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科夫斯基 | 技术的二重性：对组织中技术概念的反思

旺达·J.奥利科夫斯基（Wanda Janina Orlikowski），美国组织理论家和信息系统研究员。生于南非，现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信息技术和组织学教授。她是信息系统领域的社会研究学者，她的研究考察了技术与组织之间的关系，重点是组织结构、文化规范、沟通风格和工作实践。[图源：Wikipedia]

摘要

本文发展了一个新的理论模型，用于考察技术与组织间的互动关系。早期研究假定技术是一个客观的外部力量，对诸如结构之类的组织属性有决定性影响。后来的研究集中于技术人性化的一面，把技术看作战略选择和社会行动的后果。本文认为这两种观点都不全面，建议把这两种观点都考虑进去、对技术重新进行概念化。技术的结构化理论模型建立在这种新的概念化基础上，并通过对有关信息技术的一项田野研究的讨论展示出来。本文认为，技术概念的重新调整和技术的结构化模型能让我们深刻且辩证地理解技木与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理解提供了对人类选择、技术发展与使用以及组织设计三个方面的局限与机会的洞见。文章还讨论了新的技术概念和技术的结构化模型对于未来研究的启示。

技术一直是组织理论的中心变量之一，它遍布于研究与实践之中。尽管已有多年研究，但人们在技术的定义和测量方面仍未达成一致，并且在组织事务方面针对技术的确切作用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我将指出技术研究方面的定义分歧和观点迥异已经限制了我们理解技术如何与组织互动，并且这些对立并不能通过相互让步而得到解决。基于此，我们需要对技术概念进行重构，而这基本上要重新审视当前的技术概念以及它在组织中的角色。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援引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重构技术概念提出一种新的观点。我将重新审视一种指向分析组织中技术本质和角色的模型，并称之为技术的结构化模型。在讨论这个模型的假设和内容之前，我先回顾一下以前的研究，以澄清本文提出替代性研究策略的背景和动机。

重估先前对技术的概念化

以前对技术的概念化一直有选择性地集中于技术的某些方面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结果导致当前关于组织中技术的知识状态模糊不清且互相冲突。技术概念的两个重要方面是范围和角色，二者分别被定义为组成技术的东西，以及如何定义技术与组织间的互动。这两个方面贯穿千已有技术研究的矛盾性论述和应用中。

范围差异

针对技术范围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分别反映了研究者的不同归纳取向。其中一组研究集中于作为“硬件”的技术，即人们在生产活动中使用的设备、机器和仪器，不管是工业设备还是信息设备。然而，硬件范围跨越了产业和组织，这导致特定背景下各种各样的技术定义，并且阻止了不同研究与实践间的比较。例如，伍德沃德把技术的范畴界定为工业生产技术，主要局限在制造企业。另外，硬件范围跨度大也导致对技术的宽泛定义，由于必须包括各种机器．结果定义就变得如此抽象，以至于忽视了技术本身的差别性或研究者的价值偏好。例如，布劳等人所界定的是在工厂和办公室中使用的技术，主要是作为“人力的替代设备”。

在“硬件”视角下，技术只在那些在生产活动中使用机器的组织才是一个有意义的变量。这种局限促使研究者扩展技术变量的范围以包括服务性企业和教育机构这样的组织。技术概念因此扩展到“社会技术”，包括人们在任何生产活动中使用的一般任务、技术和知识。例如，佩罗把组织看成原材料发生转换的地方，因此把对原材料的转换方式及转换过程当成组织中的技术，而汤普森则以长链型、中介型和密集型技术三个术语描述不同组织的主作流。

尽管这种对技术的一般化界定方式很有用，因为它允许技术在所有组织中成为有意义的变量，并承认技术范畴不止包括硬件，但是它却也造成了边界和测量方面的模糊性。同时，它还忽视了机器作为人类行为中介所能提供的有用信息。也就是说，即使我们在技术的一般性特征方面增加了认识，我们还是无法就人造物如何同人类行动者互动而提出研究问题。通过把任务、技术、知识和工具要素结合进一个单一建构——技术中，这些组成部分之间以及它们同人类之间的互动被忽略了。例如，基于这样一种技术概念界定，我们就不能审视不同的假设、知识和技术如何嵌入不同的人造物或社会实践，以及它们对人们的行为和认知将如何产生不同的影响。类似地，我们也不能审视机器运转过程中所包含的规则和程序如何被执行操作工作的能动者使用、改变或忽略。

角色差异

根据对组织中技术所扮演角色的定义，可以区分三个流派的技术研究，并以此印证主导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观视角和客观视角之间的哲学思想差异。早期研究把技术假定为一种客观的外在力量，会对结构之类的组织属性产生（相对）决定性的影响。与之相反，后来的一些研究者集中关注人类社会行动的一面，更多是把技术看作共享解释或行为干预的产物。更新近的技术研究则已转向一种“软”决定论，技术被定位成有影响的外部力量，但这些影响会为人类行动者和组织情境所削弱。

技术决定论模型

技术决定论模型这部分研究中，对（生产）技术和信息技术的研究主要考察技术对结构、规模、绩效和中心化/去中心化等组织维度的影响以及对工作满意度、任务复杂性、技术水平、沟通效果和生产率等个人维度的影响。其前提则是技术与组织变量及个人变量一样都可以被测量并预测（见图1）。

这些研究认为技术对人类行为或组织属性有独立影响，对人类和组织施加单向的因果作用，类似于自然界的运行方式。其中一些研究则承认情境变量对技术影响的调节作用，提出了一种有关技术影响的权变模型。这些研究尽管对技术常常表现出来的决定性方面提供了洞见，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忽略了开发、使用和改变技术的人类行动影响。其结果是，这种分析视角未能针对技术及其与组织的互动关系提供一个完备的说明。

战略选择模型

战略选择模型这种视角认为技术并不是一种外在客体，而是持续不断的人类行动、设计和使用的产物。这种视角内部又可以辨别出三个研究流派。其中一个流派集中研究特定技术实体如何通过行动者的社会互动和政治选择而被建构出来。显然，技术被理解为一个因变量，基于组织中的其他力量尤其是强有力的行动者而发生相应权变（见图2）。这种视角不认为技术是给定的或不可改变的，相反，它把注意力集中在决策者和使用者的具体情境和策略影响技术的方式上。

在这里尤其相关的是社会—技术研究流派，其前提理念是工作满意度和员工产出之类的结果可以通过“优化”工作中的社会和技术因素而达到。另一个贯穿千社会－技术研究流派的相似前提是信息技术研究和朱伯夫的研究，后者提倡围绕信息技术的潜能重新审视组织和重建组织。朱伯夫认为，由于信息技术可以按照不同的意图（使工作“自动化”或“信息化”）来设计，所以它对工作人员也将有不同的含义（分别是控制和去技能化，或授权和提高技能）。

然而，这些分析过于依赖能动者的能力。它们假定，一旦技术设计出来体现“合适的”（优化或信息化）目标，并                      一旦管理者使用这种“合适的”策略，将会促使工作人员报酬的增加、组织流动性的提高、劳动分工的革新和组织绩效的改善。但是，正如朱伯夫在多个个案研究中所揭示的，技术如何被使用还取决于管理意图之外的社会经济力拭，这会阻挠对工作职位和技术的任何预期重构。其中一些力量包括组织的制度属性、飞作场所的微观政治学、环境的特点以及组织变迁的非预期后果。这些影响力可以解释很多组织中存在的社会—技术干预的混合成功。

第二个流派审视关于特定技术的共享解释如何产生并影响技术开发及相关的互动关系。一些研究技术现象的社会学家和研究信息技术的学者在经验研究中主要采用这种社会建构论观点。这部分研究尽管很有效地展示了技术的意义如何产生并维持，但却倾向于低估技术的物质和结构方面的影响。

最后一个研究流派是技术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以布雷弗曼、库利、爱德沃兹、诺贝尔和佩鲁等人为代表。尽管这些研究很详细地讨论了技术被设计和开发出来以促进强势行动者（在开始时技术的社会建构）的政治经济利益，但它们没有充分论述工作场所（在使用时技术的社会建构）中的人类能动性。相应地，也就没有解释工人们使用技术的不同方式以及技术影响个人和组织行动的差异性方式。其局限性很大程度上源自行动者概念的狭隘性，只有管理人员或技术设计者才有权并有办法塑造技术。使用技术的工人之类的行动者被看作相对无权的主体，他们的行动和认知反而被技术决定。然而，工人行动恰恰可能会极大地改变技术被解释和操作的方式，并因此改变它对于组织的含义。正如莫哈曼和劳勒曾指出的：“因为技术是社会建构的，所以也能被重新建构……技术本身可以被使用者改变。”

技术作为结构变迁触发器模型

技术作为结构变迁触发器模型是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的第三个视角，由巴利提供，他把技术看作一种干预因素，会潜在地改变行动者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见图3）。巴利开展了一项历时性的实地研究，以观察相似的放射照相技术在不同组织中的引入过程。他发现，技术通过改变制度化的角色和互动模式而触发了组织部门结构的改变。更重要的是，通过比较两个组织并确定它们对相似技术植入的不同反应，巴利卓有成效地为我们展示了这一道理：新技术确实以一种系统而有序的方式影响了组织结构，但其具体影响取决于植入时的特定历史过程。

巴利在他的解释框架中定位技术的角色，不是简单地把技术看成是物质性诱因，而是将其视为物质变动的触发器，它能够触发特定的社会动力，并最终导致预期的和非预期的结构化过程（例如在他的研究中，日益强化的组织形式“去中心化”趋势）。技术被理解为社会性的客体，其意义由使用的情境界定，而它的物理形态和物理功能则能在不同的时间点和使用情境中保持稳定性。尽管巴利认为技术的某些特点是社会建构的，但他不承认在使用技术时对其物理形态的修改。考虑到诸如CT扫描仪这样的技术——有相对固定及标准化的功能与特点——这种观点可能还是切合实际的。然而我们却不能宣称其具有普遍适用性，尤其是在信息技术的案例中，这一论断显得很不充分。尽管在特定的时点上技术可能看上去有客观的形式和功能，但技术能够而且也确实为不同的使用者、不同的使用情境以及相同的使用者在不同的时间点所改变。

技术研究文献回顾

以上部分对关于组织中技术的范畴和角色的现有研究做了一个简短且有些批判意味的审视。这种审视并非原创，因为组织文献中的新近讨论已经类似地评论了这些研究 。然而，尽管研究者们努力解构以识别过度决定论或过度唯意志论视角的局限，但他们却并没有为重构新的概念框架而投入同等重要的主作。目前，学界仍然缺乏针对技术及其与组织关系的一套新概念 ，这种新的概念化努力能让我们超越单纯的批评，并为指导将来的研究提供新的概念基础。

在这篇文章中，我用结构化理论的原则重构技术概念并提出一个探究技术与组织关系的模型。在定义技术概念时，我将其范刚局限在物质的人造物层面（包括各种形式的软硬件配置）。我希望区分——至少从理论上区分——技术的物质本质以及设计或使用它们的人类活动。这个定义与以下观念相一致：既不能使技术概念在范畴上受到过多不必要的限制，也不能排他性地将技术理解成单纯的物理客体。相反，在分析时将人造物跟人类行动分开，这就允许我将其概念化为人类行动相互合作的产物，并因此具有内在的社会性。这也有助于我从能动者与技术互动的角度为技术角色建立研究框架，并因此把技术看作既是结构的又是社会建构的。

我所提出的技术的结构化模型绝不是完整的或完善的，而只是技术研究诸多流派中的一种观点。这个模型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出作者的信仰和研究兴趣的局限性。不过，我认为，这种再概念化尽管有局限，但却摆脱了之前研究视角所内含的二元论和抽象论困境，并使我们对技术与组织间的辩证互动保持敏感。

技术的结构化模型

社会理论和科学哲学的最近研究已经对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社会现实主观维度和客观维度间的对立观点发起挑战，并提出一种将两个维度都包括在内的元理论作为替代。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便是其中一个，并且很多组织研究者在分析组织过程时都采纳了这种观点。对这些研究者来说，结构化理论视角为组织的主观概念和客观概念间的两难选择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使他们可以将两者都考虑进来。

安东尼·吉登斯，吉登斯男爵 （Anthony Giddens，Baron Giddens，1938年— ），英国社会学家。生于英格兰伦敦北部，现任剑桥大学教授。他以他的结构理论（Theory of structuration）与对当代社会的整体论（Holistic view）而闻名。[图源：Wikipedia]

结构化理论

结构化被看作一个包括行动者与组织的结构属性互动的社会过程。结构化理论承认人类行动既被结构赋予能动性又被结构束缚，而这些结构又是之前行动的结果。在吉登斯的理论框架中，结构是在研究范式意义上被理解的，也就是说，结构作为一个基础性概念只在对社会系统的结构属性的讨论中才使用。结构属性由能动者日常互动中使用的规则和资源组成。这些规则和资源是人类行动的中介，同时又通过行动者的使用而得到重新确认。

结构化理论强调行动者在重新确认结构属性时所扮演的角色，以避免简化论。与此相应，承认行动者有知识和反思性是这个理论的核心前提。吉登斯指出：“所有的社会行动者、所有人在日常社会情景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在他们拥有并应用的知识领域方面都是高度博学的。”吉登斯还区分了话语知识和实践知识，前者指行动者能表达出来的知识（说出来的），而后者指不言而喻的知识（仅仅是做出来的），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运用但不能表达出来的知识。反思性指人们做事情时例行性地观察并理解所做事情的能力。它并不仅仅指自我意识，还包括不断地监视物质情境、社会情境以及（自己和别入的）行动。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行动者的知识和反思性经常被以下因素束缚：行动的预定本质、表达不言而喻知识的困难性、未被察觉的动机来源以及行动的无意识后果。

通过有知识和反思性精神的行动者的常规行动，作为标准化实践的互动模式在组织中建立起来，例如制造产品、协调会议或评价职员的方式。随着时间流逝，这些习惯性的实践方式最终制度化，进而形成组织的结构屈性。这些结构或制度属性（结构）由人们在持续不断的互动（能动性）中使用，反过来又强化了制度属性。用这个模式——我们所知道的结构的二重性——吉登斯克服了组织的客观结构特征与行动者主观且富有知识的行为之间的二元论。

人们在组织中行事时创造并再造了社会互动的三个基本要素：意义、权力和规则。尽管这些要素相互之间高度依赖并且在实践中不能分开，但出于澄清有关分析的目的，我们将其分开，从行动者的能动性和制度属性角度来审视每个要素。

首先，从能动性视角来看，人们的互动涉及意义的形成与交流。这通过人们在与世界持续不断的互动中所援引的解释框架或知识库存而实现，“……构成共同知识的核心，借此，一个可解释的意义世界在互动中维持并被加工”。然而，这种解释框架并不仅仅使共享意义得以形成并使其成为交流中介。从制度属性视角来看，解释框架代表组织的意义结构，即贯穿互动过程并调整互动方式的组织规则。由于组织规则在行动者的使用中抑或被重新确认，抑或受到挑战，解释框架也就通过社会互动而得以加强或改变。如此一来，在任何互动中，共享知识都不仅仅是背景的一部分，还是社会情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它既协调组织了社会互动，又为互动本身所塑造。

其次，从能动性视角来看，权力要素通过为人们提供能达到目的的组织能力而进入互动过程。在这里，权力被理解为“变革能力”，即人类通过行动改变社会世界和物质世界的能力。权力以各参与者所携带的或者在互动过程中所动员的组织资源为媒介，发挥其在组织中的影响作用。这里所提及的资源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权威性的（施加于人），另一种则是配置性的（施加于物或物质对象）。尽管这些东西是行使权力所凭借的方式，但从制度属性的角度来看，它们构成了组织的支配结构，反映了所有社会系统都有以权威资源和配置资源间的不对称作为印记的事实。然而，社会行动者一直保有改变特定支配结构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被吉登斯称为控制的辩证法：“……各种形式的依赖也为地位从属者提供了一些影响其上级活动的资源。”当行动者在互动中参照一个给定的不对称性资源框架时，现存的控制结构被重新确认。只有现存的资源不对称被改变时——可能是明确的，也可能是潜移默化的——现存的支配结构才有可能被改进或削弱。

再者，从能动性视角来看，规则是用来调整合法或“合适”行为的组织惯例或规定。组织中的互动并非盲目的，而是在约束规范的指导下展开，并通过组织中主导性的文化规则表现出来的。然而，从制度属性角度来看，规则组成组织的合法性结构，组织内的道德秩序借此通过仪式、社会化实践和传统表达出来并得以维持。

吉登斯在他的结构化范式中并没有明确提出技术议题，但结构化理论已经被用来研究技术引起的组织变迁，并用于对群体决策支持系统和计算机会议系统的研究中，但这些尝试都没有用结构化理论重新界定技术概念，也没有重新阐释技术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在建议从结构化理论视角理解技术的同时，我认为应该把技术看作开发和（或）使用技术的组织的一种结构属性。也就是说，技术体现了组成组织结构的某些规则和资源，并且其本身就是某种规则和资源。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详细展示技术的结构化模型，并通过经验研究加以阐释。

技术结构化模型的前提

技术由人类行动创造并改变，但也被人们用来完成某些活动。这种技术的循环定义——我称之为技术的二重性——也是我下面将会阐述的第一个前提。而作为第一个前提的推论，第二个前提则是技术具有诠释弹性。因此，技术与组织的互动是技术开发和使用过程中涉及的不同行动者和社会—历史情境的函数。

技术二重性认为，之前的技术概念界定使用了一种错误的二分法——它把技术要么看作客观力量，要么看作社会建构的产物。然而实际上，技术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同时也体现出结构属性。也就是说，技术既被在特定社会情境中工作的行动者物理性地建构，同时又被行动者赋予不同意义、强调和使用其不同特点而社会性地建构。然而，以下情况也是事实，即一旦技术被开发出来并投入使用，它就会变得具体化和制度化，与建构它或给予它意义的行动者失去联系，并成为组织客观结构属性的一部分。

能动性与结构不是相互孤立的。正是行动者习惯性地利用一项技术的持续行动才使其具体化并制度化。因此，如果行动者在每次使用技术时改变它物理形态上的改变或解释意义上的改变，都不会事先假定技术的稳定性和理所当然性对制度化而言是必要的。但是，这种与技术之间持续不断的互动将破坏通过使用技术完成工作而带来的很多好处。我们并不需要在每次使用电话、电梯或打字机时都物理性地或社会性地重构它。但很明显，持续地不加反思地使用技术将是不合适的或没有效率的。

例如，韦恩描述了一个设计于1970年代的输水管道的案例，这套管道用于满足兰开夏地区预计中的工业和住宅增长导致的对水的剧增需求。在技术设计和实施阶段，人们假定它将待续并满负荷地汲水。然而，十年后的事实证明这些假定并不正确：兰开夏地区出现经济萧条，对水的需求并没有增加。结果，人们只是间歇性地使用它并且它常常一停就是好几个星期。如此操作导致管道中形成大扯真空，最终引发一场大规模的瓦斯爆炸，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这个案例中对技术的操作取决于曾经合适但当时已经过时并被人忘掉的关于该地区社会经济增长的假定。这些假定被设想为在技术中充当使技术“正常”运行的条件。这些条件在当时操作环境下已经不适用，但使用者并不知道；而当初的技术设计者和开发者也早已离开，这些人都无法对技术进行反思和调整。

正如上面所言，人类行动的一个关键方面就是掌握知识并善于反思。尽管人们采取的行动可能同时会有预料到的和未预料到的结果，但能动性并非指有意识的能力。例如，一个公司使用电子邮件有增强沟通和信息共享的预期结果，但也有减少地位障碍和社会情境线索的非预期结果。更进一步地说，使用技术的行动者的个人行动尽管会对局部环境产生直接影响（预期的和非预期的），但也会对自身所处的制度环境产生间接影响（常常是非预期的）。例如，个人使用电子表格软件来计算组织的年收入或给人造成貌似合法经营的印象，但这种行动其结果恰恰是确认了会计专业职业体系中“问责制”的现实意义和重要性。尽管行动本意旨在直接保持或改变制度环境的某个方面，但其结果却并非是必然的。比如说，管理人员为了使组织更有竞争力而引入自动化生产程序，但可能会由于现在组织运转更依赖于这项新技术，当工作流程因技术故障而被打断时，组织变得更加脆弱，其结果是既增加了成本、延误了生产进程，也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正如前面提到的，技术的二重性在组织话语中往往受到斥制，由只强调一个维度的二元论视角取而代之。某种程度上，这种短视现象的形成是因为组织研究者往往看不到二重性的另一个面向。各种类型技术的开发和使用过程往往在不同的组织中完成。也就是说，构成技术的行为和被技术构成的行为常常发生在不同的时空，前者多发生在卖方组织中，而后者则往往发生在买方组织中。不足为奇的是，在这些情形下，技术使用者通常把技术视为一个封闭系统或“黑箱”，而设计者则倾向于对技术采用开放系统的视角。

时空脱节与前面审视的时间范围概念有关。将技术要么看作固定客体要么看作人类行动产物的二元观点受研究者选取技术发展阶段的影响。认识到技术设计与使用过程中的时空脱节问题，有助于了解它是如何促成已有文献中主导性的概念二元论的（见图4）。关注技术研发和设计（图4左边部分）过程的研究者面对的是技术的不断建构属性。所以，他们考察技术开发人员如何受到组织制度属性（箭头1）的影响，以及如何开发一项技术以实现管理目标（箭头2）。这些研究并不视技术为固定或客观的实体，而是承认技术的动态和权变特点（正如战略选择学派的观点）。另一方面（图4右边部分），关注办公室或工厂中技术使用情况的研究者，则集中研究技术使用者如何被既定技术（箭头3）影响，以及技术如何影响组织的制度属性（箭头4）。这些研究者很少注意开发这项技术的行动者的能动性，也未认识到技术使用过程对技术持续不断的社会建构和物理建构。

在技术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技术的结构化模型并不把技术的设计和使用看作非连续的阶段，而是认为自始至终都存在着潜在的可修改机会。在把技术理解为社会性和物理性持续建构过程的同时，将影响技术的人类行动和受技术影响的人类行动区分开来的分析也很有价值。我建议把人们与技术的互动看作两个有交集的模式：设计模式和使用模式。当然，专门指出这种区分只是为了分析上的方便，事实上这些互动模式是紧密相连的。

即使我们承认技术是循环地被设计和使用的，我们也需要区分使用者对技术重新设计的程度上的差异。尽管我们认为行动者在最初开发技术时投入了更多精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使用者在与技术互动的过程中持续（物理地和社会地）改变技术的潜力会打折扣。在众多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下，使用者在使用技术时用各种方式解释、调用并操纵技术。然而，尽管存在这些方面的可能性，刚性的、常规化的技术视角仍然得以发展。这些视角是技术与组织互动关系的函数，并不是内在的技术本质。

比如说，很多技术在使用初期，诸如制造技术和医学技术，在工厂车间或医院里都被刚性化地假定为用于生产的固定手段。但即使是最具“黑箱”特征的技术也需要人类能动性的理解和激活才能发挥作用，并且使用者通过这种互动过程能塑造技术及其应用效果。举例而言，琼森和格朗兰德描述了机器操作员如何参与机器的设计和改进工作，而韦恩则举例说明各种技术系统的操作人员——从飞机到化工厂经常偏离正式规则约定的操作实践，以应付复杂的互倚性关系、非预期性事件及权变性的局部情形。“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灾难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调查表明航天飞机经常遇到各种故障，而且O形圈损害和泄漏在航天飞机飞行史上频繁发生，“……专家渐渐将其当作一个新的正常事件”。针对这个技术案例及其他案例，韦恩指出：“可以把整个系统看作是根据大扯即兴判断和假定很不可靠地发展而来的。在正式规则和检查程序之外，产生了一组新的更私人化的非正式‘规则’。”

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于美国东部时间1986年1月28日上午11时39分（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6时39分）发射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上空。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后，因其右侧固体火箭助推器（SRB）的O型环密封圈失效，毗邻的外部燃料舱在泄漏出的火焰的高温烧灼下结构失效，使高速飞行中的航天飞机在空气阻力的作用下于发射后的第73秒解体，机上7名宇航员全部罹难。挑战者号的残骸散落在大海中，后来被远程搜救队打捞了上来。[图源：sohu]

一些刚性更强的技术，如装配线、化工厂和发电站中的技术在投入使用时出现的怠工现象和避责行为更进一步阐明了使用者在塑造技术及其使用效果时所扮演的角色，而一些关于办公室的研究也揭示出使用者通过非正式实践、避责行为和“消极怠工”等方式对技术所施加的类似影响。例如，麦凯描述了某电子邮件系统的使用者们如何基于不同的任务情况和个人偏好，采取多种使用策略。结果，这一电子邮件系统被组织成员以各种方式使用并且对不同使用者产生了不同的含义和效果。

在区分或判定技术的刚性程度时，最关键的指标是使用者控制自己与技术的互动及技术特点时所具有的能力。由于使用者在技术存续周期中的任何时间都可能施加这样的控制，因此设计阶段和使用阶段之间的明显脱节其实是虚假的并具有误导作用。我将追随平奇和比克所开创的传统，用诠释弹性概念来指代技术使用者在技术开发或使用时（物理地和/或社会地）卷入技术构造过程的程度。诠释弹性是人与技术间关系的一个属性，并因此受到人造物特征（例如构成一项技术的特定硬件或软件）、行动者特征（如经验、动机）以及情境特征（如社会关系、任务安排及资源分配）的影响。

尽管诠释弹性概念承认技术在设计、使用和解释时存在弹性，但其影响因素告诉我们，任何特定技术的诠释弹性都不是无限的。一方面，它为技术的物质特征所约束。某种程度上，任何技术本质上都具有物理性质，从而受物质状态、能量状态等因素的限制。另一方面，它还受限于制度情境（意义结构、合法性结构以及支配结构）以及在技术设计和使用过程中影响行动者的不同层次的知识和权力。比如说，最初的设计者倾向于让技术设计符合现有管理目标，结果就造成很多技术强化了现有制度，强调标准化、控制和效率。然而，这种联系并非必然，并且，由于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技术的应用日益增加，技术开发者和使用者之间的传统劳动分工变得日益模糊，同时，技术使用者在数量、影响和知识方面都日渐增长，上述联系也就会发生相应转变。此关系模式还可能受到在迫使管理者改变战略、组织形式和操作规则的变迁中经济条件的影响。

技术结构化模型的组成部分

技术的结构化模型包括以下几部分：(1)社会行动者——技术设计者、使用者和决策者；(2)技术——在工作场所中充当任务执行中介的人造物；(3)组织的制度属性，包括组织维度上的结构安排、商业战略、意识形态、文化、控制机制、标准操作程序、劳动分工、专业技能、交流模式等因素和环境压力维度上的政府法规、竞争因素、供应商战略、职业规范、有关技术的知识状态以及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接下来，本文将对技术结构化模型的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讨论，见图5。

作为人造物，技术只有通过创造性的人类行动才得以存在，并通过持续不断的维修和改进过程（汽车要维修，打字机要换新色带，即使铅笔也需要削尖）而得以维持。更进一步讲，人类行动通过使用技术而建构技术。也就是说，一旦被发明创造出来，技术就在组织中被使用；但技术除非被人类直接或间接赋予意义并加以操作，否则就是没有生机的物体．也就不会产生任何效果。技术自身本没有意义也不在人类事务中扮演有意义的角色。只有通过人类的使用（不管是用于生产性还是象征性的目的），技术才发挥重要作用并因此产生影响。只有通过人类行动，技术所具有的能力和性质才能被我们理解。

总体上，技术的诠释弹性以两种互动模式发生作用。在设计模式中，能动者将特定解释框架（对特定工作进行自动化操作的有关知识规则）、特定设备（用于完成特定工作的资源）以及特定规则（组织认可的用于完成特定工作的规则）植入技术。而在使用模式中，能动者采取下列方式调用技术：赋予技术共享的意义，从而影响他们对构建在技术中的解释框架、设备和规则的调用，进而允许这些因素影响他们执行各项任务。在很多组织中，个人是很难控制何时或如何使用技术的，因而也就没有多少自由来决定何种意义和要素会影响他们跟技术的互动。但是这些束缚是制度性的，并不是技术作为人造物本身固有的。使用者经常可以选择（冒着受到谴责的风险）或是不使用技术或是调整使用技术的方式。技术需要被人们使用，这个概念保留了使用者在与技术互动时对技术经常可以施加（尽管很微弱）的控制要素。

技术由人类使用，它是人们活动的中介。任何使用打字机、电话、电脑、锤子或铅笔的人都能证明技术为完成特定工作提供了方便。一个重要的推论是技术以特定方式为人类完成工作提供方便的同时也束缚了工作。这种影响类似于早先考察技术使用结果时得出的假设。然而，结构化模型有两个重大差异。一个差异使我们承认技术并不能决定社会实践。人类的能动性需要经常使用技术并且这意味着存在“选择其他方式”的可能性。因此，技术只能制约而不能决定社会实践。另一个差异则使我们认识到技术对社会实践的制约既是促进性的，又是束缚性的。与其说技术只起束缚作用或促进作用，不如说这两种作用都起。很典型的是，那些试图决定性地确定技术有“正面”或“负面”效果的研究并没有认识到这种双重影响。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框架让我们得以认识技术作为社会实践的中介，必然地同时具有约束作用和促进作用。而究竟哪种作用占主导地位则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包括设计者和植入者的行动与动机、技术所嵌入的社会情境以及特定用户的自主权和能力。

其他反映能动者与制度属性间互动的影响力量也跟组织中的技术应用研究有关。但为强调技术的关键方面，这里只讨论那些对技术有直接影响的因素。以下两种影响力量在技术结构化模型中尤其重要。

有一种影响力量跟组织中人类行动的本质有关，即发生在组织情境中并因而被组织情境塑造的行动。行动者操作（不管是设计、使用、修改还是抵制）技术时，受环境中的制度属性影响。他们利用现有的知识、资源和规则完成工作。这些影响经常是未经阐明的或是未经行动者深思的，并且在这里主要是作为与技术互动的制度条件被提及。安德森比较了美国和挪威两个不同环境下数控设备的发展，并发现差异化的制度设置、经费、劳动关系、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传统塑造了不同种类的数字控制技术。另外，前面提到的英国输水管道案例也从反面揭示了特定制度条件如何影响一项特定技术的设计和开发。而巴利考察两个医院如何使用类似医学扫描技术的案例，则向我们展示了不同制度条件如何影响人们与技术互动的方式。技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被设计并投入使用，这些条件也将对技术的形式和运作打下烙印。

最后一个影响力量涉及人们利用技术对组织制度属性施加影响的方式，要么是加强（更为典型），要么是转化（这种情况的发生频率较低）。技术是一种“应用环境”，其建构和使用受制于组织的意义结构、支配结构和合法性结构。对技术的使用暗含着对这三个制度结构的改变或加强。对于这些影响——包括与技术互动的制度结果——使用者常常想不起来，他们通常意识不到自己在重新确认或破坏制度现状时所扮演的角色。当使用者与技术暗含的规则和资源一致时，他们无意中维持了技术得以采用的组织的制度结构。

当使用者不按设计之初的本意使用技术时，他们可能会改变，有时还会破坏技术内嵌的规则和资源，并因此改变制度情境以及技术创造者、发起者和植入者的战略目标。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远比人们想象的高。佩罗和韦恩展示了操作复杂技术的使用者如何需要经常应付高度的压力、迷糊状态以及偏离“正常”操作条件的局部松散状况。在这些情形下，协商使用技术对技术预先规定的机械操作而言意义很不一样。韦恩指出：“因此，植入设计时的承诺和操作技术体系包括了新规则、新关系的持续发明和协商、而不仅仅是实施己设计出来的技术。这以一种预料之外的方式来发展技术，好像要把技术进一步‘规范化'。”提尔的工艺研究涉及一台新研磨机被引入一家自动化制造工厂的案例。在这一案例中，最初的整合问题迫使项目工程师安装一个临时的手工“应急装置”。尽管没什么效率，但操作人员仍然很快学会使用并靠它完成飞作。最后，研磨机虽然实现了功能的相应改善，但操作人员不让工程师卸下这个“临时的”应急装置。配了应急装置的新技术和操作人员的日常工作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变成操作研磨机的“正常”模式或者说制度化模式。

在本文所提出的技术分析模型中，结构化被理解为一个历史地和情境地嵌入的动态过程。尽管作为该模型基础的关系的主要成分和本质被认为相对稳定，但其范围、内容及相对影响力会随时间变化。除了动态特征之外，结构化还被理解为一个辩证的过程，因此也隐含着内在矛盾。相比于线性地联系各种要素的模型，结构化模型认为各种要素循环往复地发生互动，还可能破坏别的要素的效果。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组织中技术的物化并因此远离当初建构技术的人类行动的趋势。把技术理解为既定的和客观的实体是一种很典型的观念，但这直接跟技术固有的不断建构本质相矛盾。认识到这些潜在矛盾有助于我们理解组织中的张力和不稳定性，以及这些张力和不稳定性如何互动从而改变组织。

利用技术结构化模型

这部分内容将通过解释一个实地研究发现来阐述技术的结构化模型，这项实地调查意在研究信息技术在贝塔公司中的应用。

研究地点

1987年，贝塔公司在全世界的咨询业务收入为6亿美元，并且在50多个国家或地区大概200个办事处雇用了13000多名咨询师。其大部分职员是“功能咨询师”，主要为顾客开发定制的应用系统；极小部分(1987年为3%)是“技术咨询师”，为功能咨询师提供技术支持（软硬件系统方面的专业技能支持），并从事研发工作。贝塔公司的咨询师在临时性项目小组工作的同时，还处在公司科层体系（咨询师、高级咨询师、管理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不同层级中。过去几年里，贝塔公司在用于咨询师工作的信息技术方面投资巨大。这种投资已经把应用系统开发——传统上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基于纸笔的活动——转化为理性化的资本密集型生产过程。从特定种类信息技术的应用发展到系统开发自动化，数据处理行业称之为“计算机辅助软件工程”技术，贝塔公司则称之为“生产力工具”。

研究方法

该研究采用民族志方法，例如参与观察、与CASE工具互动、文档回顾、面对面接触、无结构和半结构访谈等方法。研究历时8个多月，地点包括贝塔公司内部以及研发人员为其建立应用系统的客户公司。研究的第一个阶段主要从公开出版物（内部出版社及行业出版社）和高管访谈中收集贝塔公司及其系统开发实践的历史资料，这些高管既参与过贝塔传统的系统开发又参与了资本密集型的系统开发。了解了贝塔公司及其实践方面的一些背景信息后，我们最终选择了5个不同的应用项目(4个大项目和1个小项目）进行深度分析。选择这些项目不是随机性的而是策略性的，以保证CASE工具在系统开发生命周期所有主要阶段（需求分析、概念设计、细节设计、植入和测试等阶段）的使用都能得到充分研究。

每个项目平均都花了四周时间进行研究，在项目成员日常系统开发过程中和他们彼此互动，并在与CASE工具的互动中观察并访问他们。本研究共完成了120个正式访谈，平均每个访谈持续一个半小时，此外还有多次信息交流会议和信息交换。研究中的参与是自愿的，尽管要经过贝塔高管的同意才能研究特定项目，但研究囊括的公司科层制中各层级的被访者个人则由研究人员单独邀请。对其他关键的调查对象的识别和搜寻工作同时在贝塔公司内外进行，比如高级招聘主管、研发主管、销售主管、主要客户经理以及贝塔公司以前的职员。同时，我们还通过研究月度部门会议（持续一整天）以及有关CASE工具的项目培训收集资料。

我们可以通过生产力工具技术随时间推移植入贝塔公司的整个过程来研究其对这项技术的开发和使用。接下来的这些过程将通过一系列结构化模型进行解释。

大约10年前，贝塔公司高管认为要维持盈利水平就要提高生产率，因此要缩短系统开发周期，减少每个项目需要的咨询师数量。他们也想通过增加每个高管管理的咨询师数量（扩大控制幅度），以提高管理的杠杆作用。另外，他们还想减少对客户各种配置的计算机所需技术知识的依赖。在过去，贝塔公司必须确保咨询师懂得一系列编程语言、数据库管理、远程处理以及操作系统以卓有成效地在各种技术环境下应付自如。这些知识的技术性很强，又很特殊，并且随着新产品在市面上陆续出现，这些知识很快就过时了。

建构生产力工具的任务由贝塔公司的技术咨询师完成，他们设计计算机程序，为系统开发知识进行编码。为使系统开发自动化，技术咨询师需要阐明并理顺功能咨询师日常工作中使用的现有手工程序。在这一点上，贝塔公司已有的系统开发方法对他们帮助甚大．其中详细规定了执行每个系统开发任务所需要的规则和惯例。

1960年代早期，贝塔公司首次开始咨询业务时，软件咨询师并没有可以用来指导工作的正式标准或指南，应用系统通过试错法得以建立。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内部关于系统开发的很多知识通过经验共享累积起来，一些非正式清单也在收集和传播。但随着软件咨询业务持续增长（大约每年150%)，贝塔公司需要更多工作人员和客户。相应地，贝塔公司学习并交流实践指南的非正式传统就变得不合时宜了。因为这种指南漫无边界，能力要求又偏多，还无法处理异常情况。当项目变得更大更复杂时，风险就更高，而且损失也更严重、更突出。作为对此的反应，贝塔公司的管理人员安排了公司层面的攻关小组以修改原有的非正式系统开发试探方法，将其适度扩展，并正式建立工作指南。如此一来，贝塔公司正式的、综合的系统开发方法就诞生了。它规定一系列系统开发阶段，阐明每个阶段的任务和可交付的成果，界定完成每项任务所需的技能，确定估计时间和预算要求的指导方针，并明确质量控制和开发进程里程碑。尽管此方法为指令性文件，但在实践中人们经常抛开它，咨询师开展工作主要依靠自己的主动性．而把规定的方法主要视作定向依据。

系统开发工作合理化及接下来技术开发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贝塔公司系统开发方法事先的制度化。尽管指定的方法与系统开发实践间缺少一致性，技术咨询师仍寄希望千系统开发方法能给系统开发工作提供理性的、有结构的和全面的说明。尽管此工具旨在使咨询工作标准化，但事实上，标准化先于此工具的开发。这个工具使管理工作有机会将标准化进程进一步向前推进，并且更重要的是，有机会在实践中应用它，而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

贝塔公司内部生产力工具的开发过程可以用结构化模型（见图6）来描述。由于受高管委托，技术咨询师的开发工作受管理层战略的影响。这些管理战略授权技术咨询师为建构工具而分配资源。当然，建构工具的工作也受贝塔公司现存系统开发方法的影响，现存方法为技术咨询师提供用于开发生产力工具的解释框架和规则。生产力工具因此通过贝塔公司技术咨询师的能动性得以产生（箭头1）。而为了实现这种建构，技术咨询师的行动受贝塔公司制度属性影响（箭头2），尤其是贝塔公司系统开发方法体系（意义结构和合法性结构）中现存的制度化的知识和规则，以及高管（支配结构）分配给技术咨询师的资源（时间、金钱和权威）。

生产力工具一被开发出来，就在项目小组中投入使用。刚开始，其扩散呈加速态势，发展到后来足够强劲时，则在所有大项目中被强制使用。咨询师使用生产力丁一具时，将植入工具中的假设和规则作为他们工作的中介。作为人类行动的媒介，这个工具既束缚又方便了咨询师的活动。技术咨询师设计并开发这个工具，因此工作可以以标准化、结构化和可预期的方式进行，但这并没有给咨询师个人留下多少自由空间。这个工具也反映了管理人员和技术咨询师的有关假定，即系统开发过程是理性、有序和明确的，咨询师应该与此工具消极互动，并且咨询师对计算机系统方面的技术问题理解甚少。而这一系列设计决策的效果则是技术规定了咨询师开发系统的方式（图7箭头3）。

举例来说，考虑一下人机界面设计任务。贝塔公司采用这个工具之前，界面是人工设计的，要么用纸质的，要么通过在视频显示器上进行费力的人工操作完成。咨询师把数据字段安置在显示器的合适区域，给每个字段安排必要的格式、并确保自己遵循恰当的标准和惯例，通过以上这些活动来设计界面。界面设计工作很费时间，而且还很个人化。正如一个高管解释的那样，生产力工具将这个过程理性化，目的在于：

实行人机工程学的界面设计。我们想得到始终如一的好设计，如果交给咨询师来完成，就无法保持连贯性。要知道，一部分人可能是米开朗琪罗风格的，但后来就可能变成杰克逊·波洛克风格的了！

有了生产力工具，咨询师只需要在T位上操作界面设计主具，按照要求在每个界面中输入要用的数据字段。界面设计工具（通过预先确定的“人机工程学试探法”）以复杂的运算法则编程，来确定数据字段在界面上的最合适布局和格式。于是界面设计通过自动化方式产生了。大量时间得以节省，还体现出灵活性。举例来说，如果咨询师后来发现不经意间省略了一个数据字段，那么用生产力工具处理起来就很简便，改变界面输入参数，并用生产力工具生成新的设计。如果没有生产力工具，这些改动将不得不手工操作，既费时又费力。

这个案例证明技术既是人类行动的推动者，又是一种束缚力量。一方面，生产力工具使咨询师设计界面时的速度比以前快了很多，解除了格式化数据字段时的负担，并促进了即时性修改任务的完成。但另一方面，生产力工具也束缚了咨询师，因为他们受限于生产力工具中既定的格式化选项。与既定模板不匹配的界面就无法设计，而且贝塔公司内部的制度压力（图7箭头4）会阻止咨询师绕过生产力工具自行手工创造独特的界面设计。咨询师理应在工作中使用生产力工具，偏离这条组织规则将遭到惩罚。更进一步讲，贝塔公司的项目进展通常有非常严格的时间表，这迫使咨询师以标准化方式开展工作，因为这样既简单又快捷。用其他方式工作既不方便，又容易打断正常进度，因此应该避免。一位咨询师这样报告：

在前一段时间用界面和报表设计编辑器设计时发现，我们是在引导客户使用特定格式的界面和报表，因为那是设计工具要求的方式。因此，客户有时候会因为我们提供的技术环境而被迫接受设计。

这种约束力量鼓励咨询师劝导客户接受生产力工具已生成的界面格式。一个典型策略就是“技术决定论”：必须用那样的方式，那是生产力工具发挥作用的唯一途径。而界面也可以手工进行用户定制设计，这一点却并没有被提到，误导了没多少电脑使用经验的客户，他们以为技术是确定性的。咨询师按生产力工具规定来设计界面不但远比客户更青眯的定制生产模式简单，还意味着咨询师的个人进度不受打扰。因此，迫于项目主管工作方案的压力，咨询师也给客户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接受生产力工具自动生成的设计。与其说“技术决定论”是技术的一个内在特质，不如说它也是被社会建构的，也就是说，它是技术使用过程中逐渐生成的社会实践产物。

从咨询师个人来看，生产力工具之所以会束缚他们的工作，是因为执行各种系统开发任务要求必须跟生产力工具的指令相一致。以技术为中介并强调标准化的系统开发工作因此不再给咨询师自由发挥的空间。贝塔公司植入生产力工具，并以此作为系统开发的中介，这种方式不但影响了任务的执行，还影响了对任务的认知。很多咨询师，尤其是新手，认识不到生产力工具建构现实过程的方式，不管是对他们自己，还是对将要用它们来实现工作自动化的客户而言。贝塔公司采用生产力工具之后，系统开发逐渐被理解为一项基本上由生产力工具执行的工作。生产力工具已经变成一种技术控制机制，限制了咨询师理解自己的工作并与之互动的方式。

一旦生产力工具的使用变成理所当然的，它就被制度化了，而且咨询师在项目工作中对它的使用就会影响贝塔公司的制度结构（图7箭头5）。用结构化模型的术语来讲，生产力工具代表组织成员日常行动中经常使用的一组规则和资源，因此构成贝塔公司意义结构、支配结构和合法性结构的一部分。生产力工具组成意义结构的一部分是因为嵌入其中的知识（以概念和程序的形式存在）指导了咨询师解释问题和开展工作的方式。因此，当咨询师使用生产力工具时，他们也同时使用了组成贝塔公司系统开发知识的解释框架。这是有意识的过程，正如一位高管指出的：

通过把标准变为生产力工具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控制人们做什么和如何做。我们不再依赖于人们头脑中的知识。因此即使有人离职，我们也不会停业。生产力工具允许我们把知识放入结构中并嵌入在技术里。

当然，咨询师并不是没有注意到生产力工具对行动的影响。一个高级咨询师观察发现：

生产力工具迫使人们用特定方式想问题。我们都在思考屏幕和报表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没有机会考虑是否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做事……生产力工具明确阻止我们考虑其他方式。我们把同样的想法带到不同的项目中，因此我们一直知道做什么。

而一个咨询师也有类似的评价：

当你依赖生产力工具时你会内在地假定一些特定的东西，因此这妨碍了你发现其他事务的能力。打个比方，这就像玩一副牌：你必须从既有的52张牌中选一张，却不能选第53张。因此生产力工具创造了一个用于工作的既有安排，我们却落入看不到其他可能性的陷阱。

生产力工具构成用于控制咨询师工作的资源，因此对贝塔公司的支配结构有贡献。生产力工具尽管本土化地植入在每个项目中，但主要是由技术咨询师设计和开发的。生产力工具的内在假设、特性和标准化程序，给工作性质和项目中咨询师们的合作方式施加了不太引人注意的控制。就贝塔公司而言，主要生产程序已经变得非常关键以至千在项目层次上冒着使行动自动化的风险。在每个项目中生产力工具提供的技术结构制度化了贝塔公司内部的集中控制机制。然而，如果行动者没有积极主动地使用技术，其中的集中控制将是无效的。咨询师为了激活集中控制，必须适当地使用生产力工具，并且通过这样做，咨询师无意中强化了由技术加于其上的制度化控制。因此，每次使用生产力工具的无意结果就是重新确认了贝塔公司的支配体系。当然，如果咨询师不以经过认可的方式使用生产力工具或是完全绕过生产力工具，他们就会损害公司的支配体系。

生产力工具对贝塔公司的合法性结构也有贡献，因为其认可特定的系统开发模式，并宣布一组关于什么是可接受的和什么是不可接受的“专业”实践。贝塔公司在所有大型项目中授权使用生产力工具时，有意地传递一个这样的信息：生产力工具是大型系统开发的唯一合法方式。因此，贝塔公司内部的技术采纳是在应用已经得到认可的标准。通过使用技术以支持或促进工作自动化，管理人员传达着这样的信号：生产力工具是实施这项工作的合适方式。进一步而言，生产力工具内含的规则包括用于系统开发工作的合适标准和优先考虑事项，以及引导具体工作展开的方式。通过在系统开发中使用生产力工具，那些嵌入在生产力工具中的优先考虑事项、假设和价值充当了道德规则的角色，是构成贝塔公司合法性体系的要素。

在贝塔公司这一案例中，对生产力工具不经反思的使用是控制咨询师认知和行为模式的一种有效方式。贝塔公司的标准化开发方式既可以被看作公司的意识形态，又可以被视为公司战略的一个具体方面。生产力工具很明显并不仅仅是工具性的（安排生产进程），它还是规则性的．因为它还充当了贝塔公司共享现实的互动中介，带来人们思想和行为上的一致性与可预测性。并且．这对于建立团结关系和共同秩序，使咨询师相互之间可以替换并在地位上变得可有可无都具有重要意义。一位高管认为：

生产力工具提供了一种通用性的表达方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据此来明了行动的意义和规则。因为我们的概念是一样的，因此在项目中换人很容易。

因为互动规则嵌入在工具中，所以与此相关的每个互动都高度有效地——使澄清或详述相关互动规则的需求最小化——用以强化贝塔公司的共享现实、假设和价值。其典型结果则是对现状进行重新肯定，并强化贝塔公司的合法性体系。

生产力工具由贝塔公司的管理人员和技术咨询师设计并引进，通过理性化和标准化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如今，贝塔公司数以千计的咨询师在工作中使用生产力工具，而他们并没有参与这个工具的开发过程。这导致一种阻碍反思的被动心态和结果导向的工作方式（为贝塔公司竞争性的激励机制所助长）。然而，尽管有这些影响，有知识并具有反思精神的行动者仍有能力改变技术的支配性影响。不过，个人在使用中修改技术的程度取决于他们是否了解技术的建构性本质。这由个人对技术中介作用的认识程度、对技术替代物的构想程度以及行动的被调动程度来决定。

生产力工具在贝塔公司目前的使用和开发阶段中还并不成熟，还不是完全标准化的产品（仍有故障发生，并且在项目中经常需要小范围调试）。然而，正如一位管理人员所描述的，贝塔公司的目标是把生产力工具完全整合进系统开发工作中；当它变得“很完善”时，生产力工具区别于它所辅助的活动及结果而作为生产手段的身份将很难体现。由于生产力工具变得更加理所当然，咨询师更难具备对其进行反思的能力，因而也不太可能在没有它或是绕过它时开展工作。海德格尔有一个相关概念叫“现成在手之物”，指客体在没有经过我们将其视为独立客体的明确认知过程的前提下，就构成我们行动背景的一部分，并且只有在客体发生故障时我们才认识到它们的存在。生产力工具在辅助系统开发时变得越“完善”，就越是会被理所当然地看待；并且它们越是被不加反思地使用，就越会束缚人类行动。然而，通过控制的辩证法，人的能动性就会突破制度化人造物意义上的决定论束缚。一旦使用者承认技术的诠释弹性，他们就会调整对技术的解释和使用方式。考虑到大多数咨询师相对较低水平的技术经验，以及集中控制机制、标准工作程序和相对刚性的技术设计的制度情境，贝塔公司生产力工具的使用在整体上倾向于表现出较低水平的诠释弹性。不过，有些咨询师能认识到他们所使用的生产力工具的建构性本质可能因为他们是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有过不使用生产力工具时的系统开发经验——并且有时他们确实试图修改与此工具的互动方式。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年—1976年），德国哲学家，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他在现象学、存在主义、解构主义、诠释学、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心理学及神学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图源：Wikipedia]

不过，当咨询师认为生产力工具对他们的行为强加了不合理的束缚时，也会反对使用它。例如，除非某个特定序列中的其他任务率先完成并达到工具所证明的完整程度，否则咨询师不会开始手头的工作任务。由于认识到这是在不必要地浪费时间，咨询师常常会为了继续他们想干的工作而回避此工具。他们有时甚至还耍花招。例如，在贝塔公司的一个项目中，咨询师就认为生产力工具限制性太大，他们在进入基本电脑系统时用了一种能暗中绕过生产力工具的方式。然而，这种偏离性行为在经过一段时间（大概一个月时间）后最终被发现并禁止了。一位高级咨询师对此做出如下评价：

出现这些事件时，发生了一场政治丑闻。我们被告知不再是团队成员了。

经过这次事件，咨询师最终使项目主管相信生产力T具过度限制了他们的行为，一些技术咨询师被指定来修改此工具的某些功能。那些不只是通过强化贝塔公司的制度结构，还打破项目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意义体系、权力关系和规则运作的咨询师也取得了部分胜利。他们已经改变了生产力工具的某些功能——尽管这主要被视为技术咨询师的权限一并对任务执行采取了一定的控制。结果是他们促成了技术的一种改变，就如何及何时使用生产力工具而言，他们得到了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个案例表明，在使用技术的任何过程中，都不能将技术视为固定客体；技术的特点和使用模式经人为干预后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且事实上也确实随时间变化了。

贝塔公司制度化属性受到的破坏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取决于其偏离已确立结构的持续时间，以及偏离行为在公司内部的扩散程度。咨询师不服从的可能性——尽管某种程度上经常存在——在未来可能会减少。越来越多的咨询师接受的培训是在工作中只使用生产力工具，并且没有在不使用生产力工具的情况下学习专门技术或是获取系统开发经验，因此他们中大多数人不太可能意识到还有其他的系统开发方式，在日常工作中使用生产力工具时也不太倾向于改变它。在此，技术的矛盾本质暴露无遗：生产力工具开发出来原本是为了提高贝塔公司项目的生产率，然而使用该工具最终造就的是只在使用工具时才具备生产力的咨询师和“因受过训练而无能”的咨询师，他们要么无法用任何其他方式进行系统开发工作，要么无法在生产力工具妨碍有效工作时适时地识别问题。

图8描述了贝塔公司同生产力工具之间持续不断的互动。功能咨询师为开发系统而使用生产力工具（箭头6）。功能咨询师对生产力工具的使用受到贝塔公司制度情境以及他们在其中经历的社会化过程的影响（箭头7）。在使用生产力工具时，功能咨询师的行为和对现实（对下作、对工具、对他们自己以及对他们的顾客）的感知以嵌入在工具中的解释框架、规则和资源为中介（既提供便利又施加约束）（箭头8）。正如贝塔公司的意义结构、支配结构和合法性结构所表达的，通过使用生产力工具进行系统开发很典型地重新确认了公司的制度属性（箭头9）。当然，功能咨询师通过忽视或调整跟生产力工具的互动，偶尔也会出现偏离行为（箭头6）。这种行为暗中破坏了嵌入在工具中的解释框架、规则和资源，并且，如果这种行为充分发展并持续下去，最终将通过改变支配结构、意义结构或合法性结构而改变公司的制度属性（箭头9）。这将触发管理策略的改变，随之，管理人员将允许技术咨询师改良工具（箭头7）。这可能会改变工具的形式或功能（箭头6），但调整之后的工具一旦投入使用，将再次被制度化并服务于功能咨询师的工作（箭头8），当然也会再生产出贝塔公司的制度系统（箭头9）。而且，只要生产力工具是贝塔公司运作战略中的组成部分，那么这种咨询师、公司制度属性与技术之间的互动和辩证循环关系就将随时间而持续。

讨论

本文讨论了一系列议题，这些议题改变了我们对技术与组织之间交互作用问题的思考方式和研究方式。文章特别突出技术的两个关键方面即技术的二重性和诠释弹性，技术与组织互动的不同阶段涉及的时空脱节问题蒙蔽了上述两个方面。技术的二重性允许我们把技术既看作人类能动性的产物又看作结构制度化的产物。它还进一步强调了任何技术发明在物理上和时间上的限度。技术是时间和组织情境的产物，并反映特定历史发展轨迹中的知识、物质、利益和地方性环境的影响。当然，这些因素的影响并非不可避免或不可扭转的。

通过理解技术带有不同程度的诠释弹性，之前对技术概念化时无处不在的时空脱节在这里就消失了。本文着重强悯：人们如何设计、解释和使用技术是存在弹性的；但这种弹性是一系列因素的函数，其中包括组成技术实体的物质成分，技术开发和使用的制度情境，以及人类行动者（开发人员、使用者和管理者）的权力、知识和利益。另外，时间因素也影响技术的诠释弹性，并且组织中对技术的解释和使用随时间推移会趋于惯例化和常规化，在概念上或操作上进行改动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这种封闭性很容易被认可并制度化，最后技术会表现出一种牢固性和稳定性，这无疑掩盖了其潜在的诠释弹性。

工业经济中把技术开发和使用分开的倾向加剧了组织中技术概念的封闭化和具体化，因此组织中很多作为工作媒介的技术在到达工厂或办公室时已经完全成型。技术开发与应用间的时空距离越大，以较小弹性解释和使用技术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技术开发人员能在技术开发和测试阶段同未来使用者相互磋商或是让他们也参与进来，则以较大弹性解释和使用技术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当技术开发人员也是同一项技术的使用者时，情况更是如此，例如工匠制造自己使用的工具或软件使用者设计并开发他们自己使用的计算机应用软件。

技术诠释弹性概念对于组织中日益增加的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技术使用尤为适用。这样的技术通过操作符号得以运作，结果是，供应商和开发人员认为比起工业经济中的技术来说，“开放”的信息技术开发更为划算。举例来说，信息技术主要被供应商作为具有通用运算能力的产品开发并销售，而不同的应用程序则根据顾客需求随时间推移开发并修改。另一方面，具有固定而标准化部件的工业技术在生产和使用时则更能节省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然而工业技术并不是本质上需要更强的封闭性和刚性。如果有足够的资源投向工业技术，当然也可以支持更具弹性的技术阐释和技术应用。然而到目前为止，管理人员还没证明这样做切实可行。信息技术正在改变生产和技术使用的经济性，并且随着很多产业整体转向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新技术，阻碍更具弹性的工业技术发展的成本约束正在逐渐减少。

尽管经济因素和技术因素正在促成一场运动，这场运动引导人们甩开具有相对刚性的人造物的开发和使用，但我们仍不太清楚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是否有相同影响。工作场所的文化、管理思想、专门技能和权力的现有基础都明显影响技术的开发、人们对技术的理解以及技术的使用方式。鲍威尔引用有关美日两国柔性制造系统的比较研究，指出：“看上去在美国批批生产精神很难避免······日本工人和管理人员则对现代技术能做什么有更深的理解，并更依赖一线工人的判断。”类似地，很多组织并没有利用信息技术潜在的诠释弹性，而是常常倾向于开发不那么有弹性的软件。正如对贝塔公司生产力工具的考察揭示的那样，信息技术为迎合高管的管理目标，也可以以相对较低的诠释弹性来开发、解释和使用。

尽管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是在社会层次上提出的，但是其描述的社会行动者和制度属性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构化进程却在多种分析层次上都有所体现。技术的结构化模型允许我们在跨组织、组织、群体和个体等分析层次上构想并审视技术与组织的互动。这克服了很多评论者提出的分析层次问题，并强调理解技术与组织互动的不同层次的价值。只选择性地审视某一方面关系，例如只注意技术如何影响行动者而不留意使用者如何改动技术，将导致对技术与组织互动关系的片面理解。

通过跨越分析层次界限和时空区隔，技术的结构化模型对组织间的技术转让提供了一种分析思路。当前，组织使用的很多技术并不是自己开发的。相反，这些技术来自其他组织——要么是定制的，要么是现成的，或者部分批量生产部分定制的。承认技术开发和使用之间的时空脱节允许我们分析特定技术开发和使用时不同组织所扮演的角色。一项技术可能由一个组织设计，另一个组织开发、实现，然后再转移到第三个组织投入使用。这些情形下，技术开发时涉及的制度条件及相关行动者自然与技术使用时涉及的不同。也就是说，外部实体——开发技术的组织——在塑造使用技术的组织的社会实践时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在贝塔公司内部，生产力工具由内部开发，因此没有其他组织影响技术开发。然而，贝塔公司确实把生产力工具卖给客户，并且在这种技术转移中，嵌入在技术中的贝塔公司的制度属性，塑造了客户组织中生产力工具使用者的认知和行为，并潜在地塑造了这些客户组织的制度属性。结构化框架提供了一种方法，不但可用于研究技术在时空上的移动，还可用于研究技术在组织边界间的跨越，并潜在地为研究组织间的学习、影响和依赖关系提供一个分析基础。

技术的结构化模型并不直接处理组织形式问题，而组织形式被看作组织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属性。未来关于不同组织形式之间的关系及技术与人类能动性之间互动关系的分析显然是切题的。以下分析将大有裨益：在分析上使组织形式这个方面独立出来；检视不同的组织形式如何导致特定种类的技术，以及这些技术随时间推移如何反过来强化或改变现有组织结构。例如，我们可以假定组织与技术之间有或多或少具诠释弹性的互动关系，可能与明茨伯格所提出的不同组织形式有关。

有人可能进一步推测说，如果关于技术开发和使用之间区分的根本假设由于正在发生变化的经济条件或新的战略举措而被组织抛弃，并且由于技术变得更易被使用者设计和开发，一些组织的传统形式可能要有所改变。例如，由于工人在操作技术时享有自由裁量权、知识和资源，他们在设计和使用相对稳定的技术时，技术结构的角色和权力可能会发生变化。由于组织在动荡时期会努力变得更加灵活，有关组织的不同假设和技术与组织的不同互动模式可能既塑造新的组织形式，同时又为组织形式所塑造。我们需要经验研究以确定哪些力量能促进有不同程度诠释弹性的技术，并评估它们与社会实践和组织形式的整合。

结论

本文对技术提出了另一种理论概念，强调技术的社会历史情境以及技术既作为客观现实又作为社会建构产品的二重性。最为重要的是，本文详细阐述了一个技术的结构化模型，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并在未来进行关于技术如何与组织互动的研究。

技术的结构化视角洞察了之前技术概念的局限和贡献。尤其是，我们可以借此明晰每个已有传统的合理之处和片面性。技术决定论学派把技术看作一个给定的客观现实，致力于了解技术如何投入使用并在这个使用模型中起决定性作用。战略选择学派把技术看作动态的人类建构，就技术如何得到开发和解释以及如何通过这种建构反映社会利益和人类动机提出见解。而把技术看作结构变迁触发器的观点，则就社会历史情境如何影响技术使用者之间的互动发表意见。

技术的结构化模型旨在强调技术现象的关键方面，并注意技术开发及使用中的典型关系和互动方式。尽管可以假设并研究其中的因果关系，但结构化模型的前提提醒我们注意不恰当的决定论取向。尽管在具体历史和社会经济条件下，特定组织中的预期关系可能是经验性的，但行动者始终保有改变技术开发、使用、制度化和再生产的能力，这可能会干预任何一种因果预期。必须辩证地去理解技术与组织之间持续不断的互动关系，特定的制度情境、富有知识并具有反思精神的人类行动常常充当这种关系的媒介。

总之，这种技术分析视角既鼓励研究者关注跨越特定情境和特定种类技术的技术与组织间的互动关系，但又提醒大家不要陷入脱离了环境、技术和动机的抽象决定论关系。正如本文所引实地研究案例所揭示的，制度化的实践中存在两种强烈的趋势：束缚技术的开发和配置，促进技术的开发和配置。尤其是，该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条件如何影响具有不同程度诠释弹性的技术的开发、维持和使用，并启示我们反思人类决策和组织设计的局限性与机遇。

*本文选自邱泽奇主编的《技术与组织：学科脉络与文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本篇为旺达·J·奥利科夫斯基著，薛品译，马宇民、王旭辉校。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省略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阅原文。

**封面图为工业革命期间的工厂图，反映了技术对社会生产的影响。[图源：so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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