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 | 人口的安全配置：一项新型治理术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0.15 - 1984.06.25），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尤其在法语国家中）、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影响。[图源：凤凰文化]
提要
安全配置的一般特征（III）：规范化（normalisation）——确立规范（normation）与规范化——流行病（天花）的例子和18世纪的预防接种运动——产生了新的概念：情况（cas）、风险（risque）、危险（danger）、危机（crise）——在规训中和安全机制中的规范化形式——新政治技术的建立：对人口的治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人口问题——在知识中，人口作为变革的算子（opérateur）：从财富分析到政治经济学，从自然史到生物学，从一般语法学到历史语文学（philologie historique）
前几年，我曾经试图指出，与人们所说的法律系统相比较，在规训机制中有哪些特殊的地方。今年，我的计划是揭示出，与我曾经考察过的规训机制相比，安全配置有什么特殊、特异和不同的地方。因此，无论如何，我想强调的是安全/规训（sécurite/discipline）之间的对立和区别。直接的目的，当然是一眼就能看到的目的，就是与不断提及的主人（maÎtre）划清界线，也与权力的垄断划清界线。既没有权力也没有主人，更没有像上帝一般的权力和主人。规训和安全的区别，我从第一次课开始，就试图指出如何把握它们之间的区别，规训和安全在处理和调整空间分配上的区别。上次课，我试图向你们指出规训和安全如何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处理人们所说的事件，今天，我想简略说说，因为我希望尽快进入核心问题，今天我想跟你们说的是，它们如何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处理人们所说的规范化（normalisation）。
你们比我更了解这个臭名昭著的词“规范化”。什么不是规范化？我规范化，你规范化……。还是让我们来明确几个关键点吧。首先，有一些人细致地重读了凯尔森（Kelsen）的著作，发现凯尔森所说的并试图指出的是，在法律和规范之间不可能没有一种根本的联系，所有法律系统都与规范系统联系在一起。然而，我认为必须指出，法律与规范的关系确实意味着在法律的强制性之中隐含着某种可以被称为的规范性（normativité）的东西，这个隐含在法律中的规范性也许是法律的基础，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与规范化的程序、程式和技艺相混淆，后者就是我们要加以辨别和定位的。相反我要说，如果确实法律以规范为参照，那么法律的角色和功能（也就是法律的操作）就是把规范编码确定下来（codifier），根据规范来制定规条（codification），而我试图定位的问题就是指出，从法律体系出发的，在它下面，在它的边缘甚至在它的反面（contresens），规范化技艺的发展形成。
现在来说说规训。规训进行规范化，我觉得这是绝对无可争议的。然而，还必须说明规训的规范化（normalisation disciplinaire），其内容有什么特点。这些东西已经重复过一千遍了，所以我只是非常简略地带过，请原谅。规训分析和分解个人、地点、时间、举止、行动和操作。规训把它们都分解为要素，使得对这些要素既可以得到观察也可以被修正。这就是著名的规训的框格（quadrillage disciplinaire），它的目的就是建立观察和修正所需的最小要素。其次，规训把这些根据确定目的而定位的要素加以分类。为了达到目的最好的行为方式是什么：最好的持枪方法是什么？最好的姿势是什么？最适合某项工作的工人是怎样的？最适合取得某个成果的孩子是怎样的？第三，规训建立了最优化的顺序和相互协调的方式：怎样把一些动作相互串连起来，怎样分配士兵来完成一个部署，怎样确定学校中的儿童的等级和分类。第四，规训确定了进一步训练和长期控制的程序，最终基于此，它作了一个划分，划分出无能的、不适合服兵役的人。也就是说，以此为基础，它划分出正常的人（normal）和不正常的人（anormal）。规训的规范化就是要首先提出一个模式，一个根据某一目标而确立的最优模式，规训的规范化操作就是要让人和人的举止行为都符合这个模式，正常的人就是可以与这个规范相符合的人，而不正常的人就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人。换一种说法，在规训的规范化中，最根本的、首要的，并不是正常的人和不正常的人，而是规范。也就是说，规范是最初确定的，对正常的人和不正常的人的确定和定位只有根据这个规范才有可能。相较于正常的人，规范才是最早的，这意味着，规训的规范化是从规范出发才能对正常的人和不正常的人进行划分，因此我想说，在规训技艺中所发生的事情，相比规范化（normalisation），这更是在确立规范（normation）。请原谅我用了这个奇怪的词，这是为了强调规范本身是首要的和根本的。
现在开始研究这一系列的安全配置（我用的词肯定不是令人满意的，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从规范化的角度看，这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人们如何进行规范化？在研究了城市和食物短缺的案例之后，我把流行病作为案例加以研究，在这一系列问题中它很明显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在18世纪的流行病天花。这个问题很重要，当然首先是因为天花很快就成为当时人们已知的传播最广泛的流行病，三分之二的孩子出生后可能感染天花。对于全部人口来说，天花的死亡率一般来说达到1比7.782，接近于1比8。因此，这是传染非常广泛的流行病，死亡率也很高。第二点，这个现象的特点是它有强烈的爆发性传染。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尤其在伦敦，每经过不到5年或者6年的间歇，就会出现大流行的爆发。最后是第三点，天花明显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因为从1720年开始，有了天花的接种（inoculation或variolisation），然后，从1800年开始有了牛痘，安全技艺有了四个特点，在当时的医学实践中尤其不同寻常。第一是预防性的，第二是表现出确定性特征，取得几乎完全的成功，第三，基本上可以普及到全部居民人口，没有什么物质上和经济的太大困难，第四，首先是人工接种，接着是19世纪初的牛痘都表现出这第四个重要特征，那就是这些医疗方法对于当时的医学理论来说完全是陌生的。接种和牛痘，以及其成功运用在那个时代的医学理论中都是不可思议的。这完全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纯粹的经验事实，直到19世纪中叶，巴斯德才对这一现象大致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1796年，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1749–1823）用从一个奶场女工手上的牛痘脓胞中取出来的物质给一个八岁的男孩詹姆斯·菲普斯注射。如事先所料，这孩子患了牛痘，但很快就得以恢复。詹纳又给他种天花痘，果不出所料，孩子没有出现天花病症。 [图源：Microsoft.msn]
因此，这是在当时的医学理论的术语中不可思议的技术，这些技术是确实有效的、可以普及的，也是预防性的。在我们所说的医学公共管理（policemédicale）的秩序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它们的结果如何呢？我认为，首先是接种，然后是牛痘，它们都得益于两个支持，这两个支持使它们在西欧的人口和统治的现实实践中得以实现成为可能。首先，牛痘和接种的确定性和可普及的特征当然使人们可以用概率的属性来思考这个现象，其方法是人们当时掌握的统计工具。在这个意义是上，我们可以说接种和牛痘得益于数学的支持，在当时可接受和已经接受的合理性范围中（champsde rationalité），数学是进行整合的要素。其次，我觉得，第二个支持，第二个在医学事件中接受移入（虽然对于医学理论来说它是陌生的和异质的）这些实践的因素是，接种和牛痘至少以一种类比的方式，通过一系列重要的相似性，与我跟你们说过的安全机制整合在一起。我觉得，应对食物短缺的安全机制中非常重要、非常有特点的东西是，在18世纪中叶占统治地位的法律—规训的强制机制试图阻止食物短缺现象的时候，由于重农主义者和其他经济学家，从18世纪中叶开始，人们所寻求的是以食物短缺的过程本身为基础，以在食物过剩和短缺之间的数量上的摇摆现象为基础：以这个现象的现实为基础，不是去阻止它，而是反过来，让与它有关联的其他现实要素发挥作用，使得这个现象本身会自我消灭。然而，在接种中有一个东西是值得重视的，在接种中比牛痘中更加清楚，也就是，接种不是阻止天花的发生，相反是通过接种天花本身，在人身上激发天花，但是要把它放置在一些条件中，使得这个疫苗在导致全面的疾病之前就自我消灭，通过首先制造人为接种的小疾病，人们可以预防天花可能的威胁。安全机制在形态上与人们在应对食物短缺上所看到的东西一样，很典型。因此，在不同的安全技术中有双重的整合。也许这就是这些新的技艺能被接受的原因，即使不被医学思想所接受，至少可被医生、行政官员和那些负责医学公共管理的人接受，最终被所有人接受。
然而，我认为，通过这个安全的典型实践，形成了一些对于安全配置以后的扩张非常重要的因素。首先，在接种的过程中，监视已经得到接种的人，在整体的计算中，人们试图了解是否有必要给人们接种，如果人们因接种而冒死亡的风险，或者因天花而死亡，这里有什么问题？首先，对这种疾病的理解不再置于当时的医学思想和实践内部非常坚固的、非常固定的范畴之中，不再使用“流行的疾病”（maladierégnante）的概念。流行的疾病，在17世纪甚至在18世纪都是如此定义或书写的：这是一种重大疾病，与它密切相关是国家、城市、气候、人群、地区和生活方式。流行的疾病的定义和特征是一种痛苦和一个地区之间的以及一种痛苦和一些人之间的整个的总体联系。从人们对接种的成功和不成功进行定量分析的时候开始，当人们计算死亡或传染的各种可能性的时候，流行疾病的特征就不再表现与地区和环境之间的联系，而是表现为，在一个特定时空中的人口中案例的分布。案例的概念出现了，这个概念不是指个人的案例，而是一种使疾病的群体现象个别化（individualiser）的方法，或者说是使现象集体化（collectiviser）的方法，把个体的现象整合到一个集体的场域中。这就是案例的概念。
第二点，即将出现的现象是：在这个概念中，在对疾病之分布这种分析中，如果疾病进入集体的层面和每个个人的层面，人们就可以测定，对于每个个人或个人化的集体来说，感染天花有什么样的风险：致命或者被治愈。这样，针对每个人，根据其年龄和居住的地区，还可以根据年龄层，根据具体的城市，根据具体的职业，确定其死亡的风险，确定死亡率。人们就可以知道（这里我所参考的文本是所有这些定量分析的总结，是杜威亚在19世纪初发表的，书名是《对天花影响的分析》（Analyse de l'influence de la petite vérole），这个文本提供了18世纪积累起来的所有数据，并指出每个出生的婴儿都有感染天花的风险，风险度被确定为2/3），每个不同的年龄层的风险是什么？如果一个人感染了天花，人们就可以根据年龄层，老人还是年轻；根据他生活的环境，根据他从事的职业，来确定他死亡的风险。同样，如果一个人接种，也可以确定这次接种或牛痘所造成的风险，以及虽然经过接种，但是以后还是会感染天花的风险有多大。“风险”（risque）是一个绝对重要的概念。
第三，对风险的计算说明对于每个人来说风险都是不同的，他们的年龄不同，条件不同，所处的地区和环境不同。因此可以说，这些不同的风险在某些地区更高一些，在某些地区不那么高，或者说更低一些。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测定什么是危险的。对于天花来说，三岁以下是危险的。居住在城市中比乡村中更危险。根据案例和风险，出现了第三个重要概念：危险（danger）。
最终，在流行病的总体范畴之外，人们可以确定一些爆发和加速增长的现象，它们使特定时间和特定地区的疾病迅速增加，通过传染，病例的增长造成进一步的病例增加，形成了一个趋势，曲线图的斜率有可能无法停下来，除非有人为的机制或者神秘的不为人知的自然机制，这个现象才能停下来。这些爆发的现象以一种有规律的方式发生，也以一种有规律的方式消灭，这大致就是人们所说的（不再是医学词汇，而是本来用以指示其他事物的）危机（crise）。危机，就是传播的爆发现象，要制止它只能通过自然的更高级的机制或者人为的干预。
案例、风险、危险、危机：我认为，这些概念是全新的，至少在运用这些概念的领域和技艺中，它们是全新的，因为，人们正好将拥有一系列干预形式，其目标与以前不同。以前的干预目标是试图简单地在所有得病的人身上消灭疾病，或者阻止得病的人接触没有得病的人。在处理流行病过程中的规训体制、或者在针对类似麻风病这样的流行病所制定的规章中，规训体制的目标是什么？首先，给病人治病，治疗每个表现出疾病的人，只要他有可能治愈；其次，隔离没有得病的人与病人，切断传染。与此相反，随着接种牛痘而出现的配置和机构，它要做什么呢？它并不在病人和非病人之间进行区分。它所考虑的对象是一个整体，没有病人与非病人之间的隔绝和断裂，也就是说，它从整体上考虑的是全部人口，在全部人口中观察可能的致病率和死亡系数是多少，也就是说，预计在全部人口中，因为疾病而死亡的人数正常情况下是多少。基于此，人们就确定了天花的死亡率是1比7.782，这是18世纪的统计学所得到的答案。这里就有了正常的致病率或者正常的死亡率这些概念。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与这个所谓“正常”的致病率和死亡率相关，人们试图进行更细致的分析，这个分析使人们可以划分不同的常态（normalité）。人们可以知道感染天花的病例的正常分布，或者因天花而死亡的人在不同年龄、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在城市的不同城区、所从事不同职业中的正常分布。这样就可以得出整体的正常曲线，以及各种不同的被视为正常的曲线，那么安全技术要做的是什么呢？是努力压低最不利的正常曲线，压低与正常的和一般的曲线相比显得异常的曲线。例如，人们发现天花最快最容易袭击三岁以下的儿童，他们的致病率是非常高。当发现这一点时，就提出了问题，如何努力压低婴儿的致病率和死亡率，使它达到平均的致病率和死亡率水平？然而，随着人口中一部分人的致病率和死亡率的下降，整体的平均死亡率自身也会下降。在这些不同的常态的游戏的层面上，在这些不同的常态的相互分离和关联的层面上，预防医学开始行动了。这还不是流行病学（émidémiologie），只是处理流行病的一般医学（médecine desépidémies）。
我认为，这个体系恰好与规训体系相反。在规训中，是从规范出发，由规范进行的训导，并且根据这个训导来区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然而，现在人们将对常态（normalité）的不同曲线进行测定，而规范化的操作将调整这些常态的不同分布（distribution），使最不利的转变为最有利的。这样，从规范性（lenormal）出发，就有某种东西被认为比其他的更规范，总之，比其他的更有利。正是这些分布将作为规范。规范是不同的常态中的一个作用。规范性居于首位，而规范是从它推导出来的，或者正是从对常态的研究出发，规范得以确定下来并完成其操作性功能。因此我想说，这里不是确定规范（normation）的问题，而是规范化（normalisation）的问题。
两周以前，上一周和今天，我提出了三个例子：城市、食物短缺和流行病，或者如果你们不反对，也可以说是：街道、谷物和传染。人们很快就能看到在这三个现象中有一个非常明显和显著的联系：他们都与城市密切相关。这些问题的基础都是我跟你们描述的这些问题中的第一个，因为，无论如何，食物短缺和谷物的问题，这是城市一市场问题，而传染和流行病的问题，这是城市作为疾病发源地的问题。作为市场的城市，也是作为暴动发生地的城市；作为疾病发源地的城市，也是作为疫气和死亡发生地的城市。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城市问题是安全机制的不同案例的核心问题。确实，非常复杂的安全技术的轮廓形成于18世纪中期，那时城市提出了经济和政治问题，新的特殊的统治技术问题。定义封建社会的主要是一种领土的权力体系，它的建立和发展都是以对领土的统治为基础的，在这个体系内部，城市总是构成一种特殊情况。此外，城市确实都是自由市（villefranche）。城市有可能、有权利自我治理，这个权利是得到承认的，虽然这个权利是在明确的范围内，有其规定的界限。但是城市总是一片自治的绿洲，在它周围的是从封建出发而形成的领土权力机制，这是非常庞大的组织。我认为，城市被整合进权力的中心机制，或者更应该说，反过来，城市成为首要的问题，比领土问题更重要，这个颠倒过来的现象是17世纪和18世纪历史的重要特征。回应其问题，必须通过新的权力机制，这些机制的形式就在我所说的安全机制中。实际上，必须协调城市的存在和统治权的合法性。如何在城市行使统治权？这不简单，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系列的调整，很明显，我跟你们所指出的仅仅只是一点点轮廓而已。
我想指出的第二点是，我试图测定的这三个现象（街道、谷物、传染或城市、食物短缺、流行病），或者说这三个问题，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所提出的问题最终都或多或少转向流通的问题。当然是广义的流通，包括移动、交换、接触、散布、分配，问题是：为什么它流通或者不流通？人们可以说，直到那个时代，传统的统治权问题，因此也就是与统治权形式相联系的政治权力问题，要么是占领新的领土，要么是守卫已经征服的领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统治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它没有变化？或者说，如何才能更进一步而不导致混乱？如何对领土确定标记，如何固定，如何保卫它或者扩张它？换一种说法，这正是人们所说的领土保障（sÛretédu territoire）或者说统治领土的保障。总之，这是马基雅维利（Machiavel）的问题。马基雅维利提出的问题就是要知道在一个确定的领土中，不管这个领土是征服来的，还是继承来的（权力合法不合法不重要），如何使君主的权力不受威胁，或者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确保消除对他的威胁。这是君主的保障：这就是君主的问题，我认为，对领土的权力，就是统治权的政治的问题。但是，我完全没有把马基雅维利当作开启政治思想现代性的人物，恰恰相反，我认为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或者说他达到了一个时代的顶峰，在这个时代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君主及其领土的保障。然而，我觉得，通过我刚才试图测定的那些现象（我的描述完全只是局部性的），可以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不再是确定和划定领土，而是允许流通，控制流通，挑出好的和坏的，使它不停运转，不断移动，总是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但是要消除这种流通的内在的危险。不再是君主及其领土的保障，而是人口的安全，因此也就是说，是那些被统治居住的人的安全。这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另一个变化。
尼科洛·迪贝尔纳多·代·马基雅维利（Niccolò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 1469-1527）是意大利的学者，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外交官。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被称为近代政治学之父，是政治哲学大师，他所著的《君主论》（又作《君王论》）一书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政治理论，其中“政治无道德”的权术思想，被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图源：wikipedia ]
这些机制还有第三个共同点。无论城市研究的新形式，还是制止或至少控制食物短缺的方法，还是预防流行病的方法，这些机制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点：它们在运转的时候是相互作用的，完全没有区别哪一个是首要的和根本的，不像过去一样，区分出更高的统治者的意志以及服从于这个意志的其他意志。相反，这是在让现实的要素相互之间发生关系。换一种说法，依附在统治者—臣民的轴线上，并确保彻底的臣服并使个人在统治者面前保持被动的状态，这不是安全机制的做法。安全机制所依靠的是重农主义者所说的物理的（physique），人们一般所说的自然的，或者说现实的要素（éléments de réalité）。这些机制的目标是消灭一些现象，但完全不采用禁止的方式“你不能这么做”，也不是“这是不能发生的”，而是通过现象本身来逐渐消除这些现象。把这些现象限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界限之内，而不是以强制的法律对它们说不。因此，安全机制所要运用的不是统治者—臣民的轴线，也不是禁止的形式。
最终，所有这些机制（我认为，已经到了问题的核心）的目标与法律的目标不同，与规训的目标不同，后者是尽可能以最垄断最持续的方式使一个人的意志在其他人那里得到回应。而安全机制则是使某个层面得以显现，在这个层面上，进行治理的那些人的行为是充分而且必要的。治理行为所应对的这个层面，并不是现实的整体性（totalité effective），不是一一针对每一个人，而是人口及其现象和进程。全景的观念（panoptique），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它完全是古代的概念，因为它实际上要在全景式的机制中把一个人放置在中心，放置在中心的这一个人，一双眼睛、一个观察的目光，一个监视者，他可以让他的统治对处于这个权力机器之中的一切人生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最古老的君主的最古老的梦想就是全景式统治：我的臣民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举一动能够逃脱我的眼睛。理想的君主就在这个全景的中心。这种权力采用对个人进行彻底监视的形式，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都在君主的眼皮底下；相反，我们现在看到的观念是，整体的机制使政府和治理者所处理的是一些特殊的现象，这些现象不是个人的现象，虽然个人也以某种方式在这中间出现，虽然个人化的过程也是相当特殊的—我们以后再回到这个重要的话题。这是另外一种是集体/个体（collectif/individu）的关系和社会整体/基本要素（totalité du corps social/fragmentation elementaire）的关系发生作用的方式，这种方式将在人们所说的人口中发挥作用。我认为，对人口的治理是与统治权的作用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不同是彻底的，直至个人行为的最细微处。我觉得，这里所说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权力布局。
现在我想开始分析这一切。通过城市、食物短缺和流行病的案例，我简单地把握住了这个时期的新机制。通过这些案例，我们可以看出相关的问题之所在，一方面，这是一种不同的权利布局，另一方面，是直到那个时期都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政治人物，他是全新的，以前没有人看到过他，他也没有得到过承认和认识，这个新人物在18世纪开始的时候闪亮登场，他就是人口（population）。关于这一点，我现在想要好好讲讲。
当然，人口作为一个问题出现，这不是第一次，不仅仅在普通政治思想中，而且在政府治理的具体技艺和程序中，他已经出现过。追溯源头，“population”这个词在很古老的文本中就已经出现，我们可以看到，人口的问题从很早开始就一直都有人提出，但都是以否定的方式提出的。人们所说的人口主要是作为“人口减少”（dépopulation）的反义词。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当人们说population的时候，所指的是：经过严重的灾难，不管是流行病、战争还是食物短缺，经过人口大规模惨绝人寰地迅速死亡的戏剧性时刻之后，在变得荒芜的领土上重新繁殖人口的运动。人类的巨大灾难之后的荒芜化和反荒芜进程所提出的就是人口问题。著名的死亡率图表能让我们看到其特征，你们知道17世纪的人口统计学并没有真正开始，只是一些国家，尤其在英国，人们创建了一些死亡率图表，它使人们可以进行定量分析，也让人们可以知道人们因何而死，当然，人们没有一直编制死亡率图表，而且这些图表也不是连续不断的。英国是最早编制这些死亡率图表的国家，在16世纪，我认为一直到17世纪初（我不知道事情发生变化的具体日期），不管怎么说在16世纪，人们只是在出现重大流行病以及某种导致大量死亡的灾难的时候编制死亡率图表，人们想确切地知道多少人死了，他们死于何处以及为何而死。换一种说法，人们提出人口问题完全不是因为它的肯定意义和普遍性。人们提出这个问题是与戏剧性的死亡率相关的，在那些时候，人们想知道人口的情况以及如何使人口增加。
就我所掌握的资料，直到18世纪中叶，人口概念的肯定意义都还没有形成。只要看看编年史作者、历史学家和游记作家的文章就可以知道，在他们的描述中，人口总是作为统治者力量的组成部分。一个统治者要想有力量，当然必须有广阔的领土。人们还要计算、估量、测度他的财富。领土的大小、财富的多少和人口，这是三个方面。众多的人口是可以刻印在统治者的力量的纹章之上的，其人口的力量可以表现在如下方面：他所拥有的军队的数量；城市人口聚集，市场繁荣。而且必须再增加两个条件，众多的人口才能体现统治者的力量。一方面，其人民是服从的，另一方面，这些人在忠诚的激励下，勤劳工作，他们的活动使统治者确实是有力量的，也就是说，他们既是服从的，也是富庶的。所有这些都属于最传统的理解人口的方式。
情况开始发生变化，17世纪的重要特征是财政重商主义（caméralisme）和重商主义（mercantilisme），它们与其说是经济学说，不如说是对政府治理提出问题的新方法。我们还可能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无论如何，对于17世纪的重商主义者来说，人口不再仅仅是表明统治者力量的标志，而且是国家和统治者力量的源泉。人口是基础要素，也就是说这个要素决定了其他一切要素的条件。为什么决定？因为人口提供了农业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它保证了丰收，因为有很多农民，得到很多耕作的土地，因此会丰收，谷物和农产品的价格就会走低。人口还提供手工业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尽最大可能，不用从国外进口所有必须用硬通货（黄金或白银）购买的东西。最后，人口是国家力量的源动力的基础要素，这是因为它保证了在国家内部劳动力之间的竞争，这样就确保了工资的低水平。低工资意味着商品的低价格和出口的可能性，这就是国家力量的新的保障和新的源泉。
人口是国家的财富和力量的基础，当然，这一切的实现需要一个强制工具，它阻止向外移民，召唤移民进入，它鼓励生育，这个强制工具还要确定什么样的生产是有用的和可以出口的，也要确定生产的产品，生产方式和工资，它还要制止游手好闲和无所事事。总之，这个整体的工具要把人口变成国家的力量和财富的源泉，它要保证这些人按照规定工作，在规定的地方并按规定的目标工作。换一种说法，人口是严格意义上的生产力，这正是重商主义所关切之处，我确实认为，人口主要被视为生产力，这并非在18世纪，更不是在19世纪，在重商主义者之后，就不是如此了。把人口主要看成是生产力，这是重商主义者的看法，或者严格地说，重商主义者有如此观点的条件是：这个人口确实经过规训机制的培训、分配和安排。人口是财富的来源，是生产力，也是规训的配备：所有这些构成了重商主义者的政治思想、计划和实践。
从18世纪开始，在那些我用来作为参照的年代中，事情将发生变化。人们习惯说，重农主义者与前一个时期的重商主义者相反，是反人口增长的（antipopulationnistes）。也就是说，一些人认为，由于人口是财富和力量的源泉，因此应该越多越好，而重农主义者的态度微妙得多。实际上，我认为，区别不在于人口扩张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我觉得，之所以重农主义者与重商主义者不同，尤其与财税重商主义者不同，主要原因是他们有另一种对待人口的方式。因为，从根本上说，重商主义者和财税重商主义者，当他们说讨论人口问题的时候，一方面把人口作为财富的基础，另一方面把人口置入强制系统之中，他们实际上仅仅只是把人口作为臣民的集合，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上至下对他们施加一系列法律和规则，对他们说应该做什么，在哪里做和应该怎么做。换一种说法，重商主义者主要是在统治者和臣民的轴线上思考人口的问题。作为法律的主体，服从于法律的主体，可以接受强制性的管制，重商主义者（财税重商主义者或者说科尔贝主义者）的计划基于统治者的意志与人民服从的意志之间的关系。然而，由于重农主义者或者说整个18世纪的经济学家的学说，人口不再被视为法律主体的集合，而是作为应该服从统治者意志的主体的集合，他们的意志服从于各项规定、法律和赦令。人们将把人口看做整体的过程（processus），对这些过程的治理应当置于它们所具有的自然性之中，并从它们所具有的自然性出发。
然而，人口的自然性（naturalité）是什么意思呢？从这个时候开始，是什么让人们不再从主体的法律-政治概念出发来理解人口呢？是什么让人们开始把人口当作治理和政府治理的技术-政治对象呢？这个自然性到底是什么？简单说，它以三种方式表现出来。第一，当人口在18世纪的思想和政府治理实践中成为问题的时候，它并非简单地指居住在领土上的个人的总和。它也不是自我再生产的意志的唯一结果，它同样不是统治者的意志可以促进或按自己的计划决定的对象。实际上，人口并不是原始的给定要素，它处于一系列可变要素的相互制约之下。人口随天气而变化，它随物质环境而变化，它随贸易的繁荣和财富的流通活动而变化。当然，它也随着它所要服从的法律而变化，例如税收和婚姻法。它随着人们的习惯而变化，例如人们给女儿陪嫁的方式，如何确定长子的权利和长子继承权，还有人们抚养子女的方式，人们是否给孩子找乳娘。人口随着某种行为方式中得到承认的道德或宗教价值而发生变化：例如，教士或僧侣的独身得到伦理-宗教的鼓励。尤其是，它理所当然随着物质条件而发生变化，如米拉波（Mirabeau）著名的格言所说，人口无论如何决不可能超过物质条件的数量所确定的界限。所有这些，无论是米拉波的分析，还是皮埃尔·诺贝尔（Pierre Jaubert）神甫的分析，还是魁奈在《百科全书》中的《人》词条中所说的，所有这些都证明，在这种思想中，人口不是原始的给定条件，不是统治者的对立面，也不是统治者可以施加影响而改变的材料。人口依赖于一系列的变量，因此，它对于统治者的行动来说不可能是透明的，或者说，人口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属于简单的服从或拒绝服从的范畴，也不是简单的服从或反抗的范畴。实际上，人口所依赖的变量使得人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受统治者以法律的形式采取的专断的和直接行动的控制。如果有人对人口说“这么做”，不仅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他们会这么做，甚至不能证明他们有能力这么做。法律的限制是，当人们从统治者-臣民的关系来考虑的时候，这就是臣民的不服从，是臣民对统治者说“不”。然而，如果从政府治理和人口的关系来考虑，那么，对统治者或政府所决定的东西的限制就不一定是人们对命令的抗拒。
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 1694-1774），法国经济学家，重农主义的领袖、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先驱，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图源：wikipedia]
于是，人口作为一种自然的现象出现了，与统治者的法律意志论相比这是更有深度的东西。这是自然现象，人们不能通过类似赦令这样的东西加以改变，当然这并不意味说，人口是无法进入、无法干预的自然。这正是重农主义者和经济学家的分析变得有趣的地方，在人口的事实中人们所确定的自然性（naturalité），人们总是可以通过转化的因子和技术对它施加影响，只要这些转化的因子和技术得到揭示、思考、分析和计算。当然，不仅仅需要考虑对法律进行修改，假如法律对于人口来说有不利之处。如果要有利于人口或者说使人口与国家的资源与条件保持一个合理的关系，还必须调整一系列因子和要素，虽然它们表面上看起来与人口本身及其直接的行为相距甚远，看起来与人口的繁衍与意愿没有直接关系。例如，必须调整全国的现金流，了解这些现金如何流动，它在人口的各要素间的流动是否正常，是否在某些地区停滞。必须对出口加以调整：如果有更多的出口，当然就会有更多工作机会，因此就可能有更多财富，因此有更多人口。于是又提出了进口的问题：进口对人口有利还是不利呢？如果进口，就取消了当地的工作机会，但是进口也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食物。因此，在18世纪，对进口的调整就成为头等大事。不管怎么说，这是通过这些间接的因子，通过这些因子的运转，人们就可以对人口施加影响。这样一种新的技术逐渐成形了：不再是使臣民对统治者的意志的服从，而是控制一些看上去与人口不相干的事物，通过计算、分析和观察思考，人们知道控制这些事物可以实际上对人口施加影响。我认为，人口的这个可以渗透的自然性，使得权力的合理性组织的方法上发生了重大转变。
我们可以说，人口的自然性的出现还有第二种方式。不管怎么说，人口是由完全不同的个人组成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无法准确预见其行为。虽然如此，根据18世纪人口理论家的观点，至少有一个不变项（invariant），从总体上看，人口有一个，并且只有一个行为动机。这个动机就是欲望（désir）。欲望（这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过去人们在有关良心的问题上使用这个概念，也许我们还会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此时，欲望第二次进入了权力和统治技术的内部。欲望，所有个人都因它而动。而人们对欲望是无能为力的。如魁奈所说：你们不能阻止人们去到他们认为更能获得利益的地方居住，不能阻止人们住到他们想住的地方，因为他们欲求此利益。不要企图改变他们，这是无法改变的。正是在此，欲望的自然性表明了人口的特点，和统治技术可能对它产生影响。由于这样一些原因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这个欲望是整个系统重要的理论要素之一，欲望是这样的：如果人们任其发挥作用，或者说，只要在一定的限制中任其发挥作用，由于一些关系和联系，它将从整体上生产出人口的全体利益。欲望是寻求对于个人的利益。个人完全可能在其欲望问题上犯错误而损失其利益，但是有一点是不会犯错的，就是自发的活动，或者说，至少是欲望的既是自发又受到调节的活动，实际上将使有利于全体人口的生产变成可能。集体利益的生产通过欲望的运作来完成：正是在这里，它标明了人口的自然性和人们用来对它进行人为治理的可能的方法。
它的重要性在于，以人口的欲望的自然性为出发点对其进行治理的观念和通过欲望而生产出集体利益的观念。随着这个观念，有某种东西与以前的统治和君主权力的实施相关的古老的道德-法律概念截然相反。对于中世纪的法学家来说，君主是什么？对于所有自然法学家来说，对于霍布斯或卢梭来说，君主是什么？君主，就是那个可以对任何个人的欲望说不的人，问题在于要知道与个人的欲望相对立的这个“不”怎样才是合法的，怎样才是建立在那些个人的意志上的。这是真正的大问题。然而，通过前面所说的重农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形成了另外一种观念：统治者的问题并不完全是要知道他们怎样才能说“不”，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说“不”，说“不”需要什么合法性。问题是怎样说“是”，怎样对这种欲望说“是”。因此，不再是对贪欲的限制或者说对自爱（在自私意义上）的限制，而相反是刺激和鼓励这种自爱、这种欲望，使得他可以生产出他必须的有利的结果。从这里产生了整个功利主义哲学（utilitariste）。如我所认为的那样，孔狄亚克的意识形态，人们所说的感觉主义（sensualisme），是一个理论工具，这个工具意味着规训活动，我要说，功利主义的哲学是一种理论工具，从这个理论可以推论出当时成为新事物的人口治理。
人口的自然性出现在欲望的这个整体利益中，人口也总是受制于复杂多变的各种变量，自然性也在这样的事实中表现出来。最后，人口的自然性的表现还有第三种方式。它在现象的稳定性中表现出来，这些现象本来看起来是变化无常的，因为它们受制于各种事件、偶然和个人的行为，以及许多巧合的因素。然而，只要对它们进行仔细的注意观察和考量，就可以发现，这些似乎毫无规律的现象事实上是有规律可循的。这就是17世纪末英国人格朗特的伟大发现，他在死亡率表格上不仅仅可以确定每年每个城市无论如何都会有的固定的死亡人数，而且还可以确定，造成死亡的不同事件虽然各不相同，但是有一个稳定的比例，固定比例的人死于疹病，固定比例的人死于发烧，或者结石、或者痛风、或者黄疽。让格朗特感到无比吃惊的是，在伦敦的死亡率表格中，某一年的自杀率与另一年的完全相同。还有一些有规律的现象，例如，男女的出生率相同，但是男孩遭遇的各种事故比女孩多，因此，一段时间以后，男女比例就发生了变化。儿童的死亡率在任何情况下都比成人更高。城市的死亡率总是比乡村高，等等。这样，人口的自然性就有了第三个露头之处。
因此，这就不再是以个人或集体的方式与君主的意志发生关系的法律主体的集合。人口，这是多种要素构成的整体，在这个整体里面，人们都可以发现和辨认一些稳定的和有规律的东西，甚至在各种意外中也可以发现；在这个整体中，人们可以标定普遍的欲望，它恒常地制造出所有人的利益；关于这个整体，人们可以标定它所依赖的一些变量，这些变量可能使整体发生变化。如果你们不反对，随着对人口之效果的思考，并把它纳入人们应当考虑的问题范畴，我认为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一种自然（nature）进入了权利技术领域，而法律不是作用于这个自然的，既不凌驾于它之上，也不针对它。然而状况并非如此：有一个自然，于是在这个自然之上，针对这个自然的是君主和服从关系。人口的自然是这样的：在这个自然内部，关于这个自然，在这个自然的帮助下，统治者应当推动一系列审慎的措施。换一种说法，伴随着人口而出现的是完全另外一种东西，而不是根据地位、住所、财富、债务和职务加以区分的法律主体的集合；这是一系列要素，它们一方面进入人群的总体体制，另一方面，它们提供了可以受到审慎而精明的权威手段加以影响的外部表征。人口进入地球的其他生命体的维度，是将要出现的，并得到认可的东西，第一次，不再把人称为“人类”（genrehumain），而是“人种”（espèce humaine）。从这一时刻开始，人类就变成人种，它与所有一切物种在同一个场中得到定义，于是我们可以说，人类第一次被置入生物圈中。人口形成的过程，一方面是通过“人种”，另一方面是通过人们所说的公众（public）。同样的，public这个词本身不是新的，而它的用法是新的。公众是18世纪的重要概念，它所指的是人口的如下方面：舆论、行为方式、习惯、恐惧、偏见和要求，要通过教育、运动和法律的判决来加以控制。人口，就是这样一个延伸广阔的东西，从物种的生物学本源直到通过公众的概念所提供的可控制的外形（surface）。从物种到公众，这个领域包含的都是全新的事实，全新的事实意味着，这些事实对于权力机制、相关的要素和相关的空间来说是全新的，人们所采取的措施就在这个空间中，并且影响这个空间本身。
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在我谈论人口的时候，有一个词是不断出现的——你们也许会说我是故意的，但也许不完全是这样——这个词就是“gouvernement”。我越多说到“人口”，就越少说到“souverain”。我被引导，指出或指向某种东西，我相信，它也是相对新鲜的东西，它并不是新词，也不是有新的事实，而是新的技术。或者说，相比规则而言，政府治理的优势开始显现出来，直到有一天，为了限制国王的权力，人们可以说：“国王统治（règne），但不治理（gouverne）”，政府治理与统治之间关系翻转过来，相比主权（souveraineté），相比统治，相比帝权（imperium）而言，政府治理更为基本，我认为，现代的政治问题是完全与人口紧密相连的。其系列是：安全机制——人口——政府治理和人们所说的“政治”这个领域的开放，所有这些，我认为都构成了应当加以分析的系列（série）。
我希望你们再给我五分钟补充一点东西，你们也许会明白为什么。这个问题似乎相对处于边缘。人口这个全新的东西出现了，伴随着它所提出的大量法律、政治和技术问题。现在，如果我们考虑另一系列领域，这个系列人们可以称为知识（savoirs），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一系列知识中，人口的问题同样出现了—在这里，我不是要向你们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而是一个问题。
具体让我们来看看政治经济学的状况。实际上，在17世纪，对于处理财政问题的人来说，他们所操心的问题还是估算财富，计算流通量，决定货币的作用，了解应当让货币贬值还是升值，他们所操心的是支持对外贸易，我认为这时的“经济分析”（analyse économique）还完全处在人们所说的财富分析（analyse des richesses）的层面上。相反，从人们可以在超出理论之外的经济实践的领域加入这个新的主体，也就是说人口这个新的主体—客体（sujet-objet），包括其各个不同方面：人口学的各方面，以及生产者和消费者，财产所有者和无产者，创造财富的人和享受财富的人，等等这些特殊角色，我认为从人们可以把人口这个主体—客体引入财富分析的时候开始，这一切在经济的实践和反思中就制造了颠覆性的结果，从这时开始，人们不再进行财富分析，从而开启了一个新的知识领域，即政治经济学。毕竟，魁奈的奠基之作之一就是《百科全书》中的“人”这个辞条，魁奈在其作品中不断地重复一个观点：真正的经济的政府治理，是处理人口问题的政府治理。然而，直到19世纪人口问题还在政治经济学的整个思想中处于中心地位，马尔萨斯（Malthus）和马克思的著名争论就是其证明，因为他们最终都是从李嘉图的背景出发的，那么他们所完全相通的地方是什么呢？对于马尔萨斯来说，人口问题主要是作为生物—经济学（bio-économie）问题来加以考虑的，而马克思则试图绕开人口问题，甚至试图消除人口这个概念，但是他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开生物—经济学的形式，而采纳阶级的历史—政治形式，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的形式。这就是说：或者人口或者阶级，从经济学思想、从政治经济学思想出发，正是在这里发生了分歧，而政治经济学只有在人口主体（sujet-population）被引入的情况下才可能成为一种思想。
现在来看看自然史和生物学的情况。实际上，自然史，如你们所知，其功能和作用是确定生物的分类特征，从而把它们划分到分类表的这个或那个格子里面。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所发生的一系列转变，使人们从分类特征的标定转向有机体的内部分析，然后就是在解剖学—功能的协调中的机体，这个协调是与机体和生活环境之间的建构性或调整性关系相适应的。大致上说，这就是拉马克—居维叶（Cuvier）的全部问题，最后是居维叶解决了问题，其合理性的原则是由居维叶发现的。最终从居维叶到达尔文，从与生活环境相关的机体，转向群体（population），达尔文指出，实际上，群体是这样一个要素，通过它，环境制造其作用于机体的效果。为了思考环境与集体的关系，拉马克必须设想某种东西，作为一个直接的作用，并且通过环境对机体进行的塑形。居维叶则必须构想一系列表面上看起来更神秘的东西，但是它实际上整理出更广阔的合理性领域，这些东西就是灾难和创世纪，上帝作为创造者的不同行动，不过这不重要。达尔文则发现群体是环境和机体之间的中介，包括属于群体全部效果：变异、逃脱、等等。因此，在这种生物学分析之中对人口（群体）的问题化，使人们从自然史转到了生物学。我们应该从群体（人口）方面来探索自然—生物的历史链条。
我认为可以说，从普通语法学到历史语文学的转变是一样的过程。普通语法学分析语言符号和任何一个说话主体或整体说话主体所发出的表象之间的关系。只有在这个世界的不同国家中的一系列研究已经完成之后，语文学才成为可能，尤其是在中欧和苏联（这是出于政治的原因）的研究完成之后，语文学才有可能测定在一个人群（population）与一种语言之间的关系，并由此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人群作为集体的主体，如何根据属于语言的规律（而非人群的规律），在历史的进程中转变这个人群过去说的语言。在这里也一样，引入主体—人群（population）使从普通语法学向语文学的过渡成为可能。
总结上述问题，我认为可以说，从自然史转向生物学，从财富分析转向政治经济学，从普通语法学转向历史语文学，有一个引发这个转变的关键因素（opérateur），它使所有这些知识系统发生颠覆，转向研究生命、工作和生产的科学，转向语言科学，应当在人口这个方面寻找这个关键因素。最终，并不是以这样的形式说：人口中的主导阶级把他们都推入这样一个方向——自然史学家转变成生物学家，语法学家转变为语文学家，而财政学家变成经济学家。这个过程不是以上述方式完成的，实际上是按如下方式：这是在权力技术和它们的对象之间不断运动的游戏，它逐步在现实和作为实在的场域中勾画出人口及其特殊的现象。人口作为权力技术的关联物建构起来，正是从这里出发，一系列可能的知识的对象领域开始形成。反过来，这些知识又不断勾画出新的对象，使得人口可以自我构建、自我延续、自我维持，作为权力的现代机制的特殊关联物。
其结果就是：人这个主题，通过把它作为生物、工作的个人和言说主体加以分析的人文科学，必须从人口的诞生出发来加以理解，而人口是作为权力的关联物和知识的对象。人，说到底，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从19世纪所说的人文科学出发加以思考和定义的东西，是在19世纪的人文主义中加以反思的东西，最终，人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它是人口的形象。或者还可以说，如果权力问题确实是在君主权的理论中形成的，那么面对君主就不可能有人的存在，而只可能存在法律的主体这样的司法概念。反过来，当所面对的不再是君主权力，而是政府治理和治理艺术的时候，就有了人口，我认为可以说，人对于人口的关系如同法律主体对于君主的关系。看！结就这样解开了。
*本文节选自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第三节（1978年1月25日），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封面图为1732年热络的威尼斯商港油画。一般认为，当时贸易频繁的威尼斯是重商主义政策下的代表城市。[图源：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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