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拉·道森、多罗西·韦德伯恩 | 琼·伍德沃德与组织理论的发展
桑德拉·道森（Dame Sandra JuneNoble Dawson），1946年生，英国社会学家，现任英国剑桥大学Judge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曾经担任剑桥大学副校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组织社会学理论与实践。[图源：Cambridge]
多罗西·韦德伯恩（Dorothy Enid Wedderburn ，1925.9.18-2012.9.20），英国著名左翼知识分子和社会学家，曾任伦敦大学Bedford学院的校长，专注于产业战略和贫困问题的研究。[图源：The Times]
引言
本书的主要论题关涉一个历经反复讨论的观点——那些设计出正式组织结构以适应所使用的生产技术类型的产业（工业）机构，将会获得商业上的成功。正如琼·伍德沃德在《产业组织：理论与实践》一书前言中所提到的：“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的公司看起来是功能和形式互补的。”
然而，要真正了解其主要论题，阅读著作本身就是不可取代的。正如书名《产业组织：理论与实践》所涵盖的那样，未来的组织研究者以及实际上牵涉进产业的所有人，如管理者或雇主，都会对本书产生兴趣。为充分体会这本书的重要意义，有必要从两方面去理解它的历史地位：一方面，为什么是伍德沃德最先从事构成本书基础的这一经典研究；另一方面，本书对其后组织理论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这篇导论性的文章有三个目的：首先，概述伍德沃德研究的发展，包括本书及其后续著述中所呈现的典型观点；其次，归纳并细查针对伍德沃德著作的主要批评；最后，就后伍德沃德时代组织理论如何发展一做简短阐述。
一、琼·伍德沃德的研究
琼·伍德沃德之所以从事这项研究并深化关于这一主题的相关讨论，是因为1950代前期她在一所后来被称为“东南埃塞克斯理工学院”的大学教授管理学课程。那时，管理学教育中的主导性观点认为存在“一种最佳组织方法”，尽管同时还承认也存在着“最佳组织方法”所赖以建立的至少两种相互竞争的传统：一方面，研究者和管理者被告知如何应用科学管理的原则来设计正式结构，这一原则起源于法约尔（Fayol）、厄威克（Urwick）、福列特（Follett）和泰勒（Taylor）等人［参见梅西（Massie）1965年的归纳］的研究；另一方面，大量研究强调要获得最佳管理类型，就需要与梅奥（Mayo）和他的同事关于人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传统相一致。伍德沃德对于这种没有经过实证检验并被人们不加疑问地接纳的管理原则的扩散感到不安。随着实证研究的深入以及她与当地工业机构接触的加深，她发现许多公司面临一个普遍而复杂的问题——直线参谋关系问题。基于此，她决定检验当前主流管理原则背后的不同组织理论，并细致分析“直线执行职能和参谋职能之间的二元分立，不同层级直线监管权之间的组合关系，以及工业组织中引进的、数量上日益增加的各种技术专家和行政专家之间的关系”（Woodward，1965：5）。
1927年至1932年期间，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埃尔顿·梅奥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在西方电器公司（Western Electric）位于伊利诺伊州的霍桑工厂（Hawthorne Works）进行的一系列心理学实验。实验得出结论：改变工作条件和劳动效率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提高生产效率的决定因素是员工情绪，而不是工作条件。[图源：luckscout.com]
接下来，她将自己的疑问汇总为如下问题：不同工业组织结构之间有何差别，为什么会有差别？为什么某些结构能给组织带来更大的成功而其他的结构则不能？直至目前，这些问题仍然是工业领域工作者脑海中浮现次数最多的问题，而本书对此提供了重要观点，尽管它并不准备提供任何现成的解决方案。而且，所提的解决方案的局限性还刺激了更大范围、更深入研究的展开，深化了我们对影响复杂组织的组织结构和功能的过程的理解。因而，对组织理论的学习者和研究者而言，自1960年代中期以来，伍德沃德的这一著作无疑是了解和讨论该领域大多数其他贡献的重要起点。因为琼·伍德沃德是如此投入地推进对管理任务的理解，并热心帮助管理者、工会会员、工人等工业组织中的各类工作者去体会并重视那些表而上看似偶然、实则与组织行为密切相关的潜在的规则及互动模式，所以，本书提供给我们的分析框架仍然具有客观的实际价值。
在决定研究组织结构问题，特别是直线职能和职员关系问题之后，伍德沃德选择了一个分为两阶段的研究策略。第一阶段，研究者们对英国东南部埃塞克斯郡工业领域的所有工厂进行普查，而之所以选择这一地区，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便于研究者们以东南埃塞克斯理工学院为基地，展开各项调查。在排除该地区雇员人数在100人以下的公司之后、其余110家符合人员规模要求的公司最终有91%（即100家）同意配合这项调查。第一阶段的调查主要把握当地企业的总体状况，而接下来的第二阶段研究则通过对一些公司的深度个案分析，充分探讨有关研究问题。总体而言，第一阶段对该地区所有样本企业的调查主要搜集了以下信息：
（1）企业的发展历史、背景和目标；
（2）对企业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的描述；
（3）企业得以组织和正常运转所需的结构形式和惯例；
（4）评估该企业商业成就的主要事实依据和数据。（Woodward，1965：11）
本书第一部分主要交代了研究数据的搜集和分析方法。它生动地展现了研究者自己激动人心的发现之路，并记载了在寻找单一的普遍组织模式并一无所获之后，他们如何转向了对技术变量的分析。正当他们理不出头绪时，偶然发现了技术与组织特征之间的关系，这成为他们弄清楚手头调查资料的关键。于是，各个被选中的样本公司被置于伍德沃德设计的生产系统11分量表中（Woodward，1965：39），而这一量表实际上是对生产工程师常用分工体系的细化，主要从生产过程内在可控和可预测的角度来测量技术的复杂性。相应地，根据技术复杂性这一量表，生产系统可以被划分为多种类型：从适应顾客个体性需求的传统小批量单位生产方式，到以生产大量标准化商品为目标的大批量生产方式，再到技术上最复杂的、以多部件共线生产为特征的连续流水生产方式。
本书随后的分析将组织变量与该量表联系起来，展现了三个明确的关系倾向：首先，一个企业的技术复杂性与其组织架构（例如指挥链长度，董事长的管理和控制幅度）以及各类人员比率（例如管理者数量与企业总人数之比）之间存在线性关系（Woodward，1965：51）。其次，一个企业的技术复杂性与其在“社会结构统一体”中所处位置之间存在曲线关系，而“社会结构统一体”概念最先由伯恩斯（Burns，1958）提出，并经历了从有机的、非正式的、可调节性强的管理系统到机械的、正式的管理系统的转变（Woodward，1965：69H）。最后，当企业偏向而不是背离“技术组群”（technology group）所要求的一般组织形式时，往往会取得财务意义上的更大成功。伍德沃德通过她的这一研究指出，古典管理理论那套强调明确界定正式职责的原则似乎只对使用大批量生产技术的企业适用，而对单件生产和流程生产企业不适用甚至有害。
1965年，本书出版时所完整记录下来的这些发现，其实最早在英国皇家科学与工业研究部（DSIR）1958年的一本小册子中已有简短归纳。当时，其有关研究发现即使是以简略形式呈现的，也对实业人员以及理论研究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终于，实业人员有了可供参考的、明确描述的组织设计和管理标准，而不再仅仅考虑从何处着手来做出关于组织设计的决策。实际上，通过展示系统比较实证研究在管理学研究的重要性，并将之作为管理思维的重要基础，伍德沃德在大批前人的研究中已经纷纷涉足的组织研究领域开辟了一块新的领地。
对技术、组织以及组织绩效之间的联系做出论证，对工业管理者有很现实的意义。它不仅有助于我们在评估组织结构的基础上，促进有价值技术的发展，而且也使组织和技术同时变化的计划成为可能。（Woodward，1965：72）
然而，伍德沃德非但不认为她找到了完全解决组织设计难题的最佳方案，反而还非常明智地意识到她不过刚刚开启了理解组织复杂性的大门。于是，她从第一阶段的普查转入第二阶段研究——对特定公司的个案研究，这部分内容集中在本书第二、第三部分。个案研究以丰富的细节对当时很重要且广为讨论的议题，例如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管理层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为如何成功管理组织变迁提出了指导方针。这些都证明了伍德沃德所谓的“情境需求分析”能够带来以下益处：
……不仅可以在有效评估组织结构的基础上，有意识地推进更先进的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而且能够增进我们对不同工业环境所需员工品质和技能的理解，同时，还可以改善对相关人员的培训方法，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他们有可能扮演的职业角色所附带的张力和压力。（Woodward，1965：80）
例如，她解释了为什么具备简短指挥链的单件生产企业更容易获得成功。因为单件生产企业严重依赖于担负不同职能的管理者之间的直接人际沟通，过长的科层等级链条会增加不必要的沟通体系复杂性。另一方面，她发现在大批量生产企业中：
职能独立意味着最终产出并不依赖于分别负责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人员之间的直接沟通，这种封闭运转关系的建立倾向于助长局部利益和强化部门忠诚。（Woodward，1965：137）
伍德沃德认为，这种差异在生产部门和研发部门之间尤为明显，因此建议这两类职能部门之间既要尽量保持独立，同时又要确保它们之间的沟通通畅。与此相应，在新产品的投产期，她认为生产和研发部门之间的隔离不利于实现预期的组织目标，并建议组建产品研发组。在此之后，其他学者也提出过类似观点，并更为广泛地讨论了产品型组织结构、职能型组织结构和矩阵型组织结构与不同水平、不同类型的技术之间的适应性（例如Lorschand Lawrence，1970；Kingdom，1973；Galbraith，1973）。
在伍德沃德论证技术与组织结构之间关系的同时，英国和美国的其他一些理论家，特别是伯恩斯和斯托克（Burnsand Stalker，1961）、汤普森（Thornpson，1967）、劳伦斯和洛奇（Lawrence and Lorsch，1967）以及佩罗（Perrow，1967），也在致力于探讨技术、组织环境特征和组织结构特征三者之间的对应关系。连同琼·伍德沃德，他们被认为是权变组织理论学派的奠基者。支撑该理论流派的共同命题是：如果一个组织想要保持良好的绩效，其组织结构设计就必须满足特定的情境需求，这些情境主要包括组织所使用的技术、组织的市场地位、产品多样性和产品变动率以及组织规模。他们共同的关注点是这些条件要素——技术、市场地位、产品多样性、组织规模——所产生的不同程度的组织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这是发展相应组织结构和促进管理层和工人行为及态度的调试的必要前提。
伍德沃德虽然也以此范式为基础推进她的研究工作，然而，她从未把组织当作静止的、完全确定好的系统。相反，她的研究更关注组织设计所关涉的各种社会和经济因素，这在本书所记录的深度个案分析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埃塞克斯的调查证实了伍德沃德的假设，即技术和组织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她第一阶段研究中假定的那样直接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谜团，吸引着伍德沃德及她的研究伙伴终生探索（伍德沃德于1971年英年早逝）。这一谜团源自伍德沃德对大批量生产技术和组织关系的细致分析，她发现，处在技术测量量表中间取值区间内的组织，其技术、组织结构和绩效之间的匹配性比不上处在技术测量量表中其他位置上的组织。引用琼·伍德沃德的话，即：
物理工作流程并未强加这种刚性约束，因此与其说技术决定组织，不如说技术规定了组织设计和组织发展的某些限定条件。生产监管与生产橾作的分离、生产过程的理性化和尝试抵制生产方式物理性限制的努力，导致了部分依赖物理工作流程、部分依赖高层管理政策的控制系统的出现。（Woodward，1965：185）
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最重要的启示：存在一种可以被称为“管理选择”的要素。
伍德沃德将这一结论作为她推进下一步研究计划的基础。1962年，她成为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高级讲师。随后，她于1969年成为产业社会学方向的教授。她的研究小组通过集中关注两组变量的界定、测量和操作化——一组与技术变量相关，另一组则涉及管理控制体系，后者现在被认为是组织设计的重要特征——提出并进一步推进批量生产企业中的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就技术变量来说，该研究小组致力于从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角度提供一种描述生产体系的手段。相应地，他们在测量技术变量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通过生产过程中产品的多样性和变动性、部件标准化的程度以及生产制造过程中独立组装线或转化阶段的数量（Rackham and Woodward，1970）来测量技术。
但是，第二组关于“控制系统”的变量的讨论，被证明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更激动人心。这一方面的研究发现在里维斯（Reeves，1967）、伍德沃德（Woodward，1970a）、里维斯和特纳（Reeves and Turner，1972）、韦德伯恩和克伦普敦（Wedderburn and Crompton，1972）的论著中有详细分析。在对控制体系的界定和比较分析中，伍德沃德研究小组受到艾伦（Eilon，1962）的影响——任何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之上的生产系统，为了完成组织任务，都需要对其进展进行计划、协调、监测以及反馈的响应组织体系。对控制系统的详细调查在本书的个案研究中已有相应的叙述，它推动了基于两个参数的类型学的发展：一个参数是直接个人控制或者间接控制的程度，另一个参数则是控制系统整合或者分裂的程度。
（i）个人控制的程度。在量表的一端，研究者认定了彻底的个人层级控制，正像“一个业主或者雇主决定想做什么并保证达到目的时”所运用的那种控制方式（Woodward，1970a：44）。伍德沃德在她的教授就职演讲中做出过如下陈述：
从既定传统和已有历史来看，组织目标的成功实现依赖于个人运用的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影响力和权威。然而，随着组织规模和技术复杂性的增长，个人等级控制的运用变得越来越困难，个人领导能力与组织绩效的直接相关日益弱化。自上而下的直接管理者不再对生产任务中各种专业的、复杂的固有过程有充分了解和把握，组织中开始建立非个人化的控制体系，以影响和调节受雇者的工作行为。（Woodward，1970b：119）
这些非个人化的控制也许是管理上的，例如对生产计划和成本控制进行复杂的规划，从而通过正式的、标准化的操作程序来有效控制组织行为。但是非个人化的控制也可能植入生产过程中，并通过机械或电子设备来实现，例如“机械工具或者流水线生产设备的自动控制”（Woodward，1970a：45）。
（ii）控制系统整合或分裂的程度。在表示整合的量表一端，企业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将各个部门的标准（由不同职能的专家以及与他们相关的执行、调整机制设定）关联到一个统一的管理控制系统中去（Woodward，1970a：50）。
在量表的另一端，企业“或因不同部门制造不同产品以适应不同的市场需求，或因与诸如成本、质量和时间相关的部门标准是独立设定且互不相关的，结果导致了控制系统的分裂”（Woodward，1970a：50）。
通过把这两个测量维度整合到一起，里维斯和伍德沃德划分了四种控制系统类别，并指出产业和技术进步的正常过程会使一家企业朝着图1（Reeves and Woodward，1970a：53）中箭头所示的方向转变。
在东南埃塞克斯研究中搜集并呈现于本书（Woodward，1965）中的数据被重新整理、分析，以便将被调查的100个公司分成四种控制类型。于是，控制系统与技术类型之间出现了如表1所示（Woodward，1970a：54）的明显关联。这一关系在《产业组织：行为和控制》（Woodward，1970a）中有充分讨论。
首先，从上表可以看出，本书已经指出使用单件生产技术和流程生产技术的公司在结构上具有相似性，并认为可以对这种现象做出如下解释：两组技术类型的公司都倾向于以整合的控制系统来维持组织运转，尽管其中一组是由个人管理来达成整合，而另一组则是依靠计算机综合数据处理系统或者建立在生产系统硬件设施基础上的机械化控制机制来实现。其次，
在东南埃塞克斯研究中与大批量生产相关的结构和组织行为的多样性，可能与它们遍及整个控制过程有关。（Woodward，1970a：55）
研究发现，由个人控制主宰的大批量生产公司与单件生产公司有着组织特征上的相似之处，而机械控制主导的大批量生产公司看起来更像流程型生产组织。因而，可以将管理控制系统看作连接技术、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的中间变量，特别是因为“它们（控制变量和技术变量）一起决定了组织不得不苦于应对的不确定性的程度”（Woodward，1970a：237）。在这一意义上，正是存在于技术与控制变量之下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如此显著地影响了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这一认识激励伍德沃德和她在帝国理工学院的同僚。
将发展出来的这一概念框架和方法应用于制造业之外的组织。准政府组织，例如以不可重复性资料为基础撰写报告的NBPI（National Board of Prices andIncomes，国家价格与收入委员会），就有很多行为特征与制造一次性商品的制造业公司一致。NEDO（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Office，国家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业部的不确定性则源于这样一个事实——
EDCs（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s，经济发展委员会）的工作是自发的（self-generated）……（Woodward，1970b）
正如本书中的个案研究材料阐明和深化了我们对伍德沃德早期理论地位的理解，她第二本关于产业组织的专著则以充分的案例材料丰富了她关于控制系统的论述，并且表明她开始关注控制系统设计中的管理选范问题。这又进一步引出对以下议题的关注：组织内部强势个体、群体的利益和信仰冲突。基于这一点，伍德沃德认识到在关于组织结构与控制的管理决策中，社会、心理、经济和技术因素的重要性。她未发表的两份关于NBPI和NEDO的研究成果尤其能说明这一点，这是在她生命最后阶段发起的关于医院（Davies and Francis，1976）和监狱组织（Dawson，1975）的两项研究。
因而，当琼·伍德沃德去世时，这一思想已经在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组中根深蒂固。他们力图将关注点从制造业组织扩展到服务业组织，分析组织内部的政治过程，并在研究中贯彻这样一种思路：确定组织结构和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物质限制的结果，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心理、社会和经济因素影响下的产物。戴维斯等人（Davieset al.，1973）在其著作中对这一过渡阶段有过简短描述，而阿贝尔（Abell，1975）编纂的文集则更加完整地记录了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并在该书中详细论述了他自己建构的、作为受技术条件约制的谈判和影响系统的组织（OCBIS）模型。后来，阿贝尔还声称“OCBIS模型能在系统论框架内，解释‘约束’和‘选择’因素在决定组织绩效上的相对重要性”（Abell，1978）。
二、对伍德沃德及权变理论的评价
现在我们从介绍伍德沃德的研究成果转向评价其在整个组织理论发展中的重要性。首先，我们有必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批评：其一，基本上接受权变理论框架的有效性，但不同意其分配给各种权变因素的相应权重；其二，不仅批评伍德沃德的某些观点，也不认同整个权变理论框架，并极力确保权力和意识形态概念在复杂组织分析中的核心地位。
关于第一组批评，问题在于，虽然很多人在直观层次上认为生产系统（技术）的物理属性是组织结构设计中的一种重要影响因素，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然而，尽管有若干顶尖研究者都试图通过自己的研究来（至少部分地）重复伍德沃德的研究［特别是黑格和艾肯（Hageand Aitken，1969），希克森、皮尤和菲赛（Hickson，Pugh and Pheysey，1969），莫尔（Mohr，1971），蔡尔德和曼斯菲尔德（Child and Mansfield，1972），布劳、麦金利和崔西（Blau，McKinley and Tracey，1976）等人的研究］，但除了兹沃曼（Zwerman，1970）之外，并没有人声称成功复证了伍德沃德的研究发现。于是，正如阿尔德里奇（Aldrich，1972）、莫尔（Mohr，1971）和唐纳森（Donaldson，1976）在文献回顾中所指出的，人们不能接受关于技术、结构和绩效的简化观点，也不能把技术当作一个简单的操作化概念。例如，莫尔基于系统的文献回顾和一项在美国13个地方卫生部门的144个工作小组中开展的研究，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技术也许与结构相关，但不能被当作一个魔法包，它既不是一个一维的也不是一个相对同质的概念”（第454页）。他和其他学者都强调组织规模、市场因素、政府政策和工会等因素对组织绩效和／或结构的重要影响，同时还指出，所有这些“外部因素”都必须被人们识别并使用，当然与此相对应，人们在从事这些活动时也往往以自己的理解和权力诉求为基础。
人们试图调和各种关于技术和结构关系的研究，当然，这一过程也伴随着一些混乱，伍德沃德对于这一点有着清晰的认识。其实，跟某些学者对她研究观点的几种评述相反，伍德沃德从来没说过技术决定组织。即使在她最早的研究著作出版后，提出新研究发现的兴奋也没有让她冲昏头脑，她依然非常谨慎地提出以下主张：
因而，本研究项目所获得的主要结论是：技术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是存在的，这一最初由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1904）提出的假定能够被经验性地证明。然而，这并不表示本研究能够证明技术是决定组织结构的唯一重要变量，或者说诸如公司的历史和背景、公司创建者和管理者的个人素质等因素就不重要了。（Woodward，1965：50）
此外，正如我们已经在前文介绍的那样，伍德沃德随后的研究表明，她完全认识到有必要探索其他影响组织结构的因素，并开发界定和测量技术变量的新思路、新技巧，但即便如此，这一问题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使她和其他从事类似工作的研究者相当困惑。实际上，寻找界定和测量技术变量的大部分努力都包含了一个常见的主题：技术和结构都是复杂的多维概念，这注定了它们之间不是以一种简单的方式相关联，并且需要一种更清晰的概念界定。这其中，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分歧：虽然大多数研究者从操作的可预测性的程度这一角度来测量技术变量，但另一些研究者（如Hicksonet.al.，1969）则追随伍德沃德的研究思路，考虑包括由机器完成的工作在内的整个体系的可预测性。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人，如佩罗（Perrow，1967）、黑格和艾肯（Hage and Aiken，1969）则集中关注生产系统内部实际上由人完成的工作的可预测性。
希克森等人（Hicksonet.al.，1969）与大部分伍德沃德的批评者相比，在对差异性发现进行解释方面更进一步。他们认为有相当充分的证据来支持以下观点：技术对车间现场组织水平的结构特征有特别重要的影响，例如对执行检查和维修职能的人员数量有影响，但对于领导层组织与管理的类型而言，技术就远没那么重要了。显然，技术是生产运转的主要影响因素这一观点，与塔维斯托克人际关系研究所（TavistockInstitute of Human Relations）长期主张的社会技术分析传统相一致（Woodward，1965：36）。因而，一些经验发现上的差异和不兼容性可以解释为与组织规模相关，特别是以今天的标准而言，伍德沃德当时所调查的公司简直是规模太小了，于是，她所调查的组织的各部分都离技术核心“更近”。在其人生末期，琼·伍德沃德认识到她的技术量表必须加以增补，于是开始研究在大产业集团总部层面的战略决策问题，但与此同时，她仍然集中关注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重要意义，并尝试使用诸如互相依赖程度之类的概念来展开研究，而这些概念则源自汤普森（Thompson，1967）和艾伦（Allen，1970）等人的相关研究。
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一方面，关于技术和组织结构之间因果关系以及不同权变因素（特别是技术和规模）的相对权重的争论仍然如火如荼；另一方面，大量出版物（Silverman，1968，1971；Child，1972）开始提出以下质疑，即什么是权变理论家的本质性机械论假设。他们不约而同地强调一种承认时间过程（processover time）的组织分析路径，并明确在组织内部群体和个体之间意见一致的假定被认为是不适当的情况下，有目的的人类行动所发挥的重要角色作用。
实际上，各个权变理论家都通过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承认组织内部权力、选择和价值观的重要性，然而从总体上看，研究者们倾向于把这些组织生活特征视作有趣的但却可有可无的要素。当然也有一些例外，伯恩斯就是其中一个杰出的典型。一方面，他埋首于权变理论研究；另一方面，他还发展出了组织内多元社会系统思想（Burns，1966），并强调组织变迁过程中微观政治活动的重要性（Burns，1961）。在这一问题上，伍德沃德从没像伯恩斯走得那样远，但是在本书（Woodward，1965）中，她的确认识到了利益在组织内不同部门间分配问题的重要性，并初步探讨了这一点对组织结构的意义。我们也能在伍德沃德随后的著作中看到，她承认管理选择可以被信仰和价值观所影响。但是，伍德沃德把组织内不同部门和群体的利益视为主要源自生产系统所赋予的需求性质差异，而且，她认为组织的总体目标和任务本质上无疑是能被大家所认可的。与此相应，在伍德沃德看来，组织是集体行动系统，该系统生发出一种功能性的结构和形式，以使它们能较好地应对外部约束和不确定性，进而达成组织目标。伍德沃德认为，组织控制本质上与政治无关，并独立于她想要解释的其他社会要素。摆在组织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为了组织的利益”来控制技术。矛盾的是，正是她强烈且有价值的关注以及她宣称某些事物实际上是有用且相关的，妨碍了她进一步挖掘其某些研究发现所具有的更广泛含义。对她来说，正是为了所有当事人——不同层级的管理者、车间工人和工会成员等一—的利益，产业组织才应该有效地运转。因此，伍德沃德集中关注她的理论分析框架中的上述要素，这些要素看起来既与管理控制密切相关，也并不与普遍流行的管理观强烈冲突。
对权变理论整体性评论的归纳（Dawson，1979）指出，有四个主要议题值得认真关注。其中三个与概念化相关，接下来将会做详细讨论。现在，我们首先讨论第四个议题一一强调组织权变模型固有的机械性质，并关注它未能充分强调“预定”变革会带来非预期后果的问题。有关这一领域的讨论由来已久，且成绩卓著（例如Selznick，1949；Gouldner，1954；Merton，1957），其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关于BBC十年变迁的精彩讨论（Burns，1977）：
我相信，1963-1973年BBC的最大变化，不是最高管理层的改组、严格的财务预算和监督制度的制定、常务董事和更高级别控制者权力的扩大、小组和部门负责人“宏大”权力的悬空，也不是组织规模的扩大、工会好斗性的增强或组织“激进背景”的显露。造成巨大反差的是引导不同节目制作人员之间社会互动的一般制度的崩溃一一也就是说，这些变化所导致的非预期后果比管理主导下的有计划变迁更多地改变了组织的内部活动方式。（Burns，1977：272）
BBC, 英国广播公司（全称：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是英国一家独立运作的公共媒体，资金主要来自于英国国民所缴纳的电视牌照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BBC一直垄断着英国的电视、电台广播业务。可以看到，2019年7月，BBC在youtube上的订阅人数依然惊人。它高效的组织管理方式为其一枝独秀于竞争激烈的媒体行业提供了可能性。[图源：youtube]
这些非预期后果是，传统上的有竞争关系的小组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以至于最终严重破坏了全体雇员对共享目标的承诺，并加剧了组织成员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基于伍德沃德在她的个案研究中极富洞察力的描述，人们不难看出她应该对上述分析抱有极大的赞同。
接下来，转到权变理论批评者所指出的概念问题。第一个问题的出现与组织绩效有关一一琼·伍德沃德及其他权变理论家架构中的因变量。为满足技术、环境、规模等因素内在的约束而调节组织过程的方方面面，这一观点中不言自明的是，促使各部分之间的“拟合”是为了使组织绩效最大化。然而在组织中，不同利益方在追逐着多种多样的目标，自然会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绩效”是针对谁而言的？此外，即便是就某一群体的目标而言，组织绩效在效率和有效性方面也包含多重事实、多重指标。举例来说，许多经济学家如莫里斯（Marris，1964）就争论过组织目标到底是利润最大化还是增长。因而，虽然有可能得到一个效用函数，将之作为各种组织特征之间“拟合”优度的参考标准，但随之出现的问题是：为什么是这个效用函数而不是另一个？这又将研究者的分析带回到对利益概念质疑的层面，或者说促使研究者探讨不同利益的共同基础以及权力和影响力分布影响不同利益方追寻各自目标的方式。韦伯是研究这类问题的奠基人之一，他对权力以及有目的社会行动下的各种理性进行了卓越的分析。与琼·伍德沃德同时代的某些组织理论家，例如马奇和西蒙（Marchand Simon，1958）、汤普森（Thompson，1967）、赛特和马奇（Cyert and March，1963），都曾强调理性概念在组织行为分析中的局限性和多义性，因为人们在组织中展开行动时，总是无法掌握各种行为选择及其相应后果的完整信息。如果能认识到组织是由不同利益人群构成的集合体，并可被划分为大量的但并不一定内在一致的职能部门、管理层级和职业参照群体，对于个体和群体理性界限的理解就变得更为重要了。那么，研究这些不同群体被整合在一起并追逐各自利益的机制，对于理解组织过程和结果就显得尤为重要。因而，分析不同利益群体获得一系列权力来源（如信息、技能、专门知识、提供回报和认可的能力）的路径，在诸如埃默森（Emerson，1962）、弗伦奇和雷文（French and Raven，1959）、梅凯尼克（Mechanic，1962）、克罗齐埃（Crozier，1964）、希克森等人（Hickson et al.，1971）的著述中成为重要的研究目标。这类研究致力于探讨组织内和组织间的权力、选择、行动和变迁，丰富地描绘了复杂组织中参与者的生活图景（例如，参见Pettigrew，1973；Burns，1977；Warmington，1977）。
第二个概念问题关系到大部分权变理论都暗含的一种因果模式，其中，绩效被当作自变量，而结构则被视为中间变量。当然，一些因素相对独立于结构要素，也很有可能会影响组织绩效。例如，作为对伍德沃德关于OMEGA的研究交流意见的一部分，塞尔斯在一封信中写道：“无论结构如何、不称职就是不称职，这是致命的。"（Sayles，1978：110）除了管理层和工人的个人特征以外，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变化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也几乎是“致命的”，而这仅仅依靠组织变革是无法应对的。此外，所有组织变量之间的多向关系也是有可能的。因而可以认为，当前的绩效水平促成了其他组织特征的变化。例如蔡尔德（Child，1972）就曾引用过关于组织在利润水平及增加率方面的糟糕成绩与从紧的成本控制（例如人力预算）之间关系的研究，显示出是糟糕的组织绩效导致控制收紧，跟反过来的关系似乎一样合情合理。
第三个概念问题则是假定技术、市场属性、产品多样性和组织规模等“权变”自变量是“给定的”，并且超出组织成员的控制。针对这一假定，许多研究者都曾提出过异议。例如加尔布雷思（Galbraith，1967）和佩罗（Perrow，1972）提出，大型公司事实上可以对他们所处环境的各个领域都施加相当大的控制或影响。例如，广告也许能对操纵消费者和影响市场规模或市场稳定性发挥作用，而压力集团政治则能影响政府的立法计划。同样，生产技术也不被视作必然是“给定的＂。在斯堪的纳维亚汽车装配厂的实验表明，生产某种既定产品所使用的技术类型也有选择的可能性（Aguvenet al.，1976）。另一篇研究文章还指出，国家培训和教育系统对国内主流的组织结构形式也有深远影响［参见布罗萨德和莫里斯（Brossardand Maurice，1976）、佐尔格和沃纳（Sorge and Warner，1978）的相关文章］。
此外，埃尔加（Elgar，1975）还曾就以下观点做出过评论：需要把组织的行政管理结构看作不同组织参与者之间协商的结果。在说明这一点时，他强调了许多批评权变理论的学者重复过的观点：组织分析应当在方法上更加注重过程分析，而不是像组织权变理论那样过分依赖静止的分析框架：
过程化的观点表示“组织结构”作为社会关系和社会约束的一种模式，应当被看作由组织成员推进的社会过程不断带动的产物，而不是某种对组织成员的行动路线提供自动约束的“给定”形式……（这一）观点……强调社会制度的人为创造和维系特征，关注由工业企业中的典型社会关系所诱发的利益冲突问题，并探讨缓和、遮掩、抑制、组织和加剧这些冲突的社会进程。（Elgar，1975：91）
总之，权变理论因为以下观点而遭受应有的批评：对组织变迁本质的决定论假设，对战略选择、信仰、权力所扮演角色的不充分判断，对组织绩效和效率的简单化假设，以及对其他有价值的方面的忽视，例如，它对非预期后果和组织是各种利益集合体这一事实的疏忽。
但是，这些批评可以要求我们完全抛弃“环境、技术和其他因素影响了组织结果”这一观点吗？如果我们阅读了琼·伍德沃德十五年后对这一分析的贡献，我们可以强有力地回答：不。因为，首先，它取决于与该分析相关的时间尺度。例如，在短期内，生产技术肯定是给定的。其次，它取决于该分析的具体视角。琼·伍德沃德一直自认为对“中层”理论做出贡献并且跨越实际管理者与管理学研究者之间的鸿沟：
一方面，学者必须承认，在当前的有限知识状态下，管理者需要信仰体系，而且这一信仰体系的传播是管理教育的合理成分；另一方面，管理者也必须认识到，随着实际知识的增长和扩展，某些信仰体系会变得不再必要，一旦出现证据表明不能再坚守原有的假想，管理者就必须准备好修改或放弃它。（Woodward，1965：257）
通过了解伍德沃德对我们关于组织的知识究竟向哪些方向扩展的观点，我们会发现实证和理论研究之间某种程度的割裂，但是并不能就此而抹杀伍德沃德的贡献。实际情况也许是，组织研究对技术的关注业已在某种程度上被对宽泛环境的考虑所遮盖。例如，佩罗（Perrow，1979）在回顾组织理论的发展历程时，曾这样记录权变理论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的发展：
激发了一波理论思考和研究的浪潮，并且被迅速地吸收进相关知识体系之中。正如人际关系学派那样，权变理论留下了它的历史印记，但它也因为空洞的预言而暴露出了诸多不足。任务或者技术，被证明是重要的变量，但并不是我们之前主张的那样高于一切。能推动新一波研究浪潮的重要变量似乎是环境。（Perrow，1979：200）
对“组织间关系”关注的增长和最近出版的大量讨论环境的“教科书”式研究［例如阿尔德里奇（Aldrich，1978）、菲弗和萨兰奇克（Pfeffer and Salancik，1978）的研究］推动和强化了这方面组织研究的进展。然而有趣的是，组织分析中关于对“环境”变量的定义、测量和理论地位所提出的议题，与曾经讨论过的关于作为解释变量的“技术”的使用的议题竟是如此相似。
三、换一种视角
无论针对权变理论的批评多么千差万别，无论目前如何强调组织内和组织间政治过程研究的重要性，权变理论的基本框架依然保持最初的多元主义取向，因为它假设组织内甚至社会内的利益冲突最终能被调和。《产业组织：理论与实践》的这篇导论并不试图全面回顾当下所有组织理论的发展过程。尽管如此，作为总结，同时也是为组织研究的未来发展提供可能的路标，本文将对组织研究中一个非常不同的分析路径展开简要讨论。这一分析路径认为，既然我们主张组织是它们运转于其中的更广泛的社会结构的反映，那么，就不能认为多元主义范式是无关紧要的。
这里，我们可以看看组织研究的两方面发展。第一，组织理论中权力概念的复兴，当前政治学家和哲学家有较多研究探讨组织中权力的性质问题。第二，组织研究中所谓的“激进”分析框架的发展，这一类研究主张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组织是最重要的阶级冲突场所，也是最重要的阶级冲突、阶级斗争工具。
第一方面的发展极大地得益于巴克拉克和巴拉茨（Bachrachand Baratz，1970）对美国贫困项目的深入研究，他们指出权势群体操控政治辩论的巨大能量可以使部分议题从不被提及。通过这一研究，他们将注意力引向作为政治进程一部分的“非决策”（nondecision-making）和“偏差动员”（mobilizationof bias，又被称为偏见动员）因素的重要性。这个故事对组织研究者的寓意非常清晰——迄今为止，他们过分强调权力的公开（制度化）表现，以至于疏于对虽不太明显但影响可能更深远的利益差异做集中分析。从社区和组织中的权力研究中提取出来的相似点，造成了组织理论家的不安，而卢克斯（Lukes，1974）对权力性质的哲学分析则加剧了这种不安。卢克斯提出了所谓的权力三维度框架。第一个维度——决策观点——关注当存在显著的（主观）利益冲突时，就相关议题展开的决策行为，例如表达政策偏好（Lukes，1974：15）。
这种关注能在多个组织研究中被发现。例如，海勒（Heller，1971）致力于有关领导风格的管理决策研究。另外，帝国理工学院琼·伍德沃德所创立的学系的研究者，也以组织决策分析为工具进行了细致的权力研究——可参见爱德华兹和哈珀（Edwardsand Harper，1975）、阿贝尔（Abell，1978）的相关研究成果。
卢克斯将其第二个维度描述为包含：
对行为焦点的有资格的评论……和……当存在显著的（主观）利益冲突时，防止就相关潜在问题做出决策的意见，表现为表达政策偏好和附加政治怨恨。（Lukes，1974：20）
不过，这种研究方法很少被应用到组织研究中，而是被用于具有更宽泛社会背景的一些研究，例如巴克拉克和巴拉茨（Bachrachand Baratz，1975）自己的研究和克伦森（Crenson，1971）对两个美国城市空气污染的比较研究。在一篇理论文章中，阿贝尔（Abell，1977）提出与权力和影响这两个概念相比，正在发展中的“操控”和“自治”概念应该为组织中的非决策现象研究提供分析基础。
卢克斯的第三个权力维度将对行为主义研究的批评带到了一个不同的层次。如果说前两个维度仍然是“太个人主义”的，那么，他的第三个维度涉及：
通过社会力量介入、制度实践或者个体决策等方式，将潜在问题排除在政治议题之外。而且，在缺乏能成功避免的实际的、可观察的冲突时，这种现象也可能发生。……这里可能存在的是潜在冲突。（Lukes，1974：24）
正如卢克斯所认识到的，由于方法上的突出问题，我们（可能历史学家例外）并不能经验性地揭示这一过程。
对上述各类理论和方法问题的关注，毫无疑问地影响了各种“激进的”或“批判的”组织理论流派的发展。总体上，这类研究流派抱持这样一个信念：社会中的权力关系是一个在研究中必须引入的、更宽泛的参照框架。这类理论的关注点集中于两个方面：首先是隐藏在表层组织现象下更深层次的和不显眼的权力结构、支配结构；其次是通过个体和群体相互作用而建构社会现实的现象学。因而，班森（Benson，1977a）呼吁组织研究中的辩证路径：组织“根本上符合进程的概念。社会世界是处于不断变化的连续状态……（而）……组织构成了发达工业社会中重要的支配手段”（Benson，1977a）。
然而，截至目前，这种风格的实证研究仍然十分少见。其中，克莱格对一个建筑工地的研究在一个特定的组织背景下，发展出了类似的权力、规则和控制概念（Clegg，1975）。而海德布兰德的一项研究则通过描述、分析公共服务机构中的组织矛盾，并特别针对美国法院系统进行具体分析，来展示马克思主义概念范畴和命题可以如何被用于解释组织进程和结果（Heydebrand，1977）。
后来，班森在另一本著作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论题，他主张必须推进相关理论发展，以应对分析“行动、权力、层级和过程”这类问题的需要。
完善的组织分析的框架必须能涵盖以下主题：（1）（行动）组织现实的社会生产，包括组织研究者对现实的建构活动；（2）（权力）组织现实的政治基础，包括理论家和权力结构的纽带；（3）（层级）组织与更大的社会结构安排之间的关联；（4）（过程）组织形式、组织行为模式不断演变的特征。（Benson，1977b：16）
尽管如此，通过搜集瞄准上述目标的相关文献，我们可以发现除了海德布兰德（Heydebrand，1977）之外，虽然理论家们已经很好地阐述了其面临的问题和障碍，但是针对所提出问题的答案却远不能让人满意，而获取答案的方法也相对不足。因此，这些研究者与其说是“激进的”理论家，还不如说是“批评的”理论家。
该讨论的语义学仍然是混乱的。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尽管大多数的当代理论家都关注班森的行动、权力、层级和过程这四个问题，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只是准备在概念界定和研究假设方面采取一种更“修正主义的”方式。其实，我们所谓的常规理论和批判理论之间的差异关系到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第一，理论家假定什么是行动的给定约束；第二，与第一点相关，他们试图解释什么。如果把物质条件看作行动的约束条件，而且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虽然可以有很多不同判定的理由，但我们都会惊奇地发现，比起那种强调选择和协商的研究者，伍德沃德与批判理论家有更多的相同点。伍德沃德在本书中发展出了一个模型——技术和环境因素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给定的，并且是行动的约束条件。批判理论家也非常强调物质约束，但与伍德沃德截然不同的是，他们不把这些约束看作组织特征，而认为其是在组织中显露的社会特征。在批判理论家看来，社会－政治－经济系统的内在法则就是行动的主要原因，因此它与组织内行动的决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相关。
使用“不相关”这个词突出了常规理论和批判理论的第二个重要区别——各个理论家事实上想解释的是什么，两类理论家在这一方面存在广泛分歧。伍德沃德希望解释组织的正式结构模式和组织效率及绩效的结构基础。权变理论的批评者则强调选择，他们更关注战略决策和经营决策，以及组织如何保持必要资源的供给。最后，批判理论家致力于研究社会控制和社会变迁中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尽管类似于“组织理论”“组织行为”或“组织分析”之类的概念似乎意味着大量共识的存在，但围绕“组织”这个词的共享概念其实仍相当遥远。但是这种多元性也意味着像十五年前一样，伍德沃德的研究对我们今天的组织研究依然有价值。组织理论尚未成为这样一个学科，即后续研究成果一经发表，早期研究就被取代或者变得毫无价值。组织理论家们尽管都在致力于扩展对组织方方面面的理解，但他们仍然基于不同的模型、假设和目标来做研究，并以各自的分析框架来弄清楚不同的问题。
有人猜测，伍德沃德之所以对已经形成一定气候的批判理论议题并不感兴趣，部分原因是那样做会妨碍其研究成果在组织内的实际应用，而且正如她在就职演说中所言，（她研究）的最终目标是：“使关于产业组织的研究在任何层次上，都能精炼成模型，并帮助人们以更严密的方法处理他们所遭遇的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问题。”（Woodward，1970b：122）
在这本书中，伍德沃德呈现了英国权变理论流派的基本分析框架，这对我们理解产业组织现象做出了重要而且有持久力的贡献。对实际工作者而言，它仍然像刚刚出版时那样，能极富成效地指导我们今天的实践行动。对学生而言，如果想要理解关乎现代社会中复杂组织的研究思想发展，它是必不可少的读物；而对经验研究者而言，把技术变量看作组织生活的重要影响因素，至少不会有什么坏处。伍德沃德希望有一种组织理论的单一演进路径，按照这种演进路径，“事实知识”会逐渐累积，进而为对各种管理假定的重估提供明确的知识基础。然而，正如我们所见，组织理论的随后发展，并没有依照这一路径。实际上，未经证实的假定仍然大量存在，特别是在学者中间，大家仍然基于不同的假定建构着差异明显的理论架构。琼·伍德沃德的观点和思路也许仍将继续被研究者们所否定、批评和细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仍然是我们搭建组织研究知识体系的坚实基石。
*本文节选自邱泽奇主编《技术与组织：学科脉络与文献》“伍德沃德与组织理论的发展”，本篇为琼·伍德沃德《产业组织：理论与实践》“导言”部分，桑德拉·道森、多罗西 · 韦德伯恩著，马宇民译，薛品初校、审校，王旭辉终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
**封面图为Joan Woodward 所著的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一书的书影和她本人在牛津大学时的照片照片。[图源：betterworldbooks and alche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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