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希尔斯 | 论传统

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1910.6.1-1995.1.23），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思想委员会创始人之一，以研究知识分子的角色及其与权力和公共政策的关系著称。[图源：networthroll.com]

启蒙运动

人类的进步一向是经验科学的进步，是判断的合理性的进步。人们一直认为经验科学和判断的合理性本身就是好的，它们带来了无穷的裨益。他们一直赞誉科学和理性，视其为统治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法则之本源。每当这时，传统就要遭到批判。人们断言，科学知识和传统知识是对立的；科学程序最终依靠的是感觉经验以及对经验的理性批判，它与因长者的权威而接受来的知识形成了对照。理性和科学程序的实践以及它们的威望在现代已大大增加，与此同时，它们使特定的传统信仰和一般的传统名誉扫地。传统没有对人们所提出的或接受的信仰加以验证；这种验证是与理性和实证观察的规则相一致的检验。除了这一基本的缺陷外，传统还不得不背负着其他的重荷。把传统当作信仰的基础加以批判如同厌恶无知一样。

对于神圣事物的无知在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没教养。对于实际事件的无知在现代也处于同样的境地。无知和传统被联系在一起，两者似乎都是可憎的欧洲旧秩序（ancien régime）的组成成分。

一边是理性和科学知识，另一边是传统和无知，它们各持一端，互不相容。进步派相信，人类必须向前迈步，从武断的和压制人的权威中解脱出来，用具有科学启示的理性指导人类的事务。他们憎恨大多数人曾经所处的迷信和无知状态。他们将这种状态与基督教会强制性的教义联系在一起。教义的本质就是要人们不经理性思考和实证的观察就去接受它们。大多数教义的要旨常常具有持久性；这种要旨就是传统的一部分。教义与信仰的强制性互相结对。传统沾上了本属于教义的坏名声。

同样，人们把迷信和传统混为一谈，虽然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迷信是一个模糊词语；它的通常意义是，相信不能得到实证检验的，或非实在实体的存在和效应；它是某种形式的错误。迷信确实常常因袭相传，虽然，从原则上来说，可能而且确实会出现新的迷信。在进步主义者、现世主义者以及理性主义者中间，无疑普遍存在着迷信，然而，传统性却在进步主义者中间背上了迷信所享有的那种坏名声，而他们自己的迷信却免获此丑名。同样，不宽容和教条主义也是启蒙运动要根除的罪恶。传统要求不宽容和教条主义的程度并不甚于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和现世主义。在20世纪中，正是革命政权干出了最具破坏性的不宽容之举，进步主义革命者的不宽容并不亚于反动派。在进步主义者中间和在那些认为怀疑传统不如信奉传统的人中间一样，都同样普遍盛行着教条。

在1789年的法国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中，危如累卵的欧洲旧秩序是一个具有多种特征的混合物。传统性就是其中之一。许多惯例在传统上就是合法的；许多惯例和制度与曾在好几个世纪中实行或生效的惯例和制度极为相似。它们一直被实行着，但那些受益者或那些别无选择的人们很少对其进行反思。这本身就能引起一些人的反感。这些人认为，每一种制度的合理性都须经过理性的检验：须经其结果的检验或看它是否与明确地被理性所证实的原则相一致。旧秩序下的各项制度显然不是这样。除此之外，旧秩序之下的社会还有许多让理性主义者反感的本质特征。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和显赫、对新教徒和异教徒的褊狭之见、森严而尊卑分明的等级制度、报酬和机会的分配中血缘关系的重要性，这些都是法国革命前欧洲社会的一些弊端。旧秩序中无所不在的传统性（不排除利害关系和权势的因素），致使那些令理性主义者、现世主义者、进步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厌恶的社会特征得以存在。传统性与一种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联系了起来。无知、迷信、教会统治、宗教不宽容、社会等级制、财富分配不均、按出身获得最佳社会地位的优先权，以及其他心态和社会制度，这些都是理性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非难的对象，而传统性则被看作是这些东西的导因或结果。传统性成了每个旧秩序批评者无所不在的敌人；人们认为，当传统性让位于理性和科学知识时，它所维持的所有邪恶也都将消失。理性和科学知识的传播能摧毁罗马天主教会的势力，能限制君主制度的权力，能消灭那些通过亲属关系和血统关系而获得的特权。因此，启蒙运动日程表上的第一项任务便是破除这种传统性本身，传统性一旦瓦解，所有特定的实质性传统也就会随之消失。

争取光明、反对黑暗的进步主义派有着一段光辉的历史，它为人类作出了许多成就。可是，近来它走进了死胡同；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纲领。它的成就也已被人们所承认，而且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了。在它的成就被人们默默地接受，而又喧闹地被毁谤的时候，它的失败之处也愈来愈突出。然而，尽管持进步主义观点的党派开始屡遭挫败，但它培育起来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庸俗主义一听到“传统”一词就怒不可遏。对进步主义观点来说，传统包含着阻止发展、阻止把科学和理性运用于人类事务中去的全部因素。最近，对科学进行批评的进步主义批评家们把另一项目提上了进步主义的日程表；当他们丢开科学时，他们便开始赞扬解放——不仅从教条的和武断的权威中解放出来，还要从所有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同样，他们也拒绝传统，像他们从前的同人一样，对传统深恶痛绝。

社会科学对于传统的无视

当代社会科学具有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它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但是，启蒙运动的传统对它们的影响最大。它们从启蒙运动中接受了怀疑传统的态度和一个关于社会的概念，而这个概念是容不得传统的。

读一下当代社会科学家对特定情境中发生的事情所作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会提及参与者的金钱“利益”、非理性的恐惧和权力欲；他们用非理性认同或利害关系来解释群体内部的团结；他们还会提及群体领导的策略；但是，他们很少提到传统与重大事情的密切关系。现实主义的社会科学家不提传统。

传统是社会结构的一个向度，目前社会科学领域里流行的非历史概念使得这一向度消失或者被掩盖了。近来，社会学对历史的研究，以及年鉴派历史学家对“长时段”的关注，都没有给传统留有太多位置。人们用利益的持久一致性和持续不变的生态条件来解释稳定性。马克思主义谈论“再生产”，但它不给传统以任何位置。虽然无疑还有其他原因，但是，许多现代科学以及系统性和理论性更强的社会科学都想当然地坚持“现时现地”的研究，这就导致了一个疏忽。均衡概念模糊了时间历史向度；这一概念强调系统中每一变项现时现刻的功能。不管每一变项经历了什么样的历史沿革，它都被当成是现在的这种状态；重复发生的自我再生机制却无人问津。既然没有具有意义的历史，所以没有必要用它来解释自己或他人的行为。行动的目的和准则、接受这些目的和准则的根据和动机，以及我们称之为“传统的”信念、惯例和制度重复出现的倾向，往往都被认为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社会科学各分支在理论上越发达，就越不注意社会中的传统因素。

我们可以从现代社会学的历史中注意到一些轻视过去的有趣事例。帕累托（Pareto）在讨论“聚集体持久性”的“剩余物”时，提到了可以引入讨论传统问题的时间参照物，但他只用了一个描述性的物理学比喻一笔带过。在W.I.托马斯（W.I.Thomas）和弗罗里安·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ki）提出的四个愿望中，“安全愿望”与“新经验愿望”形成对照，但是“安全愿望”被否定地解释为人们只希望将来也生活在，与现在同样的环境中。没有人认为有必要去解释过去的惯例和设制的持久性。马克斯·韦伯对“有意义的”行为作了四种分类，它确实为人们之依恋过去的行为规范提供了一个不确定的位置。韦伯本人似乎把“传统行为”分解为反射式习惯行为和理想取向的行为，其结果是取消了时间向度。我和帕森斯（Parsons）教授曾对韦伯的思想做过较为系统的阐述，但是我们却没有借此机会去澄清传统性这一问题。

社会科学家既避而不谈传统，又求助于“历史因素”以避免在理论解释中完全遗漏传统。这样，他们把传统当作是某种剩余范畴，是引起知识界不安的东西，因此，须加以剔除。

传统如此重要，其影响如此之大，以致人们不可能完全将它忽略掉。社会科学家深知，生物有机体不能产生普通人所具有的如此庞大的知识和技能系统。他们也知道，不能以他们经常用来解释成人行为的“利害关系”或“权力欲”，去解释人类是如何获得这种系统的。社会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确研究“语言技能的习得”和“社会化”问题，正像他们也都曾经研究“同化”，而人类学家一直在研究“文化”一样。他们的传统责成他们去研究“社会化”、“文化涵化”以及一些类似现象。尽管大多数当代社会科学家对他们自己社会中的文化现象并无好感，但是，他们同样厌恶认为人类的行为可能是由生物和遗传因素决定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学家用“社会力量”决定着人类的行为这样的论点来证明自己学科的存在。他们还把现存传统归作社会力量。当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变得越来越科学，在理论上越来越系统化时，人们便逐渐不去理会传统了。然而，婴儿的一无所知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同样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成人具备了技能、知识和观念，而这些不完全是他们从经验中学来的，也不是单凭理性设计出来的，也不是成长着的生物有机体的突现特征。这一事实不容忽视。所以，人们必须承认，技能、知识和观念是后天获得的，并必须对之加以研究。这样，对一部分传统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汇入了当代社会科学，而这只是出现在习得过程中的那部分传统；它内容狭小，仅仅囿于代与代之间的关系。这些传统在“社会化”或“同化”的过程中代代相传，人们并没有把它们看作是由互相联系着的各部分组成的更大范型当中的一部分（这不适用于“语言习得”的研究）。

社会学家之忽视传统有着各式各样的原因。某些原因来自于人们对社会科学所抱的普遍文化趣味（the general taste of the culture）。社会科学家因为持进步主义观点，所以，他们讨厌传统，把传统与落后和反动观念相提并论。他们还抱有、而且是过分执著地抱有一种天真的观点，即认为现代社会正走在一条通向无传统的道路上，“利害关系”和“权力”将支配人们的行为。

最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当然不是热衷于进步的人，但他持有一种普遍观点，他认为归根结底有两种社会：一种是陷在传统的罗网之中的社会，而在另一种社会里，行为的选择标准是理性的计算，以达到最大限度的“利益”满足。韦伯说：“在早期，经济理性主义的程度相差甚大。开始是传统主义，它墨守成规，因袭世传的习俗，并把它们强加给其他时代，尽管它们已失去了最初的意义。超越这种状态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按照这个观点推论，现代社会正在走向无传统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行动的主要根据是借助理性来追逐利益，而传统则是与这种现代社会的风格格格不入的残余之物。马克斯·韦伯在论述现代社会时，显然没有给传统多少位置。虽然，他在表达这一观点时表现出特有的悲剧式雄辩，但是，他的观点与他的同代人并无多少差异。他在解释中隐含地指出，传统将在无形的理性化进程中被消灭；人们保持传统只是出于非理性的畏惧，否则人们就会偏离正确的行为。

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个时期中，社会科学家决心要使他们的学科科学化，避免感情用事，避免不能被“操作”的模糊概念；他们也是贫乏的教育体制的受害者。他们很清楚，文化并不起源于“生物性”的因素，所以，他们下结论说，它一定起源于“心理性”因素，而随后进行的“民族性格”研究便带有个性心理分析理论的标记。文化研究的结构主义方法亦受到类似倾向的局限，这就是，把复杂的象征符号建构还原为基本心理范型。老式的人种学者和历史学家较注重传统的力量，部分是因为他们研究的是距今日西方社会十分遥远的社会，在那里，讨论传统仿佛属于禁忌之列。然而总的来说，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没有反思传统。他们愈是接近当前社会，便愈是看不到传统的影响，从而更容易落人当代社会科学的套套。传统性作为种种信仰、行为和制度的特征，便溶解成了其他事物。

推崇个体性和现时体验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还有另一个，也许是更为深刻的思想运动一直妨碍着人们去接受传统的东西。这就是人们形而上学地惧怕被异己之物所累。人们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个富有潜力的个性，它寻找着实现的机会，但却为社会强加的规范、信仰和社会角色所束缚。这种信仰与一种情绪相呼应。近来，“确立自己的身份”、“发现自己”，或“发现自己究竟是什么人”，被人们以一种更为流行，或庸俗的形式看作为是个人的首要责任。一些专论英国大学生教育的作者说，大学是年轻人得以“发现自己”的场所。他们提出，自我的本来状态与家庭、小学和中学以及大学这些教育机构强加给人们的累赘之物截然不同。他们的意思是，“忠实于自我”就是去发掘隐藏在未受污染的自我中的东西，即未受前辈相传下来的累积知识、规范和理想侵害的自我。

最新的寻找真实自我的绝妙手段不是通过冥想去获得，而是任冲动露于言表，并去身体力行。这可回溯到十八九世纪的浪漫主义。19世纪末，人们认识到，“人为的习俗”和残害心灵的维多利亚道德约束都是站不住脚的；而“肯定生命”的要求与这种认识相辅而行。埃伦·凯伊（Ellen Key）宣告了“孩子的世纪”的诞生；弗洛伊德派的心理分析学提出要冲破超我的控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领导了把小说家的想象力从19世纪小说的原则下解放出来的运动；D.H.劳伦斯（D.H.Lawrance）则提议要满足性冲动——这些都是一个体现时代精神的伟大运动的几个阶段，是与传统所维持的习俗和道德对着干的。面对理性的批评，传统保持沉默，这就削弱了它的地位。传统的崩溃为个体性的兴盛铺平了道路。

近来，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又有了另一个变化，它愈加削弱了传统的影响。这就是，人们对现存事物的兴趣增加了。当然，所有的人都关心事情的现在状态，包括他们自己的事务和境况。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人们还增加了对世界各地的同时代事物的兴趣；以享乐主义态度全神贯注于个人寿命，关注在此期间发生的事件，似乎与此有关。这也许是个人的生存信心被削弱的结果，也可能是由于人们对感官享受更为敏感了，在智识上更为活跃了，而且在最近几十年中，随着教育的普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大量的报纸、电台、图片和电视传播，他们对当代事件有了更为充分的了解。

传统的涵义

代代相传的事物

传统意味着许多事物。就其最明显、最基本的意义来看，它的涵义仅只是世代相传的东西（traditum），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或相传至今的东西。它不说明人们相传什么，相传之事物的特定组合如何，或者它是一种物质实体还是一种文化建构；它也不说明它已被相传多久，以何种方式相传，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人们在创造、描述和接受它时进行了理性思考，但是，他们在何种程度上进行理性思考与它是否是传统毫不相干。如此理解的传统概念，没有说明传统的真实性是否具备了可被接受的证据，人们是否在它还未成立的条件下就接受了它。人们可能不知其作者或创造者姓甚名谁，也可能将其归功于有姓名可查证的人，但是，它是传统这一点却不会因此而变化。决定性的标准是，它是人类行为、思想和想象的产物，并且被代代相传。

代代相传在逻辑上并不必然会引出规范性的和强制性的命题。有些东西从过去留传至今，但是，人们没有必要因此而认为他们应该接受、赞同、实施或吸收这些东西。

传统——代代相传的事物——包括物质实体，包括人们对各种事物的信仰，关于人和事件的形象，也包括惯例和制度。它可以是建筑物、纪念碑、景物、雕塑、绘画、书籍、工具和机器。它涵括一个特定时期内某个社会所拥有的一切事物，而这一切在其拥有者发现它们之前已经存在。它们不完全是外部世界物理过程的产物，也不仅仅是生态和生理需要的结果。最近重版的英译本《伊利亚特》是traditum；巴特农神庙也是traditum。

就人的行动所组成的惯例和制度而言，世代相传的并不是特定的、具体的行动；这是不可能的。一个行动一旦完成，它就不再存在。人类行动转瞬即逝。它们持续的时间不会超过实际完成它们所需要的时间；一旦完成，它们便不复存在。可以世代相传的部分是行动所隐含或外显的范型和关于行动的形象，以及要求、建议、控制、允许或者禁止重新确立这些行动范型的信仰。个别的行动和一系列复合行动所留下的，是以后行动的条件、记忆中的形象、关于这些行动的真实记载，以及在一定条件下，将来行动的规范性先例和规定。仍然实行着的古老风俗或一个长期使用的词组是传统，就像人们所接受的关于一个历史时代或一个历史人物的形象同样是传统一样。那些接受传统的人不必把它叫做传统；对他们来说，接受这种传统是不言而喻的。这一传统与他们的任何其他行动和信仰一样生动且富有生命力。它是现存的过去，但它又与任何新事物一样，是现在的一部分。

我们所说的传统有示范者，或者监护人。traditum是已经相传下来的，或正在被传下去的东西。它是人们在过去创造、践行或信仰的某种事物，或者说，人们相信它曾经存在，曾经被实行或被人们所信仰。要成为Traditum，并不意味着，那些感受到传统并接受传统的人是因为传统在过去真的存在过才接受它的。Tradita可能成为人们热烈依恋过去的对象，因为在传统中可以找到过去。人们会把传统当做理所当然的东西加以接受，并认为去实行或去相信传统是人们该做的唯一合理之事。

相传事物的同一性

一幅画会褪色变质，文化的破坏者和非法修改者也会破坏或改动它；然而，在相传过程中，它仍然保持原样；同样，一部确认了的——一个极成问题的概念——文学作品或宗教文本，经过无数次翻印再版，也仍然保持原样。但是，无论是特定时期内的读者，还是不同时期内的读者，都会对这一作品作出不同的解释。明文规定的或隐含于行为范型中的行为规则、关于灵魂的信仰、关于善行的哲学概念，这些东西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不会完全保持其同一性。每一件绘画作品或雕塑作品的确可以维持原貌，然而，它们表现的艺术风格却会在相传中变更。

一连串象征符号和形象被人们继承之后都发生了变化。人们对所接受的传统进行解释，因此，这些符号和形象在其延传过程中就起了变化；同样，它们在被人们接受之后也会改变其原貌。这种传统的延传变体链（chain of transmitted variants of a tradition）也被称作传统，如“柏拉图传统”或“康德传统”。作为时间链，传统是围绕被接受和相传的主题的一系列变体。这些变体间的联系在于它们的共同主题，在于其表现出什么和偏离什么的相近性，在于它们同出一源。

即使只经过三代人这样短暂的延传，传统也很可能经历某些变化。它的基本因素保存了下来，并与其他起了变化的因素相结合，但是，使其成为传统的是，被认为是基本因素的东西，在一个外部观察者看来，在延传和承袭的相继阶段或历程中基本上保持着同一性。一个传统的继承人很少能够对他们的传统链的长度做出适当的判断。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与“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之间隔着一条鸿沟；而外部观察者却能看出许多相同之处，以及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科学化学的后期研究者无视科学化学的传统和炼金术传统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看到两者的同源点。

相反的情况是，传统可能经历极大的变化，但它的接受者却会认为重要的方面都未改变。他们所体验到的毋宁说是与传统的先前继承者之间的沿袭关系，而在相继的两代人中，传统的变化小得无法察觉，因而没能引起重视。

与一个传统的先前接受者的认同和亲缘意识，同实际接受一种传统是两码事。有时认同意识和亲缘意识同时并存，有时分别存在。亲缘意识或连续意识就是与绵延不断的辈代之链“相连结”的意识；辈代链中的几代人具有相同的重要特质。这个辈代链的成员所体验到的认同意识包容了“所有”推想出来的各代成员，他们都可以被视为这种延续至今的传统的继承者。认同意识和连续意识并不要求有一个为外部观察者承认的传统的同一性。

traditum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接受者，它也许已在多方面改变了其最初面貌，但是，它的监护者认为，一些重要方面并没有改变。尽管罗马教会的教义几经更改，但是，其信仰的核心特征却始终如一。一个机构可能有始终如一的法人人格、地域位置、名称、活动种类和活动方式，它的任何一代成员可能对其先前形象有着始终如一的认识。使用一个不变的名称增强了认同意识。一个集体与其早先状态的认同使稳定的traditum更易于被延传和被继承。但是，认同意识既不能保证这一点，也不是延传过程所不可或缺的因素。传统依靠自身是不能自我再生或自我完善的。只有活着的、求知的和有欲求的人类才能制定、重新制定和更改传统。传统之所以会发展，是因为那些获得并且继承了传统的人，希望创造出更真实、更完善，或更便利的东西。传统会失去它们的拥护者，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传统可能退化，因为它们的承袭者不再沿用它们了；或者因为，那些曾经继承、修订和扩充它们的人现在偏向于选择其他的行为方式；或者因为，新一代人找到了其他的信仰传统，或者，根据他们所接受的标准，他们发现某些较新的信仰更能被人接受。

传统的持续性

一种范型要被延传和继承多长时间，才能作为一个持续的实体被看作是传统呢？我们不可能对这一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如果一种信仰在形成后立刻被摒弃，如果其创始人或倡导者提出或身体力行这种信仰，但却没有人接受它，那么它就显然不是传统。如果一种信仰或惯例“流行”了起来，然而仅存活了很短的时间，那么，它也不能成为传统，虽然在其核心部分包含了作为传统本质的延传范型，即从倡导者到接受者这样的过程。它至少要持续三代人——无论长短——才能成为传统。

世代的概念是表示传统持续性的一种方式。这一方式不太精确，因为世代本身长短不一，而且边界也模糊。以一所学校为例，因为学生在那里学习4年，一代就只4年之长。一个传统，例如，谈论教师的方式，或一种游戏的玩法，用年数计算，也许是很短暂的，但是，对其接受者来说，它可能是一种“老传统”。一旦在10年或15年内经历了从两年级学生到一年级学生这样10次或15次的延传，在其继承者看来，它就是“自古有之的了”。世代越长，traditum要形成传统链所需要的时间跨度也越长。那么，需要多长时间呢？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很难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而且也无需回答，只需要说，信仰或行动范型要成为传统，至少需要三代人的两次延传。

短时期内的时尚可能仅是一代人的惯例或信仰，比方说在15年至20年之间。同代人或同一年龄组的人可能会在许多年内保持特定的信仰或惯例，但是，其后另一个年龄组的人却可能会拒绝接受它们。一代人接受某种信仰或惯例可能只有一年甚或一个季度，也可能为几代不同的然而是共存的人所接受，但时间很短暂。持续的短暂性是时尚的特征。时尚和传统都呈现出一种范型，并且能为他人所接受；但是，只要持续时间不超过一代人，即使持续时间为整个一代，时尚也不是传统。许多时尚还不能持续那么长时间。时尚寿命短暂，必须较快地在大多数人中找到它的接受者；而传统因为寿命较长可以慢慢发展。开始是时尚的东西会转变为传统。传统和时尚之间边界模糊；要划定它们的边界，只能是武断的，而且是无法实施的。然而，尽管边界模糊，差异却实际存在。

一个传统链能以某种形式延续很长时间。一神教传统至今已持续了2500年到3000年之久；公民身份传统已持续了大约2000年之久；基督教传统已有将近2000年的历史；自由派传统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传统也有130多年的历史；艺术和文学中的“现代主义”传统持续时间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相同或略长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一些制度有称号，有人们推测出来的创建年代，还有知名知姓的创建者，但是，人们却常常很难确定它们始于何时。这不仅仅是因为缺乏历史记录，而且因为它们的产生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要断定信仰或行动范型的传统链之源头何在，就更困难了。

传统的实质

几乎任何实质性内容都能够成为传统。人类所成就的所有精神范型，所有的信仰或思维范型，所有已形成的社会关系范型，所有的技术惯例，以及所有的物质制品或自然物质，在延传过程中，都可以成为延传对象，成为传统。

在罗马法中，traditio是转移私人财产拥有权的一种方式。无论其实质内容和制度背景是什么，传统就是历经延传而持久存在或一再出现，它包括了人们口头和用文字延传的信仰，它包括世俗的和宗教的信仰，它包括人们用推理的方法，用井井有条的和理论控制的知识程序获得的信仰，以及人们不假思索就接受下来的信仰；它包括人们视为神示的信仰，以及对这些信仰的解释；它包括由经验形成的信仰和通过逻辑演绎形成的信仰。

人们常把诸如《旧约全书》首五卷、《福音书》和《可兰经》之类的圣经与对它们的诠释区分开来；例如，《犹太教法典》、基督教教父们的著作、《可兰经》注解和关于穆罕默德追随者传说的记录，就是围绕这些圣经发展起来的诠释。无名作者关于经文中主要人物——基督、摩西、穆罕默德和佛陀——添枝加叶的故事也是tradita。人们常常把后一类诠释叫做“传统”，这是为了将其区别于神示的或权威性的圣经，而这些传统只是围绕这些圣经形成的。圣经和传统在此对应于原始经文和由此衍生出来的诠释。当特兰托会议（the council of trent）宣布，《圣经》和《圣经》注解的传统同样具有权威性时，它所持的就是这一观点。

兰托宗教会议（The Council of Trent），1545年—1563年间天主教在意大利特兰托举行的宗教会议。历时十八年之久，时断时续。目的是反对宗教改革运动，维护天主教的地位。[图源：Wikipedia]

按照我在本书中所持的观点，原始经文和对其所做的诠释都是传统。物质的制品——手稿——是传统。圣典本身也是传统。这种“传统”就是对经文积累起来的理解；没有诠释，经文将只是一种物件。经文的神圣性使其与众不同，但若没有诠释，经文便毫无意义。然而，据认为使圣典成其为圣典的诠释有别于经文。荷马、维吉尔、莎士比亚和但丁，这些文学家的著作也有相似的情况；围绕这些著作形成了大量的诠释。手稿和记载经文的印刷书籍，经文和对经文的诠释均属传统。荷马、维吉尔、莎士比亚和但丁的作品也是文学体裁传统的根基所在，也是人们对生活的诠释的根基所在。来自于这些作品的人物形象、主题和措词形成了附属传统。

在“传统”一词的许多用法中，对传统的实质内容形成了多种隐含的界定。这些界定意味着只有当它们的实质内容尊重传统性，传统才能成为“真正的传统”；也就是说，当传统的延传只是口头的而非文字的，当它只是传闻而非既成事实，当它的事实性判断缺乏根据，当它的规范判断与理性推断没有关系，当它的创始者或发明者是无名的，而不是有名姓可查证的，传统才能成为“真正的传统”。

在这种现代观点看来，“真正的传统”的自然范围似乎涵括世袭头领和长者的统治，涵括与自由共和政体或民主政体相对立的君主制或寡头统治；涵括异教和多神教，而不是一神教；涵括习惯法，而不是法规和系统的法典；涵括对于世界的宗教解释，而不是世俗的解释；涵括与自愿形成的社团相对立的家庭，尤其是家长制的扩大家庭；而更为普遍的是，涵括等级制的权力，而不是广泛分散的权力；涵括讲究的，带有区别性的礼仪，而不是不拘形式的待人接物；涵括与平等相反的不平等；涵括农业渔业，而不是商业和工业；涵括与机械技术相对照的工具；涵括人力、畜力、风力、水力，而不是由人工手段制造出来的动力。由传统继承而来的信仰似乎天然就伴随着等级分层、宗教虔诚和愚昧无知。传统似乎为一种社会所特有，而与他种社会格格不入。

当传统这一概念在十八九世纪里形成时，研究传统的人往往将其局限于特定传统：民俗、童话、神话、传说、口头文学、习惯法、农民生活中的风俗和服饰、宗教的和世俗的礼仪和仪式。传统只与那些尚未成为书面形式的表意作品的延传相关联。传统可以到这样的文化中去寻找：拥有这种文化的阶层所受正规教育甚少，无甚表达力，读写能力较差，缺乏理性推理能力。现代民俗学的创立者认为，在这些阶层中，有一些深刻的心理过程在起作用，但是，这种心理过程在理性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丧失了；他们还认为，这些心理过程的作用所产生的结果由“传统传递”，这就是说，这种传递是口头的，不知其作者的，是利用实例的，而这种代代相传的东西变化甚微，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明显地保持着原样。

通俗文化亦属于传统范畴，富有想象力的通俗文化作品的作者多半是无名氏；某些学者称这些作品为无意识集体过程中的非个人产物。按照民俗学对传统的解释，在延传和继承“传统的”作品、信仰、行为范型、制度规则和设制的过程中，理性推理能力只起了很小的作用。传统被说成是在绝对的权威保护下进行延传的；人们把传统呈现出来时的教条方式说成是传统的典型特征。在此，民俗学关于传统的概念与启蒙运动时代对于传统的理性批判是一致的。传递者和继承者的懵懵懂懂也被说成是传统的典型特征。死记硬背是获得这类传统的另一特有模式。由传统延传下来的信仰被说成是没有理性内容或只有最低限度的理性内容；传统的呈现和继承的模式亦是如此。大多数信仰没有实证证据。传统的非理性内容与其教条的呈现方式相关联，而恭顺地接受传统则与权威规定和死记硬背的接受方式密不可分。

在19世纪，启蒙运动的观点威胁着基督教信仰，使其面临解体的危机。针对这种情况，有人争辩说，要凭信仰来接受基督教传统的权威性，这种传统包含在《圣经》、教父们的诠释以及历次宗教会议和罗马天主教的等级制度之中。从博纳尔（Bonald）开始，一大批学人竭力鼓吹这种“传统主义”的学说。

传统社会

20世纪上半叶，人们对于现代文明的憎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这一文明是科学的、理性的、个人主义的，也是享乐主义的；人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责难之一是，资产阶级社会使人类“脱离”了赋予存在以意义的秩序。传统被说成是那种秩序的组成部分。人们断言，传统是秩序的保证，是文明质量的保证。

抽象原则的理性建构以及它们在明确限定的行动、观察和分析中的运用，被视为实质性传统的对立面，也是传统的沟通模式以及信仰和行动的传统组织方式的对立面。一个按照连续的共同传统而生存的社会之形象，可以用来部分地澄清传统的和非传统的文化和制度之间存在着的某些真实差异，因此是有用的。然而，这种形象总的来说并不利于更好地理解传统的范围和界限。

有些作者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出现之前的大多数社会描绘成受传统统治的社会，然而实际上没有一个社会是这样的。那时人们接受传统（作为社会秩序、优良品行和正义的保证）的规模还不如近几个世纪的西方社会接受传统的规模。统治者总是贪得无厌，战争残酷无情，教士们常常并不具备高尚的品德，暴力事件和狂热运动一再爆发。总之，“传统社会”并不比另一些社会更受道德的支配，在这后一种社会中，人们认为，传统阻碍了进步，只要可能就必须废弃之。

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许多社会中，过去的成就以及作为行为指导的因袭信仰更受到人们的推崇，而这在上两个世纪的西方社会中却不多见，这种情况可能是属实的。过去较之现在，在法律、文学、政治和宗教中多少都更加普遍地存在这样一种信念，即过去的行为、惯例和信仰是有其存在的根据的。那时，无论是因为神祇或时代精神，还是出于人们的经验或对祖先的崇敬，或是仅仅因为这些东西已经存在并且“行之有效”，人类常常有意识地尊重他们从过去所继承来的事物，并因而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

这些社会常常处在激烈的冲突之中，这些冲突发生在家族和部落之间，发生在追逐最高权力地位和名声的竞争者之间；诗人们企图写出空前的诗篇，他们因别具一格而受人尊敬，并且把他们与同代人区分了开来，又使他们享有与昔日受人推崇的诗人同样高的地位；哲学家和科学家企图作出新发现，并且用前人未达到的精确度和说服力来辨识真理。工匠发明和改进了材料加工方式。商人计算着他们面临的多种选择之相对优越性。农民们涌入城市，成为士兵或盗贼。有时他们举行农民起义，烧屋焚宅，抢劫掠夺，强奸妇女。尽管如此，那些社会的成员仍然拥护并称赞那些陈旧惯例。而当做出了前所未有的举动时，他们要么否认这种举动的新颖之处，要么宣称他们得益于遵从前人奉行的、受尊重的范型。传统不但受尊重，而且人们认为，传统因为是传统就应该受到尊重。

人们的行为并非都受传统规则和惯例的指导，人们也没有处处援引传统，也就是说，没有通过断言他们的行为符合传统的范型来证实他们行为的合理性。有一种观点认为，除了现代西方社会之外，各种社会都浸透在传统范型之中，这一范型全面渗透和控制了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这一观点使19世纪初传统文化的发现者把对当时传统的观察局限于社会的一小部分，而且，这一部分愈来愈被推入黑暗的、不合逻辑的死角。这一观点使传统性与陈旧迂腐成为同义词，也使那些在斗争中注定要失败的、偏颇离奇的“反动”信仰和惯例与它们的敌方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它们的敌方就是现代社会进步运动的一部分。现代社会是以科学性、合理性、经验性、世俗性和进步性为特征的，这似乎注定了它们在与陈规旧俗的战斗中必然会取胜，从而摆脱了任何传统的痕迹。进步主义运动支持者对自己的认识使他们不愿承认或容忍自己的队伍中存在着任何传统性。

理性的传统性

实质性传统是人类的主要思想范型之一，它意味着赞赏过去的成就和智慧以及深深渗透着传统的制度，并且希望把世传的范型看作是有效指导。在现代，人们出于对宗教政治的考虑和智识生活中固有的冲动，这一范型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纯粹理性和科学知识的光芒为讨伐实质性传统的人们照亮了道路。一方面，分析推理和实证科学不相信任何不能被系统的观察和逻辑所证实的东西；另一方面则是世传的信仰，人们之所以将其奉为信仰，是因为它们过去就是信仰；而且这些信仰从未经过理性和科学的检验。这两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虽然还有大批荆棘需加清除，启蒙运动和19世纪自由派科学主义思潮中的伟大人物则已信心十足地希冀着，总有一天这片土地会被清扫干净。到那时，理性和科学知识将一统天下，人类再也不受传统的奴役。

在西方各社会之中和之间，启蒙运动的观点愈来愈广泛地传播开来，在20世纪，又在非西方社会中蔓延。然而，启蒙运动的观点在任何社会中都未取得全面胜利，即使是在最科学的社会中也是如此。它所取得的胜利也是有代价的。这一代价不仅是它毁弃了曾一度被实质性传统、基督教信仰以及对于祖先的孝敬、对家庭和其他机构中的权威的尊敬所占据的大部分领域。这毕竟是他们的目的，代价也是由他们的对手来偿付的。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代价则由胜利者自己偿付。这部分代价包括“自身也成为传统”。另一部分代价是，他们头痛地发现了许多出乎意料的困难。我在此要讨论的问题是“自身也成为传统”这一代价。

每个人并非通过创造而获得这些理性和科学方法之范型的。这些范型多半是延传下来的。它们可能是理性地延传下来的，这就是说，通过阐明和论证原理，并且借助于它们的应用规则而延传下来的。但是，它们可以被理性地论证这一事实，并没有减少它们的传统性。虽然如此，并非所有有关这些原理和规则的事物都是通过抽象说明，甚或独特的逻辑和经验证明而延传下来的。那些弦外之音（overtones）、“不言而喻的知识（tacit knowledge）”成分，以及洞见之类不宜应用原理和规则的东西，是不能以明确的言语进行传授的，而要通过内心联想，通过对动作执行者的典型行为的移情来获得。就传统的延传具有“无意识”因素而言，科学和理性本身也免不了“无意识”成分。微妙的技巧和精微的理解产生于体验和分析；各代科学家通过他们相继的体验和分析而获得了前人所取得的成就；这些体验和分析的成果则代代相传。许多成果要经过严格的理性检验和细致的阐述。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延传和继承之物都要经过类似的过程。它们当中的一部分无法阐明，然而，它们还是照样被延传和继承。理性的科学传统之所以能有效地进行延传，是因为人们继承和掌握了其未阐明部分。继承者不但继承了明确阐明的部分，而且继承了未阐明部分，由此形成了他们的思想。系统化了的和经理性推理的东西传递给了未成熟的继承者，构成了他们的知识内容，启发和塑造了他们尚未成形的理性，这样，他就能去获得不成系统的和未阐明的东西了。

理性和科学知识纲领的发展必然会演成深厚的传统。人们对于理性和科学之力量的信任已成为一种传统；他们毫不置疑地接受这一传统，就像他们早先相信犹太—基督教对人类的起源和生存意义所作的解释那样。当然，地质学、考古学和天文学中的新发现不断地在涌现，各种理论又将零星的证据综合了起来，而这些理论如若没有严格的理性活动便无法形成。但对于那些并未做出上述发现的大众来说，那些科学结果便成了类似于任何实质性传统的传统。就是发现者也是从传统出发；这些传统由过去的发现结果和科学发现的基本精神所构成，而这种科学精神本身就是传统。

后来的研究者所继承、弘扬和依据的理性分析和科学观察的结果，以及科学发现的基本精神，形成了上述元级传统。围绕着这些元级传统，有一种晦暗的科学主义传统，它把科学知识和科学态度看作是救世的力量。这种四处泛滥的科学主义传统之所以能得到其继承者的支持，只不过是因为农业和医学方面的技术成就以及科学和科学家的普遍威望。如同习惯法中的任何先例一样，人们对于这一传统的支持也已成为惯例。

为了人类的权益，理性传统已经成了实质性传统的主要对抗者。它成了进步主义观点的核心内容。在本世纪中，它支持了那些除了同样敌视实质性传统外，与理性和科学毫不相干的传统，并认为它们是合理的。这些传统包括：放宽对性活动的约束、自由表现冲动、缩小父母的权威和放松对子女的管教、确立上下级之间的平等、宽容犯罪，以及推崇科学“治理社会问题”的方法和“理性管理社会”。这些并不是由每一个继承者以理性和科学方法重新得出的新玩意，但是，它们与后者一样嫌恶实质性传统。

这第三种理性传统的某些支持者认为，这一传统即使不是不证自明的，也是“自然的”。这一观点显然站不住脚；如果说对实质性传统的敌视和漠不关心是“自然的”，那么，实质性传统也同样是“自然的”。有种信仰认为，每一种制度和惯例必须根据理性原理来建构；平等为善，不平等为恶；善必须以实用性作为标准；约束情感冲动是件坏事，而欲望的满足则是件好事。这种信仰可能会得到相对理性的论点的支持，但是，它们并不是由理性论点创造出来的；即使如此，它们也不是由其大多数拥护者理性地发明的。与构成传统主义观点的信条一样，它们属于“古已有之”的传统。“古已有之”便陚予它们绝对的不证自明性。这种绝对的不证自明性使它们得以继续存在。如果这些信仰不是作为大量积累起来的具体观念和普遍取向业已存在，那么，对其支持者来说，这种不证自明性可能就不存在了。

传统中的规范因素

传授给人们的任何信仰传统，总有其固有的规范因素；发扬传统的意图，就是要人们去肯定它，接受它。然而，并非所有的传统都明确地具有规范性。许多传统明显地是事实性和描述性的。如果有个传统断定，某个宗教的奠基者在荒野里消失了四十天——无论是否有明文证据，那么，它就是一种事实性传统。在一个村庄里，人们长期来一直接受一个谣传：一位早已死去的监狱长曾经在18世纪不得不辞去职务，因为他在一场牌局中欺骗了他的同事。这也是事实性传统。除了被说成是真的，并要人们去接受它以外，这个传统不含有其他规范性暗示。不过它确实含有贬低富人和权势者的弦外之音。

科学和学术命题一经阐明，便具有了这种“事实规范性”（factually normative）的特征。它们的断言体现了如数学或化学命题那样的正确信仰，因此设定了它们的正确性，并且要人们去接受它们。这是任何信仰传统最低限度的规范性。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显而易见的事实性传统，比如，“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吃一堑长一智”，这样的传统不仅意在要人们承认它们的事实正确性，而且意在指导人们的行为。大多数信仰传统在这一意义上是规范性的，就是说，除了它们的事实正确性必须被承认之外，它们的意图是影响接受它们的大众的行为。

传统宝库中的文学作品常常既包含文学形式和风格，又包含规范意图；它们赞扬某一类设制和观念，而企图揭示另一类的错误。包含在文学作品中的道德评判常常引起广泛的社会后果。思考一下例如《蔡尔德·哈罗德》（Childe Harold），或《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i）之类的作品。文学作品还能在另一意义上具有规范意义。被称作经典的作品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内具有规范性效果；它们为以后的作家和艺术家立志追求的东西提供了典范。

《蔡尔德·哈罗德》1812年书封。[图源：Wikipedia]

因此，传统远不止是相继的几代人之间相似的信仰、惯例、制度和作品在统计学上频繁的重现。重现是规范性效果——有时则是规范性意图——的后果，是人们表现和接受规范性传统的后果。正是这种规范性的延传，将逝去的一代与活着的一代联结在社会的根本结构之中。

人们一般认为，社会的内聚力是一种时间上的特殊运动的特征，是活着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内聚力。老年社会成员将他们从前辈那里所继承的信仰和范型传授给年轻的社会成员。这样，死去的人仍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他们行使着传统的批评者所称的“死人的支配权”。死者成了活人的依恋对象，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和包含在他们的惯例之中的规范，影响着他们毫不相识的后代的行为。传统的规范性是惯性力量，在其支配下，社会长期保持着特定形式。

积存和沿袭

传统的持续时间长短不一。行为的传统——指导行为的范型、追求的目标、人们对达到这些目的应采用何种合宜有效之手段的认识、行动所导致和维持的结构——比行动本身要来得持久。行动实施完毕立即消失，而指导行动的信仰范型以及人们对于关系和结构的认识则可以延传。但是它们也并不能无限期地存在下去，至少并不是全部都能永远存在。公认的范型、理想、道德准则终有结束之日。罗马宗教已不复存在，它的部分信念只在一定范围内被基督教吸收。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礼仪也不复存在。在方阵中体现出来的希腊军事战略传统以及战争中使用大象的传统，也已从作战行为中消失。

毋庸置疑，许多源远流长的传统已不再以明确可辨的形式存在。在没有文字的社会里，传统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而重复的延传使它们很容易变形。传统自身消失了，它的沿革却成了传统；作为口传传统，其幸存的机会甚少。在有文字的社会里，那些曾经是传统的行为范型的记载有了更大的幸存机会。文字记载本身似乎有更大的幸存机会，但是，用文字进行记录这一事实并不能保证记录得以幸存。许多记录由于记载文件的腐损和毁坏，由于人们没有另作副本以新代旧而大量佚失。旧的记载文件的幸存机会就更小。即使如此，经过几个世纪后，文字记载的积存已相当可观，它们构成了几乎每一个语言文明的物质沉淀，构成了知识和文学传统的媒介。在诸如法语、德语和英语这样一些重要语言文明中，有关传统方面的书籍数目相当之大，一个人只能阅读一小部分得以保存下来的著作。个人只能沿袭他们自己的社会和语言文明中现存传统的一小部分，要沿袭整个传统则力不能及，因为生命是短暂的，而且，他们还要进行其他活动。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不可避免地要进行选择。

选择并不完全是个人的选择。一个人接触到的那部分传统已几经筛选，因此，他只注意到物质积存中的一小部分。传统的进程也是选择的过程。一部分传统的积存变得鲜为人知，了解它们的入寥寥无几，甚至可以想象，人们根本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在任何社会中，沿袭积存的传统都不是绝对一致的。在科学的每一专业领域内，沿袭科学和学术著作的方式都是高度专门化的。就一定的专业圈子来说，科学知识在相当高的程度上被一致沿袭。在学术上亦是如此。在文学中其程度则没有那么高。沿袭物数量繁多，内容各异，以致这些积存形成了两个相互不可分离的层面：一个是几乎被社会普遍沿袭的层面，另一个层面则被社会中大多数人所忽略。以文件积存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大量传统没有生命力。人们没有沿袭它们，很可能忽视了它们所包含的范型，致使它们处于无法发展的状态。包含在这部分传统中的范型并没有进入人们活跃的想象和他们持有的积极信仰，或者，它们只是通过其他的、常常是更好的作品才进入人们的想象和信仰。

艺术作品亦是如此。展览馆的墙壁面积狭小，不能容纳所有现存的、不为私人收藏的绘画；地面面积也太少，不够展出所有幸存的雕塑。因此，许多作品只能存放入库而不为人们所见。艺术选择的标准有如文学、科学和学术，是质量的选择。

在艺术和文学中，衡量质量的标准与时间的长短没有密切联系。尽管有各种选择标准，过时与否却不是其中之一。对科学和学术来说，时间的流逝是废弃旧物的缘由；因此，一度具有很高价值的科学和学术著作，因为人们对它们的范型进行了处理和修改、扩充和区分而失去了原有价值。这样，曾给后来的传统打上了印记的作品被打入了冷官，但是，它们的基本内容已被吸收，并充满了活力。艺术和文学作品则不然。如果它们在自己的时代就不属上乘作品，那么它们就会湮没，在大多数情况下，永远不为人知。但也有例外，有些作品一开始被人们错误地评判，任其湮没，后来却被重新发掘，成为被人们大量承袭的积存中的一部分。

在任何时期的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传统，它们或者与人们的关注对象有关，或者是各个活动领域里所奉行的传统。人们沿袭一个传统——接受它、遵奉它并拥护它——所釆取的形式可能各不相同。某些沿袭者所沿袭的东西比他人更多、更明确。另一些沿袭者则仅仅从传统那里获得最为一般的倾向。即使对于“同一”个传统，也不仅仅存在着分化程度和专门程度不同的沿袭，而且，还有实质上的不同解释和重点。

传统和非传统的交织

传统力量的局限

没有一个社会中人们可以完全受传统支配而生活；社会得以存在下去，也不仅仅是因为它有物体、信仰和范型的积存。人类在生活中有许多亟待处理的事情；每一个人都面临着一些任务，但没有现成的对付之策，即使有解决方法，也总不能尽如人意。对大多数人来说，尊重传统并非是他们主要的关心对象；在任何社会中，只有很少的人——大约只有宫廷和外交部的礼宾司官员，以及一些守旧者——才会把严格遵循传统视为主要任务。大多数成年人为生活所迫，为扶养他们养育的后代而工作。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人们的闲暇活动千篇一律，十分枯燥，许多人极力逃避这种单调的活动。现在，人们收听“最新最轰动的新闻”，收看那些由崇尚“创造性”和刻意标新立异的作家创作的电视节目。他们读报、看电视、收听“新闻”广播，因为他们想了解贫穷的和文化程度不高的社会不可能了解到的最新事件；记者们希望将“新”东西昭示于众，他们害怕读者和听众会因为阅读和收听同一事件的相同报道而厌烦。厌烦常规和职业自豪都要求新闻必需具有新颖性。

宗教界被认为是传统的堡垒，在那里，宗教仪式仍然存在，人们仍然固守旧物。然而，这一领域里也一直存在着革新的紧迫需要。教会内部不断出现新问题，新的教派成立了起来；人们对基督教权威的态度也有了新的变化；新的教义四处散播，新的《圣经》译本和新的诠释问世了；新的教义公布了；各种新的礼拜形式出现了；宗教势力与世俗势力达成了新的安排。在近几十年里，甚至在最为传统的机构——罗马天主教会——中，人们也不遗余力地寻求着信仰和礼拜仪式的新形式，以适合“现时代”，并且“与现代科学知识保持一致”。确实，巨大的变化已经发生。

在教育界，甚至在古典著作的上升时期，希腊语就代替了作为主要课目的拉丁语；被广为研读的古典作家的重要性在学校的课程表上或突出了，或降低了。现在，人们更为强调的是，鼓励学生开发创造潜力。自发性、发现“真正的自我”、确立“自我的认同”，这些东西现在常被人们提出来作为教育的目的；人们这样做，意在与传统的规则和观念彻底决裂。然而，在这些向传统发难的行动以目前这样的规模开始之前，教育就已经历了变化。针对从五光十色的文化传统中应该吸取什么这一问题，人们形成了新的观念。生活的沉浮和意外事件使人们的行为和信仰从未完全受制于传统。农民们不得不在极为不利和不可预测的环境中苦苦奋斗，生产庄稼。他们要播种，要收成，要维持生活，还要把剩余产品卖出去，或拿去满足地主或封建领主的要求。物品的短缺对于传统始终是一种压力。工匠们必需生产他们在市场上卖得出去的产品，而市场上的产品品种、价格和货物的质量都在不断地变化，买主的趣味也在变化。商人们奔走四方，竭力将买来的货物转手卖出，以此获得利润；他们的市场也在变化，因此，他们必需寻找新产品，寻找出售这些产品的新卖主。放债人企图在他们贷出的钱上获得最大利润；而借债人却常常无力偿还。有一些传统专门对付与传统的期待不相一致的事件，但是，它们并不总是见效。

国王和王子竭力维护他们统治臣民的权威，防范教士和贵族损害王室的利益。他们不得不奋力保护自己，免受其他统治者的支配；他们试图将权势扩展到空前的范围。他们必须从哀怨的臣民那里获得税收，以维持一种与他们的权势相吻合的生活方式，并用以偿付战争费用。尽管统治者坚持他们的权威的传统合法性，他们还是常常被迫背离传统。哲人和神学家相互之间争论不休，各个都提出前人从未提出过的论点，以更有效地对付那些难以对付的议论或论点，企图确立自己观点的最高真理地位。现代社会和文化的出现进一步促使人们去挣脱传统的信仰和行为范型的束缚。

政治家们不断地努力去获得或保持显赫的职位；他们竭力说服可能的和已有的支持者支持他们竞选，告诉他们只有这样做才是正确的和有利的。文人墨客比以往更加努力地创作能表达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和判断的著作与诗歌；美学标准和体现这些标准的感受力塑造了他们用来写作的语言形式。生意人与以往一样，而且在更大的规模上，经济地合理运用资源，以寻求最大利润。他们更为合理、更为细致地计算使用资源的不同方法所需要的费用和可能获得的利益。更多的科学家用更加严格而系统的方法，力图发现和解决前人未发现，或者发现了但尚未解决的新问题。他们不断创立新假设，寻找去做新观察的新技术。他们都探究棘手的现实问题，例如，原材料、机器、其他民族的人、实验室标本，或自然事件；他们的行为并不总是与传统的期待相一致，不管这些传统期待是来自科学课本还是来自长者的传授。要对付这些问题，就要超越传统规则和观念。努力达到迄今尚未实现的目的，寻求新目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背离传统标准，这种努力必然要碰到甚或开创出新的局面。新的局面则要求人们去作新观察和新决定。

即使人们要达到前人已达到的目标，他们也需要去作新观察和新决定，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在不断地变化。因此，人们即使要坚持遵循已被确立的范型，也需要设计新范型，因为环境要经历各种不同的变迁，虽然，由传统传递下来的范型在那些环境中曾经是完满的。

接受传统，并把它视作在每一种环境中都完全适用的判断和行动的指南，这并不符合人们的一些实际需要：即由意外事件，大自然变化莫测的慷慨和吝啬，人们不懈地为尚未得到的东西而努力，或竭力保护已拥有的东西等情况所必然产生的需要。在过去的大多数社会中，人们可能比现在更为肯定地继承和发扬传统；他们可能更为普遍地认为，传统是应该遵循的。那时，活着的人们所面临的任务是抵御桀骜不驯的外界事物和其他人；对他们来说，这些任务就像当今自称为“非传统”社会的社会成员所从事的任务一样艰难。他们也要面临新的、令人不安的局面，而又没有尽如人意的解释或行动指导。他们很可能没有去积极地发明比延传给他们的方法更好的新方法，他们接受了大部分许多现代人不愿接受的知识遗产。然而，不可预测的事件、具有威胁性的事件，以及实际发生的灾难，形成了迫使人们去行动的压力，而人们的这些行动既不受传统延传者的指导，也不受他们的规定。人们经历了众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并且发现许多问题无法解决，这使他们开始怀疑延传下来的东西，怀疑特定的传统行为和制度的合理性。

即使在最为“传统的社会”里，传统范型也不可能是构成所有行为的唯一成分。在所有的社会里，人类都有自己追求的目标，因为他们预想到实现这些目标能给他们带来好处。他们从认识上，即根据他们特有的信仰来考虑这些目标。这种信仰就是，特定的原因与特定的结果之间存在着联系。他们企图以他们认为能最有效地实现目标的行动来实现这些目标。他们根据自己的见解试图对事件做出与经验相符的并且是自相吻合的解释。

正如人类自己所知，他们行事是因为想去行事，因为他们预想到，通过特定的行动会获得满意的结果；同时还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不得不去行事。考虑到他们行动的不可变更的条件，以及达到目的的代价，他们常常力图理性地行事，以最佳、最经济的方法利用稀有资源，来实现他们的目的。他们尽可能理性地行事，这是因为外部事件难以驾驭，其他民族的人难以对付，他们自己的推理能力极其有限，而且，他们又不能充分地了解事情的后果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相识或不相识的人在近期或将来会产生什么影响。他们还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某些概念的影响，比如，他们和其他人有权享有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何为正确，何为公平，或道德权利和责任是什么。

然而，人类常受到冲动、强迫性行动和激情的驱使。他们直接体验到这些冲动和情感。他们的行动直接受到不可抗拒的、强有力的情感的影响。他们不仅摆脱了理性决定所强加的限制，而且还冲破了传统道德规则的束缚。

什么不是传统

体验到的情感不是传统，它只是在某一时刻的感觉状况。理性的判断不是传统，它是关于陈述的逻辑一致性，关于陈述和行动之间一致性的断言。行动不是传统，它是有意图的身体运动，虽然它有时是书面语言或口头语言的表达，并且说明或包含着一种意图。视觉不是传统，它是投入视网膜然后被传达至大脑的形象。祈祷也不是传统，它是请求上帝赐予恩惠的一组词。科学命题不是传统，对提出命题者来说，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观点，它说明事物间的关系。

工业生产过程不是传统，它是由许多个人行动组织起来的活动，这些个人行动有的几乎完全是体力的，有的则使用语言，它们通过工具或机器而达到改造自然物质之形态的目的。产品不是传统。行使权威的行动不是传统，它是以书面或口头形式表达的一组词，意在使他人去做某些事，而且实际上常常能够驱使他人作出这类行动。履行仪式不是传统，无论这是圣餐仪式，还是周年纪念，或是忠于君主的祝酒仪式，这些仪式是一组表达某种情感和信仰的词或身体的运动。

这些情感状态和心理状态本身都不是传统，这些身体运动和社会关系也不是传统。所有这些观念亦不是传统。所有这些东西本身都不是传统。但是，它们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作为传统被延传；它们可能成为传统。它们以某种形式出现，而这些形式几乎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传统的影响或决定。它们反复出现，因为人们将它们当作反复确立的传统加以继承和发扬。反复确立不是传统；传统是指导反复确立的范型。

现在还存在着初始信仰、初始知识著作、初始统治权和初始的社会设制、结构或关系。还有为了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而做、又从未有人做过的事情。就这个人而言，他的行为也许是他的首创，虽然，他从已有的传统中汲取了某些东西。如果这些行动还不是传统，如果它们并没有成为传统，那么当时过境迁，当行动者离开人世时，它们便会消失。但是，它们的本质决定了它们不会一直作为首创事物存在。它们或者消失，或者在它们被重新执行时作为传统延传下去。

*本文为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导论”部分第二至六节，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封面图为圣彼得大教堂上缘圣徒雕像。[图源：nip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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