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纳吉特·古哈 | 论殖民地印度史编纂的若干问题

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1923.5.23- ）印度历史学家，作为庶民研究小组早期选集编辑之一，拥有巨大影响力。他是庶民研究小组的奠基人和有影响力的开拓者。

1.印度民族主义的史学研究长期被精英主义主宰着，这种精英主义包括殖民主义者的精英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精英主义。它们都是英国在印度统治的思想产物，可它们却在政权更迭中存在下来，并分别被吸收到英国和印度的新殖民主义者和新民族主义者的言论中。殖民主义者或新殖民主义者类型的精英主义史学研究队伍的主要代表是英国的一些研究人员和机构，但在印度和其他国家也有效仿者。民族主义者或新民族主义者类型的精英主义史学研究则主要是印度人的一种实践，但在英国和其他地方的自由主义史学家队伍中也不乏效仿者。

2.这两种形式的精英主义都带有这样一种偏见，即把印度民族形成以及在此过程中渗透着的意识——即民族主义——发展完全或者主要归结为精英者的成就。在殖民主义者和新殖民主义者的史学中，这些成就被认为是英国殖民统治者、主管、政策、制度和文化教育的产物；而在民族主义者和新民族主义者的史学著作中，这些成就被认为是印度的精英人物、制度、活动和思想的产物。

3.这两种史学研究方法中，第一类形式把印度的民族主义主要解释为一种刺激和反应的作用。以一种狭隘的行为主义方法为基础，它把民族主义称为印度的精英对殖民统治产生的制度、机遇和资源等作出反应的活动和思想的总和。这种史学研究有几种不同的形式，可它们共同的主要特征是将印度民族主义描绘成一种“学习过程”。殖民当局为了统治该国而引人的错综复杂的制度及相应的文化体系，当地精英面对着复杂的统治体系并努力应付其对他们提出的课题时，他们便被卷进了政治当中。这便形成了他们的“学习过程”。按照这种史学观说法，精英卷入这个过程并不是为了民族的普遍利益这种崇高的理想主义，而只不过是期望分享由殖民统治而产生的以及与此相连的一些利益，如财富、权力及特权等。按照这种史学观的解释，正是寻求这种利益的驱动，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在统治力量与地方精英之间、地方精英内部各种力量之间的合作和竞争的作用，构成了印度的民族主义。

4.第二种精英主义史学研究总的方向是将印度的民族主义主要描述为理想主义者的冒险事业，地方的精英投身其中是为了领导人民从被征服状态走向自由。这样的史学研究有好几种形式，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于他们对个别的领导者或精英组织和机构在此事业中的主要或推动作用所作出的不同程度的强调。但它们共同的特征是将印度的民族主义当做当地精英人物美德的一种显着的体现，因此它们的行文力图强调精英者对殖民政权的对抗的一面——这与所有的证据相反——而淡化两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又把精英描绘为人民的解放运动的推动者，多于是人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还大谈他们是出于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多于追求统治者能赐给他们权力和特权，那怕统治者是为了获得他们对英国在印度统治的支持才给予他们的那一点点的权力和特权。由此，印度民族主义的历史被颂扬成为印度精英人物的一种崇高精神的传记。

5.当然，精英主义的史学研究并非毫无用处。它有助我们更多地了解殖民地国家的结构，殖民地的各种机构在一定历史环境中的作用，以及维持这种结构的阶级组合的状况。同时它也有助于我们更多地了解作为这一时期主导思想的精英意识形态的一些状况：更多了解两类精英之间的矛盾，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对抗与合作的复杂性；更多了解一些更重要的英国和印度的人物和精英组织的作用。尤其是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史学研究本身的意识形态性质。

6.可是，这类历史著作并不能为我们解释印度的民族主义。因为它不承认，人民自己在建立和发展民族主义方面，独立于精英的贡献，更不用说去解释此贡献。就此而言，这种史学研究的不足可由它忽略的东西毫无疑问地说明。除了从消极的意义上把这种大众表达出来的民族主义视为法律和秩序的问题，或者从积极的意义上——如果有这样做的话——把它当做对特定领袖魅力的一种响应，或用一个眼下更为时髦的术语，当做一些派系控制的垂直动员，这种史学方法不能理解和评价大众表达的民族主义。因此，这些人数众多的——有时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印度人民参加的民族主义活动和思想，被描述成了对所谓的“真正的”政治进程的偏离，即脱离了国家机器和与之相适应的精英机构运转范围，或是受到意识形态的挪用而仅被归结为是在精英们本身的影响和主动下催生的。大众在民族主义运动过程中违抗或没有受到精英控制而显示自己力量的事例很多，我们只举出两例，即1919年的“反罗拉特”（anti-Rowlatt）运动的高涨和1942年的“离开印度”（Quit India）运动，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这种史学方法的破产。这种片面、偏狭的史学方法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那深藏在精英政治的表面现象之下的种种意义深远的转移呢？就是这些取代精英政治的转移使得朝瑞·朝拉（Chauri-Chaura）或是支持皇家印度海军叛变的叛变者的斗志激昂的示威成为可能。

罗拉特法案（Rowlatt Act）是指英属印度政府于1919年3月通过的一项法案，这项法案授权政府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有权将英属印度范围内包括恐怖分子在内的所有疑犯逮捕入狱。实际上，也是英国当局压制革命活动的具体措施。图为罗拉特法案通过引发的阿姆利则惨案。[图源：fm.m4]

7.精英主义史学方法的这种不足是狭隘、偏颇的政治观的直接结果，而这种政治观是由它所持的阶级观念而致的。在所有这类著作中，英国人为了治理该国而实行的制度以及相应的法律、政策、看法等上层建筑，均被设想为或宣称是印度政治惟一的或主要的范围。因此，不可避免的是，这样一种定义所限的史学方法至多不过是把政治等同于那些直接操纵这些制度的人，即殖民统治者和他们的门徒——本土社会占支配地位的集团——的活动和思想的集合。当他们这些人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被当做印度民族主义的全部来看待时，民族主义的领域就被看做是与政治相同的领域了。

8.这种非历史的史学方法明显遗漏的是人民的政治。在整个殖民时期，印度政治存在另一种与精英政治领域并行的领域，其中的主角不是本土社会的统治集团或殖民政府，而是由广大的劳动者构成的庶民（subaltern）阶级和群体以及城镇和乡村中的中间阶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民。这是一个“自主”的领域，因为它既不是产生于精英政治也不依赖于精英政治而存在。其根源可追溯至殖民统治时期以前，只是就这一意义上说，它是传统的，但却决不是陈旧过时。殖民主义入侵时，传统的精英政治形态不是被瓦解便是事实上失去作用。但人民的政治却不是这样，在殖民统治下仍能继续有力地发挥着作用，并根据英国在印度统治的情况调整自己，且在许多方面，其形式和内容都发展成了全新的种类。它同本土的精英政治一样现代，但不同的是它在历史和结构方面便相对地深厚得多了。

9.这种政治的一个更为重要的特征显然是关于其动员方面的，这在精英主义的史学研究中很少提及。在精英政治的领域里，动员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实现的，而在庶民政治中，动员是以平行的方式实现的。前者方式的特点是更多地依赖殖民地式的英式议会制度，以及前殖民地时期半封建政治制度的残余。而后者则更多地依靠传统的家族关系和地域性关系，或是依赖于阶级联盟关系，视乎他们的意识水平而定。精英的动员方式相对来说更倾向于墨守法规和宪制，而庶民的动员方式相対而言更富暴力性。前者总的来说更谨慎、更克制，而后者更为自发。殖民地时期，民众动员最为广泛的实现形式是农民暴动。可也有许多城镇地区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大规模参与的历史事例，它们的动员方式是直接从农民暴动范例中发展而来的。

10.从总体上看，在人民政治领域里起作用的思想意识反映了在任何特定的时期和任何特定的历史事件中，其社会构成上的多样性，而当中占领导地位的分子的看法支配着其他人的思想。可尽管存在这种多样性，它有一个普遍一致的特征，即抵制精英统治的思想。这是这一领域所有社会构成者的共同性质，即庶民性（subalternity）的结果。它使得该领域与精英政治领域有了显着的区别。当然，这种思想因素在所有事例中表现出来的性质和强度并不是一致的。在好的例子里，它使庶民的政治行动更加明确、集中、有张力。可在有些时候，对宗派利益的强调打破了群众运动的平衡，以致产生经济主义的偏离和宗派分裂，通常还会削弱横向的联合。

11.这种政治还有其他一些特有的特点，它们源于庶民阶级所遭受的程度不同的剥削，源于该政治与其主角，即工人、农民这些占大多数的生产劳动者的关系，以及它与分别在非工业领域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底层队伍中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关系。受剥削和劳动经历使得这种政治带有许多它特有的语言、规范和价值观念，这些使得它成为一种与精英政治不同的类别。

12.人民政治以上和其他特有的特点（这些特点决没有列举完），当然并不总是像以上三段所描述的那么典型。现实矛盾的影响改变了它们在历史现实中的形式。可是，尽管有这些变化，它们仍有助于我们区分庶民政治与精英政治这两个领域。这两个领域或潮流的共存既可凭直觉感知，也可通过论证而证实，它表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真理，即印度资产阶级作为民族代言人的失败。大量的人民生活和意识从未能纳入到资产阶级的主宰领域，由此而产生了一种对分结构（structural dichotomy），这是殖民地时期印度历史的一个基本事实，忽略了该事实而试图解释这段历史，必然会陷入错误。

13.可是，这种对分并不意味两个领域是彼此隔绝互不来往的。相反，两者有很多地方重叠，这是源自本土精英中的一些更为进步的份子，特别是中产阶级的努力，他们不时将这两个领域连接起来。当这种努力是与一些多少具有明显的反対帝国主义目的、且不断进行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时，它产生了一些很好的效果。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当这种努力所连结的运动没有任何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定目标，或者是在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丧失了反帝目标而偏离到墨守法规、宪制或其他种类的与殖民政府妥协的道路，就会产生某些突然的倒退，产生宗派倾轧式的肮脏的逆转。在这两种情况下，精英政治和庶民政治两种力量的交织总会导致高度紧张的关系，它显示，这些被精英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动员起来的大众们摆脱了精英的控制，并给这些由上层发动起来的运动打上大众政治的烙印。

14.可是，这些来自庶民政治领域的主动行动，就其本身而论还不足以将民族主义运动发展为成熟的民族解放斗争。工人阶级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客观条件及其自我阶级意识还不够成熟，也没有与农民结成坚强的联盟。因此，它不能接过和完成资产阶级没有实现的任务。所有这些的结果就是，这一时期的许多农民暴动——其中一些规模巨大并具有浓厚的反殖民主义意识——徒劳地期盼着一种领导，以使它们超越地方主义，并使它们普及为一场全国性的反対帝国主义的运动。结果，许多任务人、农民和城镇小资产阶级的局部斗争或者陷入了经济主义，或者——即便是有任何政治化倾向——因为缺乏革命领导而依然是过分分裂，以致无法有效地形成任何全国性的解放运动。

“退出印度运动”（Bharat Chhodo Andolan）或“八月运动”（August Movement）是印度的一个公民抗命运动，于1942年8月间进行，响应甘地的号召争取印度独立。[图源：sputniknews]

15.正是对这种民族未能成就自己的历史经历的研究，这种由于资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不能够领导民族取得反殖民主义的决定性胜利，并完成一场资产阶级民主的革命（不论是19世纪资产阶级起主导地位的那种革命，还是更为现代的、以工人和农民为主导的那种革命，即一种“新民主”革命）的失败——正是对这种失败的研究构成了殖民地印度历史研究的中心课题。探索这一课题并没有任何一定的方法。只要百花齐放，即便有杂草我们也不会介意。我们的确相信，即便是精英主义的历史研究，仅仅因为它能够为我们提供反面的教益，我们也应该承认它有—定的作用。但我们也确信，必须在摒弃虚假的、非历史的一元论特征的民族主义观念的基础上，在承认精英政治和庶民政治领域之间的共存和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坚定地反対精英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

16.我们确信，在关注殖民地印度政治史学研究的现状并寻求超越现状的途径的问题上，我们并不孤单。现代印度史学研究中的精英主义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事实，它遭到其他人，包括学生、教师以及类似我们的一些学者的忿恨。他们可能并不完全赞同我们在此问题上的上述观点。可是，我们也不怀疑，许多其他史学研究的观点和实践与我们的立场趋于接近。我们要使我们的观点为人所知，其目的在于促进这种观点的接近。我们只是尝试并指示一种方向，并以实践来表明它是可行的。在随后可能的讨论中，我们不仅期待着从与我们的观点相近的人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也期待着从与我们观点不同的那些人的批评意见中获益。

*本文节选自拉纳吉特·古哈《论殖民地印度史编纂的若干问题》，张云筝、林德山译，原文载于刘健芝、许兆麟选编《庶民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封面图为英国殖民时期的印度街头。[图源：sina.com]

〇编辑：二木   〇排版：余声

〇审核：栉沐/颜和

【点击链接可查看昨日推文：惊喜福利！会社为所有「社会人」精心设计的专属帆布包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