）、《中国音乐何处去：“亚太音乐民族学会汉城研讨会”上的发言》（赵洸）、《严肃音乐与金钱魔方：当前严肃音乐发展中的几个问题》（居其宏）、《当代民族器乐的传播》（席强）、《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主体性危机的思考》（管建华）、《文化圈理论与传统音乐的观众》（刘悦）、《文化利益集团抢分天下》（沈卫星）、《对一种社会学派音乐哲学的考察》（于润洋）、《谈广告音乐》（朱秋华）、《流行歌曲的四种社会审美效果》（曾遂今）、《宋代歌妓的演唱与词乐的发展》（刘明澜）、《音乐社会学学科建设论要》（曾遂今）、《社会音乐生产本质结构引论》（曾遂今）、《音乐传播新探》（曾遂今）、《群众歌曲、通俗歌曲、流行歌曲的历史沧桑》（叶林）、《传播与旋律》（曾遂今）、《音乐社会学的导向和误区》（叶林）。

在以上文论中，余兰森的《荀子<乐论>与音乐社会学》认为：“《乐论》与其说是一部音乐美学论著倒不如说是一部音乐社会学论著。如果说1990年版的《音乐社会学》体现着音乐社会学学秤建设的理论建构的话，那早在两千年前的《乐论》便是音乐社会学方面的具体研究了；如果说现代意义上的音乐社会学的研究在中国才刚刚起步的话那么早在两千年前古代中国的音乐社会学的研究就已经初具规模了有些理论已经系统化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古代中国音乐社会学的研究已呈儒、道、墨、法等百家争鸣的多元态势。如果说我们正准备参照国外的音乐社会学理论来建立中国的音乐社会学学科的话，那么，我们又不能不把视角投向两千年前或者更早一些时候的中国古代社会。”学者余兰森的观点不无道理但是如果仅认为只要一提“音乐”与“社会”（或本词的另类说法），就认为是音乐社会学的话，那么在国外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诞生音乐社会学了。关于对音乐社会学的学科界定，曾遂今在1997年版的《音乐社会学概论》中将有详细的解释。

居其宏在《严肃音乐与金钱魔方：当前严肃音乐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几个不等式：严肃音乐≠交响音乐、得了赞助≠长了水平、经济手段≠艺术目的、市场经济≠放任自流。作者在文中阐述自己的观点与认识其中针对“市场经济≠放任自流”，作者说，“这个不等式，不但已为近年来国家经济生活的发展状况所证实，而且，严肃音乐与金钱魔方的互动现实同样证明了它的正确性。”作者在文中呼吁，“我们需要制定一部类似《文化艺术事业赞助法》之类的法律或行政法规，把社会对文艺事业的赞助行为纳入法制轨道。应当通过法律形式鼓励社会各界积极赞助高雅艺术、民族传统文化和严肃音乐事业；规定资助方和受助方各自的责、权、利关系，以杜绝目前在赞助中盛行的一系列不正之风。”本文的音乐社会学倾向性十分明显，文中已涉及到音乐社会学研究中的音乐商品研究和音乐文化市场的操作、运行环节。

于润洋在《对一种社会学派音乐哲学的考察》一文，对音乐社会学的研究具有直接指导性的意义文中说：“我们清楚地看到阿多诺在对勋伯格和斯特拉文斯基这两位现代音乐大师的评论中，渗透着他对音乐现象进行哲学反思时所运用社会学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既显示了他的理论思想的敏锐深刻之处，也暴露了它的弱点和缺欠。他在将这两位大师的创作从精神内涵的角度进行比较时、对勋伯格音乐中所蕴涵的社会内容的揭示应该说是深刻的，对斯特拉文斯基音乐的某些批评也是切中了要害的。这充分显示了阿多诺音乐哲学的理论洞察力。但由于他在音乐的社会否定性这个问题上存在本文前面提到的绝对化的弱点，致使他的批判在相当程度上有失客观和公允，甚至不免陷入偏激，这体观在他对斯特拉文斯基的批判上。总的讲，斯特拉文斯基的新古典主义音乐就其社会精神内涵而言的确是相当贫乏的，缺乏震撼人心的表露时代痛苦的声音，阿多诺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但是，对斯特拉文斯基音乐的复古倾向的分析不应停止在这里，而应该揭示其更深层的美学的和社会学的原因。”作者的论述对音乐社会学的研究带来启发，其一，音乐社会学绝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它是一门多学科的交叉学科而交叉面积最明显、最突出的是音乐哲学；其二，音乐社会学针对社会现象、音乐作品的研究应当具有美学的批判精神，也应当具有社会机制分析的基础；其三，在音乐社会学研究中，应当充分注意西方如同阿多诺等在音乐社会学、音乐美学等方面具有交叉影响、多面影响的学者的相关成果。

狄奥多·阿多诺（ 1903－1969） ，别译特奥多尔·W·阿多诺，德国社会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音乐家以及作曲家。可参考往期推文：阿多诺 | 论流行音乐。[图源：imbd.com]

叶林在《音乐社会学的导向和误区》中认为“音乐社会学应该研究音乐美的社会原因，研究音乐如何把社会因素转化为音乐美、研究人们怎样对音乐进行审美，以及研究社会的音乐审美观。这将有助于丰富音乐社会学的内容，也有利于走出庸俗社会学的误区。”作者还提倡“以人为本的音乐社会学”，文中认为“以人为本，大概是当代人文主义的主要思潮。音乐社会学对此也不例外。音乐社会学可以从人的角度辐射到音乐和社会，把这两者统一起来。研究人的政治思想和研究人的音乐思想可以并行不悖；研究人的审美思想和研究人的音乐思想也可以并行不悖、有时还可以找出导向，引导音乐艺术健康发展。”文中还说：“我们今天的社会因为正处在转轨时期，物欲刺激成风贪污腐化蔓延，所以也有必要提倡社会主义道德教育，音乐领域的情况也同样如此。流行歌坛的商品化带来了许多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负面因素，歌星们的社会作风令人侧目。因此，音乐社会学也有责任重视这个间题，不能用随波逐流的态度纵容这种风气泛滥，更不能为它提供理论依据。强调感情的无聊发泄、失落和放纵都是和‘三个代表’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音乐社会学作为国家研究课题正式立项1992年音乐社会学作为国家“八五”青年社科基金研究课题正式立项。课题负责人和研究撰稿者为曾遂今。1996年底课题研究定稿，1997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以《音乐社会学概论：当代社会音乐生产体系运行研究》（以下简称《概论》）为书名出版，曾遂今着，全书3.5万字。

1997年以后，音乐社会学的继续研究，以“大众音乐的社会运行”为课题名在“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中立项，2001年课题研究完成，2003年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以《中国大众音乐：大众音乐文化的社会历史连接与传播》（以下简称《大众音乐》）为书名出版，曾遂今着，全书33万字。

以上两本音乐社会学著作，集中反映了著者的音乐社会学的宏观构架和实践操作的思想，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其独特性。

《概论》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音乐在社会中的运行状态、运动特点、运动规律的音乐学术专着。紧密联系音乐社会现实和音乐社会现状，并在音乐历史的回顾中考察音乐今天，在音乐今天的启发中观察音乐历史，是本着作的显着特点。因此，《概论》一书表现出研究者鲜明的艺术价值观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概论》从著者的音乐社会运动观出发，把研究对象集中于三个层面上展开：1.对音乐社会横向运动的规律性的研究；2.对音乐横向运动参与者的研究；3.对音乐社会综合运动的预测研究。三方面的研究方向，构成了音乐社会学在音乐社会功能发挥的范围、在音乐的社会横向运动和综合运动范围内的研究对象。著者认为：

“音乐社会学”与“音乐社会观”两个词组仅一字之差，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概念内涵。前者是一门学科，在这门具有相应结构体系的学科中，研究相关的音乐运动过程；后者是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表达的是音乐的本质。而对音乐本质的探寻，是音乐美学的学科职能。

《音乐社会学概论》出版后，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已故音乐学家袁炳昌教授在一篇评论中称：“《音乐社会学概论》融汇了作者很多新颖的观点，由此给人们带来丰富的联想和思考。”“当我沉下心来把本书读了一半时，已有茅塞顿开之感，并给我带来无限的思考与激动。作者研究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作者研究的也是一个人们熟悉和关心的领域，作者研究的更是一个当前和下一世纪人们应当继续的领域。《音乐社会学概论》体现出音乐学理论对实践的参与，对实践的指导和在实践中的应用。”（《人民音乐》1998年第3期《探索音乐社会运动，开拓崭新研究领域》）。

《大众音乐》则是紧接《概论》后的另一本音乐社会学研究著作。本书《大众音乐》以大众音乐的广义认识观，对中国的大众音乐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进行认识与回顾。

本书将中国音乐文化以历史文化分类方式（宫廷音乐文化、大众音乐文化和文人音乐文化）和当代文化分类方式（政府音乐文化、大众音乐文化和学院派音乐文化）将中国音乐文化分为三大类别。大众音乐从古至今贯穿其中。大众音乐与宫廷音乐、大众音乐与文人音乐、大众音乐与大众音乐的连接关系在书中作了较详尽的论述。同时，也论述了大众音乐的商品属性、流行本质、传播特点。

在本书中，尽量以最客观的态度，从宏观上勾画出大众音乐的结构框架，并从传统的音乐史、论和音乐社会学、音乐传播学的角度来认识大众音乐。因为，音乐社会运动的轨迹，是从音乐的产生，经过传播，走向听众的归宿。笔者正是从此思路来思考中国的大众音乐文化、走进中国的大众音乐文化和认识中国的大众音乐文化的。

音乐社会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教育生产力在这新世纪的开始，随着社会音乐生活的丰富与深化，随着国内外音乐文化交流的更加频繁，随着音乐商品生产的急剧发展，用一种宏观的、客观的、冷静的和发展的思考方式来看待今天的中国音乐社会和音乐人的行为，就显的犹为重要和及时。当代的音乐社会学，究其本质来说，就是从宏观的角度，回顾历史，思考当代，观察现实，认识本质。对于这种“回顾历史，思考当代，观察现实，认识本质”的观念，曾遂今在2004年新版的《音乐社会学》的“题跋”中说：“有人会问，你这个‘回顾历史，思考当代，观察现实，认识本质’观有什么用?能作曲吗?能唱歌吗?能弹琴吗?我的回答是：它也许会帮助你更好地作曲，更好地唱歌。因为它使你进入了一个冷静而理智的氛围，在这个氛围中，你可以了解你在你所处的‘森林’中的位置，你可以了解你在你操作的音乐文化‘流水线’上的地位和作用。为此，你才可能升华出一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激情和热情。在艺术创造中，没有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激情和热情，是不可能创造出真正的艺术作品的。在当代的文化市场运作模式中，‘激情’和‘热情’同样可以激发，但就看你怎样来激发，为什么而激发。而在现实生活中，假热情和假激情太多了。这当然就造成了今天一部分作品的浮泛。有专业人士保守统计，在今天的音乐商品化进程中，我国平均每年的歌曲生产量是10万首以上，好一个10万首！音乐商品并不等于化妆品商品。”

对音乐社会学的思考，并把这种阶段性的思考成果转换为教育生产力，逐步成为今天人们在音乐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共识。

2001年，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编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简介》一书中，音乐社会学已列入音乐学的基础理论课系列。今天，一些音乐、艺术院校在逐步增设音乐社会学的课程。

目前，国内正式招收音乐社会学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单位有：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北京广播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等。

台湾艺术大学表演艺术研究所、台南艺术学院音乐学研究所及中国音乐学系、东吴大学、台湾大学音乐学研究所、台湾师范大学及其他学校的本科、研究生教学中均开设了音乐社会学课程。

三、音乐社会学在未来中国的发展展望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从总的趋势看，音乐社会学的研究更加紧密地联系当前的实际问题。这是因为在当代和未来，由于国际互联网络的迅速发展和数字通讯技术对社会生活的介入深化，以及知识、信息、资金、产品、服务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通和交流，一种新的社会生产与消费格局即将形成。新的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必然要影响到文化艺术的发展方向和刺激其发展规模。为此，音乐社会学在新世纪年代中将会面临更加广阔的学术空间，音乐社会学会以更宽广的视角研究音乐网络传播的新时代。

音乐社会学在当代和未来的发展可能已广泛地涉及到人们在音乐各领域中所关心的多种问题：

音乐的网络传播：音乐网络传播的本质、音乐网络传播与音乐商品传播的关系、音乐网络传播与非网络传播的比较研究、音乐网络传播与音乐流行、音乐网络传播与社会音乐生产等等。

音乐网络时代中的人：音乐网络传播与人的审美观念变迁规律、音乐网络传播与人的社会音乐行为、在音乐网络时代中音乐社会听众的新的组合模式研究、音乐网络传播与音乐家的音乐职业构成、音乐网络传播与音乐家的著作权利保护。

网络传播与各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走向：音乐网络传播与音乐文化交流、在音乐网络传播时代中民间音乐的原始传播状态的现状调查分析、在音乐网络传播时代中民族性是走向消失还是强化。

对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等音乐学其他学科的渗透：在当代与未来，自然科学技术进入了综合化发展的趋势其中，科学研究的完整性、科学研究对象的多学科性、科学学科的多对象性是现代科学最重要的认识论特征而这些科学技术的方法、手段也不断地向人文科学渗透。同样，音乐社会学研究也将开拓出新的、既是音乐社会学又是音乐史学或民族音乐学的双科或三科的新课题，如音乐商品史、音乐传播史、音乐职业史等。

音乐社会学学科的深化和分化：音乐社会学在今后需要更多的人从事各细部的音乐运动研究，而有可能形成庞大的音乐社会学学科群体其中包括音乐创作社会学、音乐生产社会学、音乐接受社会学、音乐经济社会学、民间音乐社会学、职业音乐社会学、业余音乐社会学、音乐表演社会学、音乐教育社会学、音乐流行社会学、音乐传播社会学等等。比如，音乐创作社会学，就是一门从社会学角度专门研究音乐创作现象、创作行为的分支学科。人为什么要创作音乐？音乐创作成果与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各个历史时期人的音乐创作动因是什么？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音乐创作方式有什么区别?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音乐创作与音乐表演的互动关系是怎样的?音乐创作社会学，专门研究音乐运动“通道”的“端口”，研究音乐社会运动的源头又比如，音乐生产社会学，是从宏观的角度研究音乐形成的分支学科“音乐生产”是指所有创造、产生音乐的人的行为过程。因此，这种音乐生产是一种社会性的音乐产生的行为过程为此应当研究社会音乐生产的本质（社会的需求、创造性、非盈利和非商品性）、社会音乐生产的结构（音乐创作生产、音乐唱奏生产、音乐传播生产、音乐教育-评论-科研生产）、各个时期或各个社会集团内部的音乐生产结构内部动力分析。音乐经济社会学，是音乐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深化也是音乐商品研究与经济学结合的交叉学科。音乐经济社会学专门研究音乐商品的生产及商品的市场运作规律。在音乐经济社会学中，我们将从历史的角度深究音乐商品的概念内涵,音乐商品价值的属性、音乐商品价值变化的历史、音乐商品的社会分类、音乐商品的市场运作规律，以及现当代的音乐商品管理，如歌手的管理与“包装”、出版演出合同的本质与职能、版税原理、著作权的保护手段等等民间音乐社会学，研究除官廷（或官方）音乐、文人音乐行为之外的音乐社会运动的学科。因此，民间音乐社会学专门研究历史与现代农村、城市大众音乐中的音乐社会学问题在这样的视角中，大众音乐这个广义性理解的概念，除进行音乐社会学的普遍性（民间音乐社会运动的本质）研究之外，将面临很多新鲜而深刻的研究内容，如大众音乐运载社会信息的多侧面性、中国古代的“桑间濮上之音”、“郑卫之音”与历史的女性主题、从大众音乐的性本能描述到大众音乐的精神号角功能的社会本质，以及历史上的梅兰芳音乐现象、聂耳冼星海音乐现象、邓丽君音乐现象等等。

“地球村”的音乐资源保护：未来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交通运输的高速性和信息传播的瞬时性，社会生活的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变小，社会生活内容多样、形式各异，人机互动、人际互动、各界交流高度频繁此刻，人们在努力地保护地球的生态平衡、绿色资源的过程中，也注意到另一个侧面，即民族文化中的音乐无形资源的保护开发问题。因此，音乐社会学学者们更要以爱护自己家园的社会责任感研究全球性的音乐现象：音乐在社会中作横向传播的同时，正在加速地进行时间轴上的演化发展，为此而形成一种音乐的时空综合现象。这种时空综合现象表现为一部分音乐在传播中占优势，拼命挤压历史的、民间音乐的内容、形式、体裁和风格，最后形成“地球村”音乐分配在质和量上的不平衡变化。这种变化将促进我们建立音乐发展的预测思维，从而提升起一种科学的音乐未来观。预测性思维和科学的音乐未来观，为音乐社会学提出了新的任务这就是要求音乐社会学将深入地研究这种音乐无形资源的流失、泯灭现象，进而探讨如何保护、开发、利用它们。

对于音乐无形资源的流失、泯灭现象的研究，应当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1）地球物质资源（如森林、草原、河流、湖泊等各种生态环境）与音乐无形资源的起源性联系、历史性联系以及在过去历史中的发展性联系；

（2）研究、预测、论证因随社会环境的变化，音乐无形资源流失、泯灭现象出现的可能性或必然性；

（3）研究和预测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音乐无形资源流失、泯灭现象出现的时间表；

（4）研究音乐无形资源的保护措施。

结束语

中国的音乐社会学研究历时20年作为中国音乐学中的音乐社会学，它将面临更多新时代中紧迫的新问题，它将充满着清新与敏锐，顽强、蓬勃地生存下去。

中国的音乐社会学研究历时20年。尽管我们认为它只是在起步，但是，你如果深入进去。你就会感到，这还不能以经济发展的“计程车”方式来衡量我们思维的发展。中国的特点，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音乐现状的特点，促使我们要如此认识下去。外国人，不可能如此之认识，中国人，也不可能到德国去认识。在当代，在今天，中国音乐的文化特点是太多太多，在音乐文化的社会运行、社会传播中，在音乐的人际交往中，在音乐与政治的互动中，在音乐与货币的等值中，在音乐职业道德的表现或表演中，在音乐情感真伪的鉴别中，在音乐社会价值的根本评估中，在音乐“量的重复”和“质的飞跃”的关系中，……音乐社会学还面临着无限的研究资源因为，我们音乐社会的发展，太快了，太丰富了。

中国的音乐社会学研究历时20年。我们坚信，下一个20年，音乐社会学会变得更热闹，更精彩，更成熟，更理性，更人性，更具有历史责任感。因为，过去的一切逐渐淡忘了，走远了，平静了。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就象初升的太阳，给一切都带来希望和生机。如同过去，某年某月某一天历史的再现，一支又一支好听、情真、意切的音乐冉冉升起，使人沦肌浃髓，使人刻骨铭心，使人春意盎然，使人“三月不知肉味”。

*本文原载于《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参考文献与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成立于1988年的中国内地重金属摇滚乐队——唐朝乐队。[图源：jmmyfm.com]

【鸣谢】

专题策划人：聂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〇编辑：二氧化龟  〇排版：二木

〇审核：栉沐/老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