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毅 | 人口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曾毅（1952.09.05－），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美国杜克大学医学院老年医学部与老龄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终身教授。曾毅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口经济学、老龄健康与经济发展、家庭人口预测分析方法及其在市场经济与社会规划中的应用、人口政策分析。多篇研究论文在国际顶级刊物上发表，获得德国马普研究院人口研究所杰出研究学者的称号。2010年被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授予“外籍院士”荣誉。[图源：新浪财经]

内容摘要

文章简要回顾与当前人口研究热点问题密切相关的国际人口理论和分析方法发展趋势，侧重阐述信息革命时代人口数据收集的最新发展，介绍了美国将取代人口普查长问卷的每年滚动式社区调查创新性改革；强调近年来人口调查内容的拓展，从仅搜集人口、社会、经济和行为变量到进一步包含健康、环境、生物学标志和DNA信息；讨论了关于推动人口数据资源共享的努力。并总结了当前和今后几十年人口学面临的挑战与发展前景：（1）低生育率和寿命延长造成的快速老龄化；（2）家庭结构的变化；（3）性别偏好和出生性别比攀升问题；（4）人口迁移对迁出国（地）与迁入国（地）带来的影响；（5）人口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6）全球健康问题。

1作为独立学科的人口学

1.1人口学的两大领域

Hauser and Duncan（1959: 2）对人口学的经典定义是：人口学是对人口规模、地域分布和构成的变迁以及影响这些变迁的要素的研究。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学科与大多数自然科学都直接地或间接地研究与人类相关问题。而人口学的基本概念（比如生育率、死亡率、迁移率）和分析方法（比如生命表分析）也可应用于其他生物（比如昆虫、动物、植物等）和非生物（比如企业、汽车等）。因而可以说，人口学为其他相关学科对人类、动物和非生物的科学研究奠定了经验基础（Xie, 2000）。

人口学有两大分支：规范人口学（Formal Demography）与人口研究（Population Studies）。规范人口学通常使用特定的人口学概念、测量指标与定量方法；它一般涉及并不复杂的数学知识，但其分支“数理人口学”除外。人口研究则关注各种人口变化的影响因素，以及人口变化对社会、经济、健康、环境、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人口研究要运用规范人口学、统计学和其他学科（比如社会学、经济学和生物学）中的相关概念、测量指标与方法。规范人口学侧重人口系统内的关系，而人口研究则更多关注人口系统与其他体系间的关联。

1.2人口学的特征

作为一门学科，人口学有如下三大特征。

（1）以定量研究为主，相对其它社会科学更为“准确”。人口学对人口规模、结构和分布变动的解释，以及对生育、死亡、迁移、结婚、离婚及其影响因素的讨论，主要基于对人口数据的定量分析。这些数据源自人口普查、人口变动统计和抽样调查。《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对人口学的定义是：“对人群的定量研究”（Nam, 1979: 486）。

人口事件（诸如生育、结婚、离婚、死亡、居住地变动等）是可观测、可度量的。但其他许多社会学科关注不可测量或难以测量的事物，比如价值、态度、社会集群、非工资收入和政治态度。而且人口学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自然科学，因为人类的生育与存活都具备自然规律。比如，即便一个人群在不同时期的死亡水平差别迥异，但它不同时期相同性别的年龄别死亡率的相对值分布非常接近。由于有丰富的数据资源以及人口事件的某些自然规律，与其他社会学科相比，人口学是一门相对更“准确”的学科（Xie, 2000）。

Preston（1993）指出，人口学的一大优势是，人口学家会不遗余力地评估人口数据质量，但并非所有社会学科都重视这一点；人口学的另一优点是强调“实践出真知”，即通过实证数据加理论分析得出科学结论，而不是单靠纯理论推理。

（2）注重学科交叉。人口研究以人口为主轴，侧重学科交叉，涉及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健康学、老年学、地理学、生物学、市场营销和政府管理等多门学科。虽然大学的人口系、所在行政管理上通常隶属于社会学院或经济学院，全世界的人口中心和人口研究所都是多学科交叉的，拥有各个领域的专家和研究者。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荷兰国立人口研究所干脆取名为“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所”。另一个例子是，Hauser和Duncan（1959）撰写的一本颇具影响力的人口学经典著作包含了以下几章：社会学与人口学、经济学与人口学、基因学与人口学、人类学与人口学、地理学与人口学、生态学与人口学等。

（3）应用性很强。人口学是应用性最强的学科之一，因为它研究与民生密切关联的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以及人口变迁的影响因素。人口变迁会影响医疗服务、计划生育、教育、福利、住房等公共服务以及政府预算，还会影响金融机构、通信公司和娱乐机构的运营。例如，当“婴儿潮”出生的孩子到了入学年龄，当地学校需要接收大批新生、招聘新教师、新盖教学楼；而当生育低谷期出生的孩子到了入学年龄，情况则正好相反。房地产建设要基于家庭住房需求的强弱，还要契合家庭类型、规模、成员年龄、性别与收入等家户特征。Prskawetz和他的同事（2004）发现，如果简单地用预期家户数乘以每个家庭拥有的平均汽车数来预测奥地利未来汽车销量，会出现严重偏差，这是因为奥地利未来的一人户或两人户家庭比例远高于现在。因此，他们运用较为精细的家庭人口预测方法，预测未来分类型，规模和户主年龄结构的家户数以及汽车需求量。这种分析思路还可应用于能源、住房、家具及其他消费品和服务的市场预测，因为许多国家未来都将出现越来越多的一人户或两人户家庭。

2 与当前人口研究热点问题密切相关的国际人口理论发展

近几十年来，由于实际需求的增长、人口数据资源的丰富以及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人口学研究发展迅速，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了重要角色作用。比如许多国家的政府采纳了很大程度上基于人口研究的世界人口行动计划，制定了关于人口健康、计划生育、福利和扶贫的一系列政策，对妇女地位与人权保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于1798年出版了《人口原理》一书，认为人口增长速度将超过食品供给的增长速度。如果不对人口进行控制，地球将不堪重负、无法承载更多的居民。他将欧洲人口的低增长率归因于“预防性制衡”，特别强调西欧特有的晚婚和不婚模式的“道德制约”。他认为其他预防性制衡措施，比如计划生育、流产，都是非道德的。他相信：如果忽视控制人口增长的“道德制约”，将不可避免地遭遇战争、饥荒和瘟疫的所谓“积极抑制（positive check）”。马尔萨斯理论并没有得到实证数据的支持，被证明具有很大的误导性。Boserup（1965）提出了与马尔萨斯理论完全相反的观点，她在《农业增长的条件》一书中指出，在某些条件下，人口增长的压力可成为技术进步的催化剂。她论证在这些情况下，马尔萨斯所谓的人口增长与食物供给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论并不存在。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e Reverend 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英国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他的《人口原理》至今在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仍有争论，但影响深远。[图源：Wikipedia]（关于马尔萨斯，可参考：马尔萨斯 | 人口和生活资料增加的比率差异及其结果）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由劳动者创造、却被资本家剥削的剩余产品应该归还给劳动者本人，这样才能消灭贫穷。因此，人口增长并非贫穷的根源。事实上，马克思比马尔萨斯更关心穷人的境况，但对如何改善穷人的现状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马尔萨斯的解决方式是通过个人的晚婚、不婚、少育或不育，如做不到，则通过战争、饥荒和瘟疫的所谓“积极抑制”；而马克思的解决办法是革命性地颠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毛泽东主席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观点结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要点。他的指导方针是“人多力量大”，因为人不仅有一张口要吃饭，更要通过双手养活自己。他认为五、六十年代人口迅速增长有利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综合实力的提高和国防力量的增强。著名经济人口学家、北京大学老校长马寅初先生，基于在中国各地深入的田野调查，于1957年发表了《新人口论》，对毛主席的理论提出质疑。马寅初提出，鉴于当时中国的生育率极高（平均每对夫妇生育约6个孩子）、人均自然资源匮乏、资本极端短缺、生产效率低下，中国应该适时实行计划生育、减缓人口增长速度，促进经济发展。他提出“两个孩子有奖，三个孩子纳税，以税作奖 ，国家没有负担”（见“光明日报”，1957年4月27日），但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受到毛主席的批判，他丢掉了北京大学校长职务，被打入冷宫，直到1978年才得到平反。

马寅初（1882－1982），浙江嵊州人。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有“当代中国人口学第一人”之誉。其代表作有《新人口论》《通货新论》《马寅初文集》等。[图源：Wikipedia]（关于马寅初，可参考：马寅初 | 新人口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Ansley Coale和Edgar Hoover（1958）的一本极具影响力的著作《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以及美国科学院1971年关于“人口的快速增长：后果与政治意含”报告和一系列其他文章，均表达了与马寅初《新人口论》相似的观点。这些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这一观点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得到了多数学者和官员的一致认同。在这一理论框架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于六、七十年代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最突出的例子是：中国在1970年代推行了被周恩来总理概括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卓有成效的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政策自1979年末开始被进一步收紧，转变为只允许大多数夫妇生一孩的现行生育政策。

但是，1970年代后期以来，很多学者的研究发现：尽管人口增加，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识字率和人均预期寿命还是保持了史无前例的高增长率。更有趣的是，“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都同时经历了经济（包括人均收入）和人口的高速增长。各国大量的统计数据分析表明，人口增长率与人均收入增长率之间并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关系。Simon在1981年出版了题为《根本的资源（The Ultimate Resource）》一书，提出一项更具挑战性的理论，认为：通过更新生产技术、加速发明进程、扩大市场潜能和加大政府投资，人口是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的、长远的根本性资源。

辩论仍在激进的人口决定论者、人口增长促进经济发展论者和其他持适中观点的学者间延续。因此，美国科学院专门成立了一个由11名杰出人口经济学家组成的工作团队，组织了一系列研讨会。经过严谨的实证研究，包括对大量国别数据的深入分析和理论探讨，这一工作团队在1986年发布了一部有广泛影响力的专著报告，题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政策问题》。这一研究仔细考察了人口增长放缓对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包括不可再生资源、可再生资源、健康、教育和环境。该报告得出结论：在生育率高、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速放缓对经济发展有正面影响，其影响力度随市场的质量、政府政策的性质和自然环境的特征而不同。该报告还指出，人口快速增长的很多初始效应是负向的，但在长期发展进程中，如果能合理地调整经济结构和相关政策，这一负向影响会削弱甚至逆转（Preston et al., 1986: 88）。中国在过去60年的经历很好地验证了这一研究结果。在20世纪五、六、七十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人口高速增长伴随着经济发展缓慢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而自实行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年均GDP增长率约为9.6%），而与此同时，中国2000年总人口相比1982年增长了20%以上。如何解释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这一与人口分母决定论截然相反的客观现实？林毅夫（2004, 2006）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提供了解释和讨论的思路：中国在改革开放前，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虽然投资多，但创造的就业机会少，人口不能充分就业，从而变成负担；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转向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战略，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显著提升，加上卓有成效的计划生育，于是也实现了生育率的持续大幅下降。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政策问题》报告在最后总结时指出，即使那些不受害于甚至受益于人口适当增长的国家，也都希望推广安全、便捷、低廉、有效的节育措施。这份报告建议继续推行计划生育，因为它有助于改善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和健康水平（Preston et al., 1986: 93）。

对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生育率下降的系统研究导致了最早由Frank Notestein提出的人口转变理论。这一理论致力于探索、解释人口由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的第一阶段，转向低死亡率、生育率下降和高人口增长率的第二阶段，并最终走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和零人口增长或负人口增长的第三阶段。Lesthaeghe和Van de Kaa（1986）提出了欧美以家庭纽带弱化为标志，包括离婚率的增加、结婚率下降而同居率增加、对流产态度的转变和生育率继续下降的“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

在欧洲、澳大利亚、亚洲、北美和南美，生育率和死亡率都处于很低或较低的水平，而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出生的队列已步入老年。于是，当前的低生育率与快速老龄化又引发了人口学理论的新一轮发展。例如，关于人口老龄化的三大理论假说：Gruenberg（1977）提出了“病残流行假说”（the hypothesis of a pandemic of disability），认为老年死亡率的下降将使老年病残率显著升高；Fries（1980）的“病残收缩假说”（hypothesis of morbidity compression）提出了相反的观点；Manton（1982）的动态均衡理论认为：老年死亡率下降后，老年发病年龄也随之推后，使得老年残障率仅略微升高。

除了上述宏观人口理论外，还有一些重要的、用于解释人们行为的微观人口理论。例如，Becker（1960）的人口经济理论强调人们在权衡成本、收益后，进行生育决策。Easterlin和Crimmins（1985）提出的供求理论认为，生育意愿取决于影响供给和成本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因素。Caldwell（1976）提出的财富流理论认为在工业革命前，家庭内部财富流是从成年子女流向老年父母；由于缺乏养老保障体制，父母养儿以防老，因而生育意愿高。而在工业化以后的现代社会中，财富流则是从父母流向子女，养儿育女成本高，而且得不到实惠，因而生育意愿低。

3 人口数据资源与最新进展

3.1 人口变动统计

人口变动统计最初是采取书面记录、手工汇总的方式。现在很多国家与地区已基本实现了计算机管理。但是，目前除了人口规模很小的几个发达国家，人口变动统计通常仍然难以提供社会经济规划和资源分配所需的详细的人口家户规模、年龄和性别结构数据。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不断改善人口普查与抽样调查，来克服这些缺陷。

3.2 人口普查

现代人口普查是从短表的形式演变到短表加长表。短表是所有人都填写，只有年龄、性别、种族、婚姻状态和与户主关系等几个简单问项，而长表是对总人口进行抽样调查（通常抽取总人口的10%），内容包括住房、是否残障、家庭收入与支出等。如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普查每十年或五年举行一次。

3.3 抽样调查

人口普查是最权威的人口数据资源，但它的成本很高，每10年或5年举行一次，不能满足各类研究、政府决策和市场营销的需求。因此，抽样调查成为另一种重要工具。抽样调查的科学依据在于一个合理选择的小样本可以代表整个群体，而反映整体特征。随着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了，抽样调查的数据搜集方法从单一的面对面访谈，发展到综合面对面访谈、邮寄问卷、电话访谈、网络访谈以及视频跟踪记录等多种方式。

美国人口普查局举办的美国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代表了传统人口普查的最新一轮革命。美国社区调查的理论根基源自密西根大学Leslie Kish教授1981年提出的观点，即在人口普查的框架下引入滚动样本设计（rolling sample design），每年系统地获得非重叠样本，从而最大化样本的累计覆盖面，并且提供更及时的人口信息。美国人口普查局采纳并发展了 Kish教授的观点，自2003年开展每年持续进行的美国社区调查，以取代未来人口普查长表调查。美国社区调查每年每月从全国各地滚动（即不重叠）抽样，10年间累计总样本与人口普查长表调查10%抽样样本数相当；但它为国家、州和地区提供持续更新的、每年的人口、住房、社会和经济数据。而自2010年起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只保留人人填报的短表。

与传统人口普查长表相比，美国社区调查有显著的优势，它使联邦、州、县市和镇地方政府在瞬息万变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更有效地规划、管理和评估。而长表调查不能如此迅捷、即时地掌握人口信息的变动。例如，在2003～2012年仍然采用2000年长表调查中搜集的住房、家庭能源消费、汽车和残障数据，显然是不尽人意的。自2006年起，对于拥有6万人以上的地区，美国社区调查将每年提供有代表性的人口社会经济数据；对于拥有2万～6万人的小区域，则公布3年滑动平均数据；对于2万人以下的小社区，则公布5年滑动平均数据（Griffin and Waite, 2006: 218）。因此美国社区调查大大降低了以往两次人口普查间主要靠估计得出的人口数据的不准确性。

此外，传统的人口普查10%长表调查的成本非常高，需要临时雇佣大批非专业的人口调查员进行问卷访谈；虽然每年每月长期进行的美国社区调查总成本与十年一次的长表调查相当，但是由于社区调查长期聘用专业人口调查员，其数据质量更高。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从另一侧面来看，在人口普查年份的美国社区调查当年样本量比传统的长表调查小得多，普查年份当年数据精度也难免降低。对于人口小于6万人的地区，美国社区调查采用3年或5年滑动平均值，而非时点值，这也有别于普查年份长表调查（MacDonald 2006: 491）。

3.4 与人口有关管理数据的链接

除了人口变动统计、人口普查和调查数据，与人口有关的管理数据（例如，社会保险记录、税收申报记录、医疗保险记录、医院记录、学校注册记录和超市信用卡刷卡记录等）和常规人口数据链接后也可成为重要的数据来源。在互联网革命之前，要将人口变动统计、人口普查和调查数据与相关管理数据链接几乎是天方夜谭。而当今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飞跃发展，使得在保护个人隐私前提下，数据链接变得现实可行。例如，在取得被访者同意后，人口学家可以将人口普查和调查数据与被访者的医院检查与治疗记录相链接，这大大提高了人口普查、调查与登记数据的科学研究以及政策分析的价值。

3.5 人口调查内容的拓展

由于人口学的多学科交叉性质以及数据搜集和分析技术的迅猛发展，人口数据已从仅包括人口、社会、经济和行为信息，发展到进一步包含健康、环境、生物学标志（Biomarkers）和DNA 信息。例如，自1984年起，在70个发展中国家开展人口与健康调查（DHS）；1997年以来，还进一步搜集生物学标志信息，比如检查贫血，判断传染病（艾滋病、梅毒、衣原体）流行度的标志物，搜集慢性病的生物学标志，包括血压、糖基化血色素、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等。有的调查还搜集了维生素A和铅的生物学标志。人口与健康调查搜集的样本包括指尖血斑样本，血清、血浆和阴道拭子标本。通过搜集、分析这些生物学标志，研究者可以利用病症、患病条件或风险因素等更直接地度量人口健康以及分析其影响因素。

以人类基因组计划为标志的生命科学革命推动科学家们在人口调查中收集DNA信息，以探索基因、社会、行为和环境对人口健康与健康长寿的交互影响（Vaupel et al., 1998; Christensen et al., 2006）。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北美、欧洲、亚洲和南美许多老龄人口调查已经开始搜集 DNA数据，比如美国的健康与退休调查（HRS）和其他国家的类似调查，以及欧洲的基因与健康老龄化调查（GE2HA）等。传统的静脉抽血和指尖取血法提取被调查者的DNA既昂贵又费时，给被调查者带来一定的疼痛和风险，从而大大降低了自愿参与率。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普遍认为抽血对健康有害，而不愿意贡献血样。幸运的是，一项安全高效的DNA提取新技术已经诞生，即使用唾液DNA自我采集器，大大降低了在人口调查中搜集DNA样本的难度。这一新方法无需刺破皮肤，只需自己将唾液吐入装有DNA保护分离试剂的小塑料管，简便易行，尤其适用于大规模人口调查。唾液采集可以与入户、电话或网上访谈、邮寄问卷结合，盛有自我采集的唾液的小塑料管可以邮寄，常温储藏，然后由实验室进行人工或高通量自动化提取足够的DNA进行科学研究。总之，在现代人口调查中同时搜集DNA样本和生物学标志信息已经成为一种越来越普及的、不可逆转趋势的常规设计。

3.6 数据资源的共享

联合国人口机构一直致力于搜集、估计和发布生育、死亡、迁移等人口数据，并且定期对世界各国、各地区发布中长期人口预测，为各国制定社会经济规划和人口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100多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与学术机构，共同发布人口与其他社会经济数据。欧洲理事会已成功组织各成员国公布可比数据，包括人口、健康、社会事务、生物伦理、教育、文化、青年、运动、建筑遗产和环境。

就单个国家而言，美国人口数据的资源共享程度最高、范围最广，这可能也是美国人口学和其他相关社会学科在世界上位居领先的原因之一。在1960年代，美国人口普查局率先向公众发布删除个人识别信息的人口普查样本以及全国调查个体记录原始数据，国内外研究者和学生均可以使用这些数据。在互联网普及后，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下载美国的这些微观数据。美国人口普查局还开发了网上数据库，任何人可以利用人口普查和社区调查数据下载在可能范围内自己设计的、全国、州、县一级人群与家户三维交叉列表（比如年龄、性别与种族，或者年龄、性别与教育等）。同时人口普查局还定期发布全国和各州当年的人口估计值以及未来年份的人口预测值，供用户免费使用。除此以外，各州的数据中心（SDC）还将本州普查和调查数据免费提供给公众。

许多学术机构也在积极推动数据的资源共享。例如，密西根大学于1962年成立校际数据共享联盟（ICPSR），吸纳了全世界300多个成员机构，联合各成员机构和数据收集者，向公众开放包括人口、教育、地理和环境、健康、法律体系等大量的各种数据。ICPSR还为各种调查数据建立网上数据库，方便研究者查询和下载主要社会人口变量的交叉列表。明尼苏达大学人口中心建立了“整合的公众使用微观数据系列”（Integrated Public Use Microdata Series），它是一系列经开发整理、相对比较完整的供公众免费使用的大型数据库。它不仅包括1850～2000年美国每10年一次的16次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以及1962～2006年的美国年度人口现状调查（CPS）原始数据；还包括1962年以来，26个国家80次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

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都在删除个人识别码后向公众发布人口普查微观数据。然而，日本、中国、印度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尚未很好地实践人口数据资源共享。在这些国家中，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以及全国性调查数据是不向公众开放的。研究者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寻找和申请数据，有时还会遭到拒绝。这非常不利于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与政策分析，而且对纳税者们（即社会公众）也颇为不公，因为他们承担了数据搜集的成本，本该享受对数据深入分析的回报，以改善社会经济规划和公共福利项目。笔者认为，联合国和其他相关国际机构应该发起一场全球性的讨论：如何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大力推进人口数据资源的共享机制。

4 人口学分析方法发展的新趋势

近二、三十年来人口分析方法的发展趋势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特色：更加贴近实际应用，更加信息化，更加趋于多学科交叉。

4.1 客观实际需求推动了人口分析新方法的发展

人口分析的两个基本方法是队列分析与时期分析。队列是在同一时期经历了同一起始事件的一群人。比如，生于1952年的人群可作为一个出生队列。队列分析研究队列成员经历特定人口事件的次数与时间早晚，这对于研究生命历程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有重要意义。尽管队列分析非常有用，但它有两大局限。首先，它不能准确、直接地描述某个特定时期的人口状况，而这正是政策制定者与公众的关注焦点。例如，如果以 2008 年 40～49 岁已完成生育使命妇女的队列总和生育率来判断当前生育水平，必将造成误导，因为它代表的是这一队列人群过去二、三十年生育水平的累计效应，而并非政策制定者所想知道的当前时期实际生育水平。第二，计算一个队列的人口变量需要了解队列成员们一生各个时期的信息。因此，队列分析一般需要长期专项跟踪调查数据，成本很高，通常不可得（Preston et al., 2001: 19）。时期分析则克服了队列分析的这两大缺陷。时期分析探讨特定时期的人口事件与不同时期人口事件的变化，这些正是决策者、企业经理人和公众的兴趣所在。与队列分析不同，时期分析所需要的数据可以从一般的人口普查、人口变动统计、抽样调查中获得。时期分析还可用于分解影响时期变量的人口因素。例如，中国的粗出生率（某一年每千人中新生婴儿数）在1984～1987年间增加了20%，许多国内外媒体纷纷发布消息声称“中国人口增长失控”，而部分主张更严格生育政策的人以此为由，呼吁收紧生育政策。1991年，笔者与涂平等人应用时期分析影响因素分解方法，论证了1984～1987年间粗生育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育龄妇女比例的上升以及结婚年龄的下降，而实际生育率并没有大幅度上升。这一发现有力地驳斥了所谓中国人口增长失控的论断，证明主张收紧生育政策的所谓依据是不正确的。

然而，时期分析也有其局限性，因为时期指标除了受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外，还受人口事件发生时间早晚的影响。例如，欧洲很多国家近一、二十年来发现，排除年龄结构影响之后的时期总和生育率特别低，大多数欧州国家时期总和生育率低于1.5，有好几个国家甚至低于1.3。这么低的总和生育率是否说明这些国家妇女们平均终生只生育1.3～1.5个孩子，甚至更少？面对这一急需回答的实际问题，邦戈茨与菲尼于1998年发表论文，根据数学推导与应用美国73 年（1918～1990年）及中国台湾16年（1978～1993年）孩次-年龄别生育数据实证分析，证明了一个实用性很强的公式（Bongaarts and Feeney, 1998）。该公式表明：即便孩次别终生总和生育率不变，但如果孩次别平均生育年龄每年增加（或下降）0.x岁（0.x<0.25），当年的孩次别时期总和生育率与生育总数将减少（或增加）大约x%。这一研究成果刚发表时，引起4位著名人口学家在同时发表的两篇论文中公开质疑甚至反对。经过有其他多位著名人口学家从不同角度数学推导与很多其他国家数据实证分析的进一步验证，邦戈茨-菲尼方法已得到了包括初始反对学者们的广泛认可。我国人口学家郭志刚（2002）、丁峻峰（2003）分别应用这一方法及中国数据，估计中国1992～1996年与1997～1999年平均生育年龄的增加使得这两个时期平均每年总和生育率下降了17.8%和11.0%。

人口学家通常用队列-分要素（Cohort-component）方法进行人口预测。尽管人口预测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但相对其他社会经济预测而言，对人口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预测的可信度相对较高。例如，在关于人口变动如何影响社会保障、消费和税收的需求推动下，Lee-Carte于1992 年提出了现已得到广泛应用的预测未来年龄别死亡率的新方法。为了适应人口健康研究的需求，以Rogers和Crimmins为代表的学者们将1970年代初发展起来、已被广泛应用的多状态人口学方法推广到多状态健康生命表分析，克服了传统的 Sullivan 健康生命表方法的局限（Rogers, Rogers and Branch, 1989; Crimmins, Hayward and Saito 1994; 李强和汤哲，2002）。笔者也曾与同事们通过拓展经典的队列-分要素人口预测和多状态人口学方法而建立了多维家庭人口预测新方法，利用可获性较好的普通人口普查和调查数据即可进行家庭、居住安排和人口预测，从而突破了传统的户主率方法预测家庭户的许多局限（Zeng, Vaupel and Wang, 1998; Zeng, Land, Wang and Gu, 2006）。

在更加贴近人口变动估计实际需求的推动下，Preston and Coale（1982）创造性地将最早由Alfred J. Lotka 1922年提出的经典的稳定人口模型进一步拓展为非稳态人口模型，具有人口学方法里程碑的意义。比这一里程碑更早一些的人口分析方法重大创新是模型生命表，以及继“间接估计方法之父”William Brass的开创性工作之后，1960、1970和1980年代许多人口学家致力于发展和应用间接估计方法。模型生命表的核心思路是在大量基于比较可信数据的实际生命表中抽象出能代表死亡率一般类型的“标准表”。模型生命表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应用价值。其一，是修匀质量欠佳的实际观察到的年龄别死亡率数据。其二，是死亡率的间接估计。有的落后地区或国家可能根本就没有整套年龄别死亡率。但可能有部分死亡率数据，如婴孩死亡率等。一般认为，部分年龄段死亡率的水平与其他年龄段死亡率的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于是，我们可以根据已知的部分死亡率数据，借助模型生命表产生全套年龄别死亡率，并编制出生命表。第三，应用于人口预测。利用模型生命表，只需预测未来的0岁期望寿命，即可预测全套年龄别死亡率与存活概率。寇尔-德曼区域模型生命表和联合国为发展中国家编制的模型生命表在国际上应用最广。蒋正华教授等创制的中国区域模型生命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创新，在国内应用较多。间接估计方法思路是在直接估计人口变量的数据不可得时，用间接估计法替代（王广州，2002）。比如，对儿童死亡率的间接估计可以基于曾出生婴儿数和目前存活儿童数的信息；根据寡妇、鳏夫的人数估计成年人死亡率，等等。显然，间接估计法对于许多人口数据匮乏且质量堪忧的发展中国家极为适用，它有助于这些国家更好地了解人口动态和进行政府决策。

4.2 人口分析方法的信息化

随着信息革命浪潮的推进、人口数据资源的不断增长以及计算机技术的日新月异发展，人口分析方法更加趋于信息化。除了前面谈到的大型数据库以外，如何驾驭分析如此庞大而且不断累积增长的数据，成了人口分析方法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其中将人口分析与地理信息系统 （GIS）紧密结合是近一、二十年来的一个热点。另一个热点如何将大量不同维度的很多变量数据综合起来分析。例如，近年来在老年人口健康研究中已得到广泛应用的虚弱指数（Frailty Index），是一个反映躯体、功能、心理、营养和社会维度的综合指标，一般被定义为给定个体在所有测量的多维度多变量健康指标（可多达四、五十个）中处于不健康状态的指标所占比例（Rockwood, 2005）。最近也有学者认为，将虚弱指数改称为健康累计亏损指数（Cumulative Health Deficit Index）更为准确（Yashin等，2007）。虚弱指数或健康累计亏损指数作为生理年龄的一个近似测量，以及在反映健康变化、健康服务使用、公共卫生管理和干预等方面的效度已得到普遍认可（Mit nit ski 等，2001）。另一个思路截然不同的例子是Woodbury和Manton等基于模糊数学理论创立的隶属等级分析方法（Gradeof Membership, GoM, Mo nto n et al., 1994; 顾大男，2001）。有学者认为健康隶属等级模型有效地综合利用大量数据信息，将健康状态的不同类型不同纬度用不同的连续型类别测量，避免了用传统变量计算时可能出现的矛盾现象，同时又克服了传统的离散分类的局限性，更合理、更科学地揭示出个体和群体健康的真实水平。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它过分复杂，也许得不偿失。由国家发改委大额资金资助和国家人口计生委的强力支持，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与神州数码信息公司合作执行的“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PADIS）”将为我国人口研究信息化做出突出贡献，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起表率作用 。

4.3 人口分析方法更加趋于多学科交叉

随着数据可得性和研究手段的迅速发展，人口研究更加注重与其他相关学科（如生物学、健康医学、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地理学等）的交叉。比如对生育行为的人口研究注重应用社会学方法分析生育的文化意涵和社会价值，以及生育的教育和种族差异；应用经济学方法分析生育子女的成本与收益（陈卫，2009）；应用生物学框架研究生殖能力。人口研究采用的统计方法种类更加繁多精深，比如事件史分析、路径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和多水平分析等（刘金塘，伍小兰，2002）。尽管人口学非常重视定量研究，但借助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定性研究方法仍是一个重要补充。人类学中的田野调查则有助于研究者更深入地理解定量研究得到的结果，是社会人口学必不可少的一项工具。

近年来人口研究创新的亮点之一是与生物、医学和人类基因组学的跨学科研究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对高龄双胞胎的研究表明：人类个体寿命和老龄健康的差异约有1/4受遗传因素控制，而其他3/4则取决于社会、行为与环境等因素及其与遗传因素的交互作用影响（Herskind et al., 1996）。国际科学界已认识到社会、行为、环境、遗传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对人口健康和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必须由社会和自然科学家联合攻关的重大战略意义。例如，美国科学院于 2004年底专门成立了由相关著名社会和自然科学家组成、被命名为“社会、行为和遗传因素的交互作用对健康的影响评估委员会”，在2005年一年内连续在华盛顿召开三次相当规模的专题研讨会，于 2006 年由美国科学院正式向学界、社会和国会发布了专题报告，建议切实加强这一领域的大学科交叉研究。于是，在2006～2007年更广泛讨论的基础上，NIH于2008年初史无前例地同时在基础、应用和成果推广三个领域发布了共同题为“NIH 社会、行为和遗传因素交互作用对健康影响研究的增补资助”（NIH Supplement Grants for Studying Interactions among Social, Behavioral, and Genetic Factors in Health）的招标公告，号召健康相关项目主持人申请补充资助，用以新增社会、行为、遗传因素交互作用对人口健康影响的研究内容。又例如，美国北卡罗林那大学Guo教授等近年来在国际社会学和人口学权威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用人口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模型和人口社会统计学的基本方法，加入遗传基因类型数据和理论解释，得出了关于若干基因类型及其与社会行为变量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青少年性行为和过失或犯罪的研究结果，引起了学界和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Guo, 2008、2009）。张风雨等人利用我国台湾老年调查和基因类型数据，进行多元统计分析发现APOE4基因类型及其与和生活压力的交互作用显著降低老人的健康水平（Zhang et al., 2008、2009）。

5 人口学面临的挑战与发展前景

5.1 低生育率和寿命延长引起的人口快速老化

根据联合国中死亡率方案预测，全球65岁以上老人将从2000年的4.2亿上升至2030年的9.6亿和 2050年的14.2亿。这意味着在21世纪上半叶65岁以上老人数将以年均2.4%的增长率快速递增。全球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将从2000年的7%上升至2050年的16%，而同期发达国家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将从14%上升至26%，8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增长速率更快，2000～2050年间年均增长率为3.4%。最需照料的80岁以上高龄老人总数将从2000年的0.7亿攀升至2030年的1.9亿和2050 年的3.8亿。中国65岁以上老人将从2005年的1.01亿（占总人口的7.7%）增加到2050年的3.34亿（占总人口的23%）；中国80以上高龄老人将从2005年的近1300万迅猛增加到2050年的1亿以上。这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人口老化进程较发达国家快得多，发展中国家65岁以上老人从7%增加到14%所需时间只等于发达国家的1/4左右。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福利相对发达国家大大滞后，对老龄社会的到来尚未做好应有的准备，它们正面临着“未富先老”的严峻挑战（邬沧萍，2007；杜鹏、杨慧，2006）。

老人和高龄老人数量及比例的急剧上升，主要由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婴儿潮出生者开始步入老年，死亡率的持续大幅下降以及生育率的迅速下降。世界上有16个国家和地区在2004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2左右，比更替水平低40%。15个欧洲国家已出现人口负增长，26个其他国家（主要在欧洲）的人口增长率为0或接近于0。显然，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或即将进入低生育阶段，即生育水平远低于更替水平。

高生育率造成的人口快速增长可以通过计划生育政策得到有效抑制，但人为干预却很难扭转低生育的趋势。发达国家已经推行多年的鼓励生育计划宣告失败。从发展中国家吸纳劳动力对于缓解发达国家人口快速老化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且还将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尤其是对于本身也在经历未富先老的人口快速老化，及输出大量年轻技术人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无疑是雪上加霜。

显然，全世界都正面临人口老化的严峻挑战。然而，人类社会并非走投无路。如果能采取适当的社会经济、健康行为和医疗卫生等多方面的对策措施，完全有可能解决或至少缓解人口老龄化的一系列问题。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实现健康老龄化，即让老人们活得更健康、生命质量更高。对健康老龄化影响因素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将有助于研发预防性措施，以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减少残障老人的比例；还将刺激商品与服务的消费和投资，增加人力资本存量。Preston（1993: 602）指出，人口学家最重要的贡献，是将老龄化问题放入宏观（即人口年龄结构与社会经济发展）与微观（即个人生命历程）相结合的人口模型中讨论，对微观层面的行为（如与健康相关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生育、迁移）如何影响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进行分析和模拟。例如，由Frans Willekens主持的欧洲多家研究机构合作的MicMac项目结合了微观和宏观模拟预测方法，进行了多状态（分年龄、性别、健康、劳动参与、退休等）人口预测，估计人群在不同状态经历的时间以及它们对社会经济的影响（Booth, 2006）。因为人口学最擅长于回答“如果…那么”的政策分析问题，人口学者的研究有可能帮助决策者更好地应对人口快速老化的严峻挑战。

 5.2 家庭结构的变化

Lesthaeghe 和 Van de Kaa（1986）称家庭功能的弱化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一大特征，表现为离婚率的迅速升高，同居率增加而结婚率下降，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同住比例大幅下降等。然而，家庭仍然承担一系列社会功能，包括抚养孩子、照顾老人、为家庭成员提供经济和情感支持等。在人口快速老化的背景下，许多政府和国际机构正考虑如何让家庭继续成为老年人的主要照料资源，或至少是社会照料的最重要补充。1994年的国际家庭年和2004年12月在中国三亚召开的世界家庭峰会反映了全球对家庭功能的关注。世界家庭峰会宣布，家庭仍然是社会生活最基本的单元，理应受到全面的保护与支持。而家庭人口学的中心议题是哪些人口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会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家庭的功能。毫无疑问，在家庭结构大变迁的重要挑战面前，人口学家任重而道远。

5.3 性别偏好和出生性别比攀升问题

如果没有人为干预，每一胎生育男、女孩的概率分别为0.5122和0.4878。当生育率较高时，即使没有人为干预，大多数夫妇最终都可以有至少一个男孩。但生育率降到较低水平时，没有人为干预情况下的无男孩比例则大大上升。例如，假定没有产前性别鉴定与流产女婴的行为，如果一对夫妇生育6个孩子，那么一个男孩也没有的几率低于2%；然而，如果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那么没有儿子的概率就高达25%；如果只生一个孩子，那么没有男孩的概率近 50%（Pison, 2004）。于是，在低生育情况下，因重男轻女而十分想要男孩的夫妇则会千方百计通过已经随生育率下降而逐步普及的B超等技术进行产前性别鉴定，流产女婴，保胎男婴。这说明为什么在生育率大幅下降之前，中国、印度、韩国等其他偏好男孩的发展中国家的出生性别比基本维持在正常水平；然而，当生育率下降到较低水平之后，这些国家的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主要由性别选择性流产所致，而问题的根源则是“重男轻女”的文化传统（翟振武，杨凡，2009；乔晓春，2004；Zeng et al., 1993; Chu, 2001; Banister, 2004）。

针对不少发展中国家近二、三十年出生性别比大幅升高的严重问题，人口学家有责任通过深入研究来回答以下问题：（1）出生性别比异常在未来几十年中将对婚姻挤压（marriage squeeze）与社会稳定造成多大的影响？（2）出生性别比异常在多大程度上与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以及相关政策的副作用相关？（3）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措施和社会、经济、文化的改革来改变人们对男孩的偏好、推动性别平等，以扭转出生性别比持续上升的趋势？等等 。

5.4 人口迁移对迁出国（地）与迁入国（地 ）的影响 

由于人口老龄化已经或者将要引发劳动力供给的短缺，北美和欧盟已逐渐降低移民门槛。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尤其是受过教育的技术型人才，正在从欠发达国家迁移到发达国家。毫无疑问，这一变化将对迁入国和迁出国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欠发达国家会受益于迁出者寄回的汇款以及带回的新技术，但它们同时面临着青壮年人才和劳力外流以及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困境。另一方面，迁入国具有截然不同社会、文化、语言背景的居民如何和谐融合，已成为社会科学包括人口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

与此同时，在一些快速发展的国家，大量农民从农村迁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迁向发达地区。国内城乡迁移的规模远远大于国际迁移，而它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影响也更为深远（杜鹏等，2007；翟振武、段成荣、毕秋灵，2007；任远、邬民乐，2006）。例如，尽管中国农村的生育率远高于城镇，农村的老龄化问题却比城镇地区更为突出，这是因为农村的年轻人不断流向城镇。在比较保守的中方案死亡率与生育率以及城乡迁移年龄分布与2000年人口普查时相同的假设下，中国农村和城镇地区的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在 21 世纪中叶将分别达到32.7%和21.3%。在2030年以后，农村8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比例将达到城镇的两倍（Zeng and George, 2008）。显然，如果中国农村向城镇迁移继续长期保持年轻人走、老年人留的模式，未来几十年农村地区老人比例将超出社会可承受范围。因此，中国人口学者有责任研究，并协助政府制订推行合理措施，鼓励全家从农村向城市迁移，或者年轻人在城市站稳脚跟后，将老年父母接到城市，以避免“老年村”的严重社会问题。

5.5 人口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环境污染、能源短缺、全球变暖等问题的凸显，人口与环境的关系研究在最近几十年中受到更多关注。根据最新的研究，预计在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上升1.8～4.0摄氏度，海平面将上升约59厘米；冰川和北极圈冰面的融化很可能危及世界1/10人口居住的沿海地区，这意味着千百万人口需要重新寻找栖身之地。上升的海平面也会导致海水渗入地下蓄水层，侵蚀淡水资源。我相信人口学至少可以对目前及未来关于环境变化尤其是全球变暖的辩论、研究、政策制定和落实做出三方面的贡献。

首先，人口学家可以进一步研究人口增长、迁移、年龄结构和行为变化如何影响环境变化尤其是全球变暖的各个直接因素。这些研究必须基于实证数据，采用人口学和环境科学交叉的模型、观测数据以及统计分析方法来检验理论假说，而绝不是以推理为主的空想。在研究中，应当把人类看作资源的消费者与生产者，以及潜在的环境污染者与保护者，并兼顾政策的有效性、公众意识与参与、技术发展与扩散、市场质量等诸多方面。

其次，人口学家可以从环境和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方面寻求突破。如果海平面持续升高，使得广袤的沿海地区不再适合人类居住，那么这千百万人将迁向何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引导，后果将不堪设想。而人口学家对迁移的环境和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研究有其独到的优势，将有助于化险为夷。

第三，在制定政策规划、启动综合治理项目之前，需要仔细考察人口和家庭结构变化对人们多样化的消费行为的影响，进而对全球气候的影响。例如，2003年在权威《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的两篇文章证明，未来小规模家庭数量的急剧上升致使人均能源消费量增加，这意味着对资源的需求和物种多样性保护提出更大的挑战（Keilman, 2003; Liu et al., 2003）。因此，在探讨包括全球变暖的环境变化影响因素时，需要借助于家庭人口学研究。

5.6 全球健康

全球健康（Global Health）目前已成为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和许多学术机构）的首要议题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全球健康是指跨越国界、时间和文化，涉及大面积人群的健康问题。它包括全球生态系统以及其他影响健康的因素，诸如贫穷与基因。全球健康以世界为背景，因国制宜，旨在缩小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健康状况的差异；主要关注中低收入国家的健康问题，包括影响健康的全球性与区域性因素（如性别歧视、迁移和全球化）、预防性与治疗性医疗服务、以及健康政策。全球健康的中心议题包括：生殖健康，艾滋病与其他主要传染性疾病，慢性病和健康老龄化等（Merson, 2006）。

人口学是一门与健康科学紧密结合的学科。这不仅因为人口学研究的对象也是健康科学的目标群体，而且因为人口学可以运用各种方法评估和分析大量的人口、健康数据以及影响健康的各种因素。举例而言，人口学在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的资助领域中始终占有重要一席，而许多其他社会科学却无此殊荣。又比如，几所顶尖大学（如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相关的系、所名称中包含“人口”二字。

显然，人口学在全球健康研究领域可以有所作为。如本文第4.1节所述，几十年前，人口学家创造性地发展和应用间接估计方法，分析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与死亡率，成为1960、1970、1980年代推广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依据。当代人口学家何不进一步研究，创造出欠发达国家健康指标的间接估计方法，从而更好地迎接21世纪全球健康的挑战？例如，模型生命表中仅考虑了死亡与存活，可否将其拓展为模型健康生命表，将死亡、健康与存活均考虑在内，从而间接估计欠发达国家的健康期望寿命等综合指标？又例如，借鉴根据各年龄段妇女曾生子女数的信息间接估计生育率的思路，可否用不同年龄段人群累计患重病次数估计队列和时期发病率？当然健康指标间接估计方法的创新可能比生育、死亡指标的间接估计更具挑战性，这也将是21世纪人口学家们所面临的研究机遇。

6 结语：人口学将更加快速地朝着多学科交叉的方向发展

正如本文开始所说，学科交叉是人口学的主要特征之一。随着人口数据和其他相关的基因、行为、社会和自然环境数据搜集方法以及计算机技术的日新月异发展，人口学在未来几十年中将进一步朝着多学科交叉的方向发展。例如，现任国际人口科学联盟主席Cleland教授在1996年撰文称：生物医学与人口学的“联姻”把我们带入了生物医学技术与人口学方法整合的新时代 （Cleland, 1996: 450）。James R. Carey和James W. Vaupel在《生命支持系统大百科全书》人口学分卷第13章指出，生物人口学（Biodemography）是人口学中非常活跃的分支，正在进一步充实拓展人口学研究领域。基因类型和其他生物学标志可与社会经济指标类似，作为人口分析中的研究变量或控制变量；研究开发人口和生物学交叉的分析方法将是人口学家在未来几十年中的重要使命（Vaupel et al., 1998）。很多一流学者近年来特别关注在人的生命历程中，社会、行为、环境、遗传因素的交互作用对健康和寿命的影响研究（Ewbank, 2001; IOM, 2006）。例如，Carey和Vaupel（2009）使用了“分子人口学（Molecular Demography）”这一名词。无独有偶，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的饶毅院长不久前则使用了“分子社会学”（Molecular Sociology）。

除了人口学与生物科学的“联姻”以外，数据资源的丰富以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促使人口学与其他学科（流行病学、心理学、环境科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产生更密切的互动。例如，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前提下，传统人口数据资源（人口普查、人口调查、人口变动统计）与医疗保险、治疗记录、社会保障、税收申报、学校注册、超市刷卡记录等的链接成为可能。这大大提升了这些数据在科学研究与政策分析中发挥的作用，并使人口学的跨学科研究更广泛应用于健康、商业决策和政府决策。

*本文节选自《人口研究》2009年9月第5期第33卷。为了排版与阅读便利，本文删去了原文的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2016年元旦，福医大附属二院第一个享受免交社会抚养费政策的二胎。2016年元旦0时出生的二孩免交社会抚养费，故彼时许多家庭为享受这一政策，设法“稳住”二宝，等到元旦后生产。[图源：长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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