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伦斯·兰杰 | 殖民统治时期非洲传统的发明
特伦斯·兰杰（Terrence Osborn Ranger, 1929.11.29-2015.1.3），当代著名非洲史学家，非洲史学科奠基人之一，主要关注南部非洲历史，尤其是津巴布韦史。20世纪60至70年代中期，创立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与埃瑞克·霍布斯鲍姆提出“传统的发明”理论。主要作品有《南罗得西亚的反抗》《东非的舞蹈与社会》等。[图源：historians.org]
导论
19世纪70至90年代是欧洲发明传统（教会的、教育的、军事的、共和国的、君主制的）的极大繁荣时期。同时，它们也是欧洲人大量涌入非洲的时代。在这两个过程之间存在着众多复杂的联系。帝国的概念在欧洲自身内部的发明传统过程中是居中心地位的，而非洲的各个帝国出现得是如此晚，以至于当时它们体现的是欧洲发明传统的影响而不是起因。然而，新传统运用于非洲后，就具有了一种独特的特点，将它们与欧洲和亚洲的帝国形式区分开来。
与印度不同，非洲的许多地方成为白人定居的殖民地。这意味着定居者必须将自己界定为广大非洲人的自然而又无可争议的主人。他们利用欧洲发明传统来确定和证实自己的地位，并且提供有时能吸引非洲人的从属形式。因此，在非洲，一整套发明出来的学校、职业和军团传统比在欧洲更为明显地成为命令和控制措施。而且，在欧洲，新统治阶级的这些发明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受产业工人的发明传统或农民发明出的“民间”文化的制衡。在非洲，没有哪个白人农民将自己看做是农民。南部非洲矿山中的白人工人确实利用了欧洲行业工会中发明的仪式，但是他们这么做，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是排他性的仪式，而且能够被用于阻止非洲人成为工人。
与印度的另一不同是，非洲既未向其征服者提供固有的帝国体系，也没有为他们提供现存的有关荣誉和地位的主要仪式。非洲和欧洲统治体系间的已有联系只能建立在君主制层面；于是殖民者们认为，非洲有许多未发展成熟的国王：由此英国人在非洲比他们在英国或印度更加广泛地使用了“帝国君主制”(Imperial Monarchy)的观念。有关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和无所不在的君主的“神学理论”，几乎是呈现给非洲人的帝国意识形态的惟一内容。对于德国人来说，皇帝也是德国统治的首要象征。而法国人则面临将非洲人纳入共和传统这一更艰巨的任务。
尽管君主制意识形态对于英国人来说是有用的，但是它本身尚不足以立即为殖民统治提供理论或证明其统治体系是合理的。因为在英国和非洲政治、社会、法律制度之间能确立的联系非常少，所以英国统治者着手为非洲人发明非洲传统。他们自己对“传统”的尊重使得他们青睐那些在非洲是传统的东西他们着手整理和传播这些传统，由此将那些灵活多变的习俗转变成为确定无疑的东西。
虽然所有这些都属于欧洲观念史范畴，但它们同时也是现代非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历史学家若想对殖民主义之前的非洲特性有所理解就必须先理解这些复杂进程；很多非洲学者与欧洲研究非洲问题的学者都已发现要想摆脱殖民地时期整理形成的非洲“传统”的错误形式是困难的。然而，对这些进程的研究不仅属于史学编纂的一部分，而且也是历史的一部分。由欧洲输入的发明性传统不仅为白人提供了发号施令的模式，而且还为很多非洲人提供了“现代”行为的模式。虽然非洲社会的发明性传统——无论其是由欧洲人发明还是由非洲人作为回应而自己发明的——都歪曲了过去，但是其本身已成为现实，而且正是通过它们，大量殖民冲突得以显现。
欧洲发明的传统和非洲帝国
19世纪欧洲发明的那些传统被非常不均衡地输入到非洲。19世纪80-90年代，来自欧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很多白人到达南部非洲，并在矿山工作；众多的非洲人则正被纳入劳工流动网络之中。但是欧洲无产阶级或手工非者的发明性传统并不适用于使非洲工人安于他们在劳动等级制中所处的地位，更不利于他们将自己界定为手工业者或工人。相反，重新恢复，发明的行业工会的仪式被白人工人用来排斥非洲人的加入。伊莱恩·卡茨在她有关南非白人工联主义的研究中指出了白人矿工是如何获得行会会员资格的。英国和澳大利亚矿工占支配地位的这一行会是“在这一基础上组成的，即排外性的成员资格仅限于那些拥有爆破执照的白人背景的矿工”。行会领导人们敦促那些往往是持冷淡态度的会员在劳动节游行中跟随行会旗帜和铜管乐队行进——这些是工人团结的仪式，在当时背景下意味着精英身份。正像开普殖民地的首相约翰·X.梅里曼于1908年指出的，在欧洲被看做是“下层阶级”的白人工人“到达这里后高兴地发现自己处于一种肤色贵族的地位”。
当前大量的研究已指出，在19世纪80-90年代，整个东部、中部和南部非洲的非洲人正在成为农民，由于不平等的贸易方式税收或租金和他们在由基督徒使命而确定的一种共享文化体系中所处的从属地位，他们的农业剩余产品被剥夺了——但是对于非洲农民来说，他们没有什么可能借鉴欧洲农民在使自己免受资本主义侵袭时曾使用过的发明性传统。几乎在非洲的各个地方，白人农民都不认为自己是农民，而是绅士式的农场主。只是通过一些教会，欧洲农民的传统模式才影响到非洲人，而且那时还只是以一种转变了的形式。
最接近于农民传教会的是巴塞尔传教团。作为沃登堡虔信派的产物，巴塞尔传教士们将源自维护前工业时代的德国农民生活的乡村社会模式带到了非洲。为抵御工业城镇的威胁，他们主张一种理想的“基督徒的乡村模式”，提倡建立在“前工业的使用自然产品的手工艺与扩大的家庭相结合”基础上的一种重构的农村“传统”。它们代表着“一种‘传统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其中地方食物生产和地方食物供给之间存在着直接关系”。他们进入非洲的原始动因是渴望找到自由土地，在那里德国农民团体可以获得逃避。在他们接近非洲人时，他们是“从这个村庄到那个村庄进行传教”。在德国，虔信派模式只是不完全地反映了一种更少组织性和一致性的过去。在非洲，并不存在这种形式或稳定的“村庄”。巴塞尔传教团的那些乡村，远没有为非洲耕种者提供一种保护其价值的方式，而是以专制的欧洲式的控制与经济革新的机制那样进行运作。
虔信派的英语单词为pietism。该词最早是指十七、十八世纪在基督教中的一种运动，寻求将实践与神秘两股趋向结合在一起，以代替正统派那种过度系统化的教义所导致的僵化仪文。虔信派激发了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修会教育和个人热诚。图为天主教（左）与新教（右）的辩论。[图源：www.cwzg.cn]
其他教会很少有如此清晰地表达欧洲农民意愿的。但是很多教会具有的一些特点，也是由于欧洲教会对农民意愿所做的回应而产生的。因此，英国国教会通过形成“传统”社会的仪式来应对一个日益增长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农村社会的紧张状况，而且现在它已将这些丰收庆祝活动和祈祷日期间列队穿过田野的活动引入到非洲。通过认可广为流行的圣母玛利亚崇拜和将它集中在几个神殿之中，并把朝圣的人流引向那些地方，罗马天主教会也对地方农民的神殿、崇拜和朝圣的无序扩散作出了回应。现在法蒂玛和卢尔德的复制品被引入非洲。仪式和崇拜的这种集中化，在任何非洲流行的基督教对它们作出回应之前被引入，其作用是限制非洲农民的创造力，而不是激发它。
对于非洲的白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欧洲工人和农民的发明性传统，而是绅士和职业人士的发明性传统，而且它们对黑人的影响也最大。有个主要原因可解释这些新传统的重要性。在19世纪80-90年代，欧洲有剩余的新传统资本正等待被投资到海外。工业民主制中日益扩大的统治阶级中的公职人员的生产几乎是太成功了。年龄较小的儿子、出身名门的孤儿、教士的儿子等已经亲身经历了公学、军队、大学的“传统”，但是他们并不能被保证在英国官僚体制中确定无疑地获得晋升。这些人在非洲成为军人、猎人、商人、店主、寻求特许权者、警察和传教士，他们经常发现自己在从事这样的工作：这些工作就其定义而言在英国是卑贱的，只是正在建的帝国的魅力使它们变得可以接受；他们越来越强调自己作为上层阶级所拥有的新传统头衔。
第二个原因是在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有一种使欧洲人在非洲的行为变得更受人尊敬和更有序的极为迫切的需要，当随着官僚政治和学校、军队、教会甚至商业中的部门传统的兴起，生活在英国已经得到重构时，在热带非洲的绝大多数欧洲人的活动，无论其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都依然是粗俗、卑鄙、混乱和缺乏效率的。随着正式的殖民统治的来临，迫切需要将白人转变为一个令人信服的统治阶级，不仅通过军事或经济力量，而且还通过由新传统赋予的特定地位而对他们的臣民们行使统治。
因此采取了各种措施以确保非洲的军事和行政公职人员与占统治地位的传统互相关联。在殖民统治的早期阶段，较多使用了那些新的高效而又受尊敬的英国军队军官。卢加德在尼日利亚依靠他们来担任“绅士般的”行政官员。1902年，正在尼日利亚的洛科贾撰写有关尼日尔河情况的文章的卢加德夫人，描述了一种真正的新传统节庆活动。为了庆祝“加冕日”——第一个精心设计的“传统的”加冕的日子：
我们满怀爱国热情地以玫瑰装饰餐桌……我们为国王的健康干杯，乐队在一旁演《上帝保佑国王》，而一群黑仆人，其他人聚集在打开的窗外高喊，“好国王！好国王！”。当我注意到餐桌两边一排排坐着的英国绅士的优雅表情时，我不禁为这一想法而激动，即这确实是我们帝国才有的一个现象，也就是我们能够在非洲的中心以一种像你们在伦敦最高雅的中心地区所希望遇到的美好方式来使20位有修养的英国官员一起共进晚餐。
同时英国的教育体系也开始培养殖民地民事行政官员。哈罗公学的校长如此说道：
一个英国校长，当他展望自己学生的未来时，将不会忘记他们注定将成为世界最大帝国的公民；他将传他们爱国主义思想……他将使他们对自己国家和种族所具有的天赋使命深信不疑。
负责招募殖民官员的人证实了这些努力的成功。“至于公学，”殖民地公职人员体系的主要设计者之一拉尔夫·弗斯爵士如此写道：
它们是极其重要的。没有它们我们不可能掌握一切。在英国，大学锻炼人的智力；公学则培养人的性格和传授领导才能。
但是大学也开始尽其职责，而且很快
区专员必须是一个身兼多职的人为了胜任殖民地公职人员行政部门的任命，他必须拥有一所受认可大学的文科优秀荣誉学位……如果在优秀学位之外，他还拥有某项体育成绩，那么将会有利于申请。
所有这一切使得行政官员们像公学中高傲的级长一样统治其辖区，这些级长们发明出自己的小传统以指使低年级的学生们。我们被告知南坦噶尼喀通杜鲁的区专员：
D先生习惯于每天晚上戴着帽子出去走很长一段路。大约日落之时，当他到达回家的折返处后，他就把自己的帽子挂在近处的树上，然后不戴帽子继续散步。在他之后经过达条路并且看到帽子的第一个非洲人被要求把帽子拿回D先生的家，交给他的仆人们，即使这位非洲人正走在相反方向上而且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他对帽子视而不见，那么他将由于害怕D先生的情报机构抓住自己而提心吊胆。
但是这本身尚不足以确保非洲的士兵和行政官员的高雅风度。还需要相信很多白人定居者也确实或是有可能是统治的新传统的继承人。最终一些定居者的城镇成功地将那些其传统曾赋予英国统治阶级以法律效力的学校复制到非洲。因此在1927年：
与伊顿公学讨论了这样一项计划，即在温切斯特和伊顿的联合支持下，建立“肯尼亚公学”，由双方安排教员，并为较贫困的白人父母的孩子提供奖学金在去英国证实对这一项目的支持后，教育主管决定要求“所有名列前茅的公学都向我们提供他们学校建筑的照片，以使那些学生能够不断回想起祖国的伟大学校，而参观学校的校友们则可能回想起他们的母校”。
最终，这所学校将被以国王乔治五世的名字命名，“以此提醒那些落后种族牢记他们已加人到帝国之中。”但是一开始转变主要是通过一套复杂的重新阐述体系而产生的，这套体系影响了非洲白人被看待的方式和他们看待自身的方式。
这一过程以两种方式展开。新传统资本的剩余正被投资于非洲这一事实，加上上流社会成员的追逐财富，使评论者们强调白人定居者中的绅士风度，并且认为殖民地经历本身有助于使人们获得绅士风度。布赖斯勋爵印象深刻的是在世纪90年代罗得西亚的“热带荒漠”中“会遇到如此多的有礼貌、有教养的男子”，并补充说殖民地经历促进了“个性在简朴然而却严酷的环境下的发展，能够显示出一个男子的真正力量”。在这样的环境下，布赖斯准备宽恕那些他在英国将会加以谴责的相当粗俗的新传统狂热。对于南非白人对“国家体育项目”板球所表现出的狂热，他也记忆犹新：
甚至一个认为英国对于体育运动的激情已超越所有理性限制，已严重损害了教育并渴求智力娱乐的人，也会在当时的氛围中找到热爱板球的理由……我们的同胞们不会因为担心阳光炽热而不再从事这项国体育项目。他们是非洲的英国人，就和在英国一样。
在肯定和形成绅士风度这一进程之外，同时还有另一进程，即重新界定职业，由此店铺主或是探矿职业也符合绅士身份了。移民至罗得西亚或肯尼亚的年轻绅士可能梦想有一天置下一片地产，但是在初期，经营一家农场商店和购买非洲人的农产品要比试图亲自种农作物有利可图得多。不管怎样，说英语的“农民”将是绅士般的农民，他们自己不下地劳动，而是使用他们新传统的命令力量来管理劳动。因此起初他们依靠非洲人……或是布尔人……的土地知识，并通过贸易来提取非洲农业生产者的剩余。由此，他们就扮演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功能，因为早期殖民地经济的劳动力完全依赖非洲生产的食物。因此，在一段时间里，经营一家店铺或是购买非洲人的谷物与牲畜是适合绅士的。布赖斯勋爵在1896年的罗得西亚年轻白人店主或是寻找黄金的探矿者中发现了“有教养和有思想的人”。这些早期岁月的思想氛围——以及绅士新传统中的乐观情绪——在科林·哈定的自传中有明确体现。作为蒙塔丘特府勋爵的儿子，年轻的哈定主要关心的是猎场上的英雄行为。但是
我父亲的死揭示了这一不幸的事实，即无论是我自己，还是我家庭中的其他成员都并不是像所期望的那样富裕……我和我的兄弟们都没有职业，而且也没有获取职业的方法。
然而，“打猎教给了一个男子很多东西”。哈定于1894年来到津巴布韦的布拉瓦约，发现“农业是令人筋疲力尽的”，而且“像我这样的人是市场上的滞销品”。然而，“有经验和可靠的店主几乎能随心所欲地控制任何工资”。但是这位年轻绅士并未就此垮掉。哈定与猎场上的一位老朋友一起开始勘探金矿。不久他开始挖一个矿井。“对于我来说，提醒我的朋友我对于挖矿所知甚少或是一无所知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以挖金矿和找狐狸是非常相像的观点来让我闭嘴。”不久哈定进入英国南非警察机关，并由此踏上了体面的绅士般的行政官员之路。
很快地，罗得西亚和肯尼亚逐步向一个更加稳固的绅士社会发展。亚洲人、希腊人和犹太人接手了店主和“非洲高粱商人”的工作；政策有意识削减非洲农业产量，并使劳动力受绅士农场主的支配。由此M.G.雷德莱这样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肯尼亚白人社会的特性。
战后携带资本的英国移民的主要成分是被称为“新上层中产阶级”的人。源自制造业、商业和自由职业的家庭财富已使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的阶级划分变得模糊不清了。公学教育为那些不能直接自认为是绅士的人提供了和那些能够如此认为的人相同的背景基础。战后定居者更多的是来自于工厂主、乡村教区长家庭和印度军队官员，不是贵族的后裔……然而，绅士风度是一种生活方式，由此他们觉得自己是相一致的，并且他们对此表现出了一种痴迷的兴趣……上层中产阶级有关移居非洲的观点，对于那些感觉自己的地位和个性在英国社会中受到威胁的人来说是最重要的建议。
雷德莱描述了新传统是如何使小而分散的白人农村社会团结一致的。团队比赛以经批准和有组织的方式定期将邻居们聚集到一起。它们还使象征性的抗议活动成为可能，这些抗议是以定居者和殖民官员都熟悉的方式进行的。雷德莱还描述了 1907年在内罗毕举行的由总督资助的“化装慈善足球赛”，这一比赛
被领头的打扮成殖民官员的定居者打断，这些人戴着一排排用罐头盖和红带子做成的奖章，他们用树桩标出离区、森林、保护区和禁区，直至整个足球场都成为禁区。
另一方面，由于控制肯尼亚社会的那些人决心将控制权保留在“那些以遗产、军事抚恤金、投资收入或是家庭支持做担保而接受公学教育的人”的手中，所以任何通过引入数以千计的小自由民或是手工业者来增加白人定居者人数的计划都失败了。
将非洲人纳入统治传统之中
激进的肯尼亚记者J.K.罗伯逊勇敢地批评了肯尼亚白人，因为他认为他们阻碍了生产工业。他创造了一个虚构的定居者职业历史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约翰·史密斯，一个伦敦大零售商店的职员，在英属东非某一政府机构中找到一个书记职位。约翰·史密瑟斯-史密斯刻苦研读书和分类账本。这是同一个约翰，只是更加……他已意识到由两部分组成的名字的价值……约翰挥霍放荡。这是这个国家的习惯。他很少付账……他依靠欠账和有关他祖先高贵出身的奇妙故事生活。约翰在那一带相当知名，并逐渐使自己融入了内罗毕社会的核心。
通常，殖民地非洲有关统治的欧洲发明性传统所具有的力量有助于使士兵、行政官员和定居者热衷于“封建-家长制的”伦理，而不是“资本主义-改革的”伦理。
但是这在很多方而是非常误导人的。19世纪英国发明性传统是统治一个极其复杂的工业社会，管理与容纳变化的一种方式。为了获得使它们以变化的代理人般行事的权威与信任，白人也依靠发明传统。而且，当它们被有意识地应用于非洲人时，19世纪欧洲的发明传统被明确地看做是“现代化”的力量。
欧洲人以两种非常直接的方式来寻求利用他们的发明传统以使非洲人的思想和行为发生转变与现代化。一种是接受这一观念，即某些非洲人能够成为殖民地非洲统治阶级的成员，并由此将在新传统背景中的教育扩大到这些非洲人。第二种（这更普遍）是尝试利用已有的欧洲发明传统来提供一种重新界定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毕竟军团传统确定了军官和士兵的地位：乡村绅士的大宅传统确定了主人和仆人的地位；公学传统确定了级长和低年级学生的地位。所有这些都可以用来创造一个明确界定的等级社会，其中欧洲人发号施令，非洲人接受命令，但是两者都是在一个共同的骄傲与忠诚体系之中。因此，如果说欧洲的工人和农民为自己而制造的传统对殖民统治之下的非洲人没有多大影响的话，那么有关从属关系的欧洲发明性传统则确实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第一种观念——通过接触英国新传统，某些非洲人可以被转变为统治者——的最好例证可能是乌干达的著名学校，布多的国王学院。有关该学院的最全而描述是由G.P.麦格雷戈所做的，他敏锐地指出有关初等教育的规定即使在英国本身也只是在19世纪70年代才刚被认真制订，是作为将人口中的绝大多数纳人其在职业与教育等级制中的地位这一过程中的一部分。因此19世纪末初等学校在布干达的传播就显然是同一进程略为延迟地扩大到非洲帝国。但是在布干达，尽管这种教育似乎足以适合占绝大多数的农民耕种者，英国国教会传教士们却认为它不适合干达族贵族。
（塔克主教写道）为上层阶级的孩子所做甚少乃至没有，这些孩子的情况在很多方面比农民的孩子更加糟糕。我们强烈感觉到如果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在未来的日子里仍能永久地对其人民产生影响，并对他们负有责任感，那么就必须在这些被忽视的孩子的教育方面有所作为，而最可行的方法是……通过在寄宿学校的学习与体育活动的磨炼来培养其性格，从而使布干达人在自己国家的行政管理商业与工业生活中扮演适当角色。
总之，传教士们在布干达的目的是在英国式的初等教育之上建立一个新传统的英国式的中等教育结构。他们始终确信自己的目的是“使我们英国的公学方式适应非洲环境”。他们获得了超乎寻常的成功：国王学院被建在巴干达国王行加冕礼的山上，由此“这一世纪的两次加冕仪式都在学院附属教堂内举行”；“尽管其中仍有一些传统仪式的成分，”但是这一仪式“具有英国加冕仪式中的很多特点”。英国公学中的宿舍精神很快建立起来，而且土耳其宿舍里的干达族学生要求将名字改为加拿大宿舍，以和英格兰宿舍、南非宿舍和澳大利亚宿舍相一致，因为土耳其似乎“明显是非帝国的”。学院的格言，据说也是根据学生的要求选择的，是塞西尔·罗得斯临终遗言的干达版，“已做完的事是这样的少，还有如此多的事有待去做。”
马拉维共和国教会学校的非洲男孩。[图源：bbs.tiexue.net]
麦格雷戈引了一位干达族学生在学校成立初年写的一封信，它使我们可以通过干达人的眼睛来看这一引人注目的社会化过程。
首先，每天早上当我们起床后，我们就迅速整理好床。如果你不整理好床，当欧洲人来巡视时，就会受到指责或是训斥……在我们杯子的前面有一个狮子的像。布多学院的学生正是以像狮子而出名的。而且在小房间中任何人都不能吃东西，也没有咖啡可供享用，只有在阳台上才可以吃东西。我们唱一曲赞美歌并祈祷，然后开始学英语……当我们四点出来以后，我们去踢足球，每方各11人，而且我们给每个人都安排好位置，守门员、后卫、前卫和前锋。
每个人都同意布多学院已创造了一种无形的东西，即“学校精神”。它在布多学院达到
全盛时，就像我们在英国经过几代人的实验后所体会到的：团队精神、遵守纪律、地方爱国精神，而且非常明显的是它已被输入到非洲心灵之中。
菲利普·米切尔爵士认为布多学院是“此地为数不多的具有一种精神的地方之一”。流亡国外的教师们以后则开始批评“布多学院习惯于仅仅依据其始终存在这一点来维护那些没有价值的传统”。
无论在帝国框架中——干达统治阶级完全听命于英国殖民官员、干达君主从属于大英帝国君主——如此做产生什么样的紧张状况．毫无疑问的是传教士们在布多学院中创立了一套成功的新传统体系，它们是与有关卡巴卡和其他乌干达国王之地位的日益增长的礼仪平行发展而成的，其目的是为了实现类似干19世纪英国曾完成的综合。学院举行的庆祝50周年纪念活动——“在贵宾桌上我们有四位国王”——也是通过仪式展现了，很大一部分干达统治阶级现在已支持这些尊崇发明传统的仪式活动。但是布多经验并未成为一个普遍的模式：英国人自己也开始对起初与干达族酋长们的联盟感到后悔，并且相信真正的现代化变革不可能通过这些人的参与而完成。真正的现代化变革将是得到非洲下层人民衷心支持的欧洲领导人的产物。
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有关从属的传统。一种是大宅内等级制的传统。在非洲的欧洲人的自我形象的一部分就是认为自己有权拥有黑人仆人，在南非矿山劳动力危机的顶峰时期，在约翰内斯做室内仆人的黑人比做矿山工人的黑人还要多。1914年，桑给巴尔的主教弗兰克·韦斯顿将非洲的伊斯兰社区与分化的基督教相比较。他写道，非洲的基督徒没有什么可以追随，除了“街上从其身边走过的几个欧洲人；他比他们地位要低；他们可能对他态度和蔼；他也可能在他们的餐厅做服务员，或是司膳总管……但是兄弟关系？这却是没有的”。在殖民地非洲对于“兄弟关系”没有任何要求。因为对于绝大多数欧洲人来说，他们所喜爱的与非洲人之间的关系形式是家长式的主人与忠诚的仆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形式很容易就被应用到企业工作中。在个南部非洲，非洲雇工并不被看做是工人，而是相反被依照主人和仆人身份关系加以控制和约束。
然而在非洲，没有几个白人家庭规模达到了使整套“传统的”英国仆人等级制成为可能的程度。欧洲有关从属的新传统的更为充分的应用是与非洲军队的重组相伴而来的。在西尔韦纳斯·库凯对这一进程所做的颇具吸引力的解释中，法国人成为军事发明性传统的最早和最富想像力的操纵者。19世纪50年代费德尔布解散他的军纪涣散的强迫征召的军队，而是以“漂亮的”制服、现代武器、可兰经的效忠誓言和有关法国传统的军事辉煌胜利的速成课程来吸纳非洲志愿者。
甚至有来自巴黎的建议：作为在早期阶段将对军事的感觉慢慢输给年轻非洲人，并使他们对军事生涯有所准备的一种方式，土著步兵的孩子们应该被提供与其父辈相似的制服和小型装备。
英国则更晚采取这一政策。但是面对来自法国的威胁，他们也开始整编自己的非洲军团。卢加德以其对于细节的极端喜爱致力于将他所征召的尼日利亚士兵从“一群乌合之众”转变为纪律严明、有战斗力的军队。不久他就开始高度评价他们；由于他们在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北部战役中的表现而获得了官方高度嘉奖；一种军团传统很快像布多精神一样确立起来。卢加德的行政当局成员主要来自军队官员；在东非，“各个政府在初期的特点也主要是军事的”，乔治·谢泼森教授如此评论道：
民事和军事之间的界限是非常小的——正是通过它的军事力量和传教团，欧洲文化被传给英属中非的土著居民。
允许非洲人进入欧洲军事传统与布多精神的影响具有同样的不明确性和同等的成功。有时这两种社会化形式结合到一起，就像卡巴卡爱德华·穆特萨的情况所显示的一样。穆特萨在还是布多学院的学生时成为卡巴卡，并留在那里继续他的学业；他的登基仪式是在学院的附属教堂隆重举行；他走在50周年庆典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但是他也被纳入英国军队的团队传统中。
爱德华·穆特萨二世（Edward Mutesa II,1924-1969），1939年成为乌干达布干达王国国王，被称为弗雷迪国王（King Freddie），1953年被英国人废黜。1963年至1966年期间出任乌干达总统，1966年又被米尔顿·奥博特废黜。[图源：baike.so.com]
在到达大学之后他很快加入了剑桥的军官团，并成为一名官员——然后他正式申请加入军队，并特别将近卫步兵第一团作为首选——正是国王乔治六世，出于个人的友善，建议任命穆特萨为上尉。穆特萨去白金汉官参加了仪式。
阿里·马兹鲁伊注意到卡巴卡崇拜已成为一种“英国-非洲制度”，这一点在穆特萨死后举行的仪式中得到了最充分体现。他被举行了两次葬礼，一次在伦敦，一次在坎帕拉，两次都带有向皇家致敬的军葬礼的特点。
1969年在伦敦举行的穆特萨的第一次葬礼中曾有军人葬礼号。那时葬礼上的军人是由英国近卫步兵第一团担任的。现在（在坎帕拉）近卫步兵第一团只是仪式的一部分。军人主体是乌干达军队。而且1969年伦敦葬礼的军号声与1971年乌干达卡苏比墓地的军号声确实是相同的。
但是穆特萨被吸收进军官队伍之中是一个罕见的例外。更常见的是出现了像穆特萨的继承者乌干达总统伊迪·阿明这样的人。马兹鲁伊认为阿明地位的上升和他的“愚昧落后的军队”可以被看做是殖民统治之前的军事传统的复兴，这一军事传统在殖民征服之后就一直处于中止状态。但是事实上，阿明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通过殖民军队而进行社会化的极好例子。正像马兹鲁伊告诉我们的，当阿明于1946年被招入国王的非洲步兵时，他表现出了
被殖民训练成附庸的一切标志……在7年的时间里，他被提升为一等兵，并显示出那些使他能深得英国上级赏识的品质：立即服从、强烈的团队自豪感、崇敬英国和英国人，制服上笔挺的折缝，靴子的鞋尖则如黑镜子一般。
英国士兵与军士的黑镜子，这就是非洲士兵被期望成为的样子。正如基根所描述的，欧洲军队曾经大量利用他们所遭遇的“好战”种族的服装和传奇色彩。在非洲他们似乎没有这样做，这也不是由于他们与非洲人的军事冲突。直到巴登-鲍威尔——操练场心态（drill-square mentality)的批评者，才开始根据马塔贝列人的侦察能力来给白种年轻人提供一种灵活的训练，它是十分类似吉卜林笔下的丛林故事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南部非洲体现了这么一个悖论，即年轻的非洲人被训练成军队中刻板僵硬的人，而年轻白人则接受丛林谋生知识和技能的训练。
将非洲人纳人英国新传统的复制品之中的过程并没有随着成为司膳总管或是建立布多学院这样的学校或是招募军队而结束。韦斯顿主教假想的寻求“兄弟关系”的非洲基督教徒，如果他非常幸运的话，可能“如人们想像的那样，学习成为一个打字员”，而且很多受过教会教育的非洲人已进入官僚等级制的较低阶层。非洲职员开始重视橡皮图章和胸前口袋中的一排笔；非洲各舞蹈协会用偷来的橡皮图章来证明相互之间的通信是真实的，而且以完全官僚的和军队战斗队形方式跳舞。格雷厄姆·格林笔下的河舟上的疯子——当他力求使一个无人注意的世界恢复正常时，带着几叠纸，并且不断地涂写记录——是献给殖民官僚体制的想像权力（可能也是其无能的戏剧性表现）的贡品。当然，非洲基督教徒被作为教职人员纳入基督教会不完善的兄弟关系之中，他们被训练执行19世纪欧洲教会的发明和重新发明的各种仪式。
对所有这一切有一个大致的分期。在一系列相互重叠的阶段中，欧洲的发明性传统对于非洲人来说都是重要的，军事新传统，由于它清晰可见的等级界限并明显处于早期殖民活动的中心，因此最先产生强烈影响。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各场战役，它的影响也达到了巅峰，尤其是在东非。此后，特别是在英属非洲，军事势力衰落了。军事模式的影响变得小于传教土活动模式或国家和商业活动中非洲官僚发展模式了。但是有关影响之结果的争论或是哪种新传统最终最具影响的争论——这是一场不断反复的争论，当受新传统之浮华装饰包围的非洲国王在一些非洲新国家统治时是这样，而当官僚精英在其他国家中取得胜利时则又是另一个样——最终不如对这些新传统的社会化过程的总体影响作评价来得重要。
这种影响确实是非常广泛的。欧洲的发明性传统为非洲人提供了一系列明确界定的进入殖民世界的入口，尽管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它都是进入仆人/主人这样的隶属关系的入口。它们从使非洲人集体接受某种现成的欧洲新传统行为模式的社会化过程开始——历史文献中充满了非洲人为自己已掌握了成为军团一员的职责或是已学会了如何成为19世纪基督教国教会教义中的仪式的有效执行者而自豪的材料。这一过程常常以对殖民政权的严重挑战为终结，并往往通过使新传统自身社会化而表达出来。（布多学院的学生们从忠诚地庆祝爱德华·穆特萨的“被现代化的”登基仪式转变为骚乱和抗议，因为卡巴卡不再被殖民当局看做是一个“合适的”国王了。）这是马丁·钱诺克针对尼亚萨兰学校教师中的传统主义者而总结出的一种模式，而约翰·艾利夫则依据坦噶尼喀湖地区情况更为细致地发展了这一模式。通过各种不同形式，它就支撑了大量我们称之为民族主义的东西。令人痛苦但又一点也不令人吃惊的是，赞比亚总统肯尼思·卡翁达在寻找有助于他迈向国家领导人的个人意识形态时，在阿瑟·米的《写给学生们的书》中找到了安慰和灵感。
如果我们回到通过使用欧洲发明传统而“现代化”这一问题，那么它们对于殖民者们所具有的优点和缺点就都清晰可见了。它确实有助于将非洲人相对分为各个专门类别——土著士兵教师、仆人等等一并为非洲工人提供了一种初步的专业化。身处于有关统治和附属的新传统之中，对于工业时代的仪式和工作纪律有着非常明确的要求——清楚、甚至是狂热地规定了的布多学院学生一天的各个部分；作为纪律与守时的源泉和象征的操练场。另一方面，被介绍给非洲人的那些发明性传统是统治性的，而不是生产性的。产业工人可能也被归为“仆人”一类，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真正的家庭仆人享有更高的威望，而且能够控制主人/仆人关系中所包含的相互关系，而产业工人则被中断了这种关系产业工人与农民从来也没有进入过士兵、教师、教士的明确而又有声望的仪式之中，除了他们穿着狂欢节或是舞蹈比赛服装时所臆想的。而且就像我们已看到的，在行业工会传统存在的地方，非洲人被明确地排除出去。非洲产业工人仍需形成一种与自身情况相符的意识和行为模式
这是在殖民地非洲的非洲人中非生产性职业具有较高威望的众多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如果说有关附属关系的新传统已开始“有益于”界定某些专业化，那么它们以后也导致了这些专业化的根深蒂固的保守思想，使非洲教师、牧师和士兵以反抗随后的现代化变革的尝试而著称。
欧洲人与非洲“传统”
19世纪欧洲发明性传统已被引入非洲以使欧洲人和某些非洲人能够为了“现代化”目的而联合起来。但是在新传统思想中存在着内在模糊性。属于这个或那个新传统的欧洲人相信自己尊重习俗。他们喜爱古老的时效权利观念，并且喜爱将非洲酋长所拥有的头衔与他们自称拥有的绅士身份相比较。这样就产生了很深的误解。白人将欧洲新传统与非洲习俗相比较，这当然就是将完全不同的两者相比较。欧洲发明性传统之特点是它的不变性。它们涉及各种有记录的规则与程序，例如现代加冕仪式。它们能提供信心，因为它们在充满变化的时期里代表了那些不变的东西，现在，当欧洲人想到非洲的习俗时，他们很自然将这些相同的特点归于它。白人认为的非洲社会是非常保守的——生活在从未变化的古老规则之下；生活于以没有变化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之中；生活于一个明确界定的等级制之中——观点往往并不被看做是对非洲落后或不愿现代化的指责。它常常被看做是对传统之美好品质的一种赞扬，即使它是一种相当错误的赞扬。当白人在20世纪20-30年代认识到迅速的经济变化将不会在非洲发生，绝大多数非洲人将依然是农村社会成员，或者是当一些白人开始讨厌已经发生的变化之结果时，对待“传统”非洲的这一态度变得更为明显。在这个或那个引入的欧洲传统中发挥作用的非洲合作者，那时开始似乎不如那些仍然被认为生活在其特有的传统世界中的“真正的”非洲人值得赞美了。
这种认识之不足在于它完全误解了殖民统治之前非洲的实际状况。这些社会确实尊重习俗和连续性，但是习俗没有明确的界定，而且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虽然习俗有助于维持一种认同感，但是它也使如此自发、自然以至往往不被注意到的改变成为可能。而且，事实上很少存在可被接受为是“传统”非洲之特点的封闭的全体一致的体系。当前几乎所有有关19世纪殖民统治前的非洲研究都强调远不是只有一种单一的“部落”认同，绝大多数非洲人都在多种认同之间摇摆，有时将自己界定为这一酋长的臣民，有时是那种教派的成员，有时属于这一氏族，有时又是那一职业行会的成员。这些相互重叠的联系与交流的网络扩展到广大地区之中。因此“部落”制度的界限和其中的权力等级制并没有在概念层面上界定非洲人。正像维姆·范宾斯伯根在批评研究非洲的历史学家接受所谓的“契瓦族认同”作为有关过去的有用的组织概念时所指出的：
现代中非部落并不完全是殖民统治前之过去的残存物，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官员和非知识分子的殖民创造……历史学家们并未能使所谓的契瓦族共同性经受住边缘集团不断地合与分化之历史证据的检验……他们并没有将缺乏政治动力的殖民统治强加的统治者体系与殖民统治之前的权力与影响的竞争、变化和流动的不平衡加以区分。
类似的，19世纪非洲之特点并不是缺乏内部社会经济竞争、年长者具有不可挑战的权威以及接受在被界定和保护的社会中赋予每个人（无论年轻和年老，也无论男女）以合适地位的习俗。竞争、运动、流动性是小团体与更大集团的相同特点。因此，在有关19世纪后期坦噶尼喀湖走廊地区情况的富有启发性的解释中，马西娅·赖特已指出经济和政治竞争破坏了通过婚姻或是延伸的亲属关系提供给妇女的“习俗上的安全感”。妇女们不断发现自己被从她们曾获得安全感的位置上赶走，由此她们不断试图为自己我到新的合适位置。当然，随后在20世纪，习俗安全感的信条和永远固定的关系在这些开始具有乌贾马式的团结一致之迹象的相同社会中形成发展；19世纪的“迅速变化”——“正式的结构因素”变得相对不如“个人活力与决策能力”重要——让位于稳定了。正如马西娅·赖特指出的，
1895年以后殖民当局规定了重建的内谷，当时安定意味着人口的静止不动、种族区分加强和更加严格的社会界定。
因此，坦噶尼喀湖走廊地区的“习俗”更多地是一种发明，而不是一种恢复。在19世纪的竞争活力已给予年轻男子众多建立独立的经济、社会政治影响基础之机会的其他地方，殖民统治确保建立了年长者对土地分配、婚姻事务和政治职务的控制小范围的老人统治是20世纪而不是19世纪的一个明显特征。
乌贾马（Ujamaa），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20世纪60年代推行的社会主义集体农庄形式。图为坦桑尼亚印度洋上的海藻养殖。[图源：news.amanbo.com]
在20世纪的这些“人口静止不动、种族区分加强和更加严格的社会界定”过程中有一些是殖民经济和政治变化的必要而又意外的结果，这些变化包括国内贸易与交通形式的打破、领土边界的划定、土地分配和保留地的建立。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是殖民当局通过界定和增强传统来“重建”秩序、安全与认同感的有意识决定的结果。殖民地行政官员们起初宣称支持受剥削的平民们反对贪婪的酋长们，最后却为了社会控制的目的而支持
“传统”的酋长统治。传教士们起初将改宗者带离他们的社会，以改变他们对“基督教村庄”的认识，最终却赞扬“传统的”小型社会的优点。每一个人都试图使他们认为是由19世纪“非传统的”混乱造成的极其复杂的局而变得整齐和易于理解。人们“将被恢复”部落认同；种族区分也将被“恢复”为联合与组织的基础。新的严格规定、静止不动和种族身份，尽管是直接为欧洲利益服务的，被白人看做是完全“传统的”，因此也是合法的。当欧洲人自以为尊重古老的非洲习俗时，殖民地非洲中影响最深远的传统的发明也就产生了。所谓的习惯法、根据习惯拥有的土地权、久已习之的政治结构等等事实上都是殖民统治时期整理发明的。
有关这些进程的人类学与历史学研究正在逐渐增多，在此不可能一一概述。但是有一些引人注目的论述的论点应当指出。约翰·艾利夫如此描述殖民时期坦噶尼喀的“部落的创造”：
部落的概念是坦噶尼喀间接统治的核心。净化种族思想在德国统治时期是普遍的，殖民官员们相信每一个非洲人都属于一个部落，就像每一个欧洲人都属于一个民族一样。这一观念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旧约、塔西佗和恺撒、有关以等级为基础的部落社会与以契约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之学术区分，以及战后人类学家更愿使用“部落”一词而不是更带贬义的“野蛮人”一词。部落被看做是“有共同语言、单一社会制度和已确立的习惯法的”文化单位。它们的政治与社会体系依赖于亲属关系。部落成员资格是世袭的。不同部落是有血緣关系的……正像为数较少的一些见多识广的官员所知道的那样，这种成见与坦噶尼喀的充满变化的历史基本不符，但是卡梅伦和他的信徒们就是在这一流沙之上通过“利用部落单位”来确立间接统治的。他们拥有了权力，并且创立了政治地理学。
伊丽莎白·科尔森则以几乎相同的方式描述“土地习惯法”之演进：
新创立的体系据称是以传统为依据的，而且它的合法性可能来自于古老习俗。它在何种程度上是当时状况的反映和殖民地官员与非洲领导人共同的创造……已无法被确定。
问题不仅在于所谓的习俗事实上掩盖新的权力与财富平衡，因为这确实是习俗在过去经常能够做的，而且还在于这些习惯法的独特结构被整理和变得固定不变，由此不能迅速反映未来的变化了。科尔森评论道：
殖民官员希望法庭增强长期确立的习俗而不是当时的輿论。因此有关非洲习惯法的普遍模式被殖民地官员用以评估当时决定的合法性，并由此被纳入所有权“习惯”体系之中，
与此相似的，怀亚特·麦加菲已指出了巴刚果人（Bakongo）是如何从殖民统治前的“分散和同化的过程”、“身为奴隶和工具的附属人群的流动”、“债务、财产、诽谤和抱怨的混合”转向殖民统治时期的更为明确与固定的界定共同体和土地权。
在传统的演进过程中，判断价值的标准往往是主审法官的习俗社会的概念，这种概念最终来自于……一种长期延续的欧洲人有关祭司王约翰的非洲王国的印象……法庭记录保留了传统演进的证据，它出于法庭提供证据和辩论的需要而越来越不可思议……那些其传统输了官司的人在一年或是两年后带着更好的传统回来了。
再重复一次，我的观点是认为在某一确定时刻，“传统”将停止变化而不是不断变化以适应新的形势；一旦“传统”与共同体的认同相联，土地权被写入法庭记录之中．并被置于已发明的习惯模式之标准中时，那么一个新的不变的传统就已被创造了。
最终产生了新旧间的综合，它现在被称为“习俗”：与1908年至1921年间形成的局势相对应的习俗社会的主要特征，在20世纪20年代具有了它们现在的形式。
大约在同时，欧洲人开始对“传统”的“非理性”和仪式层面显得更感兴趣。1917年，一位国教会传教士神学家首次建议当地的传教士们应该“收集有关黑人宗教观念的信息”，由此他们与传统社会的关系就能被理解。“在20世纪，我们不再满足于像19世纪所做的那样直截了当地宣称：科学已终止了这些迷信。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东非的国教会传教士面对战争破坏与随后的大萧条影响之后重建乡村社会的需要，开始对那些曾有助于社会稳定的“传统”仪式进行人类学分析。从这一考察中产生了众所周知的传教士的“调整”政策，它在东南坦噶尼喀的马萨西主教区举行的以基督教化为目的的仪式中产生了最完善的例子。更普遍的是，从这种思想与实践产生了——因为它强调连续性和稳定性的仪式——一种古老的“非洲传统宗教思想”，而它并没有对殖民统治之前的非洲宗教形式所具有的多样性和生命力作出应有评价。
*本文选自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第一章，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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